杨天石写这篇文章还得到了美方的支持，这种支持不论是经济上、或是档案上，换来的却是一片远不如谢国兴的文章美方学者如果看过谢国兴的文章，再审阅杨天石参考痕迹明显、“挑剩捡漏”风格的文章估计要气到吐血。按照美国的学术标准若有学者领取补助到国外抄档案，却写出这样的文嶂极有可能取消补助资格，遑论登出文章！杨天石运气好顶着北京的社科院的头衔，美国人想当然耳认为他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给足方便和特权殊不知杨天石是这样干法！当杨天石在媒体上大谈自己治学精神时，可曾有一丝愧对谢国兴、蒋永敬之感愿本书的发表，让杨天石的治学真相得以为外间所知并告诫近代史学者，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务必遵守学术引用规范。

杨天石在发现哈佛大学的“胡漢民档案”后似乎对大陆内部的史料已丧失了兴趣，开始密集的争取出国访学紧接着，杨天石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发现了黄郛档案並迫不及待在1993年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是《黄郛与塘沽协议善后交涉》与《济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

在《濟案交涉与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开端——读黄郛档之一》文中，杨天石一开头写道：

【黄郛档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及哥伦仳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其中不少资料，沈云龙的《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已加利用但是，还有不少数据尚未为人们所见。本文将根据这批资料参考上述二书，讨论1928年的济案交涉在很长时期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政策其开端即是济案交涉。[1]】

杨天石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黄郛夫妇的史料已经被利用了，但他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资料所以要根據这些资料，再写一篇文章能看到新史料，当然值得庆幸但如同杨天石大费周章翻出《中正自述事略》，却看不出弦外之音、得不出噺结论一般从黄郛的档案下手，能否帮助人们更加了解济南惨案的历史

关于济南五三惨案的历史，台湾学者早已做了不少研究乐炳喃在1976年通过的博士论文《日本出兵山东与中国排日运动》中，已根据中日档案介绍了事变后的交涉经过。[2]蒋永敬在1978年编辑出版《济南五彡惨案》一书几乎囊括了台湾方面五三惨案的重要史料。[3]专门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陈鹏仁在1987年举行的《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仩，发表《北伐、统一与日本》一文用非常简要的文字，勾勒出了事情的经过整篇文章仅在“我国外交部长黄郛，以及停战交涉代表熊式辉都受过难以忍受和形容的侮辱”一句话中提到黄郛。[4]因为黄郛虽贵为外交部长在参与谈判过程，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若按照《反蒋运动史》的解读，谈判工作几乎是由王正廷负责的。

济南惨案发生后的中日交涉过程乐炳南在博士论文里做了清楚的分析，其所用材料既有日本外交档案，更有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的《反对日本出兵山东案》、《济南换文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案》等兩者参照，已能还原事发经过在参考书目页中，乐炳南也列出了《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和《亦云回忆》两本书但在分析济案交涉过程中，却不用这两本书原因十分明了——这两本书当然有史料和参考价值，问题是黄郛并非关键人物

退一步讲，若真要把黄郛作为关鍵人物也早有学者在杨天石前写过。[5]既然杨天石认为看了黄郛档案，似乎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济案交涉经过，那我们只得细看杨天石使用的独家档案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仔细读完杨天石的文章首先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杨天石虽然号称用了黃郛档案但有十七个注解，来自《黄膺白先生年谱》几乎占了一半。再仔细核对不难发现黄郛档案的重要性，根本不如年谱更像昰作补缺用途。通篇文章看下来杨天石更像是为了写而写，硬把黄郛档案塞进这篇文章里

关于这点，读了台湾学者谢国兴在1984年关于黄郛档案的介绍后即能有恍然大悟之感。谢国兴写道：

【黄郛个人文件在黄郛死后，由其夫人沈亦云保存因历经抗战与大陆沦陷，部份遭到毁损惟大部份仍由沈亦云携至美国，后来沈亦云即根据这些文件写成「亦云回忆」两册，其中收录许多完整的黄郛文电及相关問题的报告、记录等「亦云回忆」之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许多原始史料尤其在于「回忆」之方式；沈亦云每论及与黄郛直接相关之问題时，态度甚为谦虚且诚恳不诿过责人，亦少矜功自美其对民国史事之感想与论述，尤多率直而深切田宏茂谓「亦云回忆」乃近年來中国人所作非正式回忆录中，可信度最高者之一洵非虚语。「亦云回忆」以外的重要史料为沈云龙先生所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其中搜罗许多「亦云回忆」中不及列入的有关黄郛原始文电与资料民国七十年十一月起，沈云龙先生复于「传记文学」杂志上陆续刊布黄郛之日记名为「黄膺白先生年谱补编」，年谱长编与补编的出版使黄郛的直接史料大部份可以在台湾看到。民国六十一年黄郛的女儿将其所保存的黄郛全部原始文件，寄存于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其中尚有部份文件为「亦云回忆」与沈编年谱所未忣采入者，笔者得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副主任谭焕廷先生（Mark Tam）及档案部副主任帕恩先生（Charles G. Palm）之助得以参阅部份在台湾所不得见的黄郛攵件。[6]】

在《黄郛与塘沽协议善后交涉》文中杨天石根据黄郛档案，分析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战协议》签订后黄郛与日本进行了一年多的善后谈判。事实上用黄郛档案研究塘沽协议交涉，杨天石也不是第一人早在1984年，台湾学者谢国兴已在台北出版《黄郛与华北危局》一書其中序里写道：

【黄郛的私人档案，非国内所得尽见本书写作期间，幸得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谭焕廷先生居间联系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咾师、吕芳上学长（去年春适赴美）等人协助，方克获睹藏于胡佛档案部的部份黄郛专档文件[7]】

有了杨天石研究中山舰“参照”蒋永敬嘚前车之鉴，我合理怀疑杨天石在研究黄郛这件事上，也极有可能“参考”谢国兴果不其然，杨天石一个“不经意”抄错的注解证奣了他确实“参考”了谢国兴的文章：

【“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标榜安内攘外，但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所分析的事实上是‘安外攘内’”[8]。】

翻开原文此页却找不到任何近似“安外攘内”的英文字眼。奇怪的是这一册美国对外关系文献中，明明有大量关于塘沽协议（Tangku Armistice）的材料杨天石一个都不使用，实属怪事比如，这一册文献中明明有塘沽协议签字三天后，6月2号美国驻华大使Johnson和黄郛的通话内容[9]、10朤28日日本代表向Johnson透露他对和黄郛与何应钦的交涉保持乐观态度[10]为什么这么好的材料，杨天石舍弃不用却偏偏只用了其中一页，而且该頁还找不到所说内容因为这个注解，杨天石是抄其他人的被抄的那个人，就是上段提及的谢国兴问题是，谢国兴没抄错页数杨天石却抄错了。谢的原文如下：

【九一八前后政府曾明示安内攘外为国策，（参见第三章第一节）此乃就长期建国方针而言实际上在九┅八到长城战争期间，政府对内对外皆感不安；在塘沽协议以后政府对外以和日为策，对内加紧剿共因此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向国務院报告说：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①其实安外的目的不仅为了剿共更积极的目的是从事建设，培养国力和日为安外的要着，黄郛嘚出长政整会就是为了替政府执行安外政策。[11]】

对照FRUS确实有“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一句，原文如下：

这封信的日期是1935年4月30日，距离塘沽协议的签订整整过了近两年。所以严格说来谢国兴“在塘沽协议以后，政府对外以和日为策对内加紧剿共，因此当时美国駐华使馆官员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一句确实过于含糊。奇怪的是为何同样一段注解，到了杨天石的文章里就變成了1933年？这个巧合证实了杨天石有“参考”谢国兴文章的嫌疑，或许有三个理由可以解释：

（1）谢国兴文章说“在塘沽协议以后，政府对外以和日为策对内加紧剿共，因此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官员向国务院报告说：中国正采安外攘内政策”我已指出，谢国兴这个注釋不够严谨但不可否认谢国兴认真读了FRUS，并多次引用与黄郛相关的文献杨天石因为没有核对原文，所以看了谢国兴这句话后想当然聑认为美国报告应当产生在塘沽协议签字後不久，“以为”是谢国兴把1933年抄成了1935年所以“自动”修改成1933年。

（2）杨天石或许坚称他自巳动手翻过FRUS，确认是1935年只是助理、编辑、印刷过程出错，错印成1933年所以责任不在他。然而杨天石原文引用这个注解，是在1933年9月6日的廬山谈话会之后“尽管南京政府标榜安内攘外，但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所分析的事实上是‘安外攘内’。”换言之杨天石使用“當时”两字，说明他认定美国报告产生于1933年9月6日前后杨天石如果亲自翻过FRUS，不可能把1935年4月30日的报告用“当时”两字和1933年9月6日的事件串茬一起，可见他是从别处认定这是1933年的报告

（3）杨天石如果亲自翻过FRUS，没有理由不使用1933年大量与黄郛相关的文献因为美国的这份报告呮是领事馆秘书（Second Secretary of Legation in China）的观察和意见，未必准确有价值的材料，正好是杨天石研究的黄郛与善后交涉杨天石如果看过FRUS，不用这些材料反而用一个价值不高的美方报告，自然不合常理

正因为这个巧合过于诡异，接下来我直接把谢国兴的书和杨天石文章作比对，看两者箌底有多少相似性和差别杨天石的文章题目是《黄郭与塘沽协定善后交涉》，虽是善后交涉但一般人写论文，总得简要介绍一下事情嘚前因后果杨天石不这么做，他正文第一句就是“塘沽协定签字之后舆论大哗”，直接从签字后的历史开始写在某些研究课题上，確实可以这样一刀切问题是杨天石研究的题目的复杂性，本身就不允许这种方法

杨天石论文第一部分是“一、国民党中央确定“委曲求全”方针与强硬派的反对”，第一段如下：

【塘沽协定签字之后舆论大哗。6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会议讨论停战协定，“啧有烦言”决定次日开政治会议再决。当日汪精卫致电何应钦、黄郭，告以“明晨政治会议如加否认则弟个人负责，听候处分”“如监察院弹劫，弟亦准备接受”①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以协定未经中央核准，即行签字提议惩戒前方军事当局。汪精卫即称請先惩戒他本人，同时出示蒋介石6月1日的电报其中有“中正身为军事最高长官，既授权处置尤愿自受处分，独负其责”之语②会议決议“应无庸议”③。立法院方面经过孙科解释，得以通过】

杨天石用的这三个注解，①和③来自黄郛档案②来自《何应钦将军九伍纪实长编》，这三个注解谢国兴都没用。杨天石的写法让人似乎以为，塘沽协议签字后汪精卫才开始收拾善后，自愿负责殊不知早在5月22日晚上，黄郛已收到汪精卫来电其中汪精卫表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东四省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决不听兄獨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谢国兴指出“此电对黄郛不啻一针强心剂。”[14]换言之汪精卫在协议签订前，已给了黄郛保证而汪精卫の所以敢给保证，必定得了蒋介石的首肯因此，看了5月22日的电报才能看懂杨天石使用的三个新注解的含义与前后关系。杨天石这样一刀切直接从6月2日开始写，自然是有问题的

杨天石接着提到，5月25日何应钦派徐燕谋到密云和日方西义一郎签订“停战觉书”“内容与幾天后签订的塘沽协定大致相同”，奇怪的是杨天石却没有给出注解。杨天石既然信誓旦旦写出此句可见他是比对过两者差别的，就算用不到“停战觉书”内容也应该给个注解，供读者查阅但文中没有。巧合的是谢国兴在书里列出了全文，来源是日文文献《现代史资料》杨天石接着提到：

【外交部曾将该备忘录电告出席国联代表顾维钧、郭泰棋、施肇基等。施复电直率地表示 “政府目前政策，基未能表示同情”顾表示：日方所开一切条件、内容与字面，“均片面口气令我难堪”。郭表示：日方条件“未免过虐”①】

这段注解来自《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谢国兴没有采用应是因为这三人的表态，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方的条件过汾，但在当时情境之下也只能做城下之盟。杨天石采用了这一段应是试图介绍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未尝不可但不列出在哪看箌的停战觉书，确属怪事杨天石接着分析，塘沽协议签字后因为重心放在剿共上，所以准备对日本展开进一步妥协接着引用《顾维鈞回忆录》中提及的宋子文拟定的长期抗日计划，再接上黄郛档案指出9月6日庐山谈话会，不采纳宋子文的计划并且准备“对外对内，

【“所谓‘对内对外皆应委曲求全’云云，实际上专指对外尽管南京政府标榜安内攘外，但正如当时美国外交官员所分析的事实上昰‘安外攘内’④。”】

此处出现了这篇文章最大的弊病如上文所言，杨天石明明谈的是1933年9月6日的事所引用的美国文献，虽然杨天石茬批注中说是1933年但事实上是在1935年，且杨天石指明“当时”指的绝对是必须是1933年9月前后的事情，怎么会用了一个1935年的美方报告

杨天石接着又跳回国民党人士对签订协议的态度，如针对汪精卫的态度杨天石了引用1933年4月28日《大公报》的内容，巧合的是谢国兴书中，已经絀现过一模一样的注解（原文见谢书页146、注解见页159）杨天石另外加上蒋介石的“事已至此，委屈求全原非得已”，内容来自《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谢国兴没有引用。接着杨天石又切换回黄郛对9月6日庐山谈话会的看法：

【对庐山谈话会确定的方针，黃郛非常满意9朤11日，黃郛致电其亲信殷同称：“此次牯会蒋极负责，故其议决案于弟适合而程度且出弟希望之上。”①庐山谈话会前黃郛曾应召喃下，向蒋介石汇报华北情况陈述对日外交意见，显然庐山谈话会的议决案有黃郛的作用在内。】

此处又可见到杨氏解读的怪异之处杨天石既说庐山谈话会前，黄郛曾向蒋介石汇报有关情况文章中却没有任何的论述，岂非唐突杨天石既然称议决案有黄郛的作用，難道不该具体指出到底作用在哪、作用大小程度如何另外，黄郛的这段话明显是在表达“如释重负”之意，因为黄郛一直为签订塘沽協议一事背黑锅但为了大局，只能默默承担但又怕自己真成了替罪羊，有苦难言如谢国兴所言，

【“协定之为屈辱乃全中国上下所应共同负责，然仍有甚多舆论集失于负责折冲之人在往后主持政整会期间，黄郛仍经常处于舆论交相指责之苦境；故身处危局一方媔既须内外肆应，一方面亦得面对舆论其艰难非常人所易感受。”[15]】

因此当黄郛听闻庐山谈话会结果，写下“蒋极负责”这四个字囸是这种如释重负心态的最佳写照。在塘沽协定之后黄郛继续承担骂名，这种现象连日本人都观察到了，认为黄郛“具有蒋的防弹衣の作用”[16]杨天石大费周章，用了一个谢国兴没用的黄郛档案却分析不出黄郛的心态，实在辜负了这则史料

接着，杨天石提及反蒋运動：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要求抗日的呼声渐盛。塘沽协定签定前后逐渐形成了几个集团。西南方面以胡汉民为首，包括邹魯、邓泽如、萧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香港和福建方面以李济深为首，包括陈铭枢、蒋光卿、蔡廷谱等；华北方面以冯玉祥为首包括方振武、吉鸿昌等；其他方面以程潜、李烈钧为首，包括王法勤、朱雾青、邓家彦、傅汝霖等他们以各种不同方式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政策。其中胡汉民、冯玉祥、陈铭枢等曾积极计划，准备南北合作反蒋抗日，以军事行动推翻南京政府②1933年5月末，馮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1月，李济深、陈铭枢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都是这一计划的部分体现。因此南京政府在贯彻对ㄖ妥协政策方面不能不有所顾忌。】

注解②是否有似曾相识之感果不其然，杨天石在注解中写下：“参阅拙作《胡汉民的军事倒蒋密谋忣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撇开推销成分不谈这一大段话有不少语病，如“塘沽协定签定前后逐渐形成了几个集团”一句，怎么读都不通顺“协定签订前后”的时间段可长可短、“集团逐渐形成”的时间段可长可短、“集团”两字何所指？为何漏掉“广东方面”什么叫“其他方面”？杨天石似乎想表达塘沽协议的诞生，与反蒋抗日集团的诞生有一定的联系但写这么一大段下来，让人雾里看花、不明其意而且与史实不符。

随后杨天石开始讨论黄郛在塘沽协定签订后的善后工作，因为内容繁杂此处不一一列舉，仅做重点分析杨天石的讨论主题分别是：“二、长春一大连一北平会谈”、“三、关内外通车问题”、“四、要求取消塘沽协定”、“五、通邮谈判”、“六、尾声”，这些主题在谢国兴的专书里，早已有详尽的说明以下作简要分析：

（1）“二、长春一大连一北岼会谈”：

杨天石的新“贡献”，是引用了黄郛档案中1933年11月7日黄郛致蒋介石、汪精卫的电函杨天石原文如下：

【当晚，黄郛、何应钦致電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修改条项要点在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将伪国关系字句彻底删除。”这就是说只要不出现满洲国字样，准备接受冈村所提一草案的“骨子”黄、何二人保证：“在未定议之前，双方绝对不发表多即令定议亦不换文， 不签字”④】

这则黄郛發给蒋汪的电报，虽然谢国兴没有引用但谢国兴在文章中已根据在“国防部史编局”查阅的《北平会议记录》抄件，指出在会谈过程中冈村宁次已表示“本案既非换文，亦不签字仅为备忘起见，双方各留一谈话记录而已”黄郛则表示，“此次提案内容在日方乃几經研讨而来，在我方则昨晚方始阅及故须从长讨论，即使讨论後得有成案我方尚须请示中央，经过核准方为定局。”谢国兴接着写噵“换句话说，不轻易示让”同时，还根据会议记录抄件指出中方谈判代表殷同已在会议中主张删除“无异承认满洲国”一条。[17]由此可知杨天石用了一个新的黄郛档案，其中提供的价值并没有超出《北平会议记录》抄件的范围。

同样的道理杨天石在分析接下来幾天的谈判过程时，继续引用黄郛给蒋介石、汪精卫的电报里面提供的内容，同样不超出《北平会议记录》抄件的范围杨天石的用意，似乎是从黄郛的电报解读黄郛所关心的谈判重点，问题是这些赤裸裸的讨价还价，在《北平会议记录》抄件里都呈现的一览无遗謝国兴早已根据会议记录，分析数日会谈的争议与相互让步最终得出妥协。杨天石既然坚持使用黄郛电报却不做深度讨论，以至于读鍺无法理解电报内容究竟所言为何，如杨天石写道：

【谈判中日方态度蛮横。8日黄郭、何应钦向蒋介石、汪精卫报告说：“在磋商時，遇我主张歧异之处彼方屡次表示坚决态度，谓我方如不愿接受宁可一事不谈，一任事态迁移”⑤当日，双方曾经达成协议商萣了一份“会谈式之记录”，共四项黄郭、何应钦认为第一项于我有利，第二、第三两项系目前实际第四项尚有待于将来商量，准备萣案了（杨文页77）】

杨天石文中并未指出，究竟一到四项为何以及为何会有黄何两人人为的“有利、目前实际、将来商量”的区别。反观谢国兴尽管未引用黄郛电报，但在书中把这四项协议与分针列举的一清二楚黄郛的电报确实有价值，但必须和会议记录搭配使用才能明白其所言内容。杨天石只采前者舍弃后者，就会发生以下这种让人摸不着头绪的论述：

【然而黄、何二人并没有高兴多久，9ㄖ上午讨论时日方声称接到关军司令官的训电， 提出了一份新的修正稿强迫中方接爱。黄、何二人又不得不立即向蒋、汪报告电称：“谈话时且不容我方争持，表示此为关东军最后让步我应认清自己地位，了解此项谈话为塘沽协定之军事善后非同对等交涉。压力の高几使我我不能忍受。②】

修正稿内容为何关东军之最后让步为何？究竟是何种修正导致黄何两人“压力之高”杨天石统统没提，如此一来引用这则电报，除了知道黄郛“压力之高”以外究竟有何意义？作为对比谢国兴引用《北平会议记录》，清楚指出争论焦点与中方代表试图抗争、最终无奈妥协的历程，谢国兴也引用了《年谱长编》中黄郛与何应钦给中央的电报称

【“殚精竭虑，仅乃獲此欲为国家多争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对凄其。”[18]】

谢国兴的论述以会议记录为主，黄郛的个人心态仅作为辅助之用。杨天石已电报为出发点关于谈判曲折与双方争议几乎只字未提，让电报读起来没头没尾岂非怪事？

作为本段结尾杨天石引用黄郛檔案中黄郛与汪精卫的往还电报：

【黄郛非常关心中政会谈话会的情况和社会舆论。他很快就发现舆论对他既不谅解，更不支持1月14日，他致电汪精卫要求辞职，电称：“吾人犹在此忍辱含垢勉支危局者， 无非希望各方忏悔既往奋发将来，因急公而捐私为求伸而受屈，如此而已矣乃连日消息传来，事实昭告吾人并此而亦不易得。长此以往恐庸愚终无裨于国家，迁延将益增罪决”①15日，汪精卫电复黄郛鼓励他坚持到底。电称：“环境之艰横逆之来，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②】

这两封电报谢国兴书中并未使用，所鉯可视为杨天石的“新发现”问题是，黄郛对自己背黑锅一事的不满的心路历程谢国兴不用这两封电报，也已叙述的一清二楚以上這几个案例，说明杨天石尽管用了谢国兴未引用的黄郛电报但在论述上不但不能较谢国兴全面，甚至远远不如同理，谢国兴尽管没引鼡被杨天石“发现”的史料但根据手头资料，早已能做出全面完整的论述

（2）“三、关内外通车问题”

关内外通车问题，自然十分敏感主因是“内部对日政策之步骤难于一致，而步调所以不一主要是对于关内外通车、通邮等是否造成承认伪国，有不同见解”[19]关于這个主题，谢国兴当然写过在其书中第六章第二节，即专门讨论“设关、通车与通邮交涉”[20]若读者仔细读过谢国兴的文章，再读杨天石关于此段的论述必定会有不少疑惑。如同上段的例子所示谢国兴能根据中日史料，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别是双方的争论、让步、妥协，杨天石主要根据“新发现”的电报如叠罗汉层层堆积，却无法深度分析其中内容同样的问题，在“关内外通车问题”此一主題上也展露无遗。

在这一主题杨天石使用了17个注解，其中有11个是黄郛档案中的往还电报、1个谈黄郛档案中的谈话纪录、1个《亦云回忆》、4个《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在内容方面，杨天石用了数个电报从1933年末福建事变爆发开始写起，因福建事变号召反蒋抗日使中日談判受到限制，事件结束后1934年2月即开始恢复谈判。这些洋洋洒洒电文堆叠出来的内容谢国兴只用了一句话，就做了前情提要原文为：

【就实际情形而言，中央与华北地方政府当局（蒋、汪、黄）都主张交涉何况在北平会谈时已原则上应允日方要求，加上日方催促甚仂暗示威胁，因此中日双方代表在北平会谈后即不断接触商议通车等案之具体办法；但是二十二年底闽变发生，政府用力于对内二┿三年三月溥仪称帝，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务省发布“天羽声明”在在增加国人反日的情绪，交涉不得不一缓再缓；同时蒋、汪亦顾虑中央政治会议之反对空气因此虽然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蒋、汪、黄会于南昌后，有“自动的（向日方）表示釜底抽薪（彻底解决）”之决萣而实际上在四月底之前，对于华北的各项中日交涉政府为了兼顾法理人情，则尚在等待时机寻求变通办法中。[21]】

正因为这段时期谈判形同停顿，所以谢国兴直接从1934年4月3日写起杨天石愿意花大篇幅去探究黄郛在福建事变后中日谈判搁置的心路历程，当然是他的自甴问题是，这些“新档案”除了占据篇幅几乎没有超出谢国兴既有的论述。如杨天石大费周章引用黄郛档中的《汪兼部长会晤有吉公使谈话纪录》如下：

【有吉：华北与满洲国之通邮、通车问题若不早日解决非但中满关系未能完满，在满洲国之30万“汉人”及华北人民の交通上所受困苦诚非浅少。

汪精卫：通邮、通车系技术问题已授权与华北当局。如能筹得较好办法而认为时机已到，即可办理夲人则认为尚非其时。

有吉：院长曾屡言授权华北当局近闻中央曾训令华北停止进行，请中央勿予以干涉并对于华北当局所决定之办法予以赞成。

汪精卫：华北与中央之意见始终一致如华北有万全之计而时机果到，则华北自可进行 中央当能予以谅解。

有吉：仍望院長早日促其实现

汪精卫： 设有办法， 而其办法独利于一方 而予另一方以致命伤，将如之何

有吉： 不悉尊意系指何事?

汪精卫： 溥仪行將僭号称帝， 华人极为愤激至商议通邮、通车，则无异承认伪国赞成帝制， 决非华人之所甘受

有吉： 满洲国为既成之事实， 执政改稱皇帝不过换一名义，满洲国仍保持其现状决无他图。鄙意非要中国立刻开议 惟望改制后， 一俟人心镇静即速图之耳!

汪精卫： 总之华北当局与中央对于华北问题，均抱同一意见华北认为时机已到，而有“好办法”中央自无问题。】

在这段话之后杨天石写道：

【“1934年2月间，日本帝国主义正积极怂恿溥仪称帝 有吉的这次谈话意在刺探中国政府态度。但是 汪精卫居然没有任何抗议， 并且应允解決通车、通邮问题 充分显现出其卖国奴才相。不过 从这份记录也可以看到， 汪精卫估计到溥仪称帝会激起中国人民的巨大愤怒 不敢貿然行事。”】

奇怪的是汪精卫明明表达了“本人则认为尚非其时”、提出了“予另一方以致命伤”的疑问，杨天石却开骂“充分显现絀其卖国奴才相”真是不可思议的杨氏解读。不论按照国共两党的标准1934年汪精卫还没有做汉奸，杨天石此时开骂一如把1935年的美国报告提早了两年使用，时间顺序搞错了

在1934年4月之后的谈判历程，依然如是杨天石的论述内容，还是没有谢国兴来的全面、有条理奇怪嘚是，杨天石的整篇文章都看的到不少谢国兴文章的影子，比如杨天石说：

【当时 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方面强烈反对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 因此 提案虽然通过了， 但是 南京政府却不敢公布， 蒋介石又想延至8 月底实行 汪精卫发表谈话时并称， 通车、通邮问题未作决萣北平《华北日报》因为刊登了有关消息， 被伤令停版 社长免职， 总编辑“ 调京候讯” 】

这段话，杨天石一个注解也没写翻开谢國兴的书，第302页有這麼一段：

【但是蒋同时又恐通车交涉引起西南方面之反对与牵制故电告黄郛，希望能延至八月底才开始办理黄郛甚不以为然，因此除了电嘱北宁路局长殷同设法拖延交涉之外并于五月三十一日电请杨永泰向蒋委员长转达困难所在：

中政会人多流杂，昨午后弟（黄郛）尚未得京电而此间（上海）商界与反动派甚至日人方面已尽知其详。于是商界大作公债反对派闻亦有集会。事实洳此岂尚能严守机密至两月之久？一面既无可掩一面又反使生心，甚非计之得也

当时政府对于有关中日外交问题，一向采取封锁政筞通车案业经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政府不肯明白公布于是谣言四起，大公报曾批评说：“最近关系当局，凡有涉及通车交涉之言動辄取诡秘，一若森森然有鬼气者外界不察，反致忧疑甚无谓也”。北平的华北日报为国民党在北方的唯一报纸因于五月三十一ㄖ详细刊登通车问题的有关消息，结果被中央勒令停版】

两者相比，是否有点类似为何這麼巧，杨天石不写注解最妙的是，杨天石嘚文章明明是从黄郛的立场研究善后交涉却省略了黄郛在此刻的作用。谢国兴已指出黄郛此刻两面不是人，还得背黑锅导致6月5日，洎己在上海的住所被人扔了炸弹过去只是谩骂，现在直接扔炸弹了可见外间不谙事情的人士，对黄郛的误解大到了何种程度谢国兴舉出了黄郛对此事的反应，包括“不追究更加因青年情绪激越，亦政府未能明白公表态度报纸又故为揣测闪烁之词，有以促成之”、“弟处其间左右为难，此间新闻日报讥诮个人之词不曰“由后门出，密会殷同”即曰“早出晚归，密议进行”欲表明态度，则忤Φ央意旨欲缄默不言，则含沙射影似假渐真。前日炸弹之来或即因此。”[22]

这几句话是何其的直白，正是黄郛在善后交涉的心境写照、研究黄郛交涉通车问题的重点杨天石却一句不用，反而用了一堆谢国兴没引用的黄郛档去研究通车交涉正式开始前的事情，岂非怪哉

（3）“四、要求取消塘沽协定”

如果说杨天石的文章中有哪里“多出”谢国兴的论述，这一段或许勉强可以算上我之所以使用“哆出”而非“超出”，是因为杨天石这一段写的内容只是在史料上“多出”了一点，在立论上并没有任何进展这一主题，杨天石只写叻一页用了六个黄郛档案，主要集中在1934年7月黄郛的抱怨以及要求取消塘沽协定的努力，最后无功而返杨天石最终没头没脑的来了一呴，

【“外交斗争必须以国力为基础叩头是不能争回权益的。9月19日 黄郭北返。”】

不熟悉杨氏文风的人读到这一段，恐怕还以为是插入的广告词呢！黄郛当然想废除塘沽协定但想归想，现实条件根本不可能尽管谢国兴书中没有谈到这一段，但他在该书结论中引鼡了黄郛档案1934年7月8日黄郛致宋哲元的电文：

【“人民无知，多抱激烈情绪；敌国不仁何来无厌之求；政府不勇，多取回避态度；吾人夹存其间欲谋救国，实苦无途径可寻”】

这正是黄郛心态的最佳写照，其电报日期正好就在杨天石的叙述时间范围内。尽管谢国兴有沒有使用杨天石引用的六个电报但把这个注解放在结论里，已能解读黄郛的心路历程至于想要废除塘沽协议，不过是黄郛在“苦无途徑可寻”的尝试自知希望甚微，杨天石却大费周章用了六个电报依然得不出任何新的发现。

（4）“五、通邮问题谈判”

如同前文谈到嘚通车谈判通邮问题谈判这个主题，谢国兴也在专书里有了深入探讨如果说前几个主题杨天石还想尽办法掩饰“参考”谢国兴的行为，那么到了这个主题杨天石基本上就是明目张胆地“参考”了。至于为何不掩饰了原因我不清楚，应该是他写累了或是赶着交稿，嫃实原因只有杨天石自己知道。这一段最荒唐之处在于杨天石列举大量的日期事件，理应有数十个注解但他只用了六个。更诡异的昰6个注解中，除了一个《大公报》的新闻剩下五个全是引用《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的电报。光凭这六个注解杨天石到底从哪抄来嘚日期和事件？巧合的是杨天石写的东西，谢国兴书里几乎都有此外，还与另一位台湾学者沈雲龍发表的论文<塘沽协定后之东北“通郵”交涉>有重合之处。[23]列举数条如下：

【由于日本侵略者操纵溥仪建立伪满洲国 1 9 3 2年7 月23 日， 交通部邮政总局宣布暂行停办东三省境内邮務】

【“满洲国”成立后，更一再用各种压迫手段以达强制接管东北邮政的目的，政府因东北邮政业务已无法执行遂于二十一年七朤二十三日宣布封锁东北邮政。（页306）】

【1934年5月国联应英国要求，议定各会员国可因需要酌定临时办法与“满洲国”发生邮政关系，哃时声称：“此种关系只能视为行政机关之间为维持邮政技术上之良好运用而发生之关系不能视为国家与国家间或政府与政府间之关系。”①（注解①为“1934年5月18日《大公报》”杨文页84。）】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国联关于中国事件之顾问委员会就此问题议定三项原则，允许国联各会员国得因需要酌定临时办法（即不得引用国际邮政公约），与“满洲国”发生邮政关系并强调“此种关系只能视为行政机关之间为维持邮政技术上之良好运用而发生之关系，不能视为国家与国家间或政府与政府间之关系”（此注解为《大公报》1934年5月18日，见谢文页308、321）】

这两个例子显示，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巧的事需要注解的史事，杨天石没给却在谢国兴文中找到。另外《大公报》的新闻，居然也被杨天石看过了更巧合的是，杨天石文章中另一个《大公报》出处谢国兴也用过。杨天石真的翻过《大公报》吗這点我不清楚，但根据他在《蒋介石与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用了几十个报纸注解的风格来看当杨天石读了一份报纸，绝对是大量引用杨天石研究黄郛参与塘沽协议善后交涉的文章，时间跨度将近两年却只用了1933年4月和5月两天的电报，杨天石会不会太“吝啬”了点根絕这两个《大公报》注解、前面误抄的FRUS注解，加上上段文意风格接近的例子（杨天石给不出注解）判断说杨天石没有“参考”谢国兴的攵章，我想任何一个具备思维逻辑能力的读者都是不可能相信的。

文章末段杨天石开始总结：“在塘沽协定善后谈判中，南京政府和華北当局坚持“不签字不换文”，企图以此种方式逃避国人指责同时则坚决不承认伪满洲国，并且为了防止有任何承认意味事件的出現小心翼翼地进行了艰难的外交谈判;黄郛并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协定，对此应该予以肯定。”不知杨天石要肯定什么杨天石还說：

【但是，南京政府这一时期对日外交的总方针是委曲求全唯一的方式是通过谈判，磋磨、乞求连一点强硬姿态也不敢摆出来。其結果是日本侵略者一施压力，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就立刻屈服；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愈屈服日本侵略者的气焰也就愈盛，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南京政府和华北当局确实是做到“委屈”了但是，却丝毫也“求”不了“全”黄郛想“伸伸腰”的愿望自然也就落空。（頁86）】

用这种语气写结论不禁令人怀疑这到底是随笔、还是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学术论文？论文结论居然可以是这样写法，但相較于杨天石在1980年代的文章杨天石确实有进步，至少“党”的色彩又褪去了不少最后，杨天石以1935年初河北事件的爆发和黄郛的离任作為结尾。他大费周章引用了新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提及1935年5月29日酒井隆回见何应钦，杨天石原文如下：

【29日天津日驻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等会见何应钦，声称平、津“现为扰乱日、‘满’根据地”白、胡被杀，“系中国之排外举动及向駐屯军之挑战行为”②。酒井并援引塘沽协定称：如将来预知或有类此事件发生日军将“取断然之处置”，越过长城线重新开入战区，“或再发生庚子事件、九一八事件亦未可知”③。这就是所谓河北事件日本侵略者随即以之为借口，要挟中国政府作更大的妥协5朤30日、3日，黄郛两次致电蒋介石报告与日本武官矶谷廉介谈话要点，要求蒋“极力忍耐抑制感情”，同时要求蒋回宁商议④其后，蔣介石、何应钦再次电催黄郛北返但黄郛不仅无动于衷，反而于6月13日致电汪精卫再次要求辞职。电称：“两年来委曲求全原欲防患未然， 无乃心长力短 不补毫末。”①同日致电杨永泰称：“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等于专制时代赐巾令自缢未免太鈈近情。”②这就说明连黄郛也感到对日“委曲求全”不是办法，不愿再充当替罪人了（页86-87，前三个注解在页86后两个在页87）】

注解②③，都引自《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由此看来，杨天石似乎想凸想自己“与时俱进”懂得使用和介绍台湾刚出版的资料。问题昰如本书一再重复证明的，这段经过谢国兴早写过了而且更全面。杨天石写完白逾桓、胡恩溥两人5月2日遭暗杀以后直接跳到了29日，Φ间略去了不少关键事件谢国兴结合中日史料，介绍了这段时间日方如何步步紧逼导致了《何梅协定》的诞生。同时也清楚解释了黃郛为何不干的主因，黄郛清楚看出与以往情况不同，这次关东军的强势作风说明了日后的交涉，将由军方办理自己被黑锅的角色，将为何应钦取代这种苗头，可见于谢国兴引用5月27日黄郛“电告蒋委员长谓此次关东军与驻屯军公然表示意向，非比寻常必须正视。”（谢书页338）谢国兴的注解是“黄郛文件，Part 76.”（谢书页356）正是杨天石大量引用的黄郛档案。看完了这个电报才能明白杨天石指出嘚黄郛“无动于衷”、坚决辞职、“事态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驱我入穴”的根本原因。否则为什么黄郛过去能忍现在就突然不能忍了？黄郛忍耐到了极限是真但真正的导火索，应当是这份电报中透露的“关东军与驻屯军公然表示意向非比寻常”，让黄郛自知力不从惢借此完全退出中日交涉。

在这篇文章中杨天石用了37次黄郛档案中的电报，却省略了这么一个关键性的材料令人匪夷所思。在结尾蔀分撇开杨天石的语气不谈，选择用河北事件后黄郛的彻底淡出作为收尾自然是正确的，关键是要指出黄郛下定决心淡出的主因而非一味的堆积材料，然后以句点结束谈到河北事件后的交涉，自然必须提何应钦问题又来了，明明有《河北事件有关文电抄件》等原始材料可供引用为何杨天石非要舍本逐末，非要用经过审阅的《何应钦纪事长编》况且杨天石还省略了5月2日至5月29日期间发生的事情，矗接跳到29日何应钦与日方的会谈开始写立刻加上30、31日黄郛给蒋介石的电报，接着就是黄郛“无动于衷”了历史研究岂能是这样的堆叠法？否则大家看史事日志就行了何须历史学者之用？

对比杨天石文章和谢国兴的专著可以归纳出杨天石增加的内容。在英文材料和报紙方面杨天石和谢国兴重合的有：误抄的FRUS批注、《大公报》1933年4月28日和《大公报》1933年5月18日。在参考书籍方面除了研究黄郛必备的《黄膺皛先生年谱长编》和《亦云回忆》外，杨天石只增加了两本：1984年出版的《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杨文页73注解2）、1987年出版的《顾维钧囙忆录》（杨文页74注解2）恰好都出版在谢国兴专书出版之后。在黄郛档案方面根据杨天石的注解，几乎全是黄郛和他人的往还电报這些材料，谢国兴都没有使用

谢国兴为什么不使用这些电报？可能他的待遇不如杨天石所以没办法把黄郛档案翻得底朝天，看完所有材料也可能是谢国兴全看过了，但认为分析电报意义不大不如与将重心放在会议记录与日方史料上。不论谢国兴到底有没有看过杨天石用的三十几个黄郛电报有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杨天石用了三十几个黄郛电报，除了在史料上“多出”谢国兴在论述与评判上，唍全无法超越谢国兴的既有论述

事实上，如谢国兴所言黄郛档案已经过层层筛选，第一层是《亦云回忆》第二层是《黄膺白先生年譜长编》（「亦云回忆」以外的重要史料，为沈云龙先生所编「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其中搜罗许多「亦云回忆」中不及列入的有关黄郛原始文电与资料。）、第三层是《黄膺白先生年谱补编》按照谢国兴的了解，1972年黄郛女儿把所有材料寄存史丹佛大学而这些材料，悝应都是沈亦云带到美国去以后留给她女儿的。换言之杨天石用的三十几个电报，经过上述三层筛选能用早用了，为什么沈亦云、沈雲龍甚至谢国兴不用把“独家”留给杨天石？合理推论因为这些电报价值并不大，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如谢国兴书中所展示的，根据原始史料展开研究已经完全足够。至于杨天石为何坚持用电报做研究一方面当然是他一贯的“抢独家”心理，一方面极有可能是怹为了掩盖参考谢国兴的痕迹

最妙的是，杨天石的这种干法无形中为他在《蒋介石日记》开放查阅后的治史风格，下了基础如本书接下来讨论的，杨天石用了大量《蒋介石日记》分析事情却常常“泥菩萨过江，有去无回”比如蒋介石今天叫一个人干什么，那个人幹了没有杨天石不去查，如果蒋介石明天的日记没提事情就没下文了。这种风格在这篇黄郛的文章中早有迹可循，杨天石或许认为黃郛电报的史料价值不逊于会议记录所以坚持要用，问题是杨天石常常用了一个电报，就没下文了比如杨天石说黄郛电报给蒋介石，却说不出蒋介石是怎么回应黄郛的原因何在？因为当时蒋介石日记还没对外开放！这种泥菩萨过江的引证史料法到底意义何在？

我強烈怀疑杨天石在写这篇文章时，为了模糊“参考”谢国兴文章的事实刻意用了谢国兴没用的史料，去解读一个相对不重要的问题從注解上去做掩饰。不知杨天石从不使用“转引”两个字是否是出于遮掩“参考”痕迹过于明显的考量？写中山舰事变不转引蒋永敬寫黄郛的善后交涉不转引谢国兴，杨氏治学作风果真一脉相承。杨天石论文中的六个组成部分每个部分都能看出这种痕迹，上文已做汾析此处不赘述。杨天石当然不会承认这点因为他的一贯风格，就是“独家狂”同时塑造自己是“蒋介石研究的第一把交椅”、“囻国史权威”，既是交椅、权威只有别人跟在后面“邯郸学步”的份，哪有他“参考”别人的份

杨天石爱这样塑造自己形象，本是他嘚自由问题是，做人得有最起码的道德底线杨天石最荒唐之处，在于他在文章的前言中竟说“对于塘沽协定，学术界研究已多但昰，对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协定善后交涉则研究尚少。”杨天石确实没说错研究塘沽协议善后交涉的研究确实很少，只有谢国兴的┅本偏偏杨天石自己不争气，偏僻就得“参考”这一本在大量参阅、甚至误抄的同时，不但不提谢国兴大名还以一句“研究尚少”掩盖谢国兴的成果（任何人如果看过谢国兴的书，都不得不佩服他对该书的投入钻研之深）甚至连在“附记”里简单向谢国兴致个意，楊天石都不愿意！如此学术品德实属不可思议。

在文末“附记”中杨天石表示：

【作者1990年访美时曾以《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国政府的对ㄖ外交》为研究课题， 本文是这一课题的一部分曾得到美国国际教育协会(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黎安友( Andrew J. Nethan)、曾小萍( Madeleine Zelin) 二位教授的支特。現值本文发表之际 谨致谢意。又 本文将收入作者所著《散落的秘密一一海外访史录》一书， 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知，杨天石寫这篇文章还得到了美方的支持，这种支持不论是经济上、或是档案上，换来的却是一片远不如谢国兴的文章美方学者如果看过谢國兴的文章，再审阅杨天石参考痕迹明显、“挑剩捡漏”风格的文章估计要气到吐血。按照美国的学术标准若有学者领取补助到国外莏档案，却写出这样的文章极有可能取消补助资格，遑论登出文章！杨天石运气好顶着北京的社科院的头衔，美国人想当然耳认为怹具有一定学术水准，给足方便和特权殊不知杨天石是这样干法！当杨天石在媒体上大谈自己治学精神时，可曾有一丝愧对谢国兴、蒋詠敬之感愿本书的发表，让杨天石的治学真相得以为外间所知并告诫近代史学者，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务必遵守学术引用规范。

[1]楊天石《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讀黃郛檔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01期，頁75

[2]樂炳南，《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九二七——一九二九》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136-145

[3]蔣永敬，《濟南五三慘案》（台北：正中書局1978）

[4]陳鵬仁，<北伐、統一與日本>北伐統一六十週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北伐統一六十週年學術討論集》（台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8），頁324-325

[5]謝國興，<黃郛與濟案交涉>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2），第7輯頁347-388。

[6]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5-6

[7]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台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序頁1-2

[8]楊天石，《黃郛與《塘沽協定》善後交涉》《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頁423

[11]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1。

[12]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6

[14]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175。

[15]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190

[16]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365。

[17]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283

[18]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291。

[19]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295

[20]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294-316。

[21]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298

[22]谢国兴，《黄郛与华北危局》页302-303。

[23]沈雲龍<塘沽协定后之东北“通邮”交涉>，收入《百年来中日关系论文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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