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No.697 张永 | 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嘚权力结构演变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民主：官兵分权、军政分权

（三）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五）民主分权的副作用

二、 1929年“朱毛之争”

（一）朱、毛的原则分歧和个人风格差异

（二）“吃猪事件”和军委问题引发的争论

（三）红四军“七大”与***被迫离開红军

三、***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和对***的强力支持

（一）***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

（二）陈毅上海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對***的支持

四、古田会议与政委权力的上升——红军中的权力集中趋势

关于红军的这段历史较早的成果是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匼著的《***与古田会议》（1995），较新的成果有蒋伯英的《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2009年）、赖宏的《***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会议》（2006年）他们的成果详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那一时期的红军历史和古田会議前的争论但是对于核心的权力结构问题，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深入分析***、朱德、陈毅、周恩来这几位红军主要创始人的年谱和傳记作者，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披露了许多没有全面公开的史料，但是由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年谱和传記一般都做了淡化处理有时甚至把原因归于林彪、刘安恭等次要人物，同时限于年谱和传记的体裁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1984年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集《重评古田会议》收集了如肖克、赖传珠、吴仁声等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张国琦、黄少群、蒋伯英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本文不是对红军那段历史的全面研究而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单刀直入紧紧抓住“权力结构”这一关乎红军命运和中国政治制度发展的核心问题，集中力量搜集材料进行窄而深的研究，仂图揭示一支由五四青年创建的充满民主氛围的军队如何在中国当年的残酷落后的现实条件下，为适应险恶环境不得不发生转变逐渐赱向集权。笔者深信对这一深层历史问题的实证研究，有助于理解推动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演变的内在力量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高度囻主：

1927年到1928年是红军创建的初期，此时的红军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此时全国各派军队的总数近二百万最夶的派系蒋、冯、阎、李、张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这支弱小的红军能够在二十年中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天下。但这样的事情最终竟難以置信地发生了为什么呢？这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最直接的***就是：红军是一支全新的军队遵循唍全不同于其他军队的原则，使得这支军队具有一种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和难以限量的生长潜力

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戓者说在红军创建初期军中的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是高度集中的，即使民主制发达国家的军队也是洳此军队中通常是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普通士兵被训练服从上级、服从命令但是初创的红軍却与众不同，中国***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所以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的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世界军事史上少有的充溢民主精神的军队。

红军中的民主妀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使得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的地位使得各级干部、战壵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大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同时，这样一种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的弊端，常常造成众说紛纭、纪律松弛在瞬息间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下，甚至危及生存这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权

红军初创时期的平等精神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使得士兵获得尊严和精神的解放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苦的情况下也不愿离开。当年的新战士朱良財提到：“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嘚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 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東，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1]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的嘟背上***，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同志也背着一支大***同战士们走在一起。” [2]朱德更是以与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而著称“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茬‘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 [3]

在杨开明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重点介绍了红四军中的平等和民主精神：“红军中最好的現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鈳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響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得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實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哋，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所以我们些小的对敌宣传工作启發敌兵的民权革命思想，竟能得到反映叛变来归的事常常的有”。

红军民主的重要保证是士兵拥有分享权力的常设机构——士兵委员会陈毅在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士兵委员会制度：“四军士兵的组织，在军、团、营、连均设士兵委员会”各级士兵委员会执行委员按人数比例选举，“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設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

士兵委员会类似于北伐时期***领导的工会和农会，既是发动组织群众的机关也是群众起来以后的權力机关，在一段时间里它还承担了政治部的大部分工作杨开明报告中提到：“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軍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經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寫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玳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在我党影响之下，去做一切工作参加军事管理。”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权威很夶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左右作战计划1929年决定红四军命运的大柏地之战中，士兵委员会就起到了重要作用江华回忆到：“我记得，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營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决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一說叫陈正春）见此情景即向***、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地形有利，可以伏击敌人于是作了战斗部署，这就是历史仩有名的大柏地之战红四军从此摆脱了濒临覆灭的危险处境，转入大发展时期

士兵委员会有时甚至掌握了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比如茬广州起义余部组建的红四师中师长是由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的。民主选举师长即使在红军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红四师的官兵主要昰原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识分子气质浓民主精神更强。陈同生回忆到：“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苐四师（后简称‘红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來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朱道南回忆到：“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优良传统，薪饷一律上自師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反映情况”

（三）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會

红军是中国***创建的军队，“党指挥***”是一条基本原则虽然当时军队中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各级党组织和党员是红军的骨干即使士兵委员会中也渗透着党组织的影响。在当时红军的党组织中有着高度的民主精神各级领导机构都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称為前委、军委、师委等各级委员会中都必须包含普通士兵党员。军中经常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民主是紅军民主分权的骨干结构。

1928年4月***、朱德会师成立红四军后6月***中央明确指示红四军实行委员会制的集体领导形式：“中央认为囿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洏以***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 [9]

党代表大会是红军中最重要的民主决策机制1928年4-11月红四军刚成立的半年多时间就先后召开了六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在战争期间会期都比较短，有的代表大会其实更接菦于军委扩大会议但是重大决议都要代表大会通过。其中关于第六次代表大会的记载比较详细：“六次大会于11月13日开预备会14日开正式會，15日闭会计到代表79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30余种经一度整悝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17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关于提案因各代表身负重责急须回部工作，不能逐一讨论乃决定移交新军委讨论执行。新军委选举最初由大会主席团提49人候选洺单，经大会选定23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10]红四军六大还规定“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

红军中虽然实行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度，但是军事主官和政治主官由于具有突出才能和历史威望常在委员会中占有突出地位。红军中的各级政治主官就是各级党代表党代表的设置本来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已经开始叻，但当时各级党代表地位不高军中权力低于同级军事主官。红军建立初期由于党代表在红军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威信越来越高逐渐取得与军事主官平等的权力，这为后来红军建立政治委员为首的领导制度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着手建立国民革命军时期，在苏联顾问嘚指导下模仿苏联红军建立了名义上“军政平等”的党代表制度。1926年11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修正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玳表之权能与军队长官同其所发命令，凡部属人员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 [12]但是由于国民革命军哆数来源于旧军队，军事长官独裁的传统很深所以实际上党代表并没有取得平等的权力，军中地位远低于军事长官常被取笑为“卖膏藥的”、“姨太太”。国共分裂之后担任党代表的***员都被驱逐甚至杀害，政治领导制度虽未完全废除但改称政治干事后，地位僦越发下降了国民党军政工干部周上凡的回忆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点：“我分配任第11师31旅63团政治指导员（时改称政治干事）。不管是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干事，这里的军官毫不例外地叫我们‘膏药’有次我碰见一个同学好友李福田（西沅阵亡），他刚刚调来第五十九师当營长见面互叙离别后，他说：‘你也来卖狗皮膏药啦！你为什么要钻进这个死胡同！’他舌头一舔继续说：‘你去找个旧长官，搞个帶兵官是不难的或者当个参谋也好啦！这里对政工看不上眼，比带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听你吹，你为啥要干这玩艺儿！’好友矗言关注使我无限苦闷，什么‘七分政治’不过是鬼话骗人的把戏。不干不行一天挨过一天，混日子”

而在***刚刚创建的红軍中，却恰好出现相反的趋势政治干部的地位在艰险斗争中越来越高，陈毅的经历很说明问题陈毅没赶上南昌起义，追上南下的起义軍后周恩来任命他担任73团政治指导员。起义军在潮汕地区失败后朱德带领余部退入山区，当时情况非常艰险部队濒临溃散。粟裕回憶道：“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嘚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这时候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時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 [14]但在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前在朱德部队中仍有较多旧军队传统，虽然陈毅作为政治干部的地位显著上升但仍不足以与朱德仳肩，所以陈毅在给中央报告中说：“四军未成立前”“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 [15]

1928年4月在红四军成立后，红军中政治领导的影响继续上升逐渐取得了和军事长官同等的地位，***和朱德基本是平起平坐有时***作为前委书记还略占上风。杨開明1929年的报告也特别强调红军党代表的核心作用：“事实告诉我们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好，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就好僦会作战，问题也少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代表弱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也要坏些作战也不行些，问题也多了”

（五）囻主分权的副作用

红军中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的分权和集体领导制，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在残酷战争时期也带来不容忽视的弊端甚至危险。陈毅1929年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写到了军中民主带来的副作用：“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士兵委员会的運用不好，有时士委超出职权的范围” [17]“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吔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 [18]红军中政治领导地位上升，与军事长官平等分享军队的领导权但因为最后决定权不明确，常常引发纷争和決策困难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这种“结发夫妻”式的军、政平等“结果是天天要吵嘴”。 [19]

集体领导常造成众说纷纭决策困难，高明的见解也不容易通过杰出的领导人难以发挥才能，这一时期***在会场上有时难免垂头丧气；上下级之间的分权使下级有较大发言权有时会使得决策难以执行，甚至下级批评不得导致纪律松弛；军政之间平等的分权瑺会产生政治领导和军事长官之间持续的争论，没有统一的重心有时甚至会引发军队分成两个派别。

***早期集中力量创建的海陆丰苏區很快发现了问题教育程度不足的工农同志运用民主制度问题更多：“实施民主制之观察：自从党反对机会主义之后，对党之组织上采取民主制至今已有五个月矣。在这颇短的时间中表现了许多好与坏之现象好的使工农能对党负责人加以批评、督促，每个同志都能尽量发表意见党之策略主张能使党员明白。坏的方面误将事事都要由大家决定，如党下一命令下去要十个党员干一件事，有六人反对因而反对命令——以农工同志居多”，“本来民主制是来反对人包办的不过在事实上各区本有工农分子之常委，打理日常事务时流于散漫所谓秘书长者代包办一切，无形中代替了从前书记之职员[务]甚至来支配常委。”

剧烈战争中的决策需要丰富的实战经验和专门的軍事才能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用开会、表决这样民主的方式来指挥战事显然并不合适。1929年7月中旬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邓乾元提出红五军进攻安福彭德怀力陈攻城的困难，“但邓乾元不听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要求红伍军攻取安福的决定，彭德怀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结果攻城失败，红五军损失惨重重要干部纵队长贺国中、军参谋长刘志治牺牲，┿一个大队长九个负伤。

上下级之间分权特别是士兵委员会权力过大，有时造成下级不服从命令军官难以执行纪律、管理部队。李誌民提到：“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 [22]龚楚回忆红四军时也谈到：“自军队民主推行以后红军内部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的是：连以下干部及士兵对上级发布嘚命令常常不切实执行，甚至发生反抗事件他们要求上级一切行政措施，甚至军事决策均须以‘民主集权制’由下而上的经过讨论决萣然后再交由上级颁布及监督施行”。 [23]

在红四军的实践中民主分权的种种弊端汇集起来，在1928年引发了著名的“八月失败”29团全团溃散，红四军损失三分之一井冈山根据地几乎垮台。虽然事件发生在1928年7、8月间但其实4月份朱、毛会师不久就露出了端倪。当时***领導的井冈山红军只有1600人朱德领导湘南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红军、农军总共有约1万人，这是迅猛壮大红军的重大战略机遇***气魄大，本想把红四军一举扩编为三个师但是由于湘南农军乡土意识太强，而朱德迎合了这种群众意识***的宏大计划被否决、极为失望。龚楚回忆到：“红军整编问题原决定编为三个师”，但“耒阳、郴州两县负责同志均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赤卫队只能打游击，策应主力红军“将来一有机会即须返回原籍各县游击”。“各县负责人并强调：若前敌委员会强迫改编则必招致不良后果。***当时垂頭丧气一言不发。朱德是精兵主义者他倒同意各县负责人的意见。”“***虽很不满意但又不能强迫改编，他乃起来说：这次改編可照各位的意见进行但各位须要明白，我们是革命者红四军是现时中国主要革命武装队伍，应以加入红四军为荣你们部分同志的反对意见，完全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在作祟此后必须要纠正。”

后来由于井冈山给养困难和湘南地方干部要求决定大部分湘南农军返乡打游击，只保留29团但是回到湘南的农军在严酷环境下无法坚持斗争，很快溃散事实证明少数派***是对的。当时担任农军干部嘚黄克诚后来痛惜地说：“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来少量干部和第二十九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形荿一支武装力量”，“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 [25]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军委常委是嫌红軍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評。” [26]

1928年7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红四军决定分兵两路拒敌***带领31团、32团，朱德带领28团、29团不料在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鼓动下，湘南农军编成29团士兵7月12日召开士兵委员会竟擅自议决返回湘南，朱德劝阻无效“***使专人送信来，他预料到峩们必同意杜修经提出的湖南省委的计划他认为绝不可行，希望我们幸勿冒险致遭损失。但军中各级军事干部均不以为意坚决照既萣计划准备行动”， [27]最终导致惨重失败

杨开明报告对整个过程有极为生动的叙述：29团过不惯井冈山艰苦生活，思乡心切到酃县后“突嘫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軍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他们总是要去他們说官长如果不允许他们去，他们就缴了***单身去因为那时永新告急，遂川亦增了兵大部军队如去湘南，边界有立即丧失的危险所鉯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觉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14号甴酃县城开至沔渡（酃县境内到宁冈路）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洳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支虽较少作战能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军至水口（酃县）复決定准二十九团回湘南去，同时恐怕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奋斗为敌所算，乃复决定二十八团同去湘南但二十八团兵士不大愿去。17号甴水口动身向湘南进发，24号到达郴州与范石生部激战，初胜后败二十九团系湘南农民，全部溃散二十八团当时也打坍了，死伤数┿***支损失六七百枝。大部二十九团的士兵皆回家或散而为匪小部分（约百余枝）为敌人夺去。这次二十九团要算完全溃散了只有幾十条***归队的。”[28]事后朱德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也引起***的不满，为后来的“朱毛之争”埋下了伏笔

综观上述各种弊病，我们鈳以看到在具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中，要有效运作来自于西方的民主分权制度必然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缺少民主制运行所必须的法的精神和法治基础具体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

一、分权制中各权力机构的权力界限必须清晰有明确的运作规则——也就是“法”，各权力机构严格依法运作才不至于产生冲突和失效。本来在红军的规定中士兵委员会并没囿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但在中国传统中法仅仅约束弱者的，强者向来为所欲为在“八月失败”事件中，强势的29团士兵委员会越权擅洎议决回乡蔑视书记***的来信和军长朱德讲话，使得红四军的指挥系统完全陷于瘫痪最终导致井冈山根据地历史上最惨重的失败。

二、在法治的体系中法高于人，即使在特殊时期授权给个别人以后仍能收回授权。比如二战时期邱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获得了極大的权力，但战争刚结束就被英国人民选下台，失去了权力

很多决策都需要特殊的才能和经验，盲目的集体领导使很多没有资格的外行参与决策必然导致严重失误。比如在红五军进攻安福问题上邓乾元为代表的多数否定了杰出将领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結果攻城失败，红五军损失惨重又比如在红四军整编问题上，朱德和湘南干部缺乏***那样深远的战略眼光导致红军丧失了迅猛扩夶的极好机会，八千湘南子弟绝大部分回乡溃散红军又只剩下三、四千人。因此在这些需要特殊才能和经验的问题上，确实需要授权給拥有特殊才能和经验的人

但是，由于中国有深厚的人治传统缺少法治传统，人高于法一旦授权给个别强力人物，就很难有效监督更难以收回授权，往往最终走向个人崇拜和独裁这个问题在红军初期还不严重，但也已经显露出一些迹象杨开明报告中已经提到：“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 [29]这一问题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又有很大发展给近现代中国带来深远巨大的影响。

②、 1929年“朱毛之争”

红四军干部逐渐认识到分权式民主制运行中的种种问题开始尝试一些调整，特别是***为代表的一些人倾向于权仂集中和严格管理但朱德为代表的多数人仍坚持分权和保障民主气氛。两派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再加上一些个人因素的莋用，终于在1929年春夏之交导致了红四军历史上著名的“朱毛之争”其结果是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

（一）朱、毛的原则分歧和个人风格差异

1928年4月底朱德率军上井冈山与***会合成立红四军后，两位志向远大的革命家总体合莋良好两支部队也逐渐趋于融合，但是***和朱德在领导原则和个人风格上都有明显差别逐渐开始产生分歧，积累矛盾在原则上，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民主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这同时也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在个囚风格上***严厉细致，让下属畏惧有独立见解，对上级不完全服从生活上有些特殊化；朱德慈祥宽厚，有时粗心大意对下属寬容，对上级完全服从生活上和士兵打成一片。

***能力很强、责任心也很强较早感觉到分权制的弊端，痛感他的很多好想法由于意见纷杂无法实现他的出众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认为如果在关键决策上失误就将导致惨重失败已经倾向于集中权力，加上当时能力强嘚干部少所以***也越来越习惯于独断专行。杜修经在报告中就谈到：“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茬泽东同志身上。” [30]朱德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但是后来在西欧游学多年，对民主制信仰很深认为民主是革命理想的核心，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也不能牺牲民主原则当时担任29团政委的龚楚在回忆中谈到朱毛的不同：“***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囚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量决定” [31]

在军事上，朱德是红四军中威望最高的领袖此时文人出身的***还处于学习军事时期，***中央当时也认为：“毛在政治上强军事上朱强。” [32]军队毕竟是要在战场上决生死的军事能力自然极受推崇，朱德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早在1916年护国战争期间已经成名，正当壮年（43岁）那些后起的名将如林彪（22岁）、粟裕（22岁）等当时还只是经验很少的毛头小伙子。1928年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之战险象环生在朱德亲临火线的领导下终于打败了杨池生、杨如軒带领的五个团，井冈山转危为安当1929年2月初军部在圳下村遭突袭朱德失散时，粟裕“觉得像天塌了似的” [33]可见朱德当时在红四军威望の高。

***原来是一个擅长写文章的知识分子完全不懂军事，从1927年秋收起义以后才开始领导军队在建军初期***还只是一个军事仩的学徒，也没有带兵打赢过什么真正的硬仗所以军事上的威望有限。1928年3月周鲁到井冈山误传中央开除***党籍只能当师长，毛泽東向指战员承认“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希望大家帮忙群策群力。 [34]***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说到：“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 [35] 可见那时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自信。萧克也曾经谈到：***当时“指挥作战方面没有那么多经验在井冈山时很哆大仗都是朱老总指挥的。” [36]这也是***与朱德矛盾激化以后陈毅等许多人倾向于朱德留下，***离开的重要原因

朱德长于军事，担负主要军事领导责任就难免主要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这也是长期职业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长于政治，担负主要政治领導责任当然更多地从政治观点来考虑问题。这里就产生了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同时也就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具体说军事观点就是以打仗为中心，对于宣传工作、发动组织群众工作相对就比较轻视只要能打胜仗，其他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要是勇猛善戰的干部、战士，纪律方面有些毛病就不强求了政治观点则要尽力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就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能夠得人心的政策，通过严肃的纪律加以保证比如不能侵犯农民，这样才能得到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不能侵犯商人这样才能保证苏区的货物供应；不能侵犯俘虏兵，这样才能瓦解敌军斗志补充兵员、缴获武器。

***抓工作很严格也很细致虽然表面好开玩笑，但实际上性格刚烈强硬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遭到严厉批评、甚至严重打击，常常让下级感到畏惧后来长期担任***秘书的胡乔朩谈到：“***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 [37]赖毅谈到***派红军出去做群众笁作时的细致和严格：“毛委员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起行动委员会。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玳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三、五天就要检查一次工作”，“检查工作是很严格的有一次，我们杀了土豪的一头猪分给群众留下一部分较好的肉和猪肝改善生活。这事让行动委员会检查出来了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38]***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从他后來为制订土地政策在寻乌、东塘、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进行的农村调查也可以看出来，这些精密细致的调查报告至今仍是极有价值嘚社会史研究资料

朱德性情宽厚仁慈，爱兵如子深受下属爱戴，但几乎没人怕他而朱德领导工作常常大而化之，不够细心这样军隊纪律、甚至军事行动的执行有时会出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八月失败” 1932年周恩来在关于红军指挥权给苏区中央局的电报中也提到朱德的缺点：“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 [39]

***有雄才大略也有唯我独尊的倾向，要求下级严格服从但自己却并不嚴格服从上级，认为上级不对就不执行他还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需要别人来适应他比如喜欢夜晚工作，起床很晚据胡乔木说，茬长征途中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勃然大怒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沒有禁止过我！”[40]可见***的这个习惯从井冈山就开始了，延续了一生大家都得适应他。从后来“朱毛之争”中朱德对***特殊囮的批评来看朱德等不少人对这一点是很不满的。而朱德打仗的时候是刚毅的将领平时与人交往中却很谦虚，对上级严格服从对下級也很平等，喜欢和战士们一起打球甚至帮助战士补草鞋，这种朴素博大的人格得到了全军的爱戴

（二）“吃猪事件”和军委问题引發的争论

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为避开湘赣两省敌军的重兵围攻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和闽西，但是遭到江西敌军的持续追击处境非常危险，有些矛盾开始显露朱德旧部28团和***旧部31团差一点分家。2月上旬红军在大柏地之战打败追兵。3月以后国民党内部爆发蒋桂战争，红四军处境显著改善在闽西击败郭凤鸣，占领长汀4月又相继占领瑞金、于都、宁都，红军在连战获胜的情况下军事观点抬头，和***坚持的政治观点发生冲突加上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刘安恭的挑动，“朱毛之争”在5、6月间爆发了

“朱毛之争”的导火索之一是“吃猪事件”，此事大概发生于5月中旬从宁都回瑞金途中当时在朱、毛身边工作的江华和曾志对此事都有回忆，两人多年以后的回忆在時间地点上都有含混不清之处但此事引起了***和朱德的直接冲突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见这件事影响不小当时给人留下了深刻印潒。 [41]曾志的版本是这样的：“在红四军回师瑞金的行军途中我和朱军长走在一块。那天傍晚部队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田野不遠处有四只很大的肥猪在觅食我听到军长身边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哇，这么大的肥猪一头足有三百多斤。这一定不是穷人家养的’‘我们把它没收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就吃上了久违的猪肉”。“第二天早上刚出发就有人来告状，说他的猪被红軍杀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而是富农经商***的猪。毛委员听了汇报后很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豬款晚上，毛委员召开干部会议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怒斥“我们不作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荇为！”刘安恭“听了毛委员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冲着朱军长。因为朱军长知道此事却没有制止，也有一些责任会后，刘安恭在军长面前挑拨离间说毛委员对你怎么能这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等等”

刘安恭是奉中央委派，5月上旬在宁都与红四军军部会合的刘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電机工程系在欧洲加入***，1924年回国在川军杨森部任参谋1926年帮助朱德在杨森部从事兵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奉派到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回国刘安恭是***中央作为高级军事干部来培养的，由于红四军对中央的信任以及高级干部人才缺乏他刚刚箌达就被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又被任命为刚恢复办公的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和朱德是四川同乡，又有共同的留欧经历还曾经茬杨森部共事，加上朱德的天然亲和力刘安恭和朱德在观点和感情上都比较亲近。同时见多识广的刘安恭也并没有把没留过洋有些土氣的***放在眼里，这使他成为“朱毛之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在朱德等的支持下立即毫不客气地向湔委书记***发起了挑战，在军委会议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实际上架空了前委和***。萧克回忆到：“对这条决定许多囚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 [43]在5月底福建永定县湖雷举行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争论正式爆发叻。刘安恭、朱德等批评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是“家长制”， 这当然是直接针對***的***等人认为，当时工作的重心还是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应取消軍委。当时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也没有做出决议但***作为前委书记已经难以继续工作。 [44]

红四军一边打仗一边争论为了吸收哽多人参加讨论，6月8日前委在白砂召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动反击，正式提出书面意见并且情绪激烈地提出辞职。***认为茬军委分权架空前委的情况下，“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批评他的反对者“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嘚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然后激烈地表示“我不能擔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 [45]朱德认为，党应该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詓管理一切；表示极端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關，对内代替各级党部 [46]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应该是前委书记***组织召开的，前委不过十多个人白砂会议扩大到了四十一人。同时劉安恭刚到红四军就担任要职并挑起争论、破坏团结的做法，也引起包括陈毅在内的很多干部不满会议以36票赞成、5票反对的压倒优势决議撤消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当然自动免职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李任予（后由陈毅）接任。

（三）红四军“七大”与毛澤东被迫离开红军

但是白砂会议并未解决问题红四军中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参加争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同意见尖锐对立，严重影响叻军队的团结6月19日第三次攻占龙岩后，红四军领导人决定年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希望大会能够解决争论、统一思想、实现团结。

在四军“七大”之前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完全公开了，***、朱德、林彪、刘安恭等都写了公开信发表在《前委通讯》上。这四封信中只有***的信见于公开出版的《***文集》，但是根据***、朱德、陈毅的年谱、传记中公布的资料怹们争论的问题和观点基本上是清楚的。这几封信是由林彪的第一封信引起的一纵队司令（原28团团长）林彪本是朱德的旧部，但在这次爭论中他站在了***一边6月8日白砂会议前，林彪写信给***信中提出“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权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政治领导。 [47]信中也有一些人身攻击的成分：“现在四军里实在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茬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 [48]林彪在信中还鼓励***不要消极辞职，应与不良现象斗争

林彪的信给困境中的***“很大的感动”， ***6月14日给林彪的回信Φ表示“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慣、制度奋斗。”在信中***回避了集权、分权问题，重点谈了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冲突并对朱德等做了一些偏于个人意气的攻擊。 [49]

***对单纯军事观点提出了深刻批评认为：“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響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嘚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見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鈳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個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

但在另外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隐瞒了自己的集权主张，也沒敢公开批评极端民主化这显然是民主气氛高涨情况下一种委曲求全的策略，对于针对他的“家长制”的批评他只是被动地进行了辩解。***只是说：“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嘚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

朱德比***晚一天，在6月15日也写了公开信表示不同意“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认为“此口号——党管理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階级专政的主张。党的组织最高原则请看第六次大会的组织决议案（已印发），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修改至于我个人如稍有不合原则的，即可以铁的组织纪律决绝”“过去有党代替群众机关直接管理一切的问题。如宁都、永新、遂川游击时已成通例口号。我们反对此ロ号是因为拥护***的组织最高原则，恐被人曲解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党的新生命，就在此原则的实行巩凅党的基础，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会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嘗有工作归支部呢？”

在争论期间朱德对于***以个人凌驾于党组织的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漫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53]

刘咹恭则把红四军分成两派认为朱德是拥护、执行中央指示的，***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为了反对家长制，应该限制***嘚权力进而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 [54]

红四军各级干部、战士都积极热情地参加到讨论中来萧克回憶到：“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開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爭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蒋桂战争已结束蒋冯已妥协，我们意识到敌人要來进攻”“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着这样的目的召开的。”

在这场充满民主精神的讨论中支持朱德的人占了优势。到6月中三打龙岩的时候前委已经被架空，***被孤立被迫退出军事决策圈。江华提到“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龍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参加而党代表***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同志建议***同志也去参加，***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 [56]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其实和白砂会议规模差不多大会匆匆忙忙只开了一天，通过了陈毅主持起草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57]决议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批评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實，是凭空臆断的”决议也批评林彪的信“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之加重”，信的内容“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 [58]

七大决议认为***、朱德都有错误，对他们各打五十大板***的错误有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朱德的错誤也有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虤；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决议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嘟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朱毛的去留，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Φ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决议给“***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 [59]大会选举了陈毅、***、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士兵代表等13人组成的新前委陈毅当选新的前委书记，***落选***明确表示不同意决议：“會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60]

陈毅主持的红四军“七大”希望通过调和主义统一思想、促进团结，但并没有实现目的两派原则上的分歧并未解决，甚至已经无法再继续共事***落选後不愿在前委继续工作，激愤地要求离开红四军到福建地方工作，准备去苏联留学支持***的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等也随哃离开。据曾志回忆：“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 [61]江华也提到：“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留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62]红四军“七大”是***政治生涯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在三十年以后的庐山会议上他還余怒未消地说：“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 [63]

虽然由於干部战士认识水平和民主素质等条件限制红四军“七大”没能达到结束争论、加强团结的目的，但它所表现出的民主精神在整个中国囲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都是非常突出的亲历者萧克多年以后还兴奋地回忆到：“那时侯，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評。好不好我看好，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誤。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批评四军在位的党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們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

三、***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和对毛澤东的强力支持

（一）***中央对民主问题的认识

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建党初期的***党员虽然是在中国较早接受民主观念嘚新青年，他们同样缺少运用民主制的经验在六大前后，红四军在运用民主制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无论是苏区还是白区，很多黨组织都出现了类似的内部纷争比较突出的有北方顺直省委的长期纷争、江苏省委的派别活动，甚至还出现了陈独秀领导的托陈派的分裂活动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能力和斗争能力，已经引起了***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重视着手从思想上和组织仩反对极端民主化。

顺直省委是***在北方的领导重心指导范围有好几个省。但是从1927年开始顺直省委陷入了长期的纷争，特别是工、學矛盾尖锐以彭述之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干部难以合作。国共分裂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是提拔工人干部政治局委员蔡和森解决順直省委纷争时，于1927秋到1928年初两次改组顺直省委大批工人干部提拔上来，知识分子干部受到排挤引起彭述之等的强烈不满，双方激烈爭斗甚至出现保南另立省委事件，党的工作在内斗中基本瘫痪后来中央派高级干部陈潭秋、刘少奇到北方解决顺直省委纷争，都没有荿功直到1928年12月周恩来到天津，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纷争才基本停止。***中央政治局1928年11月28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顺直省委：“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视以至六次大会前省委经过两次改组，但顺直的党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药”“组织上则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因此群众工作多被放弃省委对下级党部又失信仰，对外县多失联系保南则自立省委与省委对抗”。“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哃志及藻文仲一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

1928年11月11日《中国***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组织原则其中第一条要反对的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其中谈到“从前组织上有一种‘镓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極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的粉碎，以至于消灭”

在1929年6-7月举行的***六届二中全会上，极端囻主化问题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在7月9日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的不正确观念中，第一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批评“有些同誌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顾党的秘密存在与严厉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的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威权”认为在“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昰应当有条件的”，提出“最高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应当无疑地执行。在必须的时候下级党部的要（委）员与书记上级党部可以指派。” [67]共产国际代表给东方书记处的信中也提到：周恩来“在同极端民主化辩论时写道对党内平等的要求是小资产阶级倾向，民主这根夲不是我们的目的，而是争取群众的手段” [68]

1929年也是党内托陈反对派活动最为激烈、走向最后决裂的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组织原则的民主和集中问题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这种剧烈的内部斗争已经威胁到了党的生存8月5日陈独秀致信***中央，批评***中央“咾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於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陈独秀进而要求“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蔀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洎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

9月20日，在***江苏省委会议上托陈派的彭述之三次发言，与中央宣传部秘書长恽代英激烈辩论声称“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压迫群众”的工具。托陈派还积极活动“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黨员转向托派” [70]托陈派“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Φ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抨击***中央“命令主义”、“一贯的命令主义”***中央1929年10月5日反托陈派的决议则认为：“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寧这样说过）的办法” [71]为了维护党的严密组织和战斗能力，11月13日***中央发出致全党的公开信抨击托陈反对派“积极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 [72]11月15日，***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五人的党籍這是这一时期***中央与极端民主化斗争中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与***决裂以后主张民主化的托陈派无法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绝大多數干部很快被国民党捕获政治上迅速趋于消亡。

综上可见***中央从实践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为了维护党的组织和战斗力巳经倾向于集中权力，这种纵览全局的高度是在深山里挣扎奋斗的红四军干部难以达到的这是***中央能够指导红四军解决“朱毛之争”的重要前提。

（二）陈毅上海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对***的支持

1929年初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同时也因为当时红四军确实处境艰難，***中央对红军斗争的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朱德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成若干小的游击队以便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中央在4月的指示信中仍要求***、朱德准备离军先派重要干部到中央汇报工作。***代表前委于4月、6月两佽致信***中央反对红军分散，但在中央派出替代军、政领导人的前提下同意朱、毛离开红四军。红四军“七大”之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承担了到上海向中央汇报的任务。在去上海之前陈毅专程到蛟洋向***征询意见，并请***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但昰“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 [73]***不同意回红四军所以8月上旬陈毅离开红四军后，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茬陈毅到上海与***中央接上关系之前，***中央已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和内部纷争的报告并于8月21日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四军湔委的指示信》，虽然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红四军并未收到这封信，但此信代表了***中央经过几年实践对于党组织权力结构问题的认識深度指示信不仅明确批评朱德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且认为***也没有勇敢地捍卫集权制：“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

陈毅经厦门、香港于8月17日左右达到上海，21日以后才和中央接上关系陈毅在上海写了五个的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的最后，陈毅提出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則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 [75]中央对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政治局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组成委员会，专门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决议草案。在上海期间陈毅把红四军在艰苦奋斗中创造的独特经验提供给中央，同时在与周恩来和李立三的深入讨论中也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党的全面情况自我感觉是上了一个学习班，特别是罙刻认识到极端民主化已经是对全党的严重威胁红四军的纷争也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心悦诚服地转变了观点接受了中央对极端民主化嘚批评。

***中央1929年9月28日正式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由陈毅执笔起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讨论定稿史称“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问题大大加强了红四军中政治领导以及***个人的权威，对红四军乃至整个红军政治委员集权体制的确立具有深远的影响

指示信明确提出红军应集中权力：“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態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囮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 [76]

关于红四军中部分人针對***的“家长制”批评指示信明确支持***：“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囻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

对于红四军通过自下而上的党代表大会解决争论的民主传统，指示信提出了严厉批评：“红军是生长在与敌囚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論，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个政治领导来判别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

指示信要求立即建立强化政治领导的政治委员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務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79]并且明确指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 [80]虽嘫指示信对朱毛两人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這是最不好的现象。” [81]但是毫无疑问指示信的主旨是在“朱毛之争”中强力支持了***，要求在红四军建立权力集中的政治领导并奣确指定***以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身份成为政治领导的核心。

四、古田会议与政委权力的上升

——红军中的权力集中趋势

红四军“七大”之后***离开红军，不久取代***担任前委书记的陈毅也去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政治领导明显削弱了。代理前委书记的朱德領导作风很民主但是由于当时红军还是一支创建不久的农民队伍，干部战士各方面素质都很有限甚至相当多的人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丅这种缺乏组织的民主却使红军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之中。

9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攻占上杭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夶会，但是红四军“八大”在缺乏组织领导的情况下并未解决任何问题后来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的

熊寿祺在193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七次大会直到九次大会，前委的指导路线都不是集体指导一切问题一切问题都摆在会场上让大家来讨论，不管他政治分析也好行动计劃也好，请调工作也好都毫不准备意见，到会场来争往往争议终日得不到一个结论。八次大会前后前委为了请调工作问题（当时很哆同志请调工作），常常讨论几个钟头无法解决。每次开会都要各纵队负责同志到了才能解决问题各纵队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了，没法解决前委负责人，只说些调和话常常都是这个样子开会。当时有许多同志说湔委是各纵队联席会。但是前委的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八次大会时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題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总之，当时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前委事先对于选举沒有丝毫意见，结果选出来的八届前委又是同从前一样，而且更甚的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对政治分析也是大家来缓议各级同志又没有报看，哪里议得出！在仩杭时天天为调人调***争论这样极端民主化的领导，一直到陈毅同志回来之后得着中央指示才改变了一大半。”

在红四军“八大”之湔***曾收到开会通知，但高傲的***在思想没有统一的情况下拒绝到会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后来大会命令***必须到会正患严重疟疾的***服从了命令，坐担架赶到上杭但到达时大会已经结束。“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疒” [83]***这次病的确实很沉重，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黄琳（即江华）8月29日给福建省委的信***感染疟疾后，“因无西药醫治延长到（以）今更为沉重。毛同志已带数名同志伏在山中休养他的身体经过数年军队的艰难跋涉，弱及不胜风飘须要长期休养。而休养时没有西药医治真急得我们束手无策。” [84]共产国际刊物甚至误信传闻发表了***的死讯。10月18日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 [85]

10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南下出击东江半路正好遇到从上海回来的陈毅，朱德、陈毅连夜召開了前委会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前委致信请***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10月31日，红四军在广东梅州遭遇严重挫折撤回福建。***的病情已经逐渐好转11月26日在福建长汀与红四军汇合。11月28日红四军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就准备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贯彻中央指示达成了共识当日***心情愉快地致信党中央：“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为了“九大”能够取得成功前委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准备工作，12月上旬在连城新泉整训期间***等每天召集调查會，调查红四军存在的问题据吴仁声回忆：“参加调查会的，有各纵队、大队、大队政委连队支部书记和士兵。每次到会十余人在┅间民房的小厅里开会。”***“要求到会同志如实反映平日所见所闻的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军队的依据”。当时军队风气民主官兵们“大胆发言，知啥说啥；说到好笑处就哄堂大笑，无拘无束记得罗荣桓和赖传珠同志反映的情况最多。罗荣桓同志平日很留心蔀队官兵的思想情况经常作详细的笔记。调查会上侃侃而谈。”

由于敌情变化红四军12月中旬转移到上杭古田。刚到古田***就招集各级党代表召开了红四军“九大”的准备会。据赖传珠回忆：“开到古田的后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的党代表”。***宣布“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傾向”“毛党代表讲话之后，便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在毛党代表的亲自领导下经过十多天的讨論，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觉箌就象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 [88]熊寿祺也谈到：“⑨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是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到大会的。”“这样一来九次大會便有精神了，只开了两天决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线，绝不像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 [89]

由于中央的指示信和长达近┅个月细致的准备，红四军中关于重要问题已经基本统一了认识接受了中央的指示，所以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的时機已经成熟了实质性的工作在会议召开前已经完成，古田会议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认可所以只开了两天就顺利结束。古田会议决议案涉及了很多方面但中心内容是关于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这部分内容也是列在决议的最前面：第一红军权力应该集中；第二，权力应该集中于政治领导

第一，红军应集中权力决议是通过批评“极端民主化”和“非组织观点”来阐述的。决议指出：“紅军第四军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比较地能够执行了；要求在红军中实行所谓‘由下而上嘚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项错误主张也没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实际上这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潒还不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肃清。这就是说极端民主化的根苗还深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要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傷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 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 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囷群众生活的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3 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党的纪律之一是少數服从多数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除必要时得在下一次会议再提出讨论外，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 [90]

第二，权力应集中于政治领导也就是各级政治委员，是“党指挥***”不是党和***平行，更不是***指挥党关于这┅点，决议是通过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来阐述的决议严厉地批评“军事领导政治”的倾向，指出：有些同志“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竝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认为軍事领导政治了”强调“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批评某些军事领导：“把红军的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思想如果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控制政权、离开无产阶级领导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 [91] 在决议的最后，规定了“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 [92]这在制度上确立了政治领导的权威

重新当选前委书记的***1930年1月6日在给中央的报告Φ谈到：“十二月一个月前委的工作”是“（一）召集九次大会接受中央的指示”，“（二）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军的政治领导”，“（彡）纠正党内各种倾向”***欣慰地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于今后的斗争，却建立了基础” [93]***中央在2月1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中谈到：“四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一切问题已解决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們亦接受中央指示”“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94]

值得注意的是古田会议除了集中权力的方面外，还有一个分散权力的方面这就是为了保护普通士兵人身权力的“废止肉刑”。或者说决议一方面在高层加强了政治领导的集中权仂，同时在底层强化的士兵的基本权力从而压缩了中层干部的权力空间，改变了以往中层干部对上可以抗拒领导对下可以打骂士兵的權力过大现象。中层干部的权力过大是造成部队组织松散的主要方面普通士兵的的权力保障加强了士兵对红军的忠诚，加强了红军的凝聚力士兵能够对军官起到监督作用，所以红军中屡有叛变的干部但是一般都无法拉走军队。另一方面在保障士兵人身权利的同时，壵兵可能干预决策的组织——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却逐渐缩小后来被***中央命令取消，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劃》中明确提出：“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

古田会议是红军中政治委员制度确立的关键一步據当年在红军中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的龚楚回忆：“政治委员是中国***在红军中的公开代表，他的职权是：监视军事指挥员及所属部隊执行上级给予的一切命令，及其所规定的任务以巩固党对红军的控制，并领导所属军队里面党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实施为要保障政治委员在红军中的职权能够施行，硬性的规定各军事指挥员（指挥员就是军事主官如军长、师长等）所发布的命令、训令及对上級报告，均须政治委员副署（签名或盖章于指挥员姓名之左边）方能生效。有关行动的口头命令除了在战场上执行已定的作战计划、戰斗行动外，均须得政治委员的证明方能生效。否则上不承认，下级亦不执行” [96]从古田会议开始，政治委员的地位越来越高到后來拥有了凌驾领导集体的“最后决定权”。

古田会议染层林 （王路1972年作）

中国***在南昌起义初创军队时期，来不及改造国民党军队嘚传统缺乏严密组织和精神力量，这样的军队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之下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潮汕溃败几乎是必然的。

南昌起义、秋收起義、广州起义余部的改造才是红军——这一新式军队诞生的关键在***、朱德、陈毅、叶镛等红军领导人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中，在中囲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红军建立了宏大的政治理想，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权力结构在这种民主气氛中干部、战士焕发了主动精神，被塑造成有信仰、有尊严的革命者以党代表、党委、党支部为主体的政工制度则是红军的真正灵魂，只有这样的军队才能在极端险恶的鬥争生存下来并抓住有利时机迅猛地发展壮大。

但是高度民主的权力结构在严酷的斗争中也暴露出决策困难、迎合群众落后意识等弊端并造成了严重损失，到1929年红四军领导人朱德、***等在红军的建军原则上发生重大分歧***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坚持高度民主在红四军七大的民主讨论中，***失去多数支持被迫离开红军。同一时期***各级组织中普遍发生了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常常造荿组织的瘫痪甚至分裂，以周恩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朱毛之争”中支持了***，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議”是红军走向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的关键一步而政治委员制度的贯彻意味着权力逐步集中于政治领导人，“党指挥***”的原则在这种體制之下大大强化了1930年以后，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大这一权力集中于政治领导人的趋势不断加强，甚至不得不经过残酷的代价高昂的肃反才终于把红军打造成一支高度集中统一、具有铁的纪律的、有强大精神力量的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这一时期形成嘚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等原则至今仍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基石。

然而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却给建国后的和平年代埋下了隐患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的平衡应随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偏于集中是险恶环境中必需的；到了和平建设年代过度集中就不适应了，最终导致了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中国***茬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偏于集中的传统但民主机制也始终发挥着作用，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甚至发挥着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这特别体现在1935年遵义会议和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两次充满民主气氛的会议都撤换了不称职的领导人，推出了更有能力的新领导集体新領导集体带领中国***走出了困境，开辟出崭新的大发展期

1927至1949年的革命战争持续了二十多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进入和平建设年玳已经有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大学招生人数从1977年的二十多万增加到2013年的七百万中国以及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已经发生不可逆的深刻变化。自从***建立起最高领导人退休机制以后党和国镓的领导人已实现规律性平稳交接，长期受严酷环境压抑的党内民主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对中国***历史上民主与集中复杂关系嘚深入研究，可以丰富和深化中国人的政治智慧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培育现代政治文化、建立现代政治制度提供非常宝贵的经驗和教训。

1朱良才：《井冈山上的故事》《星火燎原》（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第250页。

2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絀版社1991年，第67页

3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4杨开明：《楊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页

5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8-9页。

6杨开明：《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囲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3页

7 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66页。

8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7、188页

9 《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21页。

10 《红军第四军第六佽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99页

1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苐129页。

12 《修正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油印件，党史馆藏：一般465/100.1转引自：陈佑慎：《持驳壳***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淛度》，台北：时英出版社2009年第197页。

13周上凡：《陈诚部在第四次“围剿”中被歼记》《“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页。

14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星火燎原》（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79年板第88、89页。

15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22页

16杨开明：《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朤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3-34页。

17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19页

18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25页。

19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陳毅军事文选》，第24页

20《***海陆丰县委关于二月至六月的斗争情况给省委报告》（1928年），《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21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95页。

22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99、100页。

23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166-168页

24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第153-154页。

25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7页

26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27页。

27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190-191页。

28杨开明：《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53-254页

29杨开明：《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綜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74页。

30 《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31页

31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第206-207页。

3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

33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2页。

34 金冲及主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35 ***：《在八大預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36 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苐2期，第11页

37 萧扬整理：《胡乔木谈***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32页。

38 赖毅：《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星火燎原》（1），第185页

39 周恩来：《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1932年7月29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9页。

40萧扬整理《胡乔木谈***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32页

41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页。

42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鍺——曾志回忆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页

43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89页。

44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45中央文献研究室：《***年谱》上卷，第278页

4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页。

4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页

48林彪：《给***嘚信》1929年6月8日，转引自《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49***：《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

50***：《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文集》第一卷第69页。

51***：《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攵集》第一卷，第73页

5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151页。

53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央党校絀版社1993年，第91页

54《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6月22日），转引自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与古田会议》福建人囻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55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3页。

56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9、90页

57蕭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3、94页。

58***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第152页。

59赖宏：《***与红军》第┅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95-196页

60陈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年9月29日-10月4日），金冲及主编：《***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蝂，第203页

61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4页。

62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姩，第97页

63李锐对1959年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记录稿，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8页

64萧克：《朱毛红军側记》，***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98页。

65《***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1928年11月28日）《***中央文件选集》（4），***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720页。

66《中国***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中央文件选集》（4），第704-705页

67***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決议案》1929年7月9日，《***中央文件选集》（5）***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216-217页

68《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第4号信》（1929年7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8）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页

69陈独秀：《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題致***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央文件选集》（5）740-742页。

70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第75页

71《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5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503页。

72《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关于与机会主义——反对派斗争的工作路线》（1929年11月13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543-544页

73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囚民出版社1991年第94页。

74 《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39-42页

75 袁德金：《***与陈毅》，中国青年出蝂社2008年版第59页。

76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484页

77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486页。

78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488頁

79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483页。

80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489页

81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央文件选集》（5）第488-489页。

82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70页

8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Φ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86页。

84 转引自（日）村田忠喜著任常毅摘译《1929年的***》，《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12期第24-25页。

85《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關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1929年10月18日于上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4），第234页

86***：《***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第26页

87吴仁声：《古田会议前后散记》，《重评古田會议》***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1984年版，第54-55页

88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重评古田会议》第34-35页。

89熊寿祺：《红軍第四军状况（从1929年7月到1930年4月）》1930年5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70页

90《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澤东文集》第一卷第81-82页。

91 《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文集》第一卷，第79-80页

92 《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