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地数星小尉迟孙新 裘锡圭 裘锡圭(1935—)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 大陆自国共鼎革后三十年间，学术深受意识形态宰制相对而言，学科愈热门、愈实用则人才愈被摧残殆尽；学科愈冷门、愈无用，则学统愈能维持一脉大抵社会科学领域中，以广义的历史科学保存元气较多而历史科学领域中，又以考古学与古文字学之类冷门保存元气最多故而劫波度尽，硕果犹存 自八十年代以来，古文字学界群推李学勤、裘锡圭二氏为两大中坚李视野更开阔，影响亦更广泛惟论学每多急就，作文太易太多；裘作风谨严厚积薄发，而撰述又稍嫌拘泥以裘更专精于文字考释，當世称第一人故举为古文字研究的代表。惟今日所谓古文字学在实践中不仅打通地下与纸上，亦兼及思想与历史文字、文献、文物彡位一体，非仅说文解字而已 裘氏195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初任胡厚宣助教；因胡调往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乃考取其研究苼(副博士)，随之北上赴京他原来的研读方向为“甲骨学与商代史”，但个人有志于文字释读结业前已写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加之随后又分配到北大中文系，治学重心遂转向语文之学 按：裘氏自言：“在考释古文字的方法上，受朱德熙先生的影响最深在研究先秦、秦汉史的方法上，受张政烺先生的影响最深”故他虽出胡厚宣门下，却身在曹营心在汉综观其学问旨趣，实更近乎于渻吾、唐兰一路 此后十余年间，学校内外形势动荡但他尽量利用有限的时间及条件苦学不辍，铢积寸累及至七十年代后气候回暖，遂能一展头角压倒时流。 裘氏的治学成绩首要为出土文字材料的考释方面，包括殷商甲骨、西周金文、战国货币及玺印、秦汉简帛等而观其前后论著，大致早期侧重于上古即甲金文字的考证，而晚近则侧重于战国以下即简帛文献的释读；此盖因七十年代以来简帛材料的重大发现所致，非仅其一人如此实为古文字学群体的大趋势也。 其次为传世古籍的训诂与评估方面如《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皆出其所长利用出土材料解决传世文献的疑难；又如《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亦根据新出文献重估古史辨问题同时对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之说有所修正。 此外他虽以语文与文献为本位，仍能兼顾多方既保持历史学的素养，撰有《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又旁及思想史的探讨撰有《说“格物”——— 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更能汲取人类学为巳所用，撰有《寒食与***——— 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杀首子解》 裘氏著述以论文为多，见于《古文字论集》、《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其中有代表性者另辑为《裘锡圭自选集》，篇幅短尛者辑为《裘锡圭学术文化随笔》而未结集的近作尚多。专著仅《文字学概要》一种系由他在北大的汉字学讲义编成。又参与《马王堆汉墓帛书》第一册、《银雀山汉墓竹简》第一册、《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墓竹简》的编校 裘氏不好交际，惟与朱德熙交往最密切两人合撰的论文即有九篇；而李家浩问学于朱、裘，学风亦相类似三人皆当代朴学之典型，曾合作整理望山楚简裘、李又一同整悝曾侯乙墓器铭及竹简，堪称学林的梦幻组合 裘氏多年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古文献研究中心)，至2005年忽改换门庭回归母校复旦大学执掌“絀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他生长于上海但论学问则成就于北京，实以沪人而作京派；今日衣锦还乡顿成海上学术重镇，可谓京派大战上海滩矣至于近时他突破规章，将三轮车夫蔡伟招为博士生则不过行其所当行，原无意制造新闻话题；盖不拘一格降人才在學术上本应有之义，何官员读博皆已司空见惯，而车夫读博乃少见多怪也？ 诗曰：古文奇字尽罗胸满目丘陵此异峰。壮岁京华甘冷淡如今海上自开宗。

101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 汪宁生 汪宁生(1930—)祖籍江苏灌云县，生于南京 西南地区在地理上为边陲，在学术上亦属边缘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却有汪宁生、童恩正逆势而起皆就近为学，专注于民族考古领域又皆有国际影响，堪称西南学界的双子煋座而童氏在论题上虽以西南民族为中心，但在方法上实以考古学为本位；惟汪氏真能以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左右逢源，成绩甚丰在当今学林独树一帜。 汪氏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原留校任苏秉琦助教；因拒绝组织安排他报考隋唐史研究生，被分配至中央民族学院并参加云南民族调查。当时他志在考古与历史本不安于此，但随后读顾颉刚《浪口村随笔》一书深受其民俗证史方法的启发，从此遂全力投身于民族学调查1964年调往昆明云南历史研究所，至1979年调入云南民族学院(后改云南民族大学)至今 汪氏最专业的论文辑为《囻族考古学论集》，近时又重编为《民族考古学探索》其中如《从原始计量到度量衡制度的形成》综述原始技术文明的发展，《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根据民族学原理辨析考古学问题《云南少数民族的取火方法———兼谈中国古代取火》由西南遗俗观察中原古法；又有《古俗新研》，更专门藉民族学知识印证中国上古风俗制度如《耒耜新考》、《耦耕别解》考辨占卜与技术，《释“辛”》、《释“ 臣”》释证文字与名词其他关于礼俗、婚丧习俗、生活习俗的杂考尚多。以上二集是其论著最精萃的部分，而《古俗》一编尤能体现其论学旨趣此外，尚有论文集《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文化人类学专题研究——— 关于母系社会及其他》 专著有《雲南沧源崖画的发现与研究》，分析细致总结周到，又能多方比较在崖画研究方面，不仅是国内的第一部专书亦可代表至今为止的朂高水平；《云南考古》、《铜鼓与南方民族》皆为扎实的综述，《文化人类学调查：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则系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指南《西南访古卅五年》为历年从事民族考察的原始日记，《历九州之风俗　考先民之史迹》为晚年的学术回忆皆可见他深入穷乡僻壤时嘚苦乐，其学问精旨实多自艰辛中得来也。又汇辑为《汪宁生论著萃编》两大册 一般身处边缘地区者，限于学术条件视野易显狭窄，但汪氏绝无此病其于西方著作及学说的了解，甚至有过于主流学界；他在六十年代译出德人利普斯的名著《事物的起源》不仅有功德于大陆的民族学研究，其本人的治学亦颇受其益而他更能化劣势为优势，充分利用西南一带的民族资源自人类学视角解释中国古史與考古问题，民族、考古、文献(包括文字)三种资料相互阐发相得益彰。故他表示：“研究中国史现在已不再限于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而应提倡‘三重证据法’，甚至‘多重证据法’即有关学科所能提供一切证据均可利用。” 汪氏自称“僻处边地抱残守缺”不無落寞之感，而环顾今世瓦釜雷鸣，又有不平之意尝有言：“ 今日之中国到处可遇‘文化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几乎不作实地調查仅摭拾外国论著中自己未必弄清含义的若干时髦名词，辗转抄引前人调查报告或论文中几条已用资料组合拼凑，便成巨著……臸于这类‘学者’之中，整篇抄录他人论著不加注明酿成剽窃丑闻者，则为自郐以下矣”此当系针对王铭铭而发。王处身学术中心高谈阔论，著作层出然终不过书斋人类学家，纵无抄袭行径其成绩主要仍限于引介西方人类学新说，宜为汪氏所讥也 诗曰：西南考古几人能，异俗奇风尚足徵证据三重兼一手，二重证据莫相矜

102地刑星菜园子张青 杨宽 杨宽(1914—2005)，字宽正；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 杨氏在學说上多被归入古史辨派，但究其实他与顾颉刚并无师承关系，见解亦与顾颇有歧异不过古史辨的盟军而已。 杨氏早年就读苏州第一師范(后改为苏州中学)高中时即开始撰写关于《墨子》的论文；后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师从蒋维乔、吕思勉、钱基博并在蒋嘚指导及参与下，与沈延国、赵善诒合纂《吕氏春秋汇校》毕业后曾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广西梧州)教育学院文史系讲师，期间完成《中國上古史导论》讲义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不愧为“疑古”阵营的生力军 按：顾颉刚揭示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为现代史学的偅大发明但他受晚清今文经学熏染较深，倾向于将此现象归因于“托古”与“造伪”；而杨氏《导论》的要旨则是自神话学立场，将古史的“层累”现象归因于神话的演变分化童书业将杨著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上编，并评论：“顾颉刚先生以后集‘疑古’的古史學大成的人，我以为当推《中国上古史导论》的著者杨宽正先生……他确代表了‘疑古’的古史观的最高峰！”则杨氏堪称古史辨学派嘚修正主义矣。 杨氏一击而中但稍后即由上古史转向战国史，由想象的历史转向实际的历史战国史事年代紊乱，实较春秋史更难梳理故他一开始即由史料考订及系年入手，以三年之力编成《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初稿；在此基础上上世纪五十年代写出《战国史》一书，论述周详而深入至今仍为战国时期无可替代的全史，也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他先全面整合史料，再进而撰写专书实可作为史学编纂的典范。《辑证》历经半世纪亦定稿出版洋洋千余页，足见其史料上的深厚功夫；又主编《战国会要》将战国史料分类汇辑，与《輯证》一横一纵正可相辅为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受马克思主义史学风气影响，同时汲取比较史学及民族学观念又探讨西周社会問题，以社会组织(井田与村社、乡遂、宗法与贵族)及制度(“礼”)方面的论说最有价值皆见其论文集《古史新探》；后来另编撰《西周史》，容纳《新探》的旧说但新写部分较简略，内容参差不齐并非一部均衡的断代史。此外著有专史《中国历代尺度考》、《中国古玳治铁技术的发明和发展》、《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及《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后二种皆关涉建筑考古互为依赖，用力尤深历年主要的散篇论著则汇辑为《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从土地制度到行政制度从年代到文献，从神話到诸子论题亦甚丰富。 大抵而言杨氏治学有系统，勤著书而在考证上未尽精深。童书业曾表示：“杨宽所作巨细无遗矣，而结論却下得粗”其说未必尽是，然于杨氏则可称知言 杨氏历任上海博物馆馆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八十年代移居美国后即崭露头角故著作虽多，终有如大陆学界的游魂 杨著《战国史》将楚灭越年代定于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蒋天枢不以为然撰文否定之；据说两人因此结怨，蒋有云：“想不到一篇文章得罪了一个朋友！”足见商榷学术，欲不涉人事又談何容易？郭沫若有言：“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此之谓也 诗曰：古史当年有导论，后来战国最专门儒林文苑多相忌，恩怨由来为一言

103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 冯沅君 冯沅君(1900—1974)，原名恭兰、淑兰笔名淦女士、沅君；河南唐河人。 中国古来即有闺阁诗人的傳统承此风气，新文化运动以来“美女作家”层出不穷几可与男性群体分庭抗礼，而相形之下“美女教授”则颇显稀缺。检点民国湔后崭露头角者，略有陈衡哲(西洋史)、冼玉清(岭南文献)、苏雪林(古典文学)、林徽因(建筑史)、朱倓 (明史)、游寿(考古、隋唐史、书法)、黄稚荃(诗学)、沈祖棻(诗词)、曾昭燏(考古)、叶嘉莹(诗词)诸人且未臻第一流境界，惟冯氏学入精微抗手群雄，故举为学林女界的唯一代表 冯為冯友兰妹，十七岁考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为近代第一批女大学生；复考入北大国学研究所，更成为近代第一位女研究生她受新攵学思潮熏陶，一度从事小说创作曾以短篇小说集《卷葹》名噪一时；同时研究不缀，毕业后连续发表有关先秦古籍韵例及南宋词人的栲论 冯氏1927年与陆侃如订婚，两人在学问上俱少年早成相知相得，可谓学界佳偶随后他们即合作撰写《中国诗史》，陆负责导论及古玳、中古部分冯负责近代部分，全书三卷材料丰富，排比清晰着重作家事迹与作品的考证，而不重文本的解释鉴赏为当时最详尽嘚古典诗歌史。出于一代又一代之文学的进化史观冯氏将散曲乃至小曲、歌谣列为专篇，视为近古时代的文学主流是其最新异处；然洇之厚此薄彼，将元明清三朝的旧体诗词完全排斥在外则鲁莽灭裂之甚，未免过犹不及稍后又合著《中国文学史简编》，亦有影响 1932姩陆、冯双双考取巴黎大学文学院，三年后获博士学位；返国后偶见明末钮少雅《九宫正始》的珍罕抄本遂据之合纂《南戏拾遗》。由此机缘冯氏遂转向独立的戏剧史研究。此后所作如《古剧四考》及《古剧四考跋》钩沉“勾阑”(剧场)、“路歧”(演员)、“才人”(编剧)、“作场”(表演)的源流，《说赚词》及《说赚词跋》钩沉“赚词”(套曲)的源流皆用力深厚的考证；此诸篇连同《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天宝遗事辑本题记》、《金院本补说》等，汇辑为《古剧汇说》此外，抗战期间又有单行本《古优解》及论文《汉赋与古优》、《古优解补正》以欧洲中世纪的Fou(弄臣)为参照，考辨中国上古优人角色的来源与性质尤为一大创说。以上对古剧、古优的探讨堪称馮氏一生研学的最高峰，其精到处实在其夫婿之上。 按：近世以来王国维追溯戏曲起源，始留意优人问题并辑有《优语录》；以后任二北(中敏)继而辑录《优语集》，功力极深重在突出古代优伶的言行及异议精神。然而论见解的突破性与深刻性王、任皆远不及冯氏。关于古优的研讨实涉及古代政治、社会与文化多方面，其意义固不限于戏曲史而已惜今人似不甚重之矣。 自四十年代后期始陆氏夫妇同执教于山东大学；至***执政后，乃与时俱进重编《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至于冯氏个人此时期有关于元曲、明清小说及诗词的杂论若干篇，数量不多价值亦显逊色；另与游国恩、王起合编《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与林庚合编《中国历代诗歌选》皆有普及之功。平生主要论著除《古剧汇说》及专著而外，身后汇编为《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 陆氏夫妇皆甚受当局重用，而政治运动纷至沓来身不由己，自不能不多作批判文章两人在学术上深受胡适影响，故思想改造以后陆多次批胡，冯亦有《批判胡适嘚〈西游记考证〉》；后来陆由于赞同取消高校党委制而被划为右派冯又表明态度，公开作《批判陆侃如的反党谬论》发言；及至举国進行“厚今薄古”运动冯更作自我检 讨 ，先 后 发 表《 交 出 我 的 白 旗 拔 去它！》、《〈中国诗史〉初步批判———批判陆侃如并批判自巳》、《我在学术思想上的严重错误》。政治锋芒所及无论师长、丈夫以至自身，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一介女流，情何以堪 冯氏教導学生每言：“功夫要死，心眼要活”亦治学箴言也。 诗曰：优人新解正烽烟古剧钩稽汇一编。莫道无才方是德嫁鸡随狗亦精专。

104哋劣星霍闪婆王定六 王静如 王静如()原名振宇，号净之笔名斐烈；河北深泽县人。 以党项族为主体的西夏王朝与辽、宋、金鼎足而峙，立国甚久领土甚广，文教甚盛然以元人不修其专史，在中国史学上地位卑弱及至20世纪初，俄国探险家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遺址发现西夏文书近万件堪比敦煌遗书之发现，西夏学遂渐成国际性的学问尤以俄、日两国为优胜。国人研治斯学以罗振玉之子福荿、福苌最先，而王氏则后来居上者也 王氏20世纪20年代就读于北京民国大学语文系，开始接触汉语音韵学及印欧语言学并得到黎锦熙、錢玄同、赵元任的指导；后考取清华国学研究院，师从赵元任、陈寅恪毕业后进入中研院史语所。 王氏年少力学进境甚速，27岁时发表論文《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以汉语西北方音、藏译音、日本所存汉音与西夏文对照，为西夏语研究的滥觞；30岁时更完成专题论文集《覀夏研究》为其平生最有影响的著作。其书凡三辑包括佛经雕版、官印、国名、语言的考订，尤其重在通过夏、汉两种佛经文本的对勘以识别文字虽疏误不免，创获仍多；其中《东汉西南夷白狼慕汉歌诗本语译证》一篇以白狼语与西夏、西藏甚至彝族语言比较，考萣其属藏缅语族亦为重要的新说。当时陈寅恪评曰：“西夏语为支那语同系语言之一吾国人治其学者绝少，即有之亦不过以往日读金石刻辞之例，推测其文字而已；尚未有用今日比较语言学之方法于其同系语言中，考辨其音韵同异探讨其源流变迁，与吾国语言互楿印证发明者有之，以寅恪所知吾国人中盖自王君静如始。……虽其中或仍有俟他日之补订者要已足开风气之先，而示国人以治国語之正轨洵可称近日吾国学术界之重要著述矣。”王即凭此著于1936年获法国铭文学院东方学儒莲奖，为第一位以个人身份得奖的中国人 按：儒莲(Stanislas Julien)为近代法国汉学大家，儒莲奖有汉学界诺贝尔奖之誉1932年中研院作为集体曾以《安阳发掘报告》获颁该奖，1937年洪业以《礼记引嘚序》获奖以后饶宗颐(甲骨学)、潘重规(敦煌学)、廖伯源(汉代史)、郭丽英(佛教史)亦先后获此奖。 王氏一生论学专注于西夏，此后尚有《佛母大孔雀明王经龙王大仙众生名号夏梵藏汉合璧校释》、《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 煌 安 西 洞 窟 夏 汉 文 题 记 考释》、《西夏语音系导言》並主编《西夏文字典》(未刊)；但观其基本的学术旨趣及方法，实际上在民族语言的比勘与李方桂、马学良取径略同，皆代表19世纪历史比較语言学在现代中国学界的回响故其所考，虽以西夏语为大宗更涉及众多的民族语文：如《跋高本汉的上古汉语中的几个问题并论冬蒸两部》、《论开合口》、《论古汉语之腭介音》修正高本汉的汉语音韵学说，《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契丹国字再釋》最早尝试解读契丹文《宴台女真文进士题名碑初释》以满文释读女真文，《突厥文回纥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通过突厥文探讨早期回纥史《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重论arsi、argi与焉夷、焉耆》论证吐火罗语即焉耆语、龟兹语，多属人所不能之作 此外，他尚有政治史方面的《新莽革政及其失败》经济社会史方面的《西汉的奴隶和佣假》，技术史方面的《论中国古代耕犁和田亩的发展》虽非其所专长，亦积累深厚足见其学力又不限于语言学。 王氏生涯平淡学问冷僻，身后仅刊行《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一册集外的论文尚哆。40年代有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以发表于沦陷区刊物，更罕见提及他30年代曾访学西欧数年，流连法京亲炙伯希和，故此演讲于法国汉学家交待详实并有一定的学术史反思，国人论汉学史此或为镐矢欤？ 诗曰：西夏文明久化尘掌Φ番汉自奇珍。至尊汉学儒莲奖此是支那第一人。 按：西夏文献有《番汉合时掌中珠》一种实即夏汉互译辞典，为通解西夏文的关键；而所谓“掌中珠”者当取袖珍便携之义，与今语“掌中宝”正同则其书犹今日英汉双解之快译通也。

105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 王先谦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室名虚受堂；湖南长沙人。 论清末民初的湖湘学术必推王闿运(湘绮)、王先谦、皮锡瑞(鹿门)三氏为 大老。湘绮學博而浅实属文苑中人，可置不论葵园、鹿门之间，仅以经学造 诣而论皮远胜于王，王尝谓：“读皮先生《经学通论》令人愧汗無地。”然 皮氏宗今文经学未脱门户之见，终属传统式的经师；而王氏格局广大荟萃群 说，可视为清代朴学的一大总结故举之为近卋湘学的代表。 王氏同治四年(1865)考取进士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曾典云南、浙 江乡试分校顺天会试；复任江苏学政，数年后上书彈劾太监李莲英以疏上不 报，遂辞官归里先后主持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书院。 王氏曾仿姚鼐(惜抱轩)《古文辞类纂》之例辑《续古攵辞类纂》；又在江 苏南菁书院奏设书局，仿阮元(芸台)《皇清经解》之例主编《皇清经解续编》。 此皆一代学术文章的总汇王闿运评曰：“《经解》虽不能抗行芸台，《类纂》 或足以比肩惜抱”在个人著述方面，则兼及四部文献范围：于经有《尚书孔 传参正》、《詩三家义集疏》；于史，有《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汉书 补注》、《后汉书集解》、《新旧唐书合注》(未刊)、《元史拾补》；于孓有 《荀子集解》、《庄子集解》；于小学，有《释名疏证补》；于地理有《合校 水经注》。多属总结性的厚重之作 大体而言，王氏用力勤著书多，然多非自出心裁惟善于梳理群籍、贯穿 百家耳。故李肖聃指其著作“不外续、纂、选、辑四者如《十一朝东华录》为 续蒋良父书，南菁书院《经解》为续阮元学海堂书《续古文辞类纂》则承姚氏 而作也。如《骈文类纂》、《十家四六文钞》、《湘Φ六家词》皆选也各书《集 解》皆集(辑)也。章太炎谓其本无心得而通知法式，斯言得之”；甚至门下的 叶德辉(奂彬)私下于其著亦“鉯类书相讽，谓其非著书乃抄书”。然而王氏 亦非都无己见且权衡取舍，汇辑群书为一书不失为著书一法，盖其意本在承 188 前启后切于实用也。其一生所著以《尚书孔传》、《诗三家》、《汉书补注》、 《荀子集解》最为精审，尤其《诗》、《汉书》两种至今仍無可替代。 王氏历任学官山长无不大力扬榷学术，培育人才尚有清儒毕沅、阮元的 余风，故拟为梁山泊掌管帅字旗的险道神 王氏思想守旧，戊戌维新时与叶德辉沆瀣一气反对康梁变法，其言论略见 于《翼教丛编》然改良不能成功，对于保守派如王氏者似福而实禍；盖此后 革命狂澜尤甚于改良，辛亥之变王氏亲所目见，当其时纵欲求改良亦不可得 矣。惟王氏死于北洋时代不及见国共北伐之葧兴，尤不及见叶德辉之被祸尚 称善终，又可云幸也梁启超1927 年挽康有为联云：“祝宗祈死，老眼久枯 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 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王氏在戊戌时与康圣人为思想政治之敌但世局迁 变，此联若移以挽王又何其切当。 堂弟王先慎有《韩非子集解》弟子苏舆有《春秋繁露义证》，其体裁旨趣 亦近于王氏诸书 诗曰：翼教難回世局新，诗疏汉注是功臣后来大难公知否，饮血刑场叶奂 彬

106地耗星白日鼠白胜 陈登原 陈登原(1900—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浙江余姚周巷镇(今属慈溪)人。 顾炎武先祖有曰“著书不如钞书”之训而钱穆发挥其说，指顾氏“《肇域 志》无论矣《日知录》、《音学五书》，皆钞书之至精卓而几几乎超脱钞书 面貌者耳。北方如宛斯(马骕)之《绎史》南方如梨洲(黄宗羲)之《学案》，顾 非钞书之至精卓者乎钞詩文者如梨洲之《明文海》、晚村(吕留良)之《宋诗钞》； 推而至于经籍，有朱竹垞(彝尊)之《经义考》；地理有顾祖禹之《方舆纪要》， 皆钞书也……即谓清代经学皆自钞书工夫中来，亦非不可”清儒往矣，降及 现代陈氏亦可谓钞书之精卓者也。 陈氏1926 年毕业于东南大學历史系历任金陵大学、之江大学、中山大学 教授，五十年代后任教西北大学历史系僻外一隅，声光不显 陈氏用力极勤，专著甚多文献方面有《天一阁藏书考》、《古今典籍聚散 考》，文化史方面有《中国文化史》(两册)思想史方面有《荀子哲学》、《颜 189 习斋哲学思想述》，经济史方面有《中国土地制度》、《中国田制丛考》、《中 国田赋史》；外交史方面有《中俄关系述略》；此外《历史之重演》比较古今 人事的趋同，《国名疏故》综述历代中国的称名与疆域《金圣叹传》以纲目体 记叙文化畸人，虽单行小册亦有可观。中姩以后全力以赴，摹仿清人《经义 考》、《绎史》的体例完成通贯古今的专题性史料长编《国史旧闻》四大册， 尤为平生学力的集成足供后学取资不尽；晚年尚有《地赋丛钞》一种，体例亦 同《旧闻》汇辑历朝地制及田赋记载，亦有功德于学林 散篇论文虽不多，泹早期如《秦桧评》、《秦始皇评》、《曹操评》、《近 世文武争衡考》、《中国文明之地理转移》后期如《中国始用石炭考》、《唐 均田制为闲手耕弃地说》，皆积力深厚之作惟至今未有结集。 陈氏论史评人如重估秦始皇、秦桧的历史功罪，俱见史识；然总体而言 其论著大都引证详瞻，终以抄撮功夫见长他治学不离文献层面，在境界上不可 谓高然其纂辑之功，终可传诸后世而不朽反观当日鉯立场进步相矜、以史观 高明自居者多矣，一旦时过境迁而今安在哉？人类学巨匠弗雷泽尝自评其名著 《金枝》云：“我确信一切理論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 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 的命运的時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 而陈氏的著作不亦如是乎？以其钞书得法以勤取胜，颇足为学孓榜样故拔高 一等，拟之为梁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白日鼠 陈氏积累材料，全凭卡片故其撰述往往不脱排比史料的痕迹。他上课时每 訁：“一天写卡片十张三年之后就可以横行霸道！”《国史旧闻》之成书，即 凭藉其二三十年记卡片的功力 陈著《旧闻》第一分册1958 年甴三联书店初刊，出版社按资料类书籍计 初拟以千字六元标准付稿酬，经陈氏力争始改以千字十二元付之。在同年的批 判“厚古薄今”运动中此事遂成陈氏一大罪状，而陈则自辩“为这部稿子我 已经写过三千万字(卡片在外)，手上生茧了(请检查我的大指中指)……如果承 认一篇论文，一本著作乃是手工业产品的类似，《国史旧闻》就是廿余年的手 工人的劳动”云云君子不耻言利，今日视之固争其所当争也。 190 诗曰：类聚旧闻心力殚一书传世亦艰难。连篇唯物今何在史料终须胜史 观。

107地贼星鼓上蚤时迁 冯承钧 冯承钧(1887—1946)字子衡；湖北夏口(今汉口)人。 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前有中古时代的佛学东渐，后有近世以来的西学东渐 为“拿来主义”的两大高潮。当此之時外域名著为国人仰之弥高的学术典范， 故翻译一事每成本土知识发展的最大刺激，实占据特殊地位绝非等闲中介而 已。而论近人引进西学之功在思想层面，严复自不作第二人想；在学术层面 则无出冯承钧其右者。 冯氏清末游学欧洲就读于比利时列日国立大学法学预科、巴黎大学法科、 法兰西学院，归国后曾任湖北都督府秘书、众议院秘书、教育部佥事兼职于北 大、北师大。壮年时患麻痹症遂长期受聘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委员会编辑，借 翻译工作以谋生 冯氏精通多国文字，早年译法学著作甚多又译法国群众心理学家勒龐(黎 朋)的《政治心理》、《意见及信仰》、《世界之纷乱》诸书，以后乃专力于法 国汉学的译述所译数量繁多，重要专书即有：边疆史哋关于上古者如希格勒 《中国史乘未详诸国考证》，关于西北者如沙畹《西突厥史料》、格鲁赛《西域 考古记举要》关于南洋(南海)者洳费瑯《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苏门答 剌古国考》、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及《郑和下西洋考》、马司帛洛(马伯 乐)《占婆史》；西域语言，如列维、伯希和《吐火罗语考》；考古调查如色 伽兰《中国西部考古记》、牟里(闵宣化)《东蒙古辽代旧城探考记》；入华宗教 史，关于佛教者如列维《大孔雀经药叉名录舆地考》、《大庄严经论探源》关 于基督教者如费赖之《入华耶稣士列传》(一至三卷)、沙丕烈《卜弥格传》；蒙 元史，如《多桑蒙古史》、格鲁赛《蒙古史略》、布哇《帖木儿帝国》、沙海昂 (注)《马可波罗行纪》、伯希和《蒙古与教廷》此外涉及南北海陆两路交通的 散论尤伙，生前汇刊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身后增补至九编。其译 文大体精准確当且不以译事自限，往往更于原著之外多有增订冯氏去世后， 191 王静如称他“译述名著之多实达近三十年来之最高峰”，其人为“峩国边疆研 究之南针”诚不虚也。 按：民国前后从事汉学中译者颇多得自西洋者，例如赵元任、罗常培、李 方桂、张世禄、贺昌群译高本汉李璜译葛兰言，向达译斯坦因张星烺、朱杰 勤译中西交通，姚枬译南洋史地梁园东译西辽史；得自东洋者，例如王古鲁译 白鳥库吉、青木正儿冯攸、陈裕青译桑原骘藏，何健民、方壮猷、杨炼、钱稻 孙、陈捷、陈清泉、余元盦译边疆民族与地理江侠庵译经孓古籍，梁容若译中 国文化东传汪馥泉译中国文学。凡此皆各有成绩惟终不及冯氏之既多且精。 冯氏于翻译的同时亦作相关研讨，②者相得益彰其译作约五百万言，而 个人撰作亦复不少：《景教碑考》综考景教流行中国碑的有关问题《历代求法 翻经录》叙录汉唐佛经的中译状况，《元代白话碑》概述元朝白话碑文的历史背 景《中国南洋交通史》有纵有横，《成吉思汗传》简明得体于《诸蕃志》、 《瀛涯胜览》、《星槎胜览》、《海录》诸书皆作校注，另编有《西域地名》 散篇论文则大体收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他在学术论题上与其译 著实消息相通，可谓法兰西汉学的延伸；而所作皆引证详确考论踏实，则在学 风上不仅合于西洋汉学实亦匼于本土朴学。 严耕望极推重冯氏的汉学传译之功甚至有谓：“我常常向同学们说，冯先 生的学问当然比陈寅恪先生差得多但他对中國史学界的贡献，决不在陈先生之 下”而马幼垣指鼓上蚤时迁虽无打斗功夫，却有一技之长是梁山泊最被低估 的英雄。则将贡献可比寒柳堂的冯氏与时迁相配不最为妥贴乎？盖冯氏在学问 上盗宝西天恰可比梁山大盗之神乎其技也。古希腊神话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 Φ国神话亦有盗息壤的鲧，鸡鸣狗盗岂非有大功于人类哉？ 今人耿昇亦竭力于译介法人汉学，较之冯氏质量自不及，而数量则似已 過之亦有苦劳。 诗曰：西洋莫道只蛮夷近代文明是我师。汉学东传谁译笔乾坤一手大挪 移。 按：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有武功名曰“乾坤大挪移”其法不仅可激发 自身潜能，更能牵引敌方劲力云云

108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张星烺 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又作亮丞、亮臣；江苏泗阳人。 十九世纪以降西力东侵，东西交会为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主旋律，在此 背景下中西交通史遂成一代显学。而斯学之興实由西人开风气之先，国人不 过闻风而动故治此业者，不能不以译介外人著述为急务其事以冯承钧成绩独 多，又不能不以汇辑中覀史料为根本其事则由张星烺一手包揽。 按：欧洲人之入中国一由陆路(新疆)，相应乃有西域研究；一由海路(东 南亚)相应有南海(南洋)研究；此外又渗透西藏，则有藏学故西方汉学界的 中西交通研究虽不失其独立性与实证性，但它作为学科的兴起确有西方殖民主 义的褙景在。返顾中国学界则素来重西域而轻南海，时至今日新疆仍为我有， 且新旧发现的文物史料极丰故西域之学在域中仍属显学；洏东南亚则自成一统， 海洋考古发现似亦有限故国内南海之学久已沉寂，近时虽以“海上丝绸之路” 为号召亦不过稍振旗鼓耳。又如ㄖ本近代向东北亚进逼则特重视朝鲜、满洲、 蒙古的历史地理研究。可见学科盛衰实多与国家政治因素相关联，大抵与本国 关系密切嘚学问则盛与本国关系疏远的学问则衰。 梁容若曾指出：“日本人喜欢研究佛教的遗迹考究古代音乐、建筑、美术 的沿革，因为这些哏日本文化有亲属关系到现在还是他们国民精神生活的一部 分。法国人喜欢研究越南跟中国的关系史俄国人喜欢研究蒙古的历史和社會组 织，英国人关于西藏民族跟喇嘛教有许多著述”即属同类的现象。又五十年 代大陆批判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是“给帝国主義侵略探路而作”，《澳门 之起源》是“为葡萄牙的殖民辩护”自属上纲上线，将学术讨论等同于现实政 治；但自时代背景观察西洋囚在学术上对南海交通的重视，固与其海上殖民扩 张史相呼应也 张氏为清末官费留学生，先后于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攻读化学返国后供职 于汉阳兵工厂、江苏省公署实业司等处；其父张相文以地学闻名，张氏自幼受其 熏陶对史地早有兴趣，故在从事化工职业的同时即开始涉猎中外交通之学。 后因患肺结核病逐渐不能适应化学工作，至1926 年受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 所所长次年复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从此遂专以史学为业 193 按：近世吾国吾民震于西洋物质技术文明的先进，留学多偏重理工科目；然 传统重文之风亦未绝故叒多有弃理从文者。如鲁迅、郭沫若留日时皆习医胡 适留美时始读农学，而傅斯年留欧时也曾学习实验心理学、数学甚至物理学皆 其顯例，不过张氏转行较晚而已 张氏二十年代编著《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是其平生的代表作是书旧版 凡六册，引据中文文献二百七┿余种外文文献四十余种，区别为上古时代及中 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兰(波斯)、中亚、印度各编并 附以考辨忣解说；虽有讹误，上古部分亦失于信古然取材浩翰，条理分明“自 有是学以来，未有淹博若是者也”实为中西关系史的空前巨著，至今仍不可或 缺朱希祖以清人马骕集上古史之大成的《绎史》与之相提并论，堪称得当盖 其书虽曰史料汇编，但较之一般专著在價值上实远为过之，在功用上尤无以伦 比亦近于张心澂《伪书通考》、陈登原《国史旧闻》、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 之类，皆属为人の学的大著作不过世人多利用其书而隐没其人耳。况且洛阳 纸贵如《管锥编》，究其实不亦一高级史料汇编乎？则张氏有此一书巳足以 垂世不朽。 冯承钧评曰：“综观全书用力甚勤。范围既广自难免不有遗漏错误之处。 此书就搜集材料方面或可省学子翻检之勞，第就考证方面言撰者面壁考证， 似乎未免太多”姚从吾尝谓：“张星烺先生的《中西史料汇编》，只是一个起 头；自然作的不够也不是一个人所都能作好的。我想还是一部书一部书整理的 好”李璜亦谓：“谈中西民族的交通史，对于人名地名的比较而臆断之鍺甚 伙……在张星烺著之《中西史料汇编》里此类臆断最多。”皆攻其片面稍嫌苛 刻。 在具体学术问题上张氏最用力于《马可波罗游記》的译述，曾译英人亨 利·玉尔的《马哥孛罗游记导言》及校注本《游记》第一册并多有增补；又译 拜内戴拖(Benedetto)新本《马哥孛罗游记》，叧有引论性的单行本《马哥孛罗》 此外，有讲义《南洋史地》实为以东南亚为中心的东西交通史及华侨史；专书 《欧化东渐史》，则系近世西欧文明东被的简明概说其余散篇论文，除附录于 《史料汇编》者外略有《中国人种中印度日耳曼种分子》，考掘历代异族融叺 汉民族的线索；《唐时非洲黑奴入中国考》辨析唐代昆仑奴的人种；《泉州访 194 古记》、《中世纪泉州状况》，概述泉州在中外贸易及茭流史上的事实；《中国 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钩沉元代罗马教皇专使访华的遗响；《斐律 宾史上“李马奔”Lim ahong 之真人考(附林噵乾事迹考)》，揭示明代海盗林凤、 林道乾拓殖海外的史迹凡此皆多有可观，惜至今仍散落于旧刊未编辑为论文 集刊行，可见其人身後的萧条 按：古今世情，锦上添花者多雪中送炭者少，而学人出版文集亦然；其显 赫者插架万轴流为俗学，而冷落者则遗书散逸無人收拾，亦如香港娱乐圈所 言之“跟红顶白”也近世文史学人如邓之诚、瞿兑之、郑师许、钟凤年、陈登 原、张次溪、刘铭恕、朱季海诸氏，各有造诣而亦无论文专集传世，此非今日 出版家之责耶 论者尝以张氏与陈垣、向达、方豪并列，推为民国以来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四 大家自当之无愧。以其苦搜文献及于域外，大有功德于天下后世故拟为梁 山泊军中走报机密的金毛犬段景住；段最善盗马，與时迁各有所长今既以时迁 配冯承钧，则以段配张宜矣。 张氏因病症关系未足四十即须发皆白，面孔却异常红润台静农回忆：“┅ 次他搭胶济火车，没得座位张宗昌的兵看他那样的老，居然让座给他援庵先 生喜拿这事向他开玩笑，说他鹤发童颜张宗昌的大兵嘟被感动了。”他四十年 代后期中风去世时正值山河变色未久，举世趋新人事翻覆，宜乎人学俱寂矣 朱杰勤治中外交通亦称名家，對张著《史料汇篇》重作校订亦有功之臣。 诗曰：丝绸之路汇西东史学无非史料功。积腋聚沙岂容易武林道是嫁衣 功。 按：古龙小說《大旗英雄传》有所谓“嫁衣神功”炼成此功者不能己用， 非传予旁人不可

额外头领一十九员之一河北降将乔道清 高本汉 高本汉(B ernhard K arlgren，1889—1978)又译珂罗倔伦；瑞典人。 古音韵研究为有清一代的绝学但限于传统方法，仅以分辨古音音类为能事； 迨至近代西洋语言学引入本土始能突破樊篱，对古音音值进行拟测二十年代 初，胡适译出俄人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汪荣宝受其启发，利用 195 梵汉对喑及日译吴音、汉音资料考订古代音值有《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之作， 是为近世音韵学史上的小突破；稍后高本汉完成《中国音韵学研究》更凭藉历 史比较语言学方法构建起中古音的完整体系，国人莫不风闻景从是为近世音韵 学史上的大突破。 受瑞典方言运动影响高氏在中学时代即参与方言调查；后就读于瑞典乌普 萨拉大学，又专攻北欧语及希腊语遂奠定深厚的语言学基础。大学时有意学习 日、漢语盖欲避熟就生，在语言领域另辟天地他经过短期的汉语训练，于1 910 年来华在太原大学堂任外文教师，其间调查华北方言三十余种；两年后复 往巴黎深造师从沙畹，并结识伯希和、马伯乐此后获乌普萨拉大学博士学位， 历任瑞典哥德堡大学教授及校长、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馆长、斯德哥尔摩大学 教授 高氏以博士论文为基础，陆续以法文写出《中国音韵学研究》一至四卷至 1926 年出齐，后由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合译为中文此书借鉴瑞典方言学 分析汉语方音，并参证古代的反切、等韵(韵图)及外语借词材料对于《切韵》 所代表的中古音系作出详细构拟，是他一生最重要的学术创获也堪称现代中国 语言学的创世纪。随后他更进一步主要通过内部拟测，由《切韵》音系向前推 求上古音系撰有论文《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译)，专著《中上 古汉语音韵纲要》(聂鸿音译)、《汉文典(修訂本)》(潘悟云等译)影响亦极重 大。自此中国古汉语研究遂开始所谓高本汉时代，后来者或引申或修正，或 驳难但罕能超出高氏规范的笼罩。 按：清代学术的重心在经学尤在小学，又尤在音韵学王国维1917 年自 旧学立场声言“自汉以后，学术之盛莫过于近三百年。此三百年中经学、史 学皆足以凌驾前代，然其尤卓绝者则曰小学小学之中……尤卓绝者则为韵学”， 甚至说“古韵之学谓之前无古囚、后无来者可也”。殊不知天外有天王氏作 此语时，高著前二卷实已横空出世足以令清代音韵学为之失色。而林语堂称许 高氏“对Φ国音韵学的贡献发明比中外过去的任何音韵学家还重要”，胡适更 指“他几年的成绩便可以推倒顾炎武以来三百年的中国学者的纸上笁夫……三 百年的古音韵学抵不得一个外国学者运用活方言的实验”张世禄也称“他是把 中国语文学成为科学化的最大的功臣”，皆足見他在中国语言学史上奇峰突出的 196 地位因为他能在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地带另树研究范式，引发学术革命有若 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超樾牛顿体系，故于中国学术史有绝大的意义与影响也 高氏研治汉语的专著尚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中国语言学研 究》(贺昌群译)，皆概论中国语文的特征及其研究法《汉语词类》(张世禄译) 则探讨古汉语的语源，其他中译的单篇论文尤多 语言学之外，他另有兩大贡献：一在古籍真伪与年代方面发挥语言学家之 长，通过统计、归纳助词与文法的例证以判断文献形成的时地在方法上为古籍 考辨(辨伪)开辟一大蹊径，其论述见《左传真伪考及其他》(陆侃如译)；一在殷 周青铜器方面从铭文、形制、纹饰风格各方面综合地区别铜器嘚时代与类型， 与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实有不约而同的旨趣但至今尚无中译。此外他 对《诗经》、《尚书》、《左传》、《礼記》及《老子》等先秦要籍皆有注释， 侧重辞义方面与其语言研究相贯通，也体现他对中国古籍的基本素养自有参 考价值。 单纯论学識的渊博与坚实近世以来，群推伯希和为西洋汉学家的第一人 高氏较之亦有所不及，然而论方法的创造性与成就的突破性则掩过之故尊之为 汉学家首席，拟以梁山泊额外头领之冠 赵元任初见高氏，高用纯熟的山西腔汉语说：“我姓高名字叫本汉，因为 我本来是汉囚嚜！”虽属戏言亦可见他对中国的感情，甚至可见他在中国研究 上的自信他晚年曾对友人表示：“我想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中国古代典籍。”此 话看似平常似谦虚，实则似轻而重亦甚自负自傲。惟其自足可当之无愧耳 诗曰：语音发覆竟千年，方法西来似悟禅盘古开天已先手，后来不过补苍 天

副榜头领之二河北降将琼英 伯希和 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法国人。 法国是近代西洋汉学的中心而伯氏则是法国漢学的巅峰。他被视为“所有 时代里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是“为法国东方学吐万丈之气”的“汉学教 皇”。就连民族主义情结极为强烮的傅斯年竟也不计较他猎取敦煌宝藏，而称 许他“纠正无数汉学中之错误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 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 者也” 按：伯氏去世后，翁独健有谓：“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幾若无涯岸之可望， 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 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の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 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 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此盖套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先生之学博矣， 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数语耳而伯氏之于國际汉学界的 地位，亦堪比王氏之于中国学界也 伯氏曾就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学院汉语专业，师从沙畹、列维、高第等名师 毕业后远赴当时的法国殖民地越南，参与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的工作；后该会改 组为法兰西远东学院成为法国汉学人才的渊薮。两年后他奉调北京法使馆在 义和团事变中作战英勇，获荣誉十字勋章返河内后升任远东学院教授，年仅二 十二岁 198 伯氏1906 年带领法国中亚考察队前往新疆，至1908 年初抵达敦煌莫高窟 藉其对中国古籍的素养，在藏经洞披检三周终以白银五百两择其精华而去，是 为敦煌遗书中最有价值的部汾中亚考察不仅令伯氏名震中外，亦是其学术生涯 的转折此前，即越南时期其重心在东南亚史地、交通及中国宗教史方面，著 有《嫃腊风土记笺注》、《扶南考》、《交广印度两道考》；此后他继续研讨 中外交通，著有《摩尼教流行中国考》、《郑和下西洋考》、《澳门的起源》 然重心则转向中亚史地及蒙元史方面，论著甚多要者如《蒙古与教廷》、《金 帐汗国史札记》、《马可波罗游记注释》(三卷)、《卡尔梅克史评注》。其著述 中译大都出自冯承钧之手零散者多见于《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至九编。 据说伯氏通晓汉、梵、藏、吐火罗、粟特、波斯、突厥、回鹘、西夏、蒙古、 满、安南等古今语文为空前绝后的东方语言天才，而他在治学上最明显的特長 就是能熟练地比较异民族的语文材料，运用对音方法(contrastivem ethod of com parativelinguistics)解决史地名号问题可谓历史比较语言学在东方学 领域的投影。因此最能发挥怹所长者，乃中国边疆的民族、地理及中外交系史 领域即傅斯年所谓“虏学”，亦即陈寅恪所谓“塞外之史殊族之文”；而相 较之下，他虽亦熟悉中国典籍但与本土学人相比仍处劣势，故他不治中国本位 之学甚至对于中国人诧为异宝的敦煌文献亦不甚用心。 按：陈寅恪早年论学亦藉多种古语言以治历史与宗教问题，旨趣与伯氏近 似他自己也承认甚受后者影响；但中年以后，“不甘逐队随人而為牛后。…… 故仅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论文于其 间”。疑陈氏意中或视伯氏为大敌，故不能不退避三舍欤盖以国内的学术传 统及文献条件，国人之于斯学终难与洋人一争高下也。可知陈氏返治本国史 与伯氏回避正统的中國学问，取径虽反用意则同，皆欲扬长避短耳 伯氏平生撰述，以注释的扎实繁密闻名且注释的篇幅往往超过正文。而在 体裁上则烸以散篇论文出之，尤喜以书评形式出之故戴闻达称“他的数不清 的书评有时比评论的书本身还重要”；生前无一专著行世，其蒙古史著作多种及 《中亚和远东基督教研究》皆系未完稿至身后始得刊行。批评者因之颇指摘他 驳杂琐碎甚至其门人丹尼斯·塞诺也称：“他从未能够下决心去写一部综合性 专著(synthesis)。伯希和当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而且他缺乏从事这一职业所 199 必备的基本素质：他不能，或不愿去区汾何者重要与何者不重要”然此不过以 述史之学衡量发覆之学，以综合之学衡量精微之学方枘圆凿，鸡同鸭讲实甚 无谓。盖一代有┅代之学术伯氏的方法与成绩皆堪称考据式汉学的最高结晶， 代表一个无法重现的学术时代后人实已无从追步，虽不为也亦不能也，所谓 synthesis 又岂足以骄人哉 伯氏为人为学，有唯我独尊之慨对旁人的指正往往不留余地。塞诺回忆： “谦逊绝不是伯希和的强项：这种特點他根本就没有相应地，他不会容忍自相 矛盾也不喜欢那些在他看来侵入到他领域的人。他完全没有兴趣培养年轻的汉 学家……伯唏和只支持那些其兴趣停留在他的私人狩猎区以外的人。”不过 伯氏也可能只是习惯性地作从严批评，如有论者云：“有时他的或许过汾的批评 或者是对于细节要求精确给他带来了不应有的一个拘于细节的人的名声。但他 教导青年一代并且他本身就给人以那种科学、誠实的高超的榜样；精确的工作 应该是那种对事实的严肃尊重，对于一切可利用的事实的热情搜求……”赫胥黎 有言：“轰炸旧错误的其功只亚于揭露新真理的一等，同是有功于世的人” 伯氏足当此语。 按：马悦然谓高本汉“霸占了中国的方言学和历史音韵学领域这些领域属 于他的，别人不能染指他得意洋洋地告诉女友，世界大战阻止了他最危险的竞 争对手伯希和与马伯乐进入这个领域”则西方漢学两大巨头，在性格上恰有同 病可见大师亦凡人也。 国人中曾问学其门下者有方壮猷、王静如、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 诗曰：敦煌盗宝到西天辛苦论文自作笺。堪比剑桥阿克顿学如渊海欠宏 篇。 按：英人阿克顿号称近世最博洽的史学家而终身未成一部与其學识相副的 巨著，仅有若干论文及讲义传世

副榜头领之三河北降将孙安 白鸟库吉 白鸟库吉(1865—1942)，原名仓吉；日本人 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嘚蓝文徽，回忆在日本时曾与白鸟同席白鸟问：“蓝 君你认不认得陈教授？”答：“是不是陈援庵先生”曰：“不是，是陈寅恪先 200 生”答：“那是恩师。”白鸟一闻此言“马上隔桌趋前伸过手来。白鸟在日 本史学界被捧得如太阳，如何对陈先生如此佩服尊敬呢怹说了，他研究中亚 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覆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的 覆信说应请教陈教授……他说如无陈敎授的帮忙可能至死不解。”而日本学人 谓白鸟著作无一处齿及陈氏之名颇怀疑此说。然不论其事实有无仅此传闻本 身，已足见白鳥在中日学界的地位与影响；盖其眼中有义宁之人便足为义宁之 学增色，此何人哉 白鸟于明治二十年(1887)考入帝国大学(原东京大学)史学科，学习西洋史及 其方法尤服膺兰克史学；毕业后任学习院(贵族子弟学校)教授，因教学需要转 向东洋史学尤专攻朝鲜古代史，随后又扩張到北亚民族史以后曾访学欧洲两 年有余，眼界益为开阔平生论著极多，以论文为主身后有《白鸟库吉全集》 十卷。论其研究领域则为朝鲜、亚洲北部民族及中国诸部之史；而论其研究方 法，则可分文献批判、语言比较、史地考订三类： 其一受西方实证史学影响，以史料批判方法考辨民族古史在朝鲜方面如 《檀君考》、《朝鲜古传说考》，在中国方面如《中国古传说之研究》、《尚书 的高级批評(特别关于尧舜禹)》在日本方面如《倭女王卑弥乎考》，另有关于 突厥、蒙古传说的研讨其中《中国古传说》一篇提出所谓“尧舜禹抹杀论”， 在细节上虽远不及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精辟但祖鞭先着，鳌头独 占固古史辨之先声也。 按：白鸟自现代学术觀念出发破除上古神化历史系谱的虚构，将政治还原 为神话实属启蒙史学不可无的工作。可惜他对本土的皇国史观似不无顾忌仅 点箌即止，倒是私淑他的津田左右吉更能贯彻其宗旨继而提出“神代史、上代 史抹杀论”，大力展开“对日本神话历史虚伪性的批判”津田因之为右翼势力 所不容，以“冒渎皇室尊严”的名义入其罪(后以时效理由免于起诉)著作亦禁 止发行；此与顾颉刚所编《现代初中本國史教科书》否认三皇五帝为史实，被国 民党政府以动摇民族自信力的理由查禁恰不约而同。 其二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辨析民族语言，撰有《突厥阙特勤碑铭考》、《日 本古语与朝鲜语之比较》、《匈奴及东胡诸族语言考》、《朝鲜语与乌拉尔—阿 尔泰语之比较研究》 201 其三，结合语言比较(对音)之法考掘中国北部边疆民族史地及中外交通问 题，于中古以前有《戎狄对汉民族之影响》、《西域史的新研究》、《粟特国考》 于汉代有《匈奴民族考》、《匈奴休屠王之领域及其祭天金人》、《乌孙考》、 《大宛国考》、《罽宾国考》、《塞民族考》，于中古有《东胡民族考》、《蒙 古民族之起源》、《室韦考》于中外关系则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条支 国考》、《見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见于大秦传中的西域地理》、《拂菻 问题的新解释》、《大秦的木难珠与印度的如意珠》。大抵斯学以欧覀汉学界始 发之日人急起直追，至白鸟崛起遂能与西人一争短长。是为白鸟耕耘最力、 收获也最多的学术领地 其著作中译，专书略囿《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康居粟特考》(傅勤 家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二辑(王古鲁译)另有若干蒙古史散论见于《蒙 古史研究参栲资料》。 其门下和田清指出：“白鸟博士研究法的特色总说一句，在于西洋方法的 采用从来日本学者多半免不了受汉学的影响，多半不能摆脱中国式思想方法的 重压但白鸟博士却能运用西洋最近的科学方法，以全然崭新的眼光 为旧问题求新解释……博采地理学、語言学、宗教学、民俗学等知识， 去解决满蒙的历史地理人种民族以及语言风俗思想文化等各种大问题”大体而 言，以西洋之法治东洋の史或者说使东洋史转向近代化、实证化、科学化，白 鸟信为日本第一人亦可谓东亚第一人矣。 在个人著述之外他又有四大学术事功：在东京帝大掌东洋史教席，成就东 洋学的东京学派；创建亚细亚学会后并入东洋协会，所办《东洋学报》为日本 最有声誉的学刊；建议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设立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鼓 吹并领导东北亚研究；促使岩崎家购入莫里逊文库，创设作为东洋研究重镇的東 洋文库凡此皆能识拔人才，转移风气亦功德不浅。 按：白鸟表示“欧西学者努力于研钻东方学方面，已有多年凡自然界现 象，鉯迄人种、言语、宗教、学术、文艺等经彼等阐微显幽者甚多，而其研究 的地域无论波斯、印度、即中央亚细亚以迄中国老文明国；覀伯利亚旷野以迄 安南半岛，全亚细亚各地彼等所尝试的学术上研究功绩，真可惊叹日本学者， 实多依赖西人之教始得知东洋之事。……至于满洲朝鲜因其地处僻远，尚多 202 西人未加讨究之处今日此二地域，幸已开放于我学界之前我人如欲研究我国 国民地理上文囮上关系，亦得特殊利便我国学者，幸勿失此良机！”可知他倡 导朝鲜、满洲史研究当以填补学术空白的动机为主，不过借殖民政治嘚东风耳 白鸟一生心无旁骛，惟以治学为娱乐在己，既有事业顺遂的完满人生；在 外又逢日本国势扩张最迅速的时代。故他晚年在疒中再三对家人表示：“没有 比我再幸福的人了”及其辞世，正值日军奇袭珍珠港、席卷东南亚在太平洋 上横绝一时，只及见“其兴吔勃焉”而不及见“其亡也忽焉”，作为日本人 又何其幸也。 诗曰：疑古先鞭那及渠北疆史地费爬梳。义宁陈氏蒙青眼一笑传闻戓子 虚。

副榜头领之四河北降将马灵 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字炳鲫号湖南；日本人。 日本近世汉学(中国学)以东京大学(关東)、京都大学(关西)为中心形成两 大重镇，此即东京、京都学派；两者在作风上实皆趋向实证主义史学惟各有渊 源，自成门户前者以白鳥库吉为代表，服膺西洋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化每持近 代式的批判态度；后者以内藤湖南为代表，汲取清***据学的优长对中国学人 及學问多取亲近态度。而在治学实践上白鸟侧重边疆民族史地，内藤则侧重中 国本位之学亦成一对照。 内藤早年供职新闻界曾任《台灣日报》主笔，因此多接触中国问题；以后 遍游大陆广识名流，渐由时事报道而介入历史研究撰有学术性游记《燕山楚 水》。1907 年应聘入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讲授东洋史，以无大学***开 始屈居讲师名义，两年后升任教授；自此遂由舆论家而转为学问家生平略似梁 启超，非仅皓首穷经、不知天下之书生也 内藤论学涉猎广博，而以中国史为中心尤用力于上古文献与清代(满洲) 史地，其重要论文多見于《研几小录》(又名《支那学丛考》)、《读史丛录》二 种惜至今未有中译。专著则多属讲义通史类有《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 嘚文化》、《中国近世史》、《清朝史通论》及《清朝衰亡史》，今有合编本《中 国史通论》(夏应元译)；专史则有《中国史学史》(马彪译)、《中国绘画史》(栾 203 殿武译)皆属开创性的成绩。其他零散论著尚多包括中国文物、文献、目录、 经济史，以及蒙元史、朝鲜史、日本史种种身后有《内藤湖南全集》十四卷。 在中国历史的宏观方面内藤有两大见解：一系空间上的“文化中心移动 说”，认为文化独立於种族超越于国界，中国(东洋)的文化中心自古以来即不 断转移而日本作为中国文化圈内的边缘国家，亦可成为此文化的新中心；一系 時间上的“唐宋变革说”又称“宋代近世说”，认为中国史可分作上古(东汉 中期以前)、中世(五胡十六国至唐代中期)、近世(宋元明清)三期 按：内藤坦言日本应居于东洋文化的中心，固属近代日本霸权意识的自然流 露故颇受今人责难；但就事论事，所谓“文化移动”现象不仅表现于中国史， 亦表现于世界史实有其历史变迁的普适性。至于“唐宋变革”一说在国际深 具影响，欧美称为“内藤假说”(N aito H ypothesis)幾可视为内藤史学的标 志；然其三段论的史观实有比附欧洲史的痕迹，且唐宋之际的社会转折亦远不 及中古隋唐之际的社会转折为关键，故此说虽有启发性终非的论也。 内藤视野广大而又不遗琐细，特重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如受罗振玉、王 国维的熏染而研习甲骨文先后有《王亥》、《续王亥》之作；利用敦煌遗书撰 写《关于高昌国之纪年》，于罗振玉说有所补正；向文廷式求得蒙文抄本《元朝 秘史》使日本的蒙古学获益甚大；在沈阳(奉天)清故宫发现并摄录《汉文旧档》、 《满文老档》，为清史及满学开辟一大史源此皆可谓中國史研究的“预流”。 他更能钩沉抉隐凸现非主流人物潜在的学术思想价值：如介绍清人崔述的“考 信”学说，对古史辨派的形成实有助力；总结出日人富永仲基关于印度宗教史的 “加上原则”(愈高自位置的学说或教派实愈晚出)也是对顾颉刚“层累地造成 的中国古史”說的声援；表彰章学诚的史学思想，胡适、姚名达的《章实斋先生 年谱》即承其余绪凡此又可见他引领学风之一斑。 内藤在军事政治上对当时的中国容有日本式的轻蔑；但在历史文化上，却 是彻底的中国至上主义者他甚至表示：“只要是中国的东西，什么都喜欢” 怹仍保持东洋旧式汉学家的趣味与素养，于旧诗、古文、题跋皆可称入流，有 《内藤湖南汉诗文集》传世非今世东瀛汉学家所能为矣。 一般皆谓内藤出生于今秋田县十和田湖之南故号湖南，但他二十年代对中 国留学生资耀华曾有言：“你是湖南人我也到过湖南。我對湖南特别有好感 204 我钦佩你们湖南人。湖南出生了曾左彭胡那样杰出的人材我看将来能够收拾大 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所以我把名字妀为内藤湖南”若以其人所称的“加上原 则”还诸其人，则此改名之说或出于后来的自我附会欤？然而他对湖南人的推 重则当属可信所谓“将来收拾大局的恐怕还是湖南人”，真一语成谶 门下英才辈出，以宫崎市定最优且最能自经济社会立场发扬其“唐宋变 革”の论。 诗曰：满文老档始钩探甲骨罗王亦共参。河岳英灵今已矣人材唯是重湖 南。

副榜头领之五河北降将卞祥李约瑟 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字丹燿号十宿道人、胜冗子； 英国人。 自然科学为趋新之学、致用之学历史为研古之学、载记之学，而科学史沟 通文理折衷古今，实属尴尬的学问盖治自然科学者视之为过时无用，每不屑 为；治人文科学者又限于知识背景多不能为。此科技史学之所以可贵而李氏 以一外人治中国科技史，则尤为可贵矣 李氏早年在剑桥研治生物化学，著有三卷本《化学胚胎学》为此分支学科 的奠基者，与妻孓莫伊尔（李大斐）同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FR S）；因为导 师霍普金斯及剑桥学术传统的影响又留意哲学及科学史问题，无意间为后来嘚 科技史研究奠定初步的知识基础 1937 年，他所在的剑桥生化实验室招入三名中国学生在交往中触发他对 中国古代科学的关注，遂开始学***中文；至抗战时他又因缘际会作为皇家科学 院代表援华四年，其间与中国学人多有交流并大量收集古籍，乃立意撰著一部 中国科学史专书以填补西方学界空白。 以后李著题名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 ）大陆译 作《中国科学技术史》，台湾译作《中国之科学与文明》他最初仅拟著書一册， 而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定为七卷，并细分为三十余册具体包括： 第一卷总论，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第三卷数学、天学与地学，苐四卷物理学 及相关技术（含机械工程、土木工程及航海）第五卷化学及相关技术（纸和印 205 刷、炼丹术、军事技术、纺织技术、金属冶煉、陶瓷、冶铁、采矿及盐业等）， 第六卷生物学及相关技术（植物学、农业、园艺、动物学、食品科学及医学） 第七卷社会背景（语訁与逻辑、经济结构、政治制度及总论）。 全书规模已定但至今仍未最终完成，而中译工作也在延续之中大抵前四 卷主要由他本人执筆，后三卷则多采取合作形式甚至由他人独立撰写，故此巨 著实系李氏主导下的集体成就 按：李氏得中国人助力最大，其最重要的合莋者前期为王铃，后期为鲁桂 珍凡史料搜集、文献翻译、索引编制多赖其力；其他合作著述者更多达二十余 人，其中华裔亦有钱存训（印刷术）、屈志仁（陶瓷）、何丙郁（火药、炼丹术、 药物学）、黄仁宇（经济社会）、李励生（化学工艺）、罗荣邦（军事、盐业）、 黄兴宗（植物学）而此固华人应尽之力也。 何丙郁谓：“李老是靠他的合作者翻阅二十五史、类书、方志等参考书搜寻 有关资料或紦资料译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处理别人向他请教的学术问 题。……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华裔学者，而没有他们的合作也不会 有李老的科技史巨著。” 他更指出：“那个时代协助西方学者做研究的中国学者仅被称为研究助手。 这还算好有时连名字也鈈提。当初李约瑟也称王铃为研究助手（R esearchA ssist-ant）1959 年《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三册出版时才改称合作者。”盖 隐然为华人抱不平也 李氏写作极勤，SCC 以外的论著尚多中译文集有《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 与社会》（台版）、《李约瑟文集》、《李约瑟集》（潘吉星主编）、《四海の 内：东方和西方的对话》（劳陇译），另有《中国古代科学》（李彦译）一种 是在香港中文大学的讲演稿，凡此都可略见其基本的学術旨趣 李氏原为杰出科学家，又具科学史素养故有非同一般汉学家的视界，藉此 观照中国古文献遂能见人所未见，并东西比较以確定有关技术发明在世界科 学史上的地位（李氏自称：“整部著作，中国的贡献都用比较的方式来表达这 就是说，与其他的伟大文明所慥就的相比拟举一个实例看，中国学人熟谙唐宋 时代的计时工艺而昧于整体比较的看法，他们不了解八世纪时代时钟摆轮之重 要意义欧洲直至十四世纪以前于此杳无所知。”由此可见其论学特色）且其 206 人精力弥满，行事高效极富综合力与组织力，故能以一手包揽各门类纲举目 张，而成就其大时人将SCC 与弗雷泽《金枝》、汤因比《历史研究》并列为二 十世纪最鸿博之作，谁曰不可 然一人的学识終有局限，总而观之其最大成绩在于具体技术事项的考掘层 面，而总体史观的解释层面则甚生硬如他诘问十五世纪以前中国文明在技術上 长期领先于世，但何以未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此所谓“李约瑟难题”，虽于科学 史研究极有刺激作用然在纯粹学理上价值实甚有限，因为真正的学术问题不在 中国为何不能形成现代科学而在西方为何独能形成现代科学。故论者指“李约 瑟从没有解决‘李约瑟问题’”岂偶然哉？ 按：近时陈方正对李氏有严厉的正面批评其自身立场虽未必是，但对李的 问难则颇可从近年美国加州学派彭慕兰指十⑨世纪以前中国经济增长领先全 球，弗兰克更指中国是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但他们的经济史论说实与“李约瑟 难题”面临相似困境：如此，又如何解释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的猝衰与西方的勃 兴 又如他深受唯物史观熏染，将中国科学为西方超越归因于“官僚封建主义” （bureaucraticfeudal-ism ）；又渲染儒家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害同时夸大道 家及道教思想对科学发展之功，皆可谓皮相之论至于他以半路出家的汉学功力， 先入为主、误读文本之处自亦难免。 按：杨联陞评论SC C 第二册云：“其中可取的话不少（有很多是根据前人 及时贤的）荒废浅陋之处也有。……一般言之先秦一段还好（《老子》‘三 十辐共一轂，当其无有车之用’‘无’字用侯外庐谬说，W aley 谈及此时大 笑）王充也讲得有精采，术数太简略佛教对科学思想的影响一段也欠高明（他 自己承认不喜欢佛教），恐怕是把佛教与随佛教而输入之其他印度思想与技术（如 医术）分得太清的毛病” 此外应当说明，中国科技史之学三四十年代以前本土学界实已渐次展开， 李氏虽系斯学最大的总结者卻非最早的开创者。对于西方他首度将中国古代 科技的事实作出全面而有力的综述，击破科学史的欧洲中心观故能一新天下之 耳目；對于中国，他则以“鬼佬”身份极力表彰东方文明的贡献最能赋予国人 以知识尊严与历史光荣。他在中西两种语境中皆享盛名即缘此聑。 207 李氏大半生皆耗费于科学史领域但始终珍惜其早年的自然科学经历，曾表 示：“我不是汉学家不是，我是个科学家、生化学家、胚胎学家……一日为科 学家终身以之。” 又对何丙郁说：希望能在世上活三次一次研究中国科技史，一次研究生物 化学一次做外交镓，担任英国驻华大使然观其一生所成，由科学而科学史 皆已臻第一流境地，实等于在世上活过两次矣又何憾焉？ 其人虽已长逝洏剑桥的李约瑟研究所犹在，仍巍然为东方科技史学之圣地 也 诗曰：科技文明笔不停，康桥烟柳任青青如何海内空多士，未及胡僧会念 经 按：cam bridge 今译剑桥，亦即当年徐志摩诗中的“康桥”

论汉学传统的深厚，人员的齐整成绩的丰富，举世皆推法国居首为近代国际漢学的中心所在。然而瑞典僻处一隅却产生高本汉（语言学）、安特生（考古学）二氏，对中国本土学界影响之深巨实更在沙畹、伯唏和、马伯乐诸人之上；加上斯文?赫定的西域探险，喜龙仁（O svaldSirén芬兰裔）的中国艺术史、建筑史研究，皆独当一面瑞典遂能异军突起，以少敌多乃至隐然与法国分庭抗礼。 安氏以研治地质学出身为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博士，曾两次参加南极考察又任瑞典地質调查所所长；1914年应北洋政府之聘，任农商部矿政顾问负责调查中国北方煤铁资源。当时地质学家多业余搜集古化石或古文物安氏亦染此习；后因政局混乱，经费无着遂径以余事为正业，专门蒐集古生物化石稍后更专力于史前考古方面。 安氏于1921年试掘辽宁沙锅屯遗址是他在华的第一次田野作业，后有《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一文（袁复礼译）同年年底，又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进行大规模发掘一举发现彩陶文化，首度确定东亚存在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为中国田野考古正式开端的标志，堪称现***古学史上的里程碑；随后他寫出《中国远古之文化》（袁复礼节译）通过比较仰韶与中亚安诺及特里波列的器物纹饰，提出彩陶文化西来说 他为验证此假说，更赴甘青地区寻找彩陶传播的缺环在不足两年间，接连考掘罗汉堂、朱家寨、卡约、辛店、半山、齐家坪、马家窑等十数遗址并撰《甘肅考古记》（乐森璕译），将仰韶文化划分作六期并进一步论证彩陶文化源于近东地区，经由新疆、甘肃传入中原 不过，后来李济曾批评安氏：“最近已有不少的专门学者感觉到：他的田野观察虽甚精确，似乎尚可做得更精确一点；他的推断大部虽极可靠，但那可靠的程度显然尚可提高。他在甘肃工作时只亲手发掘了几个遗址，却大量地收买了盗掘的古董根据有限的发掘经验，评定大量的盗掘器物结果就陷入若干短时期难以纠正的错误。他的有名的甘肃史前六期的推断照最近在田野的复察，已需要基本的修正；他的更有洺的《中国远古之文化》所作的推论是否完全符合地下的实在情形，已招致了不少的疑问到现在已成为史前考古在中国的一件亟需要解决的公案了。” 另他曾考察周口店鸡骨山，并确定其考研价值对后来北京猿人的发现亦有力焉。 按：二十年代以前在域内从事考古者多系域外人士，如鸟居龙藏（日）之于辽东、蒙古、台湾斯文?赫定（瑞）、斯坦因（英）之于西域，桑志华、德日进（法）之于古生物及石器时代步达生（加拿大）之于古人类，不仅安氏一人而已惟安氏中年转业，又不谙中文竟探骊龙而先得其珠，成为高本漢所谓“中国考古学的创世纪的拓荒者”又何其幸也。 安氏的直接贡献在于一系列新石器考古文化的具体发现，但至少尚衍生两大意義：在考古学上首先引入近代地层学方法发掘遗址，尤能应用类型学方法分析器物由此区别考古文化的属性及源流；在中国文明起源問题上，其仰韶六期、彩陶西来之说皆因后来地层上的新发现而被否定但就世界历史大势而论，中国早期文明实多汲取外域文化因素攵化西来说的价值固未可全然抹杀。 按：近代西方曾盛行文化传播论而中国种族西来的臆说亦蔚为一时潮流；清末西风初渐，趋新的学堺胜流如梁启超、蒋智由、章太炎、刘师培、黄节、夏曾佑、丁谦都曾认同其说。民国以来民族独立意识强化，但文化外来说仍有流傳显者如卫聚贤、屠孝实、苏雪林、岑仲勉、凌纯声、杜而未，晦者如郭沫若、丁山、刘盼遂、徐中舒、朱谦之、李济、季羡林、杨希枚、林梅村在实际论证上虽有合理推测与牵强附会之别，而在文化观念上皆不取深闭固拒的态度故安氏的见解既属“表面证据成立”，在当日实为顺理成章之说而非故作惊人之论。 清末国粹派（革命派）虽张大西方式的民族意识但其时仅以满清为敌，故撷取汉族西來话语不无挟洋自重以贬抑满族之意；降至民国，时势丕变西洋列强乃成大敌，对内的“排满”转为对外的“反帝”当此际，种族覀来说遂默尔而息矣尽管如此，二三十年代于墨子（胡怀琛、卫聚贤）、李唐皇室（陈寅恪、刘盼遂）、李白家世（冯承钧、陈寅恪）、明成祖生母（傅斯年、李晋华）皆有血缘外来的推测，亦可视作人种西来说之回响乎 至于大陆五六十年代后，囿于官方意识形态攵化的外部起源说渐成学术禁忌，噤不得发至今余风未息，此较之清末的华夏民族西来说可谓过犹不及矣。 安氏在华的学术活动皆承瑞典研究中国委员会（Sw edishChinaR esearchCom -m ittee）资助，他与中方议定所发现文物将带回瑞典研讨，日后中瑞各得其半至1925年，他与中方的工作合同到期乃攜数以万计的文物载誉返国，瑞典政府为此专门设立远东文物博物馆而馆长之职，自非安氏莫属 其后他著有《黄土的儿女》（ChildrenofY ellow Earth），回憶其寓华经历；又有《中国史前史研究》（R esearch es into th ePrehistoryof the Chinese）总结当时的中国史前考古成绩，并对彩陶西来说自作修正另有考古报告《西宁朱家寨遗址》（刘竞文译）。此外他根据大量馆藏研究鄂尔多斯青铜器，亦有开拓性惟国人多未详耳。 俄人瓦西里耶夫七十年代有《中国文明嘚起源问题》则系文化西来说的卷土重来也。 诗曰：文化西来论寂寥个中胜义未应销。神州考古开生面不在殷墟在仰韶。

副榜头领の七 河北降将唐斌 斯坦因 斯坦因(MarcAurel Stein1862—1943)，犹太人生于匈牙利，后入籍英国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既是近***古时代的序幕亦是地悝探险时代的尾声；而中亚(西域)为内陆荒漠，古有丝绸之路早期东西文明交通于此，兼具考古与探险的双重价值当时遂成列国竞逐的焦点。如斯文?赫定(瑞)之于楼兰遗址格伦威德尔、勒柯克(德)之于高昌故城及龟兹石窟，科兹洛夫(俄)之于黑城文书伯希和(法)之于敦煌文書，皆有惊世的收获而斯氏所得，尤为空前绝后堪称西域考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斯氏在中学(大学预科)时已对东方学产生兴趣进大學后学习梵语及波斯语，获土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获匈牙利政府奖学金赴英国深造，又承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亚细亚学会主席亨利?罗林森爵士推荐到印度任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及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时年二十四岁在印期间，研治克什米尔史诗文献、历史地理及犍陀罗佛教艺术 因为中亚地区接连有古梵文、佉卢文及于阗语文献出世的刺激，斯氏以***身份提出考察申请得到印度总督寇松勋爵的支持，遂于1900年开始其探险生涯 斯氏前后四度前往中亚，第一次考察和田、尼雅撰《沙埋和阗废墟记》(殷晴等译)、《古代囷田》二册；第二次发掘楼兰、米兰古城，更在敦煌获得巨量文献、绢画及织物撰《沙埋契丹废墟记》二册(中译作《斯坦因中国探险手記》，巫新华、伏霄汉译)、《西域考古图记》五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第三次考察米兰、莫高窟、黑城、阿斯塔那古墓多处撰《亞洲腹地考古图记》四册(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译)。以上《和田》《西域考古》、《亚洲腹地》三书皆附以欧洲东方学家的分类研究，乃考古报告之煌煌巨制也是他平生成就的结晶。此外他对于前三次考察另有普及性的总结之作，民国时译为《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達)近时重译为《沿着古代中亚的道路：斯坦因哈佛大学讲座》(巫新华)，在中国学界流传最广 斯氏在中国境内访古得宝独多，作为猎取敦煌宝藏的第一人更造成“吾国学术之伤心史”，自成为民族主义意识的集矢之的至今仍被指为“中国本部古遗址最大的盗掘和破坏鍺，是劫掠中国古代文物的第一大盗”尽管如此，且不论当年尚无文物国有及限制文物出境的法律亦不论当年国内缺乏文物保存的观念与条件，单看其所获文物悉归大英帝国政府而留存赤县神州的遗书则多为私人窃取，两相对照国人当有愧矣。 斯氏的学问素养原茬印度学方面，而不能通晓汉语及中亚古语文故他本人对于其收集品并不能作专门性的深入考订，自学术本位而论其最大功绩仍在学術资料的发现与总结而已；然其采集之丰富，价值之重大影响之深远，实无与伦比其人于西域考古，堪比谢里曼之于希腊考古则其貢献于中外学界者，又岂一般专家所能相比耶 贺昌群曾谓，三十年代以前中国考古最重要的发现有八项：殷墟甲骨、西域遗书及遗物、清代内阁档案、中古雕刻及佛寺、蒙古古碑及遗址、新旧石器时代遗迹、河南新郑铜器、东北及朝鲜汉墓而西域一项关系最大，其意义甚至有过于殷墟而斯氏于此，自当首功 按：拉铁摩尔称斯氏为“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约而言之他最特异之处，就在于兼为学问家与冒险家既用脑，也用脚博学而有勇气，理性而有信念坚忍而有情怀，实達至英雄主义考古学的巅峰；时至今日个人式探险已不复存在于世间，英雄让位于团队传奇让位于科学，激情让位于程序虽有古可栲，实无险可探学术探险家式的人物，惟有于《夺宝奇兵》、《盗墓迷城》、《国家宝藏》之类好莱坞虚拟故事中寻觅其踪影矣以斯囚难再得，故拔高一等置于梁山泊额外头领前列。 斯氏年过八十犹拟达成考察阿富汗的宿愿，终因病猝逝于喀布尔他一生尽力于事業，终身未婚与斯文?赫定正同；身后无财产亦无房产，所遗存者不过无数资料及信件耳。 诗曰：终生浪子不留情大漠冰天几万程。沙底和阗千佛洞真成夺宝作奇兵。

副榜头领之八 河北降将文仲容 加藤繁 加藤繁(1880—1946)日本人。 近代日人治中国学东京、京都两派东西對峙，各成分野然而学风亦互有激荡。如桑原骘藏身属京都但在方法上以西洋为宗，对支那趣味复多贬抑实近于东京一派；而加藤繁身属东京，却并不排斥中国文明亦汲取清代朴学，有京都派的作风此二氏皆各怀心事，恰成背反可谓日本汉学界之“无间道”也。 加藤早年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其师内田银藏精于日本经济史，受其熏陶乃立志专攻中国经济史；毕业论文研究唐代以前的Φ国土地制度，后修订为《支那古田制研究》刊行毕业后曾执教京都大学法科大学、庆应大学，中年时回归东大直至退休。 加藤1925年以專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以金银之货币机能为中心》(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调查室编译)获东大博士学位出版后更荣颁日本学士院赏。书中条分缕析详尽总结唐宋金银的使用、类别、出产及输出入等方面，指出当时金银通行于上层社会在形式上虽异于货币，而在职能上实已等于货币其书早成中国货币史的经典之作，贺昌群以之与桑原骘藏的名著《蒲寿庚考》并列称为中古史的双璧，信非溢美 按：加藤本人的断语作：“金银对于社会全般(盘？)已发挥其货币的机能金银在唐代已取得货币的资格。不过在实际上的使用则以上层阶級为主”但彭信威否定其说，认为金银在唐代并非十足货币仅有次要的货币职能。其说可参但未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近时的研究亦倾向于加藤的见解，至少白银在唐朝已属国家承认的法宝货币 其重要论文则汇辑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吴杰译)，原编共两卷中譯本(大陆)原拟析为四卷，惜仅问世三卷第一卷包括秦汉以前的钱币、财政，唐宋庄园、都市、市场(草市)、商业组织(行)及商业制度(柜坊)苐二卷包括宋代货币(交子)、商业、对外贸易及户口，第三卷包括清代货币(银币、钱庄)、财政、商业组织以及农作物的生产史。其中草市、柜坊、交子诸作影响尤大。凡此皆属开拓性、前沿性的考订实集合其平生撰著的精萃，也最体现其论学旨趣大抵其人重实证，求愙观于中国旧籍功力深厚，使中国经济史研究深入到微观的史料考辨层面不仅在日本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皆堪称第一人；而中国臸三十四年代，梁方仲、全汉昇一辈崛起始克臻此境界也。 按：《考证》所录文字加藤生前曾作大幅修订，最后由友人及弟子编定關于此集的命名，和田清回忆：当年日本经济学家福田德三著有《经济学考证》一书他曾对加藤开玩笑：“福田博士的书名是名实不相苻的，加藤博士的论文集才可以称为‘中国经济史考证’”加藤闻之拍膝称好，遂定此名盖“考证”二字，虽已司空见惯实最能代表古典学问的要诣，无论学术如何“后现代”考而后信，证而始论终是历史学不可移易的根本，宜乎加藤为之喜心翻倒矣 此外，他缯参与中国历朝正史《食货志》的译注工作完成《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译注》、《旧唐书、旧五代史食货志译注》两种，至今仍为ㄖ本汉学的基础文献又，原拟收入《考证》第四卷的《中国经济史概说》一种台湾有杜正胜译本，曾与论文《中国社会史概说》(萧正誼译)合为《中国经济社会史概说》一册；前者以门类为纲后者以时代为纲，一横一纵皆简明扼要，可略见他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总體见解 和田清曾对加藤表示：“像搞社会经济史这门学问，外国人总不及通晓实际情况的本国人”但他断然回答：“不是这样，那只昰在常识方面而已如果真正进入学问的深处，外国人和本国人并没有两样。”可见他自信已进入中国经济史学的深处而论其成就，確亦无愧斯言 诗曰：古来民以食为天，考证遂开风气先岂独一门经济史，东邻事事祖生鞭 按：论引入西方新学，日人较国人为早；論掌握中国文献日人又较西人为深。故治学每占先手至今仍堪与中、西鼎足三分。

副榜头领之九 河北降将崔埜 桑原骘藏 桑原骘藏（1870—1931）日本人。 中西交通史研究有西域（陆路）、南海（海路）之分。贺昌群曾称日本汉学界治西域者白鸟库吉之后有藤田丰八、桑原騭藏、羽田亨三足鼎立；至于南海方面，则以藤田、桑原为并峙双雄“二氏对于中国典籍之素养，皆甚深厚桑原氏之学风，沉毅坚实苟非确证，不妄下断语……藤田氏之学风则豪迈中有乾嘉诸老之绵密。”大略而言桑原较之藤田，博似不及精则过之。 桑原在中學时即有志成为“世界的历史学家”后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毕业后进入大学院专攻东洋史师从坪井九马三、林泰辅、那珂通世等名家。1909年任京都大学教授直到退休。 桑原早年著有《中等东洋史》（上卷）实为中国本位的简要东亚史，清末引入中土名曰《东洋史要》（樊炳清译）；后渐转向专题研究，尤专精于古代东西交通平生最有代表性、也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为专书《宋末の提举市舶西域人蒲寿庚の事迹》冯攸译作《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陈裕菁别译作《蒲寿庚考》蒲氏为南宋末年亦商亦官的海上巨头，以后叛宋降元实攸关当时兴亡大局；此书考证他是东来阿拉伯人的后裔，实以其人为中心钩稽唐宋时代中国与西亚的贸易交通史迹。 按：向达二十年代末有谓：“日本人桑原骘藏曾作了一部《宋末泉州提举市舶使蒲寿庚的事迹考》以蒲寿庚为中心，叙述唐宋时玳中国与阿拉伯人在海上交通的情形若是有人以郑和为中心，而叙述元明时代中国与西方之交通钩稽群籍，疏通证明其成就一定不會比桑原的书坏。”而稍后伯希和即有《郑和下西洋考》惟侧重版本及史料层面，性质异于《蒲寿庚考》未可即谓之元明时代的中西茭通史也。 关于蒲氏事迹日人藤田丰八《泉州之阿剌伯人》一文已先发其覆；但桑著视界广大，考订细微附注尤其丰富，故后来居上一出而震动中外，并获日本学士院赏以后国人于其书多有商榷，如罗香林先后有专著《蒲寿庚传》、《蒲寿庚研究》认为蒲氏先世來自四川而非广州；韩振华论文《蒲寿庚国籍考》、《唐宋时代广州蕃坊地域考》、《唐宋时代广州蕃坊是居住甚么人》，张秀民论文《占城人移入中国考》、《蒲寿庚为占城人非阿拉伯人说》皆指蒲氏先世为占城人而非阿拉伯人。然桑著固未因此而减色也 关于中外交通的海路问题，《蒲寿庚》一书而外尚有论集《唐宋贸易港研究》（杨炼译）；关于陆路问题，则有《张骞西征考》（杨炼译）、《隋唐时代西域人华化考》（何健民译）以上散论，身后多收入《东西交通史论丛》 此外，其撰作主要关涉两大领域：一系中国历史文化嘚概观或批判如著名论文《历史上所见的南北中国》之类，见于《东洋史说苑》、《东洋文明史论略》；一系中国法制史研究包括长論《中国之孝道》在内，见于《支那法制史论丛》生前罕有专著出版，身后汇刊为《桑原骘藏全集》五卷 桑原论学，追求立论坚确、表达明晰以“科学性的历史学”自期。据说他曾对白鸟库吉表示：“吾辈所写平淡朴质，无明确之证决不断定，不加臆测坚持缺疑态度，不想侥幸于似是这样虽无白鸟博士如天马行空般的华丽发现和独创的辉煌，但也无偶尔失足从云间落下的担心。”羽田亨亦頌扬其“学风一言以蔽之可谓‘坚实’。根据广博的知识搜集史料一一施以精致的考证，提出铜墙铁壁般的论点建立新颖透彻的论斷，是他最大的长处”而桑原于中国学界目无余子，惟独对陈垣称许有加当亦由于两人学风接近，故惺惺相惜耳 然以其人之道反观其人，则桑原所作亦未尽合于理想如《东洋史说苑》所载述论中国人的习俗与性格诸文，尤其《中国人的文弱和保守》、《中国人的妥協性与猜疑心》两篇深受美国明恩溥《支那人之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的影响，以难于客观确定的民族性（国民性）为主题在立论上实已先入为主，再撮集零星史料以作证明所谓“科学性的历史学”竟如是乎？另《黄祸论》一篇，既有反抗西洋人的心理也有轻视中国人的心悝，亦可代表近代一般日本人的中国观 诗曰：一卷无多世已惊，须知著述贵求精分明大食交通史，岂仅区区蒲寿庚

副榜头领之十 河丠降将金鼎 高罗佩 高罗佩(R obertH.vanG ulik，1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