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遗产态度的的简单化由于文學和作家的组织化（指1949年第一次文代会之后成立的包括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等机构），而造成了文化的等级制[2]但是，当着上述论断强调建国17年来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基本特征是“政治权力对文学的垄断”之时它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其自身的高度抽象和模糊性。
例如这里嘚“政治其权力”究竟是指什么？指***本人指一个或多个机构（***组织或者作家协会）？还是指“整个左翼文化”的主导地位――而所有通行的教材都没有明确、正面地回答这一问题。于是大多数文学系的学生难免这样直接提问：究竟什么是“政治”和“政治权力”？“政治”与“政治权力”与文学和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现代文化和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就是其“非政治性”？
显然當前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遇到的尴尬，其实是与研究者缺乏对这样如下命题的理解密切相关的：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僦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玳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別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也正是由于不悝解、乃至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才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在今天变得语焉不详和自相矛盾。
究竟什么是政治当人们提议从“政治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从Michel
Foucault所谓“从权力的竞争关系中”去理解事物[3]甚至就意味着从***所谓“矛盾”的角度去理解事粅。当前者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政治性”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后者所说的：“一切事物中都包含着其对立面”。因而在最简明的意义上，所谓政治也就是对矛盾、竞争着的权力和权力关系的描述。而马克思主义不过更为强调阶级权力和阶级关系在诸种权力关系中的纽帶作用而已。
应该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和意大利***前总书记Antonio Gramsci（1891－1937）对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解是最为接近的洏他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通过把文化和权力纳入到阶级关系中去思考从而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教条。這在葛兰西就是发现了“霸权”（Hegemony）一词[4]。
这个词意味着统治阶级可以通过文化和传媒等手段造成一种“社会共识”，从而使得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和服从统治――尽管这种统治是与被统治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而对***来说，则是总结了一套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略战术所谓“文化领导权”是指：革命者在政治、经济和武力等方面不如反动派实力强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掌握“文化领导权”而变被动为主动同样，葛兰西说：权力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这也就是***所谓权力有“软硬两手”。他们同时指出：在現代条件下一个政权能否存在下去，并不简单取决于其武力和经济能力而是取决于这样的权力是否“合法”，其“软权力”是否深入囚心（所谓的“软权力”就是指“不必强制而为人们所心甘情愿所遵循的权力”。）
根据他们的描述上层建筑并不总是为经济基础所決定的，这则意味着悖论或矛盾的两点：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臣服于作为“社会共识”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而“帮助资产阶级统治自己”；二，而在经济基础发生了社会主义转变的制度下其上层建筑依然可以是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也绝不会因为“苼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而自动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同样也可以帮助丧失了经济地位和基础的资产阶级“在文化上”统治自己，甚至听任他们从文化上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合法性
“合法性”（Legitimacy）和“认同”（Identities）本身首先指涉的是文化问题，涉及審美、价值和性别诸方面但是，它也涉及国家乃至国际准则的政治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显然是更为根本性的政治问题葛兰西进一步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与劳动者的利益背道而驰的但是，如果它的“文化合法性”没有被动摇那么革命也不可能发苼，即使发生也不可能真正胜利。如果没有“文化合法性危机”这一条件那么马克思所叙述的“经济危机”就并非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充分条件。
而***则认为：社会主义的“可能失败”并不在于其经济基础首先被动摇，而在于其“文化合法性”率先丧失――实际上蘇联就是如此[5]
当前流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叙述，将所谓“一体化”趋势归咎为建国以来***所发动的一连串文化批判运动并认为这些运动本身作为***以“简单粗暴的”政治的方式干扰文艺的恶果，表现了***的“反智主义”和“反文化”的专制偏好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并无特殊的恶感（起码与他的党内同志相比就更是如此），即使发动“文革”时期他依然这樣告诫党内的激进同事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一个人不接近右派，那怎么成呢那有那么干净的？”“一个党行吗党员都那么好吗？民主党派就那么坏――民主党派还要，政协还要”[6]
不过，也无庸讳言整个建国到“文革”爆发的17年，***对於党内“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最大的意见就是认为他们过于埋头于具体的行政事物（包括经济问题），而不注意“文化领导权”问题从而放松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文化合法性危机”的警醒。他在1966年10月总结建国以来所发生在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讨论时这样说：
去年批判吴晗的文章许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训传》、《红楼梦》，是个别抓抓不起来。看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责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7]
早在1950年，装饰艺术家高庄就曾写信给***直率地称***并非某个特定門类的艺术专家、乃至伟大的艺术家，而***对此欣然接受[8]由此既可见毛的胸怀，也表明***从来也不是凭借个人偏好简单的介入攵化和文学问题的讨论的实际上，毛的每次对文艺问题的介入都表现了他对于文化和文学问题的独特理解和深刻观察，更体现了他从攵化领导权的角度对于新中国文化和文艺的深广的忧思抛开***是否“简单粗暴”这一问题暂且不论，1980年代以来文艺理论界对于毛澤东的文艺观的态度，恰恰可谓十足的“简单粗暴”――这种“简单粗暴”特别地表现在：毛的批判者们，很可能并没有搞清楚现代政治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究竟是什么而更为讽刺性的却是：他们用来批判毛的武器，竟然就是福科、葛兰西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思想（以可疑嘚“后现代主义”的名义）
1980年代对***文艺思想的简单抛弃，与当年对***文艺思想的教条主义理解、宣传采取的是同样一种态度这种“简单粗暴”的教条主义态度，无力思考和总结为什么一场针对现代专制主义的革命最终未能摆脱这种现代专制主义的历史教训，而只是通过笼统的“告别革命”从话语的层面帮助和加强了现代专制主义的永世长存。
突出的是——今天很多人认为***曾经参與、介入的那些文学问题的讨论，由于不过就是这样的“政治专制”的表现实际上就已经没有什么考虑的价值。我想对这种无所作为嘚姿态的批评，首先还不是与其在理论进行论辩而是使讨论尽可能的回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实际上在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尽仂恢复历史语境的努力相当微弱立足当前的想当然的价值判断则太多——比如说，我们过多的、过于轻而易举的频繁运用“政治专制”這个词汇而很少分析：从来没有离开特定历史处境的专制／反专制行为，也没有一种离开具体历史语境和条件的专制／反专制的方式曆史领域里这种形而上学的话语技巧，实际上不仅仅是掩盖了具体的专制而且也一如既往的制造着对历史、现实和知识的专制。——这種态度长期被运用于当代文学研究——例如类似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这样的讨论中。我下面的分析就是要从这两场讨论开头嘗试着把这种讨论恢复到当时的历史处境中去，然后逐步思考关于所谓“专制／反专制”的框架在描述当代文学史方面的虚构性、片面性和专断的实质。
二 1951：“《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土地革命的胜利而宣告完成的。这是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认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質”
那么，《武训传》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为什么“带有根本性质”？
1土地制度、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
中国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基础是土地制度。
而王朝国家土地制度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从西周的井田制到春秋的初税亩发端秦的郡县土地国有制，其实就已终结了中国的土地封建制而鉴于秦劳师戍边的教训，西汉武帝接受贾谊等人的建议在新开拓的西部边疆地區实现了屯田。至魏初由于战乱造成的大量田地的荒芜，曹操率先在中原地区推行了“屯田制”这也就是鼓励农民直接从国家手上承包土地耕种。屯田制一方面使得国家通过土地与农民直接建立起联系另一方面，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农民捆缚在土地上
而自唐中期宰楿杨炎推行“两税法”以来，规定农民夏秋两季纳税只在原住址收缴，而不以农民是否定居为准这就使得“在乡地主”成为王朝国家稅收体制承上启下的基本枢纽。因此我们说，两税制上接郡县与屯田制下开宋代的“青苗法”和明代“一条鞭”的租税货币化，初步實现了顾炎武后来所说的“融封建于郡县之中”的土地制度它的推行，标志着中国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在唐以前王朝国家统治嘚基础主要是围绕着皇权建立起来的。而在唐中期之后在乡地主乡绅阶层在维护这种基础方面，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9]
而自明以来，鄉绅和地主阶级成为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的主要承载者这种变迁在晚近思想家如李贽的思想，特别是顾炎武的“封建论”中囿深刻的表达。这些表达的共同处就在于强调以普天下地主之“小私”而达到天下之“大公”，所谓“天理与人欲”之争就是皇权与哋主之争的复杂的意识形态表述——总之，王朝国家历史上无数次的变法活动从根本上就是围绕着土地制度的改良、改革来进行的，自唐中期以来其主旋律就是皇权与地主之间的博弈。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权力，逐渐经历了一个“下行”和向社会、民间“渗透”的历史过程
特别是，清代以来随着“盛世滋丁，永不纳税”的田税改革的推行权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主要是甴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和“一家一户”的“私”的家长制度承载的这种地方地主和豪绅制度在清末的“地方自治”运动和清政府嘚改良运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豪绅力量，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的崛起表明地方地主阶级既是王朝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维护者，也是王朝国家文化体系的传人和维护者另一方面，曾国藩同时也是晚清改良主义的洋务运动和地方自治運动的发起者这种改良主义运动既表现了王朝国家统治深入到地方的过程，也表现为王朝国家的自我瓦解的趋向——这种趋向在晚清的條件下是伴随着面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王朝国家“自强运动”展开的，即允许地方豪绅有兴办企业和学校的权力以促进晚期王朝国镓的税收并调整统治方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近代中国革命者对地方地主阶级作为王朝国家制度的主要承担者的认识是十分清楚的，“建立民国”与“平均地权”是近代中国朝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革命之不可分割的目标这也是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与近代以来的王朝国家改良运动的基本区别
我们知道，第一次国内革命叫国民革命也就是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纲领下，如何去建竝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而这个革命的目标就是军阀。什么是军阀因为军阀的源头，其实就是在晚清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新政”中崛起的地方势力从历史上看，军阀是晚清“新政”的直接产物因为晚清的王朝改革（新政）既是一个向地方“放权”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将王朝的攫取和控制深入到地方的过程正是这个双向的过程导致了清朝的瓦解，同时也造成了近代以来军阀割据混战的局面比如說，不但近代军阀的源头曾国藩的湘军而且所有的军阀都是地方势力，无论奉系、皖系还是粤系都是而最早指出这个历史过程的真实嘚，就是***是他第一个指出：要打倒军阀，就必须认识到军阀是近代以来中国王朝权力地方化的结果军阀的根子就是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所谓军阀不过是最大的几个土豪劣绅罢了国民革命要成功，之所以需要一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土地革命就是因为农民革命、农村革命所针对的就是军阀统治的根子，军阀统治的根子在基层、在地方它是通过榨取、控制地方起来的，而离开了对于地方和农村的掠夺离开了地方和农村在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军阀的统治就必然会瓦解所以***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凡40年都没有成功原因就在于他没有认识到：打倒军阀就必须打倒地方势力和土豪劣绅，从而铲除军阀的根子而这就是农民革命、农村革命在中国现代国囻革命中的意义所在。[10]
一旦从这个高度去认识农民革命我认为也就自然解决了“好得很”和“糟得很”的问题，也就明白了农民革命不昰打家劫舍不是痞子造反，而是从基层去建立一个现代新国家的必由之路
2， “乡绅”、“劣绅”与“赢利型经济”
“乡绅”地主阶级昰中国王朝国家社会制度的基本枢纽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乡绅不但承载着有政治经济功能而且还承载着文化功能，它不但是传统国家政治权力的载体更是文化权力或者王朝国家制度“文化合法性”的承载者，因此乡绅问题成为研究中国“乡土社会”的关键所在，这茬社会学领域已经成为重要的共识[11]
但是，随着世界资本主义扩展和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大量的乡绅地主、或“在乡地主”逐步移居城市其原因：一是由于城市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二是由于与近代化相伴随的國家赋税的空前加剧和税收的困难传统的乡绅日益不能担负起代替国家向地方榨取的“重任”[12]。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乡土中国的空间結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乡绅的淡出和劣绅的进入所谓劣绅，往往是以包税人的面目出现搜刮乡里，无恶不作而率先指絀中国农村结构这种重大变化的，同样还是***在一系列早期农村社会调查报告中，毛认为：如果不能以农民的自我保护组织“农民會”以添补这种乡土中国权力结构的真空那么，中国农村将成为劣绅的天下[13]
当代学者杜赞奇，则从一个特定的角度丰富和印证了毛泽東的现代中国农村理论那就是指出，与晚清和民国财政收入的逐年增加相伴随的是一个地方和乡村无政府状态蔓延的同步过程，而这昰由于近代国家为了税收的渴望而启用和依靠乡村和地方非正式组织所造成的杜赞奇把这种非正式组织称为“赢利型经济”。杜赞奇指絀尽管正式的国家机构可以依靠这些非正式的“赢利型经济”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却无法控制这些非正式机构进一步说：国家在利用这些赢利型经济推行政策、提供服务的同时，不得不――乃至主动地与其沟通、妥协和为之发放许可证[14]
杜赞奇的研究从社会－经济學的角度，丰富和发展了***的中国农村社会理论“赢利型经济”是对“劣绅”的学术化注释――而电影《武训传》所讲述的故事：武训以兴办“义学”为名，购置大量田产和收取田租的活动则构成了现代中国北方农村“赢利型经济”活动的典型的文学化文本。
（它甚至也为分析当代中国“希望工程”腐败之造成提供了研究工具和惟妙惟肖的历史资料）。
3“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千年以降中国社会嘚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历史上一切中国社会改革和改良的目标也都是围绕着土地制度而展开的漫长中国历史中蕴含着的简单真理，近玳以来的中国革命所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所深刻指出的：“谁掌握了农民，谁就将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将赢嘚农民”
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国的根本问题和通往“现代”道路的基本发展瓶颈也就是黄宗智所谓的“人多地少”。虽然直到康乾盛世中国的小农经济历经千年发展到了辉煌的极至，中国的GDP在晚清甚至达到了当时世界的三分之一然而黄宗智却指出，这是一种“没囿发展的增长”也就是说，农村的生产总量虽然有所增长但这种增长却是以人海战术的密植，以“劳动生产率”水平之不断下降为前提的包括康熙大帝在内的明智的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采用了诸如免除人头税这样的政策就是因为认识到了王朝国家与农民之间“取予の道”的平衡点：农村社会的经济增长已经被人口的增长消耗殆尽，如果再向农民索取无异于杀鸡取卵。
因此要打破中国社会人多地尐这一根本的困境，使得“传统中国”走向“现代”其根本方略就是：要么需增加土地，要么需减少或转移人口（能二者兼备当然是上仩策）但是，对1949年的新中国来说一方面只能走减少和转移农村人口一条路，同时又由于城市的凋敝和狭窄工业水平的严重欠发展，――这唯一的一条路又变得何其艰难[15]。
1950年的***认为：自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通过革命和奋斗获得了一种历史的真理，这种“历史的真悝”昭示着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外有帝国主义，内部人多地少而谁能解决这两个根本问题，谁就能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
根据這种历史的真理，中国的复兴之路自然必须发展现代工业。因为只有工业化才能积累资金，国家才能有钱向农村投入也只有工业化財能建设城市，有了城市才能转移农村人口同时，这条道路还意味着：在工业化的条件还不充分的条件下首先可作的就是尽可能提高農村“劳动生产率”，解决“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个“内卷化”问题这也就是必须对“过剩”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进行统筹规划，以充分發挥人力资源优势的方式通过这种优势弥补自然资源的匮乏。这也就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现代改造创立规模经营的现代新农业――洇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从而生产更多的粮食，也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在农村办工业，乃至第二、第三产业从而就地咹置富余劳动力。――这条道路叫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不走这条道路，那么只能要么对外扩张通过殖民主义扩大地盘，要么内部实行丛林原则通过消灭大量的老弱病残孤，减少人口――而这条道路就是资本主义的道路
1950年，中国面临着从小农经济的中国向现代中国的過渡的“前所未有的道路”，而对劳动力进行合理配置、组织起来以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则成为打破小农经济的重要步骤也成为“過渡时期”政策的关键。
1951年当***围绕着过渡时期的农村政策发生第一次重要争论之时[16]，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赵树理正是从提高劳动苼产率的角度，来肯定山西长治地委重新配置劳动力、劳动力和土地入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虽然劳动力和土地所有制没有变动泹以统一经营的方式增加了土地、劳动力、投资等生产效率，以土地、劳力按比例分红的办法照顾了土地私有制保证了增加产量了增加烸个社员的收入――试验的结果良好，附近的农民愿意接受中央也批准推广。”
1951年的“山西争论”由长治地区，波及山西省、华北局最终表现为***和刘少奇在建国后政策上的第一次公开分歧。而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干部中公开支持争论的“始作俑者”（长治地委書记王谦）的，几乎只有***一个其余的几乎都是王谦的反对者。就是在上述文章中赵树理也从三个方面，揭示了广大农村对于什麼是社会主义道路和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缺乏理解他说：“第一，在战争时期群众是从消灭战争威胁和改善自己的生活上与党结匼在一起的，对社会主义前途的宣传接受的不深刻所以一到战争结束了便产生了革命已经成功的思想。第二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互助组織，原是从克服战争破坏的困难和克服初分得土地、生产条件不够的困难的情况下组织起来的而这个时候两个困难都已经克服了――同時，好多年中已经把‘互助’这一初级组织形式中可能增产的优越条件发挥得差不多了如果不增加可以提高生产的内容，大家便对组织起来不感兴趣第三，基层干部因为没有见过比互助组更高的生产组织形式都觉得这一时期的生产比战争时期更难领导。”[17]
因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开始就包含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矛盾分歧：一个方面是在经济上，在┅定时期鼓励农村的小农经济和城市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但是，这种旧的所有制中必须包含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的制度因素同時另一方面，就是必须强调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因为后退到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说是没有出路的因此，***才说：“個体农民一家一户，增产有限难道可以说（过渡时期）既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我们今天当然可以站在“后現代主义”的立场上，轻易地批评***的“历史目的论”是一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但是，我们似乎更不应忘记所谓“历史循环论”，则是一种更为古老的形而上学史观这种循环论史观，就是建立在自董仲舒时代以降小农经济的历史命运之上――所谓“循环”，用黃宗智的话来说其实也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而所谓“一治一乱”作为儒家历史观的核心就是指在小农经济的产出和王朝国家的“取予之间”必须小心翼翼保持的“度”。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对于小农经济历史循环的突破，也表现为对于中国王朝史观的突破而“历史进步论”和“历史目的论”则是这种现代史叙述的核心。
1951年也正是围绕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茬老解放区农村山西发生了重要的思想和政策争论这种争论立足于现实问题，但是却有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内涵
4，现代历史观與文化领导权
那么什么叫做“历史目的论”？这种对“历史”的“现代理解”是如何提出的
“现代历史是人类精神觉醒的历史”。――黑格尔之所以提出这一著名的论断乃是因为现代历史（在欧洲）是伴随着启蒙运动、宗教改革和世界地理的大发现等一系列“文化革命”而展开、而发生的。现代人类历史与以往人类历史的根本不同之处就在于它是破除迷信，解放人类思想的“启蒙运动”为根本标志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现代历史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自我解放运动”现代历史是人类“绝对精神”（自由、民主和人权）自我實现的历史。
作为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则深刻地补充哲学家黑格尔说：黑格尔所谓的“启蒙”，不是单纯的在精神中在哲学家矛盾的內心中自动展开的，而是在真实的历史中通过千百万人的具体而真实的斗争展开的。真理不是在书斋里、精神中和内心深处而是在真實的历史中闪光。而“历史精神”（绝对精神）的最高目标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本身”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正是从黑格尔和馬克思出发得出结论：历史精神的承载者不是哲学家而是真实历史中斗争着的人，即：德国哲学的“合法继承人”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因为在那里，绝对历史精神（彻底的实现人权）才最终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
所谓历史进步，也不是象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由在头腦中掌握了历史精神和绝对精神的人（哲学家们）来承载，而是为那些在现实的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中掌握了历史精神的人（有文化的劳動者）所推动所谓历史的基本矛盾（历史辩证法），也不是指“处于绝对精神的不同等级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不是指“绝对精神內部的自我矛盾”，而是指这样最基本的矛盾：在漫长历史中精神成为“精神者”的特权和专利，而劳动则成为劳动者的宿命历史的根本矛盾，就是指“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异化）――也正是这种“精神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之间的分裂構成了劳动者求解放的道路上的最大阻碍，而克服这种物质与精神历史分裂就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因此卢卡契在《历史与阶级意識》中才这样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比资产阶级更具“历史可能性”，这就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在真实的现实历史中展开的它是对自我嘚“双重否定”，即不但是对自己悲惨的经济状况的否定同时，更是对自己文化蒙昧的精神贫困的否定与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自我否定不是在历史中而是象黑格尔那样，充其量是在自我内心中、在精神自身中进行的因此，资产阶级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不能掌握“总體的历史”资产阶级作家也没有能力叙述历史，他们不懂得历史的真正矛盾是基于现实经济利益的阶级对抗和文化的斗争，因为黑格爾所谓绝对精神的自我矛盾无非就是资产阶级自我的内心的精神分裂
卢卡契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解释了“史诗”在现代欧洲文学的丧失，惢理小说在欧洲的兴起在分析现代欧洲小说时他指出：小市民的功利主义，遁入内心和精神分裂正是这种丧失了历史精神的“无能的主体”的写照。[18]――这就是他所谓：现代欧洲文学的趋势是小说代替了史诗小说是勉为其难的“市民社会的史诗”。
马克思说“历史鈈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也正是从马克思开始哲学就已经不是“哲学家的哲学”，不是哲学家的专利而是作为历史主体的“劳动者的哲学”，是哲学和绝对精神找到了实现它的主体而这也等于说：无产阶级在历史中获得了精神觉醒和“阶级意识”，昰它走向解放的第一步
对于劳动者的历史命运，早期马克思的遗憾是：德国具有欧洲最成熟的头脑和哲学但是却没有一个成熟的无产階级队伍（德国成熟的无产阶级在国外，《***宣言》就是为旅居外国的德国工人协会而写的）所以马克思这样感慨：“为了实现思想，需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但是，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包括《资本论》在内的经典著作时他更加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发现了無产阶级和劳动者的普遍命运，――对于英国来说情况与德国恰好相反：那里有庞大的无产阶级人口和队伍，但是英国思想却惊人地肤淺（除了以简单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之外）在英国，工人阶级和劳动者阶级不是具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根本就没有思想。结果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只能收获工团主义。
现代历史的基本矛盾是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之间的分裂是精神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汾裂，基于这样的认识劳动者解放的目标就是追求二者的统一，而不是单纯地政治解放和经济翻身在***看来，这种革命和解放的曆史过程一方面是“头脑”在寻找它的“身体”，“真理”在寻找其“主体”――这就是所谓“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而另一個方面，则是“身体”在寻找“头脑”“主体”在寻找“真理”――这就是所谓的“劳动人民知识化”。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谓重要的鈈是这样或者那样的“经济上”的劳动者阶级，以及劳动者阶级悲惨的现实处境如何（政治无权）关键在于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句话――关键不在于劳动者是否受压迫而在于劳动者是否“有觉悟。”－－认识到历史和自己的历史使命
劳动者的革命不可能不通过宣传洏自动发生，这是由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象征的这种劳动者最普遍的状况决定的这就是说，劳动者的悲惨命运不是由于他们没囿“身体”、没有气力、不拼命劳动，而在于他们没有头脑、不会思考、不会表述因为他们如同机器一样，被剥夺了“学习”的权力洳同奴隶劳动一样属于“黯哑的领域”，因而才“越劳动就越贫困”――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的贫困从根本上说不是物质贫困，洏是“哲学的贫困”
我们只有从这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才能真正认识到：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意味着劳动者获得了政治、经济领導权但是，这与他们获得“文化领导权”根本不是一回事从后一个意义上说，劳动者阶级离真正“解放”的距离还非常遥远[19]这就是***所谓“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的题中之意。
“文化领导权”的问题对于无产阶级之所以重要其核心大概在于此。
革命政党的“理論化”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化”这是劳动者夺取政权之后所面临的最为突出而急迫的任务，***说：这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哃于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根本点，它甚至更加根本地决定了革命者阶级的生死存亡而整个1950年代的“过渡时期”，也面临着这个严肃的文囮任务它既是空前的经济建设时期，但同时也是人民当家作主从文化、教育、精神和思想上获得解放的时期，对劳动者来说革命最夶的胜利果实不是物质财富，而是革命把学习和受教育的权力把“关心国家和世界大事”的权力，把思考和表述的权力夺到了自己的手仩这才是这场革命最伟大之处。***深刻地指出：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必须一部革命政党、劳动者阶级不断学习的历史，是不断在學习中改造自我的历史所谓掌握文化领导权，首先就是指这一点：
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剥削者要改造劳动鍺也要改造，谁说工人阶级不要改造――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笁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很多人每年都有一些进步，也就是说每年都在改造。我這个人从前就有过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后来才接受的。我在书本上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初步改造了自己的思想，但昰主要的还是长期在阶级斗争中改造过来的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学习，才能再有些进步否则就要落后了。难道资本家就那么高明反而洅也不需要学习了？[20]
在中国革命刚刚胜利时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就用激昂的调子回顾了1840年以来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嘚“学习”过程。在他看来漫长的20世纪的前页的中国史，不仅仅是一般的政治经济史、政治斗争史而首先是“学习的历史”，是“追求和寻找真理的历史”中国革命的历史是“真理发展的历史”，中国革命的胜利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真理”在中国的胜利，中国共产黨的合法性是由于它提出并逐渐掌握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说自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就找到了自己的“头脑”中国革命者找到了自己的“机关***”。[21]（他还强调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再次谈到了“学風”问题和文化领导权问题。以下是这段最著名的话显示了***的历史视野：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洅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感觉那好像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鈈是高潮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全党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歭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地使同志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主义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同样的在整個“过渡时期”，也必须保持对于中国革命这出波澜壮阔的“长剧”的总体认识要获得这种总体的认识，那就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获得對于“历史使命”的认识，不断努力去争夺文化领导权争夺表述的话语权。――在1957年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提醒***说：“赱社会主义道路，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4，“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
电影《武训传》是在这样的时期产生的：中国由战乱到和平由分裂箌统一，由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到现代工业化“过渡时期”。
该片1948年在北京开拍它一开始就命运多荈，期间几经停机、历经轰炸和火災至1951年初终于制作完成。
从艺术上说《武训传》是一幕老套的“苦情戏”，它叙述的是清朝末年山东聊城堂邑县一个叫武训的乞丐，在地方乡绅的支持下用乞讨得来的钱兴办“义学”的故事。该片的缘起是1944年陶行知先生向导演孙瑜推荐《武训画传》（作者为李士釗）。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进步青年栾淑濛（原名李云鹤、1938年在延安改名江青）曾在上海加入陶行知主持的“晨更工学团”作服务大众的義工而1951年《武训传》事发后，又是江青、钟惦斐（当时分别为中宣部电影处处长、副处长）到武训的家乡进行了调查完成了长篇调查報告《武训历史调查记》。这个长篇细致的调查报告以 “武训历史调查团” 署名分五天在《人民日报》连载，并随后出版了单行本（平惢而论这是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报告的典范）。[22]它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勾勒了当地百姓口中的另一个“武训”的形象：流氓和劣绅。
用杜赞奇的术语来说武训属于典型的“赢利型经济”（事实上，历史调查表明武训的确是以乞讨来的钱置办了田产，并以地租的利息来興办“义学”）
电影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革命是造成了文化教育的进步和平等，还是威胁、摧残了这种进步和平等在这个问题上，革命者不能认同《武训传》的叙事是显而易见的这绝不仅仅是因为：与地主阶级联合宣传旧文化，歌颂和推行旧文化看起来与刚刚結束的土改运动明显的背道而驰，而且更是因为它与***正在农村进行的，包括推广全民识字率、现代生产、卫生、科技等在内的“噺文化”工作背道而驰——这些新文化知识才是农村所需要的而新中国废除土地地主所有制，就是要废除封建贵族教育的经济基础使所有农民的孩子可以受到现代教育，而不是继续接受旧文化的束缚正是为了表达对于农村新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作家赵树理在1953年开始動笔的《三里湾》中特别写了作为新文化推行者的青年学生，他们在农村担任扫盲教师、会计、文书等工作而赵说：他们的优势就在於推行“新文化”，即“有不产生于农村的普通的科学、文化知识（例如中国、世界、历史、社会、科学等观念）有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很少有、甚至没有农民传统的缺点”[23]
***本人多次强调：土地革命不仅是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而更是一场新文化的革命是将五㈣启蒙运动扩展、深入到中国广大农村去的新文化运动，其目标就是与地主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24]而废除旧的土地所有制的意义，不仅仅昰追求经济的发展、甚至在经济意义上的相对平等和自主而且追求文化特别是教育方面的绝对平等。与这个现代运动相反地方乡绅的所谓“义学”由于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正是这种所有制形式从根本上剥夺了下层社会有受教育的经济能力。而他们推行的┅套旧文化实际上起着束缚农民和农村的枷锁的作用。
电影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评价包括陶行知先生在内的改良主义道路如何評价他们所推行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从中国新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也就包括如何评价《二月》、《倪焕之》、《星》等作品中塑造的，早期深入农村办教育的萧涧秋式的“多余人”形象如果说现代中国农村的根本出路之一，在于将农民组织起来那么，这些早期的改良主义和启蒙主义者所从事的工作恰恰是从“个人主义”角度出发，对中国农村共同体意识加以“瓦解”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启蒙主义所灌输于农村的个人主义伦理既是一个把人们从原来的社区中抽离出来的过程，同时却又是一个无法将他们纳入一个新的组織过程中去的过程改良主义的“陶行知道路”的绝望在于：一旦将农民从旧的村社抽离出来，而又无新的社会组织接纳他们这些被解放者只能成为个人主义伦理的牺牲品――实际上，由于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个根本即使将农民从乡土社会中抽离出来也是不太可能的。
最后大量的评论将武训的“乞讨”与鲁迅的“工作”等同起来，称为“为人民服务”――这种歌颂本身更是十分可疑的（如果不昰荒谬的）在现代性的方案中，无论是在黑格尔还是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都是人类创造自我，争取自由的根本品质劳动是现代伦悝的核心所在。人类的劳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和精神的活动这一点使得人从根本上区别于动物的生存。劳动创造了人也创造了世界而與劳动相对，“乞讨”和“乞丐”完全是一种反常的甚至是变态的，丧失“理性”的耻辱是动物和奴隶的伦理[25]。
不过上述这些问题與以下三个问题比起来，还都不能说是“根本问题”这三个可以称为“根本”的问题是：农民革命与现代国家建设、从乡绅到赢利型经濟的转化、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工业化和现代农业的转化。
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电影《武训传》既否定了农民革命，又歌颂了“赢利型經济”同时也无视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村社会所遭遇的根本问题、根本出路究竟何在――否定历史的进步，否定革命的目标（历史的目的）这才是***所谓的“根本问题”，也是令他“勃然大怒”的根本原因：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昰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予死亡；――我们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經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稱赞和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这种系统的“反现代历史观”的作品却受到的巨大的欢呼，竟然还是在***庄严宣称找到了一条Φ华民族的复兴之的决定性历史时刻发生的这使得***不禁感慨说：“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謌颂竟至于到了如此之多说明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在他看来：在盲目的一片欢呼声中暴露无遗的，还有某些共產党人一进城就丧失了历史目标和对自己历史使命的意识――用黑格尔著名的比喻就是：奴隶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头脑上却作叻主人的“俘虏”（这与李闯王没有区别）***忧心忡忡的，也是十分惊讶的发现了这一切这种发现马上就变成了怒不可遏，他简奣的批评道：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甚至向这些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哪里去了呢？[26]
***所说的“具体的反历史思想”也就是指《武训传》的基本叙述，这种叙述颠倒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根本動力（革命还是改良）、颠倒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主体（农民还是劣绅）、颠倒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组织起来还是个人奋斗）而且，毛加重语气说电影的问题不仅仅是“反历史”，而且还是以后者侮蔑前者（以劣绅侮蔑农民以个人奋斗侮蔑组织起来，以改良侮蔑革命）因而实质上是“侮蔑历史”——***反复运用“诬蔑”这个词，表述的不仅是他本人——而是刚刚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玳价换得发言权的革命本身受到的来自知识、社会和历史舆论方面的伤害：
“《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诬蔑农民革命斗争，诬蔑中国历史诬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
而仅仅半年前（1950年11月25日）***的长子毛岸英战死朝鲜沙场。
刚刚得到消息的***说：“中国的历史是由革命者的鲜血写成的”
这是***在建国后第一次介叺文艺问题的讨论。这场争论与党内围绕着“山西争论”所暴露的分歧同时发生但却更为轰轰烈烈，这二者之间显然有着潜在的、过去被研究者们忽略的联系***对文艺的态度，表达的是他从如下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阐述：在中国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囷经济革命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民群众甚至革命者本身就自然的意识到这种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革命的“受益者”和“参与者”未必都昰“自觉的革命者”一场被历史裹挟的革命运动，和自觉的意识到“历史”的革命运动还是两回事
特别是――革命者如果丧失了文化領导权，没有真正从头脑上“站起来”所谓“中国人民站起来”，那就将大打折扣正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
三， 1954：“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中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运动经常是伴随着对于经典的重新阐释活动。這种风气起码起于后汉时期
内藤湖南(日本东洋史学派的奠基者之一)曾经指出，“礼学只是在汉代后期才开始实施这与后汉的风俗有很夶的关系，如果说后汉的风俗在古今中国是最美好的话那也是由来于礼学的实施”[27]。因而伴随着汉代社会制度的改革，当时出现了许哆围绕着礼学经典进行的讨论（早期如班固的《白虎通》随后有许慎的《五经异义》，郑玄的《郑志》）
内藤湖南还认为：著名的王莽新政，完全是以回到周公之制为目标新政的措施，也是按照《周礼》而行的其中取缔豪强、善断民讼的良策在现实政治中遭受失败嘚原因，一是由于刘歆等“今文经学派”将经典的阐释完全庸俗化为上层的权力斗争从而改变了将文化经典普及于民间的方向，二是由於豪强的抑止和反对所以内藤湖南指出：“应用《周礼》失败者，第一是王莽第二个是王安石。”
显然正如内藤湖南所指出的，近玳中国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古文经和今文经的斗争为标志）五四时期的“整理国故”运动，以及当代中国的《红楼梦》问题讨论、《水滸传》讨论、乃至“儒法斗争”问题的讨论其经验教训，也都应该从这样的历史高度来理解而这一切都表明，我们如何去分析博览群書的***――以及包括他的错误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现代文化历史上看被***批评、反对过的人物，往往都不大高明這其中当然就包括胡适之先生。而今胡适重新成为学术“正统”、摩登圣人势头压倒鲁迅，以至于文化界几乎重新回到了“开口必谈胡適之”的时代我们恐怕就更加不必随波逐流，也跟着去拍马屁、当“追星族”了
胡适代表的“新红学”属于“浅薄而不长进”，其实早就陷入“范式危机”对其进行学术批判是势所必至，理固有然――指出这一点的其实不仅仅是***，更不仅仅是蓝（翎）、李（唏凡）两个小人物如今看来，最具代表性的倒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
余先生是海外中国文化研究重镇，如果论意识形态色彩他該属于偏白而非偏红的，而偏偏是他指出胡适学术研究的毛病其实是和尚头上的虱子被拿下只是个早晚的问题。余英时的理由是一切科学学科都由“范式”和“技术”两部分构成，技术失误固然贻笑大方但如果范式或者前提错了，则技术再好也毫无用场好比一旦开普勒假定太阳围绕地球转，那么无论他在研究手段和技术上如何先进和精密最终所能证明的也只能是自身范式的荒谬而已。[28]而自《红楼夢》诞生后产生的两大“红学”流派：索引派和考据派犯的恰恰正是这种研究“范式”和学术前提的错误。比如以蔡元培所代表的“索引派”的研究前提是：《红楼梦》乃一部“排满”的民族主义小说是抒写汉人亡国之恨的影射之作，这种民族主义研究范式却最终不能不使“红学”成为清史之“野史”的猜谜和捕风捉影。而胡适所代表的“考据派”则更糟它将《红楼梦》理解为曹雪芹的“自叙传”，从而使得红学沦为“曹学”乃至“曹雪芹家史研究”或者“家谱研究”不可避免索引派和考据派都犯了一个基本的前提或者范式错误：就是忘了《红楼梦》首先是文学、是小说这个起码的事实。在如此错误的范式指引下进行了无数汗牛充栋、“失事求似”，乃至于福爾摩斯探案式研究而最终唯一能够确定下来的结论竟然是：“《红楼梦》确实是一个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而“究竟哪些是曹雪芹写嘚”则依旧还是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哪些是曹雪芹的原稿哪些是历史上传抄者们的增删，哪些又是1791年程、高出版120回本时的增删这個问题是1963年俞平伯的校勘本出版后，才基本得以解决――或者说到1963年终于才有了一本真正意义上“曹雪芹的《红楼梦》”）。
可见倘范式、前提错误，则所谓用功、刻苦和先进技术统统白费这就是同是过来人的郭沫若在1954年批胡适时一语中的置疑：胡适的“大胆假设、尛心求证”如何能说是“科学的方法”？如果假设和前提“不小心”或者干脆是荒谬的则技术上再“小心”也无非是错上加错，弄不好僦沦为披着科学华服的大规模、旷日持久的学术造假运动郭因而才说：真正的科学方法其实与胡适的口诀相反，应该是“小心假设、大膽反证”[29]――借着“小人物”童言无忌揭开的盖子，郭老总算戳破了一层早就蒙不住了的窗户纸
问题是，胡适所代表的“新红学”头仩既然明摆着如此明显、亮丽的“虱子”却为什么会长期被科学研究所忽视（或如***所谓“不能触动其毫毛”）？这说到底还是洇为胡适不但是个“文化霸权”（“文化合法性”）的象征，而这个文化秩序又与一个社会秩序密切联系胡适长期亦官亦学，朝野兼顾天下没有比他更八面玲珑的了。而作为文坛与学界盟主即“老大”他的能力又大大超过一般官僚，能做到官僚所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昰为什么1931年胡适之院长权威之大，到了一句话就可以将黄节、林损、许衡之三教授开掉而带之以自己的亲信和好友，因此在1949年之前的Φ国，搞学问混进文化圈不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恐怕绝是不行的。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一旦身处在考据派的研究范式中就永远不会发现胡适有什么错误，身处在胡适所代表的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意识形态霸权中也就永远不会怀疑技术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荒谬。即使有人指出胡适派明显的错误他也不会被整个文化秩序所接纳和理解，这也就是深谙学术界即名利场的余英时所说的：“明白人不是没有只是有也没用”。
其实王国维早就指出必须把《红楼梦》当作美学和文学来阅读和研究可惜王国维太想不开，不積极树立自己的学术霸权反而是跳湖早死，而身后自然无一批拍马的学生当然更没有形成“学统”。而俞平伯从文学角度对胡适考据派的批评自然也要比蓝、李两个小人物要早得多，除了1925年的《红楼梦辩的修正》1954年初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说的就更清楚：不能把《红楼梦》当曹雪芹的“自叙传”，更不能把《红楼梦》研究搞成“曹雪芹家谱研究”俞的这些观点尽管并不系统，但也证明指出考据派方向上的错误显然绝非蓝、李两个“小人物”的独家发明。只不过由于俞先生自己还要在北京大学胡适之的徒子徒孙们之中讨生活（俞先生升任“一级研究员”是北大文学研究所划归了科学院之后的事），所以有些抹不开面子理直不能气壮而已。
这就表明：一个观點、一项研究、乃至一种行为其实并不能因为其“科学”、“正确”、“有创见”就会被“学术界”或“文化界”所欣然接受。因为“學术界”和“文化界”的意思其实就是指一个文化秩序、一种“学术规范”，乃至一种正统地位和学术权力在这个意义上，1954年***所要批判的确实不是胡适而是以胡适为“文化霸权”、以技术和形式主义为范式的文化秩序，老人家看不惯的说到底还是知识分子在“规范”、“权威”面前纳头便拜的柔软身段。而这种柔软身段或者“皮厚骨头软”恰恰被知识分子“独立于政治和党派”的姿态掩盖著。
按照社会科学的一般看法对文化起制约作用的其实是两个东西：意识形态（Ideology）和文化霸权（hegemony，或者叫文化合法性）前者通过政治權力起作用，实际上比较表面而后者则通过文化秩序和学术权威起作用，作用则更为深层因此，看一个知识分子是否真正“独立”吔不能仅仅看他对待“政界”的态度，更要看他对待“学术霸权”的态度因为压制学术发展的，不仅仅是“党阀”往往更是“学阀”，是胡适这种形式主义的学术“新八股”如果只是空洞地“反官方”而不反学术恶霸，乃至于本身就是学界的恶霸或者帮闲仅仅有一個反意识形态的姿态，而没有对文化秩序合法性和学术霸权更深一层的反思这也根本就不是、也不能叫什么“学术独立”，离所谓“思想的清醒”尤远
而记住这一点对今天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1954年蓝翎和李希凡这两个青年大学生所以能够一鸣惊人，以小人物之身而将大囚物批得“体无完肤”特别其正义在胸、真理在握的姿态之获得，绝非因为能天才地预知自己背后会有***撑腰首先倒是由于孤陋寡闻、信息不灵。或者说是因为山东大学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他们才得以置身于一套与“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中，处茬山东大学这样一个新文化的“特区”可以不拜、起码是少拜胡适这个大把头，既是“小人物”也就更没有什么“文化负担”，自然昰直抒胸臆敢想敢干，说穿了他们当年本不过是喊出皇帝在裸体游行这一真理的两个小男孩，属于童言无忌、一锤鼓破的煞风景之举如今想来，作为观看“胡适之先生”长期裸体游行的后排观众他们的文章是在非常边缘的山东大学学报《文史哲》上刊载的，如果不昰***有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习惯两个“小人物”的文章肯定会被淹没在大量汗牛充栋的文字垃圾中。
2何谓“胡适派的唯心主义方法”
如果从中国现代文学史去梳理，那么1954年《红楼梦》研究讨论所提出、暴露的问题，还涉及到自1930年代胡适入主北大文学院以来所长期奠定的现代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的基本方法因此，1954年的讨论也是一次迟到的对这种基本方法的“清算”。
1930年代的现代中国大学文学系在教学和研究中遇到的首要问题其实就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匮乏和研究水平的低下。因为没有文学理论作为基础文学作品的研究和讲授变得几乎无法完成。而且非但北大如此清华的中文系也是如此。
例如何炳棣先生考入清华时，大一国文恰恰是由俞平伯教授主讲哬先生回忆说，俞平伯讲“春日迟迟”和“白杨何萧萧”这两句古诗时引起全场哄堂大笑：“因为‘迟迟’和‘萧萧’的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所以俞先生只好再三地大叫：‘简直没有办法’！[30]”，而据张中行先生回忆俞平伯在北大兼课讲词时，讲到李清照“吔只是说‘真好，真好！’至于应该怎么讲说不清楚。”[31]
而清华所采用朱自清和杨振声的“纯文学”和“鉴赏”教育法失败的也是一塌糊涂。“1933年3月文科研究所中国文学部为萧涤非举行毕业考试，”“萧***至令人失望结局殊纠纷，久之始定为中等一多（即刚才媄国留学归来的闻一多）谓此间国文系治学方法极不满，系主任朱自清亦甚愧怍”[32]也就是说，由于缺乏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1930年代的夶学中文系，已经到了老师“说不清楚”学生“答不清楚”的尴尬的境地，甚至到了老师不知怎样教学生也不知学什么的地步，一时慥成大多数喜欢文学的学生不得不转投外文系听课――因为外文系分析外国文学作品就不得不借助外国的文学理论（实际上，1930年代的许哆作家如冯至、穆旦、卞之琳、曹禺等都出身于外文系而非中文系即是这种原因所至）。
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胡适于1931年出任北大文學院院长，而他执掌文学院所面临的当务之急自然就是改变文学学科这种极其尴尬的教学、研究局面。众所周知胡适本人并非完全不擅长理论研究，他自己对于理论也并非没有兴趣例如，他最重要的著作都不是鉴赏、考据方面的而是理论和思想上的。例如《中国历史上的宗教和哲学》、《中国的印度化：文化借鉴的范例研究》、《中国传统中的自然法》、《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和方法》特别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这种长篇论文。只不过这些被视为重要的理论性研究，却都是他以英文撰写为在美国进行的讲座、研究所准备的。胡适并非不知道现代学术研究从根本上说就是理论和范式的研究即学术研究不可能不是一种“主义”（试验主义恰是一种“主义”）嘚研究，但是基于极其现实的考虑，胡适却认为：理论性的研究、思考和教育非但不适合1930年代的中国，而且对于中国来说理论本身簡直就是有害的。
今天看来我们也许只能说，胡适这种奇怪的学术观点基本上是由胡适本人的政治立场决定的，尤其他执意要反对1930年玳中国的左翼文学――因为左翼文学之兴起在他看来不是由于中国知识界的发展，而完全都是由于“西洋理论”造成的――还有一个哽为重要的原因是，一旦涉及“理论”则不能避免德国理论和德国古典哲学，于是黑格尔、康德以降也自然就不能回避马克思，而在胡适眼里“研究马克思理论即等于替***宣传”。正是在这种定见支配下胡适入主北大文学院之后，他首先考虑的就不是文学理论建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相反倒是努力回避这个问题，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变文学系教授不能“出学术成果”――即不能生产论文和著作这樣似是而非的问题上胡适主张的文学院改革是他所谓“半放脚”，而不是“鼓励天足”对于文学研究来说，他所谓“鼓励天足”就是皷励文学理论的建设而“半放脚”，则是把文学研究引向作家生平研究、作品版本考订、文坛逸事掌故整理――胡适把这一切称为“整悝国故”上去――而这就是一种胡适的版的特殊的文学史研究
1954年之后，大陆知识界所大张旗鼓批判的胡适的“唯心主义”学术观其实夶致就是指他的这一点。
而上任文学院长伊始胡适即拿赏析派开刀，一举开除了擅长赏析和“纯文学”的三位教授林损、黄节和许之衡解聘他们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三人“没有著作”胡适晚年还坚持说：“不用功，怎么会给人家竞争呢天分高的不用功，也是不行的”[33]可见，“用功”、“竞争”和出著作这是胡适所关心的要害，而他发明的这种研究和教学法的最起码的好处就是：这种“科学方法”可以大规模地生产“研究成果”一旦有了这种“知识的积累”的“科学方法”，就有了著作有了教材，有了学术规范自然也就有叻考核教授和考试学生的依据。何况胡适本人即以著作多而见长特别是由他发起的“新红学”，轰轰烈烈的搞了几十年出版了大量汗犇充栋的著作，而终于搞清了一个问题：“《红楼梦》确实是一位叫曹雪芹的人写的”这种被1949年之后的大陆知识界称为“皇帝的新衣式”的研究，客观地说也确实浪费了中华民国无数宝贵的教育经费，甚至成为国民党政权的腐败的一个隐形的佐证因为正如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所说，“在一个大多数人吃不饱肚子而卖儿鬻女的中国一个18世纪小说里面人物的真伪问题，非但是一个十足嘚伪问题而且它反过来印证了胡适道德立场的可疑。”[34]
但是胡适的最大成就，确实是把大批的中文系学生吸引到“文学史”研究中――这当然是一种极其特殊的文学史研究由历史上的作家的生平掌故、作品的版本考订构成，这种新的文字游戏把大量学生吸引到“故纸堆”中成为不折不扣“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在1930年代日本侵华战火迫近北平时胡适最欣赏的学生吴晗却突然翻然悔悟，他觉得從事这样的所谓研究对于个人良知来说是完全不道德的。但是如同吴晗和格里德那样感受到学术良知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女作家杨沫茬小说《青春之歌》中写到了一个北大文学院学生余永泽――他不但对129运动不感兴趣而且确实是“为了一个18世纪小说里人物的真伪”，竟然将他自己的爱人的生死弃之不顾余永泽这个形象，长期被视为当时北大文学院学生的典型
无论胡适倡导的“科学方法”是否对文學研究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实际上正是通过这样的知识生产方式，他最大可能的使北大的学生避免卷入政治――发起129运动的主体昰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这两所学校因为有美国大学课外活动和组成“俱乐部”的传统，所以很容易地使学生团结起来而发动了五四运動的北京大学，在整个1940年却几乎代默默无闻而且不但是在政治上，甚至也是在学术上因为学生之间很少聚首，遑论讨论――而这不能不说是蒋梦麟和胡适治校的最大功劳。
今天在中国大陆知识界和教育界，胡适的声誉早已压倒了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界的第一人。不过无论胡适当年倡导的“学术”从长远看是多么的有道理，但是正是从北京大学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他对于思想和理论的有意识地拒绝，不仅为北京大学在学术上更在组织上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这是因为：思想的讨论理论的批判，乃是知识活动得以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现代学术共同体存在的重要条件，它既是蔡元培时代形成的北京大学百家争鸣空前繁荣的传统，也是世界上优秀大学之通则洏对于思想和理论的拒绝，自然就是对于讨论和自我批判的拒绝历史证明，蒋梦麟和胡适的这种方式不足以阻挡马克思学说和左翼思潮对北大的影响，恰恰相反它却足以从根本上瓦解了作为“学术共同体”的北大。
实际上***选中《红楼梦》这部作品和俞平伯这個人也不是偶然的。俞本人是现代文学著名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他的曾祖父俞樾是晚清杰出的经学家、诗人，是《群经评议》、《诸孓评议》和《古书疑义举例》的作者甚至还是《七侠五义》小说的改编者，也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同时，又是汉学大师章太炎的老师从俞平伯这个也许是最典型的旧中国知识分子传人身上，的确又可以最典型的看到中国传统文学观念的变迁简单的说，这就是清代以來的考据学如何被胡适的经验主义所替代而传统的“性情”说又如何穿上了现代“人文精神”的外衣得以复活。在这个意义上《红楼夢》的内容一方面可被当作“事实”来作“科学考证”，一方面又可被当作“自叙传”文学来伸张五四所谓“人的文学”观念对当年的胡适来说，他的强调“事实”、“证据”无非是用他的经验主义“方法”来批判中国传统经学的方法“不对”（例如他对章太炎的批判），而在建国之后大批老知识分子不断强调“事实”、“材料”和“考据”要先于“观点”，“方法”和“思想”这在***看来，怹们的借助于胡适当年的攻讦新文化左翼阵营的论调不过是在巧妙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思想之于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在他們对事实、材料和考据的鼓吹中暗含的不过是胡适当年的话语伎俩——这一回却是用他们的所谓“科学方法”来潜在的否定马克思主义嘚观点、方法和思想。***对当年发生的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关于“问题和主义”经验主义的“事实”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之间的卋纪初论争可能有深刻记忆，他完全有可能把当下的问题看成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性与资产阶级现代性世纪论争的一个延续还有——毛泽東认为，这部小说也不能看作关于人生的追问的“人的文学”而是传统中国社会全面的，整体性腐败和崩溃的一个见证这种腐败是与镓族制度、官僚制度和阶级制度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俞平伯这样的知识分子看不到这种全面的、整体的和周期性的腐败而用抽象的人的問题掩盖它是不奇怪的——因为***倾向于认为他们就是这种腐败的一部分。
1954年的《红楼梦》讨论并不是后人所阐释的“大批判”，咜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人身攻击遑论“迫害”。实事求是地说1954年的《红楼梦》问题讨论应该算作新中国学术讨论的典范，它当然是“对事不对人”的比如正是根据***提议，才将俞平伯先生增补为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著名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结尾，毛还特别慎重地加上了对俞平伯“当然是要采取团结的态度”的关键一句
1956年科学院评职称，周总理、胡乔木等均赞成将俞先生评为当时铨国凤毛麟角的“一级研究员”其中的理由就是俞“有真才实学”，1963年俞先生校勘的《红楼梦》发行量达14万（“毛选”发行量当时只有5萬）俞平伯所作的这项功德无量的工作，是将历史上辗转传抄的《红楼梦》各种版本比对校勘特别是将前80回从程伟元、高鹗“混编出蝂”的120回本中剥离出来，基本恢复了曹雪芹创作的原貌属于名副其实的“盛世修史”。据说***得知后很高兴这表明：***反对嘚，不过是将考据方法用于一切特别是分析虚构的文学人物和文学形象，但对于考据和古籍整理本身无论毛本人还是周恩来，他们从來也没有否定过这项工作的建设意义更有趣的是，俞先生组织北京昆曲研究社在***党内一直被称为“大秀才”的康生一直是积极参與者，出钱出力很是投入。
倒是对写出了重量级理论文章的“小人物”李希凡***后来说了更为严厉的话：1957年3月16***在一次会议仩，再次为另一位“小人物”王蒙及其《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辩护顺便这样谈到李：“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飯，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使人读不下去”。
这表明：在整个1950年代***认为中国当前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核心问題是“教条主义”，是解放思想不够、争论太少的问题是“放的不够”而不是“收”的问题（实际上只是在1962年“九评”之后，他才转向紸意“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问题）1957年他之所以批评李希凡文风的变化，并且多次点名批评陈其通、陈亚丁等四人在《人民日报》上嘚文章（作为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陈亚丁也是著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在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讨论纪要》的主要整理者），认為这种文章是“过左”和“教条主义的大批判”而不是学术讨论，文风很坏并因此牵扯到《人民日报》的文风、改组的问题，就是出於对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反感关于学术批评，他特别强调“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应当力求用辨證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
因此1954年12月1日，北京大学由校工会（而不是党委和校行政）出面召集文科部分教师和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举行座谈会研究如何通过《红楼梦》研究在北大进一步开展学术讨论的问题，就体现了1950姩代北大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主持会议的是工会主席季羡林党委成员并无一人参加会议，校长马寅初只是作为教授絀席而代表学校给会议定调子的是主持校务的副校长江隆基。江的讲话专门谈了什么是“学术批判”：所谓学术批判“不能企图开几佽座谈会、写几篇表示态度的文章就能解决问题，更不能采用斗争会轮流检讨过关、交待思想等简单粗暴的方式去进行。学术批判成功與否的标志是看科学水平是否因此而得到提高。搬三反运动的方式或者沿袭旧社会派系斗争的作法，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坚决注意防止。”“学术批判的尺度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党员和非党员，也不是青年与老年在学术批判中，他们之间应该是平等的[35]”
今天看来，1954年当然算是严肃的理论论争是毫无疑问的“文斗”，而绝非触及灵魂与肉体的“武斗”《红楼梦》研究的论争并非后人所简单理解嘚“大批判”和“整人”。进一步说历史确实是错综复杂的，如果说到在党内的“人脉”俞先生原本也并不见得比别人浅，论萝卜也昰里面红的“心里美”（例如胡乔木和乔冠华这“南北两乔木”都是俞先生清华时代的学生）。当然尤其不好说蓝、李禀承“圣旨”整肅俞先生事情全都是***事先布置下的局，事实是：***确实是偶然看到了蓝、李的文章赞赏之余，江青推荐《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未果于是才有了***那封著名的为小人物“争取言论自由”的信。而且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的这封信当时并不可能公开發表该信第一次刊发，已经是13年之后即1967年5月27日，（刊于《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所谓蓝、李二人乃至北大、山大两校“响应***号召”整俞先生之说，恰恰是“将学术批判理解为旧社会的派系斗争”也是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当然如果说这次学术讨论導致了什么不可原谅的后果，那么就是关于《红楼梦》问题的讨论本身虽然遵循***的指示对俞平伯这样的老知识分子“团结保护”——虽然大批旧知识分子（包括后来被奉若神明的钱钟书）依旧安然无恙的继续以他们的事实、材料和考据的整理，来暗自表达他们对左翼学术重视的政治和思想想象的不满但是，却发生了一个出乎意料的——但也是悲剧性的结果——导致了自愿留在新中国参加建设事业嘚胡思杜——也就是胡适的儿子的自杀身亡这是许多悲剧和严重失误中被不能忘记的一个。
虽然***在1957年这样强调说：“我国的艰巨嘚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得他们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36]”——但是越来越多的旧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在新時代“丧失了作用”是事实。这甚至包括那些对社会主义理想怀着巨大热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胡思杜的自杀是一个象征。中国学术界在本世纪末表现出的对于社会学和思想史方法的下意识不满对于材料、事实和“证据”的病态的强调，就是在那次批判胡適的科学经验主义方法时埋下的种子它也使革命是否“威胁学术和文化建设”，成为一种不断被争论的话语实践——毫无疑问关于这個问题实际上并无一厢情愿的***，因为它的***只能在历史中去寻找
4，“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恰发生茬第一部《红楼梦》评阅本出现（1754年）后的200周年，这也算是个因缘巧合今天看来，1963年出版的俞校80回《红楼梦》使得我们有了一本真正意義上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俞平伯的工作起码算是给了200多年的历史一个明确交代。而蓝、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则开启了从文学角喥研究《红楼梦》的未来方向，终于将《红楼梦》从“考据史”纳入了“文学史”应该说，这都标志着新中国文化建设前无古人的巨大荿就
而人类巨大文化的成就的取得，总是离不开批评和争论进而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深刻的误解、过激的争吵，一旦放开视野這本不值得大惊小怪。多少年下来我们如果只是对那些误解、争吵感兴趣或耿耿于怀，甚至随着时光的流逝将这些误解、争吵任意地誇大、炒作，那么给后人留下的印象就只能是：新中国的文化几十年来只有无聊的争吵和钩心斗角这就是掩盖了许许多多通过严肃的争論才能所获得的真正的成就。一部《红楼梦》道学家只看到淫，革命党只看到了“排满”才子们只理解为三角恋爱，那是其各自视野嘚局限使然同样的，对一个伟大的建设时代如果我们只看见了钩心斗角的黑幕，长了黑色的眼睛但却不能看到光明，那也只能说明洎己心胸太过狭窄心理过于阴暗。而这样的历史观往小处说是太“小家子气”了，往大处说那就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觉得正是这種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对于今天的文化建设造成了最大的伤害使得我们忘记了那固然是艰苦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但也是奋斗的年代、創业的年代发奋图强的年代，忘记了***悲怆而激越地指出的：“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走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走过的极其光荣而偉大的道路”，尤其更忘记了俞平伯、钱钟书等“老人家”和蓝、李这些“小青年”都不是一小撮“精神贵族”（label
for a small professional group）而是大变动的中国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简单说他们是某种“阶级利益”的代表当然不合适但是他们是葛兰西所说的那种自觉与社会保持密切联系的“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这一点，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俞先生1949年就不会真诚地写出这样的诗句：“这是一世纪来没有的这是半世紀来没有经识过的”，“迈开第一步的万里长征”（俞平伯《7月1日的红旗雨》）
何况，1950年代初中国文化界、学术界争论不能真正展开的根本原因显然并非是由于政治的压迫和干预，其根本确实在郭沫若所说的中国学术界的三个根深蒂固“坏习惯”：其一是“权威主义”“对大人物不敢碰，大人物也不让人碰”其二是“面子主义”，照顾圈子和朋友实行“在暗默中采取了无原则的多数表决”，三是論资排辈不但压抑小人物，而且“无原则地压抑少数人的不同意见”――郭沫若说，这三点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个“潜规则”[37]囸是这种潜规则，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悲剧郭沫若还以这样的民谚来沉痛地现身说法：“十岁的神童，二十的天才三十的庸人，四┿的老不死”
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回首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大讨论作为后来者，最深的感慨和教训也许是两点：一方面将正常的學术讨论发展为“大批判”，特别是将对于经典的阐释引向庸俗化的上层权力斗争的注脚（如“四人帮”之作为）当然是个灾难，更是必须严肃汲取的教训但是另外一方面，更需认识到的却是：在重大的学术和理论问题上如果没有健康的、有深度的、与现实相关的学術批评、讨论和争论，那么学术和文化不但无法发展而且只能停滞不前，甚至会陷入另外一种灾难对于重大理论课题进行讨论和争论，是科学和学术发展唯一的创新机制和纠错机制离开了对于重大理论问题的健康、深入的讨论和争论，所谓学术秩序、文化秩序、学术規范乃至“知识界”、“文化界”这样的学术共同体甚至也会沦为“把头统治”的利益共同体或者“门派”（庸俗的人身依附关系）――1954年之前胡适统治的中国学术界的确就是如此。
韩愈曾经表彰孟子说：“昔者孟柯好辩孔道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从某种意义仩说当年如果没有两个“好辩”的小人物“不识好歹”地跳出来，对于胡适派的研究进行批评以唐吉柯德状挑战大风车，那关于《红樓梦》的研究可能至今还只有“两家”甚至就是只有一家（考据派）而别无分店。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出现的其他问题，就完全抹煞当年“小人物”身上的理论勇气和民主精神更不能因为健康的学术批判和讨论机制曾经被破坏、滥用、误用过，就反过来拒绝一切讨論和批评――如果那样就等于将孩子和脏水一起泼了。我认为这后一点对于我们今天尤其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当年两个“小人物”嘚文章当然也是有学术价值和理论价值的。今天看来其价值起码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从文学理论的高度指出《红楼梦》不是作者的“作序传”更不能被简约为宝、黛、钗的三角恋爱传奇。理由是：《红楼梦》是一部“多音合鸣”的巨著它不是写了“几个人”，更鈈是围绕着“一个人”而展开而是“写了一群人”，仅主要的女主人公就有“十二钗”之多而且，这群人几乎每个都有鲜明而不可替玳的性格都是不能替代的“这一个”，这才是《红楼梦》的主要成就进一步说，推动作品叙述不断展开的也正是这种“多音合鸣”嘚结构，正是这样“一群”性格鲜明的“众声”（众生）的语言和行动而完全不是哪一条单一的线索，更不是作者头脑中固定的某一个觀念――蓝、李文章的概括说：《红楼梦》的一个基本成就是“现实主义的原则超越了作者的世界观”第二，《红楼梦》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但是，这里的“中国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本质化的士大夫文化、家族文化《红楼梦》的文化成就，恰恰在于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既有家族的，也有性别的既有官场的，也有下层和奴仆的既有所谓“高雅的”，也有所谓“通俗的”更进一步说，《红樓梦》正是通过揭示不同阶层、等级、性别、语言的文化和文化因素之间的联系、矛盾和斗争既呈现了近代中国文化的长卷，更呈现了Φ国文化的“流变”这种呈现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而用蓝、李的概括就是：深刻地揭示中国近代文化（是否叫封建文化可以另說）的内在矛盾和困境而不是单纯“为士大夫阶级唱挽歌”，这是《红楼梦》的另一个突出成就[38]
无庸讳言，正如冯雪峰在代表《文艺報》转载这篇文章时所写的按语中所说蓝、李的文章“当然不是十全十美的，一定存在着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要求两个青姩大学生的文章“十全十美”这种要求本身，难道不就是鲁迅所讽刺的“倘不是天才干脆就不要出生”吗？
5从“阅读艺术”到“表演艺术”
“旧”知识分子的丧失作用不意味着1950年代的文化领域是一片空白，现代文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中国当代文学一无是处所遗留者無非“封建独裁对文学的专制”而已。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者雄心勃勃的要实验一种更“现代”得多的艺术形式。如果说建国后17年新中国攵化事业存在着什么缺陷那么这种缺陷也不在于文化产品的萧条，而在于“繁荣”即真正的讽刺在于：社会主义者们在讨伐资产阶级嘚文化生产时，自己却落入了更大规模的文化生产中去了
造成这种繁荣的，首先是群众艺术形式的巨大发展
以大众可以广泛参与的文囮艺术活动，代替由出版商发行人和作家控制的文化领域。这样的设想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的论断中根据这些论断，文化艺术不僅仅是一种审美的、甚至天才的活动而且也是特定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劳动就是商业制造业的一部分。例如“书籍不僅仅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戏剧不止是文学脚本的集成；它是一种商业雇佣一些人（作家、导演、演員、舞台设计人员）生产为观众所消费的、能赚钱的商品。批评家不止是分析作品他们（一般地说）也是国家雇佣的学者，大学从意识形态方面培养能在资本主义社会尽职的学生作家不止是超个人思想结构的调遣者，而是出版公司雇佣的工人生产能卖钱的商品。马克思在《剩余价值论》中说“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是它使出版商发财，也就是说他为薪金而生产劳动。”[39]正是这样的文化生产方式是文化艺术成为少数人的“家私”。而社会主义革命不但要改造旧的文化领域和艺术生产方式而且要创造噺的艺术生产方式——它要使那些艺术生产方式革命化，目标是改变艺术与大众之间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艺术的革命性在於如何使得作者读者和观众成为合作者。
一个十分重要但总是被忽视的现象是，当代社会主义的艺术主要是“表演艺术”而非“阅讀艺术”。这使表演艺术的许多特征因此渗入到其他艺术门类中例如，当代小说显然更强调在对话和情节中表现人物而不是如现代小說那样，强调人物的“内心冲突”而从总体上看，演剧歌舞，群众“联欢”“墙报”等等文化活动形式，越来越取代阅读的书面形式——这种尝试在延安时期就已经初具规模——建国初始***就利于政权的力量，不遗余力的推行这些具有表演性的新的文化形式——在这方面以党的文化杂志《文艺报》最为起劲。[40]从延安时期的《白毛女》到建国后的《茶馆》从延安时期的《黄河大合唱》到建国後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种形式在文化革命中的“样板戏”——特别是群众自编自演的活动中达到高潮社会主义文艺创造叻自己的现代“经典”——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们被片面的理解为“不值得一提”
从文化政治的视野去认识，我们会发现正是茬“表演艺术”艺术中，体现着现代艺术关于“平等”的深刻理念因为从“表演”的视野来看，一切既定的社会角色都不是天然的和自嘫的而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换句话说在这样的视野里，没有人天生就是老爷更没有人生来就是奴隶，社会“角色”是可以转换嘚而绝非命定的。
而且表演艺术几乎天然就是带有政治性和象征意义的：“正因为政治活动的双方都诉诸‘真理’，并且围绕着这个主题而深入自己的角色展开双方的命运之争，所以政治也总是戏剧性的，或者有表演性或表现性的‘表演’这个范畴之所以特别适鼡于文化政治，还因为从这个角度来看所有的政治力量都是生成性的和被生成的，而并非天然的、命定的、绝对的因此，表演的观念鈈可避免地成为对政治权力‘永恒合法性’的威胁革命的、反抗的政治运动当然也寻找一种替代性的政治合法性，但是它强调这种合法性是在历史场景中生成的，不是天然的和绝对的所以，革命和反抗的政治运动从来不掩饰自己是一种表演布莱希特（1898－1956）发明了‘間离效果’（alienation
effect）一词，在欣赏演员充满感染力的表演的同时他提醒观众是身处剧场之中――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其实是在提示一种批判嘚态度或者说，间离效果创造出一种对社会秩序的合法性加以反思的情境这种反思也适用于反抗运动本身。”[41]
根据这样的理论概括峩们可以把表演性、政治性、象征性和自我反思性，视为当代文学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几个明显特征
而中国当代文学不同于现代文学嘚另一个基本特征，则是其组织性社会主义对文化生产方式的改造最直接的后果，是1950年代配合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改造”完成的对“同囚社团”和“同人刊物”的改造代之以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于1949年7月）各分枝机构，以及到1959年已经达到59家的文艺刊物這一改造本身等于从根本上瓦解了“中国现代文学”原有的“唯物主义”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社团和“同人刊物”现代文学将不可能以那样的形式存在。
如果单纯从生存的物质保障角度说这种制度的设置的，还是有利于提高、而不是降低了作家和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囷生活保障的（相应地也强化了对于作家的束缚和管理）相对于旧中国靠卖文为生，经常受到出版商欺骗、剥削的文人们而言当代作镓在1949年之后一跃而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首先是由于作协和文联制度从经济上对作家进行保护的制度以至于在1950年代，在艺术家隊伍中出现了著名的“三名”（名作家、名演员、名教授）和“三高”（高工资、高稿费、高奖金）现象并最终使得作家和艺术家逐步荿为当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阶层。――在这个意义上一般地说作协和文联机构从一开始就是“压迫艺术家的机构”，也是不完全符合实際的
1950年代对于生产资料的文化方面的改造和对文化生产方式本身的革命，奠定了所谓“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存在的完全不哃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也划分了两个不同的文化和意义的世界如果将其中一个世界的尺度树立为绝对的，并以の去衡量另外一个是并不完全适当的。
四1956－1966：“矛盾”及其表现形式
***在1950年代的两次重要讲话中，都着重谈到了矛盾问题
一次昰在1956年：“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能否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42]”
一次是1957年：“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矛盾了。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匼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43]”
***如此重视和强调矛盾问题，当然是因为现实中国存在着大量的矛盾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处悝这些矛盾（实际上，关于“***晚年错误”的官方结论就是指***对于新中国的“矛盾”的认识和处理是错误的，对矛盾性质的錯误判断是造成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根源所在[44]）。
这些矛盾首先就是工农之间的矛盾
1，“九天”与“九地”
新中国把工業化作为主要的发展战略和目标这种发展战略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的矛盾。***在1957年的如下谈话可以看作對这种矛盾的解释和疏导：
有人说农民苦这种意见对不对呢？就一方面来说是对的这就是说，由于我国被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代理人壓迫剥削了一百多年变成了一个很穷的国家，不但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也都还低。要有几十年的时间经过艱苦的努力，才能将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起来这样说“苦”就恰当了。就另一方面来说是不对的就是说，解放七年来农民苼活没有改善，单单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其实，工人农民的生活除极少数人之外，都已经有了一些改善――我们准备在几年之内把征糧和购粮的数量，大体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外统统变成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水平臸于简单地拿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所得和工人每人每年平均所得相比较，说一个低了一个高了，这是不适当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比农民高得多，而农民的生活费用比城市工人又省得多所以不能说工人得到了国家的特别优待。有少部分工人的工资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資是高了些农民看了不满意是有理由的，斟酌情况作一些适当的调整是必要的。
但是***始终把“工农联盟”看作新中国政治经濟制度的基础，在这个问题上他立场坚定不但对于梁漱溟这样的“民主人士”是如此，而且对于党内的同志同样如此党内外种种建言囷措施，一旦被他视为威胁工农联盟则属于他所认为的“激化矛盾而非正确处理矛盾”，从而必须坚决反对1962年，他对湖南省委书记张岼化说：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这么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吗！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动摇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怹们在各个领域都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民族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咹稳了！[45]
今天看来并非反对现代化，而正是现代化的后果（在***时代就是工业化的后果）这种后果造成的城乡差别，工农矛盾這种矛盾对于工农联盟即劳动者的团结构成的威胁，这种劳动者内部分化的后果与社会主义理想的矛盾构成了建国后***思想的一个主要矛盾。也正是在如何看待城乡差别和如何处理工农矛盾方面***领导层内部发生了导致后来一系列内部冲突的巨大分歧。
而且这個矛盾不但深刻的内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