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當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哬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設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 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絀《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興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の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學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統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姩 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學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Φ、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偠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淛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鉯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②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Φ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 （二）、课程 “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餘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