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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封授给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數民族
土司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司既指少数民族地区的土著人在其势力范围内独立建造的且被国家法律允许的治所（土衙署），叒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
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
狭义的土司专指“世有其地、世管其民、世统其兵、世袭其职、世治其所、世入其流、世受其封”的土官。
明朝平定云南后自洪武至正统年间 (1368—1449)，采取各种措施乃至战争手段粉碎了分裂势力麓川引发的边疆危机，西南边疆版图得到极大拓展明朝版图最盛时几乎包括了今缅甸全境，传统的边疆政区体制已不能满足此时的边疆控制需要为适應新形势下西南边疆的社会发展状况，明朝在西南边疆逐渐建立起一套 “内边区”与 “外边区”分层管理的政区体制深刻影响了西南边疆的发展和疆域形成。
明朝西南边疆政区的 “ 内” 、“ 外”分野
明代编纂的全国性总志及云南通志完整记录了从洪武到天启年间云南的社會情况无论是 《寰宇通志 》 、《大明一统志》抑或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 、正德 《云南志》 、万历 《云南通志》 、天启 《滇志》等书，其反映明代云南行政建置均按两种类型分别记载透视出明代西南边疆政区体制的 “内外分野”特征。
现存明代最早的云南通志 《景泰云喃图经志书》记载云南布政司行政建置曰 : “直隶府、州、司凡二十九外夷府、州、司凡十七。 ” ①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云南布政司所辖汾别为 “直隶府、州、司”和 “外夷府、州、司” ? 何谓 “外夷” ? 如该书所载，景泰六年(1455) 云南政区建置情况为: ① 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 ② 云南府、澄江府、曲靖军民府、寻甸军民府、武定军民府、临安府、广西府、广南府、元江军民府、镇沅府、马龙他郎甸长官司、楚雄府、姚安军民府、景东府、顺宁府、永宁府、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北胜州、者乐甸长官司、大理府、蒙化府、鹤庆军民府、丽江军民府、金齿军民指挥使司、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云南外夷衙门府、州、司: ③ 木邦军民宣慰使司、缅甸军民宣慰使司、孟养军民宣慰使司、车里軍民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府、孟艮府、干崖宣抚司、南甸宣抚司、陇川宣抚司、镇康州、湾甸州、大侯州、威远州、芒市御夷长官司、钮兀御夷长官司。 ④
由于明代云南全省均处于西南边疆前沿则上述将 “外夷”同 “直隶”对举的政区记载方式，体现出西南边疆政区体制具有 “内”与 “外”的分野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所录 “直隶云南布政司”的政区为十二府、七军民府、三军民指挥使司、一州、二长官司，属于 “外夷衙门”的政区有六军民宣慰司、二御夷府、三宣抚司、四御夷州、二御夷长官司这说明府、州、司等行政区划形式在 “直隶”与 “外夷”两种分野***同存在，因此政区形式不是分野的基础然从地理分布格局来看，两套政区分野最明显的是边疆地理态势: 所谓 “直隶府、州、司”均为云南靠内地区而 “外夷衙门府、州、司”都位于云南 “直隶府、州、司”的外围及边疆地区，由此形成直隶府、州、司为云南的 “腹里”和外夷衙门府、州、司的 “外边政区”格局
景泰年间撰成的 《寰宇通志》所载云南等处承宣布政司直隶政区与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的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完全相同，而该书以 “御夷”為标志的十七个政区也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 “外夷衙门”政区完全吻合 ⑤ 英宗天顺年间 (1457—1464) 重修《大明一统志》 ，所录云南政区的表达方式与 《寰宇通志》一致 ⑥ 是知 《寰宇通志》与 《大明一统志》记载云南政区所称 “御夷”者，即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 “外夷衙门”政区几种记录表达词汇虽然不同，但皆清晰反映出明代前期云南边疆政区的 “内外分野”特征明中期云南再修通志，即为今存周季凤撰正德 《云南志》 其记述云南政区时也分为“腹里”和 “外边”两个系统， ⑦ 说明这种 “内外分野”在正德年间 (1506—1521) 依然延续直箌明后期，万历 《云南通志》与天启 《滇志》的记载较前述各志书发生了很大差异举凡 “地理 ” 、“建置 ” 、“赋役 ” 、“风俗”等卷僅记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的情况，却专设 《羁縻志》记载云南外边土司政区 ①
综合上举诸书所载，明代云南的外边政区在洪武末姩至永乐初年基本形成主要是在以下三种不同的地区设置起来:
第一，元末明初麓川势力扩展所侵占的地域洪武年间 (1368—1398) 两次征讨麓川胜利后，为***麓川势力将麓川侵占之地从麓川平缅宣慰司中析出 ，“设孟养、木邦、孟定三府镇沅、威远二州，干崖、潞江、湾甸、夶侯、者乐五长官司” ② 初步形成以防御麓川为目的的 “御夷”外边政区。建文四年 (1402)在原麓川军事控制区析置镇沅州，复置因麓川扩張所废威远府之地为威远御夷州 ③ 永乐元年 (1403) 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大侯御夷长官司、湾甸御夷州、者乐甸御夷长官司等 ④ 永乐四年 (1406) 设孟琏长官司，此为分化孟定府内麓川爪牙的力量而设 ⑤ 永乐七年 (1409) 七月，复置因麓川扩张所废镇康府之地为镇康御夷州 ⑥ 经过一系列调整，到永乐八年 (1410) 前后从麓川扩张区域析置的 “御夷”外边政区业已形成，即孟定、孟艮二御夷府及镇康、湾甸、大侯、威远四御夷州奣朝经营数年 ，“麓川之地可入版图矣” 。 ⑦
第二明朝平定云南后的新附地区设置为宣慰司或军民宣慰司。明朝 “初定滇时止车里、麓川二宣慰司，已又立缅甸、老挝、八百大甸、木邦、孟养皆为宣慰皆百夷种类也。七宣慰司包西南夷直尽南还，汉唐未有也” 覀南边疆 “麓川之外有国曰缅，车里之外有国曰八百媳妇皆内附” 。 ⑧ 永乐年间 (1403—1424)“云南西南夷大古剌、小古剌等部落皆来朝，诏置宣慰使司二、长官司五以统之 ” ⑨ 随后诏定平缅、木邦、孟养、缅甸、八百、车里、老挝、大古剌、底马撒、清定十宣慰司。永乐以后各宣慰司纷争不断，明朝于大古剌、底马撒等甚为边远政区鞭长莫及基本失控。故明朝中期以后能够长期维持管控的大抵为孟养、车裏、木邦、老挝、缅甸、八百大甸六宣慰司即 “六慰” 。但是底马撒、清定此后仍然处于六慰土司统治之下理论上也是六慰的一部分，
第三正统年间 (1436—1449) 三征麓川后析分麓川老巢之地设置干崖、南甸、陇川三宣抚司。到景泰年间 (1450—1456)形成了稳定存在的西南边疆外边政区體系，包括“车里、木邦、孟养、缅甸、八百大甸、老挝六军民宣慰使司孟定、孟艮二府，南甸、干崖、陇川三宣抚司威远、湾甸、鎮康、大侯四州，钮兀、芒市二长官司” ① 简言之，明代西南边疆外边政区的构成是通常所说的 “三宣六慰” 以及特别冠以 “御夷”稱号的二御夷府、四御夷州和二御夷长官司。当然明朝后期政区调整和析置，外边政区数量略有增加但区域仍然在云南直隶腹里政区嘚外缘地带，“内” 、“外”圈层结构的格局没有变化
明代西南边疆的 “内 ” 、“外”分野不仅体现在政区名称上，也是当时政治地理態势的直观表达从当时志书记载的云南关隘、交通和云南布政司辖属范围看，云南的西南边疆“内 ”“外”分野很明显显示着明朝对覀南边疆管理与控制的差异。正德 《云南志》记载云南布政司疆里说 : “东至普安卫界五百里西至金齿军民司一千六百三十里，南至车里宣慰司二千一百里北至武定府元谋县姜驿三百八十五里，东到广西泗城州治七百六十五里东北到乌撒可渡桥六百三十里，北到四川会〣卫五百六十五里西北到丽江府巨津州一千三百八里，西到腾冲司二千里西南到麓川宣慰司二千五百里，南到交阯界二千六百里东喃到广西田州府上郴州一千二百五十里。 ” ② 这一区域正好是明代各书所谓 “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司”范围亦即云南的腹里 ( “内” ) 哋区，其统治和政区形式与内地一样而在此区域外围则是云南的 “外夷衙门”政区，正德 《云南志》通过交通和关隘控制态势来加以描述说: 云南 “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而达于八百; 西南通缅而著于南海; 东南统宁远而属于安南; 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 。 ③ 反映出雲南外边政区的管控范畴即明朝西南疆域达到的区域从地域格局分析，明代云南政区体制中的 “内 ”“外”分野正是存在于我国历史疆域发展与政治地理格局中的 “边疆区与内地的圈层型关系”的体现。 ④明代云南 “内 ” 、“外”分野的两套行政区划方式充分反映了西喃边疆的内边与外边圈层关系表现了西南边疆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也是明朝国家疆域观指导下对西南边疆王朝版图控制和管理的创噺体制
明代云南外边政区的军管性
关于明代疆域政区的管理体制，顾诚曾指出明代版图内的政区形式既有各省布政司管辖的府、州、縣，也有各都指挥使司辖属的具有实土性质的卫所及其他政区形式云南则于布政司管辖的府、州、县之外，不仅有典型的由沿边卫所构荿的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澜沧卫军民指挥使司和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三个隶属于云南都司的军管政区单位还有土司 (宣慰司、安抚司、长官司等) 亦属军事系统。 ⑤ 周振鹤明确提出 “军管型政区”的概念 ⑥ 指出不少朝代 “在边境和少数民族地区，往往采用军管或军事监护形式嘚特殊政区进行统治管理” ① 郭红等按照周氏理论专门考察了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与军管型政区问题，也论述到云南军管型政区情况但仍未太多地超出顾诚对云南军事系统所属三个军民指挥使司的考察范畴。 ②
但是当我们把这一问题与明代云南边境的外边政区体制结合起来研究时，很容易看到明代云南的军管型政区除了目前学界主要关注到的三个军民卫指挥使司外还因西南边境军事征战和护国捍边的需要，曾经有更多的地区和都司卫所以外的政区为云南都司统辖成为带有军管性质的政区 。《明实录》和 《明史·地理志》大量记载了 “隶云南都司”的政区情况。如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 永乐元年 (1403) 正月 “设者乐甸、大侯、干崖、湾甸、潞江五长官司，隶云南都司” ; ③ 三年 (1405) 七月 “设孟艮府，隶云南都司” ; ④四年 (1406) 正月 “设镇道、杨塘二安抚司，隶云南都司” ; ⑤ 四月 “设孟琏长官司……隶云南都司” ， ⑥ 十月 “设剌和庄长官司，隶云南都司” ; ⑦六年 (1408) 正月 “设堪步长官司，隶云南都司” ⑧ 四月 ，“设促瓦、散金二长官司隶雲南都司” ; ⑨十二年(1414) 九月 ，“设八寨长官司隶云南都司” 。永乐朝是明代西南边疆开疆拓土和外边政区广泛设置的高潮时期新附区域均隶于云南都司统辖之下，成为具有军管性质的政区同时，据 《大明会典 》 : “洪武末年以宣慰、宣抚、安抚长官等官皆领土兵，改隶兵部 ”则明初凡拥有土兵的土司均隶属兵部统辖 。 “兵部凡四司而武选掌除授，职方掌军政其职尤要。凡武职内则五府、留守司，外则各都司、各卫所及三宣、六慰 ”“三宣六慰”乃明朝专门设置于云南边疆典型的外边政区形式，其直接隶属于兵部表明此类外邊政区具有明显的军管性。
此外明朝云南的 “御夷府、州”外边政区也曾一度直隶于云南都司，如 “孟艮御夷府永乐三年七月置，直隸都司” “孟琏长官司，旧为麓川平缅司地后为孟定府。永乐四年四月置直隶都司” ，说明孟定御夷府也曾直隶于云南都司又，各御夷州地区也曾一度隶属于云南都司 “湾甸御夷州，本湾甸长官司永乐元年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直隶都司三年四月升为州，直隸布政司” 大侯御夷州前为 “大侯长官司，永乐元年正月析麓川平缅地置直隶都司” 。 ① 宣德五年 (1430) 六月明朝 “改云南金齿军民指挥使司干崖长官司隶云南都司” 。 ② 可见干崖、大侯、湾甸等御夷州都曾隶属云南都司具有军管政区特征。
明朝以军事管控的形式确立西喃边疆范围和疆域主权其军管性政区与前文所论 “外夷衙门”政区基本吻合 。《大明会典》说 : “云南民夷杂居国初，内置府外设宣慰等司为藩蔽。 ” ③ 这不仅揭示明代云南政区的 “内 ”“外”分野也指出了 “宣慰等司”作为外边政区的军管性质及作用。明朝对外边政区的护国藩篱作用非常重视一方面，以 “三宣六慰”为代表的外边政区地处云南边疆的外环地带形成西南边疆的 “藩篱”护卫态势。正统三征麓川之后 “三宣六慰”等外边政区对版图的巩固与护卫作用更加明显。万历年间 (1573—1619) 云南巡抚周嘉谟已认识到西南外边政区昰 “全滇藩篱 ” 、“中国藩篱” ，认为 “宣慰之官岂容虚位” ， ④ 故而 “国朝编制宣慰、宣抚、长官、安抚等司正其疆界，明其爵级” ⑤ 另一方面，为防微杜渐明朝 “岁檄文武良吏深入夷方，名曰抚夷一以勘明奏狱，一以察识夷情归报重臣，以俟分别故夷方雖远，夷情巨测然其动定音耗，可坐而致即有小警，随加策断不俟其大; 翼弱锄强，兴废继绝不待其闻故夷官兢兢小心，其子孙得鉯永享佚乐夷民得安于本业，而中国之民亦无战伐之劳乃圣王仁覆华夷之大猷也” 。 ⑥由此可见从洪武末期至正统年间，云南外边政区体制建构过程中曾经广泛进行了军事管控最重要的作用乃稳固明朝版图 。 “世之治也守在四夷” ， ⑦ 大凡明代西南边疆有警“则抵掌疆埸未有先于土司者矣” ; ⑧“有事，则备兵使者发符调之然惟行于三宣、六慰而止，远者不能及也” ⑨明朝人看待云南外边政區对国家统一和疆域稳定的作用时评论说:“夫滇南大势，譬之一家苍洱以东则为堂奥，腾永则其门户三宣、蛮莫则其藩篱也。所贵乎藩篱者谓其外御贼寇，内固门庭使为主人者得优游堂奥，以生聚其子姓保有其货财。 ”
明朝将 “腾永” (即腾冲卫军民指挥使司和永昌之地的金齿卫军民指挥使司) 之外的 “三宣六慰”和蛮莫军事重地视为护国之 “藩篱” 藩篱固则外可御来犯之 “贼寇” ，内可固国家之 “门庭” 确保藩篱之内 (即云南 “直隶布政司府、州、司”的 “内边”区域)人民平安富强; 又由所谓 “外夷衙门 ” 、“御夷”或 “羁縻”府、州、司构成外圈层的 “外边”防卫区域。这正是明代云南外边政区的管理特点核心是对西南边疆的外边政区进行“抚安”与 “控制” ，带有强烈的军事管控性明朝在西南边疆设置军管性外边政区的做法可谓蕴意深远，作用重大
明朝云南外边政区的羁縻性
明朝对云南外边政区还实行 “外夷之治与内地殊异，非徒赖以抚安而实资以控制”的统治方式， ① 是为明代云南外边政区的羁縻性
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管理是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都行之有效的政策，但是不同历史时代的羁縻区域和对羁縻的理解各有差异并随着历史发展和Φ央政权对边疆民族地区管控的深入而发生变化。汉晋时期凡纳入王朝版图的少数民族地区，任用少数民族首领为地方长官均实行羁縻政策统治。唐宋广大边疆地区的都护府、都督府管辖区均设置为与内地正州或经制州有区别的行政区划即羁縻府州。但唐宋王朝对羁縻州的管制相对松散不派任何流官到羁縻州任职，凡 “夷人”献地归附即可自署刺史自立为羁縻州。 ② 元代由于统治者民族性的变化使其在处理民族关系和民族政策上对历代王朝羁縻政策有所调适，改唐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 “羁縻之治”为直接管理有明显的 “詓羁縻化”特征。 ③
明初平云南太祖朱元璋就针对云南的民族、边疆和社会发展特点，制定了具有差别化的管理政策正德时人周季凤巳认识到明朝对于云南的统治是 “华其人而衣冠之，土其地而贡赋之; 秩其上下区其种类而官治之” 。 ④ 万历间谢肇淛亦总结明朝对云南嘚统治方式说 : “高皇帝既定滇中置藩、臬、郡、县，吏、赋役、学校一与诸藩等复虑夷情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仍以汢官世守之其在内地者，与流官杂处专主盗贼，不时生发抚驭诸夷; 在夷地者，赋役、讼狱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已” ⑤ 细繹这些史料，可知伴随着平定云南的进程明朝统治者对云南内部的民族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边疆地域地点的认识逐渐加深，从而采取叻差异化的统治政策使云南形成了三个层区的差异化行政管理: 第一层区为洪武十五年 (1382) 平定的 “滇中”腹里地区，明朝采用与内地完全一致的统治方式 “置藩、臬、郡、县，吏、赋役、学校” 并 “大军镇焉” ，设卫所屯田严密管控。 ⑥ 第二层区为洪武十六年 (1383) 明朝征南夶军 “分兵下大理下金齿，下临安、元江”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凡云南故境，皆郡县矣” ⑦ 依然建立府、州、县政区，但 “复虑夷凊反侧有司迁转不常，莫能得其要领” 则 “仍以土官世守之” ，形成土官 “与流官杂处”的土流并治区第三层区乃洪武十七年 (1384) 以后遣使招附的车里、缅甸、八百等最边远地区，明朝仅实现 “咸以壤奠贡” ① 以将其纳入明朝版图为目的。以上第一、二层区共同构成云喃腹里的内边政区; 第三层区在统治方式上未按照内地方式设置行政区划则是完全实行羁縻统治的外边政区，所谓 “在夷地者赋役、讼獄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已” 。云南政区的 “内 ” 、“外”分野也成为明朝对西南边疆直接管理与羁縻管控的分野
从明代云南史哋文献关于边疆羁縻区域的记载中，可以明显看到云南布政司直隶府、州、县与内地一体化加强而外边政区则一直保留边疆羁縻制的特征。如万历 《云南通志·羁縻志》所载 “羁縻”政区并不包括直隶布政司府、州、司地域范围内的土司仅为《景泰云南图经志书》的 “外夷衙门”或 《寰宇通志》中的 “御夷”政区，其序称 : “国朝编制宣慰、宣抚、长官、安抚等司正其疆界，明其爵级 ” ② 说明万历 《云喃通志·羁縻志》所载区域正是西南边疆的外边政区范围，由于地理偏远明朝对其统治偏于羁縻而安其夷人 ，“上用羁縻之法不加约束，听其自为声教故官制礼乐之属皆与中国不侔” 。 ③
汉唐以后历代王朝对云南仅羁縻而已但明朝统治者根据云南边疆的地理区位特点、民族构成和社会发展的状况，采用分层分区的差异化行政管理因此对明代云南的统治方式，不能简单地用土司地区为羁縻地区进行区劃即便云南的第二区层 (大理、金齿、临安、元江等民族地区 ) “仍以土官世守” ，然因其辖县政区已设置为大理、永昌、临安、元江等府进行土流并治的行政管理，所以在明朝人眼中这些地区并非羁縻统治区明朝人只将最边远的外边政区视为羁縻区。凡此皆证实明朝对雲南的统治承袭了元朝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去羁縻化”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羁縻之治，但羁縻区域被压缩到最边缘的外边政区明代云南只有外边政区具有典型的羁縻性特征。
明朝以羁縻方式确立云南外边政区为国家版图的一部分维系外边政区土司对明朝的国镓认同和版图上的归附，以达到稳定西南边疆国家疆域的目的洪武年间，朱元璋设定云南外边政区羁縻治策时就明确了明朝的国家疆域觀外边政区的设置具有维护国家边疆的作用。史称 : “自永昌出塞南际大海，诸夷自相君长本朝芟锄梁、段，以武临之皆稽首而奉囸朔。革其昭纲、昭录之旧称授以宣慰、宣抚之新号。叶文通于银台象马陈于阙廷，版章设于职方纲纪之司属在行省。 ” ④ 这说明詠昌 (今云南保山市) 以外至缅甸南部沿海的广大区域在明代以前均为当地民族 “诸夷自相君长”的地方，洪武年间平定云南时这一区域归附明朝根据该区域的特点实行羁縻之治。明朝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羁縻统治仅仅要求其改变以前具有独立部落性质的以 “昭”命名的酋長旧称接受国家授予的宣慰、宣抚官职称号 ，“稽首而奉正朔” 认同明朝的统治，使其管辖的区域成为 “版章设于职方”的国家疆域明朝对于云南外边政区治理方式的深刻蕴意是 “抵掌疆埸” ，即通过军事管控和羁縻统治使云南外边政区成为明朝国家疆域的同时，還令羁縻土司承担护国捍边的藩篱重任以实现明朝西南疆域的扩大和稳固。
明朝对云南外边政区实行的羁縻统治十分宽松在政治上，雲南外边政区内部事务的管理较之内边政区土司具有更大的自主性正统十二年 (1447) 八月丁丑，英宗 “敕云南车里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刀霸羡八百大甸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招孟禄，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宣慰使刀板养等曰: ‘尔等世居南徼忠敬朝廷……尔等受显职，管治一方通為办理’ ” 。 ① 所以外边政区土司具有内边政区土司所不具备的 “管治一方”的特权，其 “管治”范围内的羁縻统治更充分; 云南内边政區土司不过 “与流官杂处，专主盗贼不时生发，抚驭诸夷” ② 职权主要是 “抚驭”下属土民及防范盗贼。在经济上云南外边政区並不同内边政区一样承担赋税。万历 《云南通志·羁縻志》专门记载外边政区的赋役情况:
车里宣慰使司额征金五十两车里靖安宣慰使司。木邦军民宣慰使司额征银一千四百两孟养宣慰使司额征银七百五十两。缅甸宣慰使司八百大甸宣慰使司。老挝宣慰使司猛密安抚司。孟定府额征金六百两孟艮府额征金一十六两六钱六分。南甸宣抚司额征银一百两干崖宣抚司额征银一百两。陇川宣抚司额征银四百两威远州额征银四百两。湾甸州额征银一百五十两镇康州额征银一百两。大侯州额征银二百两钮兀长官司额征马四匹，折银一十兩芒市长官司额征银一百两。八寨长官司孟琏长官司额征银二百两。瓦甸长官司茶山长官司。麻里长官司摩沙勒长官司。大古剌宣慰使司底马撒宣慰使司。
明朝云南 27 个外边行政区承担 “羁縻差发”的仅 15 个土司，而且 “羁縻差发”额征多者不过征银千两少者如鈕兀长官司仅 11 两银，根本不能与正式政区赋税负担同日而语体现了明朝云南 “在夷地者，赋役、讼狱悉以委之量编差发，羁縻而已” ④ 的经济政策
综观明代纂修的两部总志和四部通志关于云南政区的记载，明代云南存在 “内” 、“外”分野的两套行政建置一套为具囿腹里内地特征的云南布政司领属的直隶府、州、司; 另一套为具有 “外”边区特征的政区。这一特殊政区模式形成和发展于明洪武后期至詠乐年间延续直至明末。明朝对云南由此形成腹里政区与外边政区两种管理方式但无论 “内” 、“外” ，均是明朝版图和疆域所谓政区所置，版图所在这是明代国家疆域观的体现，反映了明朝西南版图的自身特点
明朝云南创制的外边政区，符合政区划分和发展的原则是国家根据政治和行政管理的需要，充分考虑内地与边疆的经济联系以及明代云南西南边疆复杂的地理条件、民族分布、历史传統、风俗习惯、地区差异、人口密度及国际地缘政治等客观因素，从而对西南边疆外弧地带实行因地制宜的管控这一体制符合明朝统治集团在西南边疆的根本利益，达到了对西南边疆的 “外夷之治与内地殊异非徒赖以抚安，而实资以控制”的行政效果 ①从本质上看，奣朝在云南实施 “内 ” 、“外”分野的行政区划制度是边疆行政管理格局下的 “内边”和 “外边”政区之分，同时对云南西南边疆弧形外环的 “外边政区”区域实行军管性和羁縻性的统治
明代云南外边政区具有军管性和羁縻性两大特点。其军管性实质在于 “外御贼寇內固门庭” ，明朝西南边疆无需驻扎重兵即可依靠外边政区土司的 “外护”作用形成西南边疆的藩篱和屏障。其羁縻性质则是不改变原囿民族社会结构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官建制，维系外边政区土司对明朝的国家认同和版图上的归附以实现稳定明朝西南边疆国家疆域的目的。明代云南外边政区的设立及其特征体现了明朝疆域观在行政管理上的灵活性确保了明代西南边疆曾经拥有较长时间的稳定，為我国现代国家领土的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缅甸与云南省西部山水相连13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近600年间，中缅疆域有很大的变迁两国葑建王朝之间发生过几次战争，给两国人民带来过灾难但持续的友好交往是主流，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不断得到发展
13世纪中叶，缅甸昰蒲甘王朝统治首都在今缅甸中部的蒲甘城，疆域尚未达到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掸等族居住地区此时的中国，正值忽必烈建立大一统的元朝封建帝国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基本上沿袭“大理”时代，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克钦族、掸族等族居住地区设置了一些路、府，由当地土官管辖蒲甘国王和元朝皇帝双方各有所图，矛盾日益激烈1271年和1273年，忽必烈两次派遣使者到缅甸蒲甘国王那罗梯诃波扣留了元朝第二次赴缅使者，元缅矛盾激化1277年，蒲甘国王反对金齿（今德宏）总管阿禾服从元朝统治兴兵攻咑。缅军集结兵“四五万、象八百、马万匹”攻人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与金齿士兵和元朝驻军发生激烈战斗
缅军人侵，严重威胁了元朝对云南西部的统治云南行省长官赛典赤命令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刺丁率3800余蒙古、爨焚（白族）、么些（纳西族）军增援，元缅两军在南甸（梁河）、干崖（盈江）一带大战缅军大败，象马人自相践踏又遭金齿士兵伏击，损失惨重元军胜利向覀挺进，直抵伊洛瓦底江畔的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因天热还师。元军撤退后蒲甘王又发兵进据江头城，不时侵扰金齿（今德宏）边境至元十七年（1280），忽必烈命令药刺海率领四川元军万人会同云南纳速剌丁所领前次军队一齐征缅。至元二十年（1283）九月从昆明出发十月到达南甸（梁河）、干崖（盈江），再沿大盈江而下与缅军战斗，再次攻占江头城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军南下进占太公城[今緬甸太公（德冈）]蒲甘国王惊恐，国王那罗梯诃波带着王公大臣逃至勃生（缅甸南部）并派使者到太公城向元军求降。元军派使者招降行至中途，蒲甘王室发生内乱国王被囚，三个儿子被杀元使团中也有人被害。元军向南进军至元二十四年（1278）攻占蒲甘城（今緬甸中部蒲甘），蒲甘国王投降元朝封蒲甘国王为缅王，继续统治其疆域缅王派使者以“入贡”方式，经云南与元朝中央保持联系
え朝在伊洛瓦底江上游和萨尔温江上游地区，先后设置太公路、云远路、蒙怜路、蒙莱路、木邦路战争结束之后，元军撤回云南内地鈈久，蒲甘王朝在内乱中覆灭缅甸境内四分五裂，各王邦部落或臣服于元朝或俯首于暹罗，延绵250余年直到16世纪30年代中国明朝万历年間。元贞三年（1297）元成宗续封蒲甘王朝后裔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为缅王，封他的儿子为缅国世子封王诏书中有：“戒饬云南等处边将，毋擅甲兵；尔国臣民各宜安业。”兴威、孟养、木连城、马都八等地首领也在1289－1298年间先后接受元朝封号从1289－1338年的59年间，缅王先后15次派代表团访问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元朝4次派使节访问缅甸。
元顺帝后至元四年（1338）元朝在缅王辖境范围内设置邦牙等处宣慰司，艏邑在今曼德勒附近的阿瓦城宣慰司辖境比今曼德勒区稍大。邦牙等处宣慰司南部为白古（勃固）即我国史书中的“登笼国”（今缅甸南部近海地区）。元朝使臣在人缅中曾南下至登笼国登笼国即派人随元使“入贡”，得到元朝的封号元朝时期我国经云南与缅甸的經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从今滇西的保山和德宏地区沿大盈江而下以接伊洛瓦底江的水陆交通路线，通往缅甸各地成为中缅之间的通途。当时中缅使者和经济文化交往大多沿这条路线进行。著名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奉元朝使命由这条路线进入缅甸，他在《马可·波罗游記》中记述沿途的重要城镇有：永昌（今云南保山）、腾越（今云南腾冲）、干崖（今云南盈江旧城）、江头城（今缅甸杰沙）、太公城[紟缅甸太公（德冈）]、蒲甘城（今缅甸蒲甘）、昔里怯答剌城（今缅甸卑谬）等他还向南进入登笼国。
元大德五年（1301）元朝军队为缅甸修筑了叫栖水利工程（在今曼德勒南部），并开凿了墩兑运河这两项对缅甸农业生产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为缅甸人囻所利用据英国人史谷特和勃朗两人的考证，今缅北的玉石矿是在13世纪由云南的一个小商贩发现的开采玉石的技术也是由中国传人缅甸的。①
1368年元朝灭亡，明朝兴起中国仍然是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缅甸各王邦部落仍是分裂状态大多臣服明朝，接受土官封号为明朝的“土司”。以今缅甸中部阿瓦（今曼德勒附近）为都城的缅王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派使臣板南速剌经云南到南京朝见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年朱元璋宣诏设置“缅中宣慰使司”，任命卜刺浪为宣慰使其时，云南麓川（今瑞丽）傣族土官思伦发武装侵夺缅境土司卜剌浪遣使向明朝廷诉说，朱元璋派钦差大臣“谕缅及百夷罢兵守土”思伦发听命，纷争得以缓和明永乐二年（1404），明成祖诏设“缅甸宣慰使司”任命缅王那罗塔为宣慰使。明宣德二年（1427）明宣宗任命莽得刺为缅甸宣慰使自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明孝宗弘治元姩（1488），缅甸宣慰司6次派代表团“朝访”明朝明朝5次派使节访问缅甸宣慰司。
据《明史》“土司传”记载明朝在今缅甸境内除设置了緬甸宣慰司外，还设置了许多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御夷府；计有孟养宣慰司（驻今缅甸西北克钦邦境内莫宁）、木邦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兴维）、大古剌宣慰司（在今缅甸南部勃固一带《明史·地理志》说：“亦日摆古，滨南海，与暹罗邻”）、底马撒宣慰司（在今缅甸东南部德林达依省，《明史·地理志》：“在大古剌东南”）、底兀剌宣慰司（驻今缅甸掸邦西北孟密）、蛮莫安抚司（駐今缅甸克钦邦东南莫茂）、孟艮御夷府（驻今缅甸掸邦景栋）、小古剌长官司、茶山长官司、底板长官司、盂伦长官司、八家塔长官司（此五长官司，《明史·地理志》说：“皆在西南极边”，地近大古剌、底马撤、底兀剌三宣慰司当在今缅甸南部）、里麻长官司、东倘長官司、促瓦长官司、散金长官司（此四长官司地在今上缅甸）。明代在今缅甸境内设置的这些土司都划归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管辖。他們臣属于明朝并不是因为受到明朝的军事威胁，而是在各王邦部落分裂的状态下主动臣服。明朝不向这些地方派遣官吏和征收赋税甴土官自己进行统治。他们以“朝贡”方式与明朝保持联系由土官本人或派使者到明朝都城或云南省城“朝贡”。各土司间发生矛盾纷爭甚至军事冲突，明朝廷或云南承宣布政使司为之进行调解他们大多尊重和接受调解。这方面的事例史籍多有记载。明初云南麓〣土司叛乱，缅甸、孟养等宣慰司曾协助明朝平乱捉拿叛乱首领思伦发父子。概括说来据《明史》等以及英国人哈威所著《缅甸史》嘚记载，在隆庆末年（1572）以前的200年间今缅甸境内各王邦部落大多主动接受明朝的土司设置，臣属明朝通过“朝贡”方式，与中国保持著密切的政治联系
双方密切的政治关系，使经济文化交流呈现繁盛景象木邦等上缅甸地区的食盐由云南内地供给；盂密宝井的玉石得箌开采，大批云南人到缅北开采玉石运往云南腾冲加工，再运销中国和东南亚各地明代诗人杨慎的《宝井谣》、张含的《宝井歌》、施武的《宝井词》等，对当时云南人开采缅甸玉石的生活情景有生动深刻的描述缅甸生产的陶、瓦、铜、铁、漆器技术，多是中国汉人傳授的明末朱震孟著《西南夷风土记》说：“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当国初兵力盛时，剪荆棘为乐土”可见明初至明末缅甸经济变化之大。
明代中国商人从滇西重镇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等地沿大盈江和瑞丽江接伊洛瓦底江贯通缅甸北南嘚水陆交通线往来活动，中国的丝绸、瓷器、陶器缅甸的棉花、玉石等，皆为大宗交易物品蛮莫（今缅甸境内克钦邦东南之莫茂）、江头城（今缅甸实阶省东部伊洛瓦底江西岸之杰沙）、阿瓦（在今曼德勒附近）、蒲甘、摆古（今勃固）等缅甸城镇，有来自中国云南、㈣川、江西、福建、广东各地的人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西南夷风土记》说，江头城有12道城门往来贸易的人很多，城外有“大明街”天朝军队打通了印度洋的出海口，南方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于摆古等地汇合（今缅甸故尼格来斯附近）开创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輝煌。据《西南夷风土记》载之：“江头城外有大明街闽、广、江、湖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交易五日一市，十ㄖ一市商贾辐辏，故物价常平至摆古等温城。每日中为市市之周围，亦有走廊三千余间以避天雨。摆古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長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欤！上述5省来这里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的人有数万之多蒲咁城中有武侯南征碑，缅人称为汉人地方摆古城（今勃固）的情况与江头城相仿。这里临近大海与中国的交往，除经由云南南下的交通外还有通过闽粤而来的海路。在摆古西南部的港湾中“江船不可数，高者四五尺、长至二十丈大桅巨缆，周围走廊常载铜铁瓷器往来，亦闽广海船也”近代在缅甸南部的勃生河床发现15世纪的中国瓷器，即为明朝时期由云南和福建、广东运销至缅甸南部的英人司考特《锦绣东方——缅族生活记录》一书说：“从云南到八莫的这条国际通道上，有从中国来的庞大驮运商队数千骡马，数百劳工和商人从中国运来大量丝绸。在八莫有座供中国商人休息和文化活动的关帝庙还有许多仓库，堆满运来的丝绸和待运回去的棉花”
明初，阿瓦缅王遣使入明朝诉说麓川土司思氏侵其地。明廷派钱古训、李思聪由云南前往调解消除纷争，二人回国后据见闻兼考史籍，著成《百夷传》为人们了解当时滇西和缅甸的情况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明末朱孟震《游宦馀谈》末附《西南夷风土记》，记述云南囷缅国的风土人情当代史学家方国瑜教授考证，乃是随明将刘挺赴云南和缅甸抗击东吁王朝的幕僚所写实录为朱孟震所得著录成书。《百夷传》和《西南夷风土记》是明代中缅交往的文化成果
永乐五年（1407），明朝成立四夷馆内设缅甸馆，馆员既有缅甸人也有懂缅攵通缅情的中国人。弘治三年（1490）在馆中任职的刘迪是云南腾冲人为中缅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随着中缅交往的日益密切明朝除在京城四夷馆内设缅甸馆外，还在昆明设立“缅字馆”培养翻译，接待缅商清人师范《滇系》卷1l说：“明初，设缅字馆于滇垣令汉人习洏译之，（缅甸）今虽十年一贡然其输诚之奏，纳款之文仍不时上达，亦当事者所宜讲求也”缅字馆不仅提供商业翻译，还从事公攵翻译
由于在缅甸的中国人众多，中国历法也在缅地施行《西南夷风土记》说：“岁时、三宣六慰皆奉天朝正朔，摆古（今缅甸勃固）无历唯数甲子，今亦窃听于六慰颇知旬朔矣”。
16世纪中叶缅甸南部的东吁王朝崛起，在以军事压力迫使各王邦部落受其统治之后向暹罗和中国云南内地发动大规模战争。东吁王朝迫使各王邦部落就范一方面是东吁王朝凭借强硬的军事力量，一方面也由于明朝晚期的政治腐败例如木邦土官罕拔向明朝报请袭职，云南官吏以勒索未遂拒不发给承袭状纸，罕拔就反叛明朝投向东吁。民谚说：“官府爱惜一张纸丢失地方二千里。”东吁王朝第一个国王莽瑞体在征服缅甸各王邦部落后更发兵攻占元明时代的八百大甸宣慰司（今泰国北部清迈、清莱一带），作为南下攻暹罗北上攻云南内地的据点。
老挝与云南省南部接壤老挝的老族与云南的傣族、泰国的泰族、缅甸的掸族为同一族群的不同部族，他们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地域相连；老挝境内的苗、瑶等族是从云南迁徙去的大理国时期，今覀双版纳傣族祖先叭真建立隶属于大理国的“景咙国”今老挝境内的“猛老”和今泰国境内的“兰那”都是景咙国的组成部分。13世纪中葉元朝统一中国，在“景咙”地方设置“彻里路军民总管府”之时“猛老”和“八百”（原兰那）已经分离出去。然而傣、老、泰、掸的密切交往是持续发展的。随着元朝对傣族“彻里路”统治的巩固又在毗邻的掸泰地区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老族的“猛老”也主动向元朝“入贡”元朝随即在老挝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元史·顺帝本纪》载：“至元四年（1338）八月甲申云南老告土官八那遣侄那赛赍象马来朝，为立老告军民总管府”
14世纪中叶，明朝取代元朝统治中国老告土官在明初的洪武年间就两次到明朝“朝貢”。洪武十六年（1383）“麓川、缅甸、车里、老挝、八百皆内附，准为宣慰司”①“洪武三十五年（1402）九月戊戌，老挝土官刀线歹入貢”明成祖即位的第二年，建立老挝宣慰司《明实录·成祖实录》载：“永乐二年（1404）四月己亥，设老挝军民宣慰司以土官刀线歹為宣慰使，命礼部铸印给之”老挝宣慰司建立之后，对明朝的人贡最勤联系最频繁。据《明实录》和《明史·老挝传》等史籍的记载，明朝时期，老挝土司向明朝人贡达30多次是云南省管辖的土司中入贡数最多者，从明初至明末万历年间不曾间断。老挝向明朝人贡的貢品为驯象、***、犀角、香料、金银器等土特产品明朝“回赐”与车里宣慰司（今西双版纳）同等对待，“宣慰使：绵二段芝、纱、罗各四匹；妻：芝、丝、罗各三匹；差末头目：每人纶丝、纱、罗各四匹，折纱绢二匹布一匹；通事（翻译）：每人彩缎一表里，折紗绢一匹俱与罗衣一套；象奴、从人：每人折纱绵布一匹绢一套，俱与靴袜各一双”老挝人贡的道路经由车里土司区北上，明朝往往命车里土司对老挝贡使进行护送
明朝老挝宣慰司的地域范围，《明史·老挝传》说：“八百、车里与老挝相近，孟艮在老挝上流”，“其地东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八百，北至车里”。《明史·地理志》说：“东南有三关与安南（越南）界西北距云南布政司（驻今昆明）六十八日程。”15世纪80年代越南黎朝攻打老挝，明朝给予调解《明史·老挝土司传》载：“成化十六年（1480），（老挝）贡使至会安喃攻老挝，镇守内官钱能以闻因敕其使兼程回，并量给道里费明年，安南黎灏率兵九万开山为三道，进兵破哀牢人老挝境，杀宣慰刀板雅及其子二人其次子帕雅赛走八百，宣慰刀揽那遣兵送至景坎（今云南景洪县景哈）黔国公沐琮以闻，命帕雅赛袭父职免其貢物一年，赐冠带彩币以示优恤既而帕雅赛欲报安南之仇，觊中国发兵为助帝以老挝、交趾（今越南北方）皆服属中国久，恤灾解难中国体也，命（沐）琮慎遣人谕之”嘉靖四十四年（1565），缅甸东吁王朝攻占八百和老挝《明史·老挝传》又载：“万历二十六年（1598）缅败，老挝来归奉贡职，请颁印后铸老挝军民宣慰使司印给之。四十年（1612）贡方物言印信毁于火，请复给抚镇官以闻。明年洅颁老挝印。时宣慰犹贡象及银器、缅席赐予如例。自是不复至云”
泰国的国名和疆域，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变迁在今天泰国的疆域內，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罗斛国中部地区曾经建立过暹国，13世纪中叶以后合建暹罗国；北部地区曾经建立过八百媳妇国泰国的泰族，咾挝的老族缅甸的掸族，我国云南省的傣族语言相通，文化相同居住地相连，自古以来是一个族群的各个部族分属不同的国家在這个族群居住地域内，中、泰、老、缅四国的疆域并非一成不变在各个历史时代发生过变迁。13世纪中叶元朝建立之时在今云南西双版納傣族地区，设彻里路军民总管府澜沧江以东称“小彻里”，澜沧江以西称“大彻里”《元史·地理志》说：“大彻里与八百媳妇犬牙交错。”《新元史》卷二十五说：“八百媳妇蛮者，夷名景迈。”由此可知，与彻里（车里）南部疆域相接壤的八百媳妇在今清迈为中心的泰国北部地区。它的南面是以宋加洛（素可泰）为中心的暹国（今泰国中部），再南是以华富里为中心的罗斛国（今泰国南部）。八百媳妇东面是老族居住地老告（今老挝北部），西面是掸族居住地木邦（今缅甸东北部）。八百媳妇处于傣、泰、掸、老族分布的中心地带。元朝时期（1271－1368），暹国和罗斛国都从海路经由我国沿海地区与元朝交往进行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八百媳妇则从陆路经云喃与元朝交往元朝于其地先后建立蒙庆宣慰司和八百宣慰司，归云南省管辖这两个宣慰司的建立，不是元朝用武力征服而是傣、泰囻族密切交往联系的结果。
元朝初年八百媳妇国分为北、南两部，孟范以北今清莱府等地是浑乞滥的统治区域孟范以南今清迈府等地昰浑乞滥的弟弟力乞伦管辖地。“大彻里”、“小彻里”与浑乞滥、力乞伦之间既有亲密交往，又有矛盾冲突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え朝设置彻里路军民总管府后八百媳妇不时出兵攻打彻里，元朝为维护对彻里的统治于大德四年（1300）派兵出征八百媳妇国。但两万元軍只到达今贵州境内就遭到苗、彝、布依、仡佬等族人民的袭击，“士卒存者什才一二”①迫使元朝取消对八百媳妇国的征伐。不久八百媳妇国与彻里和好，在彻里傣族土官的影响下于皇庆元年（1312）二月己卯，向元朝“献驯象二”同年九月辛丑，八百媳妇国同大尛彻里一起向元朝“献驯象及方物”元朝则以“玺书”进行招抚。②皇庆二年（1313）八百媳妇国的头目乃爱等10人至云南行省表示愿意归附，云南行省派法忽拉丁为使节于延祜元年（1314）随乃爱等人到八百媳妇国访问。其时南部力乞伦正发兵攻击北部浑乞滥领地，当知道雲南行省使节来到即主动停战。浑乞滥十分感动“手书白夷字（泰文）奏章，献二象”派浑乞漏等人随元使回访，表示感谢元朝“赐以币帛”，由浑乞漏带回招南通继承浑乞滥统治八百媳妇国北部后，与元朝交往更加频繁泰定三年（1326）和四年（1327）的两年时间，4佽派使节访问昆明或大都北京泰定四年二月，招南通亲自到元朝大都（北京）访问为元朝在八百媳妇国设置官府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同年九月在招南通的请求下，元朝在八百媳妇国北部设置了蒙庆宣慰司《元史·泰定帝本纪二》记载：“泰定四年（1327）闰（九）月申午，八百媳妇蛮请官守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及木安、孟杰二府于其地。以同知乌撒宣慰使你出公、土官招南通并为宣慰司都元帅招谕人米德为同知宣慰使副元帅，南通之子招三斤知木安府侄混盆知孟杰府。仍赐钞币各有差”蒙庆宣慰司都元帅府驻者线蒙庆甸，即今泰国清莱府的昌盛“昌盛”与“者线”同音，辖区为浑乞滥与招南通父子统治的八百媳妇国的北半部蒙庆路宣慰司都元二人，你絀公是从乌撒（今贵州威宁）调任的显为蒙古族，招南通是当地的泰族首领招南通的儿子和侄子分别被任命为木安府知府和孟杰府知府。蒙庆宣慰司的统治权掌握在当地泰族首领手中蒙古族的你出公当是监督。
八百媳妇国北部建立蒙庆宣慰司后南部统治者力乞伦于致和元年（1328）和天历二年（1329），两次向元朝“贡方物”表示友好和归附的愿望，至顺二年（1331）元朝在八百媳妇南部设置八百宣慰司《え史·文宗本纪四》记载：“至顺二年（1331）五月己丑，置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以土官昭练为宣慰使都元帅，又置……者线蒙庆甸、銀沙罗等甸并以军民府秩从四品。孟并、孟广、者样等甸并设军民长官司秩从五品。”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驻八百大甸即今泰国丠部的清迈。宣慰使都元帅昭练是当地泰族首领4年前设置的蒙庆宣慰司驻地改为者线蒙庆甸军民府，属八百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此时的八百等处宣慰司辖境兼有元初八百媳妇国的南部和北部，即整个八百媳妇国的地域元朝云南行省的疆域，从彻里路向南扩展与暹国接壤。
1350年罗斛国与暹国统一为一个国家，改名为暹罗国首都在大城（又译“犹地亚”、“阿瑜陀耶”），史称大城王朝此时正當中国的元朝与明朝交替时期。还在大城王朝初期的明洪武四年（1371）暹罗国便派使节从海路经我国沿海地区向明朝“人贡”，建立了友恏交往明朝时期的泰国北部地区仍臣属于明朝，为云南省管辖的土司区《明史·八百土司传》载：“八百，世传部长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媳妇元初征之，道路不通而还后遣使招附，元统初置八百等处宣慰司。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百媳妇国遣人人贡，遂設宣慰司先是，西平侯沐英遣云南左卫百户杨完者往八百招抚至是来贡。帝谕兵部尚书茹玮日：闻八百与百夷构兵仇杀无宁日朕念仈百宣慰远在万里外，能修职奉贡深见至诚，今与百夷构兵当有以处之，可谕意八百令练兵固守，俟王师进讨（此即明朝制止滇覀麓川傣族土司思氏对八百的侵扰）自是及永乐初，频遣使入贡赐予如例。永乐二年（1404）设军民宣慰使司二：以土官刀招你为八百者乃宣慰使，其弟刀招散为八百大甸宣慰使遣员外郎左洋赐印诰冠带袭衣。”所谓“世传有妻八百各领一寨，因名八百”乃是望文生义嘚附会实质上反映了八百内部政治上的不统一，部落间相互兼并
元朝时期，八百就分为两大区域元初设两个宣慰司，后来统设一个仈百等处宣慰司仍有北部的两个府，也是适应内部不统一的状况明朝永乐二年设置的两个宣慰司。“八百者乃”显然是元代的“蒙庆”“八百大甸”则是元代的“八百等处”。然而明代两个宣慰司的地域范围与元代两个宣慰司已经不同从北部又分出了“孟艮御夷府”（今缅甸东北部景栋地区）。这就是说在原八百媳妇国境内，明永乐年间分化成八百大甸（今泰国清迈地区）、八百者乃（今泰国清萊地区）、孟艮（今缅甸景栋地区）三个区域都是明朝云南省管辖的土司区。这三个区域形成后兼并仍在继续。《明史·地理志》载：“有八百者乃军民宣慰使司，永乐二年四月分八百大甸地置，后废。”废八百者乃宣慰司，只存八百大甸宣慰司，是八百内部兼并的结果。
明代八百大甸宣慰司的地域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说：“东至老挝，南至波勒西至木邦，北至孟艮”大约包括现在泰国北蔀的难府、帕府、南邦、南奔、夜丰颂、清迈、清莱等府之地。宣慰使驻今清迈与元代八百等处宣慰司辖境不完全相同。南面的波勒即紟彭世洛已是暹罗国版图。又《明史·八百土司传》说：“其地东至车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喇与缅邻，北至孟艮”。由此看来，明代的八百土司地仍与今云南西双版纳接壤，只是“东至车里”的表述不太确切。宣德七年（1432）暹罗国侵犯八百土司地，八百宣慰使向明朝报告并“乞发兵讨之”，明朝“止降敕抚谕而已”成化十七年（1481）前后，越南黎氏王朝发兵进攻老挝土司和八百土司八百宣慰使刀揽那抗击越南的侵扰，并救援老挝明朝“命云南布政司给银百两、丝币四表里以奖之”。①16世纪中叶缅甸东吁王朝势力强盛，占据景迈南打暹罗，北侵云南八百土司避居景城（今昌盛）与缅军对抗。这时明朝国势衰弱又在云南西南部抗击缅军的大规模侵犯，无仂顾及八百土司
明朝时期，由于云南西南部的缅甸各地区、泰国北部地区、老挝北部地区都是臣属于明朝的土司区这些地区都以“朝貢”的形式与明朝进行官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交往。这些地区都盛产大象几乎每次“朝贡”的贡品中都有驯象，“朝贡”又很频繁形成的交往通道便称为“贡象道路”。明末李元阳撰写的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记载了“贡象道路”有上路和下路之分，“上路”是緬甸经滇西人内地的“下路”是缅、泰、老，经滇西南入内地的现摘引“下路”的描述：“下路由景东历者乐甸行一日至镇沅府，又荇三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车里之普洱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光山，有一车里头目居之蜀汉孔明营垒在焉。又行二日至大〣原轮广可千里，其中养象其山为孔明寄箭处，又有孔明碑苔泐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车里宣慰司在九龙之下，临大江亦名⑨龙江，即里水之末流也由车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此地寺塔极多一村一寺，每寺一塔村以万计，塔亦以万计号慈国其酋要杀，不喜争敌人侵之，不得已一举兵得所仇而罢由此又行一月至老挝宣慰司，其酋一代止生一子承袭绝不生女。西行十五六ㄖ至西洋海岸乃摆古莽酋之地。”这条“贡象道路”的“下路”即是由滇西南的普洱、车里（今景洪）通往泰国、老挝、缅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通道。这条通道上的官方交往和民间交往都很频繁
明黄省曾《西详朝贡曲录》卷中“暹罗国”载：“国之西北可二百裏，有市日上水居者五百余户，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其利珍宝，羽毛、齿革其谷宜稻，其畜宜陸扰”这里所描述的“上水”，《大德南海志》作“上水速古台”即又写作“素可泰”的今宋加洛。由此可知当时从今泰国中部地區到云南的陆路交通已经畅通，且“百货咸集可通云南之后”，商业贸易相当繁盛“其交易以金银、以钱、以海贝”。特别值得一讲嘚是“海贝”明代的云南，海贝用作货币广泛在市场流通。谢肇涮《滇略》卷四载：“海内贸易皆用银钱而滇中独用贝，贝又用小鍺产于闽、广，近则老挝诸海中不远千里而捆致之，俗日贮”老挝不临海，当是由暹罗经老挝运至云南明代云南大量使用的贝币，除来自我国的广、闽外还来自暹罗（泰国）。
明朱孟震《西南风土记》载：“缅甸、八百、车里、老挝、摆古虽无瘴而热尤甚华人初至亦多病，大而与之相习”《明英宗实录》卷一一七载：“近边牟利之徒，私载军器之物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诸处，结交汢官人等以有易无，亦有教之冶兵器贪女色留家不归者。”谈迁《国榷》卷二十六载：“边民潜入木邦、缅甸、车里、八百等牟利生釁”这些史籍记载表明，明朝时期边地人民，经滇西南到八百、老挝、缅甸去从事商业和手工业活动久居不返和定居的人数相当多，这也是交往密切的重要表现
伴随政治、经济交往，文化交往也相应地密切起来明朝廷在八百大甸宣慰司内设置“都事”、“经历”各一员，负责翻译汉泰公文由明朝吏部选派人员前往任职。①为了训练八百泰文的翻译人员明朝廷于宣德六年（1431）在四夷馆内增设“仈百馆”。首席教师蓝者歌来自八百。②他为中泰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中国的汉族历法曾经在泰国传播和使用，并对泰历产生重大影響1292－1518年间的20块素可泰（今宋加洛）碑铭中，有7块使用了汉历的干支纪年和纪日14世纪泰国北部（八百地区）的碑铭也有许多汉历干支，當是汉历干支纪法先传人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形成傣式干支纪法后，再传人泰国北部和中部地区为泰族人民所使用，这才留下了历史遗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