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故事硬核作者杜强在深圳三和实地体验了四十多天，打小时零工，睡廉价床铺，小腿被臭虫叮咬至流脓，力图融入“三和大神”群体——一群脱离了一切社会关系、生活在虚拟世界中的年轻人。
他本以为是一次窥探之旅，却意外发现了自身生活的脆弱：从体面的城市生活脱离，变成彻头彻尾的废人，乃至脱去文明外衣，也许仅有一步之遥。
如今三和经过清理整顿， “三和大神”有望过上新的生活。记录他们的故事，其实也在省察我们的生活，关于如何在颓丧时奋身一跃、重拾自我。
2011年临近春节，为了给曾祖母上坟，我回到村里，在大路口遇到了儿时的伙伴王朗。自从去了北京读大学，我害怕跟他们遇见，总觉得无论说什么都不对劲。
“你去广东打工了？”我问他。
王朗从袖管里抽出左手，做了个数字“8”的手势，见我没明白，又翻了面，“手指头没了，一根赔一万”。
小时候，王朗为了打小霸王，常带着馒头赖在我家，一听见他爸的脚步声，立刻像只猫似的钻到床底下。他技术差，玩《双截龙》《超级玛丽》，三两下就掉到火坑里，只能坐在板凳上观看。可能他太专注了，每次到了凶险的关卡，总会情不自禁地脱了短裤，用黑乎乎的双手猥亵自己。
王朗初中没读完就出门打工，而我从农村学校考进了省重点，但始终无法适应，常常因为没有鞋穿而苦恼。一次期中考试，我在作文里说宁愿离开城市，回到农村种小麦和玉米，语文老师给那篇作文满分，但在空白处劝我，“千万不要回去。”
7年后，我有了一份还算体面的工作，跟身边的朋友们一样，像模像样地生活着。我不再为过去感到羞耻，以为自己摆脱了出身的捆绑，成了“自由人”，可每当看到打工者的新闻，我总会想起王朗弄丢的三根手指，意识到一种未能成真的人生，曾与我仅有一步之遥。
2017年夏天，我从衣柜里翻出最脏的T恤和最破的鞋——一件优衣库的绿色短袖，胸前印着黑色的恐龙；一双匡威的新款，因为踩了雨水，只穿了一周左右——打算换上它们，到深圳去体验打工者的生活。
这当然是一个非虚构作者的工作需要，但从准备行李开始，我明白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掉虚伪的嫌疑：我也许会抑制不住地觉得庆幸，心里有清理不干净的优越感，鄙视他们，矫情地以为自己负有某种义务，或者未料想到的别的什么。后来的一个月里，这些想法并未成真，但更令人气恼的东西代替了它们。
临行前我并非毫无把握，农村的生活经验至少不会让我轻易露馅，可一踏进三和人力市场，我知道此前的想象全错了。传闻三和大神三餐不继、精神萎靡，日子过得落魄，但他们实际上全然不是苦哈哈的模样：招工大厅的人群中，只有拖着行李的新打工仔才皱着眉、含着肩，生怕踩了雷似的，走路犹犹豫豫；真大神气定神闲，腆起肚子、趿着拖鞋，走路姿势带着四海飘零、天下我有的自在劲儿。
我也知道不应该压抑说脏话的冲动，但只能放在一句话的头尾作为感叹，“他妈的，一小时才12块钱，哥们有什么好日结没有？”我站在招工广告前，试着跟打工者攀谈，却发觉对方拿脏话当副词用：“***我今天**去那**工厂，***的中介**跟我说不累，不累**的**！”表达效率虽然不高，但胜在情绪饱满。骂完脏话，他问我，“你刚来三和吧？”我支吾着说，“我来找我弟弟，他一年多没回去了。”
后来我才听打工者说起，三和大神不仅能一眼认出同类，甚至能透过衣着的表象，看出他有钱没钱。后者大概也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基本都没钱。但为保险起见，在三和游荡时，我随身只携带***、破手机和30块现金。
一条三联路横穿三和而过，最北端的人力市场是打工者周游的中心，用以找工作或假装找工作，尽南边的景乐新村则是乐园，廉价网吧里人头攒动，饭馆老板从我背后挤过，捏着菜单和对讲机大声叫卖。网吧唯一的缺点是厕所不好用，肮脏倒在其次，总有人在里面洗澡或者干些不可描述的事情；沿着三联路走到最南端，中式牌楼的后面便是打工者落魄时的最后据点——龙华公园，石凳上、树底下躺满了人，但蚊子太多，入夜之后难以久留。
我返回城中村，找了一家廉价旅馆——店名就叫“廉价旅馆”。老板听清来意，夺了***，“十五一天。”随即领着我上了四楼，指着屋里的双层铁床，“上铺是你的。”狭小的房间里，一盏风扇在墙上吱扭作响，十二个铺位里躺着三个，两人呼呼大睡，醒着的一个正观看***电影，手机里传来一阵阵娇喘声。我艰难地蹦上铺位，才发觉臭味不仅来自屎尿横流的卫生间，床单也很久没洗过，沾满了棕黑色的污渍。
三四天之后，我自以为外形已经融入了三和：头发粘在一起，T恤上透着大片的白色汗渍，膝盖以下被臭虫咬了十几处，这两天已经流了脓。但我仍然难以接近三和大神，我凑到打工者跟前，“哥们哪里人？”刚开口，对方扔了手里的瓜子皮，起身走了。我不知道哪里出了岔子。
每天清晨天刚亮，我迫不及待地爬起来，多半原因是感到嫌弃和不适。从窗户望出去，偶尔能看见睡在路边的打工者，这让我有些自责，随即又感到羞耻，总之不能多想，否则无以自处。
白天穿行在三和的人流里，我时常想起王朗，想起村里的伙伴，甚至有一丝迎面撞见他们的微弱念想。在我进入高中后，他们大都出门打工，只有春节时才能见到，个个梳着亮亮的头发，熟练地弹一根烟塞到嘴里。村庄曾经是属于他们的——抽烟、打架，将摩托车骑得像匹野马，在高高的树顶搭建舒适的窝棚，牵着细犬、在雪地奔走一百里追撵野兔——所有时髦的事情都属于他们，但此后过着怎样的生活，那画面从未在我脑海中出现过。
我想象自己跟同伴行走在人力市场，在电子厂、玩具厂、酒店、快递的招工广告里费力寻找，询问中介工时和工价。但那情景太过浮浅，我无法知道当我们犹豫地望着对方时，是怎样的心情。
“要不要去富士康？”人群里，一个瘦瘦小小的打工者突然问我，“不去的话在这里也是等死。”
直到一个月之后，我才明白这个叫小曾的打工者实在是个了不起的家伙，那时他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早该被我们听到的话，他说，你们这群废物，活得跟狗一样，什么事都做不了。倒不是说他的见解有多发人深省，毕竟我们早就习惯了“垃圾”“人渣”“挂逼”这类称呼——挂逼，就是废了瘫了、完蛋操了的意思；而是说，小曾一身无可救药的毛病，最终竟能奋身一跃，离开这伤心绝望的地方，多少让人有些意外。
“你不去富士康看一下？”小曾问道，“管得比较严，干活不累，没事的。”
不过那时，我来三和前的豪迈劲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回答他说，“先等等看”。
“你脏不脏？”聊过几句，小曾又问我，他的一双迷离眼在浓黑眉毛底下眨巴着，说罢扯了扯汗涔涔的黑色T恤，把破了洞的下摆塞进因为消瘦而显得宽大的牛仔裤，“不脏的话可以睡在我那里”。
小曾领着我拐过巷口，钻进了一栋民房，快步上楼的样子像是赶去搭救什么人。一个星期前，他在城中村四处搜索，发现了这处满是瓦砾的楼顶，于是扯了居民的被子和床单，铺在楼梯间做了床铺，此时卷作一团，扔在一桶乳胶漆上。他走到平台，一脚踩在破烂花盆上，指着眼前的大片民房，“只要楼顶没人，都能睡，比路边好多了”。
瞅着这状如狗窝的地方，我不明白小曾问别人“脏不脏”是什么用意，可他始终一脸得意，叮嘱我，一定要记清楚是哪栋楼，要是他下午过了富士康的面试，此处秘密据点便交由我来继承。
出了居民楼，小曾问我什么打算，我指指马路对面，“到网吧转转”。他摆摆手，朝着公交站踱去。
城中村靠近三联路的一面，干净整洁，商店一字排开，可内部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一捆捆线路像曲张的静脉似的搭在头顶，网线拐进网吧，电线接着饭馆，手忙脚乱地越过窗边的空调，又向着巷子深处延伸而去。三两个大神坐卧在墙根，全然不顾路人的脚步和饭馆倾倒的污水，清洁工正举着皮管冲刷路面，即便如此，暑热还是夹带着酸腐的气味四处弥漫。
大家乐网吧门口围着一圈居民，原来，一个打工者刚从里面抬出来，两位村中妇女望着远去的救护车聊着天：
“那天有一个靓仔在这里，饿得走都走不动，站在老板娘那里，口水都出来了，老板娘给他炒了一碗粉，他不敢吃，老板娘说不用钱，你拿走，我不看你。左看右看不敢。我说没得救了，还是自卑。”
“你看路上睡了多少个，我真想拿衣服给他们，脏兮兮的，你说父母生的，这是干嘛？”
“我拿了十块钱给他，他不敢要，问他怎么了，说东西掉了。”
“晚上拼命上网，白天去找事情能有精神吗？（打工）回来的时候靓靓的，从网吧出来都跟鬼一样。”
同情心抒发完，她们中的一个转身回了网吧，另一个继续在路口吆喝起旅店生意。
网吧少有冷清的时候，即使下午时空位也不好找，我在角落的电脑前坐下，却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左边的大神操纵着英雄在草丛里飞来蹿去，右边的家伙正旁若无人地浏览***网页。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背后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是小曾。“回来了？面试没过？”
“他妈的。”他咒骂着打开了电脑。那阵儿龙华富士康正赶着造iPhoneX，缺人，有手有脚就能进，中午跟小曾一起去的大神总共十七个，蹭顿饭走了十五个。他狠劲摁着键盘，说，妈个逼的，老子还没干活先欠中介两百多，什么体检什么路费，干，拿了***老子就跑了。
他新开了一局《英雄联盟》，拉上我一起打，起初场面很不顺，队友很快点了投降认输，小曾自言自语地算了算，“不要放弃，我们能赢”，他瞪着屏幕，手指飞快地敲着，冲我大喊大叫，逆转获胜的一刻，啪一声摔了鼠标，“爽不爽？！”
“走，出去抽烟。”小曾推开椅子，走到吧台要了两根“南京”，一根五毛，出了门靠在电线杆上。马路当中车来人往，像一架兀自运转的机器，精确、冷酷，无需谁来操心。小曾默默地抽烟，情绪似乎一下子掉到了地上，“今天又废了”。
两天后的晚上，我刚脱了短袖铺在床上准备躺下，小曾发来信息，说一整天没吃饭，觉得自己很没用，想死，此刻正站在楼顶。
我赶忙起身，拎了包子和矿泉水，找到小曾叫我“千万记得”的居民楼，走上漆黑的楼道，看见他瘦瘦的影子站在楼梯间门口。
“不行就回家吧。”我劝小曾。
“赚不到钱的人多了，不用成天这样。”
“回去也没用，过日子而已。”小曾说，“我哥坐牢了，出来就好了，我就可以跟他去干大事了。”他的哥哥小时候在乡里贩毒，后来在市里，总之赚了很多钱，一沓沓钞票摆满一整床。哥哥被抓后，他怕受牵连，孤身一人跑了出来，去过武汉、北京、天津、上海、杭州、温州，什么活都干过，最后落在三和。家里人知道他挣不来钱，两年多没联系，小曾也无所谓。
“小钱很容易搞，”他嚼着包子，脸上鼓出一个疙瘩，“在一线城市好多人说带毒，现在只是没有那个心，要是逼到绝路，肯定就去干了。”
就这样，小曾把自己的秘密透露给了我，虽然我不能投桃报李地说自己是个冒牌货，但经过那次聊天，我们从萍水相逢的打工者变成了“朋友”。
往后的十多天，我们一起通宵上网、骑着没有坐垫的共享单车四处晃悠，他教我三和什么活能干什么活不能干，结论是都不能干，还告诉我村里的姑娘不能娶，因为没见过世面，QQ炫舞上的妹子可以约出来，但嘴巴得机灵。有一天中午，他涨红了脸欲言又止，我问他怎么了，他说，“你能不能先借我10块钱吃饭，回头还给你。”
我非常珍惜跟小曾的关系，那是一种非常明确、直接的“我对别人有用”的体验。当然，我也疑心自己其实只是享受那种“强于”别人的感觉，但这念头并没有很频繁。
一天下午，小曾坐在极速网吧门前，指着另一个身穿蓝T恤、眼神飘忽的打工者说，“这屌毛跟我在龙华汽车站认识的。”那天晚上小曾无处可去，在车站醒来时，有好心人扔了两块钱，他买来矿泉水，顺手分给了身旁的家伙。
“哥们你叫什么名字？”我问。
对方迟疑了，当我打算聊点别的时，他才嗫嚅说，“张伟伟”。
小曾从椅子上起来，“就这里。”他抬起左脚，指着一坨黑乎乎的止血棉。
前一天晚上，有两个落魄的三和大神向小曾求救，声称一整天没吃饭，想去干活，但没有***、也没有鞋。小曾领着他们上了天台的秘密据点。天亮后，小曾还在睡着，楼道突然传来咚咚咚的响声，他惊醒后摸摸口袋，立刻光着脚追下楼，但跑出楼门没多远，脚底被碎玻璃划出一道口子，瞬间血流不止。
手机被偷后，小曾报了警，不过案由是抢劫。“从今天开始，对天发誓，我不会救助一个不认识的人，***对我说，尤其是穿得脏脏的人，你们要小心。” 临走时，***见小曾可怜，给了他200块钱应急。
作为后见之明，我发觉小曾非常渴望友谊，甚至不惜用仅有的一点点东西来交换，对三和大神来说，这不寻常的举动有时显得很仗义，有时又很愚蠢。但小曾的热情并非毫无目的，每认识一个打工者，他照例都要问问对方，“要不要一起进厂？”他说，“一个人跟木头一样干活，真没劲。”
小曾一瘸一拐地走着，决定到人力市场去看看行情。张伟伟骑着只有右边脚踏的小黄车跟在后面。“三和真不能呆，”他说，“越过越死越过越死，我来之前还没这么懒。”他以前在惠州干催债，给欠债人家里寄棺材，一天挣几千块，后来遇到黑吃黑，这才跑到三和，两个月来几乎没怎么干过活。
人力市场里熙熙攘攘，打工者一圈圈地围着工头，迟迟拿不定主意。下午时分只剩下快递、酒店还在招人，小曾说：“要不先去看看？”张伟伟一脸苦相，快递他干过，“分到大件都是重的货，一箱怡宝，一箱酱油，还有贵的红酒，打烂要赔钱”。与其累得要死，他宁愿老老实实地瘫痪。小曾有些失望，“妈的，又过一天。”
我们三人各自找来一辆小黄车，沿着三联路朝着龙华公园的方向骑去，经过空旷的工地和巨大的广场，经过神情匆忙的深圳市民，拐进不知名的道路，在狭窄阴凉的巷子里一遍遍摁着车铃，当回到大路时，傍晚的凉风已经吹了起来。
我回忆起高中三年级，在备考最紧张的4月，我也常常骑着自行车，独自在县城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时县城还很凋敝，最高的大楼仅有13层，却起了“国际贸易中心”的浮夸名字。那时我仍旧跟城市毫无关联，未来也模糊渺茫，却也由此感到从未有过的平静。在深圳街头再次体验到那种情绪时，我试图搞清是怎么回事，但毫无头绪。
路灯亮起的时候，小曾、张伟伟和我徒劳无功地回到网吧，还没打开电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小曾！”
原来，“抢劫者”跑掉后，在天网下窜来窜去，走得气喘吁吁，但到了晚上就被抓获。
小曾坐在***电动车后座，去了趟龙城派出所，回来后眉飞色舞地说：哈哈哈，那两个傻逼跟我道歉，丢人啊，他们要关几年，三年起步。可恨至极，当时还哭了，跟老子说对不起有屌用，有人让我打我没打，下不了手，我说，懒得跟你说，*你妈的*。
台风正从海上赶来，深圳的天气突然变得阴沉，五天里晴雨无常。
自打认识小曾之后，我床位睡得坦然、脏话说得顺溜，走到大街上还时常光着膀子。更加融入三和大神时，粗鄙不仅可能，甚至变得必需——它是一种反抗，当文明人投来鄙夷的眼神，你不仅不会感到羞愧，反倒变得正当、强横，似乎某样东西终于得到了维护。
临近中午，我照例去找小曾，他蹲在便利店的台阶上，看一个打工者正在求签问卦，“算一算我有没有牢狱之灾。”小曾抱着胳膊蹲在一旁，捡起地上的铜钱，捏在手里看了又看。
算命先生搔了搔花白的头发，他在三和闻了太多马路上的烟尘，也见过太多迷茫的眼睛，为了改变命运，人们几乎愿意做任何事——据他说，曾有人花十万块请他挪动院里的一块石头，也有人听了破财免灾的建议，将100万现金抛撒在附近的河里。他收起铜钱，嘴里念念有词，大意是说：入室盗窃的劫数已经渡过，发财上岸也指日可待。
打工者将信将疑地付了钱，仍是一脸茫然。仅仅半年之前，他还是央企的员工，却迷上赌博，扔下巨额债务逃到广州，跟同伙潜入民宅，盗走两万多的财物，从此活在惴惴不安中。“真的想做一个有用的人。”他告诉我们，本打算今天卖了血，到关内送外卖，但没有找到门路。“卖吧，我卖血就会死，”小曾说，“我没有多少血了。”
五天来，小曾花光了***给的200块钱，这才忽然意识到，他需要一笔钱才能进厂，否则没法挨到发薪水的日子。眼下连吃饭的钱都没了，他饿得头晕，心脏疼，疑心自己快死了，可他既没带毒，也没干活。三和的确有这种魔力：让人的意志变成一摊烂泥，不管是雄心还是恶念，统统无从施展。他用最后两块钱买了包子，递给张伟伟一个，一起到龙华公园喝水。
公园的石凳上躺满了流浪汉，十米外的小广场断续传来提琴声，居民在下象棋、练歌曲。张伟伟笑哈哈地拍了视频传给我，画面里，小曾躺在凉亭中，饿得睡不着，嘴里念叨着，废了，我们废了。他突然跳起来，趁四下无人，凑到一辆电动车跟前，抓起电瓶猛地一蹬，抱在怀里往城中村跑，“快走！快走！”
我放下手机出了旅馆，楼下的巷子里，几十个村民堵在***身前，齐声喊着：“我们要生存！”政府受不了三和的坏名声，打算再次清理整顿，规定网吧不许通宵、民房不能群租。“你们说村里有逃犯，我们可没看见！”村民情绪越来越激动，撺掇围观的大神往前冲，小曾和张伟伟从公园回来，跟我站在一伙，嘿嘿地笑着，哪里指望得上。
小曾提着电瓶，领我们路过超市，他提议进去看看，也许有食品可以试吃。在三和久了，突然走进超市是件很奇妙的事情——视线里一片红红绿绿的色彩，头脑不断蹦出“太多了、太多了”的自白，货架摆的是什么完全顾不上看。试吃食品除了半碟面包屑外，什么也没有。
超市里人多手杂，小曾突然兜起三个西红柿，冲我们使眼色。他溜进人少的货区，双手捧着西红柿，三五秒吃完，鼓着嘴巴盯着我。我感到他的眼神是一种考验，于是狠狠心，也抓起一个塞进嘴里，像有意把汁水涂在脸上似的迅速吃完。我从未想过成为小偷会如此轻易和自然而然，扭过身看时，张伟伟正涨红了脸，始终下不了手。离开时他遭到小曾一通数落，“不甜，不然我再吃一个”。
从公园东面的巷子朝北拐，在龙济医院路口左转，小曾终于找到了销赃的废品站。电瓶上了秤，26斤，一斤3块。小曾又重新拥有了钱。他递给我10块，“前几天借你的。”说罢痛痛快快地跨上小黄车，骑到巷口时又突然停下，“要不要避孕套？计生服务站可以免费领。”他笑哈哈地凑到自动售卖机跟前，领出来拿在手里，冲着路过的女士使眼色，“哎，要不要？10块一盒。”
小曾提起女性的事情，来来回回只有那么一件：“上回胖哥请我去嫖娼，在沙尾，80块。”但渴望从未消失，他时常望着走过的年轻女性，痴痴地自言自语，“女孩子身上怎么那么香啊？”
回到人力市场，小曾请我和张伟伟喝挂逼啤酒、吃挂逼香蕉。哥哥贩毒的那几年，小曾承认也跟着做过，“那时候我们一起，超级嗨，什么事都不想，就是抽烟打牌看电影，那日子过的。妈的。”小曾一脸苦涩，没喝完的酒一甩手摔碎在墙角，白沫泛起又迅速消失。
临近傍晚，更多的打工者来到人力市场，工头们又开始叫卖，“快递快递，14一个钟，先吃饭后干活。”
小曾站在告示板前，看了一阵，犹豫着转过头，“去不去？”
“很累，六个小时啊。”张伟伟不大乐意。
“先看看，分的（岗位）好了就干，先吃个饭，不好就不干。”小曾盯着我们，眼神里几乎是祈求的神情。
在当时，我并不能体会他眼神中所包含的意思，直到后来小曾与我们决裂、破口大骂，我才明白他经历的是世上最孤独的一种斗争：在一片灰暗、令人作呕的气氛当中，你根本看不清自己的对手是谁，自我的意志太过脆弱，常常沦为可有可无的东西，你所能寄望的仅仅是一丝脆弱的人间的瓜葛，而它又时有时无、稍纵即逝。
张伟伟和我站在小曾对面，谁也不说话。伟伟并非懒得干活，而是害怕有钱——身上超过500块，他会像毒瘾发作似的浑身发抖（并非比喻），因为金沙赌城的入场门槛是500块。我怀疑张伟伟分不清哪个更令他痛苦——连续两天挨饿，还是无法自控所引起的强烈悔恨。
小曾有些生气，“就去吃个饭，懂不懂？”
“你不做凭什么吃饭？跟修车（嫖娼）一样，修完不给钱？”张伟伟一点不示弱，“你没遇到狠的，吃完不做事，揍你一顿。”
这是小曾和张伟伟第一次爆发矛盾。
卧底采访的中途，朋友来了深圳，得知我在三和的落魄经历，请我到五星级酒店住一晚。
我可以放纵自己的虚情假意，告诉朋友，“感觉自己背叛了小曾和张伟伟”。可实际上一点也不，那点摇摇晃晃的心思在走进自助餐厅时就垮塌了。我真的很享受。食物的享受倒在其次，重点在于告诉厨师“现烤的牛肋排一份太多，只要半份”时，那点不自我观看的诚心诚意。微信朋友圈里也一如往常，朋友们晒出美食、画展，诉说清浅的焦虑，甚至琢磨逃离过于精致的生活。一位作家朋友收留的流浪狗咬坏了宠物龟，他打算花500块钱修补龟壳，没过两天，又玩笑说，要为乌龟举行一场葬礼。
等我回到三和，张伟伟不知去了哪里，留下小曾独自坐在人力市场的门店里，跟大神们一起观看香港黑帮电影。
前一天下午，他已经坐上了电子厂的大巴，临近开车一刻又跳了下来，“妈的，我都精神崩溃了，招去又回来，招去又回来。”上车之前小曾想拉上张伟伟，质问他，不干活怎么上岸？
“昨晚又叫他去酒店他不去，他要是去我分分钟跟他去，妈逼，就他不去，他不去老子心里也不想去，跟着他挂逼。”
几天来小曾已经对张伟伟充满怨恨，后者一次次地以“太累”“黑厂”为由劝阻，小曾终于怒气冲冲地说，黑都要干，累也要搞，我想吃苦，我再也不能听别人指方向。他指责张伟伟害了他，“我相信我是正常人，不会真的死在三和”。
正在播放的黑帮电影里，小弟阴谋篡位，被老大训斥，一阵压抑愤怒之后，突然抽出刀杀死了大哥。大神们被剧情震惊，瞪大了眼睛，小曾自言自语地说，“再不走就废了。”他挪到人力市场的窗口，交了***。“穿无尘服无所谓，干七天，然后找正式工干，不然连水钱都没有。”他扭过头问我，“去吧？一起去，一天一天在这里跟狗一样。走吧，不要犹豫了。”
“走！”他作势搂着我的肩膀，“一起去吧。你不去吗？”
他见我不作声，又说，“没办法啊，我只能去了。”
看到小曾的表情黯淡下去，我心里感到难过。在这样的时刻，他需要一个朋友、获得一点也许微不足道的力量，但我并不能成为那样一个人，只能欺骗他，“我要回家去了。”距离上车时间还有五分钟，我担心小曾随时又要放弃，而且明白那最终意味着什么。他坐在台阶上，点了根烟抽。
人力市场永远是同一幅景象。无所事事的人群里，一个半裸的胖子蹲在小黄车旁边，一次一位数地试着密码锁，反正他有的是时间。天空突然飘起雨，还没等打工者躲到凉棚下，雨又停了，招来一阵阵咒骂。
小曾转过头，对我说，他在楼顶的窝被人端了，昨天下雨时他去拿行李，被子和床单不见了，没有那个他没法睡觉。上次去他的秘密据点时，小曾说谁要是敢把他的东西扔了，“妈逼老子弄死他”。那时我就明白，那处狗窝对他来说不只是个睡觉的地方。
“老是看见三和大神，看腻了。”小曾扔掉了烟头。要去的创维厂开始点名，小曾答了一声“在这”，跟着老太婆朝马路的方向走去，“走了，回头跟你联系”。
他抬起脚把自己塞进狭窄的面包车，刚坐下时司机问他，检查屏幕噪点伤眼睛，没问题吧？身旁的大神告诉小曾，这活儿他干过，没几天眼睛就受不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小曾问。大神有些不耐烦，“我怎么知道以后会不会有问题。”
那一刻小曾的表情很奇怪，不说话看着我。我在脑子里琢磨，想找些话说，但也没什么话可以告诉他。汽车开动了，拐过铁门，消失在三联路上。小曾的离开是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三和也许永远都会是它本来的样子。
台风登陆的晚上，政府担心三和大神睡马路有危险，开放了龙华小学给流浪汉睡觉。我乖乖地站在街道办领导旁边，表情僵硬地拍了照片，领上矿泉水和八宝粥，穿过地上明暗错落的小水洼，进了篮球馆。
北面靠墙的地方，横七竖八地躺着近百个大神，张伟伟看到我，招呼我躺到他旁边。几天前他发了信息给我和小曾，声称有那么一瞬间，他真的想死，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如果当晚死不了，他一定要重新振作起来。第二天他好歹进了厂，可是分配到了“飞机拉”（注：快速流水线，好似飞机拽着跑），他干不过来，零件堆了两层，拉长看到了又开始大骂，张伟伟忍不住，一把掀翻了桌子。前女友知道他落魄，竟然打来1000块钱，不过很快又被他赌没了。
“小曾请你吃饭了吗？”张伟伟问我。
张伟伟搞不清楚小曾这是怎么了，只是觉得他“不够意思”。
干了几天活之后，小曾在QQ群里发来小视频，他只穿条内裤跟工友躺在床上，笑哈哈地闹腾。工作确实不轻松，来了好几批人几乎都走了，但小曾能坚持。去超市偷西红柿时他只有85斤，现在长到了91，要是再过一个月没有95斤，小曾说他就吃屎给我们看。
可是他对三和大神的怨气还没消，说，“我在三和给那些狗逼带坏了，天天去找工作，这不做那不做，把老子拉下水，带我玩，给我吃，弄得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由于请过小曾吃饭，我怀疑他骂的人里也包括我在内，但确实为他感到高兴——至少这一次，因为我也没多少把握他不会再回来。
篮球馆外的风声越来越大，场内的大神鼾声四起。汽车从东面的马路驶过，一道光晕扫过窗户，照亮了顶棚上装饰着的各国国旗，我们恰好每人躺在一面旗子的正下方。西班牙说自己曾在殡仪馆洗尸体，20天赚了一万六，半夜时还听见过嘤嘤的哭泣声，不过这样的好工作不容易找。蒙古国说，我们好好聊聊天，培养一下兄弟感情。我作为英国，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上岸，蒙古国接了话茬，为什么要上岸？我觉得有一天过一天挺好。
我躺在地板上，想起小学六年级时，城里老师来支教，女老师姓童，穿着棕色的风衣，跟我们又黑又瘦的王老师简直天差地别。早晨交作业，看到同桌满是冻疮又脏兮兮的爪子，童老师做了个奇怪的表情，我不能理解。此刻回忆起来，其实只是嫌弃，我想当时自己只是没有胆量理解。支教结束，她简短地告别，“你们好好努力，一定能改变命运。”后来黑瘦的王老师回到讲台，她说，“童老师骗你们的。”
临近十二点，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天气预报，台风正在登陆。”轰隆隆的雨声在球馆顶棚响起，大神们安静了下来，陆续睡去。在台风掠过奇迹之城的夜晚，这些对自己无能为力的灵魂，暂时找到了一处栖息之所，等到明天来临，他们也许还有事要做。
（张伟伟、小曾均为化名。了解更多红姐和三和大神的故事，请点击阅读《废物俱乐部之“三和女神”》。）
撰文/杜强 编辑/林珊珊 插画/左马 摄影/冯海泳 事实核查/刘洋 出品/故事硬核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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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的“三和大神”因日本NHK电视台的一部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进入了中国公众的视野。和我们印象中吃苦耐劳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形象完全不同，大神们不愿进工厂打工，做着日结薪资的零工，“日结一天玩三天”。在主流社会看来，大神们好吃懒做，毫无进取心。而深入到大神们的世界，却会发现，他们有自己一整套身份认同的符号系统，和对主流社会的抵抗方式，似乎更像是一种青年亚文化。甚至有不少人看了《三和人才市场》的纪录片后，跑去那里加入“大神”的组织。大神们究竟是谁？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他们？研究“后工作”议题、倡导“懒惰权”的学者王行坤在刚过去的7月，来到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场，尝试研究“三和大神”这一群体。本文是王行坤老师田野期间受《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之邀写下的观察笔记。
三和大神的江湖：“海信大酒店”
“高价回收微信号！”“收挂逼手机！”“花呗、借呗***！”，“日结去广州，七天包吃住，1500块！”“收联通、移动手机卡！”“收银行卡！”“西瓜一块钱一块！”配合着“当当当”的敲打声，合成了夏日深圳“三和人才市场”一带喧嚣的混音。
“三和大神”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海信大神”，因为他们主要以“海信大酒店”为中心活动。大概由于“三和人力资源集团”是这一带最大的中介公司，所以“三和”被用来指代整片区域，而在这一带活动的“大神”就被媒体称作“三和大神”。“海信”，指的是“海新信人力资源市场”，它位于“三和集团”的西面，因“海新信”太拗口被大神们称作“海信”。晚上会有很多大神露宿在“海信”门口，所以这里也就被戏称为“海信大酒店”。
夜色中的“海信大酒店”。
“当当当”是三和大神们用砖头敲击共享单车（主要是摩拜和ofo小黄车）车锁时所发出的声音。在三和大神的世界，一块甚至五毛都格外宝贵，有些大神绝不会将钱“浪费”在共享单车上，于是他们练就了用砖头开锁的能力。摩拜比较难开，但是小黄车如果技术娴熟的话，只要一两次就可以砸开。
“海信大酒店”门口供大神们取用的共享单车，这些自行车其实是“治安仔”堆放在这里的，因为大神们总是在附近乱停乱放。 王行坤 摄
“挂逼”形容的是一种状态，可以指死掉，如“他在网吧‘挂逼’了”，这种现象偶尔也会出现：有老哥说，有一位大神在卖肾之后，去网吧连上了七天的网，最后“挂逼”了。但大多时候指的是基本上身无分文又无事可做的状态，如“挂逼”在三和了，或者因为今天没有干活，“没钱吃饭，‘挂逼’了。”所谓“挂逼手机”指的是挂逼在三和不得已低价出卖的手机。当然，这些手机大都是价格相对便宜的国产手机——有些一百块也卖不出去。“挂逼”时所能买到的最廉价的商品则被称为“挂逼X”，如五块钱一碗的“挂逼面”（过去几年一直是四块钱，其实就是汤煮挂面），五毛钱一支的“挂逼烟”，两块钱两升的“挂逼水”（也叫“大水”），一块钱一块的“挂逼西瓜”，十五块钱一晚的“挂逼床位”等。
大神们也会用“挂逼康”来指代富士康，意思就是如果你去了那里就很可能“挂逼”。龙华区就有观澜和龙华两家富士康，所有大神都在其中战斗过，只不过时间长短不一。在百度贴吧的“龙华吧”和“三和大神吧”（三和位于深圳龙华区）中流行这样一句话，“兄弟别去，这是黑厂，我们去上网”。在大神眼中，富士康就是黑厂，因为里面的管理太过严格。当然，有资深的打工者说，现在的管理比2010年之前好多了，“多亏”了那些跳楼的。另外，富士康也大量引入小时工和临时工，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正式工的加班量，但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班可加，他们的收入也不如从前了。我在三和的中介机构注意到，有些厂的招聘广告特意强调“不管控加班”——以多加多赚钱来增加工厂的吸引力，而富士康已经在管控加班了。
而“回收银行卡、手机卡和微信号”主要是用于诸如诈骗、高利贷催收、洗钱等灰色和违法行为。在我来到三和之前，还有明目张胆“回收***”的生意，后来因为严打而偃旗息鼓。
但这并不代表就不可以出卖***。“日结去广州”的叫卖声其实是让那些“走投无路”的大神们去广州做皮包公司的法人代表（在三和简称“做法人”）。他们除了需要提供***之外，还要开具配套的银行卡，因此需要在外地待上好几天。当然这几天是包吃住的，做一次法人可以净赚1500元左右。除了“做法人”之外，***也可以用来办营业执照或者去税务局代领***。这些出卖了***的大神自然就没有了进厂的可能，除了卖血浆（就我所见，在三和很少有人卖血，大家谈论的都是卖血浆。我遇到过几个卖血浆的大神，他们表示对健康并无大碍，而且是正规医院，580毫升血浆换取300块钱）就只能通过偶尔的日结来维持生活了。除了这些主动出卖***的人之外，还有些人是因为***被偷不愿意回老家补办，无法进厂而慢慢“挂逼”成为大神的。三和因为历次的清理，恶性暴力事件已基本消失，更多是小偷小骗的行为。
三和人才市场附近的宣传标语“卖出一张***，买入一条不归路”。 纪录片 截屏
到底什么人才算是三和大神？露宿街头的？整天泡在网吧的？不愿意进厂的？就此我问过一位在“龙华吧”自称“大神”和“三和战地记者”，且经常发帖直播自己日结精力和心得的“老哥”（“老哥”最初是“戒赌吧”赌友即难兄难弟之间带有安慰性质的称谓，后来蔓延至“三和大神吧”，在大神之间广泛流通）。
这位80后的老哥化名“老三”，比多为90后的大神们看起来要成熟稳重些，他衣着整齐，且从未出卖过任何证件或手机卡。在他看来，三和大神的特点是没背景，没文化，没水平，没钱。的确，就我所见，大多数大神都是初中毕业（甚至没有念完），念到高中的算是凤毛麟角。但他又补充到，有些大神有钱，只不过比较低调而已。我的确听到一位看起来消息灵通的老哥说过，他有个朋友卡里有20万，晚上就睡在肯德基，白天去做做日结。
无论如何，老三口中“没背景，没文化，没水平，没钱”似乎只是对“三和大神”的一个描述，并非定义。在我的追问下，老三又给出了如下定义：一是比较好吃懒作，二是过一天算一天，三是有网瘾或者赌瘾，四是游手好闲。
但就老三本人来说，似乎只有第二条适用于他，其他三条并不适用。他在贴吧所发的帖子表明他明天都在积极从事日结的工作，这就意味着他每天早上五点左右就得起床——一般来拉日结者的车子五点半到达海信大酒店门口，然后将他们拉往目的地去从事十个小时左右的劳动。劳动的报酬在120元左右，有时还不包中午饭。这些零工主要包括分拣快递，在酒店端盘子，给演唱会搭舞台，做临时保安等。还有每个月只能做一次的活——去深圳的中英街“带货”。那些走私的人会把大批的货物分成若干小份，然后雇佣大神们将货物分批带出海关。如果带成的话，会有120元左右的酬劳；如果被海关扣住没有带成，则会给30或40元的路费。如果做工地的活，工价会有200元左右。下午五六点左右也会有中介来招工，主要就是去工地或者快递公司通宵干活，一般是从晚上十点干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左右。
另外他自己也没有赌瘾或网瘾——他因为赌博背有一点债务，但那是欠亲戚的钱，而且已经戒赌；也不会在网上装可怜，让网友“团饭”。所谓团饭，就是让网友发红包给自己去买饭吃。很多所谓的大神都会在贴吧里团饭，在老三看来，这是一种网络乞讨行为。
在我看来，真正的三和大神是失去了***以及各种证件，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或者即便没有失去***，也不愿意进厂“稳住”（三和大神的术语，指的是在厂里长期坚持下去），没有任何斗志憧憬，只愿“日结一天玩三天”的那些人。
我遇到过一个慕名来到“基地”（贴吧里也把“三和”称作“基地”）的90后——丁飞，他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三和大神的内容，对与三和相关的“专业术语”无所不知，“之前进‘挂逼康’当晚就跑路了。”当然，丁飞并不算大神，我是在来到三和的第二天遇到的他，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这张网络图片表现的就是没有稳住、挑战黑厂失败的三和大神
其实真正挂逼在三和的大神并不多。大多数人可能是刚从厂里跑路，来到三和调节一下自己，然后继续“挑战黑厂”；或者在游玩一段时间后，因为身上没钱暂时挂逼在三和（这里的生活成本最低，而且通过网络声名远播，成为理想的落脚点），待攒足勇气之后再度进厂；还有些则因为赌钱负债，来到三和躲债“挂逼”。丁飞就属于第一种情况。当然他也可能终日混迹于网吧，“挂逼”在这里了。但就他跟我表达的意思来看，他只是来这里看看，然后再去找工作。在第二种情况中，有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花完身上的一万多过块钱之后，选择来到三和。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眼镜在睡挂逼床铺的时候被人偷了（还好他只有300度）。在三和，各种生活用品都可能被偷。网红“大神”宋春江在网吧睡觉的时候，因为把脚放在桌子上，一双鞋子就被人给脱走了。当然有些人也会挑战失败，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再次回到这里，如此进进出出，最后就可能彻底“挂逼”在这里，成了真正的“大神”。“三和是个坑”，有老哥如此感慨。甚至有好心的大神提醒我，你调查完之后赶紧走，千万不要留在这里。在第三种情况中，我也遇到一个欠了二十多万赌债的老哥，他说家里人不再管他，只好挂逼在三和。据我了解，80%以上的三和大神都背有债务，主要是赌债，少则几千，多则几十万。
当然我也遇到做生意失败“挂逼”在这里的老哥，比如王前，虽然“挂逼”在这里，甚至不得不睡“海信大酒店”，但是他完全不认同“大神”的行为，更不会认为自己是“大神”。王前多才多艺，跟建筑相关的很多手艺他都会——他之前做的是关于金属的生意，而且还会吉他弹唱，以前会唱一百多首歌。王前27岁，已经离异（他说是因为前妻总是赌博），女儿判给自己，由自己的父母照看。虽然“挂逼”在这里，但可以看出王前心气依然很高，他的原则是一小时20块钱以下的活不做，没钱宁可睡“海信”。“如果我长时间在这窝下去，那我宁可从楼上跳下去。宁可死，我也不愿意这样子窝囊下去。”王前去年***被偷，但是他不愿意出卖银行卡、微信号等任何与自己身份信息相关的东西。“宁可饿死也不能卖这些。我最长7天没有吃过东西，就喝水，骗你不是人！不想死你就死不了。”他目前打算去广州的碧桂园从事建筑相关的工作。
除了背有赌债，染有网瘾，不愿进厂，文化低之外，大神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单身。有一位“大神”说，“打工打工，两手空空”，靠什么结婚？他现在手机里还有一万多块钱，指望炒股赚钱翻身。光头哥赵伟在跟我的聊天时，屏保上显示的是一个小女孩的照片。“这是我哥的孩子。我这一辈子是不指望结婚了。”还有一个大神号称“包打听”，因为他号称自己也不知道来三和多少年了，对三和了如指掌。看年纪有四十岁左右，头发已花白，所以不再考虑进厂（工厂一般不收35岁以上的打工者），主要是在工地上干活维生。包打听欠家里人和老家寺庙（据他说，福建老家的寺庙会向外借钱，如果有人逾期不还，就将其姓名在村里公开）共几万块，在这里自然一直单身。
除了因没条件结婚而保持单身外，也有离异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王前。一位五十来岁、因喜欢喝酒而自称“酒鬼”的打工者，在离异后成为“大神”。他平常做些水电工和工地相关的活，日结回来之后都要喝上两三瓶啤酒。他的女儿和外甥都在附近的工厂打工，“等过几年我们打算一起开家理发店，我帮着打理”，他满怀期望的跟我说。我还遇到一位才23岁、刚有了孩子的“大神”正在闹离婚。他的妻子和他是同学，因自己身负债务，妻子要闹离婚，女方家里比较有钱，自己的家里人也不敢得罪她，都在劝他赶紧回去离婚。
另外，这里挂逼的大神基本上都进过传销组织。传销分为南派和北派，前者比较重洗脑，后者则主要靠限制人身自由来彻底制服受害人。外来打工者一般都是通过同乡关系而建立起关联，但这也是一种比较弱的关联。传销都是通过欺骗亲朋好友、拉他们进组织来骗钱，这也让在外的老哥们很难建立起信任感。赵南和一位老乡认识了半年，后者没有手机，向他借手机登录微信去楼下买东西。结果一去不回，赵南到现在也没再买手机。在聊到友谊问题时，有“大神”说，“有钱的时候是朋友，没钱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另一位接话，“现在这个社会谁都不能靠，朋友靠不住，这个世界只能相信自己，父母都不能相信。利益社会对吧？像我们赌博的人，更加看得清了。”
大神们的抵抗：我们为什么不进厂？
海信的南面就是网吧区和生活区，再往南穿过三联路也是同样的网吧区和生活区，加起来就是整个景乐新村。景乐新村是深圳的一个城中村，三联路以北被称为北区，以南则被称为南区——这基本就是大神们的活动范围。他们有些也会去附近的龙华公园逛逛，但现在公园里即便是白天也不让睡觉了。有些大神会选择在附近的华润或者大润发门前的空地上过夜。据我估算，在三和一带露宿的有一、二百人。
三联路，其北边被称为北区，南边则被称为南区。
我是因为看了NHK拍摄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才决定利用暑假去更深入了解“三和大神”。在“三和”，我遇到了纪录片中的宋春江（因为他在纪录片中戏称自己是三家公司的法人，名下共有一千五百万，被广大网友称为“宋总”），光头哥赵伟和陈勇。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这部纪录片其实是中国人拍的，后来卖给了NHK。拍纪录片的时候，宋总、光头哥和李磊并不是很熟，当时在街边聊天时被摄像师发现，许给的酬劳是150元。但是后来给摄像师带路的中介又抽走了五十，所以每个被访者只拿到了100元。
因NHK纪录片而一炮走红的大神宋春江。 纪录片 截屏
摄像师向他们保证国内绝对看不到这部片子，让他们畅所欲言。但这部纪录片很快就有了中译并且在网上引起热议，就连赵伟老家亲友的微信群都知道了这部纪录片，这让他非常尴尬且被动，所以他退出了亲友的微信群，然后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在三和，很多人通过这部纪录片知道了NHK，知道这是日本的CCTV。“宋总”后来上网搜索才知道NHK，想到这么知名的电视台才给100块钱，“被坑了，肯定被坑了。中国人（摄像师）肯定扣了。”还有些大神和好事者指责“宋总”和光头哥，说他们是汉奸，给日本人拍片子。“有些人跟我说你没钱不怕，再去拍一部纪录片就行”，光头哥对此非常无奈。
我在三和做了将近两周田野，基本都是从下午两点待到晚上十一点，去看各个中介机构的招聘信息，然后和中介或想要求职的打工者攀谈。一般我不会亮明自己的身份，让他们认为我也是求职者，因为随意的聊天可能会带来更加真实的信息。之后我会来到“海信”门口，看“大神”们聊天。有些“大神”比较健谈，他们乐意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和见解，有些则戒心较重，当我的问题过于私人或者过于深入时，他们会追问我的身份。这时我就会解释说，自己是高校老师，想写相关的研究论文，因为有些大神不希望媒体记者报道他们，因为一旦成为新闻热点，三和可能又遭遇被整顿的命运——在此之前，三和已经遭遇多次整顿，这里也成为当地政府的一块心病。三和是他们的“挂逼”的地方，是他们绝无仅有的容身之处，哪怕只能睡“海信大酒店”，没赚到钱碍于面子也是不可能回家的，即便回家，农村岂有他们的容身之处？
看到这里肯定有读者要问，那他们为什么不进厂（的确，没学历，没技术，除了进厂他们似乎别无出路）？在这种地方混吃等死意义何在？
在三和的老哥都进过厂，而且可能进过好多厂。但为什么他们没有“稳住”呢？光头哥在纪录片中说“感觉打工打烦了，没有了耐性。”也就是说很难在厂里稳住了。这的确是大神们的普遍心态。NHK纪录片试图将这种现象归因于代际和原生家庭——年轻人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劳动，他们不再像他们的父辈，即中国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吃苦耐劳；再加上这一代90后的留守儿童成长经历，父母和教育的缺失，让他们走向了“大神”之路。
NHK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 纪录片 截屏
在我看来，“大神”现象主要是跟他们独身状态有关：没有自己的家庭，也就没有那么强的责任感。另外，高山和我说，现在因为都有智能手机，信息发达，老哥们都想去外面看看什么更赚钱，谁愿意呆在厂里呢？的确，第一代农民工之所以埋头苦干，除了养家糊口的压力之外，也因为没有什么信息来源。而如今社会上各种各样发财致富的“捷径”在召唤所有人，90后的进城打工者也心有所感。我在海信门口遇到一个说是在搞“反洗钱”的老哥。他告诉我这其实就是资本游戏，把钱左手倒右手，帮人把钱给洗白然后抽取提成。这听起来显然是洗钱活动，但他坚持认为这是“反洗钱”。他只念到小学四年级，但是从他的言谈可以看出，他勤奋好学，起码对“反洗钱”颇有心得。挂逼在这里，是因为他还没有推销出自己的“项目”，“那些老板跟我说，你就是一张嘴说。我怎么相信你？”
而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就是黑中介，纪录片中的刘镇也提到了这问题。所谓黑中介就是以各种方式压榨进城打工者的中介。因为现在的工厂大量使用派遣工和临时工，对这些工人的管理也都交给了中介机构——“你死了都跟厂里没关系”，而这些机构的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因此会使用各种方式去压榨和克扣打工者的工钱。很多大神都表示，进厂好来，辞工难走。如果干活未满工期（一般是两三个月），中介会想方设法拖着不让辞工，除非自离——这也就意味着拿不到工钱或者说只能拿到原本承诺工钱的一部分。纪录片中的东东也说，“这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日结当天就可以拿到全额工钱，进厂则不一定能拿到应有的工资，而且不能说走就走。有些中介在工期临近的时候会对工人百般刁难，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忍无可忍，在工期到期之前提前离厂，这样工厂就可以名正言顺克扣工人的工钱。有的中介公司会在龙华汽车站安排好八辆印有不同名字的汽车，布下天罗地网，让新来的打工者无处可逃。
我在中介机构假装找工作的时候，听到不少工友抱怨：很多时候没有班加，因为在一些时段没任务，但又不能准时下班，也没有手机可玩（有些车间不能带手机），“在车间像个傻屌”。这让本来就无聊的流水线工作变得更加难以忍受。
除了黑中介的盘剥之外，“黑厂”本身也是大神们望而却步的原因。老三对黑厂的定义是，“公司不按照劳动法；工资押太久；公司福利差、不够人性化；公司制度严、管理严；公司产线产量过高，速度快，辞工难。按照目前企业，大多数有变相规避劳动法，企业工会成一种摆设，劳动相关部门更愿意相信企业，忽略劳务工。”而规避劳动法的一个途径就是大量使用派遣工。有位工友就愤怒地说，“有些人说这旁边这么多厂，为什么大神不愿意进。给工厂干活，工资还拖，你也不反问一下（工厂）！有些记者还说大神懒！”老三不愿意进厂的原因在于，“一喜欢工作自由灵活，二喜欢生活比较随性化，三我想马上能拿到工资。”再者就是他觉得进厂努力的汗水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这种心态也可以解释王前为何宁愿饿肚子、睡外面，也不愿接受低于每小时20元的日结工作。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大神都那么有“气节”，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对每小时9块的工作也会趋之若鹜。
“他们都是流氓无产阶级，”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高山这样跟我说。我们在海信门口聊了一个下午，他高中毕业考取了一所大专，但并没有去念，而是去北京做了网管和服务员。虽然来深圳只有一两年，但是却对龙华一带非常了解。他不喜欢上网也不怎么赌博，但比较喜欢看书，“我还看过《资本论》，没完全看懂。你要把革命搞起来，流氓无产者是‘先头兵’好不好，第一个出来造反的。”在他看来，工会不过是个噱头，“为什么现在有人不愿意在厂里上班？说白了，如果每个人都老老实实呆在厂里面，给资本家剥削，那黑工厂的制度也不会改变。”的确，因为很多人不愿意进厂，有些厂在工人呆满一段时间之后会给他们几百到几千块钱的“返费”作为奖励。再加上给中介的钱，工厂花在招人上的成本也不可小觑。但即便如此，工厂显然更喜欢这样可以灵活招聘员工的派遣制度。
如果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三和大神的确算是流氓无产者，但是在今天的语境下这个范畴是否有效，也许需要专业的学术讨论。大神不仅仅出现在三和，据老哥们说，广州黄埔区的东区，北京亦庄的马驹桥以及昆山中华园，都因为有日结工作而聚集了一批“挂逼”的大神。另外，那些即便没有成为大神，但是在工厂之间不断迁徙逃离的年轻劳动力，他们又有任何出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