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受伤的医师才有治愈的动力。
在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自传中，这位瑞士心理学家记载了他刚进巴塞尔大学学医时的一个重要的梦：
——黑夜中，他顶着强劲的风缓慢而痛苦地前行。浓雾到处飘飞。他把两只手作成杯状来护一盏小灯，而这灯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熄灭。突然之间，他觉得背后有个东西正走近。回过头去，他看见一个硕大无朋的黑色人影正跟在后面。他吓坏了，却还清醒地意识到，一定得保住我这盏小灯，以便度过这个狂风之夜。
这个梦让年轻的荣格逐渐意识到，每个人都存在着一种分裂。那提灯者指的是第一人格，这盏小灯就是人的意识及其理解力；而那投射在浓雾上的、紧紧跟随的影子则是第二人格，那是“一个为一种不同的光所照耀的、一个禁止人们涉足的王国”。
这个“阴影的王国”就是随精神分析学兴起而为人们熟知的所谓“潜意识”。
“我的一生是一个潜意识自我充分发挥的故事。”荣格在自传中写道，“我一生的外在性事件的记忆大都模糊了或且干脆就踪影全无了。但是我所遇到的‘另一种’现实，我与潜意识的较量，却无法消除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在这个王国里，总是存在着丰富的宝藏，与之一比，其他的一切便失去其重要性了。”
和所有精神分析学者一样，“潜意识”是荣格一生的主题，但他并不像弗洛伊德一样努力成为一名科学的、客观的、静观的分析者，而是努力向潜意识敞开自己，并与之较量——“不测和惊异应当归入这世界，这样生命才会完整”。在这种敞开与较量中，他的精神和生活总是不断地发生某种“出轨”。
在电影《危险方法》中，我们看到，这种“出轨”发生在荣格和萨比娜（病人、情人）之间，也发生在他和弗洛伊德（导师、“父亲”）之间。
《危险方法》中的故事由知名编剧克里斯托弗·汉普顿改编自他自己的戏剧《谈话治疗》，据说是基于荣格在治疗萨比娜的过程中记下的50页临床笔记，其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萨比娜的症状细节。
20世纪初，从巴塞尔大学毕业后，荣格开始在苏黎士的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担任助理医生。1904年8月，荣格接手新来的精神病人、不到20岁的俄罗斯犹太姑娘萨比娜，当时弗洛伊德才刚刚提出笼统的“精神分析治疗法”和“谈话治疗”等概念。
荣格在萨比娜身上以自己的方式实践了“谈话治疗”：他坐在她身后，逐步深入地谈论她的症状、挖掘她脑海中浮现的一些关键意象。荣格还发明了“单词联想测试”：他一个接一个地念单词，被分析者每听一个词，就必须回答出自己第一反应联想起的单词，荣格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对方的反应，包括沉默和犹豫的时间以及说话音量、节奏和语调的变化，从中发现“情结”。
在某种意义上，精神分析学诞生之初的最大突破之处在于：有人开始认真地倾听精神病人的声音，开始尊重这个受到排斥的群体，试图真正去了解他们的心理和人格发生了什么。而他们身上正藏着通往人类潜意识（阴暗面）的暗道。
“谈话治疗”在萨比娜身上起到积极作用，荣格找到了萨比娜的“创伤性硬核”：小时候光着屁股被父亲惩罚，她会从羞辱中获得（性）快感，长大后这种“非法的”快感被压抑了但依旧潜在地干扰着（“被压抑者的回归”）她的感知和情绪。
潜意识就是“被压抑者”的“阴影王国”。用荣格的话来说，“所有我知道，但在当时并未思考的事情；所有我曾意识到，但现在却已忘掉的事情；所有我的感觉已感知到，但并未被我意识头脑注意到的事情；所有我不是主动地、对其不加注意地去感受、思维、记忆、渴望和做的事情，所有将塑造我，并在某些时候会进入意识的未来的事情：所有这些都是潜意识的内容。”（见《心理结构与状态》）
萨比娜逐渐趋于正常，并成为荣格的助手学习医学，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非法快感的不道德之处，而是在谈话中逐渐学会正视自己的创伤性硬核，并用语言将被压抑者说出来，将它纳入现有的话语-能指网络，而不是（用道德）将它再次压抑。
病人萨比娜经历了从从反常到正常的过程。与此相反，医生荣格在治疗中却经历从正常到反常的过程，因为萨比娜为他打开了一扇可以直面自己的“阴暗面”的大门，开启了深入自身潜意识的“出轨”之旅，也使他从家庭和职业的刻板秩序中获得了片刻脱离。
显然，在遇到萨比娜之前，荣格过着舒适、体面、富足和理性的生活，但是“对习俗和法律的遵从很容易成为对谎言的掩饰，这种掩饰极为巧妙，令人无法察觉。”荣格在晚年写道，无论他的正当性得到多少公众舆论或道德准则的支持，在内心深处、在普通人的意识层次之下，他仍听到一个低低的声音：“哪儿有点不正常”。
这几乎让人联想到托尔斯泰笔下的列文：过着宁静而富足的生活，但他仍然不断想到死，他把绳子藏起来，不敢带***支，害怕自己突然自杀。或者，类似保罗·奥斯特虚构的人物：一次意外，突然让人觉得自己再也回不到原来的生活，决心把自己从原来的轨迹中彻底抹掉。
在另类医生奥托·格罗斯的蛊惑下，荣格试着正视自己对萨比娜的欲望，正视那个总是要冲决现有秩序的“阴影王国”中奔突中的力量。“我便有意识地使自己服从于潜意识的种种冲动之下。”即使如此，荣格还是对此有过恐惧和反复，纠结着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尤其在孩子们降生之后。
在和自身潜意识的斗争中，荣格认识到，理解自身的阴暗，是处理他人阴暗面的最好方法。他认为，承认阴影面表明了一种可敬的道德努力，人应当也可以找到一种携带着其阴影面妥善生活的方法。
“对个体而言，为了获得自我，必须接纳我们天性当中的那些低劣乖谬，甚至混沌无序的东西。我们需要用谅解与爱心来对待阴影才对，而不是去压抑与否认。”最终，无论对人还是对己，为了做到“用谅解与爱心来对待阴影”，荣格付出了高昂的精神和生活的代价。
和弗洛伊德彻底闹僵之后，荣格陷入了严重精神危机。1913年（一战前夕），萨比娜在回俄罗斯之前，最后一次见荣格。她和荣格坐在一起，他面对着一片起伏的湖面（潜意识），而她怀着别人的孩子则背对着他坐着。
“我对你的爱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无论好坏，使我了解了我自己。”荣格说，“有时你得做点不可原谅的事情，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那时候，萨比娜更像医生，而荣格更像病人。
在《危险方法》中，导演在荣格和萨比娜的故事中穿插着他和弗洛伊德的故事，两条线索看似关系不大，但在思想上都贯彻着“荣格和潜意识”的主题。
从相识长谈到晕厥决裂，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关系史中最微妙的“出轨”点应该是美国之行。1909年，两位大学者的美国之行持续了七个星期，他们每天都聚在一起，分析彼此的梦，这是一种亲密而危险的交流。（梦境的叙述贯穿了整部电影，导演却完全没有作视觉上的展现，这无疑是一种遗憾，当然也是一种没有人会轻易接受的巨大视觉挑战。）
那些日子里，荣格做了一些重要的梦，但他觉得弗洛伊德以性欲为核心的理论却无法加以解释。而且，荣格还从弗洛伊德的“性欲”偏执中察觉到他的潜意识冲动和病症。
荣格这样回忆：我仍然能够生动地回想起弗洛伊德是怎么跟我说的：“亲爱的荣格，请您答应我永远不放弃性欲的理论。这是一切事情中最根本的。您知道，我们得使它成为一种教条，一座不可动摇的堡垒。”
“很明显，他是要我帮助他建立起一道防卫这些威胁性的潜意识的内容的堤坝。”荣格说，一种不准批驳就加以相信的东西，其设立的目的只是为了一劳永逸地压制各种怀疑，但这却与科学的判断再也没有任何关系，而只与个人的冲动有关系。
两位学者对潜意识的认识都是深刻的，都意识到了深刻的危险，区别在于：弗洛伊德试图通过设置一个生理学的或生物学的强硬概念，一劳永逸地避免陷入“潜意识”这个泥潭不能自拔；而荣格则希望跃入深渊，在阴影中冒险。在这个意义上，荣格的拥抱潜意识的精神分析学“方法”是“危险”的。
在那些弗洛伊德无法解释的梦中，荣格发现了大量集体性内容、象征性材料。这些梦开始把荣格引导到“集体潜意识”的观念上来，他对潜意识的研究逐渐从原来弗洛伊德式的个人人格至上论转向集体文化论。而紧接着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所上演的群体性疯狂，更像是图解了“集体潜意识”这个概念。
无疑，人类总习惯用发达的虚假人格面具来压抑其真实存在中欲望、本能等异质力量构成的阴影，对自身阴暗面缺乏深刻的洞察使人类对付罪恶的能力大为下降，被压抑的阴影的反扑往往使现代人的道德显得那样脆弱不堪。
在《危险方法》的片末，影像结束在愁眉深锁的荣格形象上，接着用文字交代主要人物的结局：格罗斯死于一战后的饥饿，弗洛伊德遭到纳粹驱逐死于伦敦，萨比娜在俄国被纳粹占领军***杀——精神接近崩溃的荣格静静地坐在椅子中，仿佛看见了他们遭遇到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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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方法》：荣格与弗洛伊德的决裂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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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危险方法》仅将视线聚焦年间的荣格与弗洛伊德，持续不到八年的这段情谊经历了一个高峰到低谷的过山车般的情感跌宕。” 电影《危险方法》中，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决裂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线索，那就是萨宾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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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曾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20世纪是精神分析的世纪。”被誉为精神分析第一名著的《梦的解析》，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同分享至高荣誉，并列为代表人类三大思想革命的书籍。精神分析学第一次以一种科学的方式，将人类的视线引领进意识幽深广袤的另一方天地，让人类重新发现自身。
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他和开创了心理分析学的弟子荣格，可谓精神分析学界最出名的一对师生。然而这段著名的友谊终以荣格的“背叛”而分崩离析。一贯气场神秘的导演大卫?柯南伯格相中了这个故事，在2011年11月上映的《危险方法》中将两位巨擘间的爱恨恩仇搬上了大银幕。编剧是曾因《危险关系》赢过奥斯卡最佳编剧奖的克里斯托弗?汉普顿，他早在2002年就改编过这一故事，当时在伦敦国家大剧院由知名演员拉尔夫?费恩斯出演荣格。这次的《危险方法》仅将视线聚焦年间的荣格与弗洛伊德，持续不到八年的这段情谊经历了一个高峰到低谷的过山车般的情感跌宕。这部片拍得比较讲究，即使有的说法莫衷一是，但主要情节或台词都有其出处，篇末的字幕中还不忘免责声明：“这部电影基于真实事件改变，但一些场景，尤其是发生在私密情境中的场景，纯属推测。”
这大概有系于汉普顿这次着重引入的一位女性，一位历史上常被忽视的女性：萨宾娜?施皮尔莱因――荣格曾经的病人，一段时期的情人，后来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性精神分析学家。萨宾娜与荣格发生龃龉后转求弗洛伊德，做过他的病人，而她和他们交往期间，给这对师生都曾带来过不少思想的灵感与火花。疯狂、爱情、内心隐秘、冲突、背叛??各种戏剧性的元素在这部主题严肃的传记片中潜流涌动，极富张力。
《梦的解析》出版后，好几年一本也卖不出去
1907年2月27日，荣格造访了维也纳柏格街19号弗洛伊德的家。第一次见面，两人分外投缘，都为对方的非凡才智与热情所感染。他们从白天聊到深夜，畅谈各自在精神分析领域所做的研究，这场生动有趣的马拉松式长谈，一直持续了十三个小时！直到凌晨三点多，双方才从棋逢对手的畅快中猛醒时间的流逝。许多年了，他们无疑都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此时整整50岁了，已是六个孩子的父亲。1856年5月6日，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身为犹太人，到处是客家”，从小就因之品尝外来的歧视，跟随家庭四处迁徙，这使得弗洛伊德一生都对犹太人的身份极为敏感。他后来怀疑荣格，也是说“不能相信一个雅利安人”。弗洛伊德的家庭条件极度贫困，在寂寞困顿的环境里，他将兴趣投入到文学、历史、宗教、神话等各个领域。弗洛伊德在中学时代即显示出非凡的智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7岁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20岁到26岁师从著名的生理学家布吕克，在其指导下研究神经系统的解剖学。
当他在1882年爱上一个出身颇有名望的犹太人家庭的女孩玛莎时，弗洛伊德开始意识到谋生立业的重要性，决心以一种实际的工作来代替纯粹的研究。他于1885年来到巴黎著名的神经病学家让?马丁?查尔考门下求学。四个半月的学习，成为弗洛伊德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他与查尔考合作治疗癔症病人，在这一过程中将兴趣从躯体转移到了心理。第二年春，弗洛伊德返回维也纳以精神病学家的身份开业行医。当年，与心爱的女孩玛莎顺利结婚。
也是这一年他向维也纳医学会做的关于巴黎研究和见闻的报告，却备受冷落，预示着他以后的工作也将得到同样的反馈。1886年，弗洛伊德论及男性歇斯底里症的理论被视为标新立异，一时维也纳的医师协会仿佛受到了侮辱，群起声讨之。
《梦的解析》写于世纪之交的1900年，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建立。它以梦境的种种机制探讨了无意识的结构和作用方式。但这本划时代的著作出版后，好几年一本也卖不出去。直到1902年，弗洛伊德家每周三的聚会上，才开始零星有人前来听他开山扬法。所以当1906年他收到荣格信中伸来的橄榄枝时，弗洛伊德当然倍感兴奋和欣慰。当时在维也纳，所谓精神分析圈子里的人都是犹太人。他很感激有个不同族群的人能支持自己，因为他心里也一直想把心理分析推广到非犹太人社会。
荣格将精神病学作为一生的目标。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年7月26日出生在瑞士一个对宗教相当热衷的家族，他八个叔叔及外祖母都担任神职人员。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乡村牧师，喜欢钻研东方古典学说，六岁时就开始教荣格拉丁文，这种氛围很大程度上酝酿了他以后挥之不去的神秘主义倾向。母亲在荣格眼中则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情绪善变，曾在精神病院住过几个月接受治疗。荣格认为母亲的人格具有双重性，在这点上他认为自己很像她，“我时常感到并恐惧于内心的分裂”。
读大学时，荣格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间游移不定，他忆起曾祖父曾是个医生，便一脚踏入了医学院。大学时他读到一本详述“唯灵论”起源的书，书中举出的都是小时候耳熟能详的鬼魂传说，让荣格思索起人类所普遍存在的共同心理需求。他对这些东西越感兴趣，就越感到孤独：“所有燃烧我、照亮我、使我感到极大兴趣的东西，在他人眼里却是空洞和一钱不值的东西，甚至让人害怕??”荣格对内科和外科均不感兴趣，最终将目标锁定到心理病理学方面的课程。
当时的医学界，精神医学并未有完整的发展，精神疾病对于病人犹如无药可治的绝症。荣格一次偶然翻开埃宾编的《精神病学教材》，其中埃宾将精神病说成是“人格病”，这一论断刹那震撼了他的心灵。在如同电光一闪的启示中，他说自己清晰认识到精神医学将是一生中唯一的目标。尽管老师们对此都不看好，不明白很有前途的他为什么要去从事精神病学“这一荒唐的职业”，但荣格坚持自己的决定。1900年12月，他毕业后在苏黎世的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谋得了助理医师的执照。
荣格用弗洛伊德的方法治好了萨宾娜
当时《梦的解析》刚刚出版，荣格受到导师的推荐，读了这本书的第一版。但对当时的他来说，还缺乏欣赏此书的准备。在随后的几年中，荣格开始从事著名的“语词联想”测验。病患们对一连串经过挑选的字词的回答方式和反应时间各不相同，其过程可以发现他后来称为“情结”的某种东西。当荣格在1903年再次阅读《梦的解析》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所探索的问题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理论不谋而合，自己在“语词联想”实验中观察到的压抑“机制”，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最好的解释和说明。这使得他激动异常。荣格甚至想将弗洛伊德的方法用于临床治疗病人。
于是就呈现了影片中的第一幕：一个疯狂尖叫的女人，扭曲的脸庞紧贴在一架疾驰的马车的窗户上，她就是1904年被送到伯戈尔茨利精神病院的萨宾娜?施皮尔莱因。这个18岁的俄罗斯犹太姑娘，被送来治疗具有暴力倾向的歇斯底里症。实际上她是一个受到过很好教育的女性。萨宾娜成为荣格第一个采用心理分析疗法治疗的患者。荣格用“坐在患者后面”的方式与她交谈，一层层揭开了疯姑娘内心深埋的隐疾。萨宾娜慢慢吐露出孩童时的回忆，小时候父亲曾多次殴打她，但每当父亲这么做时她却有了性冲动，为此感到屈辱万分与自我厌恶。荣格最终通过这一实验性的“谈话治疗”，成功治愈了萨宾娜的精神疾患。萨宾娜甚至因之对心理医学激起莫大的兴趣，康复第二年就顺利进入苏黎世大学学习医学！值得一提的是，她五年后毕业，获得心理学学位，并成为一位治疗精神病的执业医师。
目睹这一显著疗效的荣格，深受振奋，他抛开世俗的偏见，公开站到弗洛伊德这一边。1906年3月，荣格给弗洛伊德寄去第一封信，同时附上自己的论文《心理联想诊断研究》。在随后多次的书信往来中两人相谈甚欢，友谊日渐深厚。于是在1907年，弗洛伊德邀请荣格到维也纳作客。
蜜月期：弗洛伊德称荣格是自己的“长子”
第一次会晤后，在荣格这方看来：弗洛伊德是“我所认识的最杰出的人物，就我当时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没有谁能与他相匹敌”。而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也从未碰到过荣格这样知识广博，且对精神病病因怀有如此强烈兴趣的人。相形之下，他在维也纳的其他追随者就成了一帮庸众。弗洛伊德立即写信给荣格：相见“使我万分兴奋和欣慰，我得不厌其烦地用文字或言语使你明白，我信任你，你使我对未来充满信心。我现在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正像其它任何人一样，应该有人来取代我的位置，而在我看来你正是我所指望的最恰当的人。请继续并完成我为之奋斗的事业。”
但在第一次会面，荣格就看出“弗洛伊德显而易见对他的性理论深信不疑，而且认为这种理论具有超越一切的重要意义”。荣格却力图对性动力的范围加以限制，“在一些病例中，性问题并不是致病的绝对重要的因素，只起着附加的、次要的作用”。飞鸿继续往来不断，他们在不同的观点上激烈交锋，并未因此产生任何积怨。当时两人并肩披荆斩棘、反抗世俗的压制，大概足以弥补掉任何存在的分歧了。1908年4月26日，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举行。会议由弗洛伊德主持。大会决定创办一个心理分析学的会刊《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受到器重的荣格被指定担任主编。正是在这段关系甜蜜的日子里，弗洛伊德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亲切地称他为“长子”、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
分歧：弗洛伊德著名的两次晕倒
交往伊始，荣格与弗洛伊德原本存在的思想分歧被“同仇敌忾”地故意忽略了。但随着时间推移，两人之间的不和谐之音终究响起。1909年3月25日，荣格携同妻子第二次来访弗洛伊德。在弗洛伊德的书房中发生了一件令两人都印象深刻的小事。他们当时正热烈谈论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神秘玄妙现象，突然书架那儿发出一个巨大的响声，两人都惊骇异常。等从惊惶中恢复平静，荣格便激动地对弗洛伊德说：“你瞧――这就叫做催化显示现象。”他迫不及待地宣布还会再发生一次。而弗洛伊德对此极不以为然，“得啦，”他用嘲笑的口吻回应，“纯属无稽之谈”。但书架那儿随即再次发出爆裂声，这让荣格信誓旦旦。弗洛伊德一生恪守严谨的科学推理原则，当他发现“王储”荣格竟喜欢用超灵术语来解释这样的现象时，令他深感震惊。
这件小事，其实反映出的是两人在气质上的根本差异。1910年，弗洛伊德曾对荣格说：“我亲爱的荣格，请你答应我永远都不要放弃性理论。那是一切事物里面最根本的事物。我们必须使这个理论变成信条，变成不可动摇的堡垒。”荣格问他这一堡垒要抵御什么，弗洛伊德答：“抵御一切玄教的泥泞黑潮。”这正是电影中弗洛伊德对荣格的最大不满，认为他后来与“二流的神秘主义和疯疯癫癫的萨满教”同流合污。
而荣格认为弗洛伊德的学说，往往呈现出二元对立的性质，“有把一切理论都建立在两种相反力量的相互作用之上的趋势”。另外他觉得将人类宽广的无意识领域只限定在性这唯一的作用因素上，也显得太过狭隘。他开始在言谈和书信中流露出这层意思。1909年，两人同时应邀去美国克拉克大学讲学。临行前，他们俩和另一位同行学者费伦齐，在餐桌上讨论德国北部发掘出来的“泥煤田尸体”。荣格滔滔不绝兴致很高，弗洛伊德几次想打断他的话未果，突然就当场晕倒了。这就是著名的弗洛伊德第一次晕倒。“梦是愿望的达成”，后来，弗洛伊德把荣格对尸体的向往解释为：他对自己有死亡意愿。
这次美国之行格外成功，他们的演讲受到了热烈欢迎，俨然已是“受人尊敬和欢迎的人”。弗洛伊德迎来了成功的巅峰，荣格也为此不胜欢喜。这次出行的成功对精神分析学理论赢得广泛的承认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期间又发生了一件“对整个关系造成了严重打击”的事。荣格经常将自己的梦讲给弗洛伊德听，然后一同运用心理分析学解梦，就好像是他们之间乐此不疲的游戏。有一天，荣格试图分析弗洛伊德的一个梦，希望他进一步透露细节。弗洛伊德明显疑虑重重，过了一会，他说：“我不能拿我的权威冒险”。这件小事对荣格刺激很深，这不仅是不信任情绪的流露，更重要的是，“在我（荣格）看来，他这样说话的同时，他的权威已全部丢失了。因为他把自己置于真理之上”。
从美国回来后，弗洛伊德一心致力于将精神分析理论扩展到更多的领域，然而此时的荣格陷入到对象征、神话宗教文献以及玄学的狂热兴趣之中。矛盾还未发展到撕破脸的地步，甚至在1910年3月底的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弗洛伊德还再三坚持让荣格担任了学会的主席。但等到1912年慕尼黑的心理分析学大会，与会人士讨论起古埃及法老王阿肯那腾曾把父亲的名字从雕像上敲掉的事例，荣格将阿肯那腾此举解读为对父亲的反抗，弗洛伊德第二次晕倒。或许是由于他无法正视荣格“背叛”自己的可能性，或许是他看穿了荣格另立门户的决心，而荣格则将弗洛伊德的两次昏厥归因于他的“弑父”联想。两人间的决裂似乎一触即发。
《危险方法》仅将视线聚焦年间的荣格与弗洛伊德，持续不到八年的这段情谊经历了一个高峰到低谷的过山车般的情感跌宕。这部片拍得比较讲究，即使有的说法莫衷一是，但主要情节或台词都有其出处，篇末的字幕中还不忘免责声明：“这部电影基于真实事件改变，但一些场景，尤其是发生在私密情境中的场景，纯属推测。”
决裂已成定局 1911年，荣格妻子艾玛在给弗洛伊德的信中写道：“别怀着父亲那样的感情去看待卡尔·荣格??应该像普通人对待另一个人那样，他像你一样，得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去完成了他想做的事。”这段时间的荣格，正在写作《变形的象征》这一重要著作。写到最后一章时，他心绪紧张到无法抑制，甚至无法握住手中那支自来水笔，不得不暂时中止写作。荣格清楚地认识到如果公开书中的观点，很可能会失去弗洛伊德的友谊。 最终他的这部著名论文还是发表了，弗洛伊德当然从中嗅到了“离经叛道”的气息。1912年9月，荣格再次到美国讲学，进一步提出并阐述自己的理论，赢得热烈的反响。这坚定了荣格加速同弗洛伊德理论对立的信心。当年11月弗洛伊德的第二次晕厥发生后，年底的通信引发了两人最后的决裂。荣格在信中火药味十足地写道：“你用对待你的病人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你的学生本身就是一大错误。这样一来，你所指望而且造就的不是奴性十足、盲从的儿子，就是轻率浅薄的小人。??如果你以此来对待我，我对我的所作所为压根儿满不在乎。”1913年3月，弗洛伊德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对他（荣格）已感到失望，也不再有任何友谊。对于我来说，他的荒谬的理论并不能只归咎于他那难以令人相处的秉性。” 这一年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代表大会上，荣格及他的追随者以好战者的姿态挑战了弗洛伊德的权威。会后，弗洛伊德开始做出反击，写了驳斥荣格的论文。1913年10月，荣格辞去《年鉴》主编职务。1914年4月，荣格辞去学会主席职务。弗洛伊德毫不留情地评论道：“我们终于同他们分道扬镳。” 电影《危险方法》中，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决裂除此之外还有一条线索，那就是萨宾娜。当萨宾娜试图劝说弗洛伊德与荣格和好时，弗洛伊德回答，荣格在自己心目中形象的倒塌恰恰与她有关。这就是针对现实中荣格与萨宾娜的一段婚外恋情。萨宾娜痊愈后，天资聪颖的她与荣格在不断的交流中发现彼此十分契合，慢慢产生了感情。病人与医生间发生的情感投射，也启发了荣格后来写就《移情心理学》。作风保守的弗洛伊德得知内情，认为荣格诋毁并利用了一个犹太女性。他写信给萨宾娜：“我们是，并将一直是犹太人。”这场越轨恋情最终以和平分手告终。萨宾娜后来成为研究儿童心理的一个心理分析专家。 两位精神分析学的先驱在1912年就此分道扬镳。即使这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也无疑让人觉得遗憾。正如电影里萨宾娜对此感喟道：“我觉得如果你们无法共存，这将大大阻碍精神分析学的进程，甚至是永久性的。”影片《危险方法》的结尾，讲到这儿就戛然而止。但三个人的故事还远未结束。 未了的传奇 这场决裂，实际上对两人来说，都堪比失恋般的伤筋动骨。80岁时，荣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同弗洛伊德决裂以后，我所有的朋友和熟人纷纷同我疏远。我的著作被指责为胡说八道而一文不值。我成了人们难以理解的神秘主义者，如此而已。”整整三年时间内，荣格陷入“精神的低谷”而到了完全不能工作的地步。经过几年的消沉，荣格终于摆脱若有所失的阴影，最终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他最著名的理论是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学说。荣格于1961年6月5日饮下最后一瓶葡萄酒，安然病逝家中。 萨宾娜则在1912年初嫁给了一位犹太人心理学家。十月革命后，她满怀对布尔什维克的憧憬回到祖国，在莫斯科创办了第一家运用心理学进行幼儿教育的幼儿园。1941年，德军侵入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萨宾娜与她的两个女儿一起被纳粹***杀。 弗洛伊德在荣格走后，恢复了对国际精神分析学会的控制。写于1913年、重要性仅次于《梦的解析》的《图腾与禁忌》一书中，弗洛伊德浓墨探讨了原始部落中的弑父行为，不难看出他的沉重心绪。他于1923年获知自己得了下颚癌，此后接受了33次之多的痛苦手术。1933年纳粹开始对犹太人的清洗运动，凡是犹太人的代表人物都难逃罗网。弗洛伊德的学生玛丽·波拿巴公主，这位拿破仑的后代是他忠实的拥护者，在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后花了大价钱贿赂德军军官，把弗洛伊德送上去伦敦避难的飞机。1939年9月21日，弗洛伊德亲口要求医生遵守10年前的承诺，让他自己了断。此时溃疡已经在他的面颊穿了一个洞，9月23日凌晨3点，20克的***使他平安离开了人间。 尽管弗洛伊德与荣格学术上存在分歧，但时至今日，他们各自的理论依旧是我们认识自己、理解自己的重要依据。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精神分析学逐步被各领域所消化吸收，甚至直接导出了现代文学艺术界的各种风格与流派，比如诗歌象征派，绘画领域梦呓般的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再到希区柯克令人印象深刻的心理剖析惊悚片??一个世纪以来，它深刻改变着这个世界的面貌。这是整整一百年前那场轰动的决裂也无法动摇的。 链接：电影与历史 电影中荣格的夫人很富有，但她送给荣格的礼物——那艘红帆船，涤纶做的帆、尼龙索具和不锈钢的夹板，无疑不属于那个时代。 电影末尾处，荣格对萨宾娜说的最后一句话：“有时候你必须做一些不可原谅的事，只是为了生活能够继续。”这句话是现实中荣格写给萨宾娜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
原标题：荣格和弗洛伊德:两位大咖的私人关系(图)
荣格手绘的《红书》插图
在电影《燃情岁月》中，印第安老人说过一句经典台词：有些人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并按这个声音作息，这样的人不是疯了，就是成了传说。读了荣格的《红书》，读者大概也要默默感叹一下，原来世间竟真有“传说”般的人存在。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瑞士心理学家、哲学家。他创立了荣格人格分析心理学理论，把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心理类型。他在中国名头很响，3年前《红书》中译本首版，一下子震出了大批兴奋不已的“荣迷”。该书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再度出版。
《红书》位列“世界十大神秘天书”之一，由荣格手绘插图，详尽记录梦境、灵魔与精神的追寻历程，像是一本隐秘而绝美的日记。但他生前一直将《红书》手稿束之高阁，甚至在他1961年去世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他的后代仍拒绝出版。直到2009年9月前，全世界仅有其家人和学生共20多人看过书稿。学者索努·沙姆达萨尼耗时两年努力交涉，才说服掌管荣格著作出版权的乌尔里希·赫尔尼（荣格的外孙）同意出版此书。
《红书》的出版被称为是近百年心理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关于它的诞生另有一段前尘往事。《红书》的创作时间大约在1914年~1930年。1913年，荣格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随后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两个“大咖”之间私人关系的化学反应，严重改变了荣格的一部分生命路途，也注定要在心理学史时间轴上烙下一个意味复杂的刻度。
1900年，44岁的弗洛伊德出版《梦的解析》一书，标志着精神分析理论基础的建立。这一年，荣格还是个刚从学校毕业的25岁青年。两年后，荣格赴巴黎，师从皮埃尔·让内研究心理学。在导师的推荐下，荣格阅读了《梦的解析》第一版，但彼时尚未建立起真正理解弗洛伊德研究的基础。
1903年，荣格重读《梦的解析》。这一次，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所做的研究与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理论有契合之处。例如他在“语词联想”测验中观察到的压抑“机制”，恰好能被弗洛伊德的研究所解释。遇见相似的灵魂令荣格兴奋而坚定地站到了弗洛伊德的阵营，一段传奇交情自此拉开序幕。
1906年3月，荣格开始给他的偶像弗洛伊德写信，并附上自己的研究论文《心理联想诊断研究》，之后还寄过第一本专著《精神分裂症心理学》。当时处于被冷落境地的弗洛伊德对荣格的示好格外欣喜，也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频繁通信交流，友情持续升温。
1907年，弗洛伊德正式邀请“粉丝”荣格到维也纳的家中作客。同年，热情、激动的荣格抵达维也纳，酣畅淋漓地和偶像交谈了整整13个小时，仍觉意犹未尽。
基于在精神分析领域共同的研究兴趣，弗洛伊德和荣格是一对彼此赏识的天才，也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一面扶持着开辟研究疆土，一面共同抵御外界的质疑和批判。在一封写给荣格的信中，弗洛伊德亲切地称他为精神分析王国的“王储”，并称荣格是他的“长子”。
在交往密切的6年中，他们一道参与的重要时刻愈来愈多：1908年，第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在奥地利的萨尔兹堡举行，弗洛伊德主持会议，会议期间决定创办一个心理分析学的会刊《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研究年鉴》，荣格被指定担任主编；1909年，弗洛伊德和荣格同时应邀去美国讲学，在船上共度7周的旅程，他们在美国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正式成立，由于弗洛伊德的再三坚持，荣格当选为协会的第一任主席……
站在当下对历史“复盘”，研究者们可以挖出一长串两人关系危机的伏笔。比如从一开始，弗洛伊德和荣格对合作的预期就存在分歧，弗洛伊德希望找一个可以帮助他拓展思想体系、促进其实际应用的“信徒”；而荣格注定是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无论何种追随关系都令他无所适从”。
2011年，一部讲述弗洛伊德和荣格往事的电影《危险方法》上映，将一个常被遗忘的女人再次推向公众——萨宾娜·施皮尔赖因。在影片中，这个女人成了二人决裂的一个诱因。而根据一些研究者的发现，弗洛伊德和荣格的聚散之间，存在着两个女人的身影。
一个是萨宾娜·施皮尔赖因。她是荣格的病人，曾患歇斯底里症，荣格在诊治她时与她发生了微妙的情感，还安排她在住院期间担任自己的助手。后来萨宾娜康复出院，进入医学院读书，并与荣格成为情人。萨宾娜自身在精神病学方面颇有天赋，研究成果出众。
荣格即将获得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主席的位子时，因担心自己和患者的关系影响前途，便试图与萨宾娜和平分手。而当萨宾娜在一篇论文提出“死本能”概念时，恰好荣格和弗洛伊德都无比需要这个概念来解决“性欲为什么会受到普遍压抑”这一问题，荣格想与萨宾娜一道完成论文，遂与其重燃爱火。但考虑到研究观念，萨宾娜最终拜入弗洛伊德门下。这个女人的存在，让弗洛伊德与荣格生出不少嫌隙。
另一个女人则是弗洛伊德妻子的妹妹。当年两人彼此常为对方分析梦境，那时的弗洛伊德为一些梦境苦恼，而那些梦和他的妻子及年轻貌美的妻妹有关。荣格无意间知道了弗洛伊德与妻子、妻妹之间的“三角关系”，极其震惊。而弗洛伊德又拒绝告诉荣格更多事情，因为这会有损他的权威。后来，荣格对他人谈到，这件事也造成了他和弗洛伊德关系的恶化。
在电影《危险方法》中，一个镜头极富戏剧性。在弗洛伊德的家中，他们正为是否需要神秘主义争论不休。书架忽然发出奇怪的爆裂声，荣格立刻对弗洛伊德说：“我就知道这个会发生！这是一个催化显示现象！一分钟内还会发生！”弗洛伊德感到很荒唐：“别搞笑了。”结果书架又传来同样声音，荣格笑了，弗洛伊德满脸讶异。
书架发声的“梗”，就仿佛是二人决裂的前兆和隐喻。尤其在美国之行后，荣格深陷对象征、神话宗教文献以及玄学的研究兴趣之中。
决裂，势不可挡，以弗洛伊德两次著名的“晕倒”为标志。1909年，在两人共赴美国前夕，荣格在弗洛伊德面前大谈沼泽地出土的木乃伊，弗洛伊德突然晕倒在地。他怀疑荣格存在一种潜在的“弑父动机”，盼他死去。第二次是在1912年的慕尼黑，两人参加一场心理分析会议，热烈讨论中的弗洛伊德再次看见了荣格身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忧心自己会被背叛，于是直接在饭桌上晕了过去。
1912年年底，两人的通信里火药味蔓延；1913年，终于彻底断绝联系，分道扬镳。离开弗洛伊德后，荣格遭遇了中年危机。1913年10月，他独自在旅途上，蓦然产生了两分钟的幻觉：一场滔天洪水，覆盖了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脉的北部低洼地带……荣格看到了***的滚流、漂浮的瓦砾和成千上万人的死亡。
那一年的荣格，“拥有名誉、权力、财富、知识和其他各种福气，不再渴求更多这类事物”，然而恐惧如鬼魅般缠上了他。荣格开始重新审视生活和自我，将梦境和幻象付诸文字与图画，于是有了《红书》。这是属于荣格内心的传说，疯狂，彻骨。（沈杰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