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和女婿&三
张光的坎坷人生路
当记者说真话，为老百姓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956年，张光到***中央党校新闻班学习，并担任学习组长。当时，内部传达文件称要搞“无产阶级专政”，通过“社会主义改造消灭私营企业”；在中央和各级政府里的民主人士如黄炎培等，都要“调整”到人大、政协去任职。学习讨论中，张光提出***不应忘记这批对革命有功的民主人士。并拿出***《论联合政府》的话做依据----（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当时新疆有个叫尤力的组员说了句“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发展了列宁主义。将来我也可以发展***思想”的话，被打成“极右分子”。张光认为，尤力的话虽有不妥之处，并非敌我矛盾，却被认定为支持尤力的观点，被订为有“严重右倾思想”。因此背上黑锅。他本来内定要从新华社东北总分社调任上海分社的，也去不成了，只能转到本地新闻机构工作。1958年回陕西后，张德生、赵守一等省委领导人找张光谈话，安排他到陕西日报社工作。（注：《群众日报》于1954年10月16日更名为《陕西日报》）。张光先后在报社新闻部、农业部、出版部工作，都是“负责人”，而从未正式发文任命为“部主任”。
在1958年“大跃进”浮夸风和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批判“彭老总”时推波助澜的中国媒体，面临着重大历史考验。张光再次&“不合时宜”地说了心里话。他在西北解放战争中多次采访过彭德怀，依据事实独立思考，认为在彭老总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不能算“右倾机会主义”。
1958年，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来陕西考察时，张光跟随采访过一个礼拜。他亲耳听习仲勋谈人民公社的前景时淡定地说：“人民公社撑起工农商学兵的架子好，但要逐步充实，慢慢来。”作为记者，在那个天天烧虚火、唱高调的年月里，他直言不讳地对笔者说，自己也写过一两篇违心的文章，如《曲江池畅想曲》有“经过大跃进，把经济搞上去了，曲江池村家家楼上楼下、电灯***，社员外出人人可以坐汽车，往远处去可以坐飞机”之类憧憬之梦。习仲勋见了张光开玩笑说：“噢呀，人人都有汽车坐了！”张光带记者去渭南县双王公社，采访劳动模范刘述贤。陕西日报领导人行前叮嘱，“给刘述贤亩产指标一万斤见报吧！”可怎么给刘述贤做工作，这位劳模都说：“顶多亩产能打一千斤。”被逼无奈中，刘述贤说：“报亩产五千斤咋样？”后来，将12亩河滩地的小麦扔进“丰产田”，算是达到“亩产一万斤”。礼泉县烽火大队王保京提出“小麦亩产16万斤”的高指标，“丰产田”搞什么深翻地、“密植”、“高空产”。收获时，省委书记张德生、省长赵寿山都去当场验收。小麦“丰产田”单独碾打，平均亩产900多斤。张德生说：“当亩产1000斤见报吧！”王保京灵机一动说：“把旁边田里拔苗的麦捆子扔进‘丰产田’，就不算谎报了！”
张光对非常年月这几次报道记忆犹新，说：“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可记者要说真话，报道真事，是极其困难的。尽管参与写的那几篇报道水份甚多，可报社仍批评对大跃进态度消极。”
张光、刘力真的逆境与长篇小说《刘志丹》被康生定为“为高岗翻案”、“&反党小说”，习仲勋、刘景范、马文瑞、贾拓夫等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相联结。在特殊年代里，夫妻二人在家里也不敢公开交谈高层分歧，怕影响孩子和?姆。无奈之中，便给***、刘少奇、彭德怀等大人物起个绰号，如地下党秘密活动那样交流看法。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遍全国时，张光所在的陕西日报社和刘力真所在的医院也都分成了两派。不同派从用嘴辩论发展到动手“武斗”，趋势越来越混乱。张光被莫明其妙地打成“走资派”，每月只发给八元钱生活费，右眼也被“造反派”打伤了，急需医治。刘力真见医院两派闹得起火带炮难下场说：“别争了，咱们分头回家、各奔东西吧！”回家后，夫妻俩也商量分头“逃离”单位，乘车进了北京。临行，刘力真对张光说：“我把钱藏在枕头底下，你记好带上。”张光不敢往岳母同桂荣家住，一个人栖身于北京火车站旁小馆。结果，被查房的人装进大卡车，带往北京卫戍区“过堂”。&带着浓重关中口音的师长看罢他的工作证问：“来北京干什么？”答：“看眼睛。”“眼睛怎么啦？”答：“碰伤了。”师长吩咐部下道：“把人家送回去。看病的人，带来卫戍区干什么？”军车半路放他下去，张光换到一家床位费低廉的澡堂里留宿。走投无路，张光给岳母打了***。刘力真说：“妈妈见了张光，吓得两条腿直打哆嗦。她送给我们一床份量很轻、体积很小的鸭绒被，叮嘱说：‘你们还是回陕北吧，乡亲们会帮你们的！’”
主意已定，夫妻俩约了在宁夏银川汽车站会面的暗号。张光先到银川，在布告栏用双方知道名字贴了纸条：“丽珍，我到汽车站去了。王鹏飞。”他在汽车站等了两天，仍不见刘力真的身影，有人询问张光往哪里去，他信口答：“回陕北。”问：“你婆姨怎么不来呀？”答：“在家里。”正说话间，蓦然见面带倦色的刘力真，踉跄着朝汽车站大门走来。张光赶紧奔出去，将夫人拦在门外。原来刘力真乘火车绕道兰州，一时走不了，在火车站席地睡了一晚，秋寒衣单，已两天无钱吃饭了。张光买了件粗毛线上衣给夫人穿了，吃罢饭，即一块儿乘车往陕北赶。
在定边县，看见贴报栏贴了对张光的“通缉令”。张光说：“趁人不注意，我把上面的照片扣掉了。”人地两生不识路，又不敢随便打听，夫妻俩守株待兔似的指望碰上同路人一儿块行走。无巧不成书。张光、刘力真步入旅馆时，见有拴毛驴驮盐的老乡也住在里边。驮盐的人见一男一女进来，以为是查“走私盐”的干部，脸都吓白了。原来那是刘力真舅家的表哥。表哥将驮来的木椽出手卖掉，买了盐，刘力真坐在毛驴驮的盐垛上，表哥牵驴，张光跟随步行。快到吴起镇表姐家时，行路人问：“听你们口音，不像当地人。人都说刘志丹的女儿回来了……”刘力真摇摇头说：“不认识。”在山谷底正行走间，山上头有人喊：“你们往哪里去呀？上来吃口饭再走！”到村庄里，做饭的老妇人笑谈当年刘志丹的红军对她家“绑票”，又吸收他儿子当红军的故事，还说：“你们该不是***派来调查陕北武斗的吧？”张光、刘力真也笑了，回答：“走亲戚的。”
张光夫妇隐身吴起镇，刘力真一边用艾灸法治疗表姐髋关节结核病，一边观察形势。见老百姓拉了县委书记、县长等一串串所谓“走资派”，白天批斗，晚上又杀羊犒劳一天交三毛钱菜金的基层干部。淳朴的老乡说：“你们又没做什么坏事，不批斗又不行嘛！”张光说：“老百姓为了敷衍造反，还扎了刘志丹弟弟的草人，在草人身上挂了‘打倒刘景范’的标语。我笑着给力真说，咱们老一辈人闹革命，我们也闹革命，闹到今天竟无立足之地了！”当时虽然没有互联网、手机，在陕北连打***也难场。但“刘志丹女儿、女婿回来了”的消息不胫而走。陕西日报社的军管人员，还有那个打残张光右眼的造反派头儿，闻讯来到吴起，找到他们要斗争的对象。那位造反派头儿对张光说：“跟我们回西安吧！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戳你一指头。”张光被拉回东大街报社，只见大门上贴大字横幅：“寇能往我亦能往！”“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张光！”又是无休止的挨批斗……
1969年9月，***九大之后，刘力贞被下放到石泉县，张光被下放到黄龙县。照林彪发布遣散在京老干部的命令，刘志丹烈士的遗孀同桂荣也由北京回陕西“投亲靠友”。同老太太给中组部打***说：“你们让我‘投亲靠友’，女儿、女婿都不在西安，怎么‘投靠’呢？”于是，又将刘力真安排到三原县医院当医生，张光到三原县南关生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主任交待：“你们要自食其力，半年后停发工资……”他买了锄头、镢头等农具，准备后半生务农，并说：“这样挺好，没人开会斗争我了！”发生林彪“9?13事件”后，省上突然通知他们一家回西安，时任省革委主任李瑞山亲自约谈安排：“刘力真仍回中医研究所上班，张光到省出版社工作。”张光说：“不管去那个单位都行，只要有工作可干。”他们搬进和平路东八道巷。1973年查“5?16分子”，张光因了参加过西安“8?5静坐”的游行活动受到怀疑，但查来查去又查不出什么蛛丝马迹。
1976年“四人帮”垮台了，给张光平了反，连在***中央党校的“右倾”结论等等，都“一风吹了”。
1979年，张光重回陕西日报社。知人善的新闻学家、陕西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何微力排众议，将张光安排在陕西农民报主编位置上。不久，何微离开报社转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时，又举荐张接任陕西日报总编辑。张光说：“何微先生也是延安时代出来‘新华社’老报人，同样因说真话而人生起伏。我们的办报思想有诸多共同性。我在后来主持《陕西农民报》、《陕西日报》，主张多登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谚语，也承袭了《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的传统。报纸是办给老百姓的，为什么不能用老百姓的语言、老百姓喜欢的形式反映老百姓想知道的新闻事实呢？《陕西农民报》走大众化、通俗化之路，发行量曾达到40多万份，连张策在北京也关注起来了。”
在农村改革报道上“拉锯”
张光主持《陕西农民报》、《陕西日报》工作，正值拨乱返正的改革开放初期。***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79年9月）强调“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适合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力发展力水平，决不允许任意改变，搞所谓‘穷过渡’”。一年后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
安徽、四川已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了，而陕西仍步履蹒跚。其实，陕西日报记者在“一山未了一山平，百里都无半里平”的秦岭深山老林镇安县长哨公社发现的“包产到户”典型更早。这个记者是1959年由北京大学分配到陕西日报社、外号“辕牛”的蒲城人元树德。1979年秋天，元树德由公社书记带路，沿羊肠小路来到那个“山高皇帝远”的生产队采访，看到了与山外农村普遍缺粮截然两样的情景：各家各户用树条子编成的阁楼上堆满了金灿灿的包谷棒子，灶头墙上挂着腊肉块子。队长介绍：“我把地给各家各户一划，都在自家门跟前，不要跑多少路。秋麦两料你交多少公购粮，再给生产队交多少提留，剩下就是你的。你不好好干活，不给地里上粪，让熊瞎子打了，让贼偷了，就饿死你个龟儿子……”元树德眼睛一亮，整个儿一个“包产到户”嘛！他写了一篇7000多字为“包产到户”唱赞歌的通讯《风景这边独好》。稿子送省委审查时，胎死腹中。
张光认为，只要与群众“磨息肉”（贴心），就能获得真实情况他在会议上公开向省农办主任请求“政策解释”。随省委领导下乡中，他公开建言：“基层干部见上级领导来，嘴里如同含了糖块儿，不敢说真话。粮食产量说多说少都不行----说少了，上级不愿听；说多了，征购多，分给社员少，群众吃亏。出了县城，离开机关，基层干部会给你说‘一家一户干最得劲儿，是真正的多劳多得’。”张光不断地在《陕西农民报》上刊发在韩城和外省各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报道。省委宣传部领导不满意，说：“张光呀，你不要宣传这个东西！”张光说：“省委宣传部最好发个文件，明确规定不准报道承包责任制。”分歧闹到省委第一书记那里，气得马文瑞书记指头敲着桌子训斥：“张光，你接受不接受省委领导？”张光说：“当然接受省委领导。联产承包责任制人家安徽早搞起来了，大势所趋，确实有利于发展生产呀。”
1980年4月，省委首次放宽了政策，规定“深山、偏僻地区孤门独户，以及小宗零星项目的包产到户，应当允许”，但又提出“紧防滑入单干”。
张光回忆说：“‘文化大革命’后，我从下放地回到报社，不久即改革开放。首先是农村改革，此时元树德的报道打了先锋。他在?林记者站，接连不断发回一些鼓吹‘包产到户’的稿子，锋芒直指领导机关一些思想保守者。我当时主持《陕西农民报》的工作，也很想支持农村改革，为农民说一些真话，跟元树德完全想到一起了。”张光1959年认识元树德后，就在实践中认定这个北京大学高材生是个人才。1964年田方（曾当习仲勋副总理秘书）任分管农村新闻的陕西日报副总编时缺少干练的记者，也是张光举荐，将已回家乡当大队长正因“分田单干”挨批斗的“农民”元树德复职的。张光、元树德这两个与农民有着血肉联系的老报人，想起30多年前的一篇农村特写仍然兴高采烈。
张光说：“马文瑞时任省委第一书记在商洛视察时讲了一句话：山区可以多搞一些‘包产到户’，《陕西日报》发稿时把这句话放在最后，轻描淡写地提了一下。我把它单独摘出来，在《陕西农民报》一版用大幅标题发了头条。农民看到后，拿着《陕西农民报》，敲锣打鼓放鞭炮。元树德从?林写信给我，称赞我这篇稿子处理得好，报告我陕北农民欢呼喜悦的情景。”
笔者翻检报史资料，找到了这条1981年4月15日在陕西农村改革起了举足轻重作用“编报稿”：
“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认为（肩题）商洛可以多搞一点包产到户（主题）***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同志在商洛地区检查工作时，当地处深山的团结大队党支部书记谈到本队联产到劳时，马文瑞同志问道：‘你们队的群众愿意搞联产到劳，还是愿意搞包产到户？’党支部书记回答说：‘多数人要求包产到户。’马文瑞同志笑着说：‘那就搞包产到户嘛！’他又用商量的口气对地区负责同志说：‘从商洛地区的实际情况看，现在包产到户是不是少了点？包产到户也是一种责任制的形式。过去我们控得紧了些。’（见4月13日）《陕西日报》”
尽管***陕西省委在1981年发出的一个文件中，自我批评说“对包产到户控制得严了一些，应由省委负责”，但对关中、汉中和全省其他的川原地区，仍然不许搞“包产到户”。《陕西农民报》那篇从“杏核大的馅子包在一寸厚的皮里蒸出的包子”里，?出来《商洛可以多搞一点包产到户》的特写刊发之后，陕北、陕南和渭北旱塬的一些地方，“双包到户”确实松了绑，有了较快的发展。此时，***西安市委书记何承华在长安说：“西安郊县也可以搞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8月，省委终于发出通知，明确规定“在川原灌区，大多数群众要求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应当支持，帮助搞好”。
在农村改革报道上“拉锯”，是一个当代中国新闻史上奇异而必然的现象。
张光从自我认识入手，理性地分析说：“我在旧社会的农村生活过，到延安后也基本在农村，大多数时间搞农村采访。延安时期农村有‘变工队’，几户农民自愿组织起来，工换工，种、收庄稼快。后来又有互助组，效果也很好。人们说这就是集体化的雏形。解放后，搞了几天互助组，就搞初级社、高级社，又是人民公社。我们从过去的互助组看问题，相信***的教导，便写过不少文章鼓吹公社化。三年困难时期，发现农民对公社没有积极性，陕北一些生产队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后来，‘三自一包’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一时糊涂起来，不知农村究竟应该如何搞。1969年，我被下放到农村，和农民一起生活了两年，又做了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才看到人民公社是一个把勤人变懒人的制度，绝对是促退生产力的。心想：啥时候能把这东西废除掉？改革开放一开始，安徽、四川‘包产到户’，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但在我们陕西，正如民谣说的：‘四川放，咱这挡，底下戏，没法唱。’”
走上陕西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岗位的张光，更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从微观高瞻远嘱看宏观。他再次说到元树德：“后来，中央明确支持了安徽和四川，而我们陕西仍指示说：关中、汉中及全省川原地区不要搞‘包产到户’。正是这个时候，元树德‘杀’了出来，写了一系列支持‘包产到户’的报道，还写了直接批评领导思想不解放，阻拦‘包产到户’的评论，用许多活生生的事例，为‘包产到户’大唱赞歌。当时看这些稿子，如同大热天渴了喝凉开水一样痛快解馋。他的这些报道大都受到了一些刁难，但他始终不回头。到‘包产到户’在全国推广开来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后，元树德又针对农村改革的深化写了支持‘长途贩远’，支持‘专业户’，支持发展乡镇企业等一系列很有深度的报道。最为新奇的是，他写了一个个体户烧砖瓦，怕被说成雇工?削而采取收购砖坯的报道《请经济学家解答这个怪事》。这篇报道触及当时十分敏感的雇工?削问题，受到了来自北京高层的严励批评。我认为，在土地集体所有的状况下，个体户能够容纳大量有剩余时间的劳动力，创造更多的财富，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好办法。它和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野蛮原始积累不同，不分时间、地点和条件，教条主义套用《资本论》，只能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我把元树德的文章尽量改得平和一些、客观一些，删去了其中不少现在看来确属真理，而在当时却很犯忌的语句文字，然后在我的职权之内把它发在《陕西日报》1982年12月27日头版头条。这篇文章随即在全国引起反响，好多中央和地方报纸转载，报社收到数百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可以说是一片叫好声。不料却受到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领导的批评，中宣部简报发至全国。我和元树德均不服，我没有组织学习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那个在***中央党校批评元树德的讲话，更没有写什么检查，甚至连一句认错的话都没有说。闹了一阵子，虽不了了之，但却影响了提拔元树德任本报副总编辑的‘前程’”。
张光还认为，陕西是文化文物大省，如何处理保护与利用文物古迹的矛盾始终是政府和媒体的一个焦点。1982年，他发现省政府拆毁明秦王府（俗称“皇城”）北墙的信息后，毫无畏惧的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由于有某省政府领导撑腰，破坏文物的行为不但未停下来，反而调动铲土车，连夜开钉施工，后果越发严重。他见同级党报批评同级政府无济于事，情急之中，只得直接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打***反映。一贯重视文物工作，关心西安古城墙保护工作的习仲勋。第二天，国务院派调查组来到陕西，查处这起政府机关破坏文物的事件。今天人们仍能看到明秦王府残存的城墙，张光功不可没。就是1982年用军民义务劳动的方式大规模整修西安明城墙的工程，发展旅游产业，也是张光最早向马文瑞提出建议的。张光说：“古城墙通过观光给活人服务，进行历史文化教育，是一种功在千秋的大事业。义务劳动可以解决劳动力困难，资金问题是赵紫阳来西安时，同意由国务院拨款五千万元人民币弥补缺口的。”
用老报人的目光看杂文
张光在陕西杂文园地耕耘的时间，屈指算来，也当六十余年。他从进入延大学新闻，特别是在《边区群众报》----《群众日报》----《陕西日报》当记者到髦耋之岁，始终没有放下写杂文、随笔的手。当了一辈子报人，他深知“文章合为时而著”，写杂文、随笔不仅属于个人喜好与否。因为“***是战士的武器，笔是新闻工作者的武器”。“杂文是文艺的副刊的旗帜”，对新闻纸意味着舆论方向，也意味着反映老百姓喜怒哀乐的读者观念。
在1988年6月25日陕西杂文学会成立大会上，张光说：“杂文越来越显示出，它是报纸不可缺少的一种可读牲强的言论。一张报纸如果没有杂文，就像人的眼睛缺少一点灵气。”
杂文可以登载在报刊上，印在书里头，可以在广播电袍里播发，如今在网络博客、长微博、手机短信里也风行一时。新媒体的公众评点与“围观”，不少都是短小犀利、针针见血的杂文。杂文的时效性之强、群众性之广可谓超越千载。尽管如此，一份主流大报，往往发行几十万乃至数百万份，对夺人心魄的美文、杂文，可以剪贴收藏、反复欣赏省悟，作用并不亚于电子媒体和新媒体。
张光以老报人专业目光看杂文，不仅看到了“报纸离不开杂文，杂文也离不开报纸”的历史经验，还高瞻远瞩地从杂文与新闻报纸共生共荣的特性出发，指明杂文在党报的特殊地位：“它和报纸的言论（社论、评论员文章等）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讲求时效性，用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引导、指导、灌输一种道理或批判某种错误的观点。也就是论述时事、扬善惩恶。不同的是，报纸言论用的是论说语言，讲道理是打开窗子说亮话，直来直去。而杂文则是文学语言，形象思维，加入了作者个人的感受，容易给人以亲切感和共鸣感，又短小精悍，很适合报纸使用。”
张光办报，常将民间故事、民歌、民谣、谚语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材料搬上版面，在杂文里不时出现“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个顶门杠”之类流行语。他认为，西周的采风制度是一种了解民风社情的好形式，对当代的执政官员仍然具有借鉴作用。
我读张光的杂文不算多，但就接触到的篇章而言，留下的印象颇深。如《陶文终于被认识了》，以1987年第6期《文博》杂志刊登的《仰韶文化中的几个字》为据，认为原始陶文“把汉字的出现至少向前推了两千年”。《书法的回归》，同样上溯结绳记事、象形文字、殷周甲骨文与金鼎文、秦大篆与小篆、汉隶和汉以后的楷、行、草诸体，充满知识性。文中穿插秦始皇、李斯书作不留姓名，南齐高帝萧道成与当时书法大家在王僧虔比高低之类故事，流露出强烈趣味性。不喜读书、知识贫乏的“官油子、假文人”再装腔作势，也是写不出这种杂文、随笔的。
在“狠斗私字一闪念”口号流行时期，张光逆向思维，写了《“私”字的两面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张光将杂文手法引入新闻评论，直面社会生活的敏感神经。他将元树德在《请经济学家解答这个怪事》一文的新闻事实－－蒲城一农民办砖厂，让村民晚上将泥拿回家，第二天交砖坯领款，每人一天能挣30元，而某些地方官员却将之定为‘?削’。&张光在杂文里旗帜鲜明地说：“这是农村发展多种经营致富的好办法，并非什么‘?削’”。他引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的一段话做理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依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们必需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款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八倍。”马克思关于雇佣八个工人的举例，仅为说明在假定条件下货币转变为资本的“一定量”，怎么能作为区别企业性质的所谓“七上八下”固定标准呢？张光、元树德敏锐捕捉“活鱼”的记者素质和敢于揭示现实矛盾的胆识，引起时任中宣部领导人的关注。事实上，当时中央高层对
“大户承包”的定性分歧甚巨。只好由***站出来说话：“看一看，不要动他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个别雇工超过了国务院的规定，这冲击不了社会主义。只要方向正确，头脑清醒，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十年、八年以后解决也来得及，没什么危险。”
张光的杂文并不是坐而论道，或品茗说古今的闲聊，而是托事说理，充满时代精神，又入情入理，即或是批判，也不随便伤人，的确为陕西杂文界注入了一股新风。
张光还用发展的眼光看杂文，认为鲁迅时代的杂文“多是讽刺的、批判的，现在杂文也在发展。有启发式的，知识式的，格言式的，解释说明式，对话式的，谈心式的等等，而且一事一论，迂?引导，小中见大，心理渗透，顺口讲出，寓说理于知识情趣中。这样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境界，开阔了视野。我想，杂文应该没有模式，可以有多种多样的风格”。
张光提倡杂文作家在新媒体飞速发展的21世纪，要适应网络与手机等传媒特点，适时改变自我，不断开创杂文的新领域。
与底层百姓的交往
张光是从临潼交口农村闹红遭受白色恐怖，“逃”入陕北红区的少年，虽然一辈子以办报为生、与文墨打交道，却从未忘记生养自己的土地和故乡的发小、父老乡亲。
在大学毕业生月薪只有45元的20世纪50年代，张光从自己积蓄里拿出300元，捐赠给交口小学购买图书、文具。1993年，他回新民村，看到乡亲天天行走的主干道，还是黄土铺垫的，逢天落雨雪，泥泞不堪，又拿出自己五万元积蓄，帮助父老购买水泥，由村民到石川河淘砂石，修筑新街道，改造村庄面貌。以许权中烈士名字命名的辛里村权中学校需要改建校舍，张光东奔西走，向陕西省教育厅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争取三四万元“公助”专款。交口镇通往飞机城阎良的南北要道，解放后60年一直是黄土路，方圆农民出行极为不便。张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找到省政府主管副省长门上，陈述理由，终于由省政府拨专款，将交口－－阎良公路修筑成为柏油路。
当年被誉为“小边区”的交口，如何让辛亥起义、土地革命和抗日时期志士仁人的伟大精神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张光说服当地企业家郝友良出资20余万元，在交口街道修复了“镇公所”，并以图片、文字、文物等形式，再现昔日场景，为家乡建设一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张光热爱故乡，与父老乡亲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
张季载当过国民党陕西保安团的连长，守过围攻陕甘宁边区的碉堡线，受到国民党陕西保安处处长徐经济和保安团团长卫志义、赵庆生（统战人物解放后曾任临潼县副县长）的“信任”，也与边区做***，保护过穿碉线的***领导人、交通员和地下党人，做过不少好事。解放后，张季载回乡务农。在接连不断的阶级斗争中，张季载这种背景复杂、“黑红两抢”的人物，难免受到怀疑与冲击。他在1980年12月曾给我说：“我曾给党和人民作过一点有益的事。但是过去一直没有机会向党交待，因而地方上不很了解，致使我在社教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多次冲击和迫害，祸没家人，含冤莫白。”每逢受到批斗、围攻而难分难解时，张季载都会跑到西安“避风”，找张光倾吐苦水。张光不自己处境如何困难，都会向张季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请核实并补充具体事实）
临潼县油槐乡农民诗人贺丙丁与张光是小学爬一张课桌读书的“发小”，见了面狗皮袜子没反正。张光回忆说：“丙丁和我是小学同学，他家贫，能上学还是得到当地教育家杨耀仙先生的帮助。丙丁性格恬静，学习很认真，能团结同学，我俩很要好。1943年，发生了‘交口事变’，国民党抄了我的家，我随父亲去了延安，我们就分别了。”解放后，张光当了“记者头子”，&60年代与贺丙丁这位“农民诗人”&桌久别重逢时，仍然一如既往般亲密无间。那时，全国著名的农民诗人王老九常来报社，和张光谈起贺丙丁，夸赞说：“丙丁个好小伙，有文化，能劳动，爱学习，写出的诗有真情。”丙丁拜王老九为师，王老九收他为大徒弟，得意门生。师徒走南闯北，还携手进北京赛诗。1965年秋，临潼“社教”运动中，工作组贺丙丁编诗歌、写稿件得稿费说成是“搞投机倒把、不务正业，走资本主义道路”，强迫退出稿费5000元。还揪到群众会上斗争，脚踢拳打，“困”到村边乱葬坟里思考问题。抄贺的家，用家具、衣物等折款退赔，开除贺丙丁的党籍。文化大革命中，贺丙丁境光雪上加霜，被当成“四不清”、“翻社教的案的牛鬼蛇神”、“阶级敌人”，孩子不能推荐上学、参军。尽管，张光自己也受到迫害，遭造反派无休止批斗、追“捕”，被打伤眼睛，但仍然牵心底会的文友（充实具体事实）。鼓励贺丙丁上京告状。贺丙丁到***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来信来访办公室反映问题获得正式答复，经陕西省委指示陕西日报社派人和临潼县委一起调查处理，给贺平了反，恢复了党籍，退还了一切财物。文革结束后，在临潼办诗中，贺丙丁始终是后王老九时期的骨干人物，担任王老九诗社社长30余年，出版了《贺丙丁诗选》、《贺丙丁文选》、《庄稼汉诗坛春满园》。前两部书的序，都是张光写的。张光说：“虽然他为写诗歌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无辜批斗，但他仍然顾大局，不计较个人得失，这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博大胸怀和高尚品德。我在多年办报中，一直主张多登如丙丁写的民歌和农村民间故事、民谣、民谚、秧歌剧、小小说、农民画、剪纸等。因为，我认为只有认真从民间作品中吸取营养，文学艺术才有广阔的前途，才能有真正的生动活泼的作品。丙丁走的就是这条路，应该有更多的人走这条路。20世纪50年代，我去东北，在一会上，有一同志拿出一本《王老九诗选》，要我用关中话念给大家听。我念了一段，大家大鼓掌，十分赞赏，可见知识分子也喜欢农民的诗。我以为现在还应提倡农民诗……”
张光与贺丙丁的友谊是真挚而单纯的，并非通常“官民关系”所能解析。从张光同这位农民诗人70余年的交往中，透视了一个老延安、老报人洞悉中国文化历史的思索。张光说：“文学的本源在人民之中。在中国，可以说人民就是农民。解放初，农民占百分之九十八，现在还是百分之八十多，就是今天的工人、士兵、职员，大部分也来自农民家庭。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农民的历史。中国***因为有农民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虽然至今农民仍然不很富，个别还很穷，但他们还是老老实实、默默地耕耘着，这显示了中国农民特有的不计较小利、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精华和美德。因而在农民中有深厚的思想积累，更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和文学根底。两千多年以前的《诗经》，就是经过孔子编削的当时的民歌。唐朝诗人杜甫，生活在农民中，写出了震撼人心的史诗。小说是民间口头讲故事、说书发展起来的。戏剧、舞蹈、音乐也是民间秧歌发展。”
他从《陕西日报》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担任陕西省记者协会主席期间，还主编了《陕西省报刊志》（已出版）。已年届85岁的张光，今生今世用60多年光阴从事新闻事业，至今不改初衷。
刘力真从省人大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下来后，仍担任陕西省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陕北建设委员会顾问等职，为革命老区的繁荣而奔忙。倾心于中国书法艺术，也成为她每天的必修课。
张光、刘力真心心相印，终生相互扶将，充实而返老还童似的生活着……
笔者有诗赠张光：骊山青青渭水阔，李靖营盘（注）英豪多。一十三岁闯碉线，髦耋对坐叹蹉跎。“为民立命”融入骨，真话在心由衷说。一生最堪回首处，献身报业笔唱歌。
又有诗赠刘力真：自古巾帼出将门，志丹忠魂遗聪慧。行医济世图大爱，弱体自强泽三秦。不恃血缘显门楣，但求袭父报国心。孝母友夫非小志，黄河滔滔奏好音。（完）
本文初稿字于1998年8月28日，收入《报坛撷英》卷时补充修改。刘志丹将军的女儿、原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力真和刘志丹将军的女婿、原陕西日报党委书记兼总编辑张光对本文从初稿到终稿曾四次审读并修改，特致谢意。
注：临潼交口镇唐时又称李靖营。
本文摘要发博客，引起网友热议。：全文扎实。：真正的好文！难得看到这样的文章！：好博文，喜欢。：嗯，看完了，还没有看到张光那样显赫的身世为什么就要当个穷记者，办报纸呢？期待下文的精彩。：此文以史为面，以人为线，夹叙夹议。近现代史、红色革命史，仍是史学界的弱点。对待历史，有时越近越容易被忽视。再伟大的人物，在历史的洪流中，也仅仅是一叶扁舟。（张光）杂文除了锋芒，还要有情致！：怀念辛亥老人王俊宽，重温壮丽诗篇。回忆革命斗争史，缅怀前辈许权中、谈国帆、王志温的英雄业绩。胡匪惨（残）暴，志士遇难。张光从此历经艰险进入边区；17岁走上记者之路，又要打仗，又要写文章，不容易。左倾错误，触目惊心。左倾路线害死人。刘志丹军长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读张光刘力真结婚情景）令人难忘战友情。（张光、刘力真遭遇坎坷）难忘的岁月，孰之过？（报道包产到户）当时是冒着一定风险的，张光、元树德正义凛然，敢想敢干，敢说真话，是人民的好记者！：欣赏，期待后续。（读《在延安：对刘志丹追踪溯源》）怪异的历史。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当记者说真话，为老百姓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农村改革报道上‘拉锯’”）那个时期，包产到户是个禁区。（如今像张光）这样的记者不多了。：张光，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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