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市民发现后纷纷拍照发朋友圈质疑桥梁的质量。
女儿在17年前，被逼嫁给当地人，生活很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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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说自己是张飞，但有人说彭德怀是魏延，有反骨。这当然都是一种形象的说法而已，但***在这个时候重提水泊梁山的人物，是兴之所至还是确有所指？据张爱萍的儿子在《从战争中走来》披露，当年彭雪枫曾向张爱萍论及***人物，说林彪是小李广花荣，彭德怀是豹子头林冲，似乎更为贴切。但彭德怀是“林冲”，贺龙就不是花和尚鲁智深了，虽然彭德怀赋闲之后，还曾记挂着要把一支猎***送给贺龙——他称之为“贺胡子”。
楚成瑞，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1945年在营口参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林彪坐着他的车，从关外打进关内，从北平南下开封，然后又挺进汉口。1950年春，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座骑”一同回到北京。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这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日凌晨，奉命率115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9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没有根据地，对于***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就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滩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和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苦熬了三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启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发癔症，只穿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有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的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党中央和***都很高兴。日，***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师以上的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这可是其他野战军未曾享受到的特别奖赏啊！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了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却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四次想要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小路、水网洼地。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开始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1950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那里，中南海的丰泽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一直把他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车，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员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到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的，都很高兴，人一多，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么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啊。因为身体太弱，一时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那里，回来从车上下来，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有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一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林彪家里也准备，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后来没有去朝鲜，现在不少书里写的是林彪“装病”，不肯去朝鲜，这不对，林彪早就有病，因为打仗一直硬撑着，从东北撑到华中，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经***批准才回北京治疗。回来是1950年3月，抗美援朝是1950年10月，相差半年多。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很重了。我记得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大家只得用担架把他抬进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头痛、腰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都不可以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员都给弄垮了。他烦躁、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住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好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我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名话的劲都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不能坐也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候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的时候，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屋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屋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又换得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屎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是用湿毛幅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我也跟他说，你这么老躺着，心急火燎，哪能不燥？肯定比别人要高点儿嘛！他也不听，老是耿耿于怀。后来，我们都懒得跟他较真了。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死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吗？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
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林彪那里一直把体温看得比命重，一旦体温“隆”了下来，他也轻松了。一天，他对我说，小胖，我想起来坐坐。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一看他，吓了我一跳，他躺着的时候，由于屋子里太黑，胡子看不出有多长，一坐起来，胡子一搭拉，竟有半尽多长，我一见就怔了。他见我发怔，就问，怎么了？我说，你的胡子……要不要把它刮了。他摸了摸，说，不行，刮了太凉。我说，那就铰一铰，他答应了。据说，后来叶群经常骗林彪，希望不是从我这儿学去的。
在林彪生病的日子里，来看林彪的首长挺多。来得最勤的要数周恩来，总理对我们这些服务人员都很熟，态度也很和气，见我就问，小胖，林总近来怎么样？每当这时，我都要把近期林彪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一下。在林彪身体稍有些好转的时候，总理又来了，我给总理汇报了我的一些做法，总理笑眯眯地表扬了我，说，小胖想的办法很好啊！也就是这次，我向总理建议，能不能在林彪的房间外搭个棚子，让林彪出来晒晒太阳，总理说，行啊。很快，总理就安排人来按我的要求搭了个小棚子。
这个棚子是封闭的，但是三面的帘子都是活的，可以随时卷起或放下。我就开始动员林彪出门见见阳光。在这之前，我已经慢慢把盖台灯布的缝隙开大，再后就把灯上的布拿掉了，又把门开了个缝。反正，慢慢让他适应吧。人总不能永远不见光吧。林彪听说要出门，坚决不同意。我就说，我先背你出去，你试试。后来他勉强答应了。我就在棚子里放了一把藤椅，再把他背出来，坐了一会儿，又把他背回去，慢慢他也就适应了。后来就不让我背了，只让人扶着走出来就行了。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我跟他多年，对他的生活习性很熟悉。据我长期观察，打仗时，他一坐车，精神头就来了。而且，别看他在床上睡不好，在车上有时他睡得还挺香。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一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那时，由于在颐和园里实在潮得不行，我们已搬到了离香山不远的遗光寺。
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叶群也来问，我解释了一下，她说，你看着办吧。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不干，坚决不坐。我就说，你先坐坐试试，不行咱就不坐了。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对我说，好吧，试试，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子。林彪生病后，常来看他的有总理、罗荣桓、彭德怀和黄克诚。一般总理一个月来一两次，彭老总来的次数也较多。黄克诚来的时间不定，但来了以后问得很详细，还出一些主意。
林彪身体稍好一些后，一天黄克诚又来看林彪，看完以后，他问我了，怎么样，能不能出去转转。我知道他这个出去转转是指到外地去疗养一段时间，我说，我得问问叶群。叶群虽说是他的夫人，但想见林彪也不容易，林彪对谁态度都挺好，就是对叶群厉害，有时，叶群在林彪那里挨训，我还听到林彪大吼，让她“滚出去”。所以，那时叶群也怕林彪，去他房间不多。但林彪的治疗和行动，叶群也都了解，也参加一些意见。
当我把要林彪外出疗养的事告诉叶群时，叶群说她也作不了主，还是得问首长本人，我没有直接问林彪，先把他的小儿子老虎叫来，让他拉爸爸到外地去。老虎还小，也不懂事，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就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结果，一下子就让林彪给“疵儿”回来了。这一招不行，下次黄克诚来的时候，我就给他说了，黄克诚说，我来试试。结果，还真成了，林彪答应外出转转，但提出一条件，不能搞专列，只跟老百姓的客车一块儿走。不久，上级也批准了林彪的行动。
林彪这样的干部，外出肯定是专列，为了不让林彪生疑，和铁道部商量，让林彪的专列先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林彪在车厢里，也就蒙在鼓里了。车刚开时林彪还没有发现，哪知走了一段以后，林彪自己掀开窗帘一看，发现不对了，就很恼火，坚决要停车，不走了，也不坐了，他很严厉地问我，这是谁的主意？我装傻，说不知道，他又问随行的郭秘书，郭秘书也装傻说不清楚。他还是坚决要停车，我就劝他，你说要停，就停得了吗？要是真停了，全铁路线都得停，损失不少了，你说怎么办吧？他梗着脖子不说话了。这一下就把他拉到了南京，又拉到杭州。林彪在火车上睡得很好，大概是因为火车开起来也是在颠，在震动的原因吧，后来，林彪很喜欢坐火车，就是这个道理。
在杭州的时间较长，林彪身体逐渐好转，只是还想他的“颠车”。他身体不颠就难受。这又给我出难题了，杭州可不比北京，上哪儿去找中卡，就是有个卡车，也找不到北方的石子路让他颠哪。听到这个情况，杭州的接待人员很认真，他们提出要为林总设计一个电动颠床，还为此请来了一个工程师。当把要求向工程师提出来后，工程师怎么也听不明白。最后我告诉他，弄个床，一开电门，人在上面就像骑马一样地颠，他才明白点儿，不过他说，他从来没有设计过这种东西，还要请别人研究一下。然后他又是设计，又是画图，搞得很认真，最后，还真给造出来了。
我一看，也够现代化的，又是电动机，又是齿轮，又是皮带，半圆形，整整装了一屋子，足有几吨重，一开马达，那玩艺就轰隆隆地响彻云霄起来，上面装的铁床就开始震动。这个“大铁床”装好后，就让林彪来震，结果，他只震了一次，还不到3分钟，就再也不来了。这种震法，跟军用卡车在路上猛颠的感觉是两码事，就像电影里打仗，怎么与跟实际打仗不一个味儿。林彪要的是真家伙。
依我看，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自从1938年3月阎锡山的兵给了他一***后，他这一辈子就没好受过，这一***不简单，它影响了林彪的一生。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听说林彪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他难受得拉着警卫员的手叫：“好兄弟，帮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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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3月的一天，林彪患了感冒，叶群坐着林彪的“吉斯”汽车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林彪要我给毛写个报告，说他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关光烈大约是在林彪身边任职时间最长的秘书。
关光烈和我（迟泽厚），都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从野战部队调到中南军区机关的，但他是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干事，我在军区司令部办公厅，给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当秘书，彼此分住两个大院，又无工作交往，所以并不相识。1955年，中南军区的主体部分改编为广州军区，黄永胜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军队的领导体制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陶铸虽为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但因他主要担负***广东省委的领导工作，所以军区党委的一般活动都由第二书记黄永胜主持。按传统党委工作由政治机关负责，关光烈被指定为军区党委秘书，负责通知开会和作会议记录。黄永胜决定开会，便由我通知关光烈，由他负责落实。开得最多的是军区党委常委办公会，有时个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开一次，我与关光烈接触频密，彼此谈得比较投机，在那运动不断、动辄得咎的年代，不须互相戒备。
1965年，关光烈找了个理由，要求下部队工作，林彪、叶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广州军区，被分配到127师任副政委，3年后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师所在的43军奉命移驻河南洛阳地区，改隶武汉军区。
正当他在师政委的岗位上干得风生水起，军区很多领导都对他看好之时，一场政治上的灭顶之灾正向他袭来。日，正在军部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关光烈，突然接到林立果从北京打来的***，说“首长”找他有事，要他马上到北京去。关光烈从离开“林办”之后，就不再与之联系，他离开已经多年，而且这样的召见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干什么？但是，他不能问。他报告了军政委王文德，王文德虽然也感到有些蹊跷，但是，副统帅召见，不能不去。关光烈一到北京，就发现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的冒险勾当。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围之中。林立果向关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许多要求，什么从127师调喷火器，调40火箭筒，弄100套陆军制服……关光烈都一一托辞拒绝。
过了两天，林立果见他仍然一点也不配合，万般无奈，只好叫人给他买了一张软卧火车票，把他送上火车，放他去了。他刚回到部队，“九一三”事件便发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级干部一样，在开始一段时间，对此一无所知。他也没有向任何人讲起这次进京情况。他不讲，其他人，包括军的领导，自然也不会问，这是规矩。
1980年10月宣布，将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公开审判。北京负责审判两个集团的“主犯”，还有内定的60名“同伙”，则交由这些人原来所在的大单位发落。关光烈被送回武汉军区，他在这个名单中位列第44。
1981年1月，在北京“两案”宣判之后，武汉军区机关也开大会对关光烈进行宣判。在通知关光烈准备参加宣判时，关光烈知道可能有一个给他戴手铐出庭和宣判后打开手铐的程式，他严肃地对办案人员人讲：“我是什么问题你们都知道，我的为人你们也知道，你们若是叫我戴铐子出庭，到时候可别怪我叫你们难堪！”关光烈果然没有戴手铐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问关光烈：为什么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说：“因为我正好关了将近十年。”
关光烈出狱后军籍、党籍、职务、级别四大皆空。他在关押期间，因为没有正式定性，还是有工资的，即使扣除这期间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每月还可剩余一百多元，十年累计就是一万多元，这在当年是个不小的数目。关光烈向有关部门询问这笔钱的下落，答称“上交”了。上交的钱自然不能再退回来。开始几年每月只发60元的生活费。
“林彪是个感情深藏不露的人。但据我观察，他对自己的结局是有考虑的，但是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么惨。”
迟泽厚：有份文件说，全国解放之后，林彪长期称病，也就是装病。他到底有没有病？
关光烈：当然有病。最早的病是1938年被国民党晋军误击的***伤，以后的怪病则主要来自衡宝战役。1947年我在东北见过林彪一面，那时候看他身体还是不错的。1949年南下作战，总是抓不到白崇禧部队的主力，49军又在青树坪吃了一点小亏，他很着急。他打仗不胡来，整天思考，不断调整部署，几天几夜睡不着觉。衡宝战役一结束，白崇禧最精锐的部队被消灭了，他也支持不住了，不得不回武汉治疗。
以后他又到北京，总后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决定给他注射“苯***”，也叫“鲁米那”，是一种有助于睡眠的镇静药。林彪出事之后，有人说他吸鸦片、扎***，其实就是这种药。我到林彪那里工作以后，他仍天天打这种针。给他打针的是一个男卫生员——林彪身边没有女工作人员，叶群说这是为了照顾首长的影响。林彪一般晚11点钟睡觉，睡前打针，打过针后一般就不能再干扰他。第二天起床之后，林彪经常会向打针的战士讲他昨夜的感受，不断总结经验。
林彪的怪病，主要是神经过度兴奋。他怕光，怕水，怕风，说拉肚子就拉肚子，说感冒就感冒。他患感冒也和别人不同，光出汗，不打喷嚏。感冒了，他也不躺，端坐在沙发上。很多医生看不透他的病。林彪身上还有一颗子弹头，卡在骨头缝里，因为手术有危险，一直也没有取。若说林彪没病也可以，他的大部分内脏是好的。
迟泽厚：有人揭发林彪装病，说他一顿饭能吃一只兔子，是这样吗？
关光烈：哪有这事！林彪饭量很小，而且吃得很怪。他的菜除了加盐之外不加其他佐料。一顿饭经常是一条小鱼，几片瘦猪肉，一个青菜，一个汤，一个小馒头，食品路子越吃越窄。
迟泽厚：林彪对在庐山取代彭老总当国防部长，是什么心态？
关光烈：林彪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我没听见他在私下里谈论彭德怀。但我曾两次经历过他要求不当国防部长。一次是在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挨了批，罢了他的官，叫林彪当国防部长。有一天休会，我到林彪的房子（我不与林彪住在一起）里去，他要我给总理打个***，说他身体不好，不宜当国防部长。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请总理向毛转报。当时叶群在场，但她不讲话。我转身出门往山下走，走了不过二三十步，叶群便从屋里出来把我叫住，她叫我先别打这个***，说这个事儿她还要和“首长”商量一下。以后这件事便没下文了，不知道叶群是怎样和林彪商量的。
第二次是1962年3月的一天，林彪患了感冒，叶群坐着林彪的“吉斯”汽车去了王府井百货大楼。林彪要我给毛写个报告，说他身体实在不行，请求辞去国防部长职务。我当场拟了个稿子，念给林彪听，他说可以了，我即到办公室誊抄。誊清后封好，等林彪的车子回来后发出——当时林彪那里只有这一辆汽车，而且也只有这一辆车能进中南海。叶群回来了，她一见我就问她出去后有什么事。我把林彪叫我写信的事讲了。她马上紧张地问：发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发。她松了口气，吩咐：压下，压下！等我的消息。她还再三交代：以后只要她不在家，林彪交办的事，不管多么紧急，都要等她回来以后再作处理。林彪写给***的报告，就这样又作罢了。她和林彪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迟泽厚：你怎么看叶群这个人？
关光烈：这个女人是有野心的，也有手段。林彪对“出山”并不积极，甚至有些迫不得已。但是叶群喜欢，林彪不“出山”，她就没法出头。说到底，她是想当第一夫人。林彪和叶群是有矛盾的。从表面看，叶群还是怕林彪，顺从林彪，讨好林彪，但是，她有一套对付林彪的办法，她对林彪也有不小影响。叶群干的很多事情，林彪是蒙在鼓里的。
迟泽厚：你怎么看毛、林关系？
关光烈：说点具体情况吧。秘书给林彪读文件，只要是其中有毛的指示，他都要把文件留下，然后一遍两遍地认真阅读，圈圈点点，画杠杠，琢磨指示的真正意思，考虑如何去贯彻、迎合。要说林彪对毛有多么深厚的感情，我看未必。
迟泽厚：很多人反映，林彪待人冷漠，他是怎样看待和处理人际关系的？
关光烈：林彪确实性格孤僻内向，少言寡语。我曾问过林彪的三弟，他说林彪从小就是这样，不爱讲话。所以，这并不是他官做大了带来的毛病。他不爱交际应酬，从不串门，最烦接见、会见外宾和上***之类的活动。他和罗（荣桓）帅是几十年的战友，在工作上应该说关系不错，却没有私交。不过1963年12月得到罗帅去世消息时，他还是不顾刚下过大雪，行车不便，叫我立即备车，陪他一起去医院，单独与罗帅遗体告别。
在众多高级军事领导人中，林彪最器重的是粟裕。他曾叫我代表他专门去医院看望粟裕，粟裕也很坦然，并没有说些如何感激之类的话。尽管林彪不愿与人交往，但对上门的客人他还是以礼相待。我在“林办”期间，他指示凡是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领导人，可以随来随见。“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此外，他还特别交代：刘亚楼、陶铸、黄永胜、韩先楚这四个老部下要来见他，也不必请示。对部属，他善于发现和使用他们的长处，一般的全才他倒未必重用。他的自尊心很强，但在工作中出了问题，他一般不责怪下面。
迟泽厚：你见过林彪那个“手令”吗？
关光烈：林立果把我诓到北京，叫我参加他们的活动，给我看了据说是林彪写的“手令”。“手令”不止一份，有横写的，也有竖写的。他们拿出这个东西，我不感到奇怪。我在“林办”时，叶群就对秘书们说，现在首长写字困难，大家可以模仿首长的笔迹，必要时代批代签。有的秘书很积极，学写林彪的字。我公开反对，我说：你们要学我管不了，但是我不学。“小舰队”中也有人模仿林彪的字。“小舰队”有些人还是很聪明的。
迟泽厚：有件事情我不明白，你老兄是个明白人，又在中央当了那么多年秘书，既然你判定林立果是在打着林彪的旗号干非法勾当，你为什么不到中南海去报告？你报告了，不就可以避免这次劫难了吗？
关光烈：现在回过头去看，事情比较清楚了。可是那时候，事情来得太突然，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知道，上面的关系很复杂，一边是伟大领袖，一边说是副统帅，我离开北京六七年了，不了解内幕情况，乱碰乱撞，弄不好就会捅出天大的娄子！何况我行动也不自由，林立果他们有人监视我。再说，我离开中央机关多年，就是真想向最高层反映情况，也不太容易，干脆算了，认倒霉了，听天由命吧！反正我不干坏事就是了。
迟泽厚：林彪想没想过他可能的结局？
关光烈：林彪是个感情深藏不露的人。但据我观察，他对自己的结局是有考虑的，但是他没想到来得这么快，那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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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豆豆材料”谈到9月12日晚上的一个情况：李文普告诉她，“主任叫我明早六点安排去广州，并叫我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我问过首长，首长说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不去广州了，还是说一定要去大连。
本文摘自：《同舟共进》2013年10期，作者：韩钢，原题为：“九一三”事件考疑——以《林豆豆口述》为中心，本文系节选
林彪对毛的南巡谈话有何反应，不得而知；但那几天他打算去大连，却是几位亲历者都肯定的。
林豆豆的“材料”说：“9月7日，首长对我们说的是去大连，叶群为了不让首长去大连，就叫李文普和刘吉纯对首长撒谎，说大连的水，首长不能喝。”（《林豆豆口述》）李文普证实了林豆豆的说法：“（9月12日）上午，林彪叫我收拾一下东西，准备去大连。大连是林彪常去的地方……我以为林彪真是去大连，按惯例给大连市交际处打***，要他们检查一下房间，调控好林彪住房的温度，并对其他注意事项提出了要求。我又收拾了林彪随身带的东西。”（《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刘吉纯也说：“9月10日，我和林立衡碰了一次头，两人都未发现新情况，只听说准备去大连。”（《难忘的“九一三”前夜》）
众所周知，同在北戴河的叶群、林立果另有打算，准备去广州、香港。这个情况大概是林豆豆最早知道的。从“林豆豆材料”看，她最先跟刘吉纯、李文普打了招呼，一开始李文普不大相信林豆豆所说。（《林豆豆口述》）李文普自己也说，对林立衡这番话，他感到突然，不相信。不相信的原因，是林彪让他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他说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叶群、林立果要去广州、香港，必须说服林彪改变主意。怎么说服林彪的？“林豆豆材料”谈到9月12日晚上的一个情况：李文普告诉她，“主任叫我明早六点安排去广州，并叫我先不要通知八三四一部队。我问过首长，首长说广州太热，不利于他治病，不去广州了，还是说一定要去大连。主任就问我广州的房子有没有冷气设备，我说广州的住楼有冷气，不热。所以首长又对我说，去广州也行。”（《林豆豆口述》）李文普的说法是，9月11日“这一天，叶群试探性地向我讲了一下想去广州。我当时回答说，‘现在天气这样热，去广州干什么？’”（《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李文普所说，证实了林豆豆说的叶群亲口告诉了李文普去广州的打算，但没有提到叶群询问冷气设备、让李文普去做林彪的工作、林彪同意去广州等情节。
宋德金曾回忆：“大约是9月上旬，在林办人员中就有传言说，近日要换住地。然而，究竟去哪里？何时动身？在北戴河的人员是否全都随行？大家始终没有得到正式的说法。这里的规矩是‘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不该说的不说’。我来此（指北戴河——笔者注）时间不长，更是严守‘三不’原则。又有内勤战士跟我说，听说去广州，又听说去大连。我说不知道。”（《真实的林彪》）宋德金所忆，是否表明原来打算去大连的林彪，经过劝说，改了主意，所以传出大连、广州两个去向的说法，也有待考证。
不过，几位亲历者都说过同一个情况。“林豆豆材料”说：
（9月12日）晚九点多，应我的请求帮助我掌握情况的林彪卫生员张恒昌告诉我，他听见了主任跟首长说：“去广州不行，去香港也行呀？！”小张说他始终没听见首长的任何声音。（《林豆豆口述》）
这一情节，李文普有大致相同的记忆：
（9月12日）二十一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林立衡逼着内勤***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
这个情节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间接表明林彪又改了主意，还是不愿意去广州，不然，叶群不会说“去广州不行”这句话；第二，林彪这时得知了叶群要去香港的想法。至于林立果说的把黄、吴、李、邱都交给他，是否指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交给“小舰队”挟持到广州去，不得而知。不过，这个情节，林豆豆和李文普都是间接当事人，而直接当事人张恒昌、陈占照没有关于这一情节的任何回忆。所以，此事有待直接当事人证实。
如果叶群跟林彪说要去香港、林立果说要挟持黄、吴、李、邱去广州，那么叶群、林立果一定向林彪透露了相当严重的消息。因为，很显然，1970年代***中央副主席出境到香港，只能是亡命之举，而绝非正常的政府行为。这一点，林彪不会不知。问题是，叶群用什么理由来劝说呢？是否就是毛的南巡谈话？也不得而知。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林彪得知叶群想去香港的打算，有什么反应？据“林豆豆材料”披露的张恒昌的说法，是“没听见首长的任何声音”。“没听见”有两种可能，一是林彪有回应，但张恒昌听不到；一是林彪根本没有回应。倘若是没有回应，那么，林彪是默许还是犹豫，抑或根本不考虑？没有史料，很难判断。
蹊跷的是，陈占照回忆，当晚“十一点五十分左右，林彪又打铃，对我说马上夜航去大连，不休息了，有些东西可以不带，够用就行了。到大连一个星期就回来，回北京过国庆节。”（《林彪内勤***陈占照关于“九一三”事件的揭发材料》，引自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下册）陈占照的材料来自舒云的书，未见公开发表，可靠性还待确认，至少时间有疑。但公开发表的刘吉纯的口述说：9月12日那天晚上，“叶群给秘书办公室打来***，是李秘书接的，她派我去大连看房子。我问，怎么去？叶群说，坐火车去。我说，夜里没有开往大连的火车。叶群改口说，机场不是有架小飞机吗？我想了一下，说我不想去。她说不去就算了。”（《难忘的“九一三”前夜》）李文普也说，那天晚上“叶群在十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六点去大连’”。
宋德金回忆：9月12日晚上“大约十一点——十一点半，林彪的警卫李文普匆匆回到办公室，一边忙着办别的事情，一边让我立即给大连打***，通知那边做好准备。”（《真实的林彪》）四位当事人的说法细节各异，时间、情节、对象都不一样，但有一个共同的情节：去大连。这说明，临到动身，目的地又改回了大连，至少几位工作人员听到的是如此。叶群说去大连，很可能是为掩人耳目；但林彪要去大连，是同样掩人耳目还是仍旧坚持原意呢？又是一个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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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当时林副主席的话帮我解了围”
1966年9月份，部分军队院校的学生也同地方院校一样到处贴大字报大标语了。由于父亲到张家口解放军技术工程学院指导过文革运动，保护过学院领导。该学院有的持反对意见的学生跑到北京，把写着“打倒消防大队长李天佑”的大标语贴到了***城楼内墙上。
日国庆节上午，在***城楼上，在父亲和许多领导迎接***走过来时，***突然停在父亲面前，面带微笑地问：“过关了没有”？父亲被伟大领袖的这个突如其来的问话问懵了。***的问话是关心还是暗示？是有政治含义还是随便问问？“还没有过关”，林彪替父亲回答道。***接着诙谐地说：“天佑天佑，老天保佑”。说完便接着往前走了。父亲顿时松了一口气。***怎么会突然问他这个话？估计是***上***时看到了***内墙上“打倒消防大队长李天佑”的大标语。“幸亏当时林副主席的话帮我解了围”，事后父亲回忆道。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从党的副主席，党章规定的***的接班人，一下变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伐之”的千古罪人。对林彪及其黄吴叶李邱的揭发，也连带到和林彪有过历史关系的人的评价、猜测、揭发甚至撤职审查。我父亲李天佑1970年9月底病逝。去世前的职务是军委办事组成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那一年的庐山会议，因为父亲病情已经严重没有参加，只是在住地听总政主任李德生专门传达了会议情况。
实际在1970年1月，我父亲便告病假，开始了长达9个多月的休息，直至病故。终年56岁。庐山会议父亲没有参加，让他历史地躲过了所谓“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的一劫，也让他带着从李德生主任那里听到的一些情况的困惑过早离开了人世。
后来在无休无止的”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倒真有一些好心人，宽慰我们，“你爸爸不死，也要受牵连的”。甚至过去我所在单位的一位师职领导煞有介事地说：“你父亲如果不是走得早，也会成为‘黄吴叶李邱’后面的第六个人了”。父亲的死是悲哉？幸哉？
父亲最早在林彪领导下工作，是在1936年红军东征前，到林彪任军团长的红1军团4师10团任团长，政委是杨勇。在这以前，他在彭德怀指挥的红3军团；从连长到副团长、团长，刚满20岁就当上了红3军团5师师长。再之前，参加***和张云逸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以后跟随红7军转战到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
日，父亲参加了平型关战斗，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亮点。当时他是林彪和聂荣臻指挥的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副团长（政委）是杨勇。 686团作为主攻团之一，担任“拦腰斩断”任务。果断夺取了制高点“老爷庙”，保证了整个平型关战斗顺利进展。此后，父亲参加了开辟晋西根据地的大小战斗。1938年3月初，父亲升任343旅代旅长。政委肖华，参谋长陈士榘。下辖杨得志的685团、杨勇的686团和邓克明的补充团，共三个团。
1939年6月，父亲和刘亚楼、杨至成、钟赤兵、谭家述和卢冬生等6位红军高级指挥员在苏联莫斯科治病，同时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林彪当时也在苏联治病，并且是中国***在苏联的负责人。离开战火硝烟的战场和简单、紧张的集体生活，处在异国他乡和平、舒适的生活环境中，让他们有机会从容地在一起交流。家里曾经保留父亲带回来他们在莫斯科的好多张合影照片。后来因为九一三事件，母亲将有林彪的合影照片都销毁了。其实在父亲出国前还有一张和林彪的合影，一共五个人，另外三个人是***，谢觉哉和赵品三（解放后任过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五个人都穿着军棉袄，据说是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照的。五个人的合影里有***和林彪两个很特殊的历史大人物，我们家人都觉得这张照片挺稀罕的。
1962年夏天，广州军区在湛江开军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好放暑假，我们孩子都过去了。一天晚饭后，听父亲讲到他们1941年夏天从苏联回国，同行数人经由蒙古国的乌兰巴托进入中国。走到绥蒙大青山，因受到侵华日军的封锁阻拦，无法逾越，他们不得已返回乌兰巴托。事后林彪批评他们“怕死”。
1944年春，父亲从蒙古国回到延安。1945年参加了党的“七大”过后没有多久，就与林彪等一批领导干部乘美国人的飞机前往太行山的129师师部。最近从江华儿子虞大江那里才得到那次我父亲他们临上飞机前的合影，要走的人军装上都套着降落伞背带。父亲旁边的一个人就是林彪。与送行的人相比，他们没有一个人有笑容，表情都很严肃。他们明白，这架飞机将要送他们重返战火纷飞的前线去了。延安，什么时候再见？前面，又有什么任务在等待他们？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以后辗转到东北。从黑土地开始，父亲重回林彪手下投入了解放战争。
“在东北时，天佑同志曾经救过林总一命”。这是叶群在父亲去世后的一天，和母亲说的。当时我们几个孩子也在旁边听到了。我记得，叶群说的大意是，父亲在松江军区工作的时候，一次陪同林彪出去看地形。阎仲川（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后来任过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也同行，还带了一些警卫人员。天晚路过一个村庄就宿营了。当时东北土匪很猖狂，父亲因为了解到村庄后面有一条河，担心万一有土匪来偷袭，背水作战会很危险。父亲因此没有睡好觉，天不亮就叫醒林总上路。结果他们刚过了河，土匪就追过来了。当地的县大队在河对岸和土匪交上了火，掩护他们很快甩掉了土匪。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父亲讲过这件事，看母亲的反应好像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很多年后我有好几次想去请阎仲川叔叔回忆这一段历史。但是一想，救的是林彪，故事又是从叶群嘴里说出，让别人听起这个故事会有什么反应呢？可惜，当今天我明白要尊重历史的时候，阎仲川叔叔已经去世多年了。现在对我更好奇的是，这个故事如果是真的，父亲为什么从来没有对我们家里人讲过？是他没有在意这件事情吗？
有人说，李天佑是林彪的爱将。我理解，这是指战争中林彪对父亲的重用而言。有几个这样的例子。
一是我父亲换万毅任1纵队司令员。1947年4月，林彪、罗荣桓调时任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的父亲到1纵队当司令员。1纵是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之一。按照当年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东北民主联军改名）总部对所属各纵队的战斗评语，1纵的1师和2师是“主力的主力”。
虽然父亲曾经是1纵的老底子686团的团长，平型关一仗八面威名。而万毅是东北军出来的，东北讲武堂毕业，年龄也比父亲大不少，资格绝对比父亲老。1纵的主力是他当年从山东根据地发展起来的。两年前跟着罗荣桓跨海带到东北，现在要调走他舍得吗？从后来万毅本人的回忆录中我们才知道，万毅不愿意调走，要求留在老部队，并请其他领导帮他做林彪的工作。后来林彪同万毅谈话，同意他留在1纵，改任政委，并嘱咐万毅“可以不做政治工作，但是要学打仗”。万毅明白，林彪是要他跟李天佑学打仗。
二是“三战四平”和“四战四平”。1947年经过东北民主联军春季攻势，给国民党军严重打击后，敌我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为了实现外线作战，从根本上扭转东北战局，林罗决心展开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四平是东北中部主要交通枢纽，是东北的战略要地，日本人占领时期就建立了永久性防御工事，后来国民党守军陈明仁部又加修了防御工事。之前，我军和国民党军队在四平交过两次手。这次是第三次。所以叫“三战四平”。当时我军对四平这样的大城市进行攻坚战斗，还没有经验。守城主力是陈明仁的71军。虽然不是蒋介石嫡系，但军长陈明仁是黄埔一期学生，在蒋介石东征打惠州战斗中勇猛异常，赫赫有名。滇西率军抗日作战立下战功，更是彪炳青史。林彪命令1纵、7纵及6纵一个师，加强五个炮兵营围攻四平守敌，攻城部队统一由我父亲和万毅指挥。在做战斗动员中，我军政治机关就提出“活捉敌71军军长陈明仁记特等功”；先突破敌主阵地，先占领敌指挥所授予“四平部队”光荣称号。部队的士气可以说是“嗷嗷叫”，重奖之下出勇夫！
可是这次四平攻坚战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打得很艰苦。在发起总攻后15天仍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敌人援兵临近，林彪终于命令攻城部队撤退。此次四平攻坚虽给敌人的打击沉重，震撼了敌人军心。但是另一方面，没有完全解决战斗，没有拿下四平城；部队反而损失很大。光1纵就伤亡4千余人。当时部队的怨气和牢骚话很多。作为主要指挥员的父亲，精神压力是很大的。都到上世纪80年代了，父亲一个当年参加过“三战四平”的老秘书当着母亲面，说到这次战斗，倒是很直爽地对我说，你爸爸在苏联吃了洋面包，到东北急于打几个好仗。可想而知，当时的气氛下，这一类的风凉话还不是更多？我看到后来在1952年父亲亲笔写的一个自传中，总结到这次战斗失利对他的思想压力很大，甚至说到“都不爱说话了”。
四平之战失利后，林彪把主要责任给揽下来了。但是要求部队积极总结经验教训。林彪于7月13日特地写了一封信给父亲。
天佑同志：
总部2日关于夏季攻势经验教训总结电，盼切勿草率看过，而应深切具体地研究，使今后思想有个标准。要把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决定于条件的原则（这个原则我同你谈过），革命的效果主义的原则，实践是正确与否的标准的原则，加以很好的认识。你是有长处的，有前途的，但思想不够实际。夏季攻势中。特别是四平战斗直至现在，从你们的电报和你们的实际行动的结果上看，表现缺乏思想，缺乏见识。为了今后战胜敌人，盼多研究经验和学习***的军事思想。凡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无论他是美名勇敢或美名慎重，其结果都要造成损失，而得不到胜利的。正确的思想的标准，是包括实践在内的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在军事上要发挥战斗的积极性，而同时必须从能否胜利的条件出发。凡能胜利的仗，则须很艺术地组织，坚决地打；凡不能胜的仗，则断然不打，不装好汉。如不能胜的仗也打，或能胜的仗如不很好讲究战术，则必然把部队越搞越垮，对革命是损失。以上原则，有益于进步，望深刻体会之。这些原则同时也是我正在努力加深认识的东西。
仅仅8个月后的翌年的2月27日，东总司下达了再攻四平的命令，即“四战四平”。38军军史评述，在当时我军对敌冬季攻势的连续打击下，“林、罗首长为扩大战果，决心趁冰雪未融，有利于我大兵团运动的时机，再次进攻战略要地四平，拔除敌沈阳、长春之间立脚点，进一步孤立长、吉之敌；并争取吸引沈阳方面之敌出援，以大量歼其有生力量，为全部解放东北创造条件”。可见这一次再战四平意义重大。东总司命令“令1纵、3纵、7纵及炮司4个炮兵团执行攻歼四平守敌的任务，统由1纵首长指挥”。
在我军历史上，甚至世界军事史上，都难以找到这样的案例：前后两次同一个地方和目标的大规模作战，前一次作战失利的指挥员竟然又被任命为后一次作战的指挥员。我始终认为，这是林彪战场用将的经典之作！
无论当时或者后来，一定都有人简单的认为，“四战四平”林彪重新起用李天佑，是林彪对李天佑的信任和重用。其实仔细分析，这应该是林彪（同时包括政委罗荣桓）用心良苦！
当时东北野战军还没有兵团的建制，所以这种兵团性质的战役，就要临时指定指挥员统一指挥。这样一个重大的战役行动，重新起用李天佑负责四平攻城战斗会不会再次失手？特别是直接受李天佑指挥的3纵韩先楚和7纵邓华，这两位同级指挥员无论资历还是指挥能力都非同寻常。他们听从李天佑统一指挥会不会服气？林彪作为战役最高指挥员肯定会考虑到这一点的。
我认为，林彪和罗荣桓再次起用李天佑可能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1，从当时我敌两军态势和我军的作战能力上分析，总体上讲，此次拿下四平应该是胜券在握；2，经过对“三战四平”失利的经验教训总结，李天佑本人和1纵指战员对攻坚四平有了成熟的心理和经验上的准备；3，重新起用李天佑也是对一个部下的爱护，给他一个重树威信的机会。
父亲和他的战友果然不负林罗期望。整个四平战斗历时23小时就胜利结束。一个四平城，从我军1946年3月到1948年3月两年中前后四次保卫战和攻坚战，今天终于拿下了。我东北的几十万将士终于出了口恶气，父亲也终于解脱了他肩负的巨大压力。四平解放后，历时三个月的强大冬季攻势也宣告胜利结束，使整个东北战场上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军经过几个月的休整以后，辽沈战役就开始了。
顺带说一下，2005年8月的一天，在京西宾馆的一间客房里，我见到了应邀到北京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的陈明仁将军的大公子陈扬钊。他是广东省政协委员，已经70多岁了。我称他“陈大哥”。我们说起当年四平战斗中他的胞叔陈明信，时任71军特务团的团长，在战斗中被我军俘虏了。我当时胡思乱想，如果真是他父亲陈明仁也被活捉了，我军虽然会多一个“特等功”的个人或集体，但是后来则会少了一个长沙和平起义的历史功臣。
三是打天津。纵改称解放军第38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12月30日，38军接受了主攻天津的光荣任务。根据命令，38军与39军并肩由天津西向天津东实施主要突击，此主攻方向统由我父亲和政委梁必业指挥，38军、39军合成一股洪流，猛打猛冲，先期占领会师地点金汤桥。并继续穿插到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中将。后来父亲应《红旗飘飘》征稿，写了一篇回忆录《红旗插到天津城》。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父亲在林彪的指挥下打过不少胜仗，不少大仗恶仗。他所带过的38军在我军历史上也是响当当的。在生与死的较量，铁与血的撕杀中，这个过程自然增进了林彪对他的了解和信任，也使父亲同几乎所有他那个时期的战友一样培养起对林彪军事指挥才能的信服和对林彪的敬重。这是事实。
解放后，父亲先后在广西军区、广州军区和总参谋部担任领导职务。林彪从中南军区司令员，到后来任国防部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党中央副主席。1969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被指定为***的接班人。我想，当时父亲，虽然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有所不理解，但是肯定也会很高兴的看到，他的老领导“林总”在新一次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受到***这样的信任和依赖，成为了全党的副统帅。
1967年国庆节过后，父亲的一个秘书从云南出差回来后不久的一天，父亲到林彪家汇报工作。从林彪家一回来，他就进到母亲的卧室对母亲说，林彪准备要他到昆明军区当司令员。林彪说，本来想让温玉成（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去昆明，怕他镇不住，所以让父亲去，叫温玉成到总参接父亲的工作。“准备年底前搬家”，父亲对母亲像下命令一样说道。当时我17岁，和我13岁的弟弟听到这个消息可高兴了，天真地说“可以到西双版纳玩去喽”。
可惜后来没有走成。据说是温玉成到总参后接我父亲的工作一时熟悉不了。当时的总参机关是三总部和北京各军兵种唯一没有乱的领导机关单位，虽然也曾发生过上百名军队院校学员冲击国防部大门要揪斗我父亲的重大事件。总参谋部不仅担负着对全军战备、训练和援外等繁重的领导工作，同时还要竭力排除文革政治运动的各种干扰，保证总参机关的稳定和对全军军事工作的指挥不能中断。可想而知，当时还在位工作的几个总参领导的工作量和精神压力都是很大的。
有人问，父亲既然是林彪老部下、爱将，是不是和林彪关系很密切呢？我认为父亲的组织观念很强，他到总参来工作，一直是副职，在有总长和代总长的情况下，他会按照组织原则处理工作。父亲的老秘书跟我们说：“你父亲是林彪的老部下，是四野主力1纵的司令。你父亲调到北京后，甚至逢年过节都很少到林彪家（由于身体原因，林彪只在家里办公）”。“你父亲很低调”。
1968年春节的一天早上，我听父母说，上午要带我一起到林副主席家拜年。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远房亲戚，给我母亲写来一封信，她请我母亲帮助找找她当年在哈尔滨教育局工作的同事叶群，证明她那时的一个什么事情。正好是春节，父母就商量一起去毛家湾林彪家拜个年。到了林彪家，大家问候几句话后，父亲和林彪在林的会客室坐，母亲跟叶群到叶的会客室坐。我就跟林豆豆到另一个房间看她收集的***像章。过了不久，母亲过来叫我走了。刚离开林彪家，父亲就指着手腕上的手表对母亲说：“你看，我们本来说就坐一刻钟，结果呆了半个小时，打扰林总休息了”。父亲那种对林彪歉意的话语和神情，让我后来多次联想到他在50年代末发表的《首战平型关》回忆录中一段话，大意是：在出发到平型关伏击地点的前一天晚上，父亲对副团长（政委）杨勇说，他激动的睡不着觉，“不是紧张，头一回和日本侵略军交手，生怕哪里想不到，误了事”！杨勇同志说：“是呵，全国人民都在等着我们的胜利消息呢”！父亲于是走出去，到林彪师长那里去看看林师长还有什么指示。进到林彪师长屋，看到林彪头上戴着键脑器，父亲后悔，在大战将即的时候，打扰了林彪师长的休息。九一三事件以后，在再版的这篇回忆录里，这段有关林彪的情节被删除了。
日，党的九届一中全会通过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继原来的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谢富治、温玉成、刘贤权之后，李德生和父亲增补进军委办事组。父亲因长期工作劳累病情严重，遂在1969年下半年打报告请求休息。在1970年1月接到休息命令后，终于离开了工作岗位。
1970年10月，父亲病故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林彪在家里接见我们全家。在向我母亲询问了父亲的病情和后事等一些情况后，林彪说：“天佑同志是忠于***的，对敌人狠，对同志和。干了几十年革命，打了几十年仗”。在1970年那个特殊的年月，能受到林彪在家里的专门接见应该是我们全家很荣幸的事情。仅仅一年以后，全家人对此事讳莫如深了。
日，在父亲诞辰8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上将题词“一生忠贞，矢志不渝，英勇善战，我军楷模”。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迟浩田上将题词“一代名将”。
李天佑（）简介：广西临桂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同年参加百色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排长、特务连连长，红3军团第58团副团长、团长，红3军团第5师13团团长、师长、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第10团团长，红1军团第2师副师长、第3师师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副旅长、代旅长。1939年赴苏联学习军事。解放战争时期，任北满军区参谋长，松江军区司令员兼哈尔滨市卫戍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四野战军38军军长，第13兵团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兼军区军政干部学校校长，广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委员。日在北京病逝。原载《华远》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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