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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试试：救国或饿死人民？年河南大饥荒发生了什么
[摘要]中央政府迟缓而不充分的救灾措施也让一些美国的中国支持者开始对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权失望。但是对于在敌后根据地组织救灾的***来说，“不饿死一个人”的承诺为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本文摘自《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周锡瑞，李皓天 编；陈骁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图源网络年的河南大饥荒为我们理解抗战期间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据估计，在河南3000万受灾人口中，大约100至300万人死于饥饿和饥荒引起的疾病，另有约300万人逃离河南。[ 王天奖：《河南近代大事记 》，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第418页。大多数关于河南饥荒的中英文叙述都认为，饥荒导致大约300万人死亡。但是Anthony Garnaut最近出版的定量研究认为，饥荒导致的非正常死亡在100万人以下。Garnaut对死亡人数的较低估计主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国民政府在1943年进行的一份灾后调查；二是将出生在灾年和正常年份人口的年龄组进行比对。参见Anthony Garnaut, “A Quantitative Description of the Henan Famine of 1942,” Modern Asian Studies 47 (2013): 2009,pp. .]美国记者白修德在1943年访问灾区后写道，“这是战时中国最大的灾难，也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饥荒之一。”为了纪念河南大饥荒70周年，由中国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的史诗大片《1942》在2012年上映，将这场灾难带回公众视野。该片以河南籍作家刘震云1990年的一部短片小说为基础，邀请了好莱坞明星演员出演，以生动的视角讲述了灾民逃荒的艰难处境，同时描述了战时政治环境是如何加重了饥荒。饥荒的直接起因是1942年春夏席卷河南的大旱。随着上一年冬小麦在5、6月份的歉收，路边的乞丐越来越多，人们祈求雨水，河南当地媒体在当年7月份就开始发出灾荒警报。极端高温和持续无降水天气杀死了通常在六月播种秋季收获的夏季作物，包括高粱、小米、玉米、黑豆和甜薯。根据Anthony Garnaut的研究，“1942年河南夏季作物歉收严重，产量只有战前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如果再算上冬小麦收成不佳，“1942年河南粮食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了40%。”当年9月份，河南当地的传教士已经注意到灾情。“今年教区正面临饥荒。夏季大旱导致颗粒无收，再加上（冬季收获的）小麦被军队征走，老百姓已经陷入绝境。”到了10月20日，蒋介石派出两位国民党高级官员赴河南视察灾情。1942年末，中央和地方政府展开救灾工作。中央政府向河南拨款两亿元（半数以借款的形式）用于救灾支出，同时蒋下令减免河南的田赋。[ 宋致新编《1942：河南大饥荒》6，第145页。田赋征实要求农民将部分收成交给国家。根据《河南民国日报》的报道，蒋介石下令将税额下调至200万大包，参见《河南省救灾工作之检讨》，《民国日报》（河南）日。但是在河南省政府工作的张仲鲁则认为，中央政府只把税额降到250万包，每包约合200市斤小麦。]但是救灾工作赶不上灾情的蔓延。根据《河南民国日报》的报道，旱灾波及全省82%的耕地，超过1200万人需要救济。此外，维持河南境内将近100万部队的供给同样迫切，官员持续向当地农民强征粮食。危机在1943年春天终于爆发，河南粮价飞涨，吃完了冬季存粮的灾民开始大批死亡。本文利用多方史料研究了河南大饥荒，其中包括：中外媒体对饥荒的报道，国民党和***救灾官员的报告，河南当地外国传教士的记录，以及建国后发表的回忆录和研究。我认为年的河南大饥荒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国际形象（尤其是美国对国民党政权的看法）都是重要的转折点。在国统区约占河南三分之二数量的县中，国民党面对饥荒优先考虑河南驻军而非当地百姓的粮食需求。这意味着国民党失去了河南大部分农村人口的支持。中央政府迟缓而不充分的救灾措施也让一些美国的中国支持者开始对蒋介石和整个国民党政权失望。但是对于在敌后根据地组织救灾的***来说，“不饿死一个人”的承诺为其赢得了民众的支持。河南饥荒的成因 尽管1942年的大旱是河南饥荒的导火索，但是旱灾本身却无法导致如此严重的饥荒。学者们的研究总结了大饥荒爆发的几个关键因素：战时粮食的减产，中日军队在河南封锁交通线造成的运输困难，1938年黄河决堤后对农业区的破坏，通货膨胀引起的粮价飞涨，强征军粮来供应河南境内的军队，以及政府救灾不力。穆盛博（Micah Muscolino）最近以环境史的视角研究了饥荒的成因。创造性地使用“社会新陈代谢”这一研究取向来“追踪能量是如何在社会和环境之间以及通过二者进行流转”，穆盛博认为战时的生态破坏以及征兵和逃亡带来的劳动力损失，导致河南粮食产量锐减。但是军队对“能量巨大需求”（这里指的是对粮食等自然资源和民夫等人力资源的需求——译者注）增大了粮食供应的压力，夺走了属于平民的热量。“遭受战争破坏而处于退化中的河南农业-生态系统不得不向军事系统贡献能量，满足后者的新陈代谢。”河南始终是抗战的重要战场。抗战爆发不到一年，日军就占据了河南三分之一的领土。1942年春天旱灾开始时，日军占据着河南111个县中的43个；国民党部队控制着其余68个县，势力范围位于黄河以南，贾鲁河以西和淮河以北的地区；***的部队则活跃在豫北和豫东地区的抗日敌后根据地。根据吴应銧（Odoric Y. K. Wou）的研究，战争导致了“日本，国民党和***的三角斗争”，使得河南“陷入了无政府状态。”随之而来的混乱局面使得粮食大幅减产，地方粮仓体系的衰败使得农民面对旱灾时愈发脆弱。[ Odoric Y.K. Wou, Mobilizing the Masses: Building Revolution in Hena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6, 170, 172; Wou, “Food Shortage and Japanese Grain Extraction in Henan,” pp.176–77.] Garnaut认为，“1942年粮食的歉收并非孤立现象”。根据他对战前和战时政府农业产量数据的分析，1941年河南国统区的农业产量比战前平均水平下降10%，1942年则下降了40%。在1943年，春秋两季的农业产量开始回升，但是年度总产量依然比战前平均水平低了20%。粮食产量直到1944年才回归正常水平。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造成河南频发严重的洪灾，使得河南遭受饥荒的风险大增。正如Diana Lary的研究指出，截至1938年5月，中国的军事形势已至绝境：郑州和武汉之外的所有大城市都已陷落，而日军正长驱直入准备进攻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作为河南的省会城市和铁路枢纽，郑州也已经岌岌可危。严峻的局势迫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将领决定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决堤，试图“以洪水代替士兵”来争取时间。[ Diana Lary, “The Waters Covered the Earth: China’s War-Induced Natural Disasters,” in War and State Terrorism: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Asia-Pacific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ed.Mark Selden and Alvin Y. So (Lanham, MD: Rowmanand Littlefield, 2004), 143&#; Diana Lary, “Drowned Earth: The Strategic Breaching of the Yellow River Dyke, 1938,” War in History 8, no. 2 (2001): pp.198&#. 郑州是平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枢纽。一旦郑州失守，日军就可以利用平汉铁路向武汉运兵。]花园口决堤使得黄河改道南流，夺淮入海，在河南、安徽和江苏等地造成严重的洪灾。当地将近200万英亩良田在10年内无法耕作。[ O.J. Todd, “The Yellow River Reharnessed,” Geographical Review 39, no. 1 (1949): pp.39–45.]国民政府直到1947年才得以修复大坝。由于黄河改道，流域内区域并无堤坝防护，这些地区在此后的8年里几乎每个夏季都要经历洪水和饥荒。长期的洪涝灾害给河南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根据穆盛博的研究，洪灾不但夺去了豫东325,000人的生命，造成至少1,172,000人流离失所，而且摧毁了河南农民赖以为生的农业土地，“严重削弱了农业产量”。洪水“淹没了豫东32%的耕地”，并且“使得大片可耕地被淤泥覆盖。”黄泛区的农民被迫离开家乡，花园口决堤一年之内就有900,000灾民从河南逃往山西。短时间内人口的大量损失意味着即便在洪水消退的冬季，受灾地区也难以征募足够的人力用于修筑堤坝来抵御不断变化的河流改道。“河南水利基础设施的毁坏”使得豫东百姓完全无法抵御1942年到来的大旱和蝗灾。战时通货膨胀是导致大饥荒的另一个因素。张光嗣在1943年夏季被国民政府派到河南视察灾情。根据张的报告，由于旱灾导致粮食短缺，粮价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百姓无力购买外省运入的粮食。战前小麦的价格是每市斗0.6元，到了1942年麦收前小麦的价格达到每市斗20元，1943年麦收时小麦价格蹿升到每市斗300元。 李文海等人的研究为战时河南的通货膨胀提供了更多数据。如果以1937年春天洛阳的消费价格指数为100，到了1941年12月这一数字上升到倍于战前。到了1943年，甚至连陪都重庆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在都饱受干旱打击的河南，通货膨胀意味着政府的赈灾款在飞涨的价格面前日趋无力。通货膨胀也影响了传教士在河南的赈灾。“在以往的灾年，粮食和其它食物的价格只上涨几个百分点，最多不过翻倍，每人一个月的生活成本只合几美元，这使得赈济饥民相对容易，”William Nowack，一位驻扎在河南泌阳县的传教士在1943年1月写道，“但是现在的局面已经开始恶化（不受控制），每人每月需要两三百美元才能养活，这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通货膨胀令赈灾款的效力大打折扣，灾民在大旱中更难生存。为了维持驻扎在河南近一百万士兵的供给，强征军粮使得灾情进一步恶化。鉴于在公开市场大规模采购军粮会加剧通货膨胀，1941年7月中央政府决定推行田赋征实，以此来保障军粮供给。当征收的粮食不能满足当地驻军需要时，政府还可以强行收购粮食，而收购价格往往低于市场价。“新税制将更多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了农村，”拉纳·米特（Rana Mitter）写道，“突然间，供养军队的负担直接落在了农民身上。”[ Rana Mitter, Forgotten Ally: China’s World War II,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3), pp. 265-266; Muscolino, The Ecology of War, 96. ] 甚至连支持国民党政府的传教士都对田赋征实的影响颇有微词。Dr. Catherine Simmons描述了1943年遭灾的西华县，“征收军粮的负担愈发沉重。自从我到河南以来就看到成串的大车涌出本省，车上满载军粮。因此本地已经没有存粮。”1949年之后的文献对强征军粮有更尖锐的批评。时任河南建设厅长的张仲鲁认为，蒋介石派到河南“腐败和强盗一般的军队”以及汤恩伯的剥削政策是导致饥荒如此严重的原因之一。河南人民把汤恩伯与洪水、旱灾和蝗灾并列为河南“四大祸害”。中国大陆学者宋致新认为，截至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在河南已累计征收3亿4000万斤小麦用作军粮。这一数目令中央政府2亿元救灾款能购买的2000万斤粮食相形见绌。电影《1942》把强征军粮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观众面前。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要求河南供给75万吨粮食。当河南省长李培基请求蒋鼎文看在饥荒的分上暂缓征粮时，蒋却毫不留情地回答，“万千的弟兄正在奔赴前线，谁知道一个月以后我能带回来几个人…如果两个人要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了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都饿死了，我们就会亡国。”视察灾情的政府专员张光嗣也认为，供给如此众多的驻军对河南百姓而言负担沉重。在一份日期为日的报告中，张总结了河南饥荒严重的四个原因：粮食价格的快速上涨，军粮的沉重负担，土地贬值太快使得农民即使卖地都无法生存，地方官员挪用救灾粮款的渎职行为。由此可见，连张光嗣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都认为河南的大饥荒不仅是“天灾”。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图书简介 《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周锡瑞，李皓天 编；陈骁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1943 年，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蒋介石写作并发表了《中国之命运》并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会晤；蒋夫人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了历史性的演说；新疆脱离了苏联长达十年的控制回归中央；河南遭遇了灾难性的饥荒；***正在经历延安整风中最后也是极左的“抢救运动”。一旦把关注点集中在特定的一年，就能发现这一年发生的很多事件，都对后来的历史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年，作者试图在本书中对一些特定时刻进行史实重建，在作者看来，这是超越以中美关系为核心的狭隘的抗战研究的最好办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决定中国命运的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发展事务。（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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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揭秘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恐怖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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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说起1942年河南大饥荒，那些经历过的老人们还是忍不住流泪，1942河南大饥荒有多恐怖？从河南到陕西、甘肃，1942河南大饥荒经历了多少生离死...
说起1942年河南大饥荒，那些经历过的老人们还是忍不住流泪，1942河南大饥荒有多恐怖？从河南到陕西、甘肃，1942河南大饥荒经历了多少生离死别和人吃人时间？今天，我们详细梳理了1942河南大饥荒的全过程，大家一起感受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悲惨岁月。1942年春，河南饿殍遍野。豫中、豫南、豫东数百万的灾民开始向洛阳聚集，从此，300万河南人开始了漫漫“闯西关”之路。向西，向西，这是一场没有目的地的逃命迁徙。&&&&河南省档案馆向本报记者展示的一份档案显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个：大多数经洛阳，沿陇海线向西进入陕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还有一部分，北上进入抗日边区；还有极少数向东进入日占区。1942年河南大饥荒中的老人和小孩&&&&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生路：陕西&&&&徒步搭车讨生计 百万灾民“闯西关”&&&&河南人当时为何选择向西逃？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表示，1942河南大饥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陕西，因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肃，远离战区，有广阔的大后方。当时在南边，日本人占领了武汉；在东边，黄河以东都被日军占领。日军占领的都是交通比较发达的地区，豫西、豫南都是山区，豫东的经济要比豫西发达得多。&&&&在这种情况下，灾民可以说别无选择，唯有一路向西。不过，逃亡陕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难民，豫北的难民则向山西逃。“豫北难民顺着陇海铁路往西逃的很少，因为要过黄河才能往西走，日本当时封锁黄河渡口，黄河铁桥也炸掉了，逃荒也要通过日本占领的黄河渡口。”&&&&1942河南大饥荒还有一个因素，历史上惯常的逃荒路线也是向西逃，有这种西逃的习惯。&&&&三门峡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石耘一直在研究1942河南大灾荒。他说，当时豫东地区是日寇占领区，西边是国统区，西边陕西、山西没有遭遇旱灾。蝗虫在比较寒冷的地方，或雨水比较多的地方不适合生长。加上蝗虫总是成群结队地啃噬庄稼，豫西的一些山区，隐蔽性强，可能还有一些粮食幸存下来。在难民心中，向西，或许还有一条活路。&&&&徐有礼和石耘都认为，当时1942河南大饥荒的难民乘火车逃难的是极少数，多数人是徒步。“陇海线郑州以东已被占领，能通车的是洛阳以西。坐火车逃难的，充其量最多占总人数的1/3。当时火车数量很有限，运载效率很低，大部分是运货的，难民都是坐在货上面。当时火车时速估计只有30公里，从洛阳到三门峡走走停停估计要两天。家境好一点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车，多数人是徒步。”石耘说。&&&&1942年河南大饥荒之起点：洛阳&&&&火车站人挤人 父亲挤上车弃儿被煮食&&&&九朝古都洛阳，当时是灾民逃难的起点，也是300万逃荒者噩梦的起点。&&&&今年82岁的寇景素老太太，其父亲当年曾任洛阳火车东站站长。提起当年洛阳火车站的场景，老人家连叹，“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在死人。”&&&&当时，洛阳西站是货运站，东站是客运站，父亲当时还是东站一个车队队长。只要有火车经过，成群结队的难民就像蚂蚁一样爬上去。难民们管不了是否超载，火车顶上以及车厢外面都经常爬着人。在争抢过程中，很多人跌下火车，摔得断腿断手。最让人痛心的是，一家人，母亲上了车，两三岁的小孩，实在送不上去，火车一开，小孩在火车下面哭喊妈妈，但大人却已在汽笛声中扬长而去，母子从此永别。&&&&当时的洛阳火车站每天都在上演生离死别。亲情，在灾难面前也变得如此苍白。1942年隆冬的一天，天气酷寒，一名男子一瘸一拐抱着骨瘦如柴的儿子来到站台外面。为了搭上往西逃亡的列车，这名男子已经在这里等了十多天了。终于，汽笛声响起，刹那间，蜷缩在各个角落的难民就像饥渴了一个冬季终于遇到猎物的狮子，潮水般地涌向站台。车来了，这名男子知道自己拖着瘸腿是不可能带着小孩一起上火车的，他用白布把3岁的儿子绑在车站旁边的一棵树上，自己加入了挤火车的大军。而被绑在树上的孩子，则拼命叫着爸爸，但男子头也没回，就消失在人流中。后来，听说这个孩子被难民煮着吃了。&&&&“这时的车站还不如说是一个臭气熏天的货场，只不过，货场运的是人，人和货物没有任何区别。”老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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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ICP备号【史思】1942年河南大饥荒恐怖场景让人心惊肉跳！
【史思】1942年河南大饥荒恐怖场景让人心惊肉跳！
核心提示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当时的相关报道：战乱天灾袭击中原1938年，为了阻挡日军，蒋介石密令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形成了400多公里的黄泛区。河南肥沃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泽国，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89万死亡者的姓名，随着1938年那次花园口决堤，刻满了黄河两岸。花园口决堤在军事上打乱了侵华日军的部署，为国民政府赢得了喘息之机，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使得中原地区又多守了六年而没有沦陷，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对于河南的百姓来说，损失惨重。刚刚度过水深火热之后的4年，一场天灾人祸袭击了河南大地。1942年河南全省遭到旱灾，秋粮完全绝收。大旱导致蝗虫遍地，蝗虫过境后，大地连一点绿色都不留。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中原大地“赤地千里”，“哀鸿遍地”，灾民“嗷嗷待哺”。蒋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认为省政府虚报灾情。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有什么样的领导，就会有什么样的下属。国民政府驻河南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仍强征军粮，几乎掠走了农民所有的收获。农民手中没有丁点儿余粮，不到年底，已有大批村民饿死。活着的人们，踏上了逃荒要饭的漫漫征途。战乱，天灾，人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蔓延。当时，汤恩伯兼任第一战区副司令，以三四十万军队驻河南等地。豫南大灾，汤部仍大事扩军，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汤部为了维持军费，在重灾之区大事征敛，河南省税征起“汤粮”。他的所谓救灾只是表面功夫，1943年春，灾情发展到顶点，为防日军来犯，他还强征民工数万人大修黄河。结果工程没有做好，而死亡者不计其数。“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河南人民把汤恩伯列为四害之一。最先揭开河南大饥荒的内幕是《大公报》的记者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在长达6000多字的通讯《饥饿的河南》中写道：“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到了昔日繁华的洛阳街头，跃入张高峰眼帘的是更加悲惨的景象，到处都是“苍老而无生气的乞丐”，“他们伸出来的手，尽是一根根的血管；你再看他们全身，会误以为是一张生理骨干挂图”，这些苍老的乞丐“一个个迈着踉跄步子，叫不应，哭无泪，无声无响的饿毙街头”。离开洛阳继续南行，“一路上的村庄，十室九空了”，饿狗畏缩着尾巴，“在村口绕来绕去找不到食物……吃起了自己主人的饿殍”。 在叶县，他看到当地老百姓吃的是花生皮、榆树皮、一种毒性很强的野草“霉花”、甚至是干柴……所有人的脸都是浮肿的，鼻孔与眼角发黑，手脚麻痛。物价已经涨到不可理喻的程度，许多人被迫卖掉自己的年轻妻子或女儿去做娼妓，而卖一口人，还换不回四斗粮食……这篇报道被《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改了标题，日，《豫灾实录》未经任何删改发表后，被遮掩的河南大饥荒大白于天下。第二天，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社论《看重庆，念中原》。他将逼灾民纳粮的官员比作“石壕吏”，更提出质问：中央宣称的赈灾款项为何迟迟未能到位？政府既然可以“无条件征发一切物资来分配分售”，为何不征发既得利益集团资产用于救灾，却对灾民敲骨吸髓“照纳国课”？《大公报》的报道和评论，激怒了蒋介石，他下令将《大公报》停刊三天。“停刊事件”轰动大后方，复刊后民众争购《大公报》，其发行量从停刊前的6万份激增至10万份。3月初，尚在河南的张高峰被国民党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并遭刑讯。白修德向蒋介石面陈灾情《大公报》的报道，震撼了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西奥多?H?怀特，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弟子），出于人道主义的使命和记者探求真相的责任感，1943年2月末，他和另一位美国记者（时任英国《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道，冒着艰险，几经辗转来到河南。在洛阳，白修德、哈里森?福尔曼以及洛阳天主教会主教美国人梅根，骑着马在河南乡村调查。马背上的两个星期所见，惨不忍睹。这两位西方的记者，被河南人间地狱般的场面震呆了：无穷无尽的难民队伍，随时因寒冷、饥饿或精疲力竭而倒下；寻找一切可以吞咽的东西来吃的饥民，因此而失去生命；一群群恢复了狼性的野狗，肆无忌惮地吞噬着死尸……最触目惊心的，母亲将自己的孩子煮了吃，父亲将自己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的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吃，然后全家自杀……“没有人真正了解河南大灾的严重程度。官僚机构一层层掩盖着灾荒的真相……”和张高峰一样，白修德出离愤怒：这个政府非但不作为，而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军队征走了农民的所有粮食，仓库里堆满了吃空额剩余的粮食，军官们便通过黑市倒卖这些粮食中饱私囊。教会和清廉的官员，却要花高价从黑市上买来粮食用于赈灾。当1942年秋收税粮征齐之后，政府才伪善地宣布免除河南1943年征税。郑州是这场饥荒的中心，战前的郑州有12万人口，眼下已经锐减到大约3万人。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150至180人之间。还活着的人都骨瘦如柴，卷缩在麻袋片，在大街上游荡……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白修德离开的前一夜，郑州的政府长官宴请了白修德三人。出于记者的职业敏感，白修德留下了那晚筵席的菜单，计有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还有炸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此外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馅饼上撒满了白糖。白修德说，这是我平生吃到的最漂亮和最不忍吃的一席菜。日，白修德的报道《等待收成》刊发在美国《时代》周刊。正在美国访问的宋美龄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十分恼火，以中国政府领导者对待媒体和记者的方式，要求《时代》周刊的老板卢斯解雇白修德。显然，宋美龄被拒绝了。出生在山东半岛的美国传教士之子卢斯，经营着《时代》周刊这一传媒帝国，喜欢中国，也支持中国的抗战。但他反对政府对媒体运作的任何干预。宋美龄这招在美国，当然不灵光。蒋介石领导的重庆国民政府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不得不接见白修德。白修德在他的回忆录中，详细地记录了这次无冕之王与中国元首的见面。白修德清楚地记得，蒋介石在开始听取他的报告时，带有明显的厌恶情绪。他向蒋介石申明，军队的强征军粮让老百姓陷入无米之炊的境地；救灾物资根本就没到灾区；大批农民逃荒要饭，几百万人饥饿而死；在受灾最重的地方，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蒋介石眉头一蹙，赶忙打断了白修德的话头：“白修德先生，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白修德：“我亲眼看过狗吃人！”蒋介石又否认：“这也是不可能的！”当白修德拿出大量现场照片后，“总司令的腿开始轻轻抖了一下，有点神经质地抽搐。”在这个中国一号人物的强力干预下，河南的救灾行动还是迅速启动了。1943年，白修德深入河南灾情采访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人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原文标题：1942年河南大饥荒恐怖场景让人心惊肉跳！原文链接：http://mp./s?__biz=MjM5MTYzNDA3Nw==&mid=&idx=3&sn=9081c6aefca1be30d1dd3e5e9f6b9769&scene=1&key=2f5ebe97e7afdccdb3bb623e2dc8099bca39f34c280e7&ascene=1&uin=MTU0NDQ2OTg4MA%3D%3D&devicetype=webwx&version=&pass_ticket=NNX2Xt9PTzM9%2BVzyyCiAb%2F0U2H63R%2FfguOiKvLniNy6GcJ1VX7jPTKuvVXVuBml8主编|罗莉华编辑|于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