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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振常为《细说三国》所做序
&&&&文/唐振常&&&&?
来源：易文网
&&黎东方先生既以九二高龄于一九九八年初逝世美国，他那写完出齐从史前到民国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雄伟计划，自然中道而废，这于黎先生的名山事业自是莫大遗憾，而对喜读“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众多读者来说，更感损失无穷。所幸黎先生生前已有台湾传记文学丛刊《细说三国》上下册之刊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信守前约，今兹出版《细说三国》大陆版，我承命续为之序，今番拜读黎先生两年前寄来的这部大作，写下这篇序文，惜不能就正于黎先生之前了。&&&&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或如治棼理丝，或如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陈寿的《三国志》，分写魏蜀吴，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写之，每成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读陈寿书，如不辅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但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则在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之盛行。《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京戏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说三分”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起初专门说讲三国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陆游“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东汉末人，不过这并非“三分”之主题故事政治与战争，而衍化成了赵五娘琵琶记的爱情专题。从陆游此诗，一可见说书听书的盛况，一已显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当然，放翁轻轻的一笔“身后是非谁管得”，如今发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种种怪现象，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历史被糟践到了不成样子，远非放翁当年所能想象。&&&&黎东方先生是前辈史学家，又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多作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他所讲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难得他多少年以后还坚持下去，尽管他或许不作口头的讲史了，却以其治史讲史所得，笔之于书，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已成的元、明、清、民国初年诸史，和现在这一本《细说三国》。&&&&《细说三国》是真正的说三分。全书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总纲，简述东汉末年形势。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带出事件，间插入事件的命题，仍归结于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写蜀、魏、吴的灭亡，殿以刘禹锡《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战争过去，人世循回，怀古念今，意气油然。话题转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国时代的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科学诸方面，约而举之，以为结束。&&&&读竟全书，以为黎东方先生所写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正因他对三国史深有研究，每在叙述过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误，对于陈寿《三国志》他不轻信，指出所记不实或各传互为矛盾之处甚多，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本人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黎东方先生于此，提出“历史不可深考性”，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与胡适之先生引张载说，指出研究当于不疑处有疑，是从事之两面去探究真实的科学原则。黎东方先生写三国史，必然时时会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难者，黎东方先生在维护真史的基础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举一例，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先生以为绝妙之文，引之书中，读后确感是佳文。黎先生细考《表》中所记从征将领，在《吴志》各传中皆有如实记载，断言此《表》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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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三国 -- 原出版自序
　　----写在《细说三国》之前　　黎东方　　××主编要我把当年在重庆“开讲三国”的经过，向年轻一代读者说一说。我真有点不好意思。怕说得太多了，叫人难以相信。所以，我只想轻描淡写说一下。当年在重庆捧过我的场，而今日在台湾的，人数不在五千以下；我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到今天还在背后捧我，见面的时候鼓励我。他们甚至“加油添醋”，给了我不少我无权接受的荣誉。例如，说我讲了《红楼梦》，又说我是中国最早的一位演讲卖票的人。　　在中国最先以卖票的方式演讲的，不是我，而是战前在北京的一位名教授周炳琳。他所讲的是政治问题。在重庆最先以卖票方式演讲的，似乎是我。但是，龚德柏先生说，是他。大概是他，也许还是我，记不清了。　　在外国首先卖票演讲的，可能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也许是另一人。让将来的有心入。以这个题目写一篇博士论文罢。　　我开始讲《三国》的一天，是日，一连讲了十天。地点是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的山东省立实验剧院。为什么要在实验剧院?因为，院长王泊生是我的好友(也是当时名叫蓝苹，其后名叫江青的一位女演员的老师)；王泊生把该院的大礼堂借给我，不收场租。　　为什么要讲十天?因为，一天讲不完。说书人讲《三国》，讲上一两年。也每每讲不完。十天，只不过是把九十六年的大事与若干值得一谈的小事，浓缩了又浓缩，给听众提供一个提纲挈领的叙述而己。十天的讲题，每天换一个，第一天是“合久必分”，第二天是“董卓”，第十天是“分久必合”。　　根本，为什么要讲?为什么要卖票？为什么不讲别的，偏要讲《三国》?为什么要讲?是为了卖票。不是为了讲而卖票，是为了卖票而讲。为什么要卖票?因为穷。为什么穷?因为通货膨胀。战前，我的一个月薪水，可以买一百双皮鞋，或四十担米。到了 1944年，我的一份专任薪水只买得了一双皮鞋。买了皮鞋，便无钱买米。这都是被日本人害的。　　当时，有了免费的场子，我却没有现款去登报上的广告、印刷入场的票。好心的《中央日报》社同仁，特许我先登广告，后收广告费。印刷公司也让我先印入场的票，后收印刷费。在门口卖票、收票的，是几位富有活力的忘年之交，他们纯尽义务，不收报酬。　　没想到，一炮打响，穷人用和平的方法翻了身。第一天，便来了三百多人。每人的门票是法币四十元(当时美金一元的官价，是法币二十元)。一连十天，总收入相当于我的教授薪水几十个月。　　其后，重庆近郊化龙桥的热心人士，邀我去作了一串演讲，重庆下半城的民众也邀我到都邮街附近的合作会堂，讲了一串。这两串．我都只讲了五天。一方面，我似乎觉得钱赚得太多，会遭造物者忌；一方面，也确是精力有所不及。天天晚上站在那里，一口气指手画脚，说上两个多钟点，一连五天已经够辛苦的了(第一串，能讲十天，是因为在下午讲，并且当时颇有点要钱不要命的决心)。　　再其后，到了泸州、昆明，每每只讲三天。分别以曹操、孙权、诸葛亮为主题。三天的收入，当然不比十天的多。于是，我又添了唐朝与清朝两个“戏码”。唐朝的三个主题，是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三个主题，是康雍乾、太平天国、慈禧。有时候，专讲太平天国，便以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三个人为主题。　　胜利以后，我在南京、贵阳、安顺也讲了几次，后来用九百六十张讲演票的收入付清了一架从贵阳到香港的小飞机“包机”的费用。航空公司的高级职员向我道贺，他说：“的确，全国还不曾有一位教授用自己的钱包过敝公司的飞机。您比胡适之有办法得多了。”我说：“哪里，哪里!我所花的却也不能算是自己的钱呢。是热心于听我演讲的，成千的可爱可感的听众的钱呢。”　　为了报答这些可爱可感的贵阳听众，我特别破例写了简要的讲辞大纲，每天印了一张报纸，折起来，成为十六开的薄薄的一本“分册”，题为《新三国》，定价每分册银圆五分，一共有六个分册。　　这《新三国》，其后在旧金山与槟榔屿均重印了一次。吴俊升先生交了一部给浦家麟先生，于是远东图书公司也发行了台北版(未订版权***契约，只是租赁版权性质)。　　现在，我开始用“细说”的体裁写《细说三国》，以就正于台北及世界各地的读者诸君。这细说体裁的《三国》，应该与演义不同，也与《新三国》不同。它将与《细说清朝》、《细说明朝》、《细说元朝》等等成为姊妹篇。倘若《细说清朝》已蒙万千读者谬许为可读性颇高，则这部《细说三国》的可读性，有希望不比《细说清朝》差。因为，三国人物的本身，就比清朝的所有人物更富于传奇色彩。　　我是一个大愚若智的作家。有人说我“聪明绝顶”；其实我是笨到极点的人，只是外表略带秀气而已。有许多事情我想不通，有许多道理我弄不明白，有许多句子我写不顺。我只是懂得，像我这样的笨人，惟有埋头苦干才能得救，惟有把句子一改再改，才念得顺，惟有把写成的文章一段一段地删，一篇一篇地撕了重写，才勉强敢拿出去。我这个文章“厨子”，所做出来的菜未必色香味俱备。但区区微衷，很希望读者诸君吃了容易消化。　　这却《细说三国》，不是《三国演义》或陈寿《三国志》的修订本，也不是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的改编。这三部书各有千秋，非不才如我所能改动。　　民国时代的卢弼，编了一部《三国志集解》。堪称为我们之中的裴松之。他有裴松之的耐心，抄录了不少裴松之以后的雪泥鸿爪。吕思勉、祝秀侠与姚季农、李则芬四位先生也都作了或多或少的贡献。　　对《三国志》贡献最大的，直至今日为止，恐怕依然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作补注的裴松之，与《资治通鉴》及考异的编者司马光。我的法宝，也就是他们写的这几部书而己，不惜对读者“和盘托出”，为的是让后起之秀能够写出比这《细说三国》更好的书。此外，碑铭、地方志，有关各人的文集诗集，与当代各方学者的短篇论文，也都是我的法宝，趁此一并公开。十五 诸葛亮
　　诸葛亮在出山以前，是很普通的一个文士，对曹操并无恩怨，和孙权这一边也没有什么联络，虽则他的胞兄诸葛瑾已经由于孙权姐夫弘咨的介绍，在孙权身旁当了一名左参议之类的官。
　　诸葛亮究竟是那一省的人?我倘若说他不是河南省人，就难免为万千的河南乡亲所不能宽恕。实际上，依照今日户籍办法的规定，他应该是一位在河南省设有户籍的中国国民。
　　倘若严格地按照生在什么地方，才算是什么地方的人，那末，他应该是山东人了。他的出生地，是(今日沂水县附近的)琅邪郡阳都县。
　　更严格的算法，是算他的“近代祖先”，与“远代祖父”。他的近代祖先，是诸城县的葛家。这诸城县的葛家，迁居到别的郡县，喜欢自称“诸葛”。
　　他的最古的祖先，是河南东部的葛国的国君，曾经与商朝的成汤作邻居，被成汤讨伐过。
　　所以，说来说去，他还是敝省河南的人。
　　也许，湖北省的朋友们会抗议。理由是，诸葛亮所住的“隆中”不在别处，在湖北襄阳的西边郊外。
　　河南人的答复是：襄阳在当时离开我们的南阳太近。而且，诸葛亮自己说过：“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诸葛亮从来不曾说过“躬耕襄阳”啊!
　　然而，像诸葛亮这样我们都喜欢的人，就让他多兼几个省籍，有什么不好呢?古希腊的大诗人荷马，不是曾经有过七个国家声称荷马是它们的国民么?
　　诸葛亮之所以获得一千七百多年以来这么多人的喜欢，第一大概是由于他既忠且勇且智。忠臣很多，勇将也不少，忠勇而兼有计谋的，便没有几个人比得上他了。
　　他而且颇有文才。&隆中对&与&出师表&均足以确定他在中国散文史上的地位。
　　依我个人的愚见，他最感动我们的地方，是他对刘备的一份死生不渝的义气。他明知由于荆州南郡之失与关羽之死，消灭曹魏已不可能。然而他依然出兵六次(所谓“六出祁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
　　他另有一点十分可爱的地方，是长得漂亮，一表人才(他所娶的太太传说极丑，倘若真是如此，那就更足以显出他的“伟大”。我的父亲曾经告诉我：“诸葛亮娶一个丑太太，是十分聪明的举动。否则，他就不能专心办公了。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有一位热心的朋友向我建议，公开演讲时，说诸葛夫人是“三心牌”：见面的时候恶心，摆在家里放心，想起来伤心。其实，诸葛夫人并不难看，“难看”的谣言的主要来源，是黄承彦老太爷自己一封信。黄老太爷在信中向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虽然长得难看一些，却可以帮你做一些扫地煮饭之类的粗事。”谣言的另一来源，可能是南阳的女孩子们或襄阳的女孩子们“同行相嫉”，见到诸葛夫人嫁得了那么漂亮的小伙子，就妒火中烧，纷纷想象诸葛夫人的毛病，例如太高了，太矮了；眼睛大得像驴子，或小得像一条线；耳朵肥大像猪，或长长的像兔子；脸是马脸，又麻；或脸是扁得像饼，鼻孔朝天，等等……这虽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却可以说得上是“仇人心中出无盐”了)。
　　我应该把文章写得略为平淡一些。诸葛亮与他的夫人，未必是一对堪比于孙策与桥大***，或周瑜与桥二***之“一对璧人”；也未必是“郎才女貌”。至少是，郎才而女不太丑罢。
　　一般老百姓另有他们喜欢诸葛亮的原因：诸葛亮会呼风唤雨(借东风)，会制造自动的木牛流马，也会把周瑜气死，把王朗骂死。这些，都是上了&三国演义&作者的当。
　　诸葛亮哪里会有什么呼风唤雨的能力呢?他也不曾制造出不需人力推动的木牛流马；妙计他诚然有，而且很多，却未必每一次都能胜利。总之，只是比起一般的文臣武将，较有能力而已：不是天才，更不是“妖道”。
　　他生平不曾穿过那八卦袍，也没有不分寒暑，手摇鹅毛扇子一柄。他头上戴的是不是有青丝带的帽子(纶巾)，也大有问题。
　　最先说诸葛亮“尝服纶巾，执羽扇，指挥军事”的，是&三才图会&的著者王圻。王圻是明朝人。
　　宋朝的苏轼，认为“手执羽扇．头戴纶巾”的，是周瑜。苏轼在他的“赤壁怀古”一首&念奴娇&词里写了：“遥想公瑾(周瑜)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苏轼比王圻早了好几百年，离开三国时代较近，似乎他说的话要比王圻的“可靠”。却也未必。苏大先生的诗词好，文章好，字也写得好。考据与考证的学问却常常有毛病。&赤壁赋&中的赤壁，并不是当年周瑜对曹操打仗之时的赤壁。赋中有“东望夏口，西望武昌”的话，把这两个城市的地理位置也说得很不精确。
　　他在“赤壁怀古”的这一首词之中，说周瑜刚刚娶了“小乔”不久。事实是，已经娶了她九年以上。
　　苏轼不曾注意到“赤壁之战”发生之时，并不是夏天，而是冬天。周瑜不需要挥动他的“羽扇”。
　　那末，究竟是谁有“羽扇纶巾”?是宋朝苏轼所说的周瑜呢?还是明朝王圻所说的诸葛亮呢?是不是王圻确有所本，而苏轼并无所本?是不是王圻与苏轼都不过是“说说罢了”，没有下过什么考据与考证的功夫?
　　倘若我们去请教京剧专家，他们的答复就很容易叫我们立刻有“无可奈何的满意”。专家说：“历史是历史，戏是戏。”“羽扇纶巾，诸葛亮在戏台上已经用了；就让他用下去罢。周瑜，有两根野鸡毛插在头上，就不必也用羽扇纶巾了。”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是老生，而周瑜是小生。历史上的诸葛亮却比周瑜小上七岁。当时，建安十三年，诸葛亮二十七岁，周瑜三十四岁。
　　京剧之中的诸葛亮，嘴唇上挂了很长很多的黑颜色的胡子。这个我当然反对，但是还可以容忍。周瑜呢了，一位盖世英雄，被专家们插野鸡毛在他的头上，披了粉红色的袍子在他的身上，而且逼着他用娘娘腔说“小生”式的湖北话，真正岂有此理!
　　诚然，“历史是历史，戏是戏”。但是，我们学历史的人从来不敢糟蹋京剧家们的戏；为什么京剧家们老是喜欢歪曲我们的历史呢?
　　乘此机会，我代表敝同行若于人对三家电视台的某一些历史连续剧的制作人、编剧人、导播人、登广告的提倡人，同时附带地提出相当严重的抗议。抗议什么呢?抗议你们把吕四娘送进了少林寺，和许多和尚混在—起!也抗议你们把雍正皇帝也写得年轻英俊，一度迷惑了吕四娘。对不起。
　　话归本题，我们还是谈谈诸葛亮罢。他家原姓葛，老家在徐州琅邪郡诸县(山东诸城)，迁居到阳都县(沂水)。他本人流落到荆州南阳郡的邓县。汉朝的邓县故城一名“隆中”，不在今天的河南，而在今天的湖北，襄阳县之西二十里。
　　他之所以流落，由于父亲诸葛珪早死，随了叔父诸葛玄到(江西南昌)豫章郡。诸葛玄受刘表之任命，当过很短时间的豫章太守；被曹操派来的朱皓赶走，去了襄阳闲住；不久，病死。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失了依靠，就作了农夫，在“隆中”长住下来。
　　请葛亮住在隆中，所过的生活是地地道道、半耕半读的生活。他不能不耕，因为叔父诸葛玄已死，他自己在刘表的衙门里并无一官半职。他不能不读，因为志趣很远很大。
　　他读书的方法，是注重大的问题及其解决方略，而不肯浪费时间与精力在琐碎的、咬文嚼宇的“小题目”上。
　　几十年前，笔者曾经在巴黎请教过袁世斌(冠新&先生：“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办大事?”袁先生说：“脑筋清楚，就可以办大事。”我又问；“怎么样的脑筋，才算得是清楚?”袁先生说；“清楚，就是有条理：懂得提纲挈领，把事情分出一个大小先后。”
　　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可能便是如袁先生所说：研究出事情的大小先后，及其处理的方法。
　　他的三位同学，都和他不同，喜欢把书上的字句完全记住，完全背得。这三位的姓名是：石韬、徐庶、孟建(他们的宇，是广元、元直、公威。诸葛亮自己的字，是孔明)。
　　诸葛亮曾经看出这三位同学的志愿与能力，说他们将来可以做官，做到刺史、大守(后来石韬果然做到太守、“守典农校尉”。汉朝的“守”字等于民国初年的“署理”二字。如徐庶在长坂坡之役以后，因老母留在樊城，落入曹军之手，而回到北方投了曹操，在曹操下边做到了“右中郎将”与御史中丞。孟建做到了凉州刺史、镇东将军)。
　　三位同学在当时问诸葛亮：“你自己的志愿与能力呢?”诸葛亮不肯答复，只是笑而不言。
　　他们三人，尤其是徐庶，其实也并不是不知道诸葛亮的志愿与能力。因为，他常常把自己与管仲、乐毅相比(管仲辅助齐桓公尊王攘夷；乐毅把亡掉了一大半的燕国，完全恢复，而且占领了齐国的十分之九。诸葛亮有志于使得汉朝中兴，于此可见)。
　　当时的一般人都认为诸葛亮太狂妄。徐庶却深信诸葛亮确有比得上管仲、乐毅的能力。
　　还有两个人，也很深信诸葛亮是天才。其中的一位姓崔，号州平(名叫什么，现存的史料没有记载)，是(河北省蠡县南边的)博陵县人，避乱住在荆州。父亲崔烈是名士，可惜花了钱买司徒与太尉的官位，声誉一落干丈。其后，因为大儿子崔钧参加了袁绍的讨伐董卓运动，崔烈被董卓关在牢里；董卓死后，被释放；李催来到长安，崔烈死于李催之手。崔州平是崔烈的小儿子。
　　诸葛亮的另一位知己，是长他一辈的亲戚、襄阳人庞德公。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是诸葛亮的姐夫。庞德公说：“诸葛亮好比是一条卧龙”(睡着的龙，还不曾醒，醒了就会飞走)。
　　庞德公对于自己的侄儿庞统也很称许。说庞统是一只凤雏。凤雏，就是雏凤，出生了不久的凤凰，将来前途无量。
　　庞德公的一个朋友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也流寓在襄阳，带了家眷与庞家同住在洄湖之中的一个小岛之上。这个岛，叫做鱼梁岛。这位司马徽颇有知人之明，庞德公称他为“冰镜”(&三国演义&的作者误写为“水镜”)。所谓冰镜，意思是：司马徽极冷静，能够冷眼观人，冷得像冰，而看人看得准，像镜子一样。
　　司马徽的经学、史学、子学，都有相当深的造诣。远方青年走来跟他念书的颇有几位。知名的有向朗、尹默、李仁。这三人都在刘备取得益州以后，做了重要的官：向朗当了几任太守，做过诸葛亮下面的“丞相长史”，及光禄勋、左将军；尹默作过“劝学从事”、太子仆射(教刘禅读&左传&；李仁的儿子李譔了尚书令史、太子庶子、太子仆射(教刘禅的儿子)。
　　司马徽似乎不曾做过诸葛亮的老师，他与诸葛亮的关系，是师友之间；在年龄上比诸葛亮长半辈。
　　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里面说：把诸葛亮介绍给刘备的，是司马徽。刘备走到了司马徽家，专诚拜访，向司马徽请教对当时的局势看法如何。司马徽说：“我不过是一个儒生，俗士，根本不识时务。识得时务的，这里有卧龙与凤雏二人。”刘备进一步再问：“谁是卧龙?谁是凤雏?”司马徽告诉他：“卧龙姓诸葛，名亮。凤雏姓庞，名统。”
　　&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记载的与此不同：刘备驻屯在南阳郡新野县，遇到徐庶，对徐庶十分器重。徐庶向刘备说：“有一位诸葛亮，是睡在家里的***。将军想不想见他?”刘备说：“你就带他来见我罢。”徐庶说：“诸葛亮这个人，不是可以被我带来见你的。你应该屈尊去拜访他。”
　　于是，刘备便去拜访，前后拜访了三次(这三次，未必如&三国演义&的作者所说，第一次诸葛亮不在家，刘备遇到了崔州平；第二次诸葛亮又不在家，刘备在途中遇到了石广元与孟公威；到了诸葛家．见到了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离开诸葛家，遇到了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最后，刘备在第三次拜访之时，才见到了诸葛亮，畅谈“时务”。也许．刘备拜访了诸葛亮三次，三次都见到了，而且也都畅谈了。第一次谈得就很“投机”，所以第二次再来，第三次又来，前后谈了三次以后，诸葛亮完全说服了刘备，刘备也说服了诸葛亮。刘备答应诸葛亮，采纳他所建议的政略与战略；诸葛亮也答应了刘备，离开隆中的草庐，跟刘备去新野，从此为他效劳，到死为止)。
　　《三国演义》关于三顾“茅庐”的描写，虽然极不正确而文笔十分精彩，也连带地似乎不太费力而给读者一一介绍了请葛亮的几位好友与岳父黄承彦、弟弟诸葛均。
　　《三国演义》中的“茅庐”，诸葛亮自己在《出师表》中称为“草庐”。《出师表》中有这么几句话：“臣本布衣，躬耕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地位卑微，学识鄙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
　　有了这《出师表》里的几句话作为证据，鱼豢在《魏略》之中所说，就不攻自破。《魏略》说，不是刘备去拜访诸葛亮，而是诸葛亮到了刘备那里去“求见”。见了以后，刘备因为从来不认识这个年轻的书生，对他不甚理睬。诸葛亮偏要留在客厅，到了别的客人走了以后，他还不走。刘备仍旧不太睬他，而拿起一只刚刚有人送来的髦牛尾巴，编结这尾巴上的毛作消遣。诸葛亮忍耐不住，就很冒失地说：“将军有没有别的远大志愿，还是就这样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于是，刘备才丢下髦牛尾巴，向请葛亮说；“这是什么话?我哪里会以编结髦牛尾巴为满足呢?我不过是弄着玩，解解闷而已。”诸葛亮说：“将军，你看镇南(镇南将军刘表)比得上曹公吗?”刘备说：“不如。”诸葛亮又问：“您自己比得上曹公吗?”刘备只得承认：“也不如。”
　　《魏略》的这一段对话，很像是《战国策》上策士的口气。很容易叫人倍以为真。事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自古以来，像刘备那样以一个爵为亭侯，官拜左将军，作过徐州牧，年纪有了一大把的人，肯去拜访—个二十七岁，姓名“不见经传”，毫无资历的年轻人诸葛亮，虽不能说绝对没有，至少是很不常有。这就是刘备非常人所及的地方。
　　诸葛亮在隆中，他在草庐里对刘备所说的一番话，已经被陈寿浓缩在《诸葛亮传》之中。
　　他向刘备说：“自从有人发起讨伐董卓以来，豪杰并起，各据一方，‘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其中，最厉害的是曹操。比起袁绍来，曹操的名气小，兵少；他却终于以弱胜强，打败了袁绍。这不仅是天意，或时机，人谋也有关系。曹操到了今天，兵有了一百万；地位呢，掌握了朝廷，挟天于以令诸侯。刘将军，您是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和曹操较量短长的。”
　　诸葛亮继续说：“另一位不可以和他较量的人，是孙权。孙家的人割据江东，已经有了‘三世’(陈寿所指的三世，是孙坚、孙策、孙权。陈寿弄错。孙坚虽则是江东吴郡富春县人，却并不曾有机会回到家乡，实行割据)。孙权这个人不仅有易于防守的地盘(有长江之险)，而且很得江东的民心。刘将军，您只可以和孙权做朋友，不可以打他的主意。”
　　那末，该打谁的主意呢?该打刘表的主意。刘表有了这大好的荆州，北有汉水、沔水；南有南海；向东，顺长江而下，通到吴郡一带；向西，通到巴郡、蜀郡。刘表有了这可攻可守的荆州，却毫无用武的能力。“刘将军，这似乎是老天爷安排好，给您做本钱的。您是不是有兴趣呢?”
　　荆州以外，另有一个州，也是好地方，而主持该州的州牧比刘表更无能力。这另外一州，是包括四川、云南、贵州与陕西南部的益州；州牧刘璋是一个既糊涂而又懦弱的人。益州的土地很肥沃，人民很殷实，刘璋却不懂得如何保存这一大片土地，照顾那么殷实的人民。在益州的北部，汉中郡一带，有居心叵测的张鲁，而刘璋不加防备。益州的才俊之士，早就想换掉刘璋，欢迎一个配得上作他们的州牧的人了。
　　“刘将军，您不仅是汉室(景皇帝)的苗裔，而且信著于四海，声望极高。您本人又喜欢交结英雄，思贤若渴。您便是一个配得上到益州去作州牧的人。”
　　诸葛亮的结论是：倘若刘备能先取荆州，再占益州，便有了立足点。然后把荆、益两州的内政办好，把边界的要害守好，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夷，指云南、贵州的各种夷人与苗族；越，指广东、广西与越南的越人)，同时“结好孙权”(与孙权结盟，建立友好关系)。这样，便把脚跟站稳，可守可攻。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诸葛亮的这一番话，把当时中国的整个局势分析得明白透彻；也把刘备所应该采取的步骤，设计得有条不紊。
　　其后，刘备得到他的帮助，完全按照这个计划去进行，先取荆州，后取益州，然后荆、益两州的兵同时出动，用钳形攻势对曹操作战。
　　可惜，一则是曹操来得太快，没有等到刘备拿下荆州就来；二则是刘备依靠了孙权的力量才抵住了曹操，因此而不得不把荆州的最好部分(武汉一带的)江夏郡与(江陵宜昌一带的)南郡，让给了孙权；三则是虽然在周瑜死后，经过一番磨擦而向孙权用长沙换得了南郡，命令关羽由南郡攻取襄阳樊城，吓得曹操想放弃许县，刘备自己也攻占了汉中，对长安形成威胁。却不料因此而引起孙权的嫉妒与害怕，背弃了同盟的誓言，出兵偷袭关羽的后方，杀害关羽，酿成孙权、刘备二人在猇亭拼得你死我活!诸葛亮的隆中方案，终成泡影。
　　这些，留待以后细说。
　　现在，我们应该说一说，诸葛亮参加了刘备的阵营之后，有过什么表现?他在赤壁之役，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他参加了刘备阵营．起先并没有立即获得什么重要的职位，如所谓军师之类，因此也就不曾能够有什么惊人的表现(火烧博望坡之事，与他无关)。
　　刘备自己在当时只不过是一个空头的“左将军”，虚有其号的“宜城亭侯”，论实力仅有几千名兵士，在地位上仅是刘表所收容的一员“客将”，既非州牧，亦非太守，新野一县也并非他的“防区”，只是暂时的驻军之地。如此的一个刘备，怎么能给诸葛亮什么官做呢?
　　诸葛亮在刘备的军营之中，倘若能有什么名义，也只能是所谓“宾客”，相当于民国忉年的顾问、参议之流。
　　刘备对于这位二卜六七岁的宾客，确是十分器重，“情好日密”，天天见面，谈个没完，老朋友关羽、张飞二人看不顺眼，说出酸溜溜的话，刘备也就老实对这两人说：“孤之有孔明，如鱼之有水也”(封丁侯的人，自称为“孤”)。刘备请关羽、张飞以后不必发牢骚；关、张二人也就乖乖地不再说什么了。
　　刘、关、张都不是“一介武夫，未尝学问”。刘备作过经学家卢植的弟子，也就是大儒郑玄的再传弟子；关羽生平手不释卷，喜欢读《左氏春秋》(俗名《春秋左传》)；张飞呢，字写得极好，而且也善画美人。诸葛亮书读得当然不会很少，却也未必读得比刘、关、张三人都多。为什么刘备极喜欢与诸葛亮交谈呢?可能是，诸葛亮长于分析，不仅言之有物，而且“头头是道”，对当前的局势与随时发生的大小问题，“独具只眼”。
　　在这个最初的一两年，诸葛亮除了陪刘备闲谈以外，有没有替刘备办过具体的事?我想，不会没有。像刘备这样作过州牧，打过仗，经常掌握着若干人马而有志于“打天下”的人，是不至于找到了人才而仅仅以谈谈为满足的。他当然有“用”这个人才之意，否则不能有耐心和他一谈、再谈、天天谈。既然有意于“用”这么一个人才，自然就必须先拿一些小事来“试试”他的能力了。
　　可惜，《三国志》的《刘备传》与《诸葛亮传》，均没有记载诸葛亮被“试用”的经过。
　　《诸葛亮传》仅记载了刘琦向诸葛亮求救的故事。刘琦是刘表的大儿子，失宠。得宠的，是刘表的小儿子刘琮与刘琮的生母，亦即刘琦的后母蔡氏。刘琦对自己的未来很焦虑，曾经向诸葛亮请教了好几次，诸葛亮总是不肯给他出什么主意。最后，刘琦骗诸葛亮上楼；上楼以后，刘琦叫人搬走了梯子，然后向诸葛亮说：“今天你我二人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只有我一个人的耳朵听进了去，机密得很。你现在可以说话了罢?”刘琦的如此安排，在动机上确是为了保持机密，而不是有意对诸葛亮威胁(诸葛亮也不是一个肯在威胁之下贡献妙计的人)。
　　诸葛亮对刘琦轻描淡写地说出下面的几个字：“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左氏春秋》，很多人都念过，刘琦自然念过，然而别人与刘琦念了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只把它当作古时候申生与重耳的故事而已；诸葛亮念了，却懂得把这个故事的教训应用到“今天”刘琦与刘琮的实际问题上来。
　　诸葛亮劝刘琦，不要蹈晋献公前妻之子太子申生的覆辙，坐待骊姬宰割，应该效法公子重耳，出亡。不久，刘表的江夏(武汉)太守黄祖，被孙权击败，阵亡。刘琦就向爸爸刘表求得了江夏太守的位置，离开襄阳，逃出了刘表后妻蔡氏的魔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