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中,荒淫无道的纣王能被封神竟然是因为这个!!!
封神演义中,荒淫无道的纣王能被封神竟然是因为这个!!!
10欢乐行许祥国
喜欢看封神演义的朋友,都知道,最后姜子牙在封神的时候,那个荒淫无道的商纣王被封天喜星。很多伙伴就不理解了,纣王做尽坏事,怎么能被封神呢?不是应该下地狱的吗?在封神演义中,商纣王也是有间接协助姜子牙封神的使命,因为封神演义的主线就是封神,总要有个反派人物去将本来要被封神的人物引出来,就跟妲己的使命是一样的,妲己是奉了女娲娘娘的命令,来捣乱商朝的,本来任务完成后也应该被封神的,只是后来妲己做的太过分了,女娲娘娘为了平众怒,只有将妲己处理掉了。最后,按照纣王生前的表现,荒淫无道,应该被下地狱才行,其实不然,纵观纣王的一生,功是功,过是过,经过天界大佬的评判,可以封个一般的神。要是纣王生前少做点伤天害理的事情,以纣王生前的帝君之位,死后也不至于只是封个天喜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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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你就是这个世界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作者最新文章本科毕论----论《封神演义》中的纣王形象
《封神演义》是神魔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混合体,主要抒发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纣王,小说《封神演义》中塑造出来的典型暴君形象,是人们非常熟悉的文学人物,然而纣王的文学形象是有着历史原型的----帝辛,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末君。所以“纣王”有着文学和历史的双重形象:于文学,他是一个“箭垛式”人物;于历史,他是一个悲剧的末代君王。
本文尝试从文学和历史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上找出“纣王”这个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以及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帝辛之间的联系和矛盾,将一个在历史上长期被冤枉的商代末君本来面貌真实地表现出来,并以此来分析《封神演义》这部小说是如何曲折反映当时社会的黑暗现实以及对理想的社会、政治模式的向往。
1 重新审视《封神演义》
《封神演义》是神魔小说和历史小说的混合体,主要抒发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的向往。从某个角度来说,本书的最高成就是塑造了“纣王”这样一个昏暴的君王形象,使其成为暴君的代名词。
1.1 《封神演义》的概念和类属
《封神演义》一百回,成书年代难以确考,一般认为在明穆宗隆庆至明神宗万历年间()。日本内阁文库藏有明万历年间的舒载阳刻本,可能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二十卷一百回,别题《武王伐纣外史》。
《封神演义》是民间创作和文人加工相结合的产物。从《楚辞&天问》、《诗&大雅&大明》、《淮南子&览冥训》、汉贾谊的《新书&连语》、晋王嘉的《拾遗记》等的记载中,可以想见秦汉魏晋时关于“武王伐纣”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的盛况。到了元代,说书艺人汇集了民间的传说、文人的记载,编成一部讲史话本----《武王代纣平话》,第一次从小说的角度较完整地演述了妲己惑纣王、纣王暴虐、姜子牙佐武王伐纣、纣王妲己伏诛这段殷周斗争的历史故事。明代嘉靖、隆庆间人余邵鱼,又按照历史记载,对《武王代纣平话》进行了加工,把改写的内容编进了他的《列国志传》。时过不久,许仲琳就进而写成了《封神演义》。但是对《封神演义》起范本作用的,还是《武王代纣平话》,其之于《封神演义》,就像《三国志平话》之于《三国演义》,关系非常密切,两者之间因袭成分较多。
《封神演义》的定位是神魔小说,但却又有着历史小说的影子。书中将政治集团的斗争与宗教门户的斗争混在一起,人间的战争变成了神魔斗法。作者勾勒了“武王伐纣”的历史轮廓,但又给历史涂上了一层浓厚的神奇怪诞的色彩,这就体现了神魔小说与历史小说汇合的特征。据说作者欲将《封神演义》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鼎立,而实际上,无论思想表现和艺术手法,都无法和前两者相提并论。[1]正如鲁迅所说:“书之开篇有云,‘商周演义古今传’似志在于演史,而侈谈神怪,什九虚造,实不过假商周之争,自写幻想。较《水浒》固失之架空,方《西游》又逊其雄肆,故迄今未有以鼎足视之者也。”[2]
1.2 《封神演义》的成就----纣王
提出“纣王”一词,相信大多数中国人、熟悉中国文化的外国人都会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人像,那就是他们理解中的纣王。因为现代文艺理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艺术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作者创造,读者阅读后通过自己的理解和联想对作品进行再创造,从而形成对艺术作品的个性化理解和深层领悟,这也就是“一千个读者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道理。所以说由于每个人的理解存在差异,“纣王”也就拥有着不同的面孔,但无疑地,没有人,至少很少有人把他想象成有着英俊倜傥外表的翩翩青年,即使他的祖先成汤在人们心中的确如此。自先秦时便有史书记载这位商代末君的形象和事迹,不过他除了占有末代君王的名号而被史家偶尔提起之外,能著名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名扬海外的程度还是有赖于《封神演义》对其形象大加创造的不懈努力。
所以说,《封神演义》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于它将纣王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被无限扭曲和被谩骂的无辜标靶。书中的纣王集弑叔、杀妻、诛子、纵欲、挥霍、嗜血、昏暴于一身。作者努力地将他塑造成一个人神共愤、欲杀之而后快的丑恶君王形象,除了逐步描绘他的残暴,还让他的对手----西周的首领,以礼贤下士、悲天悯人的姿态出现。这种鲜明的对比,让纣王成为绝大部分人心中那个“荒淫无道、残暴失德”的最佳代言人。
纵观《封神演义》整部小说,纣王是丑恶统治者的化身,而周文王、周武王则是理想圣君的代表,贯穿了“以善伐恶”、“以有道伐无道”的主要思想,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对纣王形象刻画的目的就在于要揭露当时社会统治者的昏暴丑陋,以及抒发对美好政治的向往。
2 《封神演义》中纣王的形象
纣王的形象是许仲琳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以小说的形式宣扬惩治残暴统治所树立的一个反面教材。由于艺术和此书潜在目的的需要,在并没有深入研究历史的前提下,我们见到的就只是被站在方士的立场上的作者丑化了的纣王。由于这种颇为不负责任的态度和基于泄愤而产生的创作欲望,使时至今日的我们仍旧能从文本中感受到作者那种对“纣王”施虐之后的快感。
纣王,拥有着多重身份,但这些身份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君王和男人。纣王形象的成功,则表现为无论是“君王”还是“男人”都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坏”,《封神演义》第九十五回“子牙暴纣王十罪”中将纣王所有的罪行总结出来,这个程度的“坏”几乎没有“好”可言。为君,他亲佞臣远贤人,昏暴;为人,他杀妻诛子,六亲不认。纣王的“君道”和“人道”交织在一起,使他的“坏”脱离单一,逐渐立体起来。
2.1 纣王之为君
《封神演义》塑造了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昏君,作者将纣王从一个天资聪颖的君王好苗子逐步堕落成丧尽天良的昏君这一过程如同画卷一般展示开来,并且用这个过程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暗线力量,以此反衬出周文王和周武王是如何以自家的“仁义”来向“暴虐”尽臣责的。
2.1.1履国----内外兼修,形势大好
纣王得以成为太子,是因为他托梁换柱的神力,换句话说,其实纣王在“武”这方面完全具备登上王位的资格。另外,从他在女娲庙墙壁上所提诗句也可以看出他的文字功底不差。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纣王这个文武全才具备了成为君王的基本条件。
除了纣王本身所具备的内在条件外,外在的客观条件也称得上完备,小说第一回书:“……文有太师闻仲,武有镇国武成王黄飞虎;文足以安邦,武足以定国。中宫元配皇后姜氏,西宫妃黄氏,馨庆宫妃杨氏:三宫后妃,皆德性贞静,柔和贤淑。纣王坐享太平,万民乐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夷拱手,八方宾服,八百镇诸侯尽朝于商。”也就是说,先王帝乙也给他留下了一个很有能力的工作团队领导班子----太师闻仲和武成王黄飞虎。朝堂上的事务有这两位在便大可放心。当然了,三宫后妃也给纣王作了坚实的后盾,她们完全符合所谓“贤内助”的标准。绝对不给纣王惹事儿,估计就算有点什么乱子不出门也就给解决了。而且,举国上下一片形势大好,跟先王成汤履六合时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照常理,全无内忧外患的纣王应该以一个“文治武功”的明君形象出现,并且会使他的国家更为繁荣,但事情并没有按照常理发展,而是向它的对立面走过去。
2.1.2误国----纣王之昏
之前所提到的纣王拥有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优越到近乎无可挑剔,其实不过是为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做了一个铺垫而已,正所谓“欲损先捧”便是。书中矛盾冲突的双方----无论是商方面还是西周方面,都将纣王定义为昏君、暴君,说明纣王将原本形势大好的国家折腾得乌烟瘴气主要是拜他的两个性格特征----昏、暴所赐。
现在我们来说纣王的“昏”。
小说第九十五回总结了纣王“十罪”,其中有这样两条足以证明其昏:
“今陛下沉湎酒色,弗敬上天,谓宗庙不足祀,社稷不足守,动曰:
‘我有民,有命。’远君子,亲小人,败伦丧德,极古今未有之恶:罪之一也。……举错乃人君之大礼,岂得妄自施为?今陛下以玩赏之娱。残虐生命。朝涉之胫,以验民生之老少;刳剔孕妇之胎,试反背之阴阳,庶民何辜,遭此荼毒?罪之九也。人君之宴乐有常,未闻流连忘返。今陛下夤夜暗纳妖妇喜媚,共妲己在鹿台,日夜宣淫,酗酒肆乐,信妲己以黄男割炙肾命以作羹,绝万姓之嗣脉,残忍惨毒,极今古之冤,罪之十也。”
从这两条罪状来看,纣王之昏体现在他不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治国根本道理。
首先,类似一天到晚花天酒地、对天也不敬、对祖宗也不孝、至于天下社稷更是无所谓、动不动就说自己受命于天的君王,自命天生高人一等,自然不会将其他人放在眼里。而通常这样自视甚高的君王只会依着自己的喜好行事,所谓的逆耳忠言绝对听不进去,就算有什么过失也是死不认错,正所谓“文足以饰非”。碰上这样性格的君王,就给了那些专拣主子爱听的话说的马屁精极尽发挥其本领的机会,这样“亲小人,远贤臣”的结果自然就是“此殷商所以倾颓也”。纣王以其自傲又不知自己的所作所为会为天下臣民所瞩目,不知检点,而且更沉迷酒色放纵欲望没有节制,就将一个好好的商王朝彻底给毁了。
其次,纣王之昏表现在他的“惟妇人言是从”,这个所谓的“言”的范围则从自家后宫的事到朝堂的国家大事无一不全,覆盖面相当广阔,而这样的结果自然就是很快弄得他国破家亡。而且小说中将妲己塑造为一个心狠手辣的妖娆的美貌女子,纣王对其言听计从,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如此,小说一方面印证着“红颜祸水”论调,另一方面也将纣王推入了万劫不复的昏君深渊。
2.1.3失国----纣王之暴
“纣王十罪”中的以下条款涉及到纣王的种种暴行:
“黄?大臣,乃国之枝干;陛下乃播弃荼毒之,炮烙杀戮之,因奴幽辱之,如杜元铣、梅伯、商容、胶鬲、微子、箕子、比干是也。诸君子不过去君之非,引君於道。而遭此惨毒;废股肱而昵此罪人,君臣之道绝矣,罪之四也。信者人之大本,又为天子,号召四方者也,不得以一字增损。今陛下听妲己之阴谋,宵小之奸计,诳诈诸侯入朝,将东伯侯姜桓楚、南伯侯鄂崇禹,不分皂白,碎醢其尸,身首异处,失信於天下,四维不张,罪之五也。法者非一己之私,刑者乃持平之用,未有过用之者也。今陛下悉听妲己惨恶之言,造炮烙阻忠谏之口,设虿盆吞宫人之肉;冤魂啼号於白昼,毒焰遮蔽於青天,天地伤心,人神共愤,罪之六也。天地之生财有数,岂得妄用奢靡,穷财之力,拥为己有,竭民之生?今陛下惟污池台榭是崇,酒池肉林是用,残宫人之命,造鹿台广施土木;积天下之财,穷民物之力。又纵崇侯虎剥削贫民,有钱者三丁免抽,无钱者独子赴役;民生日促,颓薄成风,皆陛下贪剥有以唱之,罪之七也。”
要说不明白治国道理和惟妇人言是从是纣王昏的一面,那么暴的一面就表现在他清醒的时候。
纣王在其“昏”时的所作所为已经引起诸多不满,忠臣们进谏惨遭杀害,于是诸侯被逼无奈只得接二连三地叛乱,但是纣王认为叛乱的原因不是因为自己的问题,而是因为处罚得不够严厉。于是逮捕和残酷的刑罚杀戮成为纣王认为治疗叛逆的唯一特效药。
纣王为了和妲己享乐,对天下人民狂征暴敛,丝毫不会考虑人们怎样活下去,当然也更不会考虑这样下去的后果是将如何的了。到此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纣王的昏暴之中似乎多了弱智的成分,而让人君昏暴到如此境地,那些所谓“骨干大臣”除了一味指责与慨叹,却到底在想些什么,不得而知。
2.2 纣王之为人
纣王为君之昏暴的根由是其为人不贤,正所谓“为人不贤,则为君不圣,为政不仁”。纣王到底是如何“为人不贤”的呢?从组成其男人身份的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子孙兄弟、丈夫、父亲。
亚相比干是纣王的亲叔叔,因为看破了那些鹿台饮宴的所谓神仙不过是轩辕坟中狐狸精怪(也就是妲己的狐子狐孙)所变,趁畜牲们酩酊大醉将巢穴堵了一把火烧尽,还用皮毛做了袍袄献给了纣王,目的当然是让妲己显出狐狸原形,好一举除了它。但是,正直的圣人怎能敌过妖精的阴毒,只能最后被陷害,剖心而死。心脏是人体最为重要的***之一,是人都知道没有心脏人是活不成的,就算是年代久远的商朝医术也已经到达了知道心脏重要程度的水准,而纣王的“今只借心一片,无伤于事,何必多言?”,读者就只看到了纣王的弱智、无知和残忍。
箕子、微子都是纣王的兄长,看到王叔比干的下场,一个装疯为奴,周朝建立后被封到了朝鲜;另一个跑到周,后来成了宋国的始祖。
读者看到了纣王的众叛亲离,可怜,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纣王是自作自受,纯属活该。纣王的反面形象于此再一次成功。
“皇后为万国母仪,未闻有失德。陛下乃听信妲己之谗言,断恩绝爱,剜剔其目,炮烙其手,致皇后死于非命,废原配而妄立妖妃,纵淫败度,大坏彝伦:罪之二也。廉耻者,乃风顽惩钝之防,况人君为万民之主者。今陛下听妲己***之言,诳贾氏上摘星楼,君欺臣妻,致贞妇死节。西宫黄贵妃直谏,反遭掼下摘星楼,死於非命,三纲已绝,廉耻全无,罪之八也。”
姜王后是纣王的原配夫人,因为得罪了妲己,于是不出意外地被其所陷害。而纣王断定所谓“刺客”是王后指派的,便听从妲己之言动大刑,烙手剜眼,狠心程度令人发指。自古有言“糟糠之妻不下堂”,虽有什么“七出”之条,但是对于结发原配夫人还是偏重有加的,然而读者看到纣王竟然如此对待原配夫人,人做到如此境地,也真不知该用什么词句来形容才好了。
书中还出现了一笔贾氏的戏份,虽然相对着墨不多,但也是将纣王逼上千古骂名宝座的一个催化剂。贾氏是黄飞虎的妻子----也是纣王妃黄氏的嫂子,说起来大家还都是亲戚----在一年一度的内宫门大开探亲的日子,着了妲己的道儿,被纣王“戏弄”结果跳楼自杀。黄氏,也就是黄飞虎的妹妹、纣王的妃子,也因为嫂子抱不平而被扔下楼摔死。于是这就成就了黄飞虎反出朝歌投奔西周的根本原因,于是殷商少了一位镇国大将,而西周则多了开国武成王及其手下一干能臣。这场纷争从家庭内乱上升到国家利益受损,按说如此没有头脑的事情纣王如何会做得出来,但是它偏偏发生了。读者在感慨叹息之余,不禁会产生怀疑,怀疑纣王到底是否真如书所言那般?其实明眼人一早就能看出,那些只不过是加诸纣王头上的恶名罢了,作者的目的无非是将反派写得更坏,用来突出正面人物而已。
“太子为国之储贰,承祧宗社,乃万民所仰望者也。轻信谗言,命晁雷、晁田封赐上方,立刻赐死;轻信国本,不顾嗣胤,忘祖绝宗,得罪宗社:罪之三也。”
两位皇子年纪小,见母亲被人栽赃,受刑而死,一怒便将那“刺客”杀了,又提剑要去杀妲己。这一举动祸事不小,惹得纣王下令将二位王子也杀无赦,后被赤精子和广成子所搭救,助周抗殷,为申公豹策反后殒命。
综合以上来看,基本可以说,纣王做人尚有问题,何况君王乎!
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典型被作者有意识地树立起来,其目的就在于突出与之相对的西周统治者的英明神武、礼贤下士、悲天悯人,最终表现出作者对惩治残暴统治的大力宣扬、对理想统治的热烈盼望。
3一代末君的千古牺牲
由于历史的变迁,以及作者对历史不负责任的研究态度,并《封神演义》受众层次的文化水平以及小说的潜在目的,作为文学形象的纣王最终挤掉了作为历史形象的帝辛,成为一个万人唾骂的对象和反面教材。这个形象从被误解到《封神演义》的完整打造成功远播,其中只有寥寥几人能拨开迷雾探求历史的事实,所以,将“纣王”这个文学形象和“帝辛”这个历史形象分开,是对文学和历史清楚认识的首要问题。
3.1有关“纣王”质疑
《封神演义》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纣王的“任务”就是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一条线索,这个形象的成功,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就是这本书的成功。但是,这一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功,却将历史人物帝辛推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咄咄罪状,令其百口莫辩。虽然小说也是有着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依据的,追源溯流,还是“历史”所占比重更多些,但是平民百姓不会去研究帝辛到底怎样,他们不过是看着《封神演义》获得了心里的痛快而已。纣王究竟如何成为暴君典型了呢?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可以窥见更多。
3.1.1从《牧誓》中的罪状看纣王
《尚书?牧誓》,这是周武王姬发在牧野之战,也就是那场一次就推翻商王朝的大战,打响前所发表的“动员词”。为了鼓舞士气,同时更加说明他造反的合理性,就举出现任商王帝辛的“暴行”,集纣王罪过之大成。无论是出于军事需要,还是政治需求,总之大战在即,发话壮胆,自我安慰,还是自欺欺人?
现在我们来看《牧誓》所举出的纣王罪状:&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
从这段话可以总结出纣王的罪过有三点:
首先,惟妇言是用。
也就是听信妇人的话,现在看来这个罪责相当奇怪,为什么女人的话就不能听呢?但联系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这句,就不难看出,这“妇人言”已经涉及到国家之事。然而这一点就更奇怪,商代宫廷中的“妇”其实是一种官职,她们负责处理宫廷内的事务,有的高级别的“妇”甚至管理用来占卜用的龟甲兽骨以及负责占卜。而像武丁时期的妇好,不仅主持祭祀,而且拥有封地、兵权。也就是说,商代高级别的“妇”有着双重身份:一是商王配偶;一是朝廷权臣。
如果说这个“妇人”指的是妲己,众所周知,妲己是纣王伐有苏氏的“战利品”。按照当时的规矩,战俘一是被用来充当祭祀品,另外就是成为奴隶。既然妲己没有被拿来祭祀,那么就必然成为奴隶,并且以奴隶的身份晋升成为“妇”。究其原因,恐怕就是妲己提出了一系列对商王朝的发展复兴有利的意见措施。这就更证实了“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3],这里的“善政”,必然包含“举贤任能”这一条,武丁任用傅说,就是从奴隶提拔为相;而提拔奴隶并不是武丁的独创,可以追溯到商朝的开国君王成汤,大家都知道伊尹也是由成汤从媵臣(陪嫁奴隶)厨子提拔起来的。由此看来,不计较身份地位,以能力来任用、提拔人才,是商王朝从开国以来的一个优良传统。
所以说这一条不仅不是纣王的过错,反而说明纣王一心以开国君王成汤、大盛时代的先王武丁为榜样,是一位心怀国家,努力复兴商朝的明君。他不但不再把奴隶看成物品加以歧视,而且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加以采纳,这是继承英明先王的好事、优点,根本不是什么罪过。反过来却证明武王的思想是落后的。
其次,昏弃厥肆祀弗答。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轻视对祖宗的祭祀不问。殷人崇鬼神、信巫,问吉凶于龟甲,祈福于祖先,这是商朝人的意识形态。然而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生,它的基础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程度的低下、科学的不发达。然而商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其生产关系比起之前的原始社会、奴隶制初期的夏王朝而言,无疑有着巨大进步。奴隶制使农业、手工业之间进行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就推动了作为上层建筑的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而造就了商代空前的物质财富和光辉灿烂的文化。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则科学的发展是必然趋势。
纣王的鬼神观念淡薄、祭祀祖先比起商代前期有所减少,恰恰证明了当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使商王朝统治者不再事无巨细都要向鬼神祖先来询问、求得他们的保佑,除了注重孝道的祭祀,就将用来祭祀的人力物力财力逐渐转向对科学,如天文、医药等,的研究。否则,有商一代怎能创造出灿烂的文明。假如人们不怀疑鬼神,不放弃鬼神,不将眼光放在发展科学之上,社会的进步就无从谈起。
所以,武王对纣王减少祭祀大加指责,从历史的发展眼光来看,这也谈不上什么罪过,而恰恰是一种进步。
第三,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
这条罪过就是说:轻视并遗弃他的同祖兄弟不用,竟然只对四方重罪逃往的人,就推崇,就尊敬,就信任,就使用,用他们作大夫、卿士的官。使他们残暴百姓,在商国作乱。
在奴隶社会,奴隶并不被视为人,而被视为等同物品的财产,可以随便用于奴役驱使、殉葬杀死、***送人。殷纣王能任用奴隶,能任用这些人作卿士大夫一类的官,这就如同之前说过的,是效仿先王成汤和武丁,但这又不是单纯的效仿,而是一个对当前统治机构组成的改革。
而后面所说的“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首先有一个概念要搞清楚,这里的“百姓”,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老百姓,而是商朝的奴隶主王族、贵族们。这实际上是表现了统治机构组成改革后,这些出身奴隶的官员基于在他们身处社会下层时所看到的社会事实,对治理国家提出的政策和建议,而纣王就采取了这些政策和建议,触动了奴隶主王族和贵族的利益,从而招致他们的怨愤,引起贵族们的强烈反对。
正是这种先进与落后、改革与保守的斗争,让武王对纣王进行指责,说他任人不亲。但这只是武王的一面之词,任人不亲的后面还有一句话----任人唯贤,就是不论身份地位只看人品才能。所以,这不是罪过,而是功劳,一件解放奴隶的旷古功劳。
综合以上之说,《牧誓》是一篇开战之前的“动员词”,武王之所以要如此指责纣王目的就在于鼓动所有的人反对纣王、确定他造反的合理性。特别第三条,仅此就足以让各方诸侯跟着武王反商了。因为纣王任用奴隶作为官员,使奴隶“身不由己、任人宰割”的情况得以改善,只要有能力,就能改变命运。那么,其他诸侯国的奴隶,特别是那些有能力的奴隶,自然就想尽一切办法逃脱之前奴隶主的掌控,逃到商的王都,去展露自己的才华。这就必定给诸侯带来麻烦,毕竟那些奴隶主贵族的日常生活供给、自己侯国的耕作、生产都离不开奴隶。这样一闹,奴隶们没有心思再去一心一意地“认命”,受人奴役、任人宰割。严重的还可能发生奴隶暴动,那样的话,对奴隶主贵族来说,岂止是麻烦,恐怕连地位、甚至性命都有可能受到威胁。况且当时商的物质、文化都十分发达,那些同周一样位于边陲远地的落后侯国,无不垂涎。所以说,无论是出于自保的担心,还是出于企图掠夺的野心,这些诸侯都会跟着武王造反。
3.1.2从中国历史的作用来看纣王
为政治服务的历史。
之前我们分析过伐纣时周人昭告天下提出的纣王三大罪状,原本并不是什么罪状,而是观念更新、思想进步的必然结果。这也就说明了周人其实说不出纣王的什么罪过,更大胆地说,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纣王是没有罪过的。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或许在商周交替间有着文字所载资料,但因周人攻入殷都大肆的掠抢和毁坏,都已不复存在,而作为几千年后的世人,又只能从当时的胜利者----周人那里看到所谓的“事实”。然而这样的“史实”可信程度到底有多高,恐怕已没人能说清楚。但若仔细琢磨,仍可以从这些游戏般圆滑的文字记载中,窥见一斑。
《多士》一篇,记录了周成王对待殷商旧臣大族的政策。周人的意思是:我们取代殷而统有天下,是因为上天不把大命交给怙恶之人,而是辅助我们----我们本是不敢奢求王位的。然后软硬兼施地将殷商旧臣迁往成周。由此看来,若事实真如周人所说,是文武二王累世积德,民心所向,而商王荒淫残暴,众叛亲离,又何须这样一番所谓“天命”言论来劝导、吓唬殷人。
成王继位后不久,殷王之子武庚就联合周之三监叛乱,周公亲率大军东征。从周公亲征就表明这个事件的厉害程度,武庚是殷王的儿子,他想反抗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如果没有其他殷人的支持,也是无济于事。若殷王真如周人所说那般罪恶,殷人也不会好不容易盼死了暴君得来安定的生活而再来造反。仔细想来,“三监”,顾名思义,是来监视殷人的,而殷人素来刚猛,怎能容忍一些成天张牙舞爪的穷鄙周人。《史记》所载,武庚是联合了“三监”来叛乱的,其原因是:“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4]。不知道是武庚策反了“三监”,还是“三监”策反了武庚。估计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只要武庚说:“他周公旦是武王的弟弟,你们也是武王的弟弟,凭什么他摄政而你们就得远离王都在这地方干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那么“三监”就很有可能被策反了的。
周公东征,历时三年取胜,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此时的周人意识到,纣王虽然已经死去,天下也已经姓姬了,但是不搞臭纣王,就会直接影响其统治地位的巩固。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加大对纣王的批判力度,紧着往纣王脑袋上扣屎盆子。但是,除了说纣王饮酒享乐之外,又说不出什么更多的罪状。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不仅给纣王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而且把其他人的事情也加注在纣王头上。
经世致用,鉴古察今,迭加变幻的历史。
经世致用,鉴古察今。这除了是中国史学的一条优良传统,也可以说是古代史学家治史的目的----警示后人。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为了给子孙后代讲明白道理,让他们以史为鉴,就不免会夸大一些事实,反正死了都死了,死无对证,谁什么样全凭一张嘴。
正如张荫麟在《中华史纲》中所说的:“关于商周交替,照周人的解释是文武二王累世积德行仁,民心所向,而商王帝辛则荒淫残暴,民心离叛,这固然不能说没有一些事实的影子,但事实决不如此简单。周人记载中无意泄露的关于商、周之际的消息,有两点可注意,一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人在牧野之战以前,曾因征服东方的外族,而把国力大大损耗了;武王乃乘其疲弊而取胜的。一说‘昔周饥,克殷而年丰’。可见牧野之战,也是周人掠夺粮食、竞争生存之战。武王是知道怎样利用饥饿的力量的。”[5]
在春秋时期,关于纣王的罪状还只限于“比干谏而死”。到了战国,比干的死法就生动起来,屈原说他是被投水淹死,吕不韦的门客则说他是被剖心而死。而关于纣王最著名的“酒池肉林”、“炮烙”的传说,战国之前全都没有,可到了战国末期,韩非子突然很生动地描绘起来:“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6]据说韩非子口吃,可文章非常雄辩,这样充满想象力的文字便是明证。可见那时“诸子百家”个个文才了得,为了推销个人的主张、论证自己的观点,不免只顾激扬文字,强词夺理了。
自古文史不分家,文人们“想当然耳”的机会相对较多。便是“不虚美,不隐恶”的司马迁,有时也会润润笔,譬如他在韩非子“酒池肉林”的基础上,又加上“男女裸奔其间”这样的合理想象。司马迁之后的史学大家刘向,就把纣王鹿台的面积升级为“大三里,高千尺”,而晋朝的皇甫谧觉得还不过瘾,一咬牙,把鹿台的建筑高度提高到“高千丈”的地步。[7]
其实纣王的罪恶,早在孔子时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孔子的学生、纣王的老乡子贡就忿忿不平地抗议,为纣王抱不平,指责小人将天下的坏事尽往纣王头上安。[8]近人顾颉刚则撰有《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也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意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如刘向《新序&节士》曰:“桀为酒池,足以运舟,糟丘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贾谊《新书六&春秋》曰:“宋康王……剖伛者之背,折朝涉之胫,国人大骇。”后来人们把酒池折胫之事又都安到了纣王头上。晋朝皇甫谧因为职业是医生的缘故,写些文史文章的时候,也不免会犯些“职业病”,又演绎出纣王在妲己的怂恿下解剖了怀孕的妇女,要看看胎儿形状。
纣王的形象在后世不断流传的过程中,别人的故事都归入他一人名下,所以传说、故事中的纣王早已不是原来的纣王,而形成了一个“箭垛式”人物,成了人们艺术想象加工而成的暴君典型形象。
3.2“纣王”的暗示
《封神演义》的成书年代就说明这注定是一本假商周革命抒发不满批判现世现实的小说,纣王代表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暴虐,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理想政治模式的向往。
社会现实的折射。
明王朝,社会发展经过“仁宣之治”的兴盛之后,到了十六世纪,也就是从正德年间开始,进入了衰落期。政治衰败,皇帝腐化,朋党林立,赋役混乱,民不聊生,虽然有张居正改革的短暂中兴,但也阻止不了明王朝走向没落的脚步。明代后期世风特点是:淫乐空气弥漫社会,这与最高统治者的态度有很密切的关系,皇帝每天想的并不是如何去治理好国家,有的全权交给宦官,有的交给大臣,于是出现了类似刘瑾、严嵩这号人物,而这号人物恰恰是官员、文人、百姓最为唾弃和痛恨的对象。皇帝把自己的工作交给了别人,落得一身轻松,也就由着性子做事了:
“随着太平日久,帝王的逸乐要求越来越盛。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提到成化皇帝说:‘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到明武宗正德年间,情况又有了大的发展。明武宗暴虐荒淫,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极大地破坏了‘祖宗家法’和传统文化政策。他喜好新奇刺激,胆大妄为。少年登大宝,未两年就搬出紫禁城,另建豹房居住。日夜驯兽、练兵、淫乐其中。各种陈规陋习也好,面目庄严的天子礼仪也好,他全不放在眼里。”[9]
综合官臣贪婪丑恶的面貌,帝王暴虐荒淫的行径,再次捧起《封神演义》一书,里面的故事情节、事件描写着实给人以似曾相识的感觉:商纣王沉湎酒色而荒疏朝政,很像嘉靖和万历皇帝的作风;纣王横征暴敛和百姓家破人亡,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明中叶以后赋役繁重,大批农民无法生存,被迫四处流亡的境况。纣王的暴虐,奸臣当道而忠臣反遭打击迫害,这些都可看作是对现实政治生活不满的曲折表现,而纣王的太子遭陷害及宫闱之变等,与万历时朱常洛的太子身份长期得不到确认以及“廷击案”的发生似也不无关系。
相信当恶贯满盈的纣王最后被仁德的周武王砍下头颅的时候,很多人的心里是痛快淋漓、不禁要欢呼“伟大”或者“万岁”的----因为当朝的统治者们,的确就是让人们痛恨但又不得不对其俯首帖耳的矛盾人物。所以说,《封神演义》中成功塑造的纣王这个千古暴君的艺术形象,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共鸣,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是明代中后期残暴政治现实的折射。
人治政治模式的理想。
中国人对统治阶级的要求其实很简单,他们所想要的不过两点:明君、贤相。这里面又以“明君”最为基本,所谓明君就是有仁义、有眼光、有能力,这样才能举贤任能、掌控群臣,君臣一起将国家治理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中国的人治政治模式,使贤人、圣君、仁政三位一体,先做贤人,再做圣君,实现仁政;反之,为人不贤,则为君不圣,为政不仁。《封神演义》以此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思想,以纣王作为典型,表明了纵然是君王奉天承运,残暴者,天也弃之;以仁易暴、以有道伐无道,商纣王是昏暴***的样板,周文王、周武王则是仁政理想的化身。
《封神演义》一书中还使明代明令删节的《孟子》中的一些具有古代民主思想的言论,如“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通过正面人物之口加以宣扬,甚至让姜子牙一再宣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这些为“以臣伐君”、“以下伐上”张本的言论,作者有意将商周写成是君臣关系,并让姜子牙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主张号召诸侯“吊民伐罪”,同时生动地描绘了哪吒反抗父亲的故事,一方面是对理想政治模式的向往,另一方面又是具有一定反封建意义的晚明进步思潮在作品中的反映。
总体说来,《封神演义》成功塑造了“纣王”的暴君形象(直至后世其已成为暴君的代称),小说是借了“商纣王”来批判当时明朝社会中昏庸残暴的君王和同样昏庸残暴的统治。纣王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两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在人们口耳相传的那些对历史捕风捉影的传说、以及在文人们借古讽今的口诛笔伐中,作为商代末君的纣王是代替了当时的君王挨骂的。
至于历史上的商代末君,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正慢慢证明着这个被周人蔑之以“纣”的帝辛,其实是一位有心让殷商衰而复兴的英雄人物。只是无奈英雄末路,正如项羽、如李煜,但他没有他们那么幸运,没有成为世间称颂的霸王、人人惋惜的后主,却独自背负着骂名,默默忍受了三千多年的岁月。
纣王作为文学形象的基础,是经过了几千年历史传说、文人创作、民间流传的积累而成的。在此期间,无论是出于政治目的、以史为鉴、或者单纯的闲暇娱乐还是饱含愤懑的理想寄托,都在逐渐变化着历史的本来面目。《封神演义》最大的成功是纣王,因为他是当时昏暴君王的影射,是替当时君王挨骂的替身,是作者对理想向往而牺牲的傀儡。
而真正的帝辛,是宁折不弯的殷魂之殇。
本课题在选题及研究过程中得到我的论文导师李艺副教授的悉心指导。李老师以严肃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治学精神和精益求精的工作作风,给予我细心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从开始进入课题到论文顺利完成,李老师多次询问研究进程,并帮助我开拓思路、指点迷津。在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语言文化系的各位老师,诲我谆谆,南针在抱,仰瞻师道山高。在这四年里,是各位老师的共同培养,让我具备了能够独立完成学位论文的知识和能力。更重要的是,让我体会到了汉语言文化的无穷魅力,令我知道了什么是作为一个中国人最为自豪的所在,在这里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最后,一起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各位同学,是你们给了我这样一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环境,让我愉快而有意义地度过了这几年的时光。请让我用这两句歌词来表达我对各位的感情:琢磨几载,羡君玉就,而今光彩焕发;鹏程万里,才高志大,伫看负起中华。
[1]中国文学史纲要(明清文学).李修生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7
[2]鲁迅点评中外名著.肖振鸣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57
[3]孟子?公孙丑
“文王何可当也?由汤至于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犹方百里起,是以难也。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里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4]史记.司马迁.中华书局,
[5]中国史纲.张荫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13
[6]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
“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必将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则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于茅屋之下,则锦衣九重,广室高台。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故曰:‘见小曰明。’”
[7]皇甫谧.帝王世纪.第四“作琼室瑶台,饰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三里,其高千丈。”
[8]论语?子张篇第十九&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9]明清小说思潮.董国炎.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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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现在看来,真是不成熟啊,不过……现在还真的没有5年前的水准了呢……
这篇论文得到了百度商朝吧的很多支持呢
希望自己以后能有些进步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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