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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百姓家史】一个首都红卫兵的文革现场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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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28 发布在
　 &&&&&&　　　　　　风霜雨雪忆年华()　　　　　　　　　　　　——记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岁月　　　　　　　　　　　　　　　　　　　　　　　　　　　　　　　　　　　　陆伟国　　　　　　　　　　内容简介：本书记述了笔者年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时代，和其后至1970年的农场生活。全方位展现了那个特殊时期的大学岁月。本科在校六年和一年半的部队农场锻炼，经历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社教运动、文化大革命，直到去接受再教育的诸多阶段，完成了从学生到社教工作队员、到首都红卫兵、到五七战士多种角色的转换，全程参与了那个动荡年代的各项运动。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主义进程遭受到了众所周知的严重挫折。八年间，风霜雨雪，坎坷艰辛，一波三折，千言难尽，绝非今天大学生所能想象……　　　　　本书所写的，既不同于文革受害者的血泪控诉，也不是那些施虐者的罪行录，而是“文革”回忆录的又一种类型，同时也是另一类的“校园青春文学”。我作为一个处于旋涡中心边缘位置的普通大学生，是那几场空前激烈的政治运动的亲历者、参与者和思考者。我参加了一个普通百姓那时所能参加的许多重大活动，现在再写下作为一个学者当时的感受和现在的思索。　　　　　和其它回忆录不同的是，本书不只是对个人经历的真实记录，也是对那段历史时期的深入讨论。全书采用了回顾与反思、微观与宏观、叙事与政论、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方式，涉及到当时与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无论是对同龄人还是年轻人、尤其是对当代大学生，都会有较大的感触和启示，使我们能更好地汲取历史教训，更好地理解***总书记多次讲到的“不折腾”、“不走回头路”的深刻含义。　　　　　　　　本书为纪实作品。讲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实姓。具体事例如有不确之处，本人承担责任并欢迎指正。　　　　　　　　联系方式：　　　　　****************************************　　　　　　　　　　个人简介：　　　　　陆伟国，1945年生，上海市人，196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先后供职于政府机关与中等、高等学校。曾讲授过二十门以上的课程，出版有学术专著，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主持过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八个，获得过省部级优秀教学奖、优秀社科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负责过一份财经类核心期刊。现为某高校退休教授。　　　　　&&&&『家史小贴士』⊙发表家史文章请注明【百姓家史】，为避免遗漏发帖后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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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57 &&
在我从上海红旗中学毕业步入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五十周年之际，谨以本书献给我亲爱的母校　　　　　　　　　　　　　　　　　　目录　　　　　前言　　　　　一、传统教学阶段　　　　　1．录取通知　　　　　2．北京印象　　　　　3．人大校园　　　　　4．俭朴生活　　　　　5．同学之间　　　　　6．课外活动　　　　　7．世界风云　　　　　8．课堂教学　　　　　9．回顾反右　　　　　10．“清理反动学生”　　　　　二、社教运动　　　　　1．远赴湖南　　　　　 (1)问题的提出　　　　　　(2)谭震林带队　　　　　　(3)初涉农村　　　　　2．以社会为课堂　　　　　(1)同吃　　　　　(2)同住　　　　　(3)同劳动　　　　　3．前后“十条”　　　　　（1）运动初始　　　　　（2）访贫问苦　　　　　（3）干部下楼　　　　　（4）春节休整　　　　　4．“二十三条”　　　　　(1)出现转机　　　　　(2)退赔　　　　　(3)后期处理　　　　　(4)悠悠湘水情　　　5．运动后遗症　　　　　(1)个人感受　　　　　(2)投下阴影&&&& （3）前车之鉴　　　　　(4)也说大饥荒　　　　　(5)引发“文革”　　　6．中国农民问题　　　　　（1）“文革”处境　　　　　（2）改革春风　　　　　（3）路程尚远　　　　　（4）攻坚方向三、实践教学阶段　　　　　1．大跃进时就有教改了　　　　　2．总统府　　　　　3．工人阶级　　　　　4．教改感受　　　　　5．教学之外　　　　　6．山雨欲来四、文化大革命　　　　　1．狂潮骤起　　　　　(1)大字报　　　　　(2)新市委　　　　　2．“二月兵变”　　　　　(1)康生是个鬼　　　　　(2)***表态　　　　　3．红卫兵　　　　　(1)工作组之争　　　　　（2）参加红卫兵　　　　　(3)***接见　　　　　(4)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5）飞来横祸　　　　　(6)恐怖“红八月”　　　　　(7)“联动”的结局　　　　　(8)再说红卫兵　　　　　4．大串联　　　　　（1）倾巢出动　　　　　（2）回家的路　　　　　（3）家乡上海&&&&&&&&&&　　　　　5．两派对立　　　　　(1) 鹬蚌相争　　　　　(2)分庭抗礼　　　　　(3)“孤岛”时期　　　　　(4)武汉“七二0”事件　　　　　（5）“揪刘火线”&&&& 6．“打倒帝修反”　　　　　（1）苏联大使馆　　　　　（2）火烧英国***处　　　　　（3）批斗日共代表　　　　　（4）反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7．逝者血泪　　　　　&&&& (1) 孙泱之死　　　　　&&&& (2) 孙维世之死　　　　　&&&&（3）胡锡奎之死　　　　　　　　　(4) 阚玉瑶之死　　　　　8．血腥武斗　　　　　（1）黑云压城　　　　　（2）攻打红楼　　　　　（3）相互抓捕　　　　　（4）“夜袭兵工厂”　　　　　（5）“捣毁野猪林”　　　　　（6）武斗队　　　　　（7）血战操场　　　　　（8）哭泣吧，苍天　　　　　9．“文革”感受　　　　　　五．黯然离校　　　　　　　　　&&&& 1．离校之前　　　　　　　　　&&&& 2．工宣队　　　　　　　　　&&&& 3. 大联合　　　　　　　　　　　　　　4．毕业分配　　　　　　　　　&&&& 5．步出校门 　　　　　　　　　　　　　　6．逃过一劫　　　　　　六、部队农场　　　　　　　　　　　1．“五七道路”　　　　　　　　　　　2．劳动与军训　　　　　　　　　　　3．艰苦生活　　　　　　　　　　　4．坦克二师　　　　　　　　　　　（1）长途拉练　　　　　　　　　　　（2）一夜惊魂　　　　　　　　　　　（3）青涩恋情　　　　　　　　　　　（4）怀旧　　　　　　　　　　　5. 湖西平原　　　　　　　　　　　6．“肃托”事件　　　　　　　　　　　7．沉重压力　　　　　　　　七、结束语　　　　　　　　　　　&&&& 1．回望母校　　　　　　　　　　　　　　　　　　　　　　2．难以忘怀　　　　　　　　　　　&&&&&&&&&& 3．记忆难泯　　　　　　　　　　　　　　　　　　　　　　4．以史为鉴　　　　　　　　　　　　　　　　　　　　　　5．历史教训　　　　　　　　　　　　　　　　　　　　　　6．不应回避　　　　　　　　　　　　　　　　　　　　　　7．厘清思想　　　　　　　　　　　　　　　　　　　　　　8．面向未来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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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5:50 &&
这样的好文快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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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7:49 &&
　　　　　如果你了解　　　　　　　　　　　我们在冬天的泥沼里跋涉得有多艰难　　　　　你就能理解　　　　　　　　　　　我们对春天的追求有多么的热切&& ……　　　　　　　　　　　　　　　前言　　　　　　　　　　说起我的学生时代，说起我的母校，总有几分失落。　　　　　我上了六年的小学，上海市溧阳路第四小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中学，上海市红旗中学，没有了。　　　　　　　　　　我上了六年的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在一段时间里也没有了。　　　　　没有的原因，各不相同。我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生，算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我的小学是个弄堂小学，教室散布在几个老式的居民楼里，非常简陋，不具备办学条件。被撤消，是应当的。　　　　　我的中学，在四平路头道桥，是建国后新建的。教室里是木地板，课桌是苏联式翻盖的，与靠背椅连在一起，用的是很粗壮的木头。尤其是教学楼的后面有个250米跑道的操场，这在上海市区里的中学是很少有的。但就是这个操场，二十多年前，被上级部门看上，要盖家属楼。校长对此提出异议。结果，校长被免，学校被撤，操场还是盖起了家属楼，前面的教学楼成了市体育师范学校（不解的是，没了操场，怎么反倒成了体校）。这是我在九十年代从《报刊文摘》上看到的。日，虹口区教育局很认真地给我回复，讲了这个过程。红旗中学是在1986年撤消，后几经变化。该地址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的行知艺术学院。　　至于人民大学的撤消，则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果。　　　　　　　二十年前，我曾去看过我读过的小学。弄堂依旧，小学已全无踪影。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也去看过我的中学。校园还在，却没了“红旗中学”的校牌。那是暑假里，几乎空无一人。教学楼依旧，走廊和楼梯依旧。走到曾经的教室，隔着门上的玻璃往里看，苏式的橙***课桌没有了，代之以胶合板的灰色课桌。后面曾经的操场，盖起了楼，过不去了。前面的花坛，却反倒变成了操场。红旗中学是所很普通的学校，要讲排名，恐怕要掉在后面。然而，我依然喜爱不再是我的我的中学。　　抚昔思今，感触良多。才短短几十年的人生，就已是沧海桑田，有点不堪回首了。　　　　　　　但我始终无法忘记我的学生时代，它不只是人生旅程的起始，更是我用时光和生命累积的财富。这财富也不只属于我个人，我愿意跟今天的年轻人一起分享。　　就说说大学时代吧。笔者那时的大学时代，跟被宠为“天之骄子”的当代大学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坎坷艰辛，千言难尽。我的大学上了六年，不是读研，更不是留级，而是五年制，因“文革”又延长一年。这六年的大学生活，集中体现了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历程。从课堂听讲，到社教工作队员，再到首都红卫兵，最后进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一个大学生在校期间和它的后续，就有这样多重的角色转换，恐怕人类五千年历史上只有我们这几届的文科生，才有如此“幸运”。　　退休前的二十多年，我当了老师，每学期给学生上课，不管是哪个班级，我都要作为专题，配以PPT，讲一下“我的大学时代”。我总要对年青一代讲：“老师真心地羡慕你们，你们赶上了中国几千年、解放几十年以来最美好的时代，你们要珍惜、要努力啊！”当然，勿用讳言，我们现在还并不十分完美、并不十分理想，还有很多不尽人意之处，但跟过去相比，确实有着不可比拟的巨大进步。&&&&我觉得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今后在社会上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书本知识的学习是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还要让他们了解和认识现实的社会。所以在我的教学中总是引用大量的真实事例，包括跟专业教学有关和与思想教育有关的事例，进行素质和能力的教育。本书的写作，也正是这个意思。让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有所回忆，让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所了解，大家都能有所反思。　 我之所以想回顾我的母校、我的大学年华，另一层意思是：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我创作的另一部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会有所帮助（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述年间中国当代社会变化历程的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跟我在学生时代的感受和经历，跟母校对我的哺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大学六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传统教学阶段、社教运动、实践教学阶段、文化大革命，另外再讲一讲我在部队农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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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14 &&
一, 传统教学阶段　　　　　　　　　　录取通知　　　　　我参加高考是在1962年夏，那年十七岁。知道录取消息，是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晚饭后，正光着膀子坐在我老家上海弄堂里石库门的家门口。那时上海人住得很挤，夏天天热时，晚上家家户户都拿着板凳、椅子出来，在弄堂里、马路边乘凉。两位高中老同学兴冲冲地跑来，说：“考上了，你也考上了”。这是班主任最先知道消息，叫他们过来喊我上他那儿去。我抓起背心还没来得及穿，就跟他们走了。因为那时高考录取率很低，还不到10%。尤其是1962年还是困难时期，不少高校缩小规模，甚至停办，能考上挺不容易。我知道，要是我考不上的话，等待我的将是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甚或是到更遥远的黑龙江和新疆去生产建设兵团或是去云南那些地方插队落户。之前，我甚至还上西藏路的青年宫去看过有关“江西共大”的展览，看看我将去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所以当我知道了录取的消息，自然是分外地高兴。　　　　　说起来，我们高三（1）班在全校是最好的。从高一起，就常听老师们夸奖说：“高一（1）班不错”。这句话也在我们班成了流行的口头禅。至今我们班同学之间联系还挺密切。后来知道，我们班考上大学的也就十几个人，在全校是遥遥领先的。当然再后来的后来，我们考上学的也不见得是好事。至少我们这十几个，大学毕业后很少有留在上海的。　　　　　我们的班主任顾乃文老师，住在四川北路溧阳路口一个外观挺洋气的公寓楼里底层的一小间，屋里很简朴，像是单人住。他对我们班级、对我们同学是尽心尽职的。他在抗战时曾去过缅甸战场。很长时间里，我对此感到很好奇。但那时的资料极其匮乏，可以说是根本没有，也就打探不出究竟。这是我之所以后来对东南亚问题感兴趣的一大缘由。　　　　　到了班主任那儿，他向我们报告了好消息。但他以为我是考上了复旦，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历史地理专业）。第二天上学校拿到正式通知，才知道是中国人民大学，多少有些意外。自己上了个不一般的大学，一个以“中国人民”命名的大学。尽管对这个学校了解不多，但在那时的高中生里，对它很有种神秘感，顿时觉得自己肩上沉甸甸的。知道是上了所不一般的学校，以后的路也会不一般。果不其然，我这六年的大学岁月，我这一生的路，还正是验证了这一点。　　　　　那时高考志愿是两张表，相当于现在一本、二本的意思，每张可填十二个志愿。我第一张表的最后一个志愿才是人民大学统计学专业。原是想报个冷门，在填报技巧上作最后一搏。没想到，还真是它。随通知书一同寄来的，还有几张大大的行李签，上面印着鲜红的“人民大学”的字样。这几个字，在我的印象中竟比那录取通知书还深。后来有一张贴在了我唯一的一个箱子上，那是我姐姐用过的一只兰色帆布箱，特地拿过来给了我。因为舍不得那标签，那旧箱子也一直随我到现在。　　　　　上大学是个大事情，但也没有什么好准备。8月末，就乘火车去北京了。因为兴奋，竟直到火车启动了，我才从月台跳上了车厢门口的踏板，隔着车窗摇手向送我的三哥和几位高中同学告别。心里想，我离开中学时代了，离开上海了。但绝没意识到，这就真的离开上海了，离开这片生我养我的故土，不再有做上海人的资格了。虽然我还真是为数不多的祖祖辈辈生活在上海这片土地上的人。　　　　　为了省钱，坐的是硬座慢车。那时的票价很低，到北京19元8角。加上是学生票半价，也就9元9角。但要和那时的收入比，也不能说有多便宜。正因为是趟慢车，所以开几分钟就停一停。很多站连地名也没有，就叫几零几公里，甚至连个站台也没有，就在路基上下车。到北京，走了三十多个小时。　　　　　沿途有印象的是，摆渡过长江，江中静静地竖着几个停了工的大桥的桥墩。过江后，看淮河平原上的农舍，全是茅屋泥房。所谓的窗户，全没有玻璃，甚至没有窗框，也就是个泥窟窿，就像是原始社会的部落。第一次被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所震撼。过泰山、过黄河时，都已是半夜，虽一夜未眠，也只是耳闻站名，未见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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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07 &&
　　　　　在黑夜中摇晃的列车上，想着将要去的新的大学，也想着曾经的中学。有一点挺奇怪的，后来在大学，对大学的校长，比如吴玉章、郭影秋、孙泱，印象都很深，尽管作为学生并没有很多和他们直接接触的机会。相反对于中学校长倒印象不深，而对一些任课老师的印象却终身难忘。除了班主任顾老师，我至今不能忘怀，还有语文老师贾同文、物理老师刘乾复、化学老师杨碧兰等。　　　　　由于贾老师对我的鼓励和帮助，使我对文学的热望持续升温。刘老师是我初中、高中连续四年的物理老师，是我十八年求学过程中讲课最生动、最成功的一位老师。化学，曾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程。在初二时，我就开始自己看初三才上的化学书。在这过程中，杨老师功不可没。记得有一次测验，有道题有误。下课铃响了，其他同学都没交卷，不知道怎么做。而只有我交了，卷子上还指出了这道题的不当之处，应该怎么做。结果杨老师不但不隐讳自己的失误，反而破例给了我110分，大加鼓励。我至今不能排解的遗憾是，最终没能如她所愿去考化学专业。　　　　　　　　　　那时的高考分为三类:理工类、文史类、医农类。语文、政治为每类必考。当然考文科的这两门，题目难度要大一些，语文科目的总分要高一些。另外，文科考历史、地理，理工类考数学、物理、化学，医科除数理化再加考生物。因为那时农村中学的教学条件差距太大，外语就只作为参考。　　　　　真的临到高考那天，虽然攸关前途命运，好像倒也并不十分紧张。社会舆论也没有任何的关注。我们都是自己去的，考场外没有一个迎候的家长。远不像现在的考场外都挤满了人（甚至还很过分地拉起人墙不让车辆通过，以免车的鸣笛影响了里面的考试）。中午回不去，能吃上一个平常一年也吃不上一次的面包，就已经很高兴了。答题的过程，我还挺顺手。记得语文试卷的作文题是“说不怕鬼”。那时有个叫何其芳的作家按有关部门的授意编了本小册子，叫“不怕鬼的故事”。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这本书的用意十分明显。***还亲自修改序言并几次讲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作为作文，只要能扯上不怕帝修反、不怕自然灾害、不怕阶级敌人、不怕敌对势力、不怕妖魔鬼怪、不怕右倾机会主义责难、不怕诸如此类的等等等等，就不会错到哪儿去。作为平常还比较关心时政的我，写这类题，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难处。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因为那时不公布高考成绩，更没有什么分数线的说法，完全不透明。一年多以后，有位同学在系办看到我们的登记表，我的历史成绩是91分，算是很高的。他有了印象，来告诉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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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8:59 &&
　　　　　作为高考的过来人，在此谈一下对我国高考制度的认识。我觉得，在现有的社会构架下，现行高考制度是相对比较合理的。不少人批评它为“一考定终身”，但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一考”，而在于“定终身”。现在对高考制度的修正，老是在考几门、考几次上兜圈子，那是没有出路的，那顶多是改变而不是改革。关键在于“定终身”，在于在我们的社会里，缺少人才能够多元化发展的环境和土壤，底层群众能够经过自己努力而使自己社会地位有所上升的渠道太少、太窄。这些上升渠道相当大的部分被“官后代”、“富后代”所占据（“富后代”中的一大部分也是“官后代”），剩下一些的相当大部分也要经过他们那个圈子的许可，而这种许可的公正性又要打很大的折扣。真正能不靠关系靠努力而上来，第一步那就是高考。广大平民百姓的子女只能走这条路，所以有“千军万马走独木桥”的说法。而且，尽管现在的高考录取率比我们那时早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但高考对学生、对家长的压力依旧不减，原因就在于此。独木桥虽然加宽了，却依旧是独木桥，几乎没有别的路。高考的公正合理代替不了整个社会人才选拔、任用、晋升的公正合理，而后者才是关键之所在。所以，改革高考制度、减轻学生负担、走出应试教育的怪圈，主要责任不在教育部门，不在学校，更不在教师，而在于社会体制改革，在于人才选拔任用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在于社会民主、公民基本权利的落实，在于每个人都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能够依靠自身努力来改变自身状况。否则，前面讲的那些改变，都不过是浮云。　　　　　　　　　　我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按说应该早点下学去工作，但是我初中毕业时尚不到报考中专、中技的最低年龄（15岁），只能考高中，而考高中就只有考大学一条路。所以我在初三就决定好了以后考文科。在高一语文书的封面，就写上了“向北大进军”，以自我鞭策。那时，我还没听说过我以后要去的人民大学。文科的四门，我都学得很好。虽然文理在分科上很彻底，但分科的时间很晚，直到高三下学期开学才分班。复习一个多月后，便各自在家看书，所以对文科班的同学几乎没有印象。考前的二三个月里，就在离家不算远的虹口公园鲁迅墓背后极幽静的土坡旁看书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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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4:02 &&
　　　　　那时文科的招收和报考人数都很少，大约只占总数的一二成，而且大都是师范院校的文史哲专业，不像现在有很多财经类专业。考文科的同学大体有两种情况，或真的喜欢文史，或数学不行。我之所以报文科，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这两者之间也是相互影响。到高中后就基本放弃数学，只求及格就行。理化还不错，是因为以前一直比较喜欢。　　　　　　　　　　要讲学习方法，我的特点是由喜欢知识到喜欢阅读。由于大量的阅读，使大脑中的知识有了相当的规模，形成了网状体系，新的知识很容易附着上去。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自己还觉得乐在其中。我不喜欢背书，所以外语不行。尽管作文不错，却不喜欢背古诗和课文，以至于语文老师也不叫我在课堂上背书。由于不去花时间背书，数学几乎放弃，外语又不行，所以精力都放到了文史时政上，因而这些方面成绩好，也就没什么可稀奇的了。对这些课程的学习，自己已经超出了课堂教学的范围，摆脱了应试教育的束缚。教材作为基本依据，只是个出发点，自己另外再出去找书看。这种方法，主动性很强，不过拿到现在，恐怕是不行了。　　　　　我的看书往往到了没有书可看的地步，比如想了解某方面的问题，却没有那方面的书，或是那方面的书满足不了自己的求知欲望，以至于后来激起了自己也来写书的想法。这种状况，现在要好多了，但某些方面上还依然存在。笔者之所以写本书，之所以写《革命四十年》，也是想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有些读者渴望了解那段岁月的记录空白。　　　　　在摇晃的思绪中，天亮了，古老的城墙映入眼帘，北京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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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9:45 &&
　　　　　2.&&北京印象　　　　　初到北京，坦率地讲，有几许的新鲜，也有几许的失望。头一眼觉得整个北京城非常的简朴，除了***广场和故宫之外，整个城市显得很陈旧。主要的商业区王府井、西单还赶不上上海家门口的四川北路。西四、阜内那些地方，如果不看路上的无轨电车，光看街边铺子的话，就跟农村的集镇差不多。当然，北京有别的地方无可比拟之处，那就是皇家建筑。故宫就不用说了，就讲颐和园吧。它离人大不远，来回两角钱的车票、一角钱的门票，是我喜欢去的地方。尤其是下雨的天气，诺大的园林几乎空无一人。漫步在长廊里，凝视佛香阁，远望昆明湖，细雨迷蒙，宛若仙境，真的是叫人神往。　　　　　再就是动物园。我很喜欢去动物园，后来我每到一个城市，必去当地的动物园看。上海的西郊动物园，当然不错。不像城隍庙九曲桥旁那个就一间屋子的动物园，最大的笼子才一二米长，而且还是笼子叠笼子，那么窄的空间，里面关着黑熊、猴子这些，连转个身都转不过来，看了都叫人难受。不过在上海时，由于经济条件有限，西郊又远，每次要在静安寺排很长的队转车，也很少有机会去。而北京动物园是从人大出来进城换车的必经之地，所以能方便些。　　　　　动物园的边上还有个可去之处，那就是北京展览馆（即五十年代建的苏联展览馆）。它里面的西侧有个莫斯科餐厅，就像是搬来个欧式宫殿的样板。大理石的地面，巨幅的落地窗，高大的雕花圆柱，巨大的吊灯上挂着一串串玻璃珠晶莹闪亮，过道边就有游着金鱼的小喷水池，处处显示出俄罗斯的皇家气派，可以说是普通老百姓所能见到的最顶级的富丽堂皇。好在那时还提倡面向群众，花个几毛、块把钱，买上几块点心、一盘小吃，也能坐在里面欣赏一阵。　　　　　北京最有民间和地方特色的，当数厂甸的春节庙会。1963年初的寒假，我去了次。小小的地方集中了那么多临时的小店小铺，摆着那么多吃的用的玩的，真是五彩缤纷、琳琅满目。堆在地上的鞭炮，贴在棚子上的年画，挂在店铺外摇晃着的风筝，正在现场制作的糖稀画和捏面人，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北京的小吃，五花八门，数不胜数。一听那名字，叫什么驴打滚啦、兔耳朵啦，虽然土得掉渣，听着却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整整一条街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们神情怡然，孩子们在奔跑嘻闹，更小的则骑在大人的脖子上四处观望，老人们脸上绽着笑容，年青的伴侣们亲热地细语，听着那些纯正的京腔京调，由衷地感到，这才是生活啊，平静的美好的生活啊！在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人们在喘了一口气之后，好不容易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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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5:47 &&
　　　　　平常能体现北京地方特色的，就是前门外的大栅栏，挺有意思的。美中不足，就是规模小了点。至于大名在外的天桥，去看了下，结果大失所望。除了零散的几个极小的烟酒店，几乎就是个贫民窟。倒是天桥对面的生物展览馆，有几个很大的在全世界也数得上的恐龙骨架，很是不错。　　　　　　　　　　北京的气候不算差，比较干燥，觉得反而比南方好。每到“五一”前后，便有种浓郁的春天气息。那绿树，那红花，那蓝天，真叫人陶醉。人大校门口的大路很宽，除了来去两条车行道外，那就是比车行道更宽得多的泥土，和泥土上的草、泥土上的树。春天里，那嫩绿的新叶，那冬雪般漫天飘落的柳絮，和地上羊群似翻滚向前的絮团，那才是春天。不像在上海，有的是拥挤嘈杂的人群、房屋、街道，而看不到半点泥土。　　　　　北京的夏天不算很热，晚上又挺凉爽。尤其是九、十月份，国庆前后，秋高气爽，真是好。冬天也不很冷，有时气温已到零下六、七度，看水池边的冰碴冻得厚厚的，要是在上海这样的温度可是冷得不得了。但在北京，可能是气候干燥、皮肤散热慢的缘故，并没有觉得想象中的冷。只是早春季节风沙较大，市区里常见好多女同志到时用白纱巾把头部肩部包得严严实实，成了一道很特殊的风景线（学校里没有这样打扮的）。　　　　　大概是1965年底，还经历过一次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沙尘暴。那是上午十点左右，天忽然暗了下来，不大一会儿，越来越暗。听到走廊里有人在喊：“快关紧门窗，来沙尘暴了。”接着是一阵关门关窗声。很快，天就黑得很厉害，黑得跟深夜一样，太阳像朦胧的月亮。只见对面楼房亮起的灯光，不像平常夜晚的白色和***，而是很怪异的蓝荧荧的光。再一会，狂风骤起，风沙大作，玻璃窗上打得沙沙作响。大概一个多小时后，又渐渐静了下来。天色又渐渐变亮，但整个天空一片灰蒙。下课后，走出教学楼，空气里弥漫着呛人的沙土味，地上、树上、房上，到处都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尘土。　　　　　对北京城印象最深的，倒是北京的民风。当时感觉北京的社会风气很质朴，很文明。比如说等公交车，哪怕是两个人，也都是自觉排队。不过，从那以后就再没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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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7:58 &&
　　　　　来到北京，最令我激动的事，那就是参加国庆的庆祝活动。第一年是在***广场上“组字”。就是每人站在一块方砖上，手里拿着好几朵各种颜色的纸花。随着不同的号令，举起不同的花。几十万人就组成了广场上不同的宏大图案。中午，长安街上由东向西的群众游行结束，在广场上举花的人便一起向前涌去，直到金水桥边。由于自己近视，对城楼上的领导人，只能看个大概。　　　　　从1963年到1965年，每年作为仪仗队参加国庆游行，我们就排在最前面的第二方阵。第一方阵是北师大女生的花篮方阵，比较小，后面就是我们人大学生肩扛国徽和高举红旗的方阵了。国庆那天，上午十点整，面对宽阔而空旷的长安街，随着“歌唱祖国”的乐曲声响起，跨出那整齐有力的整个游行队伍的第一步，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心里不由十分地豪迈，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1963年国庆那天，我们排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长安街上，中央台的转播站也搭在那儿，正在调试。一位女播音员大概是在问那声音怎么样，在大喇叭里问：“现在这声音好听吗？”那么甜美的声音，惹得我们几百人齐声喊：“好听，好听！”弄得那播音员不好意思了，马上就没了声音。　　　　　每年的国庆，都是最忙碌的一天。凌晨一两点就起床、集合、上车，在东长安街上列队。游行完毕，要步行很长的路，往往要走到西四、甚至更远才能上车回校。吃完晚饭，便很快又要出发。晚上参加在***广场上的联欢，看着广场上欢快的人群翩翩起舞，一朵朵在半空绽放的礼花，耳边是轰隆轰隆的炮声，四周华灯齐放，这时最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安康，由衷地祝愿祖国好。回到学校，总得要深夜两点以后了。　　　　　不过参加国庆游行，也是有点代价的。训练是很艰苦的，每年5月份就开始了，到了9月，每天都要训2个小时以上。因为长时间地练习整步走，腰部往往震动受累。也可能是因为体质的欠佳，也可能是因为训练的强度过大，我有了点腰疼。那时，刚开始有激素类的药物（强的松），吃了效果很好，但对胃肠刺激很大。这些问题，后来在部队农场劳动时变严重了，这等后面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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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9:10 &&
　　　　　&&&&&&初到北京，难免有些思乡的感觉。下面是我在1962年深秋游北海公园时写的一首词“念奴娇——风啸浪滔北海游”，有点小布尔乔亚了：　　　　　“琼华顶上，朔风啸，落叶狂飞树梢。白塔山下浊浪滔，尘沙不见长桥。举目苍茫，独步长廊，不得良友伴。依栏长叹，难望三千里长。　　　　　遥忆旭阳长风，尽情欢笑，同是水浪涛。风啸浪滔花尽摧，落瓣点点如淚。九龙虽腾，无以驾归，孤身岂容飘。扬眉远眺，回首归途斜照。”（注：长风，高中时有次秋游去长风公园）　　　　　我们高中班级考上北京的有五个同学，两个清华，一个石油学院，一个铁道学院。国庆后不久，我们就在颐和园聚了次会。看到曾经都在熟悉的教室里的熟悉的脸庞，如今忽然换了个亮丽的皇家园林的背景，真觉得命运的神奇。大家都很高兴，以后也是常见面。　　　　　上铁道学院的吴芬同学，是我们高中班的团支书。她工作积极，做事认真负责。我们高中班在毕业后有过一份油印的小刊物《团结》，还印过好几期呢。“文革”前，还说过这期由我们北京的几个来办。我已经写了篇关于参加社教运动的稿子。她都已经准备好了钢板、腊纸，说这些都由她来刻、她来印。但不久，轰然来到的“文革”，冲走了这一切。　　　　　大学毕业后，大概各人的境遇都不够理想，相互很少有联系，有的都不知道去向。不过，我知道她去了安徽蚌埠。很多年之后，我去过蚌埠，还想过去找她，可惜没有合适的时间。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她已经去世。这使我再次深感人世的沧桑，让我向她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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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大校园　　　　　再讲人民大学。1961年之前，人大主要是从在职干部中招收调干生，通常被称之为国家干部的摇篮，对于应届高中生来说，有点神秘感。但是按学校的正式说法，人大主要是培养马列主义师资和社会科学理论干部。　　　　　一到学校，第一印象也是十分的简朴。无论是校舍，还是教工都是那样的朴实无华。整个校园，基本上就是三种颜色：灰的楼，绿的树，蓝色的衣服。连校门口也是那样的简朴，就是竖着两个大大的灰色的水泥方柱，右边挂着白底黑字的校牌，上面是极为厚重的六个印刷体大字：“中国人民大学”，左边是蓝底白字的门牌号码：“海淀路39号”（现在是“中关村大街59号”了）。　　　　　整个校园里几乎都是灰砖灰瓦的平房，和相当于二个平房摞起来的二层楼房。最高的主楼也不过三层，这个在1950年建的楼，通常就叫灰楼，正式名称叫教学办公楼，尽管只有三层，却是当时从白石桥到海淀镇的高层建筑了。楼前的圆坛里有两棵高大挺拔的很有年头的松树，那是人民大学的一景。几乎每个人大的学生，都会在那儿留影。我不相信会有什么神灵，可是这两棵大树，却在七十年代人民大学被解散期间，竟先后黯然死去。　　　　　我们计统系（计划统计系的简称）就在学校最里面西北角的北五楼，五排两层的灰楼。每一排都是单面的房间，开门就是外面。冬天的夜里，出去上厕所，那是很冷的。我是在其中第三排（北三楼）底层的108室。除了北五楼，还有南五楼。平房也是五排为一堆，叫处，有五处、三处等等。这些房子，现在都没有了，所以在这儿提一下，也算是一种纪念，让它们能够留在这一页纸面上。据说这些都是刚解放时抢修的，原来设想在十年大庆时再建一个相当于莫斯科大学那样的宏伟建筑，地址都预定好了，在东城区美术馆后面的大佛寺一带。无奈“困难时期”来了，也就作罢。只有厕所间上挂着的俄语标牌，似乎在诉说着建校初期中苏友好和大批苏联专家来校指导的往日情景。　　　　　人大的校园，当时感觉还挺大，够自己走的。长宽差不多都将近有一千米，约1000亩地，一个比较规整的长方形。里面住了约有一万人，二千五的学生，二千五的教工，五千的家属。靠近中心区有一些商业和生活设施，包括商店、菜场、书店、邮局、理发馆、洗澡堂等，一个院子里能这么齐备，还觉得挺希奇。但饭店、小吃部这些还没有。&&&&&&除了在全校最大的楼房——三层的教学办公楼里有二三十个教室外，其余的教室都在一排排灰色的平房里，那片地方叫教学大院。教室里面的光线也不亮。课椅倒是很结实，木头很厚，右侧还有个弯的平板，用来放书和笔记。课椅不是固定的，可以搬来搬去。没有桌子。没有固定教室，下了课，还得走上一段路换教室。现在的大学里也是这样。在那时既觉得新鲜，又觉得不方便。特别是作为班集体，没有固定的活动场所，和中学不一样，有点不习惯。但简朴也有简朴的美。老图书馆东南面的沙土路，路边还有几处小小的树林，作为从那个十分拥挤嘈杂的城市来的人，我就很喜欢，尽管在别人看来那最多只能叫树丛。我还常常喜欢拿着马扎钻进那树丛里看书，顺便看那树影婆娑，看那地上的蚂蚁在爬，蚂蚱在跳，甚至有一次还看到一只蹦跶的小青蛙。或许在很多人看来，这样的心理也未免太幼稚可笑了吧。当然，也有讨厌的，那就是苍蝇，尤其是后来搬到东风三楼，那里的苍蝇特别多。而且那玩艺儿还狡猾得很，你要去打它，它们就都飞到天花板下的电灯线上。短短的这么一截就停了好几、十来个。拍上去，那线是软的，轰的一声，飞得满屋都是，讨厌得很。在上海，因为经过1958年的消灭“四害”（是指老鼠、苍蝇、蚊子、麻雀，麻雀后来改为臭虫），苍蝇已不是很多了。人大的校园环境挺干净的，屋里屋外也挺卫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些的苍蝇。　　　　　在我住的北五楼的西面，有个约为100×50米的人工湖，是个长方形的水塘，单调得很，无景色可言。只是冬天可用来滑冰，倒还不错。　　　　　说到人工湖，有这么个校园里难得见到的事。1963年秋天的一个夜里，我们都已睡了。忽然，警报声大作，大家都迅速穿上衣跑出来。只见数辆红色消防车拉着揪心的警笛，往人工湖直奔而去。我们也赶紧跑去。原来是湖西面的人民造纸厂起火了（该厂当时也属人大，后来分出去了）。　　　　　到了现场，刺眼的灯光之下，几条水龙直射天空，那水柱晶莹闪烁，像无数个光灿跳跃的玉珠飞向空中，壮观极了。好几条胶皮管插在湖中。地面上的流水像小河似地奔腾着，往湖里哗哗地回淌。消防队员们在紧张地走动着。我们被挡在厂外，隔湖观看。半个小时后，才知道不过是场消防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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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俭朴生活　　　　　不但校园简朴，同学们也很简朴。人大虽说是以培养国家干部为主，但那时机关干部也未见有多吃香，加上录取时有一定的政治审查，所以学生多是工农家庭出身，尤以农村家庭居多，因而生活也都很俭朴。我从城市来，尽管经济条件也不好，可是也很难评上助学金。我父亲那时一个月才四十几元的工资，要养活五口人，况且还是在上海那样的大城市里，景况的拮据可想而知。就这样，我也才评了个每月4元的助学金。第二年，我姐姐毕业，有了工作，我就连这点也没有了。　　　　　从入学后，到1966年大串联前，我才回家过一次。不像现在连国庆假期，也有学生坐飞机回家。现在有的平面媒体，对假期不能回家的大学生也作为困难对象呼吁社会给以捐款。或许是我的思想落伍了，我觉得这样做必要性不大。难道大学生假期里就不能留在校园搞点勤工俭学、或者多看几本书么？更可以出去上社会走走么。1963年暑假，是我在校期间除了后来“文革”之外唯一回家的一次。返校时，正值海河洪水泛滥，津浦铁路运行中断，我坐的那趟车是最后一班。远望铁路两侧全是滔滔洪水，一直到天边。水中只露出了点点的房顶、树梢，看得直叫人痛心。水都漫到了路基的石子上，火车只得缓缓地开着，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水中行走似的。　　　　　其余的假期里，我大都参加勤工俭学。夏日里整修操场，炎炎烈日之下，拉着沉重的石碾，大汗淋漓，一步一步地艰难向前，常使我想起聂耳的“大路歌”：“大家一起流血汗，嚯嚯嗨！为了活命，哪怕铁磙重如山，嚯嗨吭！”我对聂耳的歌，一直很有感情。冬天，则在图书馆里进行整理和装帧。总之，是用汗水换来很少许的一点补贴。　　　　　好在那时的费用很低廉，主要就是每月九元五的伙食费（第二年提高到十二元五），很少量的书费（那时有不少的课程还没有书），别的开销就很少了，连根小豆冰棍也不舍得吃。再有也就是买个笔记本，买个墨水还是另拷的（即散装的），自己带空瓶子去。难得进城一次，买两个“火烧”当午餐，那就是最大的奢侈了。北京人把烧饼叫“火烧”，这在上海人看来，也是挺新奇的。　　　　　　　　　　就生活方面讲，那时还没走出困难时期的阴影，大家穿得都很朴素。不但学生是这样，老师也是这样。教商业经济的老师很坦诚地说道：“别看这样，这还是好的。等到了澡堂里，外面的衣服一脱，里面的都是补丁落补丁，连教授也都是这样。”是啊，那时一年才几尺的布票，买块抹布也得掂量再三啊，只能顾最外面的了。当下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知是否也源于此。　　　　　吃的就差得更多了。开始时粮食定量还不到三十斤，后来增加了点。这些粮，放到现在是足够了。可那时别的副食很少，往往顶不到下一顿就饿了，而且细粮只有很少一点（开始大约10-20%）。也就是说一天还吃不上一个二两的白面馒头，其余则是以前在南方听都没听说过的窝窝头。如果上午第四节没课的话，食堂门口一定是聚了很多人，在那儿敲着碗急切地等着饭吃。这对于从南方城市来的我，确实很不适应，而且事先也没这个思想准备，没想到上大学还得挨点饿。当然再一想，在全国人民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党和政府还要培养大学生（那年人大招了400名本科生），也是不容易的，内心还是满怀感激。第二年，在党的关怀下，大学生的伙食标准由每月九元提高到了十二元五角，粮食定量由28斤提高到32-36斤，生活就有了明显好转。　　　　　话说回来，这种程度并不算厉害的饥饿，倒是让人练出了冷静和毅力，每天每顿都得按计划匀着吃。决不可一时冲动，饿了就吃，那到月底怎么办。大家都在饿，谁也帮不了你。饿了，就忍着，没有别的办法，也没有钱买别的。应该说，1962年北京、上海的大学生还是幸福的。相比起来，其生活条件在全国是最好的了（那些有内部特供的除外），所以也就没有更多的怨言。但毕竟会有一些后遗症，不久之后，我得了十二指肠溃疡，与这是有关联的。　　　　　离开家，才知道挨饿的味道。这还是在首都，还是在全国一流的大学，政府已经作了很大的照顾。那时，我才更知道父母的苦心、父母的恩情。尽管上海作为大城市，在困难时期，国家也做了优先供应，甚至吃上了来自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进口面粉，还有伊拉克的蜜枣。但是，我没有吃到很大的苦，更是因为父母亲全力的呵护。那时，我父亲有重病，政府对重病号有照顾，每个月有一斤肉、二斤蛋，还有少量的豆制品（具体数字，可能记得不一定很准，但大体上就是这个数）。就这些为数不多的营养品，相当一部分是给了我，使我在那个困难时期，没有受到更多的苦。他自己却病情日重、经久不愈。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我的生命啊。我的父母没能见到儿孙们今天的好日子。每念于此，不禁泪湿衣衫。　　　　　讲个远一点的事，我的哥哥那时在西北某高校。年，他们学校的低年级学生各自回家，高年级学生则由老师带队去甘南山区度荒。老师在山坡上给学生上课，不是讲机器怎么造、怎么开，而是教这种野菜可以吃、那种野菜不能吃。挖野菜，就那么容易么？你挖了，别人挖什么？结果还为挖野菜与当地山民发生冲突，有两个学生被杀。连野菜都没吃上，就把命丢在了大山里。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曾经有过的一页。　　　　　学校的生活艰苦，社会上的生活更艰苦。很多同学来校时，体质并不好。我们已经开始上课有一两个星期了，入学体检报告出来，我们班有两位同学因健康原因被休学一年。这两位，还都是我的上海老乡。第二年，他们两位又来体检。一位徐同学留到下一级，另一位女同学还是没通过，被取消入学资格真是太可惜了。　　　　　　　　　　那时，食堂的打饭是这样的:每顿就一个菜，大家都一样。饭票上，没有金额，只标明日期和早中晚。上午没课的班级，轮流去食堂帮橱，干些捡菜、洗菜之类的活，而且提前吃饭。开饭时，还要给来就餐的同学们打菜。为了显示公平，打菜时不能抬头看人，以防别人说你打得有多有少。等着打饭的队伍排得又很长，所以就只管低头接碗，飞快地往里舀上等量的一勺，递出去，再接下一个碗，都练出这本领了。　　　　　菜是等量的，可饭量有大小。不过，只听说不够吃的，几乎没听说吃不了的。　　　　　饭碗由各人自备。吃完饭，食堂的自来水龙头前就排起了长队。这时，前面如果有熟悉的女同学，你就可以把碗递给她，说声：“帮我洗一下吧。”甚至连“不好意思”都不一定要说。　　　　　难得也有热闹的时候。1963年的元旦，食堂发给每班和好的面和拌好的馅，回来由各班自己包饺子，再自己去食堂大锅里下。班里的同学多数不会包，我则连看也没看见过。大家在宿舍里，把桌子拼起来，由北京的女同学当指导，一起动手，热热闹闹地吃了回饺子。当然，包的过程比吃的过程还要热闹。　　　　　　　　　　那个时代不但手头的钱少,商品供应更是匮乏，有了钱还买不到东西，另外还需要各种各样的票。不但有粮票、油票、肉票、蛋票、布票这些最基本的票，还有其它许多种的副食品票（用来买豆制品、调味品之类）、许多种的日用品票（用来买肥皂、抹布之类），另外还有工业卷，花样之多，达数十种。对于学生，吃的方面由食堂统管，那些票就到不了手里。要想外出吃饭、买块点心，都要粮票。那粮票从哪儿来？就得哪顿不吃饭，才能退回点北京市粮票。如果整个假期回家不在校，才能退给全国粮票。全国粮票的可贵之处，是里面含有油。就是说你回家交给粮店一个月的三十斤全国粮票，粮店除了卖给你三十斤成品粮，还要卖给你按当地标准供应的食用油，比如三两或四两。　　　　　工业卷（日用工业品购买卷），在校生是按居民的标准给。各地不一样，北京是一年发一、二张，上海给的多，不过买一辆自行车就要一、二百张。对于我们这些穷学生来说，这些卷基本上也没用，啥也买不起，有几张还一直留到了现在。　　　　　华侨同学收到海外寄来的外汇换***民币时，另外再给侨汇卷，可以在特定的外汇商店买东西，包括市面上没有的进口的一些东西。那几年是华侨最吃香的时候。直到文革爆发，海外关系反过来成了一大罪状。　　　　　　　　　　当时住的是八人一个大房间（实住七人），四个上下的双人床，每人一个课桌，再没有别的设施。东西就放在床底下。常有人在床架上钉块木板放书。冬天，中间生个火炉，每人轮流负责。作为南方人，我很喜欢在炉盖上烤馒头片，焦黄酥脆，很好吃。只是舍不得那样做，因为那样太不经吃，一个馒头不当回事就没了。有位天津的李同学，他父亲是位技师。过来时，还帮我们用粗铁丝扎了个烤馒头的架子。他手艺很纯熟，做出来的架子很标准，该直的地方笔直，该弯的地方就是90度，倒底是工人师傅啊，不像我们自己做的，弯弯扭扭，别提多丑。　　　　　　　　　　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都还保留着各自的生活习惯。拿洗衣服来说吧，有的是用洗衣板搓，有的是用手揉，有的是用棒捶打，而我老家的办法则是平铺在板上用刷子刷的。来校后不久，我照例用两张旧课桌拼起来，将湿衣服铺开，就刷将起来。有位学长从边上走过一看，就说又是一位老乡么。他就是我后来很熟识的当时的统计专业研究生、我的崇明老乡沈士诚。多少年后，我俩还都同时在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　　　　　　　　　　可能多少还是生活困难的影响，我的体质比较弱，加上对北方生活不很适应，1963年春，我因病住了次院。那天，自己也没觉得多严重，只是发热咳嗽，脸色潮红，但步履稳定，精神尚可。去校医院检查，体温已到40多度，立即透视，诊断为大叶性肺炎。由于校医院不设病床，就开单子直接上海淀医院去住。我拿了单子回到系办公室说明情况。系办说，叫班里派个同学陪你去。我说不用了，自己能走。再回宿舍跟同学说了下，拿了点东西。同学们要陪我去，我也说不用了，就这样自己走了过去。出北门穿过人大附中，就到了位于黄庄的海淀医院。医院的医生和同病房的病人都有点惊讶：“啊，你还是自己走来的啊？”很少有住院的病人是自己一个人走来的。　　　　　海淀医院是个中型医院，医疗条件和服务态度都挺不错。我住了十天，出院时，系办的金水心老师过来办了相关手续，接我回去（那时对系办公室的老师，习惯称秘书，叫金秘书）。这是我第一次和家人或同学以外的人一起住宿，更是第一次享受公费医疗。这才觉得考上大学不一样，看病不用花钱了，生活有保障了。住了次院，反倒觉得心里有了些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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