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3 Forbidden
403 Forbidden没钱你活个什么劲：中国农民为什么自杀？
[导读]基于这样的思维基础，中国人形成了“拜官”与崇拜权力的文化心理，“官”成为传统中国的核心。特别是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富贵对于中国人而言变得可遇而可求。“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几千年农民生活的写照日，《南方周末》登载了一篇《他们为什么选择去死？农村自杀者档案》，文中选取了几起农民自杀案例，折射出当今中国农村的现状与农民生活的困境。作为中国人这个大集体中一个群体，相对而言，农民身上带有更多的传统思维，这决定了他们的行为深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他们也遭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由此使们在精神上的困境显得尤为明显。面临难以解决的困境时，农民很容易选择自杀的路径，他们为什么选择自杀？活着真的那么艰难吗？一、苟富贵勿相忘：追名逐利的传统心理思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第一次向中国人展示了权力的威力，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便可无所不能，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名利的高峰，成为后世追求者的榜样。目睹他巡游的两个人说下“彼可取而代也”、“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千古名言，前者叫项羽，后者名刘邦。秦亡后二人展开数年争斗，最终刘邦取胜。刘邦的成功也堪称奇迹，他的成功也成为中国人的千古臆想——流氓也可以通过权术与计谋取得绝对的权力与地位，出身、文化休养并不重要。在日后的中国历史中，如刘邦式的人物层出不穷，他们行为与观念一次又一次加深“富贵”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造反者如黄巢呼号：“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诗人李白赋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即便是小说中的人物，也不能免俗，宋江浔阳楼上吟反诗：“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这些名言背后都是追求权力的心态，而在传统中国，拥有了权力便拥有了包括财富在内的一切。因此，追求以权力为核心的“富贵”便成为中国人的千古梦想，“读书只为稻粱谋”、“千里做官只为财”成了这种梦想的最好脚注。基于这样的思维基础，中国人形成了“拜官”与崇拜权力的文化心理，“官”成为传统中国的核心。特别是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富贵对于中国人而言变得可遇而可求，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中国人上演了一出出的悲喜剧。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刻画了范进这一经典角色，透过他可以一窥传统中国的世态人情。当范进还是一文不名的穷酸秀才时，他的岳父称将女儿嫁给他是倒运，要求他不许在自己面前“装大”，但同时却要求他不能与做田扒粪的平头百姓平起平坐。当范进为了乡试去求岳父援助时，却遭来一顿劈头盖脸的痛骂。然而事实难料，当范进考上举人后，周围人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先是邻居满处寻觅他，接着是送米送酒，先前大骂他的岳父也完全变了模样，对着患了癔症的女婿而不敢下手打，被迫打了后“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除了岳父与乡邻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外，那些从来不与范进发生关系的乡绅也前来道贺攀关系。范进中举，地位一日千里，一纸文告让他在一日之内便体验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事实上，范进的遭遇不过是传统中国的一个缩影，当一个人一名不文时，面子、尊严统统不存在，而当他有权有钱时，周围满是巴结的目光，每个人都想从他身上分得一杯羹。而这些成功者也会摆起十足的架子，以此来展现自己的面子。项羽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刘邦当了皇帝，便在父老面前唱起了《大风歌》，他也有了足够的资本问父亲，“始大人常以臣无赖，不能治产业，不如仲力。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学而优则仕”是农民子弟改变命运的途径，范进只是个例而已。以权力为核心的富贵是传统中国成功的标志，成功者在成功后大多会回到故乡，将自己的事迹告诸世人，这成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传统，印刻在每个人内心深处。而家庭幸福，亲人和睦从来没有成为中国人幸福的标志，农民浸润在这样的传统文化心理下，富贵也是他们内在的心理诉求，所谓“苟富贵，勿相忘”，是每个农民的内心期盼。二、成功者的价值引导：没有钱你活个什么劲“大跃进”中的农民画与“天堂”想像近代以来，尽管中国遭遇三千未有之巨变，但欧风美雨并未深入到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观念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北洋时代，军阀部队的主力构成是农民，据陈志让《军绅政权》一书分析，当时农民参加军队的目的是为了生活，他们大多数人领了军饷后会将钱寄给在故乡的家人（当时的战争烈度并不大，1922年直奉战争双方动用二十余万人，伤亡一共四五千人，但这已是堪称惨烈的战争了。）对于当兵的农民来说，领到军饷才是最实在的，因此哪个军阀能筹饷，他的部队和势力便能强大，反之则走向衰弱。农民参加军队的目的是为了钱，在日后的革命军队中也存在不少此类思想，即便进入新时代后，这种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毛新宇在《我的伯父毛岸英》一文中记载，毛岸英回到韶山后，当地农民在欢迎他时喊的是“嘿，太子荣归故里啦！”***的革命奋斗在农民那里被简化成“打江山坐江山”的逻辑。毛新宇记载的这段往事其实是中国农民心态的一瞥，富与贵仍然是农民最内在的需求。进入文革后，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向下学习的运动，农民被视为最为尊贵的群体，***说“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精英阶层都被迫向下学习，但事实上，农民除了朴质与老实这种所谓的传统特质外，更多的是狡黠、懒惰、功利、好逸恶劳，在这样的运动中，知识分子的精神没有得到改造，农民的思想观念更不会有进步。事实上，农民真正的需求被忽略了，农民在十余年的运动中未能富有，贫困一直伴随着他们，在这样的情境下，要农民转变思维，等同于缘木求鱼。文革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一些恶劣的影响深入并影响中国至今，其表现有四：1.实用主义被奉为社会行为“准则”，能捞到好处才是硬道理，“走后门”由此产生；2.言行不一成为社会“风俗”，“逢人只说三分话”的传统被进一步发扬；3.抵赖说谎成为文化性“思潮”，不反思、拒绝反思成为每个人生活准则，成功者表现尤甚；4站队替代了是非善恶，是谁的人比道理更重要。社会大风潮如此，农民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也目睹了大量的事实，他们的心态不可能不被改变。文革之后的时代，中国精英和成功者向下层民众传达的不是家庭幸福的理念，而是有钱就好，没钱你活个什么劲。电视上，电视剧表现的是住大房子开好车吃大餐才是幸福，电影同样如此。红火一时的《中国合伙人》告诉观众的是，只要你有钱，版权不重要，只要你有钱，在美国也能建实验室，如果没钱，你就只能刷盘子；《小时代》的创造者郭敬明更是如此，如网友所调侃的那样：“我开始怀念卫生间里2013Dior春秋限量款的价值一千九百九十八的香皂，不知道它胖了瘦了。”而这传递的是物质至上，有钱就好的价值观。如果说这些电影是在城市流行的，那么，哪些在农村流传的又如何呢？以《乡村爱情》为代表的农村题材电视剧，编织出一幅与其说是农村不如说是现代童话的画面：比如，村里的人都生活富裕，人人善良淳朴，谁想发家致富，项目、资金都很容易解决，但事实上，这些在现实中很难找到具体的投射。中国更多的农民每天还在为钱算计，这种电视剧所能传达的，除了一种臆想的现代农村和希望的方向外，更可能是一句“你不能赚钱不如死了算了”。三、现代社会的冲击：故土渐远 城市难进现代化的进程带来巨大的转变，农村与城市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近，现代化带来的电视、网络让整个社会联系更加紧密，但这也对农村和农民造成更大的冲击。改革开放之初，农民工进城被视为盲流，政策上本来是不允许农民进城的，但因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等的需要，农民被引进城市，成为第一代农民工，此时的农民工进城挣钱，但最终会选择回到农村，老一辈农民工多会选择在城市里打拼一段时间，存下一笔钱，然后回农村建房，他们的“成功”也会引来后来者的效仿，这成为第一代农民进城的基本模式。第一代农民工之后，是第二代农民工，不同于父辈，他们相对更有文化和知识，眼界更为宽阔，因此当他们感受到城市带来的便利之后，往往希望留在城市，但现实却是十分艰难，留在城市里的希望往往化为泡影。但不论是第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进城之后都会给农村带去新的观念和思维，比如需要有三层洋楼，家里需要有车，如果没有这些，那么在城市的生涯便是失败的。多数农民在回到家乡时，往往会衣着光鲜且出手大方，借此显示自己的“成功”，这对于留在农村的农民来说，其冲击远大于“陈焕生上城”，这种冲击除了促使农民进城外，还会造成农村社会的各类冲突。一个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回到家乡建起小洋楼，购置起各类家用电器后，他便会成为其他农民羡慕的对象，有的人会以此怨恨自己的丈夫或妻子，家庭矛盾便会发生，这种因为钱的矛盾在农村最容易酿成悲剧。事实上，尽管农民进入城市后带来了物质的丰裕，但在思想观念上却少有进步，农民解决问题的办法依然十分传统，农妇是“一哭二闹三上吊”，农夫也一样简单粗暴。现代化的冲击使农民离土地越来越远，农民不愿意再回到农村种地，拆迁、土地征用时有发生，农民与昔日的故土越来越远，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而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价值和道德观念是多数农民所不能理解的。当农民离开土地后，他们也并不能顺利进入城市，户籍制度成为压在农民头上最沉重的枷锁，许多农民有钱后也只能选择回到农村。四、观念作怪：家丑不可外扬 不要麻烦别人从四幅农民图像研究中国农民命运的历史梁漱溟有中国文化早熟之论，他认为中国人先自动承认了旁人，由此导致个人被埋没，个人权利被抹杀，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鲁迅称之为“吃人”的传统，于中国农民而言，也许他们是自私的，但是他们确实是不愿意麻烦旁人的，尤其是在心理和精神上更不愿意麻烦旁人。“家丑不可外扬”的观念尤其深入人心，夫妻矛盾这样的家丑更不能为外人道，有气也只能往心里咽，长期的负面情绪积累最终压垮一个人。于社会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一直不重视个人，国家在制度设定上也从来不重视家庭和个人的问题，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小民的家庭问题从来都不是官方关心的话题。这自然造成农民有问题不会主动去找政府，而另一方面，政府也从来没有为小民提供过这类服务。传统中国社会，以皇帝为核心的政府高高在上，他们掌握着百姓的一切，百姓所拥有的都是来自于官家的“赏赐”。古代官员管理百姓称为“牧养”，官员被称为“父母官”，老百姓得到的一切都要感谢官家。小民如果有问题找官家，会有什么遭遇呢？惊堂木一响，小民吓到跪在地上，然后“父母官”先赏赐一顿板子，小民再磕头谢恩，这几乎成为固定惯例。在这样的传统下，一般人没事是不找官家的，在民间也流传着“衙门朝天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谚语，这也是传统中国官民的现实写照，一言以蔽之，传统时代的中国人一直是臣民，不可能有问题找政府。尽管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遭受到广泛的现代化冲击，但在这些基本的理念上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农民一般情况下不会选择找政府或者诉诸法律。许多农民工领不到工资时往往选择以死威胁雇主，而不会用法律手段，这除了农民知识水平低外，和中国传统的官民文化分不开。在涉及钱的问题上农民尚且不愿意选择找政府，个人问题农民更不会选择找政府。心理压抑、抑郁症这类疾病对农民来说闻所未闻，更不用说心理治疗、精神干预之类的治疗法了，对于农民而言，心理的压抑与不安都会选择自己承受，如果承受不住，那么自杀可能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事实上，政府也并未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心理辅导和关怀，在心理健康问题上，政府和社会机构关注极少，即便城市也不例外，又有多少人能准确分清精神疾病和神经病的区别？结语：根深蒂固的传统功利观和臣民观的影响，使农民一方面盼望发财致富，另一方面不愿给政府添麻烦；政府相应职能和制度缺位，现代化冲击，注定了农民在面对无法解决的问题时的抉择，他们其实不想死，但是他们能看到的常常都是死路，于是自杀便成为最好的选择，只是，当他们终结自己生命后，留下的是一个又一个残缺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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