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街头的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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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街头的艺人
　　把街头还给艺人，不是开创，是返还，“还给城市应有的风景”
　　本刊记者/周凤婷（发自上海）
　　傍晚的上海商城步行街，歌手张艺坐在路边弹唱爵士调的歌曲，路人或驻足，或在街边长凳坐下，听罢几曲，掏出十几二十元钱，投入摆在摊位前的琴盒里；五十米开外，手工艺人李雄刚正在为客人用易拉罐材料制作十二生肖，技法娴熟，起身送客，一口地道的上海话，“欢迎下次继续来白相。”
　　不远处，商场保安巡逻张望，但并不驱赶。上海商城位处上海南京西路，是一座高端的综合性商业贸易大楼，安保严格。张艺和李雄刚是这个区域仅有的两处“小摊”，因而十分显眼。他们得以与保安共处的“护身符”是一张“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张艺的编号是B001，李传雄是A006。
　　持证艺人
　　每周除了二、五，晚上5点到7点，只要不下雨，上海商城前都有这样的“合法”路演。这样被认可的街头自由区域，在上海静安区一共有三处，分别是静安公园、上海商城和常德路800秀。全上海目前仅在静安区允许街头表演。
　　所有艺人许可证都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管理。2014年初，在上海市文广局的统筹下，市演出行业协会负责甄选艺人，静安区文化局则专门成立工作组，包括市容管理局、商委、税务等14个部门，协调试点工作。
　　日，第一批8位持证艺人在静安公园上岗。上海是全国第一个对街头艺人进行试点管理的城市。
　　李雄刚是一个做易拉罐工艺品的“老”艺人。他的手工艺生涯从1998年的街头开始。次年，他在上海城隍庙市场的一家文化公司拥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城隍庙的生意给了李雄刚最初的收入和名气，但公司经理几经更换，对经济效益的关注使经营者更注重批量化生产，对作品的艺术性越来越淡漠。
　　李雄刚从三年前就开始关注上海街头艺人的消息，当演出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找到他时，他很积极地参加了整个甄选的流程。
　　做这行已经17年，也有了身份和名气，要回归街头，李雄刚的妻子有过顾虑。“街头卖艺”总是和“乞讨”“要饭”联系在一起，上街摆摊有点自降身份的意味。但李雄刚喜欢人来人往的街头，每次出摊，他都会带上几幅展示性作品，再多带三把凳子，供客人坐下欣赏。路人好奇，同行想切磋技艺，买家想定做，他都乐意陪他们坐一会儿，听听对作品的意见，为创作打开思路。
　　李雄刚有着艺术家的执拗，对创作负责，也对承诺负责。艺人获得职业证照之初，与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签订了“不定价、不销售、不乞讨”等14项持证上岗的职业约定，但“不销售”“不定价”对习惯在街上“讨价还价”的路人是个新理念，面对展示作品“多少钱”的询问，李雄刚需要重复解释“我不卖”“喜欢可以现场做，钱随便给”。
　　每次陆昕一一袭黑衣站在街头，把四个水晶头玩弄于手掌之中时，总能吸引路人围观。2005年从瑞士本科毕业后回国，陆昕一一直从事魔术表演，直到2008年迷恋上水晶头。
　　在瑞士念书时，陆昕一就羡慕街头艺人们自由的状态。但直到他2013年到马来西亚驻场演出，才有机会大方地站在吉隆坡市中心的街头卖艺。此前在上海，他都只敢在街心花园里玩票。
　　陆昕一是第一批候补成员。从马来西亚回国后，他就到上海市文广局官网问询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进展。
　　“10月21号，整个项目推出前一周，我接到了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面试通知。”马来西亚的街头经验以及视觉型表演都给陆昕一加分。“表演、外形很重要，协会看中的还有脾气。”
　　街头演出有很多不安全因素，一旦有艺人心气不顺和保安、路人发生冲突，整个项目都会受到影响。这几乎是所有接受采访的艺人的共识。
　　陆昕一的上岗证三月一换，演出必须遵循“定点、定时、定人、定事”原则，如有违规行为或随意改变演出时间、地点、内容，将被取消表演资格。
　　一般每人每周平均被分配到3天，在三处轮换，每天设有“督导员”，静安公园的演出时间为12：00至18：00，18：00之后将作为停车位使用。其余两处商城一周只能安排三至四天，时间从17：00至19：00。但也并非完全固定，早到或者晚走，只要保安不驱赶，也稍微拖延。
　　没尊严的表演
　　张艺2002年入行，最初几年“很辛苦”，入行晚，机会少，新人又扎堆跑。在北京，张艺住在三平米的地下室，玩音乐的朋友大多聚集在五环外的霍营，边缘人群的状态。
　　北京西直门地铁站，是十三年前张艺第一次和朋友***演出的地方。他们站在楼梯边上，下班高峰期，人流挨他很近，但不管是表演者还是音乐，都被巨大的嘈杂声和焦虑感淹没了。路人行色匆匆，几乎没人停下来观望。那一次，他们只得到十元的赏钱。
　　张艺逐渐得到咖啡馆、街头驻场演出的机会，很少去街头演出。二十岁才开始学习乐器，让张艺有紧迫感。2012年，他背着吉他来上海，见高人，开眼界。也正是这几年，各种音乐节、假日集市如雨后春笋，生活像打开了一扇门，日子不再那么辛苦。张艺喜欢上海的文化氛围，每年全国唯一的爵士音乐节，是他的最爱。
　　张艺重新对街头艺术执迷，是受到两本书的启发。洛秦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描述了美国街头文化的自由浪漫；而羌族音乐人老三的《在路上》则记录一把吉他走天下的风景。
　　但他总怀疑自己没有准备好。在嘈杂的马路边演出，人群围了又散，评头论足，相对于舞台的间离效果，路演让艺人面临更苛刻的观众和环境。“如果注意力都在匆匆而过不感兴趣的行人上，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在上海，张艺偶尔也会去人民广场、五角场、四川北路、淮海路的街头唱歌，在淮海路的新天地，好几次，吉他刚架好没唱几首，保安就过来，也不粗鲁，只是盯着他把行头收起来，目送他离开。次数多了，他也不好意思再去。
　　在猫和老鼠游戏里，感触最深的是气球兄弟王士平和王路平。
　　穿着小丑服、戴着红色假发的兄弟俩在静安公园人气颇高。兄弟俩能熟练制作近三百种气球造型，五六分钟就能做出小朋友指定的“手***”“帽子”“飞机”，甚至难度更高的“婚纱”。
　　在上海最初几年，兄弟俩端盘子洗菜睡天桥，做气球表演，收入不高但能使他们在这座城市得以体面活着，有尊严。可他们职业的起点，严格意义上是“非法”的。
　　目前上海地方对街头卖艺实施管理的相关法律依据主要有《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及《上海市人民广场地区综合管理暂行规定》等。按条例规定，占用道路、桥梁、人行天桥等公共空间的设摊、兜售、卖艺行为都应受到处罚。
　　兄弟俩是山西人，好面子，哥哥王士平见了城管不愿意跑，眼睁睁看着城管把材料收走；弟弟王路平从开始练习制作气球作品到最终上街穿小丑服表演，足足花了两年。有一段时间他们一人一件专业钓鱼的背心，浑身都是口袋，城管来了，把气球往口袋一塞，瞬间变身路人甲。
　　最开始，他们混杂在街头小摊贩中，在家里提前做好造型，拿到街上售卖。2010年世博会期间，城管抓得紧，三个月时间里，他们没有一分钱收入，天天去河里捞鱼，表面平静，内心煎熬。
　　那年十一长假，经过几次考察，兄弟俩狠心拿出550元的摊位费，第一次参加了长风公园的街头集市。
　　生意出乎意料的火爆。最好的一天，10元一个气球，他们赚了3700元，11天的集市，一共赚了一万多。王士平的最高纪录，是一个小时吹800个气球，“那感觉比喝醉酒都难过。”
　　同张艺一样，有了出路的兄弟俩逐渐放弃街头，街头的生活，不体面，不正面，没尊严。“街头具有实战性，很成就人。”王士平知道，他们现在的技艺是被街头逼出来的。
　　10年求身份
　　作为老上海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罗怀臻始终觉得，现在上海的街市虽然井井有条，整洁大气，但总是少了点烟火气。
　　罗怀臻是职业剧作家，这个想法来自创作灵感，“自古有街市就有百戏，街头是艺术发展的重要源头之一。先秦西周的宫廷艺人，大都是从街头被选拔到宫廷里去的。”把街头还给艺人，不是开创，是返还，“还给城市应有的风景”。
　　公共空间仅仅用来“路过”，而非驻足，太封闭和保守，这与简·雅各布斯的想法一致。简·雅各布斯在1961年出版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也提出，仅把城市空间当作过道，是城市规划者最大的悲哀，因为这完全遮蔽了街道作为城市空间对于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意义。
　　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街头曾经养活过一群创造力旺盛的艺术家。
　　根据1956年新华社的新闻记载，当年，上海市拥有 1500 多名街头艺人，包括 33 个街头大棚和 400 多名单档艺人，政府对街头艺人的活动给予了关怀和帮助，提供了场地和设施。
　　这些艺人如何凋零散失已经难以考证。而把街头还给艺人的想法，罗怀臻十年前就开始酝酿，从想法、酝酿到执行落实，经历十年。
　　早在2004年，罗怀臻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期间，就开始提交“建议制定《上海市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的议案。在这项议案中，他提出管理条例应对“街头艺术”的身份、表演方式、表演空间与时间进行认定，并给予税收减免和资金扶持。
　　在罗怀臻看来，街头艺术分两类人群。一类为乞讨型，以展示伤残、冤屈为主，辅以粗糙的表演，博取同情；另一类为艺术型的，通过街头的公共空间展示自己的艺术，不失尊严地收取观者的自觉施予。包括戏剧、歌舞、杂技、魔术、特技、绘画、武术等多种类别。
　　他提出议案的初衷之一，是希望将两者区分，让市民享受到真正的自由艺术的红利。罗怀臻提到杜甫笔下的“公孙大娘舞剑”，作为盛唐时期最杰出的舞蹈家，她虽然多次被邀请到宫廷演出，但依然喜欢在民间献艺。
　　在2008年召开的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罗怀臻等12位代表再次提出这份议案，该议案审议结果得到常委会的表决通过。报告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前，先行制定管理办法。
　　当时罗怀臻的设想是，世博会并不局限于园区，应该融入上海这座城市本身，如果街头艺人能取得合法资质，能为上海增添文化气息。然而，因为管理部门出于安保和种种其他因素的考量，这一想法并未如愿。
　　罗怀臻曾笑言自己当年提出议案是不知轻重。“当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为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一下子来了十多家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多个职能领域，我才意识到，这件事注定要走很长的路。”
　　而这十年中，卖艺乞讨的江湖客在上海有增无减，职业乐手走上街头玩音乐的气息也逐渐浓厚。
　　2014年10月，在上海市文广局统筹下，上海演出行业协会联合静安区政府，在该区开始试点街头艺人持证上岗。
　　在王士平和王路平兄弟街头表演的第七年，俩人挂上了“许可证”，他们终于不必东躲西藏。
　　把街头还给艺人
　　在街头呆了八个月，李雄刚已经逐渐淡出了城隍庙手工艺的朋友圈，今年和城隍庙合同到期后，他打算不再续约。
　　在城隍庙，他是老板，买主是顾客，***是个交易。但在街上，他是手艺人，行人是有缘人。他在家里花了一个月时间完成系列作品《外滩记忆》，但总琢磨着少点什么，但在街头，路人对他的布局、裁剪、拼贴三言两语的评价集合起来，思路就打开了。
　　对李雄刚来说，街头更大的收获在于，他意识到自己这门手艺的价值。易拉罐环保，可操作性强，便于推广，如果作品更多地和传统文化结合，还具文化传承的意义。街头卖艺，不但没有降低他的身份，反而加深了他的文化内涵。
　　得到街头艺人的许可证之后，张艺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消息，圈内很多专业音乐人都很感兴趣。但也有人对街头始终心怀抵触，对他们来说，做街头音乐有点像推销员扫楼，厚着脸皮敲开每一户的家门，企图获得他们的青睐。
　　但最开始阻止张艺上街表演的恰恰是自己不够好，只能唱口水情歌。“很多人从街头表演开始被认识，走向更好的舞台，甚至殿堂。但对我来说，街头就是另一个殿堂，我想要这种转身。”
　　张艺喜欢在街头表演“高级”的音乐，他的曲子多些爵士的味道，和城市的节奏融合在一起，和打扮入流的白领们相得益彰。
　　他不希望音乐只有演播厅、晚会这样有距离感的表演形式，也不希望街头只能看到收割同情的乞讨式卖艺。张艺鼓动身边的朋友向演艺协会提交申请，和自己一块儿玩儿。第二批街头艺人中，另一个吉他手靳扬曾经申请执照在法国蓬比杜艺术区表演，他在意的，同样是和朋友一起“嗨”的体验。
　　虽然有人担心两把吉他在同一个场地演出会产生类似噪音的灾难效果，但靳扬和张艺一起在上海商城前搭档表演时，效果比一个人演出好。靳扬也曾经为陆昕一的水晶球表演伴奏，各种艺术形式间，碰撞出各种可能性。
　　6月1日，上海市第二批8位街头艺人经历一个月的“街头实习”之后，正式上岗，他们包括萨克斯艺人苏嘉明、华俊、刘晓民，吉他弹唱艺人靳扬、张艺，画像艺人苏楠，手工艺创作艺人陈超友。
　　第二批艺人以80后为主，相较于去年10月25日上岗的首批8位艺人，他们的学历层次提升，表演门类有所拓展。
　　街头的难题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把街头艺人的出现，比喻为在“这座城市盖好的房子上，画一幅让人欣赏的画，而不能把窗子糊掉”。但艺人并不是一张剪贴画，允许个人免费使用公共空间并进行盈利性活动，在中国鲜有先例。
　　街头艺人持证上岗，上海已试点八个多月，很多管理经验仍亟需积累和提高，而可供表演的公共空间奇缺仍是最大的问题。
　　因缺乏法律保障，公共空间涉及诸多管理部门，场地限制是推广复制的首要障碍。艺人的许可证仅限于静安区，甚至离开静安区的三个试点商圈，都是无效的。常德路800秀的音乐表演招致周围居民的投诉后，这一场地就只允许安排手工艺和视觉类演出。
　　目前，16名艺人的演出时间、地点，均有演出行业协会根据艺人提前一周提交的空闲时间安排。在记者看到的一张演出安排表上，艺人们像上下班一样到点演出，按时下班，俨然上班族的时间表。
　　冬寒夏暑，上海的梅雨季，好不容易排到班，下一天雨，这天的生意就泡汤了。这份“看天吃饭”的职业，并不适合严格按照班点作息。
　　街头艺人项目推出伊始，曾引起市民的广泛讨论。对街头艺人进行筛选和管理，一部分市民是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人们对街头艺人有着流浪的吉普赛人式的浪漫想象，来去自由。他们凭什么被管理，又如何管理？
　　韦芝和演艺协会的同事搜集了大量国外街头艺人管理的资料发现，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几乎所有国外街头艺人发展繁荣的背后，都有政府部门科学的管理。
　　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的文艺评论家杨展业在去台湾考察民间文化时，非常欣赏台湾文化的创造力和管理部门对民间文化的扶持。
　　台北市对街头艺人的管理上已经先行大陆十年。2005年，罗怀臻刚刚开始在人大呼吁关注街头艺人时，台北市政府已经颁布了《台北市街头艺人从事艺文活动许可办法》，让街头艺人从事表演活动有章可循。
　　目前，台北市一年颁发1000多张组证照，每年举行两次公开“艺考”，通过率一般在20%以下。文化局公布68个公共空间作为“街头艺人表演场地”，其中包括地铁站、公园、广场、商圈，以及部分景点，表演时段没有明确规定，一般为每天10:00-22:00。进入这些场地表演的，必须是持证艺人。街头艺人采取自由登记申请制度，每天固定时间在服务窗口抽签决定当天表演场地。如果抽到空签，次日会有优先权。
　　同样，街头艺人的表演活动如果违反社会治安相关条例，会受到撤销甚至终止街头艺人资格的处罚。
　　为了支持街头艺人常态化，王士平兄弟甚至准点到街头进行表演推掉商演。但他也担心，选拔颁证之后，那些技术不达标但又想在街头磨练的艺人怎么办？比如最初的自己。
　　陆昕一还身兼街头艺人督导员，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他理解这个项目试点的不容易，也认同协会每一步走得谨慎小心。“我们脚下占了一块空地，给场地方徒增工作量，如果没有实际的效益，形式上的宣传最终没有实质的意义。社会没有义务向我们打开这扇门。只有表演有足够的水准被接纳，我们才有可能渗透。是渗透，而不是铺网。”陆昕一说。
　　6月23日，深圳市福田区给68组街头艺人颁发了首批艺人证，他们共分三个门类，表演艺术类11个，视觉艺术类37个，创意工艺类20个。深圳借鉴台北模式，通过抽签派号决定7月份的场地分配。
　　深圳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尝试对街头艺人进行管理的城市，深圳的步子迈得比上海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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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本文的人还看过相比收入，艺人们更看重“上岗证”的“破冰”意义&&&&&&&&& 10月25日，上海首批获得资质***的街头艺人在静安嘉里中心广场挂牌上岗。这天上午，等待出发进行首秀的陆昕一按捺不住激动心情，他在朋友圈感慨“自己如初生般呼吸，准备迎接光荣的日子。”留洋完成学业、曾在国外表演过的陆昕一说，他为这一刻准备了六年，而最早提出街头艺人合法化的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罗怀臻则表示，自己已为此努力了十年。时至今日，一个月的试点时间已过半。受访的多名首批街头艺人都表示，与并未明显增加的收入相比，他们更看重此举“破冰”般的象征意义。文/图记者冀强发自上海　　“仅次于***”　　　　11月5日傍晚五点，陆昕一准时来到了上海静安区常德路与安义路路口。作为入选的首批持证艺人，他已经把这个并不宽敞的街角，当成了自己表演的舞台。　　一身黑衣打扮的他放下道具箱，开始长长的伸展胳膊，活动手腕关节。这个33岁的年轻人边热身，边笑着朝盯着自己看的交通协管员搭腔，“阿姨，你都看腻了吧。”　　对方笑着否认，他却不依不饶，“骗人，都看那么多次了你。”　　就在陆昕一忙着热身准备的时候，37岁的殷铠也骑着电动车来了。卸下音响，装好话筒，把吉他盒打开放在身前，他调整好状态，准备开唱。　　据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介绍，首批获得“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的艺人共8名，表演领域包括演奏、杂技、魔术、手工等多种艺术形式。按照试点安排，每天将有两种形式的表演在街头进行。“show time！”热身结束的陆昕一打开小音箱，拿出水晶球，开始了表演。晶莹剔透的水晶球在他柔软的双手中滑动、旋转，球里映照出这里繁华的街景。　　正是下班高峰期，来往的人群步履匆匆。表演了许久，终于有人愿意驻足。　　一名女观众笑着盯了好久，终于在表演暂告一段后，提出要摸一下水晶球的要求，陆昕一欣然答应。“吆，好重啊，我还以为是特别轻的材料做的呢。”她感慨说。　　那顶黑色的魔术帽摆在陆昕一面前，在表演半个多小时后，里面仍然只有他放进去做“引子”的几张五元纸币。两次把玩水晶球，又摸了一下陆昕一的手后，那名女观众终于把五元钱放进了那顶黑色帽子里。　　表演谢幕时，陆昕一或鞠躬致谢，或把手抬到鬓角处，向寥寥无几鼓掌的观众致意。　　另一边的殷铠以齐秦的《外面的世界》开唱，坐在音箱上的他嗓音低沉，动情处他眯上了双眼哼唱。陆昕一生意“开张”了，这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仍陶醉在自己的歌声里。　　采访中本报记者发现，在首批八名持证街头艺人中，至少有三人曾有过海外留学或表演经历，素养颇为专业。　　陆昕一可谓是标准海归：高中毕业后他留学瑞士，本科攻读会计专业，之后回到国内。也是在国外时候，他被神奇的魔术和特色街头艺人表演所吸引，毕业后，他彻底与所学专业绝缘，自学了水晶球杂耍和魔术。　　今年年初，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街头表演半年多的他“赶在MH370出事前”回到了上海，并从上海市文广局官网上点进了局长信箱，询问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进展。“算是毛遂自荐吧。今年10月初，我接到了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的面试通知。”　　而被称为“气球兄弟”的王士平与王路平，也和陆昕一一样，之前去马来西亚街头演出过。值得一提的是，持有上岗证并不需要缴费。　　无论是陆昕一还是殷铠，他们在表演时，都把自己的“上岗证”挂在胸前，他们把此视为“仅次于***”的重要证件，“有了它，不再担心被驱赶，不再被视为乞讨，劳动真正得到了认可。”　　发生在街头的美好回忆　　　　七点钟，天已黑透。这个位于静安区商业中心的路口周边，早已灯火通明。按照试点期间的时间安排，每个工作日里，艺人们只许在下午五点到七点间进行表演。　　殷铠首先结束了表演，他并没有直接走到吉他盒前查看收入，而是拿起保温杯喝水润喉。俩小时唱了多少首歌？扎着马尾、戴着黑框眼镜的他一愣，“还真没数，管他呢。来了就唱，唱完就走。”　　在殷铠的表述中，他很享受这种“我来了，我唱了，我走了”的生活状态。从2003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音乐，曾经也是个“小白领”的殷铠说自己彻底玩野了，他辞掉了工作，专业享受着音乐。除了略微拮据的生活，他每天带着一把吉他、一支口琴穿梭在上海的夜场和街头。　　刨除原本已在吉他盒里的钱，殷铠在街头唱歌俩小时的最后收入是40元。“一般化，不算多，也不是最少。”他告诉记者，一般周末收入会高些，工作日里颇为惨淡，“有时候零蛋也是有的。”而当晚收入32元的陆昕一也点头说，工作日的收入基本是来回路费加一碗面钱。“不好的时候，就只有路费，没有面。”　　只看不给钱，你会生气吗？陆昕一听后哈哈大笑，“不会，要是生气的话，早就气死了。&#日晚6点半，一身小丑装打扮的王士平摊开手，向记者展示掌心的两枚硬币，当天运气并不好的他说，一个小时的表演，他的收入只有两块钱。　　与微薄的收入相比，艺人们只能用“精神收入”聊以慰藉。　　殷铠告诉记者，作为外地人，自己在上海的美好回忆几乎都发生在街头：几年前，曾有一名小伙子找到在街头唱歌的殷铠，请他帮忙。几天后，小伙子带着女友经过殷铠唱歌的地方时，殷铠抱着吉他为他俩唱起了《明天我要嫁给你》，小伙子随后单膝跪地，向一脸惊讶的女友求婚。　　再见他们，已是多年后。在同样地点，男孩、女孩还有他们的宝宝专程找到殷铠，并合影留念。　　除了见证过别人的幸福，殷铠还在街头收获着自己的满足。　　2010年11月，“怒放摇滚演唱会”上海站就将在八万人体育场拉开大幕。殷铠当天在体育场外竖起了写有“一个人的怒放”的易拉宝，弹唱着他喜爱的歌曲，“保守说，围观的有两三百人！最后大家一起合唱那些经典歌曲。”这令他回味至今。　　在5日陆昕一表演时，有两名年轻姑娘坐在他附近的台阶上，双手托腮观赏了很久。懂得讨观众喜欢的陆昕一，还从道具箱里拿出了玩具熊，在他手里，这只毛绒绒的玩具，像是有了生命，做出各种呆萌动作，引来欢笑和掌声。　　把身上的22元零钱全部拿了出来后，两名看得入神的姑娘还盛情邀请陆昕一次日到她们工作的咖啡馆喝一杯。　　这个意外的惊喜，让陆昕一备受鼓舞。“哇，Surprise！”单手握拳做了一个加油动作后，陆昕一感慨，哪怕两位姑娘不给钱自己也会非常开心。“她们说看完我的表演后非常开心，作为街头艺人，还有什么比让观众高兴更有成就感呢？”　　“准备迎接光荣的日子”　　　　也难怪10月25日首秀前，陆昕一会感慨“如初生般呼吸，准备迎接光荣的日子”，他告诉本报记者，自己为这一刻准备了六年。　　早在2008年，时为上海市人大代表的著名剧作家罗怀臻，就曾提出了“制定《上海市城市街头艺人管理条例》”的议案，并获表决通过。那时陆昕一就开始关注此事并做起了准备。　　但直到今年10月份，此事才最终得以实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怀臻曾感慨，早在2004年，他就“不知轻重”地提交过以此为题的议案。“之所以说不知轻重，是完全不知道它有多复杂，不知道牵涉多少部门。”　　记者了解到，为了筛选这8名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根据市文广局的部署，用时一年多寻访了100多位街头艺人。其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街头艺人”的界定。　　而据上海静安区文化局介绍，为了对街头艺人进行有效的管理服务，静安组建了专门组委会，包括区市容绿化局、公安分局、城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形成“大文化”管理格局。此外，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还与他们一起订立了“不定价、不转让摊位、不销售、不乞讨、不扰民”等14项持证上岗的职业约定。　　记者注意到，在首批街头艺人表演的每天晚上，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都安排专人在现场观看。这名朱姓工作人员表示，自己每天都会与艺人们同时到场，同时离开，“既了解他们的演出情况，也会记录下遇到的问题。”　　他还透露，第二批街头艺人的招募工作已经启动。尽管何时再试点尚无时间表，但他觉得，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表演种类，都会更宽泛。　　从10月25日至今，一个月的试点时间已经过半。在陆昕一看来，定时定点的试点表演，对收入肯定会产生不利影响。话锋一转，他说“但是也避免了恶性竞争”，最重要的是，他觉得先期试点，像是打开了一道口子，而且他乐观地相信，这道口子将来肯定会慢慢变大。在被关注后，虽然每天的收入并没有明显增加，不过首批街头艺人们还是感受到了媒体报道后的变化，因为越来越多的人特意赶来看他的表演。而曾经认为他“不务正业”的家人，也觉得他所从事的街头表演，成为了一项受人关注的行业。　　年长陆昕一几岁的殷铠，同样看重这种被认可的感觉。他拿起一直挂在脖子里的证件笑着告诉记者，如果有可能的话，他想在经年之后，告诉自己的孙子，“看，爷爷当年是首批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　　33岁的陆昕一如今已经着手准备自己的公司，他将名字申报为“迦楼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对这个“被鄙视了无数次”的拗口名字，他有自己的解释：“如《辞海》里所说，迦楼罗是印度神话中的一种巨鸟，主神毗湿奴的坐骑。我觉得自己也像一只鸟，虽然没有翅膀，但渴望飞起来。”　　离他们表演的街口不远，是上海嘉里中心办公楼二座。从这座46层的大厦俯瞰，街头艺人们渺不可及，但梦想，却已安放在这灯火阑珊的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