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的2000万人面临死亡的是死亡了,什么也做不了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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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后:看哪 这一代人
发表于: 20:10:44
8月的商业新闻有两件大事,先是京东挑战苏宁,硝烟未落,360又和百度叫上了板。
这两件事有一个简单但绝非不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的发起者—刘强东,1974年生;周鸿祎,1970年生—哥俩儿都是“70后”。
循着这个角度观察,事态的发展呈现出某种喜剧效果:从这两个人“宣战”之日起,应战一方每天都有助战者高调加入,终于不约而同地演变成“60后团伙”混战“70后光棍儿”的局面。
“70后”的转折点
10月份是周鸿祎的生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点发动这场不逊于当年“3Q”级别的商战,不知道是否有什么特别考虑。但是,多年前一位师长在40岁生日之前对我说的一番话却让我一直不能忘怀。
在“70后”的共同回忆中,“大专辩论会”应该占有一席之地。这种以亚洲大学生为主的国际华语辩论赛在上世纪90年代连续举办过几年,虽然每年一次,但电视转播的收视率却绝不会低于“非诚勿扰”。
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夺冠的那一届是一次高潮,赛后立刻出了一本书,叫《狮城舌战》,曾经热销到连盗版都一册难求的地步。这个代表队也确实人才济济,不仅后面出过教授和央视主持人,他们的随队顾问更是大名鼎鼎—王沪宁,时任复旦大学教授、国际政治系主任。
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的“随队顾问”。
正所谓上行下效,央视热播的国际大专辩论会,让很多省台也产生了照猫画虎的想法,纷纷出面撺掇、撮合本省的大学生辩论会。我当时正上大三,躬逢其盛,不免如此这般也在电视、广播中辩论了一番。
其实这种活动,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说,最难忘的就是赛前赛后的一小段闲适时光。从各个院系凑起一个小团伙,不用上课,和充当队长、顾问、教练的老师一起,没大没小,不分昼夜,厮混得那是相当有感情。
我们的总顾问是一位来自哲学系的副教授,捷尔吉?卢卡奇研究专家(恕不解释)。虽然做着如此生僻、深奥的学问,他却一向以性情率直、不修边幅而闻名。我和他倒是一直相挈。
赛后的一个下午,在等待校长大人接见表彰的间隙,我俩在办公楼外面的拐角处默默抽烟。抽到“烟屁烧手,紧嘬两口”的紧要时刻,老师忽然变得很伤感,抬头对我说:“过两天我就40岁了。孔子说,四十而不惑,我想我自己做事和性格上的一些毛病也该改一改。”
他算找错人了。我当即条件反射般开口辩论道:“老师,我觉得孔子的意思是,人到了40岁就不再为外界得失荣辱的分别所惑,谓之不惑。你正好什么都不用改!”
老师一瞬间恢复了哲学教授的神色,却似乎有些埋怨地对我说:“你将来会走老庄的路。”
常言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其实同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里内心的境况也绝不相同。有些问题需要的不是***,而是某种共同感受的交换。
当我逐渐开始步入老师的心境时,曾经读到索尔?贝娄的一段话:“人的一生就像一个向上抛起的圆球。它被抛向高处的过程缓慢,如同我们充满了悠闲回忆的童年,但在盛年之后,在下降的惯性里,我们会加速冲向等待我们的死亡,生活将会不由自主地飞逝而去,不容我们再看清或记得身边的世界。”我现在已经知道这种 “生命加速度”带来的焦虑是一种普遍的境况,在这样的节点,人们不由自主地会产生重新审视
和校正生命意义的强烈冲动。正如村上春树在《游泳池畔》的开头所写的:
“三十五岁那年春天,他确认自己已拐过了人生转折点。
不,这么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决心在三十五岁那年春天拐过人生转折点。”
转折虽说普遍,但也大小不同,因应各异。身处不同时代的大多数人可能还是倾向于把它当作一种“非常态”的不适,总要慢慢调适回各自加速度运动的轨道中去。过后顶多像得了次稍重的感冒,鼻子难受过一段时间,也就慢慢忘了。
但总有些人在这样的“重大时刻”,整出些不小的动静,从而深刻地影响了自己所处的时代。
中国目前站在“转折点”上的一代人正是“70后”,“70后的转折点”是我们观察这一代人的两个座标。比如周鸿祎、刘强东,他们在现今阶段看似怪异的举动,最终会怎样发展,对中国未来的商业环境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其实认真论起来,我们经常要说到的“改革开放”,也是“70后”,明年就35了。
激荡的时代
在我们观察的座标上,如果说“转折点”是一个因变量,“70后”就是自变量。每一代人都会走到自己的转折点上,但这一代人的转折又会打上怎样的“70后”烙印呢?
在之前的座谈会上,有人提议总结一下“70后”的本质,但也立刻遭到强烈反对,共同生于一个时代,这种简单的相似性又有什么本质可言?
就日升日落而言,每一天和每一天都是相同的。但每一个日升日落,在它照耀下的人世却是千变万化。西方也常有人热衷于所谓 “GreatGeneration”的讨论。当然,这里面也不能完全排除心理学意义上强化自我认知的需求或者如人类学所谓“传统之创造” (inventionoftradition)的冲动。但正如尼采所说:“评价即是创造。”你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本身就是成为那种人的组成部分或必要的一步。
一个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和他本人对时代环境的认知,对于这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人来说,1970年代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年代。而在陈丹青看来,这个年代的重要之于世界,更甚于中国。
在《回想七十年代中》,他写道:
“七十年代世界范围的太多剧情,很久以后才知道,才了解:当我在山溪冲洗那只无头死猫,巴黎五月风潮、美国嬉皮士运动、伍斯达克露天摇滚乐大会、安迪? 沃霍遇刺、毕加索逝世、萨特全瞎……这些人事均在1970年前后发生,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斯科西斯的《出租车司机》、帕索里尼的《天方夜谭》、彼得?鲁奇的《1900年》等经典电影均摄于七十年代。索尔仁尼琴、米兰?昆德拉、加西亚?马尔克斯、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长串的名单,他们,都在七十年代完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
“欧美人谈起七十年代,至今神往:不论文艺、哲学、越战,还是民权、金融、科技,那是战后资本主义阵营重建信念、开拓价值的好时光,是人家进入二次现代化的响亮时代;日本干干净净的崛起,正在七十年代,台湾九十年代初组织文人议述的七十年代专题,读来也和世界主潮不隔—我们的七十年代便是一部“阳光灿烂”么?”
当然,“回想七十年代”的和“生于七十年代”肯定不是一拨人。先别急。
“1976年之后,在中国,‘七十年代’已告终结。此后数年,全国上下的百般骚动不过是为八十年***始了种种铺垫和预演。”进入1980年代,当“生于七十年代”的人也开始“阳光灿烂”的时候,陪伴这一代人成长的已经包括了上面陈丹青“很久以后才知道”的一切,这已经是“和世界主潮不隔”的一代。这种“时间差”饶有趣味。
说到底,七十年代之所以令欧美人神往,正因为那是一个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怀疑一切的嬉皮年代之后,重建秩序与价值的时代。历经半个世纪的动荡,世界的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美国。在我们的座谈嘉宾中,来自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刘歆益博士生于1979年,正是师从当年的一位嬉皮。他的导师至今引以为傲的仍然是当年挑战旧秩序、建设新世界的豪情,经常会失望于他的学生这一代人是不是对他们的前辈太友善了,为什么不向这个世界宣战呢?
我想张近东和李彦宏肯定不会认同他的看法。当然相比老嬉皮的期许来说,刘强东和周鸿祎对既有互联网商业秩序的挑战只能算小打小闹。
“宣战”之说也不能简单地当作一时意气。应当看到的是,从2007年年末以来,上世纪七十年代老嬉皮们所建构的那套话语体系也已经千疮百孔,前后穿帮。如果再过二三十年往回看,也许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场不亚于上个世界六七十年代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
“全赶上了”—这是葛存壮老爷子回忆录的书名,借来说“70后”正合适,从出生到长大不仅赶上了中国的每一步变革,现在还同世界一起,站在了转折点上。
“两面派”是一种多样性
最近我越来越习惯看,看完觉得好,就去买一本纸书放书架上。其实很多书没看完就去买了,另外一些则根本不用看完。我的一位“70后”女同事私下里一定对我这种做法不耻,因为她曾经郑重地告诉过我,除非她买了一本纸书,否则决不看它的电子版。
你看,“70后”就是这样一些有原则的人,虽然原则是如此的不同。
两年前,我在电子书的机带文档中读完了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当时没有立刻买纸书,一直耽搁下来。前两天想起这件事,就到当当下订单,一搜索却发现有两个版本,后出的版本声称“无删节”,于是我就订了一本。第二天书送到,随手一翻,却让我大吃一惊。
先介绍一下小说。主人公本来也是个好人家的孩子,长大无奈做了律师。主要工作就是在官司中拉皮条,两头糊弄,两边抽成,倒也做得蒸蒸日上。只是终日尔虞我诈,再加上同行倾轧,人性渐渐扭曲。后来死到临头,才发现一直以来怀疑、提防、欺骗的情人原来对自己是一片真情,可惜就要双双***毙。
别急着皱眉头。这其实是一个“黄粱梦”式的故事,整本书就是一场大梦。到了最后两页,在全书第一页没接起的那个***再次响起,主人公从噩梦中醒来,刚才一起上刑场的情人正在给他张罗午饭。他仍然是一个律师,但却好似又获得了一次重新过上幸福生活的机会。
虽然增加了几百字无关紧要的议论,新版本与我看过的老版最大的差别全在最后两页。做梦者如前醒来,喊他起床吃饭的女人却变成了梦中早就离婚的泼妇—此时是他的小女友并且还没有答应嫁给他这个律考尚未通过的穷酸。梦中情人更是想不起来是谁。就在他还没有从这一系列冲击中回过神来的时候,门铃想起,来访的竟然是梦中的主人公—据说是他的好友。原来他做了一场别人的梦。这时候不用问就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是谁?
噩梦醒来是早晨,一切还有希望;还是梦醒的世界更加虚妄、惨淡而无厘头,还不如死在梦里,至少落个痛快—前后出现这两种版本的结局,只有祭出鲁讯那句著名的绕口令般的名言才能把它们统一在一起: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这是出版审查的结果,还是这位1974年出生的作家自己创作思路的改变呢?我倾向于后者,因为不确定的两面性正是“70后”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
某些颇为另类的观察者这样说:“70后是典型的AB型血双子星座的人。双重性格与好奇心,开拓精神与传统意识,外向和自闭,现实主义和乐观主义,争强好胜和低调内敛,思维跳跃和循序渐进、按部就班。”
这基本上还是由成长背景决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接续的是一个传统和秩序割裂的时代,所以首要任务就是恢复。与上一代人的“阳光灿烂”不同,“70后”又重新开始接受了完整的教育,但接受的同时,他们所接受的一切也在改变,并且不管怎么变都信誓旦旦。
我经常会举一位大学老师的例子。考试前他总会宣布一番:所有问题都可以用三种方式解答—一是教科书怎么写你怎么答;二是我怎么讲你怎么答;三是你爱怎么答就怎么答,只要言之成理,都给满分。
听到的人总是很羡慕:哇,真开明!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中国大学的考试,过去背国产教材,后来背翻译教材—这也是我们经历的改变之一—所以大家觉得我的老师开明。其实如果你熟悉国外的大学教育就会知道,好的教授根本不用统一教材,都是自编教材。学生自己胡说,铁定得挂,不然要老师干什么?看似开放、开明,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标准,也没准备建立标准。
结果就是造就了标准混乱的一代,坏处是不确定但也不决绝,好处是可能自己创造一套标准出来。慕容雪村介绍自己说:“生来不是益鸟,只会发出刺耳的叫声。”同为“70后”的贾樟柯却很坦然:“乌鸦解决乌鸦的问题,我解决我的。”
真能做到“我解决我的问题”也不错。过去30多年,“创造财富”是中国几代人的强劲主题,但也使“逐利”成为单一标准和诉求,遭受诟病不少。如果接下来具有“两面性”的“70后”能够发力作为,这一代既不似前辈们这般现实,又不像后来者那么愤怒;既乐于寻求妥协又绝不肯放弃情怀的“两面派”,或许能为中国式的发展带来一些多样性的元素。
特立独行,斗而不破
“‘70后’企业家最明显的特征是什么?”
讨论选题的时候这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一点,但最后找出的***却多少有些意外。
“就一个字:独!”
“50后”、“60后”功成名就的企业家通常都会参加不止一个俱乐部,并且还多是其中热心积极的成员;“80后”中的富二代也有自己的社团。像史玉柱这种已经多时不公开露面的极低调人士,都会参团跑到迪拜的沙漠中,和柳传志一起剃个光头,穿上阿拉伯长袍扮酋长。但你能想像出马化腾、陈天桥、周鸿祎、刘强东在他们当中会是什么样子吗?这几位“70后”在现实中都是独来独往,当他们的名字和一堆人名一起出现在新闻中的时候,那一定是又发生什么冲突了,就像本文开头描述的那样。
可能有人会说这个样本太小。一方面现实中“70后”大企业家的人数本来就少,中国几次大的“创富”机会—个体户、MBO、房地产和互联网,他们只赶上了互联网。但我请很多朋友一起回忆分析,发现即使是那些不太有名的“70后”企业家、包括非企业家“70后”也多表现出喜欢保持距离和重视独处的特点。
“70后”确实是被互联网改变命运的一代人。上期做“向西”的选题时,和中央民族大学研究“族群政治”的关凯老师交流,他特别提到对在互联网大潮中兴起的这批企业家的重视。在他看来,这些人的成功不是靠关系,也不完全靠冒险、靠机遇,而是完全凭着与世界同步的、对一种新事物的理解而实现财富的积累,这种经验对中国未来的商业文明和社会形态都会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可能正是这种“个人色彩”比较浓厚的成功模式影响了这些企业家的社交特点。这种社交特点,其实也可以从进入互联网行业更早的几位“60后”,像李彦宏、张朝阳的身上看出一二。
对于某些具体的,比如周鸿祎,一定会有人坚持用“人品”来加以解读。但我更愿意谨慎对待这一“结论”。
不久前和一位新记者聊天,说到周鸿祎,她说那就是个流氓—看来周的这项尊号还真是深入人心—我说那我们就来说说“流氓”。他这个称呼来自早年的流氓软件,当时有不少公司都这么干,他是其中的的佼佼者,让他来代表也不冤枉。但他可是唯一一个事后真正为此道过歉的人—口头道歉也是道歉,更重要的是,后来他做的每一个产品,其中所有公开的承诺,他也都做到了。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是流氓,就永远说他是流氓啊!
可能有人会说,他这几年做的,都是挑战行业秩序,不做小流氓了,改做大流氓。
首先这与公众无关。行业互掐降低用户成本,总比合伙垄断哄抬物价要好。再者,就像中国乒协,给自己养几只狼也不见得是坏事。
360叫板百度,在一片质疑和骂声中,倒也能看到独到的评论,比如一位微博作者这样写道:
“我是挺佩服周的,给人感觉他经常跟互联网大佬挑起战斗,用非常规方式刺激互联网江湖,表面上是个搅局者。搅局者一般都没好果子吃,而实际上,周总是斗而不破,估计这次很快也会和解。他的对手都没有在斗中受损,360却能在斗中获益,一步步奇兵做大。”
我前面提到的谨慎的意愿,也不过是想以更为建设性的眼光来认识这一代人。
你观察别人的方式,最终也会成为观察自己的方式。赋予这个世界意义,自己也具有了意义。
“70后”的转折点—这是个让人不免有点伤感的话题,就像索尔?贝娄那个比喻,一个开始加速下落的圆球,一如日渐飞逝的时光—加速逼问生命的意义。
不久前专程去大连拜访了曾被陈天桥极为推崇的网络作家徐公子胜治,这位1974年出生、有12年从业资历、属于国内第一批的证券分析师,去年10月彻底告别咨询行业,专事网络写作。
“我不想再把生命耗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我要留下点真正的东西。”
人们追求意义的内容尽管不同,但这种强烈的追求一定会在转折点出现。
这一代人在转折点上的选择一定会深刻地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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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一个70后伪中产的焦虑:下半辈子贫穷来袭?
一个70后伪中产的焦虑:下半辈子贫穷来袭?
发布时间: 22:0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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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70后伪中产的焦虑:下半辈子贫穷来袭?
刘黎平刘备我祖
我一直是个有着忧患感,却始终未走出忧患的人。
每到夜深,我忽然像传说的土财主一样,战战兢兢翻开自己的宝藏,那脆弱不堪的微信公众号,看看粉丝在贫瘠的土壤里生长着,看看钱包在缓慢无比的节奏里增长着,然后像圣经里的雅比斯一样,有意无意地祷告:幸运之神啊,求你赐福与我,扩张我的领地,常与我同在,保佑不被封号,不被屏蔽,不被下岗。
我总是对现实,对社会,保持一种较高度的不信任。
这来自于父母辈的教训。
这要从我成长的环境说起,我是在县级国有企业的院子里长大的。
父母都是知青,1980年前后回城,父亲在学校工作,母亲进入了一家让人眉毛都能长三寸的企业:县五金交电化公司。在那个买一辆凤凰牌永久牌自行车都得求爷爷告奶奶的时代,这家单位的荣耀有多大,用头发都可以想象出来。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那是一个销售行业工人无忧无虑,甚至有点嚣张的时代。
他们的称呼本来就是一种荣誉,不叫售货员,不叫服务生,而是堂堂正正的“营业员”。
1984年春晚,张明敏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而春晚第二天大早,第一个用收录机满大街播放的,就是县五金交电化公司。那样霸气的分贝,那样高大上的气势,感觉好像张明敏是在五交化公司演唱似的。
这也算是一种传播的优势吧。
记得当时我去上学,从播放着“中国心”、“回娘家”的营业大厅里走出来,上世纪八十年代国有销售企业的那种荣誉感,也延续到我这个小学生身上,让我有如同从中南海走出来的豪迈感。
有时候,在盛夏的夜间,公司的小伙子们在营业大厅里大分贝打开电视机,看全国武术锦标赛直播,因为电影《少林寺》的关系,那时候的武术比赛颇有粉丝,小伙子们一面喝彩,一面喝汽水,脸上洋溢着幸福得无比张扬的笑容。
当时,所有的人都相信,他们这种自豪而幸福的生活,会持续下去,他们的明天也就是今天,他们的今天也就是明天,反正处在同一个领域:幸福。
而且,按照当时的就业思路,这种幸福会延伸到我们70后身上,因为当时还流行一个职业接班制度:顶职。
那时的公司开会,很少谈及具体的业务,诸如营业额,利润,公司经理作报告,主要内容是讲政治,讲新时期的大好形势,那语气,完全是党委书记作政治报告。
种种的骄傲和豪迈,都来自于行业的垄断性特征,站在高处的人,总是豪迈而幸福的。
因此,那时销售行业的工人,微微地有点嚣张,有点任性。
姑且举一例:
五交化公司有一家专门卖化工产品的门市部,我母亲曾在那里工作过。一位同事阿姨,胖胖的,坐在柜台里懒得动身。某日,有位农民来买货,问:“同志,请问有土红吗?”售货员懒懒地回答:“没有土红,只有铁红。”
其实,土红和铁红就一回事。
这恐怕是当时销售行业态度的一个生动写照。
傲慢,来自于行业的独一性。
然而,幸运之神不会总是与你同在。不久,我就亲眼看到和感受到这个行业的寒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考上大学,虽然只是个师专,但是当时全班一百多号人(有大量复读生),只考上九个。
母亲公司的人都很高兴,有一位识时事者,很真诚地祝福说:“你的崽,好争气,考上大学,又是教师,以后就不用像我们这样担心行业会垮掉,公司子弟能读书的不多,骄傲,蛮横,不学技术,现在尝苦头了,你们家小刘不错,争气,不会进入下岗大潮。”
彼时关于五交化公司会垮掉的传闻,一波比一波高,有时候公司员工会自我安慰说:“不会的,肯定不会,我们是国有企业,我们的干部可以直接调到县委当领导,都是国家工作人员,政府怎么能让国家工作人员没饭吃呢?”
大家都有危机感,但是谁也不知道怎样对付危机。
然而,寒冬还是在危机感中如实地降临了。
我母亲在公司垮掉之前退休了,领到了退休工资。但是绝大部分中年壮年员工,都在这个时候忽然失去了手中的饭碗。
母亲描述说:公司开了最后一次员工大会,宣布公司不行了,除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公司房产和租赁事项外,大家都散伙。老员工们痛哭起来:以前私人和家庭有事,可以找公司解决,以后,我们有事,找谁去?
那一次,没有几个人走出去,尤其是那些年过四十,上有老下有小的男性领导,他们已经来不及走出去,无法再学习新的技能,无法找到一种与以前的体面相称的工作方式。
公司有一位营业主任,个子不高,三十来岁时当上公司领导,意气风发,也有点得意忘形,见了普通员工,爱理不理。下岗后,一切的官架子,都转变为在闹市炒米粉的姿势。
当时我在家乡教书,每次经过农贸市场,看到门口这位曾经指点江山的领导在满头大汗地一手执锅,一手执铲,系着污垢满是的厨布,在那里从事第三产业的时候,心里像承受核弹爆炸一般,升起巨大的蘑菇云,这朵蘑菇云就是:忧患感。
我不能像我的叔叔、阿姨辈那样,在一个兴旺的时代,被捆在一个没落的行业上,被其活活耽误。对于这个时代,他们也曾鼓掌,也曾欢呼,然而,他们却在鼓掌和欢呼中憔悴和凋零。
然而,那时的男教师,处于一个怎样的境地呢?有一个考核的硬指标,看你能娶到一个怎样的老婆?
能娶到的就是:下岗女员工。女教师不理你,女干部不鸟你,你只好和下岗女工人将就。
不要说我歧视下岗工人,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被歧视的一群。
娶妻和我学历不对称,这也让我很忧患。
那时的我,为了不让家族的优秀基因被中断,要找一个好配种,于是要走一条异样的路,于是考研,以我鲁钝的资质,考了三次才考入暨南大学文学院。
毕业,我进入媒体,纸媒界。
我骄傲地认为:我终于走了一条和前辈们异样的路。
每年回家,和父母走在大街上,遇母亲的同事,父母都会骄傲地介绍一番:我崽,如今在报社当记者。
母亲同事们,那些曾经在盛夏夜,在公司营业大厅一面喝酒,一面看武术锦标赛的一群,如今用仰慕的眼光看着我,我如同在玫瑰色的云端里。
我进入纸媒,并不只是虚荣心使然,也是一种使命感使然。我喜欢文字,喜欢传播文字,喜欢很多的人感受到我文字里散发的热诚、激情和那么一点点勉强称得上是智慧的玩意。
我是如此地狂爱码字,2000年的年底,2001年春节前夕,我许下一个愿望:希望我的名字每天都能在印刷品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地传播出去,果然,满天神佛,列祖列宗,听见我真诚的呼唤,我进入一家大纸媒集团,成了经济新闻部的编辑,每天报纸左上角都印着我的大名:刘黎平。
前辈们碌碌无为,靠着国家特殊的垄断经济形态过着舒心的日子,这是一种耻辱,人的落寞,往往是因为缺乏责任感,使命感,我这个70后的小知识分子,和他们那帮倒霉蛋是不同的,我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说这话,似乎有点自命不凡,但是,进入新闻行业的人,有几个是自命平凡的呢?
说实在话,除了父母亲人师长,我最感恩的,就是我所从事的这家纸媒,广州的一家巨型纸媒。一些离开它的同事,多多少少向我抱怨过它,但是我始终没有说过一句抱怨的话,不是谨慎,而是真诚。
这家纸媒,不只是一个饭碗,更是一个盛放理想的容器,它实现了我的理想,让我署名的文章每周几十万地向外传播,让我走在路上能遇到粉丝,让我能出版几本不太畅销的书。
这个世纪初,我进入纸媒时,纸媒正是如日中天的时期,广告收入超过几乎同级别的电视台,这在断崖式崩塌的如今是不可想象的。
而且,劳动人民对于报纸质朴的情感,似乎也对我有着心理抚慰的作用。
记得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左右,上了班回家,叫了一辆的士,司机知道我是报社的,很羡慕地说:“报纸好啊,国民党要办,***也要办,反正缺不了你们。”
这句话胜过千万句经过精心策划,引用了海量数据的精英人士的报告,人民如此看好我们,我们干嘛要忧患呢?
其实,这位司机大哥的话,有一个词要替换,就是“报纸”要替换成“新闻”。
所谓的反正缺不了我们,这个我们,其实应该是职业化的新闻群体,而不是具体的我们的这一群个体。
没想到这个行业,广告在呈现断崖式的下滑,甚至能听到断崖的声音,这声音来自于工资卡,很多家纸媒已经在传播这种声音。
随着这种声音到来的,是很多纸媒精英肉身的死亡,不明白为何行业的式微,要以人的生命作为祭奠和注解,莫非这就是共业?就是劫数?
有一回参加儿子的家长会,一位女家长,也是同城报纸的,她跟我说:你们已经算幸运的了,还能在账面上没有下滑迹象,年终奖季度奖照发,尽管购买力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已经很多人在家里闲着,每个星期做不了几个版,薪水实在是很没面子。
开完家长会,我牵着儿子的手,走在学校前面的林荫大道上,看着他好奇地问我:爸爸,我们什么时候买路虎,我们什么时候换电梯楼。
看着他忽闪忽闪的眼神,充满着对父母未来,对自己未来的憧憬,我忽然有点紧张,我亲爱的孩子,你知道吗?爸爸的下半辈子可能陷入贫困。可能你得在这个贫寒的家庭里长大,如果你不够走运,不够努力,可能还得将这种贫寒延续下去。
我惊恐不安地悲伤起来,所有曾经有过的使命感、责任感,此刻被生存危机感冲刷得荡然无存。
我想母亲公司那位曾嚣张不可一世的业务主任在闹市满头大汗炒米饭,我的下半生会不会像他们一样呢?
我当时引以为警示的,就是我如今所面临的。
幼稚的儿子,目前不能感知我的危机感,就好像当年的我不能感知父母叔叔阿姨辈的危机感。
我前几年就有个担心,担心在媒体界,会出现像产业工人那样的退出潮流。如今的这一群,是高知识高素养的一群。
这种潮流,冷眼去看,不是某一个政策的失误,不是某一个人物的品质问题,而是一种无法拒绝的潮流,一种无法用失误和卑鄙去谴责的潮流。
它总会来,它总会发生,它总会选择某一人群,如果你不幸被选中,而且不幸在人到中年被选中,你能做到的,似乎只有跟着沉船上的老鼠逃生。
不要嘲笑上一代人的落魄,因为很可能你会成为他们。
伴随着对下半生贫寒的恐惧,还有对光荣感失去的恐惧。
我们很可能成为被照顾的一群,拿着国家的救济过日子,一旦想到这个,我忽然明白,欧美那些高傲的曾经的精英,为什么宁肯在地铁口搞杂耍,也不愿意去领救济金。
纸媒的人,如今从事的新营生,可谓五花八门,搞厨艺,卖“心灵鸡汤”,从事童书推销,或者跑动漫业务,或靠一栋大楼收租,这个社会只要不懒,不太蠢,饿不死人。
然而,那一缕夕照般的职业荣誉感,却已经苍白,渐渐沉入昏暗。
新闻在碎片化,在个体化,新闻传播主体也在碎片化,个体化,新闻从业者想要保持那份荣誉感,使命感,在保持主业的同时,微信是维持这种感觉的最合适平台。
我从2014年开始走上微信公号这个平台,有时候也庆幸自己走上了这一条道路,每到深夜,翻出来看看,看到几个小钱在钱包里叮叮当当响,明天的肉菜总算有着落了,儿子在学而思的学费总算有学费了,贷款近两百万的新住房,按揭总算不要动用公积金了…………
搞笑的是,让我在微信里人五人六地当大师,一个子儿一个子儿地赚生活费的,恰好是我当年十分嫌弃,一入社会就扔掉的专业:古代文学。
寺庙立碑,婚丧喜庆,公司开张,包写情书…………挽起袖子就写,不,是挽起袖子就敲。
有一回,被华东方面要求去为一座古庙写碑志,站在高高的城头上,看着汪洋大海,看着远远紫气东来的高山,正幸甚至哉的时候,忽然想起先父说的一个典故:你曾祖父的弟弟,不争气,田产守不住,全败光了,只好拿只笔,蹲在大街边,替人写状纸,写祭文。
度日,千万不要学他。
一刹那间,觉得曾祖父的弟弟英魂附体。
又一刹那间,家乡五交化公司那位中年下岗的中层领导,满头大汗在菜市场炒东莞米粉的身影,也浮现在眼前。
奋斗那么多年,我是不是走回他们的老路?
什么使命感,到头来,就是特么活着!
说到这里,我又来一番雅比斯的祷告:幸运之神啊,请赐予与媒体,扩张纸媒的境界,常与我们同在,保佑我们转型成功,不受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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