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承载着很多人诗意栖居的梦想。它的魅力来自音乐性：海风、鹭鸟、浪花与礁石的交鸣，吸引来潮涌而至的人群应和。日复一日，岛与人共同演绎黑白分明的节拍。它逐渐加强，颗粒在不同的角落振动，以至于你很难找到这组变奏曲的主题。
　　一千多年前，这个弹丸之地还被荒草掩盖，水稻的偶然发现并未改变白鹭栖息的习惯。不断有渔民来此停歇、晒网。与狭小的军事据点相比，越来越庞大的渔民船队 才是岛屿真正的创造者和守护者。360年前，郑成功的到来让它有了市镇的轮廓。思明，对于逝去王朝的怀念开启了岛城真正的拓荒史。
　　今天，作为经济特区的厦门，安然接受着周边重镇的围拥，成为人口超越250万的国际化大都会。城市化进程激发的移民潮，让这个陆地面积仅为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小岛，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岛内外一体化”战略应运而生，“大厦门”呼之欲出。
　　但是，城市的规模并非越大越好。厦门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做大做小的问题，而是如何扬长避短的问题。它只能借助于某些特殊产业来支撑城市成长，必须要找到并形成一些有巨大增值空间的非工业性产业功能和商业功能。但是从厦门现在的情况来看，这样的产业选择过程并没有完成。
　　另一个问题是，在社会利益关系多元化的今天，迫切需要政府转型，实现有效治理，妥善化解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说到底，就是在一个十分有限和经过破坏性建设的空间里，如何创造出综合、多功能、高档、文明和更富有人性的城市？
　　既然出生的地方是上帝的旨意不容选择，我们却可以选择一个心仪的城市来定居终老。我很幸运，上帝的旨意和我的心愿重合。那就是：做一个海边人，在亲爱的故乡厦门。
　　“月光像蓝色的雾了！”我对比肩站在船舷的朋友说。
　　那是30年前一个雨后初霁的春晚，我们在厦门开完一个与文学有关的会，一起乘小渡轮回鼓浪屿。夜空晴朗明净，海面微波不惊，洁白肃穆的月色禁不住海风再三地撩拨，终于溶融并弥漫成蓝色的雾霭了。
　　回家之后，我以此感慨发展成一首诗，而那朋友最终发展为我的家长。
　　只有生长在海边的人，才能目睹月色在蓝天与碧海的双重作用下，几将气化的这一美妙过程，并沐浴其中，内心蔚蓝而且湿润。
　　岂止海边啊，其实我是一直呼吸于海中央的，那尾攒动的蓝色鱼。
　　因为厦门就是一个岛，犹如在巨大的绿色琉璃盘上，托着一座精致花园，波浪是它白色的镂花边沿。自从1957年建造厦门海堤之后，凭那长笛似的一道通途，走 了火车，厦门改变身份叫做半岛。近些年来，又陆续建了几座宏伟的跨海大桥，如今再从高空俯瞰，厦门岛就像开放的绚烂海葵，或者像伸长触手的章鱼了。
　　鼓浪屿是一个更小的岛，只有1.78平方公里，与厦门仅隔800米海面，是厦门的一个社区。我的爷爷奶奶在鼓浪屿终老，爸爸妈妈在鼓浪屿教会学校读书，并结婚于鼓浪屿洞天大酒楼，我的丈夫和儿子均出生在鼓浪屿上我们现今这一座老屋。
　　曾经有过多次赴国外定居的机会，我和我的家人都难以割舍这一方生根的土地。甚至，朋友们经常嘲笑我的厦门沙文主义，容不得别人说厦门半个“不”字。因为我深知：我的梦想我的感知我的趣向甚至我的性情，我的灵魂和肉体，都和这个小岛息息相关。
　　日日涌动的海潮，是见证。
　　如果说海的纯蓝是厦门永不褪色的基调，那么阳光就是烫金的排版。在行人摩肩擦踵的中山路、车水马龙的湖里区、热带风情的集美大学城和高楼节次鳞比的软件 园，阳光凹凸出黑白键，强调一个现代都市的高音，并次第奏响；在骑楼庇荫的厦禾老街，在幽深逼仄的暗迷巷和八卦埕，在几位打蒲扇的老人和一只蜷曲的懒猫之 间，阳光之弦颤动的是古老的南音，丝丝袅袅曲曲折折。
　　而在港仔后海滨浴场，在椰风寨，在珍珠湾，在环岛路，在木栈道与沙滩上，阳光无拘无束无遮无挡，大肆挥霍流泻成河，让兴奋奔跑的光脚丫子，絮上一层金色的茸毛。
　　三十多年前，艾未未和几位北京姑娘来我家过暑假。除了尽量泡海澡呛海水(基本不会游泳嘛)，就总是光着膀子在热力四射的石堤上走来走去，并嘲笑我那时时刻 刻撑开的花伞。她们赞叹着：这是多么的享受啊！北京的阳光怎么都晒不黑。她们正准备去美国留学，极羡慕时尚的橄榄肤色。最终她们如愿以偿，炭化成黝黑的茨 冈人，回北京敲开家门，被父母使劲往外推，都认不出来了。
　　我小时候，自然不打伞也未戴帽。整日里不是游泳戏水，趴在沙滩上捉螃蜞捡贝壳，就是守候在礁丛里，拗弯缝衣针挂上蚯蚓，企图钩引那从未上钩的贼鱼狡虾。有 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的我咧着嘴傻笑，除了牙齿和眼白，从头到脚被浓烈的阳光漆了一层乌油。盛夏再酷烈无情，当一个精瘦小女孩的灿烂笑容被点燃时，阳光喜 滋滋在四周喷洒，像礼花呢。
　　一年四季绿树鲜花的厦门，拜托上帝的慷慨赐予，“只要阳光长年有，春夏秋冬，都是你的花期。”(《日光岩下的三角梅》)
　　上帝也是公平的。当阳光浓得化不开时，热气旋在西北太平洋形成，旋转过菲律宾海，加强为热带风暴，再升级为台风。现在的台风都有了十分旖旎的名字，蝴蝶、康妮、伊丽莎白、飞燕等等，听上去觉得，都是些乱世女王、魔法女巫、潇洒女侠，至少是好发宣言的女权主义者。
　　今年刚过境的台风就叫“电母”，中国人命名的。电母走偏锋一闪一闪往日本去了，造成大面积停电和城市内涝。她之前的几个台风兄弟都直奔越南、广东，眼巴巴 的厦门蹭不着半点雨水，两个月来就一直热得发晕。不过公平地说，当厦门的气温达到罕见的35度时，福建其他城市比如福州龙岩，都快40度了。
　　有台湾岛为外围屏障，厦门是天然的避风港。每当大台风凶神恶煞怒冲冲杀来，穿过台湾中央山脉，已被开腔破肚，再虚张声势过台湾海峡抵达厦门，残兵败将罢了。于是厦门人怀着虚惊后的侥幸与无限同情，收看电视新闻里被台风一次次洗劫的台湾岛。
　　偶尔有会使诈的台风暴君，指挥千军万马避开台湾岛，正面袭击厦门，那就是浩劫了。1999年直面厦门的14号特大台风，造成全城断电，几十株百年老榕连根 拔起。幸亏家中有一台老掉牙的两用录音机，彻夜用电池收听台风肆虐的消息(那一天，厦门电台功不可没哪)。我家是三十年代的老别墅，所有门窗都进水，我和 儿子缩在楠木大床上，在新闻的间隙中，重复听碟:“少女的祈祷”。鞋在床下漂着，风在屋外咆哮，丈夫拿着铁锤和长钉，四处走动，随机加固乒乓作响的门窗。
　　小型的富有爱心的台风，带来阶段性的凉爽和雨水，是大陆的变频空调，被厦门人所期盼着惦记着感激着。据说，台风还使世界各地冷热保持相对均衡。赤道地区气候炎热，若不是台风驱散这些热量，热带会更热，寒带会更冷，温带也会从地球上消失。
　　台风，使厦门一惊一乍。而已。
　　农历初一、十五是大潮。潮水把无数肥美的鱼虾送到近海。
　　这几天，市场那些打着氧气的水箱里，养殖的鲈鱼和黄翅价格直线下落，它们大概也觉得很没面子，因此无精打采。
　　黄翅是鲷鱼的一种，因鳍尾金黄得名，肉质鲜嫩细致，曾被厦门人视为极品。由于驯养过于成功，咸水淡水它都傻乎乎地长个，自贬身价，渐渐不招人疼了。半个世 纪前，老外公无事经常到海边去逡巡，遇钓鱼人，能买到一尾二两以上的黄翅，老人家便如获至宝捧回家。亲自下厨，双面煎得金黄，斟上一小盅高粱酒，幸福得两 撮胡子一翘一翘的。几个绕膝的孙女儿，踮起脚尖，扒着饭桌，张着小嘴直喊外公。他就眯着老眼，小心用筷子夹一丁点儿，挨个喂哺。那样的美味，似乎还活跃在 我的舌尖。现在的黄翅，怎敢同日而语！
　　鼓浪屿临海小街有几棵杂树，大潮的时候，树下约定俗成就是民间鱼市。尤其禁渔时节，闲着的渔民只能赶小海，当地叫他们讨海人。十来摊盆桶篮筐周围，总是密 不透风围着些熟面孔，是识货懂吃的地道厦门人。外地移民一般不解此道风情。盆里桶里的暂时养着活鱼活虾，幸运捕捞到珍贵品种，就设法打氧，等着卖大价钱。 篮里筐里就是蟹、虾蛄(北方人叫琵琶虾)和鱿鱼类。就连我这地道厦门老太太，也叫不全鱼们虾们的名字。因为鱼的品种各异，大小混杂；刚离水，银亮笔挺。虾 和虾蛄虽被养在海水里努力维持，一两个小时也就呜呼哀哉。仅虾就有红虾、对虾、白虾、黄蜞米子等等，有物美价廉的，如不显眼的小狗虾；也有昂贵稀罕的，如 华丽的斑节虾。
　　我贪恋海味，酷爱螃蟹，号称“无蟹不成席”。在鱼市的人缝里挤得满脸油汗，抢购一堆花脚蟹，看上去个头挺大，肚里却空空如也。旁人看不过去了，就会屈尊蹲 下出手援助，回家烧熟一剥，果然个个蟹黄饱满。最有意思的是，旁观闽南方言的讨价还价：嬉笑怒骂，半真半假，声情并茂，今天愤愤然绝情而去，明天笑嘻嘻寒 暄回来。喊价的似乎寸步不让，杀价的决不手软。交易完成后，心平气和皆大欢喜，再抓一只软壳三点星(蟹)做添头。
　　经常听见野导领着游客胡诌，说什么鼓浪屿人口中，三分之一下海捕捞，三分之一晾晒制作干货，三分之一经营销售。把以文化艺术传统著称的鼓浪屿岛，说成个海 货加工营销中心。其实经营者们包括野导，一般都是安徽外来户，进货来源也是五花八门，和鼓浪屿点滴无关。梅雨季节过后，街边总是晾满返潮发霉的干货，常见 的就是婴儿拳头大的螺肉，野导们便说是海参。两位陕西的文友来家，手上拎着就是两袋这种非黄非绿的东西。我只好转送清洁工，回说腥臭不可闻，是蜗牛肉。连 自己的朋友都上当受骗，岂不叫人义愤填膺，可又能怎样！
　　鼓浪屿游客天天爆满，餐馆做的菜都是一次性消费，粗糙快捷，且价格可疑，不能代表厦门风味。真正的私房菜都在厦门岛内，规模不大，装潢一般，往往一桌难 求。有家小饭店名字简单好记，即该饭店***号码的尾数：313。有一道招牌菜，是闽南最通俗的海蛎煎，却能哄得一帮回头客交口称赞。据说，店老板每天清晨 亲自到码头采购，专选九个耳朵的海蛎。我挎菜篮子三四十年，从来没有算清楚海蛎究竟有几个耳朵哩。
　　走过不少海滨城市，品尝过这样那样的海产品。惟有厦门本港海鲜及其烹调秘技，能叫我阔别两三天，一闻酱油水汆野生小杂鱼的香味，几乎落泪了。
　　咦，厦门沙文主义大发作啦！
　　地处亚热带海洋气候的厦门，海风浩荡，阳光如炙，海产丰美叫人垂涎欲滴。
　　现在都知道海鲜养人，养得厦门人眉目如漆，健骨瘦身，厦门胖人的比例确实比较少哟。早年大家不知防晒，也不敢化妆，外人都说厦门人黝黑。其实福建沿海开放 很早，商船通航、海盗上岸，以及无数青壮漂洋过海，不少欧亚混血哩。而今在街上，肤色如雪的美人比比皆是。仔细观察，厦门人的五官比较崎岖，时髦的话叫骨 感，不像北方脸庞的一马平川。此外，厦门人的牙齿通常不会太平整，从小啃咬螃蟹，吸嘬锥螺，使用过度嘛，于是牙齿便错落着。
　　厦门城市历史不长，一直以来都有移民加入。解放前，多数来自福建沿海其他城市，比较多的是泉州一带的华侨。他们在海外打拼，发迹后投资到厦门起厝(盖房子)开商铺建工厂，成为本地大户。
　　我家已有三代人生长在厦门，履历表上籍贯一栏，仍然要填写泉州。
　　早期厦门人的一部分缩影，可以在高云览的小说《小城春秋》里触摸到，可惜电影改编没有成功。厦门还有一位深藏高人，姑且存其姓隐其名吧。庄先生是美术教 师，自娱自乐写些小散文，关注厦门底层平民，如《大脚婆》、《阿娇姐》、《孤线弦》等等。这些小品究竟发表在哪里，不得而知。反正我是从庄先生的邮箱里直 接贩过来，如假包换，常常边读边偷着乐。老厦门过气民间明星，街头巷尾趣闻，乃至稀奇古怪的俚俗百态……闽南口语中的华彩，经庄先生驾轻就熟，遂发扬光 大，让我们这些土著老作家汗颜。
　　解放初期，厦门的管理者均为南下干部，几乎清一色山东口音。我所就读的实验小学和厦门一中，同学中有市长的女儿，宣传部长的儿子，妇联主任的女儿等等，还 有一些始终没有暴露的干部子弟。他们一样在体育课打赤脚，欠交作业被老师点名严厉批评，更淘气顽劣的，甚至罚站或者罚抄20遍之类。做值日生时，他们该扛 桌子该冲厕所，一点不显特殊。语言天分强的孩子很快掌握闽南话，邀约、游戏、上树、打架，晒得黑不溜秋，深谙沙茶面和土笋冻(均为厦门小吃)的真谛，彻底 变成厦门人。
　　厦门人不排外，有时候表现得太过分。情愿让自家的闽南话萎缩，连卖菜的大妈都操一口半生不熟的普通话，新移民完全没有语言障碍，如鱼得水，不像广东和四 川。我儿子那一辈受学校教育影响，闽南话说得期期艾艾，词不达意。我悔之不及，往北京学生宿舍打***，故意用方言，被他不耐烦喝止：“哎呀，别来这一套 啦！”
　　改革开放之前，受户籍和工作制约，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厦门的人口变动不大。最近这30年，厦门以它的美丽宜居和特区开放政策，吸引了各路文化、科技、商贾精英。若有心盘点一下，其上升指数，应当远远超过GDP增长。
　　前不久，厦门实行岛内外一体化，都算经济特区，特殊的地方法规惠及的范围加大好几倍。现在的大厦门，人口大概有两百多万，其中一半是新移民。无论是洋博士还是打工仔，他们都在为厦门做巨大贡献，融入本地社会，甚至悄悄影响着厦门和厦门人。
　　几年前，当一家大型石化企业申请落户厦门时，遭到市民的抵制。那次著名的自发性“散步”中，很多是厦门新移民中的白领。“散步”毕，有位移居厦门15年的朋友说：我既然选择了厦门，就更爱厦门。
　　是的，既然出生的地方是上帝的旨意不容选择，我们却可以选择一个心仪的城市来定居终老。我很幸运，上帝的旨意和我的心愿重合。那就是：做一个海边人，在亲爱的故乡厦门。
　　2鼓浪屿的傲慢与梦想
　　寥寥两三百名外国人，不过鼓浪屿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他们注入自己的基因和血统，主宰了鼓浪屿的命运。
　　撰文：萧春雷 摄影：肖肖梦
　　移居厦门之前，我曾经华丽地想像，每天夜晚，我被月光下的波涛温柔地环绕，漂浮在微微摇晃的睡梦中，宛如水草。我没有想到，这个海岛早已被一条海堤牢牢系 在大陆腰间，而一座又一座新建的跨海大桥像是缆绳或蛛网，把岛屿固定在海湾里。厦门的天空从不摇晃，除了地震。这是一个越来越半岛化的海岛。
　　从地图上看，厦门岛安静地停泊在厦门湾中，被海岸三面环绕，外面还有金门岛护卫，像是已经出阁、却没完全脱离大陆母体怀抱的女儿。远离外海的厦门湾，微波 荡漾，如同柔美如水的八幅裙裾。厦门人有岛民心态而无孤岛意识，开放包容而又斯文保守，与这种若即若离的地理环境大有关系。大陆上的泉州与漳州，是闽南长 子和次子，一口浓重的地方腔，到得海岛，闽南气息冲淡了几分。毕竟是女儿，厦门没有继承祖业的压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罢了。
　　厦门岛日日眺望，夫婿来自南方的海上。一桩近代跨国婚姻。她还住在娘家附近，拉扯着幼女鼓浪屿——一个引人注目的混血儿。这对母女的美丽容颜和传奇身世，每年吸引上千万的游客前来参观。近代厦门的城市气质，的确与这个金发碧眼的混血儿有关。
　　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把厦门的历史追溯到唐宋，那时，她是泉州府同安县下面的嘉禾里。我既然把厦门当成女性，就愿意把她说得年轻一些。让我从最近一次厦门人口为零的年代说起。
　　清康熙二年(1663年)，道光《厦门志》说：“冬十月，官军大搜两岛，墟其地而还。”
　　“墟其地”指把厦门、金门二岛变成废墟。当时，清军与占据台湾的郑成功集团对峙，坚壁清野，将东南沿海的居民集体内迁到海岸线30里以内，称迁界。直到 1681年，厦金地区才复界。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厦门岛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废墟。厦门的历史像被一把快刀无情腰斩。民谚称“嘉禾断人种”。
　　20年的空白，足以斩断一座城市的过去和未来。厦门岛的古老建筑，本土家族的谱系，都无法逾越那把快刀。所以我们说厦门的最近一次诞生，是1681年。
　　民国初年 (1913年)，厦鼓人口发展到11万，拥挤在鼓浪屿和厦门岛西南角，两地隔鹭江相望。渔民聚居在沙坡尾和筼筜港附近。岛内大部分地区还是稻田和乡村社会。
　　1949年，厦鼓二岛人口20万，1980年为49万，2009年达到120万。短短一甲子，人口净增百万。一座小城市迅速成长为大城市。
　　施琅平台后，厦门作为对台贸易的主要港口，享受了一百多年的繁荣。1841年夏天，一支英国舰队突然出现在厦门湾，攻陷了厦门，接着挥师北上，留下一支500人的部队占据鼓浪屿。鸦片战争结束后，五口通商，厦门于1843年11月3日正式开埠。
　　英国人最初并不喜欢鼓浪屿。当时岛上只有两三个渔村，一些稻田，遍地乱坟岗，环境肮脏。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领事、传教士、商人和医生在岛上建造洋楼，环境逐渐改善。1902年，鼓浪屿划为公共租界，成立工部局管理，中国富人纷纷涌入，购地建房。
　　不论你是否喜欢，我们得承认，鼓浪屿之所以有今天，首先要归功于或归罪于外国人的开发和管理。这个小小的岛上，先后有英、法、德、美、日本、荷兰、瑞典等13个国家设立领事。那么，鼓浪屿到底聚居了多少外国人呢？
　　我在何丙仲先生的新著《鼓浪屿公共租界》中找到一些数据。书中介绍，1850年厦门和鼓浪屿共有成年外国人29名；1855年增至34名。1878年，鼓 浪屿原住民2835人，外国籍252人。何丙仲先生总结说：“从公共租界划分的1902年到它将近终结的1941年，鼓浪屿的人口从12000人发展到 43000人，增长了近四倍。而住在岛上的外国人基本上保持在两三百人左右(个别年度把日本人统计进去，所以才超过500人)。”
　　这些数字让我意外。寥寥两三百名外国人，不过鼓浪屿人口的百分之一，但他们注入自己的基因和血统，主宰了鼓浪屿的命运，经过一个世纪的成长，鼓浪屿出落得 惊人美丽，金发碧眼，明眸皓齿。谁都看得出来，她是东方与西方的嫁接、交流和混血。这个孤独的孩子，让一些人尴尬和愤怒，也深得另一些人的喜爱。
　　外国人来了，又走了，并非没有付出代价。最初驻守鼓浪屿的500名英军，许多人死于传染病，有人夸张说鼓浪屿埋葬了一个军团的士兵。1857年，史密斯写 到鼓浪屿洋人公墓时说：“在过去的13个月里，传教士家庭25位成员中有18位遵天意辞世而去。在这一小块休眠之地还埋葬着3位女传教士的尸体：布恩夫 人、多蒂夫人和波尔曼夫人，还有波尔曼夫人的两个孩子。她们离开美国时还是朝气蓬勃的年轻女子，准备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传教事业，但一个接一个过早去 世……”
　　鼓浪屿洋人公墓俗称番仔公墓，在龙头路一带，数百位外国人长眠于此。1910年4月，为救治病人而感染鼠疫死亡的传教士医生郁约翰也安葬此处。据龚洁先生 《鼓浪屿建筑丛谈》记述，1957年英国出兵侵略埃及，厦鼓人民极其愤怒，群起捣毁了番仔公墓。终于，外国人彻底撤出了这个小岛，尸骨无存。公墓旧址上， 矗立起鼓浪屿音乐厅。
　　绝大多数鼓浪屿别墅，是南洋华侨和内渡台胞建造的。南洋，指东南亚地区，包括现在的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等国，当时多为欧洲殖民地。
　　2005年夏天，我有过一次新马泰之行。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最让我震惊的是龙山堂丘公祠。难以置信，我眼前出现了一座地道的闽南祠堂。红砖红瓦，燕尾脊， 金碧辉煌的斗拱雀替，富丽堂皇的剪粘灰塑，彩绘门神，石雕二十四孝图……据说，龙山堂不但是中国工匠设计的，连材料都是闽南运去的。
　　此前，为了撰写一部闽南民居的书稿，我在漳泉一带采访过许多红砖大厝，都没有看过如此完整如此华美的建筑。我对朋友说，我见过的最好的闽南建筑在马来西亚。
　　马六甲是闽南华侨聚居的又一个重要城市。漫步老区街头，房屋低矮，骑楼连绵，不时掠过一座座闽南风格的院落。著名的青云亭也是闽南工匠用闽南材料建造的， 红砖红瓦，雕饰壮丽，不亚于闽南本土最豪华的庙宇。香烟缭绕中，许多黑发黄肤的虔诚信徒在观音和妈祖神像前跪倒，默默祈祷。
　　建筑就像乡音，浪迹天涯的游子往往随身携带。西方人来到厦门，总是建起欧陆风格的洋楼。闽南人下南洋，一有可能，还是要起建红砖大厝。原乡建筑，承载着我们对家园和文化传统的深沉乡愁。
　　闽南地少人多，贫寒子弟素有下南洋的传统。厦门是海外移民进出的主要港口。华侨衣锦还乡，首先要做的两件事是买田和建房。清末民初，闽南地区政治动荡，土匪横行，许多归侨留在厦门，在公共租界鼓浪屿建造豪宅。
　　按理说，由于建筑材料易得，熟练工匠众多，他们将建造更多更雄伟的红砖大厝。在南洋，那曾经是他们魂牵梦萦、不惜代价建造的故土建筑。
　　让人惊异的是，归侨们对闽南传统民居完全失去兴趣，转而怀念遥远侨居地的建筑样式，纷纷起建西式或南洋殖民地风格的别墅。黄家花园，亦足山庄，金瓜楼，黄 荣远堂，海天堂构，八角楼，船屋，观彩楼，杨家园，八卦楼……一幢幢洋气扑鼻，充满异国风情。我们今天所见的成百上千座建筑里，称得上红砖大厝的，只有中 华路上一座大夫第。据专家考证，大夫第建于1820年前，显然太早了，房屋主人不懂天下还有其他的建筑。
　　鼓浪屿别墅多数并非纯粹的欧式建筑，在许多细节上，融合了南洋和闽南地域特色，被称为折中主义风格，你也不妨称之为中西合璧。但我认为，中西合璧这个词会遮蔽问题。我们应该这样质疑：这么多闽南华侨，他们分别来自漳泉各县市，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背叛了乡土建筑？
　　这是一种奇特的社会心理。我想，衣锦还乡的华侨，希望用一种新的空间语言来宣示自己的独特存在。这些异国情调的建筑，传达出这样一种自负：我与你们不一 样，我不是没有见识的乡下闽南人，我是走出国门熟稔中西文明的富商。在潜意识里，这个住南洋房屋、穿西装、吃面包、上教堂、开家庭音乐会的特殊群体，以高 度西化的生活方式，同闽南传统文化划清界限。在这个暴富起来的阶层眼里，闽南符号，意味着自己贫贱的过去，也象征着无数乡下穷亲戚。
　　建筑是文化形态的直观呈现。以华侨富商潜意识为主体的“去闽南化”建筑运动，不仅将鼓浪屿的容颜彻底欧化，还将闽南文化贬入另册——那是属于菜农、渔民、帮佣、码头工人等下层阶级使用的文化。毋庸讳言，这是富豪的傲慢与偏见。
　　两三百名外国人的确不足以改变厦门。但是，他们为这些已经在东南亚殖民地改变观念的闽南华侨提供了一块飞地——公共租界，维持他们的生活方式。一个具有示范效应的上流社会因此在鼓浪屿诞生。
　　公共租界如同一架抽血机，源源不断地汲取闽南各地的财富和人才，绝大多数为归国侨胞，例如原籍南安的黄奕住、黄仲训，原籍晋江的李清泉、黄秀烺，原籍龙溪 的林尔嘉，原籍海澄的林文庆。民国初年，鼓浪屿建构起一个完全西化的上流社会，闽南地区最好的医院、学校、银行、邮局、教堂、码头、商场、俱乐部围绕着他 们服务。所有厦门人都以进入这个社会为荣，甚至包括地方高级官员。
　　鼓浪屿上流社会以惊人的财富、传奇的经历、开阔的眼界、杰出的商业才能，对厦门乃至整个闽南产生重大影响。他们主导了1920年***始的厦门市政建设，使 这座城市得以完成近代转型。这也意味着在鼓浪屿大行其道的“去闽南化”扩及厦门。今天中山路附近还保存着许多当年建设的老街，骑楼商铺，前店后宅，一派南 洋情调。厦门成为闽南地区最不闽南的城市。
　　我想，当年那些归侨并非不爱闽南文化，而是他们认为，厦门应该“脱闽”，成为一个国际开放城市，融入世界。
　　建国以后，鼓浪屿上流社会遭遇灭顶之灾，连同他们的梦想。如今的厦门越来越闽南化。上海世博会厦门馆的开馆仪式上，主角是一出名叫《鼓浪神韵》的歌舞节 目。我点击视频，发现全是南音、歌仔戏、杖头木偶、宋江阵和闽南语歌曲。显然，主办者认为，厦门是一个代表闽南文化的城市。
　　他们真的误解了厦门。
　　“闽变”平息、南京政权彻底结束厦门的半自治状态后，“新厦门”的建设戛然而止；又60年后，在“市场经济”的呼声中，那些已略显古旧的街道，又开始了通往新城的努力。
　　1873年，在摄影集《中国和中国人》里，英国旅行家、“街头摄影者”约翰•汤姆森这么描述他的厦门印象：在英租界区，只有一条“令人讨厌”的街道，“这 条街道是如此狭窄，以致仅能通过一顶轿子，街上弥漫着令人厌恶的臭气”；至于华人聚居地，更和大多数的中国城市没有什么两样，“多数房屋已年久失修，风雨 飘摇。横贯居民区那漆黑狭长的街道，是用十字形的大石板铺就而成的，石板已磨得残损而松动，大抵上已成了徒有其表的泥坑……”
　　但在这种苍老、近乎停滞的景象中，约翰•汤姆森并没有觉察，静态不过是表象，底下有着汹涌的潮流。与他抵达厦门几乎同时，这个仅有两万多人家、近十万人口的城市，已成为中国连接各省、南洋乃至世界的移民驿站。
　　厦门的户口统计、出入境统计始于1875年，也就是《中国和中国人》出版两年以后。这一年，《同安县志》记载道，外地、外省人落脚厦门者，为1780人； 与此同时，有一千一百余名厦门人赴外地谋生。与这种人口的国内流动相比，前往海外以及从海外归国的人数，要远为惊人：这一年，从厦门前往海峡殖民地(新加 坡一带)者5578人，归国者4190人；前往曼谷、西贡者1879人，归国者292人；前往爪哇(印尼)者10189人，而归国者仅仅8人……
　　在后来的年月，这个数字如同滚雪球般地扩大：1885年，从厦门出境、成为“华侨”者是37626人，而归国者31884人；1895年，这个数字分别变 成了81081人和18989人。在最兴盛的时期，厦门港曾在一年内送走了二十二万余人，并迎回了七万多人……如果我们考虑到直至1938年，厦门人口也 不过十二万余人，而在年复一年日渐扩大的人流中，外国人、观光客和留学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话，我们就能知道，那个海外的世界，是怎样牵连着这个城市的神 经，并决定着它的悲欢。
　　或许，也是这种“牵连”，才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与约翰•汤姆森所见所感截然不同的厦门？
　　1919年，以台湾归侨林尔嘉、印尼归侨黄奕柱为发起人， 厦门“市政会”成立了。此后几年，这些海外归侨、地方士绅以巨大的热情，勃勃的生机，改造整个厦门。1920年冬天，一条连接提督路与浮屿的新马路动工， 后来它被命名为“开元路”；次年，贯穿浮屿、龙船河(今美仁宫)乃至江头、后埔的另一条马路开始修建， 那就是“厦禾路”。紧接着， 思明路、民国路(今新华路)、大同路、中山路……在大约十年的时间里，厦门修建了62条主要街道，总长五十二公里有余；修建了二百七十余条巷子，总长约四 十七公里。《民国日报》报道说，“路面建筑或用沥青，或用洋灰，或用沙泥，或取马加顿式，清洁而美观”。
　　现代马路之外，则是无处不在、混合了欧美与东南亚风格的现代建筑。那是林尔嘉的“菽庄花园”，那是黄奕柱的“观海别墅”，那是中山路的骑楼建筑群，那是名 为“日兴街”的几百家商铺……这些建筑，与鼓浪屿的众多西方领事馆，以及陈嘉庚的集美学村、厦门大学一起，勾勒烘托出了现代厦门的初始景象。1927年1 月，在临别厦门前夕，鲁迅发表了这样的感慨，“前些日子，厦门海军的飞机，在演武场的高空盘旋了好久。那时我抬头一看，碧蓝的天空有飞机在翱翔，演武场的 南面有耸入云际的无线电台，北面有厦门大学的一排巍峨的花岗石洋楼，构成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而在《新兴的厦门》一书中，学者茅乐楠更赞叹道，“市政发 达，有一日千里之势……公共游息所，则有中山公园、虎园等；公共娱乐场，则有思明、中华、开明等戏院及去年落成的新世界；教育则有幼稚园、小学及大学…… 从任何方面看来，现在厦门已披上了文明都市的外衣，以前被视为‘世界上最污秽城市’的称呼，如今已成历史上的名词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归侨、士绅的努力下，新厦门的诞生，表现出各方受益、良性循环的形态：1920年，厦门工务局曾经忧心忡忡，他们估算说，整个工程 所需的费用高达1330万元，其中购买旧房、安置拆迁的费用约为300万元，而工程所需则在一千万元以上；但在众多归侨，兴兴、德兴、鹭江等开发公司先后 支付了一千三百余万元土地款后，他们的房产、商铺却卖出了一千五百余万元的价格。这截然迥异于晚清“新政”、政府主导的劳民伤财，也不同于后来的“旧城改 造”。在几代人的含辛茹苦、海外见闻之后，那些南洋归侨、中国士绅，不仅目睹了西方工艺的优长，他们更深刻了解着“市场”的伟力。新厦门正是一个纯粹市场 的产物。
　　如果说，正如中山路骑楼、厦大兼采欧美风格与中国传统的“大屋顶”建筑那样，在漫长的时光里，厦门已不自觉地成为一个古老国家与海外世界的结合处的话，那 么，它同样融合着省内与省外、南方与北方。1929年，思明县公安局统计说，厦门共有外省人口8010人，涵盖17个省份，占全部人口的5.2%，在那个 年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及至1938年，厦门***局更公布了一个数据，在128227名厦门市民中，来自福建外县的人口高达86812人……
　　如果说，那些新厦门的缔造者，以及他们身后的千万华侨，大多注重西方的器具、工艺乃至货殖观念——正如林尔嘉创办了厦门电灯公司、厦门自来水公司，从而成 为厦门公用事业的奠基人，而陈嘉庚更创办了集美学校、厦门大学，从而使崭新的社会理想弥漫这个城市——的话，那么，毋宁说，他们更是原生态意义上的中国 人。这个民族曾经那样开放、博大、八面来风，惟一不变的，是基于社群、血浓于水、文化认同的人伦精神；而在政权全面控制市场、社会与国家精神后，他们只能 移居海外，并事实上地继承那种更古老、更生机勃勃的中国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那些从厦门离岸和上岸的中国人，如同暴戾家长统治下的游子：一方面，对政权力量，他们敬畏、疏远，却在海外复制着中国生活，正如唐人街、同 乡会和“公司”——这个后来中国商业机构的代名词，在东南亚诞生时，兼有救济、互助组织和商业机构的几重色彩——另一方面，他们回报桑梓、兴办教育、修桥 铺路，而在国家有难时，他们更是倾家以报，正如辛亥前后、抗战时期。他们在海外营建着中国新城，并有着在国内缔造新城的永恒冲动。20世纪20年代的厦 门，正是这种冲动的产物……
　　史料无情地记载：1933年，也就是“闽变”平息、南京政权彻底结束厦门的半自治状态后，“新厦门”的建设戛然而止；又60年后，在“市场经济”的呼声中，那些已略显古旧的街道，又开始了通往新城的努力。然而这个努力远未结束。
　　厦门是移民城市，如果说原住民的话，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汉族人进入厦门则是在唐朝中叶。
　　濒临台湾海峡，面对大、小金门两岛，与台湾宝岛和澎湖列岛隔海相望，由于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厦门最先凸显的是军事港口的优势。明末清初，郑成功之所以能 够收复台湾，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倚靠的是厦门这个海口既可对内亦可对外。当年，作为军事港口的厦门利于养军，那些不愿意归降清朝的 人们，一时间集聚厦门。
　　直到16世纪，厦门才真正体现出经济价值——在此之前，这里完全是自然经济下半渔半农的社会。地理大发现之后，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都曾经来到这里进行港口贸易。由于厦门港口自然条件好，及至明朝末年，厦门在担当军事港口的同时也成为闽南地区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
　　厦门移民潮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说。首先是外面移民进岛。南宋有一个高潮，厦门的几个大乡村，如何厝、莲坂，就是那时候形成的。之后是清初，厦门是清政府对 外开放的4个海关之一，外地人要进行对外贸易须通过厦门，而且，当时清政府规定，厦门是全国惟一的正口。当然，清朝之所以有移民潮，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商业贸易及手工业的发展，厦门需要造船师傅、铜铁木匠等等，手工匠们都慕名而来。对此，道光年间编的《厦门志》便有记载。
　　另一个层面是移民出去，这种情况多与战争有关，主要目的地有两个：台湾和东南亚，也形成了几次高潮。第一次是明末清初，内地民不聊生，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 带着一批农耕的汉人经厦门逃亡台湾；后来由于清政府的开放政策，允许人们去台湾，也形成一次移民高潮。第二次，是鸦片战争以后，厦门被列为5个通商口岸之 一，很多人出去了。第三次是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时期，兵役、徭役繁多，出岛的人数自然增加。这种情况自1918年开始持续到1920年代初。接下来一次是 抗战时期，最后是 1949年解放前夕。
　　一个现象非常明显，去台湾、南洋，起先一两百年中，都是只是单身男子汉，不能带女眷，政府明文规定铁器、妇女等等都不能出口，所以这些移民就去那边生根发芽。
　　城市商业力量的形成是在上世纪20年代，30年代的厦门已经非常繁荣。厦门岛很小，抗战前的厦门建成区，真正的面积也就八九平方公里。今天的将军祠、后江 埭全都是郊区，解放后火车站还在实施土改，现在的湖滨南路、北路、中路、东路、西路都是填海填起来的——“文革”期间，响应***号召，以粮为纲，厦门也 要自己生产粮食，所以就填海，本来要做田地种田，但这边都是浅滩，根本不适合种粮食。尽管如此，厦门岛却因此由小变大。
　　5复制岛内模式要花多少钱
　　厦门地域太小，很难形成货物交易中心，但石材在全球数得上。主要原因是福建多产石材，尤其是花岗岩。最早是在惠安 (曾属厦门)，有句话说“山西瓦匠、惠安石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厦门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石材市场转至厦门。当时，海沧一带出产“泉州 白”(出自厦门，但以泉州命名)，日本人来厦门谈生意，发现石材可以就近从厦门港口运出，惠安的石材也要运至厦门，为了节省运输成本，他们纷纷在厦门设立 分公司。厦门逐渐发展成全球石材中心。
　　厦门第二支柱产业是香叶油，不过这应该说是以前的支柱了，现在香叶转移到云南。20年前，香叶在厦门也经历了一段辉煌时期，因为这里的光、热、水供应都充裕之至，容易生长热带香料。
　　现在厦门转向了软经济，贸易、旅游。要做产业，就必须是高科技产业，像光电、生物工程、创意产业等。传统制造业并不适合，光是土地难以获得这一点就限制住企业发展了，所以一部分类似的企业都陆续迁移到江苏昆山一带。
　　这个城市就是地方太小，很难形成规模。而且，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运输成本提高，不光厦门，昆山甚至广州的制造业企业也出现向湖南、河南等内地城市转移的趋势。
　　蜷缩在岛内小打小闹，没法发展。为了弥补“小”的地理缺陷，今年2月，厦门市正式开展“岛内外一体化”。但是岛内外一体化给政府出了难题。厦门岛内建得很 精致，因为钱多。现在这些钱要摊开到岛内外，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医疗是全覆盖，但是学校呢？市政府给岛外一个区建学校的投资或许还不如给岛内一所学校的投 资大。再说，到底有多少新进入的企业会想安置到岛外呢？岛内模式要复制到岛外去，要花多少钱？
　　几个区都在争抢厦门行政中心的转移，说实话，以后怎么一步一步地去拓展，市区模式究竟要如何向外推广，市里可能也还没有太长远的布局。上一届政府在翔安区建立了两百多间厂房在那里，也都没有利用上。可是，不这么做，厦门的城市竞争力又在下降。
　　很多人期待6月底《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在重庆的签订会给厦门带来新的商机。厦门与台湾的地理位置决定二者注定紧密相连。所以，一直以来，厦门聚集了众 多台资企业。我觉得会有两个大方向，台资企业进入厦门，厦门内陆企业进入台湾。但是，还有其他选择，就是台企重新回到台湾，或者它们进入内陆城市。
　　我们在着力吸引一些新产业，一方面是高新技术，一方面是有龙头地位的上游企业。至于出走的具体是哪些，我们还不知道，如果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走了，对厦门没有太大的影响。
　　政府在做一些高新技术产业，例如海沧区准备建立制药产业园，还有一些光电技术、文化创意产业。台湾企业在产品包装、设计上的人性化、个性化方面都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而且我们缺乏台湾人赚钱的劲头，台湾人是什么地方都要打一个洞进去，如果这种精神能带入厦门，也是很好的。
　　6那些变化让我爱上这座城市
　　第一眼见到厦门，我的结论是 —“这个地方怎么待啊！”不过，那是23年前的事了。
　　我祖籍台湾南投，很长时间都住在台北市。1987年，侨办邀请我们天仁集团来考察，那是我第一次到厦门。我的感觉很简单，这儿分明就是一个渔村。这个弹丸之地，岛内面积一百多平方公里，全岛面积不过一千五百多平方公里。
　　当时，大陆与台湾正处于敌对状态，而且厦门对面就是大小嶝、金门，政府哪里敢在这里搞建设。于是，厦门没有轻工产业、没有传统制造业、没有文化教育，有的只是渔业，甚至连厦门所在的福建省都是沿海省市中起步最晚的。
　　然而，这种感觉我并不陌生，相反，很亲切、很熟悉。我出生于1960年，1987年看到的厦门就像是我20年前看到的台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除了上海、广州，其他地方都像是台湾时光倒流20年。由于厦门是距离台湾最近的岛，其相似之处更不必说。
　　相较之下，福州市要稍好些，至少有港口贸易，透出一丝商业气息。所以，1992年，作为台湾天仁集团在大陆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我们选择以福州为总部所在地，叫天福集团。第二年，我花了8万美元在福州买到市里第一幢带有电梯的楼房。
　　厦门快速发展是被划为经济特区之后，沿海小岛的地理劣势变成优势，时空顿时转换。厦门市政府为厦门岛重新定位，将厦门按照海湾型城市规划。作为轻工业的集 散地，厦门引入台湾企业，岛内涌入一批工厂。后来一看，这样不行，厦门岛土地资源有限，要做到昆山、广州那种规模简直是天方夜谭，所以坚定海湾城市、岛型 经济的想法。定调之后，厦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2000年左右，我带着妻子到厦门出差。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厦门，当时有台湾朋友在这里做房地产开发，我就让他帮忙留了一套房子，之后，她带着孩子开始了 厦门生活。对她来说，生活在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安全感。厦门的风俗人情、生活习惯近似台湾，所以她很自然地融合进来。她感觉很舒服，有一种回到台湾的感 觉。
　　特区建设开始之后没多久，就能感受到城市一天天的变化。我再回到台北，思路要颠倒过来。
　　台北市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虽然也有政策在推出，但是执行起来很慢。厦门市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变得越来越漂亮、整洁，有商业气息，人的素质、生活品质都是越来越高。
　　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到她的安全和宁静。一方面是现代化、规模化的城市概念，一方面是休闲、舒适的海岛生活。你看到这些变化就会爱上这个城市，她是活的。
　　如果问我退休之后在哪里生活，我想会是厦门，这也是台湾政客提到的近些年人员流失问题。但我们在厦门生活、工作并获利。我和家人在厦门的朋友每天都在增 加，台湾的一些朋友慢慢失去了联络。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和经理、干部们不一样，他们工作10年之后可能就回台湾了，可是我不会。不过，我在台湾有资产。马 英九上台后，我回去买了两套房子。
　　天福集团第一步没有选择厦门还有一个原因，厦门附近没有产茶区。我们的项目以农业为主，闽东、闽北，茶叶生产基地比较多。最初来考察的时候，我们对大陆非常陌生，侨办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福州终归是一座省会城市，交通便利，而且出产茶叶，我们就与农垦局合作了。
　　最初，我们主要是出口大陆的原料，想法很单纯：赚取其中的差价。这与天福1993年前以外销市场为主有很大关联，也与大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有关。
　　我以前担任台湾天仁集团国外部经理，后来跟随集团总裁李瑞银先生一起来大陆，作为来大陆投资的召集人在福州创业。来的时候，我们带着5000万，历经4次 破产。因为那时候做外销当真困难。我们对国内茶叶的品种、做法都不熟悉，也不能用台湾眼光看待大陆的市场环境。福州所提供的人才、教育、交通等等都与我们 预想的不同。
　　雪上加霜，1994年，台湾政府出台规定，不允许进口大陆茶叶到台湾。我们刚刚在大陆经营一年，这无异是一拳重击。我们只能是将茶叶先运到越南，再贴标， 转运台湾。一来二去，各类成本提高得不是一星半点。1996年，我们在福州的团队分成内需组和外销组，决意打探大陆市场。
　　尽管我们是在闽南产茶区，可那时候连这边都没有正统的茶庄，只有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和街道上的夫妻店。大家瞧不起这一行，认为做茶叶的就是农民。我们引入 台湾经验，把它当作一项事业经营，研发适合大陆消费习惯的口味和包装。茶园自然不能自己建，预购土地、种植茶园，所耗太大。于是，我们就考虑与公司、农户 合作。很长一段磨合时期之后，天福走上轨道。
　　2005年5月，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何立峰转任厦门市委书记，他邀请我们来厦门。厦门市在推广总部经济，同时依托经济特区，出台了很多优惠政策。
　　当时设定的标准是总营业额8亿元、获利5000万以上、税金每年不低于1000万的企业，厦门市在观音山批地块供你做两三万平方米的总部大楼，有20%的 税收返还鼓励继续投资。也就是说，几年之后，这地块相当于白白送给你了。而且，厦门市鼓励企业上市。天福当时在大陆已经有五十多家分公司，正想寻找机会整 合资源，对我们来说这很有诱惑力。
　　晋江、石狮一些企业如七匹狼、柒牌、特步、安踏都被吸引过来。我们成为第一家进入的台资企业——2006年，天福集团总部移师厦门。对台企来说，同样是在大陆发展，如果地方政府很积极、很重视，一定具有更大的吸引力。
　　就福建省而言，虽然福州、泉州、厦门、漳州都是省里发展的支撑点，但厦门本身是经济特区，最灵活、最现代，财政最有保障，效率最高。而且，厦门是大陆与台湾政商往来的窗口。两岸政经名流多经由厦门进入彼岸。将公司设立在厦门，比设立在其他地方多了一层含义。
　　今天的厦门，是国际化、现代化的开放城市。说到这里，上海首屈一指、北京其次，然后是广州、深圳，厦门虽没有挤进前四，但在海西区域中，它已经凸显特殊的定位和地位。
　　除了将总部设在厦门外，天福的物流中心也在这里。自从外销转内需后，我们现在95%的市场在国内。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中国人生活必需品中的一项，不管有多少饮料品种，依然无法动摇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茶叶消费量价齐升。
　　茶叶销售总额在地域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虽然饮茶风气由南往北推，但消费形态不同。南方是产区，所以是理性消费，需求总量比北方大，可北方不是产区，对茶的价值判断模糊，属于追求高价位的冲动消费。基于种种可预见的未来，我们计划明年赴港上市。
　　前阵子，我们紧张得要命。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签署前后，我们对未来两岸企业往来的竞争态势有些担忧。
　　台北市有点儿老态龙钟，每次见面都一个样子。但台湾有产业优势，企业研发水平高、创意能力强、市场营销经验丰富。后ECFA时期，台企登陆潮在规模、载体上都完全不同。
　　台企在大陆投资有三个阶段，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接下来的第四个阶段，是创意文化、品牌文化产业，其规模上应该会以中小企业为主。台湾经 济总量中，75%来自中小企业，个体登记占所有公司注册中的97%。台湾起家靠的就是中小企业，他们在研发、创意、行销上似乎有天然的优势。
　　然而，2006年将近800家中小企业进入厦门，到2009年，80%阵亡。这些企业多是做内需市场，可惜水土不服。
　　那时候，已经在大陆的台企尤其是大企业享受了很多优惠政策，大部分都赚钱了。有人整天吵吵劳动力成本提得太快，我觉得以后势必有劳动密集型企业向老挝、越 南、印度、马来西亚转移的趋势，所以如果嫌大陆劳动力成本高，索性就去那边；要么你就心甘情愿增加这部分成本。如果仅仅因为提高工人工资就造成企业亏损， 我看他们自身管理就有问题。
　　总的来看，能进入大陆的台湾大企业差不多都进来了，他们接下来的动作也无外乎是扩大投资，像冠捷、正兴轮胎都在这么做。今年第一季度，台资在福建省总投资 1.98亿，1.6亿在厦门。省内来看，厦门是最受台资青睐的。总投资项目18个，14个在厦门。这么计算的话，每个企业投资在1000万美元上下，可 见，中小企业居多，而且大部分仍以内需市场为主。中小企业进入，比拼的重点会有所不同。
　　之所以紧张，就是要想出办法应对即将到来的众多中小企业的灵活多变。为此，天福做出一个重大改变。天福集团有一千多家店，以每年100家的速度扩张，今后开店速度将加快一倍。这也是天福从一级城市到二级城市的渗透，要对中国快速投入，赶快抢占地盘，才能稳住现在的市场。
　　后ECFA时期带来的转变对台企来说是惊天动地。在大陆的台企，受到更好的保护，看到更大的舞台，每个人看到都会流口水，剩下的就是看你怎么发展了。但大 陆企业也可入台，最早的一批一定是国有企业，这很正常，最先一定需要由政府带动陆资到台，只有国企能够立足、顺利赚钱，才能带动民企。这时候最先可能进入 的是地产企业。
　　两岸经贸往来，自然融合，不分你我。签署之后，表面上好像大陆吃了大亏，让步很大，人员、农产品等等都不进入台湾。可是从政治上考虑，我觉得大陆是大获全 胜。不管是台企进入大陆，抑或大陆企业入台，台湾的资金、人员、产业都会与大陆交融在一起。很简单，钱在哪里，人心就在哪里。
　　厦门吸引台资历来与昆山走着不同的路子。昆山多高新技术企业，产业链上下游相对完整。厦门即使想这么做，也有一个无法改变的受限因素：地域太小。
　　岛内面积只有一百多平方公里，一些大规模、高科技及制造业企业限于土地面积难以再扩大，向上海、江苏方向转移。更大的问题在于，之前，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 在岛内实施得不错，可惜，在岛外并不适用。金融风暴之后，制造业更是一片惨兮兮。所以，大家心知肚明，在厦门的台企要转型，尤其是外销型企业。
　　“日本技术、台湾接单、大陆制造、欧美市场”这个模式持续了二十多年，搞不好在厦门要变了。以前，依靠厦门的港口优势，有台湾企业过来做代工，现在，欧美贸易保护日强，反倾销案频发，这些企业但凡能过得去就这么过了，过不去，只好撤离或者转型。
　　当然，也有好消息，厦门政府力推岛内外一体化，岛内面积狭小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我们正在等待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细则出台。这个法律极其重要，好比说岛内工厂往外迁到其他几个区，赔偿标准、土地价格等，岛内外在哪些层面上统一标准。
　　厦门在五缘湾、观音山成立了国际商务营运中心，吸引企业入驻，目前还没有东莞、昆山在产业链上做得那么好，可是工业区公共投入正在先行。不这么做，厦门只能走向没落。
　　尤其是两岸互通之后，从台北到上海与从台北到厦门时间是一样的，坐飞机只需一个半小时。厦门有什么优势？土地贵、难取得，交通没有上海便捷。所以厦门急需特区扩容，不然在整个投资环境上来说只能越来越差。
　　台商投资协会开会的时候，都会讨论这些问题。
　　厦门台企总量多、规模大，在全国排名前五，在厦门常年居住的台湾商人有十万余。全国台商协会有109个，厦门台商协会从经济总量上排名第五位。
　　别小看这个协会，连大使馆都没有我们管的事情多。在厦门，台湾人的问题由协会与台办共同处理，已经形成默契。从市政规划、法规细则、政论监督、台企发展等 宏大问题，到与台湾人挂钩的那些细枝末节，协会都会出面。投资理财、子女教育、考驾驶证……方方面面，台商协会就像是一个婆婆妈妈的单位什么都管，因为台 办不会、也无力解决。
　　我们碰到过一个台商，做企业失败，破产了，他没钱看病，我们要找红十字会，帮他联络家属，把他送到金门。有人要回台湾没钱买机票，我们出钱，但从没有人来 还钱。犯罪被驱逐的、饭馆里吃饭付不起钱的、抱怨投诉的、考大学的、丢失证件、房子拆迁的……都来找我们，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市政府大楼在哪里，也不知有台 办这样的机构。我们比保姆还保姆。
　　7下个月，完全是未知数
　　集美大学毕业之后，我去了苏州，成为班上同学中少数离开厦门的一个。
　　虽然我学的是市场营销专业，但在导师介绍下，我远去苏州做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领域：酒店管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无法适应这个城市、这个行业，所以只在苏州停留了半年。
　　辗转到西安，短暂接触保健品行业。我是白羊座，容易冲动却也有着最大限度的理性，当保健品宣传到比药品还要法力无边的时候，我知道该离开了。不过，隐约中还有一个因素：我不喜欢北方的气候。2007年，毕业一年半之后，我又回到厦门。
　　我老家是泉州德化，妈妈在家里种植大棚蔬菜，我知道她一个人很辛苦，不过在福建省，厦门算是发展最好的，加上我在集美读书，朋友们都在这里，犹豫之后，我留在了厦门，我想对工作可能更好些，也能给妈妈更好的生活。
　　进入物流行业实属偶然。回到厦门时，有个好朋友在工厂工作，他建议我做货代，他还可以支持我一下，做我的客户。于是，我开始做物流。
　　公司有空运和海运业务，我在海运业务部，没想到一坚持竟做了四年。
　　厦门港是福建省最大的港口，相比之下，泉州一带基本上都是适合停靠小船。借助天然的地理优势，物流业在厦门GDP中能占四分之一以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伴随厦门成为全国五个经济特区之一，以及外贸业的发展，厦门的物流业便逐渐发展起来。
　　那时候，外贸公司接到国外订单，制造出来的货物需要运出国，必须找到国内的船东订舱，但船东不接受货主直接订舱，而是要经由货代公司。这就为众多货代公司提供了机会，这个领域也从最初的个体户发展到今天四五千家大小企业，远超上万人的行业。
　　实际上，我们做的只是物流行业中的冰山一角。物流行业很宽泛，海运只是其中一条渠道而已，货代要做的只是帮助客户联系船东，订舱，安排拖车将货物装柜，送码头报关，装船再运到国外。
　　可是，你知道，这个压力很大，因为涉及太多人——国内客户、运输公司、司机个人、船东、国外客户，任何一个环节可能随时都有变动，一个变动下来，就要打一圈***去协调。
　　这一圈下来，我这个白羊座脾气也被磨平了。客户骂你，你只能让他骂，不管是不是你的错。这时候，你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顾客就是上帝”。甚至有一次，客户把我一通臭骂，3小时后又打***回来道歉，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在当下也只能忍。
　　话说回来，这些还都是小事情。这个行业中会遇到的难题我基本都遇到了。我最担心的就是两件事，拖车翻柜和无端放货。
　　德化那边有一条七八公里左右的紧急坡道，有一次拖车从那里经过的时候翻车了。车上瓷器破损很严重。我作为中间人要将拖车公司与陶瓷工厂约到一起协调，看怎么赔偿。类似事件很耗费精力体力时间。
　　无端放货我也遇到过两次，国内的客户还没有收到货款，国外的客户就已经把货物提走了。2008年七八月份，有一批货要到欧洲，最后出现了这个状况。一开始我都不敢跟国内的客人讲，只能是通过层层关系去追讨。还好我运气好，花了一个多月追回来了。
　　尽管如此，以前这个行业还是很好做的，那时候福建制造业慢慢兴起，服装、鞋帽、瓷器都开始走外贸单，货代市场供不应求。九十年代初进入这个市场并坚持下来的，就算你是小学生，现在都成了大老板。只要你去找工厂，甚至你都不用上门，客户都会来。现在客户对你是爱理不理。
　　按道理说，虽然不能与广州、深圳等地的大码头相比，单就本省来说，厦门海运算不错，港口吞吐量不小，只是物流行业竞争愈发激烈，早就成了供大于求。也可以 说，是货代把自己的行情做坏掉了。大大小小一级货代可能就有几百家，二贷、三贷加起来有四五千家。后者没有注册权，他们只是挂靠公司。一台电脑、一部传真 机、一个***，OK，你可以挂靠一下做货代了。所以，为了规避各个环节的风险，海运费用大起大落。
　　现在，客户选择港口都是就近原则。泉州、漳州、莆田、晋江，来厦门走货的比较多，福州货物多从福州港走货。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性：国内客户多是代加工，一是 替国外品牌代工，一是外贸接单，这也是导致工厂利润率不高的原因之一。相对应地，他们也会挤压物流行业带来的运输成本。细算下来，再到货代行业，利润空间 变得更小。
　　金融危机之前生意稍许好做些，危机之后，厦门这边的货代倒是没有出现业务量大幅度的下滑，只是国内客户压价厉害，因为他们要用减少的运费成本补贴原材料以及工人工资上涨和订单减少带来的压力。
　　经过2009年一年的缓和，国内工厂订单多了，但是在前一年工厂倒闭、工人解散的同时，国内西部大开发再度升温，很多工人回到内陆之后宁愿去西部也不想来 南方打工。工人的想法是，同样两千块的工资，在厦门生活成本太高。这样一来，国内公司还要面临工人少、工资高、物价上涨及工期紧张的压力，更重要的是，欧 美市场并没有在危机后缓过劲儿来，他们的价格涨不上来。
　　去年价格压到了谷底，从厦门运一个柜到欧洲才五六百美元，尽管今年已经涨到1900美元至2000美元，可国内外客户还没有理清他们之间的问题，我们也不可能再向国企船东压价，所以变得非常被动。
　　我是基础工资加抽成，就算我这个月八千、一万，下个月多少，完全未知数。物价涨，在厦门的生活成本也在涨，要想在厦门买房的话，我觉得压力还是很大。在厦门一夜暴富的人不少，最近最明显的是岛内外一体化之后，各地的拆迁受益者，可是获利者毕竟还是那一部分人。
　　8寻找当厦门人的感觉
　　今天才赚了50块钱，连房租带两个儿子上学，一天怎么也要一百才够啊。房租每个月要380，学校没有借读费了，但是书本费老大要二百多，老二要115，他们每天还有花销。
　　我老家在河南省西华县红花镇，十四五岁我就退学了，学起修车。后来就考了驾照，那时候老家考驾照还挺便宜。九几年，县里开始有人来厦门开出租，说挣钱不 少。有人说，那时候有厦门工厂到河南招工，所以河南人来了；还有人说，河南当时考驾照便宜；再有人说，历史上就有河南人移民厦门的惯例。我也弄不清楚，反 正1995年，我也跟来厦门。因为在老家开过大货车，过来可以转为开出租。
　　别看现在的厦门一天一个样，那时候的厦门，也就是厦禾路火车站那么点儿大。我觉得厦门最大的变化可能就是1997年，1997年前，一个红灯也就停上两三辆车，之后，红灯后面的车队越来越长。
　　在厦门的河南人很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高峰，不过总有人陆陆续续来，而且河南人过来多是开出租。厦门有5个出租车公司，大概有四五千辆车，一辆车有两个 司机黑白两班倒，一共一万人左右。这里面大概有一半来自河南。我来了之后，姐姐跟过来开出租。后来，我侄子也来了。很多人都是这样被亲戚朋友拉来厦门。
　　要说出租车司机，可能还有三分之一是江西人。大家住得集中，前埔、蔡堂、金鸡亭和后坑。因为这几个地方有民房，房租便宜。我住的民房一层3间房，共5层， 算是小规模的出租房。大的一层能有10间房。当地人单靠这些收入就月薪过万了。不过，听说蔡堂要拆迁，前埔这个地方也说不定以后也会拆。
　　还有一部分河南人去海沧那边买房，他们大多是车老板。九十年代初期，有点家底儿，这边发展也快，坚持下来的都能买车买房。1997年，甚至是2000年有几十万也能买下来，可我那会儿没有那么多钱。
　　2007年，我和一个朋友合伙买下这辆出租车，花了六十多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总有人炒作这一行，还好买车早，现在再看，车都涨到九十多万了。
　　开出租车超过40岁就不能干，颈椎、脊椎都容易出问题。跑晚班的时候，一个月见不到太阳，人都要垮了。不过，河南人挣几千万的也不是没有，那些去广州深圳开工厂的、做生意的都挣了钱。有本事的都走掉了，没有本事的才留下来继续开车。
　　虽然说现在一看到方向盘就挺烦，要真离开这个以后也不知道做什么，现在儿子上学，房子也没有买，压力大得很。做生意要本钱，再加上我没有学问，出去做其他的也不行。在厦门开出租，一年也可以挣几万块，总比在老家好多了。
　　我妻子家里条件不错，她爸爸是教师，一个月几千块钱。1998年她从河南跟着我来厦门。只是她不爱讲话，可人就是这样，你越不跟外人讲话你就越不会讲话。 我让她去保险公司跑跑业务，或者当个月嫂嘛，接触人多，朋友多，慢慢就懂得了里面的事情。南方城市发展快，和老家不一样。再说，闽南人和广东人是两码事， 广东人看到你是外地人都不想理你，但闽南人很热情。可她都不愿意去。
　　她活动的空间太小了，没事和老乡的女人们聊天，都用家乡话。初一十五去拜拜佛，平时在家做做饭、绣个十字绣。我要真买了房子，她就得上班，给我减轻一部分负担。她要不工作，我月月四千多，肯定是行不通。哪天真要买房，我这一生就都交给厦门了。
　　白班的时候，我每天七点多钟出门，下午三点多回来，她也在家，可是我们也想不出什么娱乐活动。孩子们拿着手机打游戏，我们俩就在这不到二十平米的空间里， 看看电视，要么就出去爬山，找老乡喝喝酒。前几年，倒是天天有喜酒喝。很有意思，现在男的不去喝酒，男人们怕喝酒多了毁身体，对工作没啥益处，都是女人带 着孩子去。
　　只是，在厦门办喜事得买了房的才方便。要想娶个厦门当地的媳妇，一套房子下来一百万，结婚都得要房子车子。要不就得真有钱，要不就得小伙子长得够帅。要是个女儿嫁到厦门来，说不定你没有钱人家会看不起你。就这样，老家又有一大批姑娘跟来了。
　　我家两个儿子，大的12岁，小的8岁，现在还不用想那么长远。眼下我关心的就是他们的成长。他们小学都是在前埔上的，校长是河南人，孩子也是河南籍居多。 放学回来，一进村口就有老乡。所以，上学的时候还是厦门，一放学就像是回到了河南。结果就是，他们平时话很多，一碰到陌生人就不说话了。
　　不说孩子，十多年了，连我自己都没有成为厦门人的感觉，不是厦门人排斥外地人，是现实有时候很难让人真的融入进去。厦门人有钱，比较休闲，没事儿就打打纸 牌、吃吃点心、喝喝茶。可我喝不出来什么茶好，平常不太喝茶，200块、500块我也尝不出有什么不一样。也可能，再过上10年，孩子们会融入进来，那时 候他们的感觉应该会与我有所不同吧。
　　李拓之出身世家，年轻时曾在福州组织过文艺社团，也编辑过报纸，一生经历丰富，他和邓拓是中学同学并是非常好的朋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他以无大学学历的身份回厦大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
　　撰文：谢泳 摄影：菜花
　　厦门大学西村校门前，隔过马路，新建了几栋高层的教员住宅，楼下时常有卖旧书的小贩出没。旧书多是常见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流行读物，无多大价值，但也偶有 从厦大教授家中散出的文史书籍。我有次看到有一部分从李拓之家散出的旧籍，多为上世纪五十年代出版，以古典文学方面的为多，这些书后来多有重印，我一般不 买，我只是看见上面多有李拓之的签名，倏忽间感到学者身后的悲凉，学者一生的积累，最后飘零何处，真是难以想象。我感觉学者一定要在生前把自己的书处理 好，送给爱书爱学问的青年是个好办法。我从李拓之的旧书中拣了两种，一是潘伯鹰的《黄庭坚诗选》，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首版，此书我本有一册，再 买是因为上面有潘伯鹰的钢笔题签“拓之我兄教正”。还有一册是弗莱彻(W•J•B•Fletcher)的《英译唐诗选》，1925年商务印书馆的再版本， 前言旁边有李拓之用钢笔完整誊录的自己的译文。
　　李拓之其人，现在人们很陌生了。我到厦大教书前，专门查过厦大有史以来各科名教授的情况，所以对他稍有了解。他是福州人，1912年生，1983年去 世，1957年在厦大曾被打成右派，发配泉州教书，1978年后重回厦大中文系，不过五年就去世了。他去世后，郑朝宗先生专门为他编辑了一本《李拓之作品 选》，序言介绍，李拓之出身世家，年轻时曾在福州组织过文艺社团，也编辑过报纸，一生经历丰富，他和邓拓是中学同学并是非常好的朋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 他以无大学学历的身份回厦大中文系教授古典文学，一是靠了傅衣凌的介绍，一是有郑朝宗先生的热情，还有就是当时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开放的胸怀。李拓之一生 留下的作品并不多，早期有一些历史小说，后期有不多的几篇学术论文。我感觉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可能是在旧诗方面。《李拓之作品选》中旧诗占了相当篇幅，他和 邓拓气味相投，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相当深厚的修养，与老辈文人如柳亚子、潘伯鹰等也有交谊，这些在他的旧诗中多有反映，他有传统中国文人身上的一切优点，对 旧诗、金石书画都有修养，这和邓拓非常相似。他青年时代一度也有革命经历，但最终这些革命经历和他身上的文人气息难以平衡，邓拓又何尝不如此呢？
　　弗莱彻在唐诗英译研究领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学者，他有两本译著，第一本出版于1919年，英文名字《Gems of Chinese Verse》，第二本出版于1925年，英文名字《More Gems from Chinese Poetry》。李拓之这本是1925年商务1919年版的再版。
　　弗莱彻()曾是英国政府派到驻华领事馆任职的外交官，因职务原因到过中国许多地方。《英译唐诗选》应该是其旅居中国期间，深刻感受到唐 诗在中国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后着手进行的。《英译唐诗选》由耶鲁大学博士H•L•Hargrove于开封作序，书前有作者自撰的前言，并以作者1917年作 于福州的一首题为《致李白与杜甫》的小诗开篇。
　　从我手边这本《英译唐诗选》的保存状况判断，李拓之肯定是非常喜欢这本书的，我仔细阅读了他译的批在书边的序言和那首“致李白与杜甫”的小诗，感受到李拓 之文字的优美和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从他身上我们也可以想象早年中国大学中文系一般教授的风采。《李拓之作品选》中不曾收入这篇译文和小诗，我想李拓之 先生可能也无意拿去发表，他可能也只是因为喜欢这位外国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热情，而把这段文字批在了书旁，我感觉李拓之的译文本身也是一篇美文，如果以 后向西方用中文介绍中国唐诗，这篇译文真是绝好的文字。李拓之本人是诗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深情和修养，让他的文字中不但充溢着浪漫的气息，更有一种音乐 的韵律和浓厚的抒情气质。弗莱彻写得好，李拓之译得也好，真能让人有中国文化太美了的感觉。江岚在她的《唐诗西传史论》中，基本完整叙述了弗莱彻的译文， 还对译了那首小诗，但诗味不够，在理解上也许较李拓之的译文更准确，但以文章论，李拓之的译文更优美，下面是李拓之译文的节选：
　　这许多诗篇实际是自然的写生，是中国伟大风景的爱好者的作品，它写于著名朝代的遗址和不朽美人的追忆之中，是一种佛教徒的神秘主义加上往往是对虚无和非实 有的盼望的曲调，人们可以从其中看到：太阳和月光，星光和原野的风，都是友爱的，在这里是没有喧闹，骚扰、出汗和匆忙，作者们泛着轻舟，渡过无声的流水， 经历和谐而静谧的景色，白云如雪涌溢山际，鸥鹭掠影长空，钟声隐约在密林的幽谷，芳草憩息于平原，炊烟袅袅在天边，一似炉香旋绕于佛座般的悠闲，这一切形 成了中国的伟大的理想，伟大的魅力——和平，这现有的诗篇对于战争的题材是憎恶的，这里并没有待而杀之，也并不致力于摧残，并无贪婪财富和土地的大欲，更 没有社会阶级的差别，这里恰恰是以大自然的语言描画他人的生活，因为在中国文字中其实是没有抽象名词，中国人是向伟大的自然大师去借取词汇的，譬如“爱” 这一字，是由香字所转化，它包含着美丽和芬芳；老年这一意义显示于我们的是落叶和凋零颜色的秋天，这样的比喻的手法我给以大写字体的记号，读者可以立即看 到。
　　如果他能够，让他去想象古代的诗人们：怎样在长江上烟波浪迹，在岷山中风景流连，或是在桂林的急流里泛舟。让他在古刹里看月光高照于林涧，让他如曼弗丽般去寻觅瀑布的女神，或是让他在往古的废墟中去做破垒颓城的梦吧。于此，他将理解唐代诗歌的圣义，他将得到和平。
　　踯躅山迷瘴雨，徜徉人跨文虬，
　　漫向那落霞散彩危峰秀。
　　膜拜仙灵丹井上，似当年
　　桥横虹影，浪拍江风吼，
　　野瓦颓垣，曾是月光照，
　　更玉萧凄咽，怨诉韶年渺！
　　浅情应许，薄意难忘，
　　长忆汝匆匆，弹指余音妙，
　　李拓之身前极少译作，至少《李拓之作品选》中没有收入这方面的文字，他可能也不曾在英文方面下过太多工夫，但读他的译文也可体会文化修养的全面。李拓之的译文是不是准确传达了原文，可以见仁见智，但我确实喜欢他的这两段文字，这是自己的真实阅读感受。
　　李拓之这本《唐诗英译》也是一册旧书，封面都没有了，是他自己用毛笔手书重写上去的，书前有一方他生前最喜欢的印章。《李拓之作品选》前面的照片部分，介绍说他生前有三方最喜欢的篆刻，我查对了一下，恰好这一方也在其中，且排在第一位。
　　我在日渐狭隘，但一个观光胜地在商业社会里早被预设了未来。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到来之前，任何人的担忧都显得无能为力。
　　我匆匆吃完面线，没来得及跟母亲说上两句话就赶往火车站附近的一栋老写字楼，那家外贸公司在这栋写字楼四楼，入口处摆着一尊巨大的木质布袋和尚，它背后是陈列室，堆放着各式各样的箱包样品。
　　我赶到前，他们显然已经讨论了许久，平面图和效果图摊在会议桌上，这一个多月来，那几张纸已经被翻得起皱，红笔在上面写满了修改意见。设计师描述完他的新方案后看了看站在边上的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你觉得怎么样，老大？”
　　这个被称为“老大”的男人姓陈，几个小时前刚刚和我一起下飞机，没回家吃晚饭就直接召集大家到公司开会。他总是背着一个与健壮身材不符的小双肩包，喜欢开 玩笑，但做起事来雷厉风行，据说几年前他也是背着个双肩包从惠安老家直接到厦门买了一套房子和这个办公室，在这里接箱包出口订单，再拿到泉州的工厂生产。
　　前不久工厂转给了别人，外贸的工作也完全交由公司的人打理，他自己则整天往鼓浪屿跑，图纸上的那个项目就在那儿，两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老别墅，他打算将它们重新翻修，改造成一个漂亮的旅馆。
　　开一家旅馆，在两三年前，几乎是我身边每个朋友的梦想。在鼓浪屿上任何一个老房子里，隔出几个简单而舒适的房间，买一台咖啡机、几块漂亮的桌布，和陌生人 在花园里晒太阳。那时我在厦门本地的一本杂志工作，在一个名为“逃声记”的专题里，我们曾将这种私心煞有介事地放大，我们为鼓浪屿上的生活设计方案，在欧 阳应霁的“慢生活”观泛滥之前，这种生活方式倡导者的姿态在这个城市里就颇为奏效。
　　但真正的鼓浪屿开店热是由一家名叫“娜雅”的家庭旅馆开启的，这家有着彩色墙壁的小屋式的旅馆改变了许多人对旅行睡眠的看法，那时许多朋友跑来问我认不认 识“娜雅”老板，因为他们的房间总得提前一两个月才能订到。而在那以前，极少投资者愿意冒这个险。当我还在鼓浪屿的美术学院念书时也萌生过开一家咖啡馆的 想法，那时岛上除了几家“老字号”小吃店和卖贝壳的小铺外几乎什么都没有，沙滩是学生情侣们夜晚时惟一的恋爱场所，游客们晚上9点过后就不会在岛上逗留， 常年的潮湿和错综复杂的小路甚至助长了一些“鬼屋”传言。
　　而现在，一栋新旅馆的图纸就在我面前，将它们握在手上的“老大”对这个行业已经考察了足足两年，我知道他胸有成竹。一个月前当我第一次来到图纸上的项目所 在地，一些惠安女人已经穿梭在沙石和从老房子上拆下来的旧窗户之间，尖锐的电机切割的声音使她们减少了彼此的交谈。这是一个比看起来庞大得多的工程，但暂 时这里的工人们还沉溺于琐碎的工作中，并不是每个人都像“老大”那样，清楚地预见着它未来的样子。
　　过去的几周里，我们几乎都在高速公路上，从福建到广东，再从广东到浙江或江西，我们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采购不同的东西。司机小沈在这段旅程中爆发出惊人的 体能，他可以数十个小时不睡觉，半夜时当车上的人都睡着了，他就依靠着闽南语歌词中动人的情话对抗高速公路上的孤寂和倦意。
　　小沈十五六岁时便接手了家里的工厂，却喜欢上厂里的一个女孩，“整天跟她玩在一起，工厂就被我搞垮了”。他平常话语不多，但一开口总能引来大家的笑声。他 的想法单纯而现实。当我们挑选昂贵的家具时，他会小声说，“要是我开个旅馆，家具买最便宜的就行，一个房间卖一两百块，照样能赚钱”。整个行程他也总在寻 觅商机，比如从义务的小商品市场批发手电筒到厦门卖。“始终还是要自己干点事业的”，他说。
　　这些城市很容易激起人们对于某个行业的渴望。在顺德，连体式的家具批发市场跨越各个城区，在中山小榄，路边随处可见各种灯具堆砌出的人工树林，在景德镇，所有路灯都包裹在生硬的青花瓷外壳里。而在义乌，据说在小商品市场楼下开一家快餐店，半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
　　来自各地的商人汇集在这些城市里，让行业规模不断膨胀，最后，几近占领一座城市。本地商户的获益也显而易见，这使他们不像其他地方的商人，一看见购买者就 暴露出猎人般的渴望。在义乌，那个装饰品店的老板娘在我们挑货的一整个下午都趴在店内的沙发上打盹。而我们的几十万元家具订单对那家深圳工厂的销售经理来 说，甚至不足以影响到他午后与女同事打情骂俏的时间。
　　对一个商人来说，在琐碎的问题中保持清醒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式同样重要。工头在这段时间里也不时地打来***，众多让人头疼的施工问题，深入每一个砖瓦和管 道。还有各种各样的审批，有些因为牵涉到相关地方部门的内部问题而迟迟无果。在鼓浪屿上开旅馆，远不是从摇摇晃晃的渡船索道上拉几块木板那么简单。和“老 大”同住一个房间的小郭后来告诉我，“老大”经常半夜摇醒他，这些问题波及那段时间大家的睡眠。
　　事实上，我们已经被家具采购拖了后腿，无法按时交货的厦门家具厂老板总是说“有些事情急不来的，质量第一，质量第一……”。但我们要找到又好又快的东西， 因为五一前如果不能正常开业，将面临一整个黄金周的损失。一年中只有两三次这样的机会，游客们从四面八方涌入，积蓄已久的消费欲在几天内爆发，许多旅馆的 价格比平时贵上一倍，即便这样，携程、艺龙和黑导游们带来的订单还是源源不断，自己找上门来的游客在这时往往订不到房间。
　　小沈也同样着急，大多数时候，我们在高速上保持160公里的时速，他为这次出行特地准备了一个电子仪器，按下开关，塑料罩子就能迅速降下挡住车牌。他喜欢开快车，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自己的人生轨迹，他要尽快抵达目的地，以摆脱过程中无谓的焦虑。
　　别墅里弥漫着浓重的油漆味道，院子里焚烧废料的火刚燃起来，就被一场新雨浇灭，刚铺的房间地板像海绵一样往外渗出潮气。
　　该死的梅雨天气让最后一些工作一再推延，当黄金周的人流开始消退，我们还是没有开业。“老大”刚做了个手术，将鼻子里的息肉切除，医生嘱咐不能接触刺鼻的 气味和粉尘，但他仍每天戴着口罩出现在工地，他的脾气像那几天的天气一样不稳定，我时常看见他宽大的衬衣在喊声里来回飘动。那些似乎总也搬不完的家具则让 年轻的员工们累得一整天气喘嘘嘘，从一楼到四楼，他们无暇像这里未来的客人那样透过窗户观望这座小岛在季节间的变化。
　　我的一个海军朋友曾站在海水中教我通过辨认天上的每一颗星来确认方向，那是在无边无际的海洋航行的基本技能，从前在岛上，我同样需要这种技能，以便自己在夜晚时不至于在纵横交错的小路里迷路。
　　四年的大学生活并未让我对这里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只熟悉从学校到码头最短的那条路，以及它所途径的防空洞、教堂和小吃店。每天在这条路上与我擦肩而过的人 曾被我误以为是鼓浪屿上所有的居民——喜欢化浓妆穿花布裙子的妇女、眼睛永远浮肿的高中女生、看上去年轻时一定很帅的拐杖阿伯以及右脸上长着一撮毛的中年 男人……
　　但现在，我更频繁地穿梭于不同的小路，却不再依赖于这种占星术。到了夜晚，灯光密集的地方在显示码头位置，而随处可见的旅馆、咖啡店招牌或新工地也在帮我识别方向。
　　一篇名为“文艺青年，非常瘟疫”的文章在网上被频繁转载——“满岛的家庭旅馆，其实就是个瘟疫。拆墙的开洞的重建的补砖头的刷彩色漆的打标语口号的，全都一路货色，借盘活旅游资源之名行破坏之实，以小资情调谋杀古典情怀……”
　　它代表了许多人对鼓浪屿现状的担忧，说实话，我认同里面的大多数观点，即便努力营造出各式各样的“文化”或“风格”，都不过是商业的幌子。据说垃圾处理区 旁的新游客码头不久后也要开放。政府对旅游资源的开发仍停留在宏观的层面，比如搞购物街，比如拆掉龙头的老房子建五星级酒店，或者请著名的马岩松设计一个 怪异的厦门博物馆(尽管其中的一些并未真正实现)。更为细微的规范与管理和大多数景区一样却是松懈的，我曾三次在一家糕点店购买同一品牌矿泉水，价格都不 一样，“前两次你一定是没说闽南话吧”，遭到质疑时店主却给出这样的解释。但作为一个旅馆业者，越泛滥的“瘟疫”意味着越大的市场，现在鼓浪屿注册在案的 旅馆有一百多家，日容量是一千三百多个游客，和几万人的日均客流量比起来，显然还远远不够。
　　这让我意识到自己也在逐渐发生着一些改变，如果没有身处其中，我一定也是忧心忡忡的旁观者中的一员，但现在，我在贪婪地等待它愈演愈烈，就像大同路老骑楼里的人无时无刻在等待一套拆迁补偿的宽大新居。文化意义和生活现实，无论谁被葬送都是不公平的。
　　况且，鼓浪屿上这些殖民时代的建筑大多数已经废弃了许多年，有的甚至被巨大的植物根茎动摇了地基，新的功能和新的维护者，与依靠政府组织的庞大的修复工作 比起来无疑是更奏效的。还有那些榨果汁时仍毛手毛脚的当地人，他们并非出自人人会弹钢琴的中产阶级家庭，“瘟疫”让他们重新成为岛上的获益者，一个在家门 口卖土笋冻(闽南特产，原料是一种名叫海星虫的环节动物)的居民骄傲地对我说，一到假日，自己的土笋冻一天就能卖出数百碗。我在日渐狭隘，但一个观光胜地 在商业社会里早被预设了未来，切实可行的方法论到来之前，任何人的担忧都显得无能为力。
　　邱大伯打了个喷嚏，弓起身子躲在树荫底下抽烟。身后的树苗和草都是新种上去的，单薄得很，挡不住正午的太阳，他在花园里露出半个黑得发光的脸。
　　上午时我劝他不要把彩砂倒进盆里，他没理我，低着头为盆栽植物培土。后来我发现那些彩砂确实被他一颗颗挑了出来。他的脾气似乎好了许多，旅馆完工后，他不 再朝着工头和其他工人大吼。他是工地上那些惠安女人的领导者，也是保护者，而现在，女人们都回去了，一个人留在这里为那些可能出现的状况修修补补时，他比 以前显得更沉默，这让他的吼叫看起来更像是那时她们在回忆家乡渔船出海的轰鸣，我那惠安外公在世时也常常像他一样大吼。
　　“这里多好啊，漂亮的房间和舒服的大床让你住。”接待客人的空隙，前台的小姑娘们会劝邱大伯在鼓浪屿多住几天。
　　“我不爱来这，事情做完我就回家。”他其实仍然倔强，但不像岛上的其他外地人那样有野心，旅馆开工到现在，从他手里发出的板车票就有十几万，那些和他同样 黝黑的板车工永远有使不完的力气，据说最早来岛上拉板车的那个河南人靠着拉板车，已经在厦门买了好几套房子，他是许多板车工人的偶像。
　　今天回去的路上，我在出租车上听见一则广播，一名到鼓浪屿游玩的外地男子因为不够钱买船票，打算从鼓浪屿游到厦门，却被人当成自杀者救上来。“我也常从鼓 浪屿游过来，不过那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播报员半调侃地说，“现在，除了暗礁，还要躲避各式各样的观光船以及载客的渔船，可不那么容易了。”
　　这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啊，买矿泉水时要小心了。我想。
　　有股莫名的力量让我留下了，也许是整个“千树创意”的团队散发出低调而有力的小宇宙能量，牢牢抓住人心，让你甘心相信这个乌托邦，真实存在。
　　撰文：Celolo 摄影：何斯乐
　　三个月前我从相处了二十多年的一座大城市逃离了出来，那座城被时代的高速发展蹂躏得混乱不堪，多番痛苦纠缠后，我断然决定要和它分手，不再留恋。就这样，我背着全副家当跟随我的男人带着我的猫从广州移居到厦门。
　　刚刚结束了与上一座城的恋情，这次不敢太用力，于是我们选择了远离市中心的湖里区住下，希望可以慢慢地来发现厦门的好，我想也许这样就能细水长流，互相恩爱得长久。
　　湖里区是厦门的新区，宽阔的车道，密集高耸的楼房与传统印象中的厦门完全不符。然而它也必然沾染到了厦门的气息，与世无争，自顾生长，欣欣向荣。我居住的 “幸福生活”小区里住的多半是近年移居到厦门、周边城市来做建材和其他贸易的生意人，大家和谐共处，街道里百业兴旺，一条密密匝匝分布着沙县小吃店、泉州 牛肉馆、龙岩泡鸭爪、莆田卤面、闽南板栗饼、台湾烧仙草……每家都操办得红红火火，相处得乐也融融。偶尔我也会帮衬小区楼下一档潮汕人开的烧烤店，老板听 我说得一口流利粤语相当欢喜，说她母亲也讲粤语，于是一兴奋又多送我两串烤莲藕。
　　这片“幸福生活”和海边有点距离，附近除了新开发的几座高级shopping mall倒也没什么景点，跟大多中国城市里的居住社区无异，大家在楼下种满五花八门植物的花园小区里散步，小心翼翼礼让，礼貌性微笑，邻里间抱怨一下管理 费的征收，交换一下自己家乡的独特煮食技巧，探听一下市区是否又新增了哪些新的乐子，小共和国里平坦的日子顺畅流淌。我乐得轻松，在平淡的小日子中顺利过 　　过了几个星期，炎夏的某个午后，我学会了一个新的单字：“AMOY”。
　　这是闽南话里“厦门”的发音，也是厦门的官方英文名。教会我这个字的，是一个叫陈花现的插画师，在这座城市生长了二十多年，腼腆，熟悉佛学里的各种风土异 物，拥有一股源源不断的创意幻想力。那天下午，我们在32how的图书馆，他用普通的黑色签字笔在一大叠画纸上不停地画，画他臆想中圆滚滚的神兽，画在星 际中打转的外星人，画被白云遮盖住身体的长颈鹿，然后也认真地在画“AMOY”，他说当地的小青年，其实都更喜欢用这个字来称呼厦门。
　　早在两年前，我第一次来厦门，是因为32how的开幕。32how是中山公园旁的老华侨别墅区里一座老别墅改成的。绑着一条长辫子的杨涵景邀请我们过来采 访，就这样我认识了厦门和老别墅改建的32how，当时心中默默赞许，小城的创意氛围不错嘛。然而接下来几年，32how团队设计打造的 21howtel，46howtel声名鹊起，偶尔在网上见到这些消息，会惊讶于他们的创造力。这次我再来32how拜访杨涵景时，他口中描述的光景蓝图 又把我吓了一跳：他成立了“千树创意”团队，带领几位80后的插画师、设计师和年轻创意人，新租下了中山公园附近几座老别墅，继咖啡馆以后，他正筹备着一 座能吃到高质英式早餐的红茶馆，一座既可以喝上好酒庄进口红酒的同时又展览厦门大户人家传统文化的纯真博物馆，一间为广大插画师提供展览及营销平台的外星 球动漫公司，一家经营当地传统道地饮食文化的现代主义沙茶面馆，甚至还有一家售卖优质生活方式的生活小士多……是的，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和你现在的想法一 样，这个人做白日梦做傻了，我们赶紧找个借口溜了吧。
　　可是还是有股莫名的力量让我留下了，也许是整个“千树创意”的团队散发出低调而有力的小宇宙能量，牢牢抓住人心，让你甘心相信这个乌托邦，将真实存在。
　　于是，我走出了厦门平淡安稳的“幸福生活”，走进老城，站在幸福路的拐角，阳光总是太大，我被白光晃到双眼，不太确定前路。但我开始学着称呼厦门的昵称，AMOY，我决定要深入地去了解这座城。
　　“千树创意”所打算构建的乌托邦，至少目前看来是靠谱的。
　　团队成员中只有花现是真正的厦门人，其他更多是各地过来的厦门移民，但他们都毫无理由地热爱着厦门，甚至热爱着每条老街，每扇老窗户的图案，每座老店里的 每件老古董。在改造几所老别墅时，他们最注意的是保护与传承，老房子的外墙绝对不翻新，内里格局间隔基本不改变，地板请最好的师傅来把原来的花纹地砖重新 擦抹打蜡，老家具翻新后继续使用，实在用不到的便让木工师傅拆卸成一块块木板重新拼装成新的家具。
　　但售卖的内容和经营的理念却绝不守旧，原装引进台湾叶怡兰的产品，上海请到一流买家到欧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