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氏者某乡寡妇也 【范文十篇】
刘氏者某乡寡妇也
范文一：赣北大地，面包车在犹如鹅肠般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前行。司机朱猛志不时地指着乡村里的某家农户说：“这家三兄弟都得了尘肺病，全死了；这家父子俩，父亲已经死了，儿子还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家的丈夫死了，老婆也疯了……” 然而，司机朱猛志本身也是一名尘肺病患者，他曾自嘲地说“虽说现在能开车，说不定过几天就躺在床上吸氧”，其实和他一样患上尘肺病的在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有641人，此间随处可见的坟头已埋填了137人。8年前，江西省职业病医院的某位专家在此实地调查后曾断言：“8到10年后，这里将是一个‘寡妇乡’！” 而今，一语成谶。 肇启祸端的金矿 时间回溯至1986年。 从上衫乡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的那峰峦起伏的山脉隶属幕府山系，当地人一直称其为土龙山，然而，当武警黄金部队在山里发现了金矿后，土龙山摇身一变，被当地奉为“金山”。 于是，上衫乡人民政府办起了一座金矿，与此同时，修水县人民政府也办起了一座金矿，两座金矿正好割据一座山头的两面。上衫乡数以千计的农民成为县乡金矿的矿工，通往金矿的山间小道“车如流水人如龙”。 所有矿工的招聘全由乡政府组织，几乎不用做什么动员，尤其是金山脚下的红星村、王桥村、同升村和下衫村，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成为乡金矿的工人。一位当时的矿工说，“比起种田，金矿风钻工一天能赚到30元钱，钱的诱惑比什么都大。” 然而，由土龙山摇身一变的“金山”，犹如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伴随着诱惑而来的则是无穷的后患。 从1986年10月到1999年的1月，上衫乡金矿疯狂开采了13年。直到上衫乡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尘肺病的愁云惨雾中，才不得不被迫关闭。 黄金，这个极富诱惑的天地之产物，并没有给修水县上衫乡的农民带来富裕，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对财富的梦想和无尽的痛苦。现在的上衫乡到处可见尚未完工的新房，来不及修缮的破旧土房，到处都有可怕的尘肺病人，衰草披离的荒坡山头随处可见那些“跪着死的人”的坟茔。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都是一身的泥巴和灰尘，天擦黑时在家里洗个澡，骑上自行车匆匆去金矿了。”24岁的朱会，江西某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说起对父亲的印象，却只有这么一句话，他的父亲朱耀明今年47岁，于1997年第二批被查出患“二期+”尘肺病，如今已气息奄奄，命悬一线。 记者拿到一份由修水县上衫乡党委书记卢以忠提供的《关于修水县上衫乡尘肺病有关情况的汇报》，称“自1994年检查发现有尘肺病以来，到目前为止，经江西省职业病鉴定所分五个批次鉴定，全乡共计有489人诊断为尘肺病（已死亡137人），有152人疑似尘肺病”。 江西省2010年职业病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9年底，全省累计尘肺病人达16078人，占全省人口比例的万分之四；而上衫乡的尘肺病患者却占到全乡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三百二十，高出江西全省平均水平的80倍。 一组如此无情的数据，以至于广东某位尘肺病专家在上衫乡考察后叹息：“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 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有一批活生生的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的在等待不远的死亡；他们一个继一个地重蹈着悲剧的宿命，尽是悲欢离合……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历史书太薄，每一页都写满了悲剧，历史书又太厚，每一页都是重复。” 不知道该怎么开始去陈述上衫乡641名尘肺病人的故事，还是在上衫乡采访的时候，村民樊后宝提供给记者一份修水团县委、上衫乡团委于日发出的求援信，信中是这样写的： “打开记忆的门，往事不堪回首。２０世纪末，赣西北九江市修水县上衫乡的土龙山发现了金矿，为了抓住机遇，发展经济，县、乡立即组建了金矿，组织当地农民进行开采，由于当时缺乏经验，没有劳保卫生防护措施，它不但没能推动上衫的经济发展，相反给上衫人民带来了深沉的灾难。上衫乡这个仅有14000多人口的小乡，现在就已经发现了400多人染上了一种无可医救的职业病——尘肺病，且已死亡40多人。对此国家黄金管理局的一位领导曾说：“这是建国50年来罕见的矿山职业灾难！” 3月1日，大巴车出湖南平江县即到江西修水县，朱猛志、朱名水代表着上衫乡461名尘肺病人早早的就在公路边候着记者。 刚一坐上面包车，司机朱猛志就猛踩油门，车飞速疾驶。 “赶个时间见一个病人，怕去晚了就见不着了。”旁边的朱名水向一脸错愕的记者解释。 于是，在上衫乡红星村一个破败潮湿的土屋里，记者见到了朱名山，他躺在床上，吸着氧气，见记者进来，挣扎着要起来，却最终还是没能成功。 从1989年到1994年，“2天轮一个班，总共24小时，每班30块钱”，朱名山在乡政府开办的金矿整整工作了6年，1999年他被查出“二期+”尘肺病。在短暂而艰难的交谈中。记者注意到，他不断在重复一个事情：“这个吸氧机每天要8块钱的电费，用不起呵！” 与朱名山家相距仅有几百米远的地方，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风格的农村平房，大门紧闭。司机朱猛志告诉记者，“这一家的男主人朱述华，2009年农历十一月割腕自杀了”。 “自杀”二字重重地袭击了记者。 陪同记者的樊后宝是朱述华生前的好友，他称，在朱述华的病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有一次几个人打牌，朱述华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到时候我呼吸困难，就找个刀片割腕自杀”，没想到成了真的。 朱述华的哥哥朱建国向记者回忆了当天的情形，由于天气不好，他的病情加重，我打算送他到南昌再看看，但他拒绝了，还说“天好起来，就好一些的”。 当朱建国在中午看过弟弟朱述华回自家后，还打算第二天给他送去自己经常吃的药（朱建国本人也是尘肺病人）时，却接到弟媳妇的***，“他割腕了，全是血”。 朱建国当时手机就掉地上了，反应过来后与众人一起七手八脚地将弟弟送到修水县第二人民医院，51岁的朱述华“刚到医院，就断气了”，身后留下寡妻、女儿、儿子及5万元的外债。 “从来没有听他透露过要自杀。”21岁的朱云生在提及父亲的“自杀”举动还是哀泣不止，他在父亲去世后半年从一所职业院校毕业，今年正月十六他跟着姐姐去深圳打工去了，学数控机床的他在深圳半个月，迄今没有单位肯要他。 “他们都要有经验的！”朱云生低声说，“我一定要找到工作，家里欠那么多债只有我来偿还，母亲50多岁了还在渣津（当地一个镇）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我不忍心。” 说到这里，他沉默了。21岁的他，刚从校门走出来，能否撑起一个破碎的家庭，是个未知数。 “听说今天记者你要来，我早上就吃了三颗‘盐草丸’（当地病人对一种治疗尘肺病的消炎药的俗称），平时都是早上吃一颗，晚上吃两颗，就是为了能和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这是记者见到朱耀明，他开门见山的一句话。 尽管吃了3倍于平时的药，但他说起话来还像拉风箱一样“呼哧呼哧”，在和记者半个多小时的“长时间”交谈中，他特意关照家里人关上门，要和记者单独谈。 47岁的朱耀明是下衫村102个尘肺病人中的一员，他自嘲“下衫村已经死了16个，我就是那第17个”，自1997年第二批被查出“二期+”尘肺病以来，他已经10多年没有做过事，然而在金矿工作之前，他是“上衫乡有名的木匠”，做得一手好木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虽不能说十分富裕，但家境尚为中上等，如今的他供养了3个大学生，加之治病花销，已经欠下外债近10万，成了下衫村“有名的欠债大户”。
“这些外债以后要孩子们来偿还了，好在孩子们都读书读出了名堂。”朱耀明反复向记者说起自己唯一的“欣慰”。 从三个儿女都出去读大学后，朱耀明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春节一家人无论多么艰难都要团聚。“对我来说，过一个春节就少一个了。” “我爸爸一直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是能把自己的病治好，第二个就是我们都能读大学，现在看来，他的第一个愿望不可能实现了，第二个愿望我们姐弟三人帮他完成了！”在南昌某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朱会是朱耀明的长子，他的姐姐已经几年前从萍乡一所院校毕业，在宁波打工，弟弟则在南昌某高校读大三，一家三个大学生，这在偏僻穷困的上衫乡并不多见，然而就是因为供养三个大学生让这个贫困之家雪上加霜，背上近10万的外债。 “他那么忙活，到头来家也没富起来，人也废掉了，从记事起到上大学前，我从没有穿过新衣服。”说完这句话后，朱会低下了头，声音低沉了许多， 有一段时间，朱会利用寒暑假时间也整理研究过发生在上衫乡尘肺病状况，希望能用学到的知识“改变点什么”。朱会虽然是读理工科出身，但还是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总结，“现在我们那里只要是在金矿干过的，都没有发财，不但没有发财还都得了病，得了病后都花钱治疗，治疗结果是人财两空，家更贫穷！” 除此之外，学材料科学的朱会还发现，当地存在着严重的潜在环境污染。“特别是重金属”，汞和氰化钠都是当地一度开发金矿用来提取、融化金子的化学试剂。“汞是重金属，很难溶解，氰化钠是剧毒。”朱会自称是学化学后才了解了这些的，“这些潜在威胁，迄今没人关注和注意”。 记者采访时也注意到当地一条不知名的小河，常年流淌的水是血红色，在朱会的印象里“能记事起，就是红色的”。然而致命的事却是当地小镇迄今未通自来水。 3月1日黄昏，面包车载着记者在乡间曲折穿梭。司机朱猛志接到一个***后，脸色凝重了许多。良久才对记者道：“县城人民医院有个病人刚抢救过来了，他恐怕没有时日了，要不要见见？” 随后，面包车一路疾驶，40分钟后，坐落在一个半山坡上的修水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大楼里，记者见到了45岁的红星村人朱国财。 背靠在病床后斑驳的墙壁上，黑***的脸上泛着失去血色的银白，鼻孔里插着氧气管。朱国财见到记者只是眨巴眨巴眼睛示意，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不宜多说话。 朱国财的老婆在一旁轻轻地翻起被褥一角，让记者看其水肿的腿，然后示意记者出去一边说话。刚一到门外，她抹了一把泪说：“这是他第三次被抢救过来了，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了，医生说他活不过这个春天。” 朱国财这一次住院是在正月十六，过完春节，他年仅19岁的儿子去外地打工刚走，他的身体就急转直下。而此前为其治病，他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没有读完初中就早早辍学出外打工，“三个孩子在外打工，挣的钱都不够他爸爸看病开销。”朱国财的妻子一脸无奈，向记者算起了去年的账，2010年朱国财住院三次，第一次18天花销7000多元；第二次12天花销3000多元；第三次7天花销2000多元。如此开销，对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仅靠三个19—21岁的儿女打工来维持，困难可想而知。 “孩子们太苦了，都快被他爸榨干了，他早走自己解脱，家里也解脱，现在的钱投进去就像打了水漂一样。”朱国财妻子近乎麻木地说。 3月3日清晨，记者接到朱猛志***，“朱国财昨晚12点多走了。” 算来，距离我们的采访只有24小时，一个生命就这样在不能呼吸中戛然而止。 “错位”的地方政府 记者在上衫乡采访，不止一次有村民提及上衫乡是个著名的革命老区，该地人民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乡里至今仍保留着1931年鄂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旧址。据说，在淘金热的上世纪90年代，这里也是个令全县干部和周边百姓羡慕不已的地方。 而如今的上衫乡一片萧条凄凉，土龙山上的金矿也是坑埋草长。 上衫乡党委书记卢以忠介绍，上衫乡的尘肺病病患者家庭几乎占了这个不大的上衫乡总户数的五分之一，乡政府这么多年为了救助尘肺病患者已经负债600多万元。然而对尘肺病家庭的救助，仅靠乡政府无疑是杯水车薪。 记者从修水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该县所有被确诊的尘肺病患者都已纳入农村低保，享受/人·年的补贴，此外所有尘肺病患者子女读高中由县教委补助800元/人·年，自2009年起，患者子女考取专科以上大学由县教委一次性补助5000元/人。 “上述这些措施都是专门针对尘肺病患者而设，县里也在尽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干部坦言，“县乡两级政府压力都很大，每年由县委副书记牵头，召集有关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研究解决尘肺病有关问题。” 洗肺，即大容量全肺灌洗术，是目前用于治疗一期、二期尘肺病的主要手段，能清除部分肺内粉尘，改善肺功能，延缓病变升级，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大量尘肺尘肺病人恢复自理能力。然而，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上衫乡600余人尘肺病患者无论是一二三哪一期，洗肺者寥寥无几。 对此，一直直陪同记者采访的樊后宝说出了三个原因：首先，上衫乡偏远闭塞，大多数病人不知洗肺有效，错过了洗肺的最佳时间；其次，最初江西省几乎没有专业的洗肺设备；此外，昂贵的洗肺费用让尘肺病患者家庭无力承担。 事实上，从1994年该县发现第一例尘肺病死亡病例至今，整整17年时间，这三条原因几乎一直成为上衫乡600余人尘肺病患者和家庭来的最大困难。 “一段时间，我们和政府的精力都花费在劳动仲裁、法院打官司上。”朱名水无奈说道，“出了问题，政府首先不是反思、帮助我们，而是设法捂盖子，撂挑子。” 然而，当地的尘肺病问题岂能是“打压、欺瞒、拖延”就能解决的？岁月倥偬，弹指17年间，尘肺病已经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对此，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像修水县上衫乡尘肺病问题如此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当年金矿开发单位责任不落实，企业生产经营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严重的唯利是图，违法行为比比皆是。其次，地方政府监管缺失，甚至渎职失察。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看重GDP数字，而无视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是以牺牲当地生态、环境及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甚至官商勾结，从中渔利。 这位人士同时还指出，在当前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患者的职业病诊断难和维权难，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有意设置门槛将社会问题复杂化，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将社会问题集中堆积的做法不仅将患者推向生活的绝境，同时也涉嫌纵容违法行为的延续。 “当年开矿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有效监管，按规章制度办事，上衫乡这种悲剧肯定不会出现。”江西省胸科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就是把简单的风干钻改为湿钻，就可大大降低尘肺病的患病概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上衫乡开发金矿最为如火如荼时，由于政府参与，“自己开发，自己监管”的弊病暴露。当年该监管时监管缺失，如今该担责时却担责无力。对此，一直关注职业病与劳动关系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这是“政府功能的错位”。 他认为，职业病的防治涉及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和安监部门。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出现找哪个部门都解决不了的怪现象。监管部门职责不清，直接导致这些年像尘肺病这样的恶性职业病居高不下。在目前政策没有完善之前，地方政府应该从整体上承担起责任。 在离开修水县上衫乡的时候，面包车里司机朱猛志向记者讲述了一个事情，下衫村7组29岁的朱淼生在2000年死于尘肺病，3年后，当地因电网改造需迁其坟茔，家人发现他的尸骨遗存下来的肺已经收缩为鸡蛋大小，有人用铁锤敲击竟不碎。 尘肺病人被称为“跪着死的人”。他们因肺部纤维化而变硬收缩，导致呼吸功能衰竭而亡，临死蜷缩在一起，犹如跪着，而其肺也收缩为鸡蛋大小的硬核。 江西修水县上衫乡，这个愈来愈名副其实的“寡妇乡”，不就是641名尘肺病人收缩的一个苦涩的硬核？▲
范文二：歌者，咏也。汉高祖平黥布还都，路过沛县，邀故人同饮。酒酣之时，刘邦乘兴击筑而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直抒胸臆，无限豪迈。曹孟德得胜乌桓，临碣石而观沧海，一时兴起，“幸甚至哉，歌以咏志。”古圣的诗中有世界，英雄的歌里有江山。
但是，歌曲毕竟不是王侯将相的专利，它有着市井草根的一面，照出了升斗小民的悲欢离合。于是，就在雅与俗、庙堂与乡野间，有了这么一场关于“禁歌”的战争。
古代的禁唱令
自元***始，政府就以立法的形式对演艺行业做出了严格限制，刑法规定：“大恶：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禁令：诸民间子弟，不务正业，辄于城市坊镇演唱词话，教习杂戏，聚众淫谑，并禁治之…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唱淫词决杖：立集场唱淫词犯人四十七下，社长主首邻佑人等二十七下。”那个时代，违制妄歌的，轻则廷杖，重则处死。
相比于元代，明朝对于文艺市场的控制有了较为具体的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居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为善者，不在禁限。”帝王将相，不能唱；古圣先贤，唱不得。
到了清朝，中央政府基本沿袭了明朝的文艺政策，而《大清律例》对于曲种又有了一套更明确的说辞：“严禁演唱佛戏，民间丧祭之事诵经礼忏，仍听自便外，其有违制，加以丝竹管弦。严禁秧歌妇女及女戏游唱之人，无论在京在外，该地方官务尽驱回原籍。若有不肖之徒，将此等妇女容留在家者，有职人员革职，照律拟罪。”佛戏不能碰，秧歌不能跳，吟游诗人不符合国情。如果要唱，请回家唱。
除了法律，政令也是一种手段。政令不同于法律，多了些临时性的意味，这自然与帝王自身的好恶相关。明英宗当政时，京城里流行的是《妻上夫坟》《小寡妇上坟》这样的小曲，英宗以为不吉利，下令“五城兵马司禁捕”，断了“坟戏”的活路，予以全盘禁绝。而像明宪宗，明武宗这些好听个杂剧戏曲的帝王，常常会网开一面，不仅不禁，反而鼓掌欢迎。
禁歌的权力，不止于中央，地方上的王侯也没闲着。有一则关于平南王禁歌的故事，十分有趣。吴三桂入主云南，对地方土司政权实行严苛的剿灭政策。吴王剿水西，清兵入城，见人就杀，一时间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愤懑水西城的百姓，传唱了一首《万嘴歌》：皇仓多少水西米？皇库多少水西财？／我们三族水寨人，笔笔都在心里揣。／哪个官家心肠好？哪个官家心肠歹？／我们三族九寨人，睁眼识人看不歪。／古往今来几十代，吴王杀人万坑埋！／我们三族九寨人，铁板钉钉记心怀。／任你钢刀有多快，难断江水卷龙来。／我们三族九寨人，誓将儿头挂白崖！
吴三桂听了这歌，大为光火，命手下人在水西城贴告示：“凡再唱此歌者，抓到校场五马分尸。”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告示虽然贴出了，但仍有不服平南王令的人。于是，吴三桂亲率兵丁到水西抓人，打算杀鸡儆猴，可刚进水西境内，就听到了歌声。水西境内，四面环山。空山不见人，只闻歌声响。清扬的歌声在林子里飘荡，从云端降落，就是不见人影。突然，歌声一齐大作，一时间山摇地动，唬得吴三桂当夜就离开了水西。当然，这是传说了。
悖逆的歌会被禁，“三俗”的歌自然也不会被放过。
关于二人转的争议，直到今天还依然存在。二人转的前身莲花落，便具有浪荡不羁的风格特点。莲花落源于隋唐，流行于宋，本是和尚街头化缘的唱词，可时间久了，就慢慢变成了乞丐卖唱谋生的手段。到了清
末，莲花落的曲风发生了较大变化，多了一些风尘味儿。《清稗类钞》中记载：“京师天津之唱莲花落者，谓之唱落子，犹之南方之花鼓戏也。其人大率为妙龄女子。登场数曲，于***外别树一帜者也。”京城里，唱莲花落的馆子日夜喧嚣，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其他梨园戏馆无异，但歌者却是声色俱佳的风尘女子，唱词也无非是些撩拨情爱的内容。雏妓们在一旁手持檀板，折扇，以手帕对舞，招徕顾客。
这种有伤风化，败坏艺术的“罪恶”，自然是躲不过朝廷的耳目。清光绪三十一年，政府颁布禁唱莲花落的律例：“北方之唱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戏也。系妙龄女子登台度曲，虽于***外别树一帜，然名异实同，究属流娼。貌则淫秽，词则多亵。一日两次开演，不下十人。”这场与二人转的斗争，清廷赢了。
除了这些“悖逆***”的戏之外，也有因为戏唱得太好而被禁的。乾隆嘉庆年间，有一位昆生，叫米喜子，以扮关公见长。有一次，朝廷的御史团拜堂会请米喜子来演《战长沙》，这戏的开场就是关公以袖遮脸，徜到戏台中央，然后撤袖亮相。那一天，米喜子的状态出奇的好，只见他缓步走上前，一撇袖，惊得在场的御史们全都站了起来，以为是关公显了圣，不由得离座失言。等戏结束了，御史们赞叹米喜子的关戏实在是精妙绝伦，可又合计着这米喜子如关公附体，只恐今后惊了皇驾，又如何了得。于是，戏班被告知米喜子不适合在舞台演关公，这一禁就是数年。看起来，唱得不好，不行，唱得好了，似乎也不行。 近代的戏文审查
清廷实行新政后，因为担心旧戏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政府在文化上也相应地推出了一套“新文化运动”。1903年，巡警部尚书徐世昌组织制定了《检查戏本肃清戏场规则》，要求各个戏班“先以其所有戏文呈验***局，凡,,悖逆***"、有害风俗者，应行禁止,,”。从此，戏文审查的历史大幕被拉开了。
到了民国，类似的禁令也是层出不穷。黄梅戏是中国五大曲种之一，为徽派的特色。黄梅戏也分不同分支，其中尤以“怀宁黄梅”为最佳。然而，怀宁县政府却发布了禁唱黄梅戏的民字第31号训令：“查黄梅小剧，词意淫亵，败俗伤风，莫此为甚。迭经严令查禁在案。近查各地一般流浪之徒，仍多不遵法令，设台私演。喧嗔扰攘，竟夕不安。以致口口口口口口，窃盗时有所闻。亟应重申前令，切实查禁，以挽颓风，而安乡里...合行，今仰遵照，严密查禁为要。”这戏，看来又唱不成了。
在政客的眼中，可以犯罪，但绝不能犯错。有时，政治人物在政治利益上的考虑，与爱国者们朴素的情感，是格格不入的。在那个特定的时代里，社会责任感也意味着政治上，甚至是生命上的风险。1934年，左翼团体民众歌咏会在上海组织救亡歌咏运动，一些年轻的，富于激情的文艺界人士，在“战斗的沸腾的欢乐”之中，到群众中间去教唱爱国歌曲，宣传进步思想。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种歌曲自然是有毒有害的。唱了就有通共的嫌疑，就有坐监杀头的危险。有一次，左翼青年们在四川北路的精武体育会礼堂开音乐会，刚唱到第二首歌，***就纷至沓来了。一些青年堵着大门，向这些不速之客宣传救亡的道理，试图拖延时间，把音乐会开完。一些***本是平津一带的人，对歌曲的内容感同身受，虽然觉得热血青年的行为有些幼稚，但也深表同情和理解，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尽管如此，救亡歌咏运动仍然受到了当局的全面打压。上海的《每日新闻》《上海日报》等日系媒体纷纷发声，称救亡歌咏运动的组织者如聂耳、冼星海等人都是“受斯大林津贴的危险分子”。上海方面也命令禁止演唱相关歌曲，将曲集全部没收。有些青年在路过吴淞关口时，会因为身上的一本《大众歌声》而被逮捕。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张寒晖的《松花江上》自然都在禁歌的行列之中，而音乐家孟波所写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也被当局以“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为名，下了禁令。
全面抗战爆发后，演艺界就成了没有硝烟的战场。中国人唱的歌，日伪当局一般会禁止；而日本鼓励唱的歌，中国政府则予以取缔。有首歌却是个例外，被双方禁唱却又经久不衰至今。1938年，在一次同学联欢
会上，作曲家刘雪梅即兴创作了一首探戈舞曲，这首曲子后来成了电影《三星伴月》的插曲，名为《何日君再来》。因着周璇的演唱，《何日君再来》风靡大江南北。日本女歌手李香兰将这首曲子翻译成日文，将这歌传播到了日军中间，竟也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可没过多久，这首曲子的日文版就被日本占领机关下了禁令，封禁原因是靡靡之音会使军队松垮筋骨，丧失斗志。随后，中文版也被日伪当局查禁，理由是担心中国民众以“何日君再来”的名义，抒发对中国军队的盼望和思念。尽管如此，这首曲子却仍然被传唱，日本士兵还把歌词改为“贺日军再来”。这一改词的行为让身在重庆的蒋介石非常生气，就亲自下令将未卖出的唱片全部下架销毁，电台不准再播此曲，全国禁唱。可怜的《何日君再来》，哪边儿都不落好。 台湾的戒严岁月
在国民党禁唱的诸多歌曲中，《黄河大合唱》算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抗战初期，国民党当局以避免激化矛盾为名，下了禁令。然而，在抗战胜利后，黄河大合唱却难脱再度被禁的命运。日，上海新音乐社原定在辣?大戏院进行“诗歌音乐欣赏晨会”上演出黄河大合唱，却被当局派人压制禁唱。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黄河大合唱》的禁令也一路跟到了台湾。1985年，台湾当局举行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活动，台防务部门已同意“成明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但在最后时刻为行政机构所拦阻，而被迫下马。1988年底，台新闻局召开抗战歌曲审查会议，虽然解禁了其中的《黄河颂》与《黄水谣》部分，态度却依然暧昧。新闻局建议相关团体不要做任何有关的演出，如有违反禁令的行为，则依法送办，而这一模糊态度自然遭到了文艺界的极力反对。
时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宋楚瑜，从媒体获知了资讯，立即责成国民党文化工作委员会开展协调工作，并做了如下批示“依修改后演唱，并协调各有关单位取得共识，以维政府机关之尊严，以显示政府尊重艺术家专业主张之目的。”日晚，在宋楚瑜的推动下，《黄河大合唱》在诞生四十年之后，在宝岛再度唱响，一些有过抗战经历的老年观众激动得留下热泪，纷纷随声合唱，场面感人。
除了《黄河大合唱》这类的红歌被禁外，像《美丽岛》《橄榄树》这样的民谣也未能幸免。1976年，在淡江大学的一场校园民谣演唱会上，李双泽一曲唱罢，拿起身边的一个可乐瓶问大家：“我们在菲律宾，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西班牙，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在美国，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现在，在台湾，我们还是喝可口可乐，听这些歌。我们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歌？”李双泽把可口可乐猛地砸在地上。李双泽的质疑并没有得到学生们的响应，而是换来了一片哄声。“既然要唱我们自己的歌，那我们自己的歌又在那里？”这句话深深地刺激了李双泽。于是，就有了这首承载了许多台湾历史与文化元素的民谣--《美丽岛》。 不幸的是，台当局以“为匪宣传”等原因封杀了这首曲子。1979年，美丽岛成了台湾一家党外杂志的名称，而在同年九月，发生了著名的美丽岛事件。在混乱之中，有人便唱起了这首歌曲“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美丽岛事件使得这首曲子成了敏感词，被彻底地打进了冷宫。直到1987年台湾解严，《美丽岛》才得以重见天日。
“各位同志，我很喜欢一首歌叫《美丽岛》，它的歌词讲到：,,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田园。"”洪秀柱的竞选文宣，让我们睹见了历史风雨因一首歌而改变。如今，“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都回来了；那些失去的河林山川，都回来了；以往的海和天空，都回来了。《美丽岛》身上的政治印记已渐渐褪去，回归到了那一篇澎湃而耸峻的故事，回归到了那一段诚挚而素朴的声音，那是一份时代记忆，那是属于一辈辈青年人的生命图腾。
摆脱极左的大陆文艺
在海峡对岸同样也经历过禁歌的风波。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全国文艺界对“***歌曲”进行批判，这也成了文化反右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今天耳熟能详的《小燕子》《九九艳阳天》都成了被禁止的“***歌曲”。评论文章认为，《小燕子》带有明显的“娇声嗲气”，带有“***”甚至是“***”味道。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歌曲成为了审查的重点，如《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三套车》都被列入了禁歌。 文革开始之后，这种“禁止”日趋激烈，所涉及范围也不仅为流行音乐，很多传统民俗及少数民族歌曲成了破四旧的对象。孝歌是中国传统民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十月怀胎歌》《目连救母歌》等，传播地域广大，影响深远，也被认为是封建糟粕而明令禁止，云贵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唱山歌的习俗也被列为非法活动。
《目瑙斋瓦》是景颇族的创世史诗，起源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时期，关于祭祀太阳神和天神的曲词，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目瑙斋瓦》卷帙浩繁，又加以是口头方式流传，所以掌握的人并不多。文革时期，《目瑙斋瓦》被认为是封建迷信，遭到了禁唱。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已无人能完整吟唱，流传千年的《目瑙斋瓦》永远地化作了历史的尘埃。不得不说，这是难以挽回的损失和遗憾。
进入80年代，文艺路线逐渐摆脱了极左思维，逐渐走向正常化。然而，有一首歌也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议。1980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每周一歌》栏目播出歌曲《乡恋》，李谷一的演唱缠绵悱恻，相思不绝。很快，这首曲子就传遍了街头巷尾。在赞美声之外，也出现了批评的声音。一位主管相关工作的官员指出，《乡恋》抒发的不是对祖国河山的健康怀恋，而是一种靡靡之音，台湾有个邓丽君，大陆又出了个李丽君。
一时间，在全国文艺界展开了对《乡恋》的讨论。1981年，《人民音乐》发表长篇文章，将李谷一的《乡恋》做了禁歌的定性。自此，《乡恋》自广播电视中悄然消失了，李谷一也不再被允许演唱《乡恋》。 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首次春节联欢晚会，观众们打进***点播《乡恋》。导演黄一鹤考虑到在春晚演出禁歌，是捅天的大罪过，不敢自作主张，就让工作人员把观众们的声音转达给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吴冷西得知后，表示先缓一缓。没想到，观众们的***源源不断地打了进来，《乡恋》的呼声越来越高。吴冷西一跺脚，“播！”。
“你的声音，你的歌声，永远印在，我的心中。昨天虽已消逝，分别难相逢。怎能忘记，你的一片深情”。李谷一含着眼泪，激动地唱出了久违的乡恋。那一刻她明白，这一片深情，终于得到了解放。
多少历史的风雨际会，竟因一首歌而改变。艺术的，必将归于艺术，凯撒的，终将归于凯撒。
参考资料：《中国戏曲志?安徽卷》《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国剧角色和人物》《中国京剧编年史》《一张文集》《二人转戏俗研究》《回忆张光年》《参考材料汇编台湾五十年大事记》《回望改革开放三十年》等。
何隽，文史作者，书匠一枚。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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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三：悲情“寡妇乡” 赣北大地，面包车在犹如鹅肠般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上前行。司机朱猛志不时地指着乡村里的某家农户说：“这家三兄弟都得了尘肺病，全死了；这家父子俩，父亲已经死了，儿子还在死亡线上挣扎；这家的丈夫死了，老婆也疯了……” 然而，司机朱猛志本身也是一名尘肺病患者，他曾自嘲地说“虽说现在能开车，说不定过几天就躺在床上吸氧”。其实和他一样患上尘肺病的在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有641人，此间随处可见的坟头已因尘肺病埋填了137人。8年前，江西省职业病医院的某位专家在此实地调查后曾断言：“8到10年后，这里将是一个‘寡妇乡’!” 而今，一语成谶。 肇启祸端的金矿 时间回溯至1986年。从上衫乡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的那峰峦起伏的山脉隶属幕府山系，当地人一直称其为土龙山，然而，当武警黄金部队在山里发现了金矿后，土龙山摇身一变，被当地奉为“金山”。 于是，上衫乡人民政府办起了一座金矿，与此同时，修水县人民政府也办起了一座金矿，两座金矿正好割据一座山头的两面。上衫乡数以千计的农民成为县乡金矿的矿工，通往金矿的山间小道“车如流水人如龙”。 所有矿工的招聘全由乡政府组织，几乎不用做什么动员，尤其是金山脚下的红星村、王桥村、同升村和下衫村，村里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成为乡金矿的工人。一位当时的矿工说，“比起种田，金矿风钻工一天能赚到30元钱，钱的诱惑比什么都大。” 然而，由土龙山摇身一变的“金山”，犹如一个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开，伴随着诱惑而来的则是无穷的后患。 从1986年10月到1999年的1月，上衫乡金矿疯狂开采了13年。直到上衫乡笼罩在一片挥之不去的尘肺病的愁云惨雾中，才不得不被迫关闭。 黄金，这个极富诱惑的天地之产物，并没有给修水县上衫乡的农民带来富裕，给他们带来的只是对财富的梦想和无尽的痛苦。现在的上衫乡到处可见尚未完工的新房，来不及修缮的破旧土房，到处都有可怕的尘肺病人，衰草披离的荒坡山头随处可见那些“跪着死的人”的坟茔。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都是一身的泥巴和灰尘，天擦黑时在家里洗个澡，骑上自行车匆匆去金矿了。”24岁的朱会，江西某高校在读硕士研究生，说起对父亲的印象，却只有这么一句话，他的父亲朱耀明今年47岁，于1997年第二批被查出患“二期+”尘肺病，如今已气息奄奄，命悬一线。 记者拿到一份由修水县上衫乡党委书记卢以忠提供的《关于修水县上衫乡尘肺病有关情况的汇报》，称“自1994年检查发现有尘肺病以来，到目前为止，经江西省职业病鉴定所分五个批次鉴定，全乡共计有489人诊断为尘肺病(已死亡137人)，有152人疑似尘肺病”。 江西省2010年职业病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09年底，全省累计尘肺病人达16078人，占全省人口比例的万分之四；而上衫乡的尘肺病患者却占到全乡人口比例的万分之三百二十，高出江西全省平均水平的80倍。 一组如此无情的数据，以至于广东某位尘肺病专家在上衫乡考察后叹息：“这是一片被诅咒的土地!” 在这片“被诅咒的土地上”，有一批活生生的人，有的已经死去，有的挣扎在死亡线上，有的在等待不远的死亡；他们一个一个地重蹈着悲剧的宿命，尽是悲欢离合…… “错位”的地方政府 记者在上衫乡采访，不止一次有村民提及上衫乡是个著名的革命老区，该地人民曾经为中国革命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乡里至今仍保留着1931年鄂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旧址。据说，在淘金热的20世纪90年代，这里也是个令全县干部和周边百姓羡慕不已的地方。 而如今的上衫乡一片萧条凄凉，土龙山上的金矿也是坑埋草长。 上衫乡党委书记卢以忠介绍，上衫乡的尘肺病病患者家庭几乎占了这个不大的上衫乡总户数的五分之一，乡政府这么多年为了救助尘肺病患者已经负债600多万元。然而对尘肺病家庭的救助，仅靠乡政府无疑是杯水车薪。 记者从修水县相关部门了解到，目前该县所有被确诊的尘肺病患者都已纳入农村低保，享受元／(人·年)的补贴，此外所有尘肺病患者子女读高中由县教委补助800元／(人·年)，自2009年起，患者子女考取专科以上大学由县教委一次性补助5000元／人。 “上述这些措施都是专门针对尘肺病患者而设，县里也在尽力。”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干部坦言，“县乡两级政府压力都很大，每年由县委副书记牵头，召集有关职能部门召开协调会，研究解决尘肺病有关问题。” 洗肺，即大容量全肺灌洗术，是目前用于治疗一期、二期尘肺病的主要手段，能清除部分肺内粉尘，改善肺功能，延缓病变升级，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使大量尘肺病人恢复自理能力。然而，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上衫乡600余尘肺病患者中无论是一二三哪一期，洗肺者寥寥无几。 对此，一直陪同记者采访的樊后宝说出了三个原因：首先，上衫乡偏远闭塞，大多数病人不知洗肺有效，错过了洗肺的最佳时间；其次，最初江西省几乎没有专业的洗肺设备：此外，昂贵的洗肺费用让尘肺病患者家庭无力承担。 事实上，从1994年该县发现第一例尘肺病死亡病例至今，整整17年时间，这三条原因几乎一直成为上衫乡600余尘肺病患者和家庭进行治疗的最大困难。 “一段时间，我们和政府的精力都花费在劳动仲裁、法院打官司上。”朱名水无奈说道，“出了问题，政府首先不是反思、帮助我们，而是设法捂盖子，撂挑子。” 然而，当地的尘肺病问题岂能是“打压、欺瞒、拖延”就能解决的?岁月倥偬，弹指17年间，尘肺病已经成为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公共卫生问题。 对此，江西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的一位分析人士指出，像修水县上衫乡尘肺病问题如此严重，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当年金矿开发单位责任不落实，企业生产经营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严重唯利是图，违法行为比比皆是。其次，地方政府监管缺失，甚至渎职失察。一味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看重GDP数字，而无视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是以牺牲当地生态、环境及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为代价，甚至官商勾结，从中渔利。 这位人士同时还指出，在当前法律法规健全完善的前提下，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工患者的职业病诊断难和维权难，个别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有意设置门槛将社会问题复杂化，无视国家法律法规。这种将社会问题集中堆积的做法不仅将患者推向生活的绝境，同时也涉嫌纵容违法行为的延续。 “当年开矿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有效监管，按规章制度办事，上衫乡这种悲剧肯定不会出现。”江西省胸科医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就是把简单的风干钻改为湿钻，就可大大降低尘肺病的患病概率。”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上衫乡开发金矿最为如火如荼时，由于政府参与，“自己开发，自己监管”的弊病暴露。当年该监管时监管缺失，如今该担责时却担责无力。对此，一直关注职业病与劳动关系问题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常凯认为这是“政府功能的错位”。 他认为，职业病的防治涉及劳动部门、卫生部门和安监部门。但在现实中，却经常出现找哪个部门都解决不了的怪现象。监管部门职责不清，直接导致这些年像尘肺病这样的恶性职业病居高不下。在目前政策没有完善之前，地方政府应该从整体上承担起责任。 在离开修水县上衫乡的时候，面包车里司机朱猛志向记者讲述了一件事情：下衫村7组29岁的朱淼生在2000年死于尘肺病，3年后，当地因电网改造需迁其坟茔，家人发现他的尸骨遗存下来的肺已经收缩为鸡蛋大小，有人用铁锤敲击竟不碎。 尘肺病人被称为“跪着死的人”。他们因肺部纤维化而变硬收缩，导致呼吸功能衰竭而亡，临死蜷缩在一起，犹如跪着，而其肺也收缩为鸡蛋大小的硬核。 江西修水县上衫乡，这个愈来愈名副其实的“寡妇乡”，不就是641名尘肺病人收缩的一个苦涩的硬核?(来源：日《新民周刊》) (编辑／范朝文)
范文四：摘 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海外华文文学逐步兴盛起来，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乡土叙事作品，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在《第九个寡妇》中作者通过对中原乡村风习的描写、人物形象的拿捏，以及方言运用等，像我们展示了一幅乡土中国图景，以此来表达对中国现代乡村变迁的认识，被书评届誉为农村史诗小说。 关键词：乡土情结 乡风乡俗 民间传奇 乡土人物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乡土叙事一直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题材之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海外华文文学逐步兴盛起来，其中也不乏优秀的乡土叙事作品，如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就采用了虚化历史的方式来表达对中国现代乡村变迁的认识，被研究者认为是继80年代张炜的《古船》和刘震云的故乡系列之后，少有的具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一、乡土情结与乡土叙事 中国人都有一种浓厚的的乡土情结。如以荣格的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就属于一种中国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个体心理中的表现，是由中国的农耕文明在人们心里积淀而成的乡土情结。即便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得整个地球就如同茫茫宇宙中的一个“村落”，但中国人的乡土情结还是普遍存在的。因为在人的精神领域是需要一种寄托和信仰的，乡土、地域和种族就是一种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天性，是不会消失的。 乡土情结不仅普遍存在，还是文学创作的动力之一，尤其在移居异国的游子心里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乡土情结成为了他们心里一种难以摆脱的情感积淀。不仅如此，漂泊海外的生活还给了海外作家一个远离乡土，对其重新进行思考、观察的机会。严歌苓就庆幸自己能有这样远离乡土的机会。因身处异域，不能被异族文化彻底认同，使得严歌苓本能地回归到故土文化中去寻找慰藉，乡土与民族文化成为她在异域抵抗孤独的精神避难所。而故土又给严歌苓提供了许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素材，她先后创作了《谁家有女初长成》、《小姨多鹤》、、《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等。在这些作品里，她描绘出了一大批蕴含民族文化的人物形象，使读者领略到了华族古老文化的丰厚内涵和神秘气息。其中《第九个寡妇》更是较为纯粹的中国乡土抒写。这部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涉及的历史事件众多，但作者创作的目的显然不是再现中国的政治历史，而是把目光更多聚焦在了农村的风土人情。 二、乡风民俗 严歌苓曾说《第九个寡妇》的写作得益于前夫李克威一家给予她的河南农村生活方式和风俗的影响，因此小说中的乡风习俗的描写也成了小说中的一个亮点。 《第九个寡妇》就是从史屯村妇的民俗活动“赛秋千”写起的。在史屯，年年都要摆秋千擂台，葡萄在村里赛秋千活动中更是表现的大胆狂妄。陈思和在给《第九个寡妇》做的跋中，指出 “秋千”的意向象征了王葡萄的命运，要想不在摇摆中失去自我，就要抓紧手里的绳子。由此看来，作者借用“秋千”这个民俗器物激起来的中国形象应该说是意味十足，它不仅是葡萄命运的隐喻，也反映出了葡萄热情奔放的性格。 严歌苓在小说中除了描写“赛秋千”这样的民俗运动外，还写到了许多农村的风俗，如养童养媳、敬黑龙、骂街、赛秋千、接鬼亲等等，这也为小说抹上了浓厚的乡土色彩。除了风俗描写，在小说中还出现了大量农村日常生活的描写，因此小说中的方言词汇、俗语、俚语比比皆是。这些来自于河南民间的方言俗语，是民间智慧和语言艺术的结晶，它即简练活泼，又琅琅上口，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如：“孬孙”、“不赖”、“夯死”、“稀罕”、“甭客气”、“中”、“咱娃子”、“咋弄”、“甭折腾”、“憨巴巴”、“闷声闷气”、“老饥”、“嫩鸡子”、“赖装孬”、“恁厚”等等。在小说中史屯人的直接，王葡萄的简单执拗，大多得益于作者在小说中对地道本色河南方言的运用。 农村没能受到文明的干扰，闭塞又落后，所以有些乡风习俗显得愚昧而野蛮，但是严歌苓并没有一味的批判否定，而是一种极其冷静的语调进行叙述。严歌苓认为中国民间大地具有民族的内在生命能量，这种能量“叫做藏污纳垢，能将天下的污垢转化为营养和生命的再生能力，使生命立于不死不败状态。” 三、乡土人物形象塑造 在《第九个寡妇》中，严歌苓为我们展现了一组个性鲜明、乡土气息浓厚的农村人物形象，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的最朴素的道德传统特质。从小说主人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聪明、强悍、隐忍、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不仅体现了传统中国女性的特质和美德，还让我们领悟到了一种来自中国民间大地的民族内在生命能量。 首先，作者给女主人命名为“葡萄”，就是想把甜蜜多汁的果实生长环境来影射“葡萄”的女性体味，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葡萄确有一种强悍的生命力，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坚强、智慧，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带来的危机，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饥荒。其次，在王葡萄的身上，我们还可以看到她对生命的尊重与坚守。葡萄把人的生命看成是高于任何的理念，她始终恪守着中国民间传统中最基本的人伦准则：尊重生命，坚守生命。因此，葡萄后来可以把***决的公公背回家，藏在红薯窖里。葡萄凭着她的勤劳、聪明和大胆不仅使受重伤的公公孙怀清转危为安，还让他在地窖中生存了二十余年。在葡萄的眼里，孙怀清是不是她的公公并不重要，而重要的是那是一个活着的生命。王葡萄尊重所有的生命并给予他们以温暖。 葡萄是生活中的弱者，但她始终坚守着最朴素准则，从不因时代、历史的更替而有所改变，她身上的仁爱气息生长于乡土农村，是一种顽强而又坚韧的文化传统。 严歌苓说：“远隔重洋，我就很想中国化，找到很中国的故事，没有被现代社会改变的故事”。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作家创作出了《第九个寡妇》。在作品中，作家通过对中原乡村风习的描写、人物形象的拿捏，以及方言运用等，像我们展示了一幅乡土中国图景，因而被书评届誉为农村史诗小说。 参考文献： [1] 王红旗：《中国女性文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2] 严歌苓：《第九个寡妇》，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3]陈思和：《献芹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 [4] 马戎戎：《严歌苓：“生胚子”的女人是性感的》三联生活周刊 2006年第14期 [5严歌苓，《波西米亚楼》，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作者简介：李华（1985-），女，湖北，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范文五：古代的时候，人们就已经把丈夫去世的女人称为“寡妇”。古代寡妇的私生活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好奇，寡妇也最容易被人占便宜，有的男人总喜欢去寡妇门前寻找机会欺负她。所以，古代就有了“寡妇门前是非多”这句俗话。 古代的时候，寡妇的日子非常难过，如果她年纪轻轻，又美貌如花，那么，她的门前“是非”就更多了。 古人说：“寡妇不夜哭”，意思是说身为寡妇，要安心守节，不能在深夜里哭泣，寂寞的深夜里，一个寡妇哭泣，别人会认为她是想男人了，活着是被某个男人欺负了，这就要受到人们的耻笑。 古代大多数的寡妇都很年轻，有的只有十八九岁，生理和心理上都渴望得到异性的爱抚。但是，古代的寡妇是很难再嫁的，所以只能顾影自怜，独自叹息。 古代那些守寡的寡妇的生活是痛苦而漫长的，为了抵御难奈的寂寞和感情的饥渴，寡妇会采取种种办法，试图让自己心如枯井、欲望全无。有的寡妇守着清冷寂寞的屋子，不愿走出家门一步，尽量减少与外界的交流。 明朝时期，江南某地有一个寡妇，她25岁时丈夫去世，她就开始守寡。这个寡妇发誓不出家门。有一天，这个寡妇的邻家起火，大火烧到了她家，家人赶紧过来救她，可是，她却把自己7岁的男孩从门口交给嫂子，然后，这个寡妇抱着自己3岁的女儿端坐在火中让火活活烧死了。 古代有的寡妇忍受不了寂寞，心中渴望能够再嫁。现在看来，这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情。但是，古代的寡妇若想再嫁，是极其艰难的。明朝时期，有一个年轻的寡妇试图再嫁，她的家人却以此为耻，将她活活打死。所以，古代的许多年轻寡妇在艰难的处境中总是用死换来一个冰冷的贞节牌坊，这真的是一种悲哀。 其实，古代的寡妇门前的“是非”并非全在于寡妇，而在于人们对寡妇的歧视。寡妇因为失去了丈夫，成为一个不幸的女人，有的寡妇硬着头皮渴望再嫁他人，于是就被人指指点点，这样一来，寡妇就有了“是非”。因为，古代中国的婚俗是禁忌妇女再嫁的，史书上说：“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意思是说，男子再娶可以，女人再嫁就不行。史书上记载，有的地方甚至有这样的说法：“亡夫为寡，其夫之魂常随妇身，有娶之者，必受其祟。”意思是说，死去的丈夫的鬼魂会经常附在寡妇身上，谁若娶了寡妇，谁就必受其害。真是无稽之谈。但是，古人却相信这样的说法。所以，古人觉得，男人娶寡妇是人生中的一大忌讳。只有那些丧妻的男子续娶的时候，才不忌寡妇。 五代和北宋时期，程、朱理学大肆宣扬“好马不吃回头草，好女不嫁二夫男”、“烈女不嫁二男”的思想，于是，寡妇改嫁被视为大逆不道。即使寡妇改嫁，也不能走正门，要走偏门、后门或从墙壁上凿洞钻出。而且，古代的寡妇若要改嫁必须要在夜晚举行仪式，寡妇改嫁时还不能用喜庆的鼓乐来伴奏。 更有意思的是，古代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寡妇改嫁后，不能再到原来的丈夫家里去。
范文六：2009年5月初，新加坡推出了一则很特别的广告影片，在电视上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这则广告是由新加坡国家级的“小区发展部”所拍摄，它是一则“支持婚姻”的广告。 影片的主角是一位印度裔太太，她正在悼念她刚死去的华裔老公。她的悼词和大家预期的不同，她竟然当着全体亲友的面，描述她老公在床上如何“打鼾”和“放屁”，还当场模仿这些声音！如果她老公还活着，应该会窘得想找一个洞钻进去吧。 影片的开始，司仪说：“李太太（即那位寡妇），你应该有些话想说吧？” 这位太太上台了，全场静默。 “今天，我不是来赞美的，我不会说他有多好，因为很多人都已经说过了。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能让大家比较不自在的事。”她说，“我想先从他在床上的表现说起。” 台下观众的眼神里都是问号，看着她继续说： “你们碰到过早上启动汽车引擎，却启动不了的状况吗？” 她学起了汽车发动引擎的声音，但说实话，那听起来根本就是打鼾的声音。 这位寡妇学得嘴巴都歪到一边了。就这样“鼾”了几声后，她接着幽幽地说道：“戴维（她的老公） 的打鼾，就完全像是这样。” 大家开始笑了，镜头转到她的女儿。 小女孩的表情显然有点儿古怪，大概是不理解妈妈为何要说起这事。 有些老夫妻也一边笑，一边微皱眉头，这场合说这种事好像不太合适吧？ “但，打鼾只是开始。”寡妇继续说，“他，也会……放屁！”好像好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呢。 “有些晚上，他放屁放得太大声，还会被自己惊醒！” 全场的来宾更是会意地笑了。 她说：“戴维会惊慌地问，‘那……那是什么声音？’那时候我会说，‘亲爱的，那是隔壁的老狗在放屁啦，放心地继续睡吧！’” 好几个太太笑得直捂嘴，而坐在她们旁边的老公则面露尴尬。 台上的寡妇，此时语气一转。 “你们会觉得，这很好笑是吧？”她缓缓地说，“不过，当戴维真的病得很重时，这些声音至少让我知道，我的戴维‘仍然活着’。” 她转头望向戴维的遗照，哽咽了：“现在……我却再也无法在睡前听到这些声音……” 全场的气氛顿时有如冰凝。 “到生命的最后，”镜头转向这位寡妇孤单的身影，看到她缓缓地说，“总是这些小小的事情，让我们永远记得……是这些小小的‘不完美’，一起组成生命的‘完美’。”
范文七：从前，在以弗所城，有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她对丈夫的忠贞远近闻名。邻近村镇的妇女常常成群结队到以弗所去，只为了瞻仰这个被神话了的女人。 有一天，这个女人的丈夫死了。她觉得依照普通习俗跟在出殡行列后面披发捶胸不足以表达她的哀思，她坚持跟进希腊式的地下墓穴里去，守望她丈夫的尸首，夜以继日地啼哭着。 在极度的哀伤下，她很可能会饿死，她的父母却没有办法劝她离开。就连法官在作了最后一次的劝解之后，也被赶走。总之，整个以弗所城为这奇特的女人而忧伤着，而事实上，这女人已有五天涓滴不入了。在这衰弱的女人身旁坐着她忠心的婢女，分担她女主人的悲哀，同时在灯火熄灭时把灯重新点起。 整个城市都在讨论这件事：这里终于有了——所有阶层都同意——一个夫妇间忠贞与爱情的典范! 在这同时，在离希腊式地下墓穴不远的地方，总督下令把几个盗贼钉死在十字架上，并派士兵看守尸体以免被盗。一个晚上，有个士兵突然注意到坟墓中间有灯光进出并且听到呻吟的声音。 出于人类好奇的天性所驱使，他走下墓穴去查看，究竟是什么人或是什么东西在发出那些声音的。但一眼看到一个美极了的女人。他吓得差一点叫了出来，以为是见到地狱里出来的幽灵。然后，他注意到尸首及女人脸上的泪水，还有指甲在她脸上的抓痕，他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寡妇，在无可安慰的悲伤里。 他马上去拿了他微薄的晚餐回到墓穴里，苦求女人节哀，别为无益的悲悼心碎。他提醒她，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结局，同样的安息处在等着我们每一个人。总之，他用了所有那些我们用来安慰受难者使他们回到生活里来的陈词滥调。他的不受欢迎的慰语，只有更加深这寡妇的痛苦；她把胸捶得更响，把头发连根拔起，撒在死人的身上。 这士兵不折不挠地重复着他的辩辞，强迫她吃点东西，直到那小婢女，受酒味的刺激，向她的诱惑者伸出了屈服的手。在酒与食物恢复了她的精力之后，她自己也开始攻击起她的女主人的顽固来。 “那对你有什么好处?”她问她的女主人，“如果你饿昏了。为什么你要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命运之神召唤你之前死去?你以为死人的鬼魂与骨灰会被悲伤感动?不，把生活重新来过。抛弃这些女人的愚见，在你还能够的时候享受光明。看你可怜丈夫的尸首，它不就是比所有言辞更动人地告诉你该活下去吗?” 当然，我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真的不喜欢人家告诉我们必须吃东西。活下去。而这女人也不例外，因长久的绝食而衰弱，她的抵抗力终于崩溃了。她贪馋地，像婢女早先一般，吃下士兵带来的食物。 哦，你知道饱暖思淫欲这句老话吧?所以这士兵把他劝这女人吃东西的那套本领又使了出来，决定要谋取她的贞操。贞节如她，这女人发现他非凡的吸引力，而且他的辩辞也令人信服。至于那婢女，则尽其所能帮士兵的忙，像重叠句般适时地重复着：要是爱情使你欢悦，大人，便请向爱情投降。 长话短说，这女人的身体不久便放弃了挣扎；她屈服了，而我们快活的战士再度得到了全胜。当天晚上他们结了婚，他们第二天晚上及第三天晚上都睡在一起，小心地把墓穴的门关起，这样过往的朋友或路人会以为这贞节出名的女人终于在她丈夫的尸体上断了气。 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士兵是个多么快乐的人，为他女人的美貌及秘密爱情的特殊魔力而感到无边的欢悦。每天晚上，太阳一下山，他便尽他微薄的薪水所能，买些食物走私到墓穴去。 有一夜，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盗贼的父母注意到看守的松懈，便趁我们的英雄不在的时候把他们儿子的尸体偷去埋葬。第二天早上，当然，士兵因发现十字架上少了个尸体而吓得魂不附体。他跑去告诉他的情人，因他的疏于职守而等着他的是可怕的刑罚。 在那种情形下，他告诉她，与其等着被审判处刑，他宁可用自己的刀当时当地处罚自己。他对她所有的要求只是要她空出地方来给另一个尸体，让同一座阴森的坟墓容纳丈夫与情人。然而，我们夫人的心，温柔不下于纯洁。 “上帝不容我!” 她哭叫，“在同一个时候看到我平生爱过的仅有的两个男人的尸体。不，我说，把死的吊起远比把活的杀死要好得多。” 说了这些，她便下令把她丈夫的尸体从尸架上取下，吊上了十字架。这士兵听从了这好主意。第二天早上全城都在奇怪，是什么奇迹使死人爬上了十字架。 (选自《世界经典小小说》河南李金锋荐)
范文八：赶着羊在河沿上转了几圈儿，徐寡妇觉着身上暖了，只是风刮在脸上还有些疼。徐寡妇就把羊赶到河沟里，找个避风的地方。 河是旱河，这几年没有水，河床上长满了矮矮的草，早已经干枯了，在风中摇摇摆摆，顶着薄薄的一层霜。 一共三只羊，老母羊和它的一双儿女。有时候望着两只小羊羔，徐寡妇就说老母羊的命好，有儿有女。 老母羊和它的女儿下了河沟，小公羊顽皮，还在河沿上撒欢。小公羊看不到老母羊了，咩咩叫。老母羊在河沟里回应，好像说在这儿呢，快过来啊，我的孩子。 挖土人挖出来的一道沟壑挡住去路，小公羊跳不过来。徐寡妇跑过去抱住了小公羊。徐寡妇感到小公羊身上热乎乎的，就像当年抱着自己的娃子。徐寡妇把小公羊抱到河沟里，坐下来，看着老母羊娘儿三个啃食草根，还夹杂着年前落下的树叶。徐寡妇喃喃地说，再过俩月，下场春雨，青草拱出地皮儿，这娘儿仨就有好吃的了。 俩小羊是过年的时候出生的。老母羊叫了一夜，天冷，徐寡妇守了老母羊一夜，还燃起一堆火，把俩小羊羔湿湿的羊毛烤干了。小羊羔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咩咩叫几声，拱到老母羊怀里去吃奶。天亮了，徐寡妇烧了半锅热米汤犒劳老母羊。 徐寡妇很高兴，把小母羊留下来，养到秋天就能和老母羊一样下崽了，到时候她的羊越来越多，很快就能变成一群。小公羊呢，喂上两个月卖掉，再喂就得去势了。卖了小公羊，徐寡妇想给儿子添一件衣服。 一想起儿子，徐寡妇心里一阵酸楚。前几天儿子因为犯事被派出所抓走了。徐寡妇去派出所看儿子，哭了半天也不让见，一个高个子民警说罚一千块钱才能把你儿子放出去。徐寡妇没钱，也不认识熟人，回到村里找村长。村长的能耐大着呢，村里人谁家有事，都是找村长摆平。村长阴着脸说，我去试试吧，你儿子给我捅漏子了。村长到了派出所好说歹说，高个子民警看村长的面子，罚伍佰元。徐寡妇说，村长啊，俺家里可是啥也没有，儿子还打着光棍呢。村长说这世道，离了钱不走路，你没钱就让人你家关着吧。 徐寡妇一听，头大了。村长是贵人，村长不管了，天就塌了。徐寡妇找粮贩子把家里的几袋子玉米卖了，才三百块钱。村长说，你家门前不是还有一棵老槐树吗? 又卖了老槐树，儿子签了保***，总算是被放出来了。村长说请派出所王所长吃饭花了八十块钱呢，总不能我自己贴吧?徐寡妇说那是那是，已经很感激村长了，咋能让村长为自己贴钱呢。村长还说那八十块钱是为老婆买药的钱，星期三要进城买药，你得尽快还我。 到哪里凑钱呢?徐寡妇只好打小公羊的主意了。 该吃早饭了，徐寡妇赶着羊向家走。把羊赶进羊圈里，邻居隔着墙头送给她一把绿莹莹的菠菜。邻居说，才下来的春菠菜，尝尝鲜。徐寡妇刚把菠菜放进屋里，就听羊贩子在街上吆喝。 徐寡妇把羊贩子递过来的钱攥在手里，指指小公羊，让羊贩子去抓，自己却躲进屋里面不出来。小公羊咩咩叫，老母羊也叫。母子生死离别啊，徐寡妇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羊贩子把小公羊绑在自行车上要走了，徐寡妇从屋里跑出来喊，等一等，等一等。羊贩子愣了，说你要是反悔了就把羊还给你，还没有走远呢。 徐寡妇跑得气喘吁吁，拿着一把青青翠翠的菠菜来喂小公羊。羊贩子知道徐寡妇心疼羊，自己喂养的，咋能没感情呢。羊贩子安慰徐寡妇说，转身一只羊就是餐桌上的一道菜。 徐寡妇眼里噙着泪说，这小羊生下来还不到俩月呢，还没有吃过青草呢。■
范文九：几年前，唐立的妻子查出得了胃癌，很快撒手人寰，留下一个上高中的儿子。唐立五十出头，是市土地局的处长，平时本来工作就忙，这一下没了老婆，日子顿时过得手忙脚乱。唐立有意再找个老婆，可他清楚，太多的女人接近他不过是贪图他的钱和权。唐立要找的，是一个可以和他共度余生的人，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
一次朋友聚会，唐立瞄上了一位雍容华贵、气质不凡的女人。经过打听，此女离异，在文化部门工作。唐立欣喜若狂，找机会主动邀请女人。
在一家小酒吧里，两人正式见面了。几句寒暄过后，唐立开门见山，简单地介绍了自己，明确表达了爱慕之情。
女人问：“有房吗？”
“有。”
“有车吗？”
“有。”
女人的直白，让唐立大跌眼镜，动了要离去的念头。女人却继续追问：“存款多少？”
唐立心有不悦，半开玩笑说：“500万。”
女方听后，决然起身，向唐立道再见。
唐立不解：“500万还少吗？”
女方凄然一笑：“不是少，太多了！”
唐立惊奇：“为什么？”
女方说：“因为我不想再成为寡妇。我的前两任丈夫，一个被判死刑，一个被人谋杀。”
唐立呆立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这个奇怪的女人在担忧什么。
范文十：农历腊月,在家家户户准备年货的日子里,我们踏进了台湾海峡边上的福建东山岛铜?村。 南国的阳光,在铜?村南门码头前的波涛里化作无数道金波,充满诗情画意。从这里坐船去金门,不足80海里。60年前,这里却是伤情处:这个只有200多户渔家的小村子,一夜之间被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军队抓走了147名从17岁到55岁的成年男子。从此,给它留下了一个让世人心酸的外号:“寡妇村”。 丈夫怨她,她怨谁呢? 当89岁的陈巧云老人知道了我们为何而来,她脸上慈祥的笑容慢慢凝固,回到日那不堪回首的夜晚: “那天晚上九点多,突然来了很多当兵的,把村子围起来了。我刚要睡觉,保长来叫人,我男人害怕得要躲起来,不肯去。我想保长说是查户口,就对我男人说,别怕,不就查户口吗,去点个名就回来。结果,我男人一去就被抓起来了。” 陈巧云在家听说丈夫被抓,后悔不已。就连夜带着四岁的儿子和两岁的童养媳赶去丈夫被关押的关帝庙,“见到了我男人,他直怨我,说都是因为我上了保长的当,现在回不去了”。 丈夫摸遍全身,只找出三毛钱,说要留给孩子。可陈巧云死活不拿,要丈夫拿去路上用。 和陈巧云的丈夫一起被抓走的,在整个东山岛有4792人,第二天深夜被舰艇运往金门。 此后整整三日,铜?村不见炊烟,哭嚎声惊天动地。 被抓走的成年男人,都是渔家的顶梁柱。铜?村里这91位没了丈夫的妻子,上有公婆,下有雏乳,怎么才能以自己柔弱的肩膀,既当女人又当男人,扛起一家三代的生活呢? 没了丈夫的陈巧云,家里连买米的钱也没有,又有两个孩子等着吃饭,只好出门去讨饭。 林招玉的丈夫黄韵奇被抓到台湾后,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她当年只有两岁的儿子黄振耀,如今已61岁。他告诉我们:“那时候全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我妈妈一个人。女人出不了海,只能种一点地,为了支撑这个家,我妈妈真的吃尽了苦头。后来,村里也有人劝我妈妈改嫁。我妈对我说,如果改嫁了,那么爷爷奶奶怎么办呢?谁来照顾他们?不能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老人啊!一定要等你爸回来。” 唯一可以支撑这些妇女的,是她们始终不渝的信念,她们相信两岸统一后,自家男人不就回家了吗? 在台湾时,他们是“外省人” 铜?村的女人苦苦守望的自家男人,一夜之间成了“阿兵哥”,再后来又成了台湾本地人眼里的“外省人”。 如今已经从海峡彼岸回铜?村定居的黄阿甲先生,回忆起60年前被抓兵后的苦:“那时候,整天挖战壕、训练、出操。每天只给两顿饭,上午九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饭里还全是沙子,吃下去不消化,吃死好多人。” 黄阿甲隶属台军第18军17师33团,从金门辗转台湾宜兰、礁溪、松山、屏东等地。从29岁到59岁,黄阿甲整整当了30年的炊事兵。其间,他通过在新加坡的养母,知道老婆没有改嫁还在等他。 “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回来,就开始打工攒钱。”60岁退役的他,一年有21万元新台币的养老金,但只能在台湾维持温饱的生活,他就自己摆小摊,做包子、卖馒头。拿卖小吃的钱养活自己,把养老金存起来。 1988年,黄阿甲总算盼到了回家的日子。三个孩子拿着他从新加坡转寄回家的照片去码头接他,回到铜?村,妻子已经瘫痪在床,两人抱头痛哭:总算活着见着了! 同一天被抓兵的黄隆坤退役后,自谋生路,什么苦都吃过。在台湾当局开禁前,他就绕道新加坡以旅游的名义偷偷回过一次铜?村。老父亲还在,母亲已经故去了。没想到回台湾“入境”时,“海关”官员一看他带回去的糖果是大陆生产的,就审他:“你到大陆干什么去了?”他理直气壮地回答:“看爹妈,看老婆,看孩子。你没有爹妈老婆孩子吗?”1999年,黄隆坤也回铜?村定居了。 如今,央视《海峡两岸》和福建台的《看东岸》,是黄隆坤老先生每天必看的节目。因为,在台湾时,他们是“外省人”,情牵大陆;回大陆定居后,他们又情牵台湾,忘不了在台湾的岁月。 家,怎么能与国分开? 海峡两岸分隔得那么久,台湾的情治部门戒备森严,海峡两岸的铜?村人,是怎么互通音讯的呢? 在曾经为村里的孤儿寡母们代写过800多封信,现在的铜?村纪念馆馆长黄镇国这里,我们听到了一个陌生的名词:民间邮局。几百年来,东山人在台湾及海外者众,所以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美国的亲戚就成了两岸间最早的转信处。很多在台湾的老兵先写信到新加坡的“添盛邮局”,添盛邮局拆开信,再换一个到大陆的信封,然后转寄到福建。上世纪50年代,新加坡到福建只有海运,信件邮包乘的是“河安轮”;70年代,两地之间有了空运。 东山人的回信,也是从新加坡的添盛邮局换信封后再发往台湾。海运的时候,一封信单程要二三个月;后来,航空信要一周;现在两岸“三通”,黄镇国不再代写家书了。 “她们还没有开口说话,眼泪就先滚落下来了。看到她们的眼泪,我就知道她们要说什么了。”回想起代写书信的往事,黄镇国说,“因为是代写家书,所以总要在信里写上只有自家人才知道的往事,让收信人知道信真的是家里寄来的,比如:咱家门口的那棵石榴树又结果了;或者是,他们夫妻什么时候曾因小事吵过架,现在想想很后悔……而信的主题,永远是‘平安’和‘思念’。” 最早推动让台湾老兵回家看看的,是***。全国政协台港澳侨委办主任乐美真回忆说,是小平同志最早让陈香梅给台湾当局带话:可以请台湾老兵先回家看看,谁没有妻子?谁没有母亲?陈香梅将这话带到了台湾。 1987年起,台湾当局终于开禁。东山岛出去的还活着的老兵,大多都回家看过了。回家探亲的台湾老兵给铜?村带来了当时还很稀罕的彩电、电冰箱、摩托车。一栋又一栋老兵出钱建造的小楼,改变了铜?村的面貌。 但这并不意味着破镜重圆,苦尽甘来。 铜?村147名被抓走的老兵中,最后只有19名选择回来定居。为什么? 更多的时候,老兵们回来了,但跟在他们身后的,还有在台湾结婚的妻子。 黄振耀的父亲黄韵奇在台湾成了家,台湾妻子比大陆妻子小29岁。两位妻子以姐妹相称,相处很好。1987年后,他回铜?村探亲五六次,每次分手,都是不堪的离别。黄韵奇也将铜?村的妻子林招玉带去台湾,和他的台湾家庭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一夫两家庆团圆”,成了铜?村女人意想不到的团圆。 家,什么时候能与国分得开? 这是时代造成的老百姓家里的“一国两制”。 但有的老兵再也没有回过铜?村。 看别家的男人都回来了,方舜华却迟迟不见自己的男人黄益生回家。几经打听,才得知黄益生在台湾已经结婚生子。如今黄益生的健康越来越差,每周要洗肾三次,台湾妻子尽管对他照顾有加,但回乡的路变得越来越远。 方舜华说:“我不怨他的台湾太太,没有她的照顾,益生早没命了,他好就好。” 经历过时代的大悲喜,才能有如此的心胸。 值得庆幸的是,海峡两岸那不幸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有道是:度尽劫波“血缘”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杜启荣荐自日《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