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之刃》防沉迷收益减半效果影响测试
《疾风之刃》防沉迷收益减半效果影响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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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一位玩家们用了16E合成天空套之后收益减半的效果。就连奇袭副本的箱子也变成了金币了。一起来看看具体的减半效果吧。
这爆率无法直视
合玩天空就这样玩我
翻牌的金币都少了一半
连我的奇袭箱子也给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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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钻石金融价值链条
发布时间： 08:49&&&&发布人：
解密钻石金融价值链条
钻石开采量和供货量在大庄家戴比尔斯的精确计算和严格操控下十分稳定，因此是有钱人极好的投资品种。说起钻石，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它能引发女人尖叫。但钻石究竟是天生的宝石之王，还是经过后天人为运作的呢?这方面的文献不多，尤其是从资本角度解剖钻石价值之链的文章少之又少，今天不妨在这里做一番探索。钻石小史令人沮丧而且不争的事实是，钻石在古代与中华文明、西欧文明、阿拉伯文明均不搭界。在中国，它长期以来不过是匠人的工其----金刚钻----而已，充其量算个手工业原料。古代欧洲直到14世纪，甚至没人知道还有钻石这回事。这不能怪钻石本身，不加工的天然钻石看起来像一坨冰糖，把它混在冰糖和明矾中让你挑，除非尝一下，否则你可能根本挑不出来。那么，是什么文明发现了钻石?***是古代印度。在距今2500年前，印度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开采和打磨钻石，经过加工的钻石以宝石的形式在达官显贵中流传。古代印度比较低调，所以2000多年过去了。钻石也没有国际化。钻石的命运在一个叫塔凡尼尔的法国人1660年代到达印度后开始变化。他一下子买下44颗大钻石和1122颗稍微小一点的带回了欧洲。谁是塔凡尼尔的买主呢?当然是当年的欧洲万王之王、太阳王、法兰西史上最牛的皇帝大哥路易十四。路易十四还有个身份，是东方粉丝，只要是跟东方沾边的，他都迫。他太喜欢这些来自东方的闪闪发亮的石头了。立马就给它们起了名字。其中一颗112克拉的，被命名为“希望之钻”，它的传奇际遇甚至被拍成了电影。此后，欧洲各国王室纷纷跟风路易十四，钻石在西方世界站稳了脚跟。但钻石走出王宫，占领平民百姓市场，并形成庞大的金融价值链条，是从战后开始的。二次大战后的欧洲与美国，黄金全部被弄到了美国国库，老百姓急需贵重物品充当珠宝。这种需求在婚庆市场显得尤为迫切。没有金项链和金戒指的欧洲人、美国人，如何才能使婚礼显得昂贵而隆重呢?如今已垄断世界钻石贸易的珠宝商戴比尔斯看准了这次世纪机遇，打出“ADIAMOND FOR EVER”(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的经典口号，成功把钻石推销给了大众，使钻石的价格一路走高，并最终形成了高度垄断的钻石市场。等级森严的帝国今天的钻石市场是这样运行的：戴比尔斯及其控股母公司英美集团，在全世界范围内以现金收购几乎全部的钻石大矿床的采矿权，和几乎各个科研院所全部的人造钻石技术专利。我们国家规模大一点的钻石矿-矿权很多都为英美集团所有，它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时，就低调而迅猛地拿下了最好的中国钻石矿。戴比尔斯及英美集团买下这些矿床后会直接封存。它们只集中开采位于非洲南部的矿床，中美洲(墨西哥的钻石资源不比南非少)及世界其他地方的矿床要留到以后慢慢开发。今天大家骂开发商囤地、囤楼，这些开发商的手腕跟戴比尔斯囤钻石比，就是小巫见大巫。戴比尔斯在英国伦敦建立了一个市场，叫做CSO(中央销售组织)，全世界的戴比尔斯垄断的钻石原石都通过CSO，被严格按照计划配给式地销售给四个超级看货商。注意。全世界只有这四家超级看货商，它们与戴比尔斯构成了最高级别的利润攫取者。每隔35天，这四家超级看货商把从CSO得到的原石运到比利时首都安特卫普的四个批发市场，邀请全世界的一级看货商前来批发购买。这里的市场遵循最古老的游戏规则：原石全都被装在一个个的小盒子里，盒子外边写明价钱，买方不得翻看盒子里边的内容，不得讨价还价，谁接受盒子上的价格，就拿走盒子，留下钱。任何来了不买。或者讨价还价的人，下一次将被驱逐出一级看货商的队伍。这个一级看货商队伍。全世界大约有20家，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国人。一级看货商拿到原石后，运到位于印度的钻石加工厂进行切割、打磨，也有一小部分运到中国、美国、以色列进行加工，然后批发给全世界的珠宝零售商。这个世界批发市场通过全球钻石交易网公开发布钻石原料实时价格，每周更新。该报价系统叫做拉帕波特系统。当然，如果你拿的货量大，而且是一次性付款，批发商会在拉帕波特系统报价的基础上给你折扣，但一般不会低于六折。那么，一枚重一克拉、切工良好、透明无暇的美钻，在拉帕波特系统上报价多少呢?目前大约3万人民币。这就是一颗钻石的真正批发成本，到了消费者手中，价格大概已经变成10万人民币了。至于钻石的净度、色度、切工这些名词，都是戴比尔斯制定的零售商业标准，其实不难。通俗讲，越透明的越好，颜色越白的越好。把钻石放在一张A4打印纸前，你就能清晰地分辨一枚钻石的颜色了。一般老百姓买得起的都是2克拉以下的，这种大小范围内的，其他颜色的就都不怎么值钱了，白色透明的最好、最稳妥、最保值。要论切工，目前都不错，难分彼此，除非是大师切的，可是哪有大师会切2克拉以下的呢?所以，清醒点说，2克拉以下的都是印度的学徒和小工切的。还要说说把它们镶嵌到白金戒指上的成本，这部分基本就是手工钱，嵌一枚钻戒一般需要一二百元。再有就是钻戒的戒指圈，它的价格应该是其原材料价格加10％的加工费，一般戒指托重3克左右，白金的也就是千元上下。一块石头的金融本质戴比尔斯为什么有这么大本事，能控制全球钻石市场?这说来话长。简单说，戴比尔斯看透了钻石的金融本质，它发现钻石是永恒的东西，因此只要把它的量控制到足够稀缺，就很容易操纵价格(其实，钻石在地球中一点也不少。只不过埋得太深，挖不不出来。而且钻石并不是永恒的，不到100万年就会自然风化。当然，没有人能活那么久，我们可以假装它是永恒的)。所以，戴比尔斯买断了地球上几个大钻石矿，然后慢慢开采，人为形成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在1979年～1980年间，曾经出现过非同寻常的状况。1979年之前，戴比尔斯越来越难以控制市场，大的批发商和看货商纷纷自立门户，尤以早就虎视眈眈的印度人为甚。戴比尔斯对市场的控制跌到了50％以下。随后，一个有趣的过程发生了：钻石价格先是猛然上涨了7倍，随后又在同样短的时间里一泻千里，回到了疯狂之前的价位。这次钻石价格泡沫破裂的结果很清楚----1980年之后，戴比尔斯重新控制了世界钻石市场。那些自立门户的印度人都破产了。他们太嫩，看不穿钻石价格的泡沫把戏，总以为面包～定比面粉贵，结果，几十年积累的财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被攫刮一空。印度人还有最后一个贡献。他们把克拉(一种古代印度皂角树的豆荚种子，每个大小都一样)作为钻石重量单位，一克拉等于0.2克。记住如下的数字，这对投资钻石至关重要：宝石级别的钻石一般指2克拉以上的；世界上已经开采的宝石级钻石大约250吨。如果把他们压成一个立方体。正好填满一间长、宽、高均为6米的屋子，3000多年就采出来这么一点，难怪戴比尔斯选择它作为标的来操控价格；这一屋子的宝石级钻石，今天的价值在3500亿美元左右；而全世界钻石市场零售贸易额，现在超过了800亿美元，构成这800亿美元零售额的钻石的原石价值，只有100亿美元左右。钻石零售的主要市场是美国、西欧、日本、中国、印度。还要记住这样的公式：每100克拉进入世界钻石市场的钻石中，只有20％，也就是20克拉是宝石级的，其他的都是碎钻。但是，这20％的宝石钻石，构成了80％的市场交易额。如今，每年戴比尔斯控制流入世界的宝石级钻石总重量在10吨左右。裸钻更能保值说到最后，我们可以得出钻石投资的结论，钻石之所以傈值，首先是因为它基本上是永恒的，而且存世量很少，其次是因为它有一个大庄家----戴比尔斯。钻石的开采量和供货量在大庄家戴比尔斯的精确计算和严格操控下十分稳定。因此。钻石是有钱人极好的投资品，记住：宝石级别的钻石。特指2克拉以上的，是抵御通膨的好东西，2克拉以下的属于碎钻，不在金融投资保值范畴之肉。当然。如果纯粹为保值之用，收藏裸钻比收藏钻戒更直接，因为裸钻可以按拉帕波特系统报价随行就市卖回给珠宝店。如果大家觉得珠宝店不可能回收裸钻。那是因为中国的制度设计还不够完善，我们正在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以一股品相的钻石为例，2010年，2克拉的棵钻，如果用20万元以下的价格买进，就很值。如果你的个人资产在200：75以--上，选择这样一枚裸钻，既可保值，也可作平时养眼欣赏之用。阳光下，钻石的晶莹确实有摄人魂魄的魅力。想象一下，1000年后即使你化成了灰，它还在那里熠熠生辉，这是多么令人浮想联翩的事情。
解密人民大会堂
编者按：虽然你几乎每晚都能在《新闻联播》里看到它出镜，但作为游客，你能接触到的人民大会堂其实相当有限。自建成以来，中国一系列最重要的政治活动都在***广场西侧的这个大型建筑里举行。江湖上流传着众多关于它的传说，在这里，我们为你一一解读。万人大礼堂里的最高级别政治仪式文/张 恒 王潇潇 周奕肖日，北京***广场，两千多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从大巴车上走下，由人民大会堂东门走进会场。他们服装各异、配饰不同，所带物品也千差万别，但身上都佩戴着红色的代表证。那并非普通的证件，里面***有记录代表信息的芯片。这是他们进入人民大会堂的唯一凭证，且一年一换。曾有人大代表丢失了证件，找了张以前的代表证入场，结果警报当即响起，引来了高度紧张的安保人员。识别芯片的是入口处的感应装置。它每读出一位代表的芯片，就会将其迅速反馈给大会堂的信息系统，门口屏幕上的数字也会因此跳动一下。这意味着到场的代表增加了一人。进入大门的代表，还要走上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到达已经分配好的代表席前。如果当天大会有需要表决的议程，在代表进门的那一刻，代表席桌子上三色按钮就亮了起来，那是万人大礼堂的表决系统。信息系统把确认的代表信息发送到对应的桌子上，分别表示反对、赞同、弃权的红绿黄三色按钮便会亮起，直到完成表决程序。人大代表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缺席，这样一来，系统就接收不到缺席代表证件中芯片的信息，其座位上的表决器按钮也会保持沉睡。“如果我坐在边上，我去按也是没有用的，这是为了保证一人一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叶青介绍。等近三千名代表在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礼堂落座，中国最高权力机关每年一次的大会就将召开。那一系列的高科技联动装置，不过是为这一政治盛会服务的庞大而周密系统中的一部分。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仔细考量最近两年，每当媒体开始直播万人大礼堂重要会议的画面时，北京勤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贾茜便会紧张地盯着画面看。她不看别的，主要看万人礼堂穹顶上那500盏“满天星”的灯光，“生怕有一两盏灯突然熄灭了”。2012年，万人大礼堂决定进行节能改造，替换掉穹顶上的老式灯泡。经过艰难竞标后，勤上公司成功中标。要为万人礼堂提供灯光支持，需要满足严苛的要求。“大会堂的领导还有中央电视台提出要求，换了光源以后，拍出来的效果跟以前要完全一样。”贾茜回忆道，日常的灯光大都为白色，而大会堂的颜色却以金黄为主，他们“不希望从黄光变成白光，大家的视觉接受不了”。除了灯光要求外，散热要求也很高。礼堂里用灯瓦数都在300瓦以上，甚至达到1000瓦，密集的灯光下，散热做不好，不但会影响灯具寿命，而且会增加会场温度。“以前我看电视转播的时候有领导在流汗，都是灯光打的。”贾茜说。虽然瓦数相差很大，但按照要求，启动时灯光应该同步开启，“不能让人感觉到灯有先亮后亮，或者有些灯闪一下才亮，要求很平滑地一开就缓缓见亮”。为了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勤上公司专门为大会堂研发了一种灯具。2012年9月***调试过后，不但大会堂管理部门对灯具的安全、质量进行了验收，中央电视台记者还特别带着高清摄像机来进行实地拍摄，“跟以前的片子对比，要完全一样才可以。”那些灯，就吊在离地33米高的穹顶上，包围着一盏红色五星灯。五星灯周围用镏金制作了70道光芒线，又有40个葵花灯环绕周围。据当年的大会堂设计建设者常沙娜介绍，这代表“群众向着我们党，拥护我们新中国”。作为中国最具政治意味的礼堂，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仔细考量。按照设计要求，大礼堂宽76米，长60米，高33米。观众席是扇面形的，一层设座位3693个，二层3515个，三层2518个；主席台台面宽32米，高18米，设座300-500个，总计可容纳1万人。桌椅之间的纵向通道，要与主席台保持垂直。前排座位不能挡住后排的视线，每排椅子都要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高度。这意味着每排桌子的弧度都不相同，几乎每一张桌子都是特别定制的。“每年‘两会’，国务院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时，大礼堂1-3层都坐得很满。”在全国人大系统工作的杨光（化名）说，虽然离主席台距离有所差别，但“1到3层都能很清楚地看到主席台上的人。更神奇的是，从主席台往上看，不管是2层还是3层，每个角度都能看得很清楚”。这些由麻绳捆绑、棉花填充的弹簧椅子与特殊制作的桌子，在使用了40年后，终于在2000年“退役下岗”。据《北京晚报》报道，长城家具公司制作的聚氨酯模塑成型，并以蓬松棉填充，经历了20万次疲劳试验的新椅子开始服役。这一次，还针对残疾人增加了可拆卸的桌椅。考虑到记者抢新闻的因素，又特别对一层头排桌子增加了耐冲击试验。为政治而生，也见证政治风云变幻自从1959年9月正式落成后，人民大会堂就成了中国举行大型政治活动最为频繁的地方，尤其是万人大礼堂。***党代会、全国“两会”以及其他一切大型政治会议，都在此召开。事实上，大会堂本身就是因为政治而生。已故的著名建筑师、人民大会堂总建筑师张?曾回忆：当时中国“大跃进”风已起，又赶上中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抨击中国的“大跃进”搞糟了，“穷得没有裤子穿”。因此中央提出要在经济建设方面有所突破，要搞几样经典工程，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面貌及实力。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北京十大建筑项目被提了出来。人民大会堂原本是当中最复杂、规模最大、要求最高的建筑，但为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建筑工期被缩短为十个月。1958年9月，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和中国建筑协会联名发出电报，邀请全国30多名建筑专家到京。在梁思成、张开济、赵冬日、吴良镛等人的参与下，光是人民大会堂与周围建筑的整体布局，就提出了上百个设计方案。在确定整体布局后，清华大学、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北京市规划局三个单位设计的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提交到周恩来面前。在听取了万里汇报的意见之后，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介绍了方案，最终经***拍板通过。人民大会堂落成前，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举办地为中南海怀仁堂。全国人大一届以及二届的一次会议即是在怀仁堂召开，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国务院总理的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在怀仁堂通过的。直到日，从全国人大第二届二次会议开始，才把召开地点定在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机关和办事机构也设在了这里。日，全国政协第三届三次会议在这里举行。1964年，在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与刘少奇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就此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讲话。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大会堂往事追踪》一书记载，一些身临其境的人已经从中揣摩出***对刘少奇的不信任。此后的政治震动印证了这一猜测。“文化大革命”不久后到来，全国人大中断了每年一次的会议。这十年中，红卫兵对中央领导人的“批斗会”也曾开到万人大礼堂里。日，陈毅被造反派们在万人大礼堂批斗。而多年之后的1980年，在“文革”中被迫害去世的刘少奇的平反追悼会也在万人大礼堂举行。1975年，中断十年后，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此次会议中，万人大礼堂主席团坐席背后，悬挂着***像。这是大会堂会场上首次由悬挂国徽改成领导人画像。1979年7月，在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华国锋像与***像一起出现在了主席台上方。在那次会议之后不久，刚刚由上海调到全国人大工作的彭冲，向中央写了份报告，认为全国人大作为国家机关，召开会议时，会场正面应该挂国家的象征国徽而非领袖像。中央很快采纳了这个建议，并为之后历届全国人大会议沿用。现在全国人大在万人大礼堂开会时，一颗直径近6米的国徽由大会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悬挂在会场上，两边被十面红旗拱卫。而在大礼堂里举办全国政协全会时，这面硕大的国徽将被会务人员缓缓摘下，换上政协会徽。代表坐席每年“轮换”成为惯例的还有会议召开的时间。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年在3月份召开，但这并非一个法定的时间。宪法和全国人大组织法中只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频率为每年一次，却没有涉及到时间。也因此，之前开会的时间并不固定，11月、12月都召开过。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就是在日召开的。还有一个多月，这一年就要结束了，而这时候人大才开始审查、批准当年的计划和财政预算。1982年宪法起草时，曾有人提议将开会时间定下来并写进宪法，因为担心执行难度，“写了不执行就违宪”而最终放弃。近些年来，全国“两会”已基本定在3月初召开。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法定召集者，全国人大常委会首先要确定开会的时间、大会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以及其他准备事项。而每年为准备全国代表大会都会成立许多工作组。有的专门负责接待工作、有的专门负责选票押送保管、有的则负责布置会场----其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安排代表座次。代表团都是按列区分的。叶青以当年自己所在的湖北团为例介绍，坐在最前面的是作为代表团副团长的省长，之后是湖北团的代表，按照姓氏笔画依次排列。而作为团长的省委书记，则坐在主席台。“台下坐的近三千名代表的座次，每年都是轮换的。”这种轮换要遵循两种规则，一种是针对代表团，把代表团分成五组，每次开会按列轮换一次，让其中一组有坐在会场中间的机会；另一种是针对各个代表团的代表，同样分成五组，按行轮换，让每个人也都有坐到前排的机会。全国人大目前共有代表团35个，除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澳门外，还有解放军代表团。按照惯例，团长一般由各省、区、市党委书记或人大常委会主任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一般会因出生地或任职履历，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团当选代表。坐在主席台上的主席团成员，也是经过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提请全国人大会议预备会议选举产生的。提名规则并无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是依照以往惯例。如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人士等。近年来，主席团成员大都在150人以上。以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为例，主席团成员共178人，其中7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有8人，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23人，以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解放军代表团负责人就有48人，其余成员来自企业、科技、文艺等领域。主席团成员确定后，会召开会议提名主席团常务主席和执行主席。开会时，常务主席坐在主席台最前排，***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其他主席团成员坐在其后。“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固定的区域就座以外，主席团成员依序在两侧就座。由于出席情况每次都有变化，所以主席台的座次每次会议都要调整。”杨光说。主席团的主要职责除了决定会议议程外，还要提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秘书长和委员人选，以及国家主席、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候选人。另外，大会期间，需要对代表进行拘留或逮捕，也要报主席团许可才行。除了主席团和代表席位外，在开人大全会时，还有列席席和旁听席。一般而言，一楼是供代表就座，二楼、三楼是列席和旁听者的区域。列席者包括法律明文规定可以列席的人员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大会召开前决定邀请的列席人员，如驻外使节等。杨光说，“工作人员会按照那个规定事先发出邀请，等对方报来名单，再按照报名单统计上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目前尚未制定旁听办法，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的马韬2006年刊登在《检察日报》的文章记载，一般而言，“大会工作人员、国内外和港澳台记者、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只能旁听大会全体会议。”印刷文件是大事一般来说，全国人大每年开会时，要开五次全体会议。若赶上换届年，“一次会议”期间，要多开三次全体会议，分别产生国家主席、总理和副总理。对于全国人大代表而言，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是每年非常重要的一项职责。“上会的文件都是有统一格式的，有一套规范。”在全国人大系统工作的杨光说，“会议文件一到，工作人员都会自觉加强管理，无关人员一律不准接触。具体负责的人会24小时轮番看管文件，一刻都不敢松懈，直到会议开始。”承担文件印刷工作的印厂，保密工作做得更是严格。据《中国新闻出版报》报道，文件传输到印厂时，都是绝密级别，采用专门光纤、专门电脑传输。为了不出纰漏，印厂专门请国家保密局的专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成立了以***党员为主的印前文件接收小组，签署保密协议、设立涉密库房、涉密残次品库房、手机保管箱、密码箱等，并派专人收集印品的废页等涉密物资，送到专门单位进行销毁。连续担任第十、十一届人大代表的叶青记得，以前在人大审议议程前一天，工作人员就会把报告发到代表驻地房间，可以让代表们预先了解文件内容。后来改成了在指定会议室看，看完之后工作人员就收走。但因为看报告时间很短，“大家觉得没意义，就取消了”，如今，政府工作报告改成当天发放，在人大代表走进礼堂前，报告就已放到代表的桌上。发言投票现在代表们在全会上极少发言了。“‘文革’前人大会议审议除了小组讨论，还有大会发言，而且这些大会发言还很多。”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接受《中国人大》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但多是各地、各部门领导汇报工作，而不是围绕会议议题发表意见。有人说，大会发言是‘疲劳轰炸’，代表们不爱听；印成文件或整版登在报纸上，也基本没人看。”他向时任办公厅秘书局局长马伊了解发言效果时，对方说道：很多代表都到休息厅喝茶、吃点心去了。于是全国人大议事规则中，不得不对发言进行限制：代表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每人可以发言两次，第一次不超过十分钟，第二次不超过五分钟。要求在大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应当在会前向秘书处报名，由大会执行主席安排发言顺序；在大会全体会议上临时要求发言的，经大会执行主席准许，方可发言。无论是代表发言，还是相关领导人的报告，在大会堂里都会有相应的同声传译。2001年，经过改造，原来只能容纳12种语言的设备，现在已经能够同传16种语言。“大会现场每个座位下面都有一个插孔，代表可以插耳机。”杨光说，每次召开全会，都会为少数民族代表提供翻译。报告、文件也都有相应的少数民族文字版本。也有外文翻译，针对的是旁听的外国使节以及外媒记者。自从为了让会场秩序更安静稳定，会务组决定不再给代表席提供茶水后，代表座位上，除了传译插孔，剩下的就只是一套表决系统了。在六届全国人大之前，所有的会议上做表决都是通过举手和鼓掌进行的。出于一些顾虑，很多代表不能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于是全体通过的事情很常见。从六届全国人大起，最先在常委会会场***了电子表决器，到1990年七届人大三次会议时，红绿黄三色按钮终于出现在万人大礼堂的桌子上。现在，代表需要在全体会议填写选票时，一般正逢换届。与表决器相似，万人大礼堂里投票规则的变化，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慢慢规范起来的。虽然1953年通过的《选举法》要求县级以上人代会的选举要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但“文革”之后一段时间，这种方式又被“鼓掌通过”所代替。根据无记名投票的设置，“投票人同意选票上所列的某一个候选人的时候，就在他上面的空格内划一个‘~’；如果不同意，就划一个‘×’，为此，一些代表会在开会前苦练画“~”本领，像老代表申纪兰早年为了把***选上，“光是为了把那个圆圈画圆就练了好几天呢！”而从2008年开始，对代表填写选票的保护也终于重视起来。在当年的全会上，万人大礼堂的会场东侧设置了秘密写票处，“人民大会堂有帷幕的，幕布可以拉开，秘密写票都在后面。”叶青说，只不过自己没用过，“我都是在座位上（填写选票）。”选票包装在烫金红皮的文件袋里，文字用汉字和7种少数民族文字印刷。若有代表不希望自己的选择被身边人看到，可以站起身来，请旁边代表欠身让路，自己走到秘密写票点去填写。填完选票的代表们，或者举着相机四下拍照，或者与做了几天同桌的其他省份代表谈笑，或者只是看着会场上投票箱周围的人们，盘算着自己何时起身去投票入箱。他们看起来一身轻松。本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终于完成了。历史留名各厅室金色大厅：大会堂第一厅此厅的正式叫法极其普通：“三楼中央大厅”。只是因为举行总理记者会，有记者发现这里雕梁画栋，颇有皇家气势，遂称其“金色大厅”。位于人民大会堂三楼的“金色大厅”，层高14.5米，共分两层，总面积有3300余平方米，周围分布着河南厅、重庆厅、澳门厅、万人大会堂、小礼堂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国政要以及各国大使递交国书的重要场所。日，时任中国国家主席***在这里举行宴会，宴请了美国总统奥巴马。但人们对“金色大厅”最深刻的记忆，在于这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中国最高规格新闻发布会的场地，是中国重大政经政策动向的“窗口”。从1993年起，全国两会期间总理记者招待会常态化、制度化，通常安排在这里举行。2010年中国两会期间，由于报名参访的记者人数众多，中国政协新闻发布会也首次移师至此。1998年3月，朱?基曾在这里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要赴汤蹈火，一往无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012年，温家宝亦在此引用林则徐的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如是诸多亮点，让人大会议闭幕后的总理记者会，成为中外媒体“两会新闻大战”的最高潮，也顺带着使得金色大厅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焦点，得享人民大会堂“第一厅”的美称。在没有政治任务的时候，金色大厅也会对公众开放，承办文化演出、商业会务等社会活动。如日，德国广播交响乐团“金色大厅”新年音乐会就在这里举行。这也是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对公众开放的首场音乐会。福建厅：留名最多因为紧邻举行欢迎仪式的北大厅，中外领导人会谈通常会选在福建厅，也使得福建厅成为人民大会堂地方厅中历史出镜率最高的一个厅室。这里也是历史沉淀颇深的地方。1971年9月，周恩来在福建厅度过多个不眠之夜，指挥处理林彪叛逃一事。日，***在这里会见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讨论。让刚刚在新疆厅享受邓颖超开门迎接的撒切尔出乎意料的是，在福建厅门前迟迟看不到***的身影。直到她快走到福建厅的门口时，大门才缓缓打开，***微笑着走过来与她握手。会谈中，***亦如迎接一样，寸土不让。他那句著名的“如果不收回香港，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至今犹不时为人提起。***、习***等领导人则在这里多次接见中国国民党代表团，两岸局势也在同期趋于缓和。常委会会议厅：屡次搬家人民大会堂的初始设计中，南端主体部分设计为全国人大机关的办公楼，但是由于地方狭小，办公楼里主要是领导办公室，供其日常使用。而机关办公人员则不得不在西交民巷23号、大会堂宾馆、西黄城根北街等四五处分散办公。这在很多人想来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持续了几十年----人民大会堂南门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这块醒目的牌子，直到第七届人大委员长万里提出全国人大制度化建设，才实现了挂牌。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也是人民大会堂里“搬家”次数最多的一个。最早的常委会会议厅，现已改建为香港厅。当时因为厅内空间不够，只能从会议室里拉出一根线到旁边的塑料厅（现化学厅），做简报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们在这里通过扩音器听“现场直播”。即便如此，随着委员人数的增加、立法程序的规范等发展变化，会议室还是显得越来越小了。之后，常委会会议厅一度搬到稍大的山西厅。据在全国人大系统工作的人士介绍，有时出于保密的目的，“会议不通知地点，临开会前才通知”。或许是开会条件不佳，让人大常委会的日常工作也受到了影响。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在日记里写道：“前几届人大常委会审议议程是分4个小组进行的，而且每组人员不固定……审议时不能紧扣议程，常常跑题，审议质量不高。参加会议的委员时多时少，缺席者大有人在。”李鹏提出了新的分组方案，对常委会议加以规范：“分6个组，人员固定……在第一次小组会议通过后，召集人就固定下来，在本届任期内有效。以后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案是好的，有力地提高了审议的质量。”审议质量提高的一个“副作用”是，诸如会议“讨论气氛比较热烈”、“有些争论，民主气氛不错”之类的记录，在李鹏的日记里渐渐增多。关于人大常委会议上的争论，李鹏之外，亦有其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前任领导人在采访中透露过，比如王汉斌就曾提到，1996年刑诉法修改的时候，“公检法、中央政法委、安全部都一起参与讨论，我特别列出不同意见，让大家一条一条讨论。开了将近两个月的会，每天都讨论，把争论的意见都列举出来。”“刑诉法通过之后，公检法各自出了解释，加起来比刑诉法的条文都多。各家打架、争夺权力。我又让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和全国人大法工委联名发表对刑诉法的统一解释，以文件形式下发，很长的一个文件，不让他们各自解释。”“争吵”中，宪法修正案、刑法修正案、物权法草案等一项项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完善、制定。而山西厅也渐渐不能满足常委会议的需求，于是，常委会议厅又搬到了江西厅的过厅。由于原是过厅，与其他厅室方方正正的造型相比，新常委会会议厅显得瘦长，南北长、东西短的布局独具特色。经过精心设计，各个功能区的划分较前更为合理，电子表决器、同步视频等先进设备也一应俱全……2010年11月，全国人大新机关办公楼建成，全国人大机关各个委、局的上千名工作人员“喜迁新居”。紧接着2012年5月，总面积约两万平方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新会议厅，在人民大会堂南楼建设完毕。人大常委开会终于不用四处“搬”了。河北厅：“文革”起点河北厅历来是国家级对外会谈的贵宾休息厅，因此在人民大会堂中被誉为“国门第一厅”。但让河北厅得以在历史中留名的，则是日在这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全体（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表决通过《中国***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知》点名批判了彭真，所以在正式通过之前，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特意询问彭真，对文件有什么意见？彭真回答没有意见。当刘少奇问他到底是赞成还是反对时，彭真低头看着材料，没有说话。于是，在刘少奇的主持下，《通知》被全体通过了。因为这个《通知》通过日期是5月16日，所以史上简称其为《五一六通知》，后成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118厅：***最喜欢使用的厅室118厅是大会堂唯一用原始号码命名的厅室。因为距离大会堂西南门口和大礼堂的主席台都很近，所以118厅成为当年***最喜欢使用的厅室，常年在这里办公、开会、接见外宾及休息。***住在118厅时，厅里布置得很简单，没有任何奢侈的家具：大厅内挂了四幅画，摆了一圈沙发，卧室里一张床，床头摆了一张三屉桌，室内一张不大的办公桌，一把椅子。日，118厅成了***的“避难室”。当天清晨，原本在中南海游泳池暂住的***，接到了周恩来汇报的林彪出逃的消息。其后，在周恩来的建议下，他转移到118厅暂住----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回忆：“总理说，先转移到大会堂，那里条件好一些，以后看情况再定。”这一住就是十几天。1973年，也是靠着118厅，已经行走不便并且供氧不足的***，才得以出席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为了保证***出席大会开幕式不出任何问题，周恩来在征得***的同意后，亲自布置将118厅辟为***的临时住地，并安排医护人员在该厅地下室设立一个随时可应急的供氧中心，在118厅至大会堂主席台之间搭设了一条供氧管路。正是由于周恩来周全的安排，***才安然无恙地坐在主席台上，开完了他最后一次党代会。台湾厅：周恩来曾在此停灵1972年2月，周恩来与尼克松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台湾问题随即凸现。为此，周恩来提出必须建立台湾厅，并让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领导人参与建设工作。如今台湾厅位于大会堂1楼，但这里原本是浙江厅的位置----也是1971年发生“913事件”之前，林彪在大会堂里的通常住处。1972年9月，选址在2楼的台湾厅竣工后，周恩来觉得它太小，遂决定将浙江厅与台湾厅二者互换位置。由于靠近万人大礼堂，台湾厅对外影响很大，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和不少外国记者都参观过。有一次，周恩来在大会堂接见旅美台湾学者李南雄等人，介绍台湾厅时，他说：“蒋介石是浙江人，他现在统治着台湾，我们把浙江厅改为台湾厅交给你们，这样很好嘛！”据原国务院副秘书长罗青长回忆，周恩来于1976年1月逝世后，由邓颖超做主，他的骨灰曾在台湾厅暂时存放，停灵1天：“邓大姐知道总理走时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台湾问题，她想让总理再在这里歇歇脚。”另据***随身警卫邬吉成回忆，周恩来停灵台湾厅期间曾举办追悼会，他接到汪东兴下的指示：在江苏厅和台湾厅做好准备，***来了要落脚歇息。为此，轮椅、氧气袋等抢救措施都准备好了。然而，***临行前身体情况多次反复，他的贴身护士孟锦云向汪东兴请示后，决定不再向***提追悼会的事，毛也未动身，最终缺席了追悼会。香港厅：全场最大，却很少使用日，距离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还剩下50天时，由香港知名实业家霍英东牵头筹建的香港厅竣工。香港厅原为大会堂西会议室，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早期的会议厅。建成后，香港厅总面积1728平方米，是大会堂内面积最大的地方厅，分主会议厅和多功能厅，还配有小休息厅、厨房、卫生间等设施，其中多功能厅结合了室外花园，具备展厅和宴会厅功能，中央领导人偶尔会在此设宴款待来宾。目前，香港厅开放给香港各界租借使用。2005年，香港特首曾荫权曾在此宣誓就职。若想租借香港厅，需交由香港特区政府驻京办审核。不过，据原人民大会堂管理局局长刘水生介绍，由于不开放个人租借申请，多功能厅除了举行宴会之外，很少被批准他用。澳门厅：欢迎大家来吃饭澳门厅位于人民大会堂3楼小礼堂北侧，分主会议厅和四季厅两部分，总面积1300平方米，仅次于香港厅。该厅与香港厅同期竣工，所用资金由澳门总商会负责筹集，其中一部分为澳门赌业大亨何鸿?捐赠。除了供澳门籍人士使用，澳门厅的活动多半离不开美食----四季厅是大会堂内的大型宴会厅之一，可供上百人出席。据公开报道，四季厅举行宴会较为频繁，中央领导人之外者也可使用，比如2011年“两会”期间，四季厅特别准备了咖啡和点心招待记者。2009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曾在此举办贵宾酒会招待，俩人随后在宴会厅出席国宴。不过，在澳门厅杯酒下肚的奥巴马，很快对美女服务员产生了兴趣----他在坐席上嘴巴微张，“一脸呆萌”地看着女服务员的一幕，被路透社记者抓拍下来，成为趣谈。国宴厅里先讲“礼”文/佚 名在欢快的乐曲声中，党和国家领导人走进会场，来到与会者中间，同他们亲切握手，并致问候。领导人讲话致辞之后，入席落座。文艺工作者上台表演舞蹈、戏曲、民歌、杂技等。经常关心中国政治的人，对这一流程并不陌生，放在春节，这是新春团拜会，而在“两会”期间，这就是少数民族代表、委员茶话会，不同的只是与会的人。相同的，还有大会召开地----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年年如此。国宴先讲“礼”宴会厅位于人民大会堂北侧二楼，面积7000多平方米，厅内南面有供宾主讲话和文艺演出用的主席台，可容纳5000人座席的宴会或10000人的酒会。在这里举行的宴会、招待会等，通常都有严格且固定的程序，以显示其隆重，特别是招待贵宾的国宴。国宴当由国家的领导人主持，有相关的政府要员作陪，并邀请各国使节和各界代表人士参加；宴会厅内要高悬本国的国旗和国宾所在国国旗。自1980年8月，将国宾欢迎仪式改到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之后，由于欢迎仪式、会谈、宴会连在一起，为避免重复，国宴上不再演奏两国国歌；宾主双方在席间也不再发表正式讲话，或致辞、祝酒；乐队也只演奏席间乐，曲目单包括来访国著名乐曲。但不变的是，当男女服务员秩序井然地为各桌席面传递菜点时，军乐队奏席间乐的乐声一定要高昂，既可以反映出热烈的气氛，又可配合服务员的接待工作，掩盖某位服务员由于不慎将餐具碰响的声音。安排宾主座次也是门深奥的学问。特别是日中午，时任国家主席***欢迎来京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五大洲政要的那次国宴。80多个国家的元首齐聚，无论是级别还是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甚为罕见。如何让每一位外宾都感到宾至如归实在是一项难题。国宴共设九大桌，每张桌子并没有采用原有编号的方式，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鲜花为名，分别为牡丹、茉莉、兰花、月季、杜鹃、荷花、茶花、桂花、芙蓉。各方贵宾逐次落座于九张大圆桌旁，***等九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就座于各桌。精雕细琢的“堂菜”国宴菜肴亦是独具匠心。制订国宴菜谱，不仅要兼顾季节、气候、食品原料、营养等诸因素，还要了解宾客的生活习惯与忌讳，口味嗜好以及年龄、身体状况。20世纪80年代，时任党的领导人胡耀邦宴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国宴厨师们按照菜谱做了一道鱼翅菜，可是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宴会结束，齐奥塞斯库竟一口未动。送走齐奥塞斯库之后，作为主人，胡耀邦有点坐不住了，事后批评了国宴厨师：“招待外宾，你们不要只考虑到中国的传统食俗，主要要考虑到外宾。我吃不好不要紧，可以回家去吃，齐奥塞斯库总统吃不好，他回去上哪儿去吃！”而国宴菜肴的原料，更是讲究，不单要选当地特产，还必须是选质量最佳期，就连国宴中使用的萝卜，也需要霜降以后的。不过，在中央“八项规定”之后，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日，中央新春团拜会上，曾多次参加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陈先达有了这样的感触：团拜会上表演的文艺节目比以前减少了。更大的变化是，“以前确实有吃的，就是普通的瓜子、水果，这次就是清茶一杯。”“国家客厅”什么范儿文/易 萱2014年“两会”，对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师生来说注定意义非凡。2月18日，由该校师生创作完成的大型瓯塑壁画《雁荡秋色》通过竣工验收。作为人民大会堂浙江厅的最新装饰，这幅壁画将会在今年“两会”中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每年‘两会’前都是人民大会堂调整内部装潢的‘黄金时期’。”代表各省、市、自治区形象的大会堂地方厅室，往往在迎接“两会”时被布置一新。通过电视转播和图片报道，无论是万人大礼堂“水天一色”的穹顶，亦或是悬挂于东大厅的巨幅山水画《幽燕金秋图》----这些频繁出现在国家领导人周围的人民大会堂经典布景，早已成为公众最熟悉的“国家符号”。依靠灯光、舞台、纹饰及数千件艺术品的配合，作为独特政治空间的人民大会堂，形成了气质独特的审美哲学。一砖、一瓦、一字、一画，出现在大会堂里，是艺术更是政治。展示地方文化的窗口党史研究专家马祥林供职于中国国防大学校史馆，2009年，他受中央文献出版社之邀开始研究人民大会堂的历史。沥粉贴金装饰、金丝楠楼梯扶手、花岗岩的须弥座和台阶、大理石墙面以及琉璃瓦铺就的柱顶墙檐……在马祥林看来，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施工技术，人民大会堂都堪称汇集“国家之最”。这种庄严凝重、堂皇壮丽的装修风格传承自1959年大会堂的首次装修。二层宴会厅的大理石地面施工时，工人们反复试拼十多次，就是为了确保所有大理石之间的花纹和石线都能对上，凸显“天然石块的花纹之美”。大会堂内部还有以各省、市、自治区名称命名的数十个厅堂，为突出地方特色，这些厅室均由各地政府主导室内设计，负责布置和装修。“各省、市人民政府抽调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组成‘布置北京人民大会堂××厅办公室’成为常态。”马祥林说，“各地政府都力图展现出自身最好的风貌。”人民大会堂湖南厅装饰设计组成员、先后五次参与湖南厅装修的夏纪慎认为，选择厅室的位置很有门道。1959年，在湖南省轻工业厅工艺美术处工作的夏纪慎突然被派往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装修设计任务介绍会----其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请各地代表在大会堂的建筑图纸上选择占位。据他回忆，会看建筑图纸的代表往往占得先机。看清每个厅室的位置、面积，及其和周围的关系，才能选出最佳厅室。夏纪慎一眼就看中97号厅。“这个厅的面积、层次、层高很合适，靠南边光线好，正在大礼堂隔壁，又是通向主席台和最高领导休息厅的必经之地，群众面大，影响也大。”时至今日，位置对各地方厅室的影响仍然存在。大会堂内曝光率最高、最为公众熟知的几个厅室大都得益于此。例如，恰好位于迎宾主要场所北大厅后面的福建厅，因通常作为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场地而曝光率极高。而河北厅更因位置得天独厚被当做国家级对外会谈的贵宾休息厅。尽管各个厅室位置相对固定，但它们的内部装饰却时有变化。每隔一段时间，大会堂管理局便会安排各处轮流进行修补、翻新甚至重新装修。而相较于公共部分，省、市各自负责的地方厅装修则显得更为频繁。通常各地方厅的装修都是分散、轮流进行。最特殊的一次，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厅的装饰都有一部分被当做“四旧”清除出大会堂，直到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后，中央通知各省“恢复、调整、布置”各省厅，于是人民大会堂有了一次统一的整修。囿于当时各省的经济条件，那次修缮只限于表面装饰，比较简单。1984年前后，个别省市又对厅室进行了重新装修。2007年，江苏厅重新装修时，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特别提出：整体效果要蕴涵深厚的文化气息，灯光要明亮，石材颜色要明快，有较好的视觉效果，“要体现出江苏经济大省的地位”。据大会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透露，管理局也会不定期“建议”某些省市重修地方厅。因材料原产地与北京之间气候条件的差异，有些厅的装修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难免会出现木器变形、开裂，或装饰磨损的情况。要技艺，更要寓意相较大会堂庄重大气的硬装修，由字画、瓷器、挂毯、刺绣、雕刻作品等组成的装饰品往往更引人注目，成为大会堂审美的点睛之处。一般来说，大会堂的装饰品都要通过各地方政府指派的专家委员会挑选把关，报送政府一把手和人民大会堂管理处审核通过，然后才能予以展示。在画家汪钰林看来，能够被选入人民大会堂的作品，除了要求艺术家技巧精湛、出类拔萃，更重要的是作品寓意要符合“官方审美”。汪钰林曾为大会堂西藏厅创作壁画《西藏的新生》。据他介绍，大会堂布置装饰作品任务时一般都采用“命题创作”。虽然当年只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但汪钰林在接到任务的一瞬间，已经对创作方向心领神会：这幅作品必须与那时刚实现的西藏解放紧密呼应。1999年，随着人民大会堂重庆厅交付使用，油画《三峡晨曲》成为该厅的装饰主体。当时画家陈可之在重庆市委的安排下完成这幅创作，背景是重庆刚刚成为直辖市。陈可之表示，之所以官方在他提供的《几度夕阳红》、《月是三峡明》、《三峡晨曲》中选择那幅晨景图，是因为“画中有对光明的向往，寓意较好”。“这幅作品对三峡的描画也颇具意味。”马祥林表示。当时三峡工程在民间引发了一些争议，这幅挂入人民大会堂的作品，隐约表示了政府对工程“利大于弊”的肯定态度。由于大会堂的空间设计本身就尺度极大，一般的作品很难镇得住场。无论世界最大的钢琴（长4.4米、宽1.72米），还是重达7000公斤的翡翠玉石雕刻，任何超乎常人想象的“特大号”装饰品，放置在人民大会堂里都不会给人突兀和夸张感。参观时，很多人甚至不会注意到自己头顶重达2.5吨的吊灯。大会堂的装饰也喜欢以“大”的极限强调艺术的独有性和精致性。“不但作品的尺寸一定要大，作品的主题也必须恢宏大气。”在马祥林的印象中，大会堂的装饰画大都以山水、松竹和花鸟为主题，很少出现人物。尤其是领导人以及现当代可辨识出身份的人物画作更是少见。“这也许是大会堂装饰中一项不成文的禁忌。”事实上，对人物作品的避讳早在大会堂最初装修时就已出现。负责湖南厅装饰的夏纪慎清楚地记得，最早湖南厅选择《***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这幅油画进行装饰，但***在前往巡视参观过程中明确表示不要挂人像，该画很快被撤下。除绘画外，书法也是人民大会堂悬挂极多的艺术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悬挂于金色大厅的书法作品《中华颂》、东大厅的隶书作品《到韶山》，以及澳门厅的《九九归字图》。地方厅侧重呈现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例如，江西厅的景德镇瓷瓶、四川厅的双面蜀绣《芙蓉鲤鱼图》、安徽厅的铁制屏风《迎客松》（后由周恩来总理决定移往贵宾接待厅）、湖北厅的立体贝雕船《黄鹤玉龙舟》。清华美院的退休教授常沙娜早前曾专门研究过大会堂的内部装饰。在她看来，建造初期大会堂的装饰纹样设计强调意识形态。“万人大礼堂的红色五角星、金色放射线、葵花瓣，迎宾厅地毯上火红的炼钢炉、玉米、小麦、棉花、水果等图案，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这些年“解放式”风格日趋淡化，体现浓厚时代特征和历史底蕴的装饰则越来越受官方青睐。例如，香港厅通往科技厅的楼梯口特别选用了圆明园远瀛观的雕花柱，目的是要使中国人民不忘国耻。而科技厅内北面影壁上的锻铜浮雕组合壁画，则希望呈现香港百年沧桑史。壁画左面描绘了虎门销烟、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港人抗英等历史事件，又将“香港故事”拉入“中国叙事”的大历史中。“言必有意，意必吉祥，也是大会堂装饰的特点之一。”常沙娜说。红色地毯铺满走道等公共部位，不但因为在传统观念中红色象征喜庆，还与“革命性”相暗合。人民大会堂公共部位和厅堂中放置了各种工艺品花瓶，这是在利用谐音----瓶谐音“平”，表示平安、平静、和平。人民大会堂的建筑装饰对圆满寓意也相当偏爱，大多数装饰图案都被要求塑造得丰满圆润。卷草、莲花、宝相花等纹样造型饱满富丽，枝叶婀娜婉转，凸显了一种花团锦簇式的圆满。2011年，接到人民大会堂的创作邀请时，画家崔如琢“智慧”地提出画荷。他说，“荷”象征“和”，有“和谐”之意，画名《荷风盛世》里的“风”谐音“逢”，意味着“和谐逢盛世”，得到官方好评。为大会堂定制作品的“附加值”半个多世纪以来，人民大会堂共收藏了数百位艺术家的各类作品，创作者既包括齐白石、关山月等书画名家，也包括各个省市濒临失传的各项民间手工艺的传承者，还有被名师举荐的年轻画家。政治素质过硬是艺术家有机会为国作画的首要条件。1959年，汪钰林被工艺美术学院推荐完成大会堂西藏厅作品时还只是壁画系四年级的学生。回忆起来，汪钰林深感家庭出身好、政治态度比较积极是自己当选的重要原因。大会堂各地方厅在装饰品选择上忌用工业化生产、复制的工艺品，而选用由名家手工制作的有升值空间的艺术品。因此，各地方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大师也是人民大会堂邀请艺术家时的热门人选。1994年，湖北仙桃市的贝雕大师路光荣被湖北厅装修领导小组特别选中创作123cm×96cm×36cm的巨型贝雕。2012年，四川蜀绣“绣女”孟德芝也因技艺高超第二次受邀为人民大会堂绣制巨幅蜀绣。创作《幽燕金秋图》时，画家侯德昌需要帮手，先后指派他的两位学生耿安辉和窦宪敏帮忙。而后，人们发现侯德昌的得意门生耿安辉也得到机会，单独为东大厅休息厅创作了一幅作品----《大河长歌》。这些为大会堂量身定制作品的艺术家，在创作期间待遇优厚。早在大会堂初次装饰时，尽管正值国家物资供应紧缺，艺术家们仍能在很好的环境下进行创作。傅抱石的女儿回忆，1959年，傅抱石和关山月被召进京创作国画《江山如此多娇》，得知傅有饮酒作画的习惯，周恩来总理为他特批了两箱茅台。大会堂还专门成立了磨墨组、制笔组、接纸组，并抽调多位工作人员为两位画家服务。“只要作品能够被大会堂展出，很多艺术家都不在乎物质报酬。”马祥林表示，“成为大会堂‘座上宾’的诸多影响，太难用物质报酬来衡量了。”画家侯德昌是近年来这方面最好的例子。他1994年创作的《幽燕金秋图》，几乎每晚都能在《新闻联播》中闪现，成为中国公众最常见的“领导人背景”。因这幅画的巨大成功，他不但五次受邀为大会堂进行创作，中南海、中央军委等部门的“订单”也纷至沓来。甚至在2009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访美时，还将侯德昌的作品《山高松青》图赠送给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将来说不定哪天自己就成了大师，但如果连中南海、人民大会堂都没挂你的画，说明国家没认可你，算什么大师啊。”接受媒体采访时，浙江画家金晓海曾这样谈及作品被国家认可的潜在意义。自己的作品《雍容华贵》图能够悬挂在大会堂北厅，一直让金晓海颇为自豪，除此之外，他还有六幅作品被大会堂收藏。据他自己透露，若凭画画赚钱，他一天画40个平方尺就可以赚二三十万元，但“那和为国作画完全不一样”。“不少着眼于现实目标的文艺界人士认为，作品进入人民大会堂通常说明艺术家的成就获得了官方认可。他们愿意把大会堂当做身价和脸面的标准。”这让汪钰林每每哭笑不得。对于他来说，五十多年前，为西藏厅所作的那幅壁画“只是件政治任务”。服务大会堂：倒不倒水是个大问题文/王潇潇一丝不苟的发髻，红色上衣搭配黑色长裤，整齐划一地到主席台端茶倒水，微笑利落地给人大代表指示方向……每年“两会”期间，这些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们算得上人大代表之外，出镜率最高的一群人了。伴随着“两会”的闭幕，她们又会“消失”在公众视野，继续自己在外界看来不平凡的工作。对她们来说，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和在一个普通的单位没有差别。入选比例“百里挑一”侯桂珍是人民大会堂第一批服务员之一，在1960年初来到北京。她至今记得入职后的那场誓师动员大会，那是在小礼堂举行的。“服从命令听指挥，不能和外面的人接触，星期天谁有事出去，回来时要销假，而且归队时间不能超过下午四点。”多年后，她在纪录片《人民大会堂》中回忆说。从1980年开始，与实行军事化管理的中南海不同，人民大会堂对服务员等工作人员的生活管控慢慢放宽不少。但工作上的严格要求一直保留了下来。虽说大会堂服务员的薪酬与五星级酒店服务员差不多，但前者比后者要累一些。全国人大系统内部知情人士林如（化名）说，在酒店如果干得不顺心，可以跟领导要求换班，但在人民大会堂，所有人必须服从命令。如今，人民大会堂服务组编制有300多人，他们来自各省市。由于大会堂服务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国家形象，男性身高要求在1.77米以上，女性则要在1.67米以上。相貌端正、身体健康，没有文身、体味等要求也需要满足。除了相貌，他们本人及直系亲属必须没有违法违纪记录。一旦入选服务组，服务员还须由各地公安厅进行政审，方能入京。一般来说，地方上三四百名候选人中，只有两到三个能够入选。和侯桂珍时期的服务员不同，“近年来，大家的心思活络起来，有的在这里工作上三四年，就回到地方常接待省委领导的酒店工作。”林如说，“毕竟他们受过系统化培训，见过世面，不会慌张。他们天天在这里上班，跟国家领导握个手也是常有的事。”倒不倒水是个大问题每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是服务员最忙碌的一段时间。在电器尚未普及的那个年代，光是各式各样的灯全部拆下来擦洗一遍，就要花费一个月。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担任电工组组长的徐荣财回忆说，当时，除了每天晚上要值班的人，其余所有人都在擦灯。如今，在精密仪器的帮助下，这类工作有专门团队进行日常维护。但在“两会”前，准备工作依旧繁重。除了对电路、投票器、安检等设施做一次详细的检查，服务员还要根据各个代表团的“准备方案”布置各省厅。“两会”进程中的各种琐细服务同样对服务员的要求极高。“要先放茶壶后部，再放茶壶前部，放喝水杯子也一样，这样才能保证倒水的整个过程不发出一丝声音。平时茶壶时刻在手中端着，不能让首长受到任何影响。削铅笔，不能有一点响声。进会场，轻盈无声。削苹果，一刀下去一条线，苹果皮不能断，一盘5个苹果整齐放着，削皮后苹果皮贴在苹果上，让人看不出是削了皮的苹果，一提苹果把，苹果皮自动脱落。”宋仙娥是侯桂珍的同事，70多岁的她还记得当年的那些规定。而在近年来的“两会”召开期间，在万人大礼堂举行的开闭幕式上，除了定时到主席台倒水，服务员不用再为台下的代表服务。“一是坐得比较挤，如果无限量供水，代表出来上厕所会影响会场秩序。”林如说。“最早期每个代表面前还是有茶杯的，后来，变成了一人一瓶矿泉水。现在，干脆没有了。”据其称，这一细节的改变，每次都通过了层层审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服务员也是历史的见证人。1971年，人民大会堂服务员王颖在一场国际招待会后按照惯例开始收拾餐桌，台布一兜，把所有东西扔到了垃圾桶里。时任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的刘剑招待会后不久突然找到了服务组，询问桌上的台签去哪儿了。王颖回忆说，当时刘剑的表情很紧张，把大家都吓坏了。她于是跑到位于大会堂西北小院的垃圾房，扒着垃圾一个一个找了回来，交给了刘剑。后者仔细核对完名单，确定没有一个丢失后，才松了一口气。王颖说其中一张台签上的名字是“Henry Alfred Kissinger”，后来才知道这位是何等人物----这次国际招待会，乃是为迎接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所办。这在当时，是尚处于对立的中美两国之间的最高机密。“如果名单被泄露出去，后果将难以预料。”王颖回忆说。而这一次的秘密外交行动及其后续，已是国际关系大变革中绕不开的一幕。内部电影院也放《阿凡达》《变形金刚》就像对服务员的要求一样，在人民大会堂，一切服务都被量化。据公开资料，1949年，***建政后的开国第一宴中有八道热菜，四道冷菜。此后为厉行节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定下国宴新标准----四菜一汤。不过，这里的菜是热菜，冷菜和点心水果并未包括在内。到了1984年，相关宴会规定再次修改：“总宴请时，中餐四菜一汤，西餐一般两菜一汤，最多为三菜一汤；国宴一律不再使用茅台等烈性白酒。”这一修改一直延续至今。林如曾参与了上百次国宴内宾接待，他解释这一变迁过程时说，以前“搞接待是不计成本的，来的外宾都是贵客，恨不得把最好的东西端出来”。如今，则“节俭多了”，“尤其是2012年底的‘八项规定’出台后”。他介绍，现在一顿普通国宴的规格，一般是先上一个粤菜系的例汤，接着是硬菜，煎牛排或鳕鱼，然后是蔬菜，白灼芥兰之类，最后是水果甜品，冰激凌之类。“有时候可能有人吃不饱，就会上好几种主食。鱼翅是坚决不上的，相对奢侈的就是海参了。”与国宴菜单同步“缩水”的还有人民大会堂内部花房培养的植物。“八项规定”之后，人民大会堂几乎去掉了一大半可有可无的绿植，只在一些必要位置上做了保留。比如遮挡电线、话筒、闭路电视，或者是记者拍摄用的架子等。人民大会堂三楼的小礼堂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此前，这里常放映新上映的电影，不过因为偶有职工没时间，就把赠票转手给了朋友，朋友再转给朋友，黄牛党就此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出现。“这影响很差，小礼堂干脆就不对外放映了，改成对内，在午休时放电影。”和外界猜测的放电影会多少具备些政治意味不同，真实的状况是“最近什么火就放什么”。“《阿凡达》刚上映三天，我们这儿就放了，《变形金刚》也是。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很政治化的屋子里装着一群不近人情的人。”林如说。租用人民大会堂：先给介绍信文/陈劲松日，刚刚卸任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的新书《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这也是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又一次卸任常委的新书发布会。此前，李瑞环、朱?基、李长春等卸任常委的新书发布会都选择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尽管卸任领导人希望保持低调，作为出版社却希望为新书举行一个隆重而又简朴的发布会，因此在与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商量之下，人民大会堂成为最常见的选择。自上世纪70年代末人民大会堂重新向公众开放后，国家部委、行业协会、国企、外企、民营企业……越来越多的商业化活动“进驻”人民大会堂。除了多家出版社在此举办新书发布会，文艺演出、公司年会等多种类型的活动都曾在这里出现。省厅租用一天12万到15万人民大会堂落成后，曾有一段时间每周对外开放一到两次。但“文革”开始后，开放中断。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了1978年12月底。当时有中央领导人提议，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大会堂可以向各界群众开放。这一提议很快得到回应----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颖超在晚会上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两个月后，3月10日，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全部拆除，7月15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会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进程，也在此时开启。掌握商业活动审批大权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下称“管理局”）是一个厅级单位，负责大会堂日常的运作维护。在大会堂落成之后一直归口于中央办公厅，2008年，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管理。1984年，中直机关部分下属单位推行企业化管理改革试点，当时由中央办公厅管理的管理局也在试点之列。管理局向“中办”递交了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保证逐年减少行政经费，力争5年内达到自给。当时的“中办”主任批复：同意。最早是一些部委、行业协会到这里举办活动。随后，国企、外企、民营企业接踵而至。据统计数据，在商业化初始阶段的1986年，人民大会堂的行政经费就已经完全实现自给自足。迄今为止，大会堂已经开放租用的大厅有北京厅、贵州厅、甘肃厅、河南厅、重庆厅、浙江厅、湖北厅、香港厅、澳门厅、新闻发布厅、小礼堂、一层中央大厅、三楼金色大厅、万人大礼堂、宴会厅等。“财大气粗”的企业一般会选择金色大厅、中央大厅，省钱的可以选择省厅。但即使同为省厅，因为构造不一样，所以使用面积也各不相同。“你在‘两会’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各省代表团开会时摆桌是不一样的，有些是课堂式摆放，有些就是摆圈，”管理局工作人员说，“面积不同，可供租用价位也不同，普通的省厅一天是12万到15万之间，也可以按照半天租。”但这只是场地费用，如果要在大会堂用餐，使用其音响、投影仪等设备，费用全部另算。介绍信要副部级及以上“对很多公司来说，大会堂隐含着得到官方认可的意味。”奥美公关中国区总裁柯颖德分析说，“我们需要传达一些重要信息时，就会租用这里。在这里举办活动能帮助客户加深印象，使这项活动得到广泛支持。”但开放并不等于申请很容易。要让公司活动“走进”人民大会堂，其申请程序并不简单，哪怕使用时间仅一小时。据媒体报道，2006年11月，某汽车企业想在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时，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在诸厅中面积最大，装潢精美。管理局对此有些为难，因为该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办公室，此前极少出租。犹豫之间，这家企业特地托人征求了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的意见，最终得到批准。现在，无论几千人的大会，还是几十人的小会，如果资质合格，又恰好赶上相关的厅未举行政治活动，都可以租用，只要严格执行报批手续即可。一名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有一个值班室专门管理对外租用手续的审批。所有的申请材料，包括企业资质、法人执照、嘉宾名单、会务材料都必须一一先提交给值班室，审批的时间不会太长。介绍信是申请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必须是副部级及以上。2013年以前，介绍信只有级别要求。然而，2012年12月，第二届“盛世欢歌----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暨颁奖典礼”成为管理局审批商业活动的转折点。由于现场“大概60个团，6000多人在闹”的情况持续了近16个小时，即便企业在租用价格上越来越“大方”，管理局在此后的商业活动审批上收紧了不少，除介绍信的级别要求外，还附加上“必须是对口单位”这一条件。而私企的申请，“百分之七八十都被拒绝掉了”。〔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原载《看天下》2014年第5期〕
解密《南方日报》“珠三角战略”
《南方日报》从2003年设立珠三角新闻中心以来，逐步深耕珠三角区域市场，探索出一条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链式扩张之路：由区域主流、政经主打、本土深度和舆论主导组成的四级新闻链，构筑了《南方日报》品牌开拓区域市场的根基；由上游营销、整合营销、区域营销、品牌营销、全媒体营销构成的五级营销链，实现了《南方日报》品牌影响力在区域市场的生长壮大。由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确立、衍生、整合、扩张构成的四级品牌链，使《南方日报》的品牌影响力不仅在珠三角区域市场实现了从扩张到整合的良性循环，更逐步将这种影响力辐射到全国。而新闻链、营销链和品牌链，三者又共同组成了牢固的“金字塔”结构体系，组成《南方日报》在区域市场扩张的链式矩阵。《南方日报》在区域市场链式扩张之路，不仅使自身在珠三角区域市场获得了阶段性成果，更为全国党报在区域市场增强品牌影响力探索出一条希望之路。2003年12月，《南方日报》决定进行第三次改版，实施“珠三角战略”：成立珠三角新闻中心，办起《珠三角新闻》，让党报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扎根、“落地”。从此以后，珠三角新闻中心及下属9市记者站、办事处一起，以品牌为先导，在珠三角区域市场上推进新闻链、营销链、品牌链“三位一体”的链式扩张。正是在上述战略引领下，《南方日报》通过先后七次改版，在全国党报发行量和广告额不断萎缩的不利环境中，实现了党报品牌公信力、权威性的强势扩张，品牌影响力倍增。发行量从2002年的不到70万份，截至2010年10月已增长到91万份，连续25年居全国省委机关报之首；广告额从2002年的不到1亿元，实现逐年稳步增长，2010年接近3亿元。在珠三角区域市场，《南方日报》同样取得了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三重飞跃：不仅扩大了党报的舆论阵地，而且，实现广告、发行及品牌经营等不断上新台阶。譬如，2009年《南方日报》珠三角区域市场直接广告收入是2003年底的16倍，占《南方日报》同期广告增量30％；6年间报纸有效发行量增长13万份，其中，主要增长来自于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更重要的是，《南方日报》的党报品牌在珠三角区域市场不断衍生、强化、整合、扩张，已经形成了《南方日报》整体党报品牌统领下的四级品牌链：市级《观察》品牌；《视窗》品牌、专刊品牌、杂志品牌、特刊品牌、论坛品牌；珠三角整体策划品牌和区域合作品牌；省市两级党报联合品牌、全媒体品牌和全国性跨省区策划品牌。品牌扎根之路：四级新闻链《南方日报》通过构建四级新闻链，利用党报的高度优势、公信优势、权威优势、平台优势和专业优势，将省级高度转化为区域主流影响力，奠定了党报在区域市场的主流地位；将民生立场凝练为政经新闻品牌，实现了党报区域新闻的差异化竞争力；将宏大角度聚焦为本土深度，构成了党报区域新闻实现突围的核心操作手段；将观察言说升华为舆论主导力，使党报在区域市场掌控了主流话语权。第一链：从省级高度落地为区域主流。《南方日报》贯彻“有高度地贴近”战略，在新闻理念上，将全局高度与局部贴近有机结合；在新闻题材上，将战略高度与题材贴近有机结合；在传播平台上，将主报平台高度与本土《观察》贴近有机结合；在新闻操作上，将理论高度与操作贴近有机结合，将省级党报的高度深深扎根在区域市场，将政治优势、平台优势、品牌优势转化为现实的区域新闻生产力，影响区域市场“最有影响力”的人，在区域市场产生主流影响力。第二链：从民生立场凝练为政经主打。党报要走区域市场，就必须摆脱传统新闻操作的路径依赖，引入市场倒逼机制，从读者需求出发。民生立场和政经主打是《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操作的“双翼”。民生，不仅体现在内容，更成为一种立场、一种视角和一种操作手段；政经主打，就要依靠自己的核心优势----时政新闻的政治权威优势、政策公信优势、信息解读优势和经济新闻宏观优势、专业优势、前瞻优势，与民生立场--道构成党报在区域市场的差异化竞争优势。第三链：将从宏大角度聚焦转为本土深度。省级党报具有天然的宏大视野，统揽全局，高屋建瓴，但同时也容易“不接地气”，难以触及到区域市场的“灵魂深处”。《南方日报》坚守角度决定深度的理念，将省级党报的视野高度、独到角度和思想厚度，与区域市场本土新闻题材充分结合，深度剖析区域市场重大新闻事件的缘由、本质和意义，使区域新闻具备力度、广度、厚度和深度，在激烈的区域新闻竞争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第四链：将从观察言说升华为舆论主导。在区域市场上，《南方日报》不仅要做观察者、言说者，更要在区域主流、政经主打、本土深度基础上，做观点、做思想、做区域市场舆论的主导者。《南方日报》通过前瞻性报道、评论、思想}生特刊等对当地经济、体制、社会发展的深邃思考，与当地执政者的所思、所想产生了强烈共鸣，并与当地发展实现共谋、共商、共进。这正是《南方日报》凭借政治优势、权威地位和区域主流影响力，敢于担当、勇于发声，担当舆论主导者的集中体现。品牌生长之路：五级营销链党报品牌要在区域市场实现扩张，在打造新闻链的基础上，还要通过营销模式和盈利模式的创新，实现营销方式的链式扩张，才能与新闻链一起，构成党报品牌深耕区域市场的“两翼”，推动党报影响力不断扩张。营销链第一链：从终端营销走向上游营销。《南方日报》凭借党报优势逐渐从广告营销链的第三阶段向第二、第一阶段进军，一开始就介入广告客户需求形成的价值链高端，并掌握了媒体广告投放的计划制定权，从而掌控这个营销链条，在整个价值链条环节获得收益，并保证终端营销的成功和市场份额的占据。营销链第二链：从单体营销走向整合营销。整合营销是一种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其核心是对营销事件的整体性把握和区域主流影响力的极致发挥，以及对各种营销工具的灵活运用。《南方日报》通过整合报社、政府、企业、社会等众多资源，站在全局发展高度，制造营销新概念，通过创新产品组合形式，走出一条集策划、报道、调研、特刊、论坛为一体的整合营销模式。营销链第三链：从项目营销走向区域营销。《南方日报》通过整体包装能力和平台优势，将行政区域作为包装对象，利用特刊、论坛等形式整体向外推介，推出了《南海虎威》《龙腾顷德》《薪火禅城》等一系列区域营销产品。营销链第四链：从产品营销走向品牌营销。品牌营销是最高级的营销，它利用品牌符号，把无形营销网络铺建到社会公众心里，把产品输送到消费者心里。《南方日报》在区域市场广告营销过程中，不满足于与客户的产品合作，通过品牌价值的萃取、提炼、提升，帮助客户实现在省级党报平台上的高品质品牌推广，达到了媒企双赢、品牌合作、强强联合的营销效果。营销链第五链：从纸媒营销走向全媒体营销。《南方日报》通过在珠三角城市建设LED联网广告平台、进行深度报网合作，在不增加运营成本情况下实现了销售渠道和广告载体的多元化，并通过与新媒体的互动走向纵向整合，通过新媒介平台的搭建走向横向联合，将来还有望形成纵横交错的多层次全媒体建构，从而将传统报纸营销拓展为全媒体营销。品牌凝聚之路：四级品牌链经过6年多的发展，《南方日报》已走出一条“龙生龙、凤生凤”的品牌衍生、强化、整合、扩张的链式扩张之路，在珠三角区域市场形成了《南方日报》整体党报品牌统领下的四级品牌链。品牌链第一链：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确立。目前，《南方日报》已在珠三角区域市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市级《观察》品牌，将党报的政治优势通过高度的新闻理念、独特的操作视角、深度的操作方式和由此形成的舆论主导能力，转化为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主流影响力，在区域市场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主流品牌地位。品牌链第二链：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衍生。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衍生，分为纵向、横向和平台衍生三个层面，首先表现哟纵向衍生----《视窗》的诞生和壮大。再次还表现为平台衍生----特刊阳论坛品牌的塑造。论坛，是《南方日报》在区域市场集中优质政、经、学、研资源。掌控区域主流话语权、从舆论上主导当地发展走向的拳头品牌，如佛山2006年举办的“反倾销论坛”，珠三角镇域经济发展论坛，惠州文化强市论坛等都已形成强势论坛品牌。品牌链第三链：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整合。珠三角整合、城市整合、区县整合、镇街整合，构成了《南方日报》在区域市场品牌整合的四级平台。从2005年起，《南方日报》珠三角新闻中心已连续5年推出《珠三角竞争力报告》，面向全国乃至全球深刻解构珠三角年度竞争力；2009年，《南方日报》相继举办“广佛肇经济圈发展高峰论坛”“珠中江经济圈发展高峰论坛”和“深莞惠紧密合作高峰论坛”，并同期推出三大特刊，成为珠三角城市区域合作首屈一指的媒体品牌。此外，《南方日报》的品牌整合还逐步向县级、区镇级纵向拓展。品牌链第四链：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上的扩张。目前，《南方日报》品牌在区域市场的影响力，正从三个方面扩张，一是党报联合品牌，如与肇庆市委机关报《西江日报》在采编、发行、广告等领域展开实质性合作；二是全媒体品牌，如在珠三角布局LED广告网；三是全国性跨省区策划品牌，如河北唐山市政府与《南方日报》合作推出“唐山起舞”大型系列报道。改革路径的示范意义《南方日报》在区域市场扩张品牌影响力为全国党报走市场带来四点启示：第一，党报要不要、能不能走区域市场?党报只有走市场才能赢得市场，只有占领区域市场才能将党报品牌影响力落地生根，并自下而上增强党报品牌影响力。第二，如何将党报品牌核心优势转化为区域影响力?《南方日报》通过深耕珠三角认识到，党报在新闻操作上拥有高度优势、公信优势、权威优势、平台优势和专业优势，通过四级新闻链的操作，可将这些优势转化为区域主流影响力、政经新闻品牌、本土深度新闻品牌和舆论主导能力，这些能力和品牌“四位一体”，构筑了党报品牌扎根区域市场的根基，并使党报的区域品牌逐步进入区域市场的主流媒体阵营，掌握区域舆论主导权。第三，党报品牌如何在区域市场发展壮大?党报在建立差异化新闻优势的基础上，还要推行差异化营销模式，进而通过“龙生龙、凤生凤”的品牌链战略，衍生区域性、专业性、多平台性的多级品牌。第四，党报品牌在区域市场如何走向整合扩张?要在形成四级新闻链、五级营销链和多级品牌基础上，实现以下三方面整合扩张：向内整合，向外扩张。对内，将区域市场内部的新闻、周刊、杂志、特刊、论坛等一系列品牌整合，为市场提供--体化的宣传解决方案；对外，报纸可以利用品牌资源、人力资源、版面资源与外界开展股权合作、市场合作、品牌合作等多种形式的深度合作。纵向整合，横向扩张。纵向，要将党报品牌在省级、市级、区级、镇级形成纵向连贯的新闻操作和广告营销体系，实现联动发展；横向，要开展全媒体运营，选择多种介质、载体、平台将党报在区域市场的品牌不断复制和嫁接，实现党报品牌影响力价值最大化。区域内整合。全国性扩张。区域内，党报要进行战略区域层面和一体化区域的品牌整合；区域外，党报要作为该地区的代言人，与全国各地进行资源对接，展开全国视野下的区域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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