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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的理想(336/207997)
解放后，根据国家政策，社会环境，人民的生活水平，各个时期年轻人都有着不同的理想。
从解放后，50年代到60年代文革前，我们从侧 面来谈谈年轻人的理想。那时，我（作者宝先）家对面，天主教堂的一角，有一群绣花姑娘，她们将择偶的最高标准编了一个顺口溜：政治党团员，工作技术员，工 资五十元，外貌像演员，身体运动员。调皮的邻家小孩添了一句：想吃掉粪坑。
文革后这一代的年轻人，即从60年代末到七十年代中，这一代是最悲 惨的一代（我将侧重讲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上山下乡时的理想，只有最低的要求，有一个工作，哪怕刚开始是学徒工，工资只有18元，就能成立一个家庭。他们中有的为这个理想而搏 斗，有的为这个理想而沮丧......我比较熟悉的有三个朋友，在学校里自称三剑客，（小鲁、小徐、小夏三人），他们上山下乡不久就被当地干部划入右的行 列，有时回家过春节都得不到大队领导的批准，冬天有时要“破冰下田”。小徐颇喜欢文学，屡次投稿遭退稿，有一次写了《二十一世纪，二十一颗原子弹》，退稿被大队干部拆看，一时 间在知青中传为笑话，春节大家都回去了，他家中继母偏爱自己的女儿，他觉得缺少温暖，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在三十晚上苦对难以下咽的地瓜，觉得前途迷茫，在楼梯口套了个活圈，从楼 梯上投圈自尽......小夏出身历史反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是解放战争时国军七十四师张灵甫的上尉副官，文革中被批斗就不在话下。小夏还是放下包袱，选择 了一条比较明智的路，到沿海渔家上门招赘。那一年，他父亲逝世，他要去奔丧，女家不让，要他断绝父子关系，他无奈之下跳入茫茫大海......小鲁终于熬 到四人帮倒台后，78年回城安排到粮食系统某油脂食品厂，这个厂在80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产品受到外省的冲击，濒临倒闭，工厂向主管局借了一笔钱， 搞贸易，小鲁是该厂的业务员，80年代末，一年去北方调的一车皮花生油出了质量问题，工厂将亏本，彻底破产。年关将至，小鲁还奔走于火车站之间，忙着向供 货方交涉退货，在厂方层层施压下，小鲁只好骗厂方领导说对方同意退货，小鲁面对困境，在铁轨上徘徊，被火车货站站长劝回。火车货站可怜小鲁这小伙子，答应 给他半个月寄货时间。而在这半个月时间里，奇迹出现了，粮油双轨***消，市场上油价上涨，小鲁在十天的时间里以高于3倍的进货价卖出全部花生油，交清了工 厂的预付款及供货方的货款，小鲁也一跃而成为百万元户......
改革开放后的这一代人，当时有一句，用现在的网络语叫下海，小林厦门大学高 材生，从某地监狱长的职位辞职下海，80年代后期，办了一个线路板厂，他曾经对我说一个故事，有一个学软件的高材生毕业到深圳去求职，几次应聘无果，中午 在一家公司等候领导，在接待室长椅上休息，用几张报纸盖住脸，结果报纸上的一条信息引入眼帘......最后他办起软件公司，发展到几十家连锁店，身家千 万。看来这就是他的奋斗目标，96年再遇到小林的时候，他与前妻离婚，与自己工厂的女工小三结婚，生了个胖小伙子。2002年我惊闻他的不测，在小四的卧 室中中毒身亡，据说是小四的前情人酒中下毒所致......
现在的年轻人有何理想呢！很凑巧，我在一次的宴会中遇到小林的后妻（小三），还见 到了小林16岁的男孩，今年念初三，在宴会回来的路上，我们坐在一辆小车上，他表兄开车，一再叮嘱他要好好念书，要念名牌大学，大学毕业后要考***，今 后要进仕途，要争取当官，当了官，就自然方方面面的人都会来找你，你也就什么都有了，现今，当官比办企业要好多了。我听了觉得当今的年轻人怎么了。
现在许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一头往***撞，目的显而易见。
难怪现在有许多年轻人 仇官，仇富，我想他们所仇视的是滋生这种思想的土壤，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不可挽救，对前景感到失望，不是没有理由的。胡总书记也谈到党和国家面临四个危 机。从解放后各个时期年轻人的理想来看国家发展了，我们如何消灭滋生不良理想的土壤至关重要。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要一味地悲观，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立健 康的社会。比如在仇官、仇富（不义之财）的同时，不要一味地与他们的富有进行对比，而自秽形象总是认为自己是穷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认为自己不是穷人， 最少与70年代的知青比起来好多了。
我们千万不要当虚无主义者。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过叶遂宁和梭波里的教训。他说： “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人为革命效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子就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 “活不下去了！”不满黑暗的现实，面对十月革命的高潮，叶遂宁确实激奋的欢呼过。但是，革命后的现实，终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刚刚从沙皇的统治中解放出 来，他便陷入了苦闷，于1925年自杀。梭波里也曾赞扬过十月革命，但终因未能达到个人目的，在现实中碰壁而颓唐，于1926年自杀。
今天的 情况于十月革命的情况自然不同。我们不能因为由于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太大，从仇视***，仇视暴富，而对现实和前景感到失望，更不应仅仅因为不能拥有房子而 就认为自己是贫穷的。分配总有改善的一天，而且现在国家也正在朝着这方面努力。胡总书记说过，要用 五年时间使农民工工资翻一翻，让他们体面的工作，我们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就更不要因为暂时的挫折，而自认为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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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最后一个暑假，他带回了一个令父亲振奋的消息，他的工作提前找到了，毕业后就能上班了。
但是他还是上了山，他想再捉些蝎子，卖些钱给他爸爸买一套新衣服。父亲说：“今年别捉了，你都要毕业了，家里也不缺钱。他说：“当玩呢”父亲说“等你捉的多了，我再去县城。”
他哪能让父亲再去县城呢？那天他背着父亲偷偷的去了县城。
他找到采购站说全是大个头的……我想都应该四毛钱一个。柜台里面的人莫名其妙的看着他说，收蝎子？十年前的事情了吧？他愣了说怎么可能？我父亲年年来卖蝎子啊？
他认真的像男人描述了父亲的样子，终于男人回忆起来有这样一位大伯，四五年前吧，有一天，他拿着一包干巴巴的蝎子来卖，我告诉他不收蝎子了，可是他就是不走，在这里站了整整一个上午，就差给我们下跪了。实在没有办法我告诉他有个地下的血站，如果他愿意可以去卖血，我认识那里的血头……
他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感觉到无限的痛苦和悲伤，心里骂着自己的迟钝。这么多年父亲靠卖掉自己的血来帮他完成学业，他竟然一无所知！还聪明的想到了蝎子会涨价！那不是蝎子，那是父亲一滴一滴的鲜血啊。
永远的知青
本文摘自《中国作家?纪实》2006年第10期，宝先改编。
在无名小山的不远处，有一个不大的村落，在村落的边缘有一栋低矮的房舍，房舍里住着一个女人。每天日出和日落时分，她总是站在自家的门前，倾听黑龙江水拍打江岸的声响，遥望那座无名的小山，遥望那山中被山林和荒草掩盖了的7座坟茔。
30多年过去了，她还守望着这座无名的小山，守望着山中那有名的坟茔。山上的树越来越密了，而她的头发越来越稀了；山上的花越开越鲜艳，而她的青春越来越枯萎。想走的人都走了，她不时感到孤独，感到悲凉。
然而，她总是忘不了那一天，也许就是为了那一天，她还要守望下去。
那一天是日。那时她还很年轻，年轻得如山上带露的花朵。她是天津68届初中毕业生，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带着理想和浪漫来到这黑龙江屯垦戍边。她所在的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二连就驻扎在黑龙江边。连里有一个打鱼排，排里有一个由女知青组成的织网班，她就是其中的一个。她心灵手巧，很快学会了织网，而且成了其他青年的老师。后来她被调到附近的一个连队，去当织网班的班长。
5月28日这一天，她突然觉得应该回老连队看一看，她请假说回去取行李，实际想回去会一会***妹。她刚到连队，看见织网班的伙伴正在上船，要到十几里外的“渔房子”织网。她也跳上了船，在船刚要启动的那一刻，她突然想留在家里拆洗被褥。这时，站在岸上的北京知青贾延云说：“你不去，我去！”她是姐妹中岁数最小的，本来是留在家里烧火烧炕的。她跳下了船，而让小贾上了船。排长刘长发摇动小船，船上的7个姑娘雀跃着向她告别的时候，当时她真有些后悔。她们都走了，给她留下一片笑声。
不知为什么，那一天她总是心慌意乱的，什么也干不下去，不一会儿就到江边转一转，盼着姐妹们早点回来。傍晚时分，江上起风了，在她望眼欲穿的时候，天津知青杨挚颖哭喊着跑回来了：“快去救人，船扣在江里了！”因为她在学校学过游泳，只有她游上了岸，刘排长和6个女知青全被冲得无影无踪了！全连人马都出动了，沿着黑龙江边找边喊，手电筒和探照灯把江面都照亮了。她也在其中边哭边喊。
杨挚颖对她说，这一天大伙可高兴了，3个小时就把大拉网织好了，然后我们划着小船到江中的小岛上去玩，一起唱歌，一起朗诵***诗词，从来没有这样开心过。中午，刘排长给我们做了一顿吵吵了近一年才吃上的鱼丸子，大家美餐了一顿。晚上回来时本来要走山路，刘排长说，晚上路不好走，我划船送你们。当时江上起风了，坐一条船不安全，排长让我们去两个人跟另一条船走，可谁也不去。船走到江中，风越刮越大，天也暗了下来。江水突然涌进船里，船上的人本能地都站了起来，这时刘排长喊：“不要慌，不要动！”但不等我们反应，船就翻沉了下去……我游出水面时，听到有人在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回头看，那是和她一起下乡的天津知青章秀颖在喊，在为她鼓劲，也是在为自己鼓劲。后来这声音没有了，江面黑森森的，看不见一个身影，死一般的寂静。“我拼命地喊，可没有人回答。我游上岸，爬上沙滩，就往连队跑。”(待续）
永远的知青（2）
从此我们的主人公----天津女知青俞宏茹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不吃不睡，整天坐在江边哭，她说：“贾延云是替我死的……”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色蜡黄，目光呆滞。她被送到团部医院，怀疑胆被吓破了。又转到师部医院，诊断为肝昏迷。在小俞得病的时候，连队老党员宋钦柱，总让自己女儿去看她，有时送来煮好的几个鸡蛋，有时送一碗热面。转到师部医院住院时，老宋让女儿送去50斤全国粮票和50元钱。她一直在医院住了8个月，老宋不断派人看她。出院以后小俞又回到了这个连队。老宋还是经常找她到家吃饭，连自家园子里新下来的西红柿、黄瓜、香瓜，都给她留着。
这时连里的老职工对她说，人家老宋对你这么好，你怎么报答呀！干脆给人家当儿媳吧！当时她听着脸都红了。老宋的儿子叫宋修江，在另一个连队当农工，她从来没有见过。有一次小俞在江边游泳，宋修江在江边走过，在两人目光相交的那一刻，两人都红了脸。女伴告诉她，那就是宋修江，你看多精神的一个小伙子，嫁给他吧！当时她的心不禁一阵激动。她本来是有男朋友的，也是知青。可是他回去探家的时候，竟和她连个招呼都没打。也许是因为她得了病。在最困难的时候是老宋一家伸出了热情的手！如果在北大荒生活下去，这一家才是真正的依靠。日，俞宏茹不顾家里的反对，在连队的一间土房里和宋修江结婚了。当时她只有21岁，也许还不懂爱情，但是她在宋修江宽阔的胸膛上感到温暖，在宋修江有力的臂膀中得到安宁。成家以后小俞的病都好了。大家说，她比过去漂亮了。
永远的知青（3）
以后的日子平淡无奇。在大批知青返城的时候，她没有走，说不清是舍不得老宋一家，还是牵挂着那无名小山上的7座坟茔。后来，一个跑到江对岸又回来的人说：“我在老毛子那儿，看到一个中国小姑娘给人家喂马，好像你们连的贾延云！”她总觉得小贾没有死，她要在这儿等着她。开始那几年，每到清明节，或是5月28日，她总是和大家一起爬上小山，去给他们7个人扫墓。可是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了，上山的小路也渐渐长满了树丛和蒿草，她想去也去不了了。
她成了守望者，每天早上和傍晚，她都站在家门口把那座小山遥望，在雾雨朦胧的日子，她好像听到那山里传来她们的歌声和笑声。在雨后天晴的时候，她看到那山里飞起一道彩虹。在狂风暴雨之夜，她突然听到她们的哭声，这时，他总是把宋修江叫醒，和她一起度过一个不眠之夜。
10年前，我在黑龙江畔的那个农场的一个村落里看到了俞宏茹。她和我一路上看到的在田园里耕种、在集市卖菜、在自己家门前抱孩子的农妇没有什么两样。她也和真正的农妇一样过着自己的日子。她领我到她家串门，我看到她家门前屋后都种着蔬菜和瓜果，还养着鸡鸭鹅狗。在离她家不远处的江里还泊着一条船。她说，我是靠下江打鱼解决两个在场部读中学的女儿的学费的。她还是自己织网，那网已经很旧很破了。江里的鱼也越来越少了。
永远的知青（4）
刚刚忙过秋收的俞宏茹，站在一片金***堆成小山状的苞谷中间若有所思。
“农场的秋收比这早，每年这会儿我都该上山了。”俞宏茹所说的“农场”是她生活了整整40年的黑龙江省黑河市孙吴县红色边疆农场，“上山”指的是去为长眠在那里的伙伴们扫墓。
历时10天的秋收中，俞宏茹和老伴儿宋修江每天苦干十几个小时，帮助主家收割完所有的苞谷，总共赚到340元钱，除去20元买米、20元买油外，她反复叮嘱老伴儿一定要将剩下的300元钱存好，留着干正事，“修坟啊，修坟是我们家最大的事。”
去年，以及此前三十多年的此时此刻，俞宏茹的身影肯定会出现在一条路上，“要不从家上山扫墓，要不从墓地抹着眼泪下山回家。”不善言词的宋修江告诉记者。
这一趟有时是二百多里的旱路，赶上封江的时候，则在冰上走三十来里的冰路，“我不觉得累，去了就能舒服几天。”她说，跪在坟前跟姐妹们说说知心话，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是她内心最安宁的时 为了5块墓碑
今年3月，在红色边疆农场生活了整整38年的俞宏茹带领全家离开了那片苍凉的土地，远赴北京打工。
她说，在农场，她和丈夫包了几十亩地，但一年下来扣除种子、化肥、雇工以及各种费用，根本挣不到几个钱，赶上年景不好还得欠款，所以干脆把地退了。
“我必须趁自己能动的时候多攒一点钱，给姐妹们把碑立起来。”她说那么多年来，姐妹们的坟头都没有墓碑，每个山包下面睡着谁，都刻在她的心里：
“以面对坟头方向，从左到右是许淑香、刘毓芳、孙艳、李金凤和章秀颖。”（排长刘长发的遗骨被亲人迁回河南老家，贾延云遗体没有找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俞宏茹的身体越来越差，她害怕哪天自己不能动了，姐妹们的坟头永远没有墓碑。
她打听了一下，知道每块墓碑至少需要一千多元，五个人就要差不多六千元，这笔钱对她无异于天文数字。
“所以我只能来北京打工，我能力有限，但我还有女儿女婿，他们在老家也都是种地的，一年都挣不上钱，但在这里可以挣工资了。”她说，她也想过要回天津，但，生性耿直的她不想给亲戚添太多麻烦。 说实话，56岁的俞宏茹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很多，像个干老太太，面庞消瘦，皮肤黑而且发铁，没有丝毫弹性。握住记者的手时，明显感到她那小而粗糙的手在颤抖 38年的孤独守望
“我妈太可怜了。”30岁的宋玉芳是俞宏茹的小女儿，她说自己和姐姐宋玉娥都是伴着母亲的泪水长大的。姐妹两个儿时最深的记忆，也都是陪着母亲上山扫墓。
“给你姨跪下，磕头，记住了，这里躺着的都是你们的亲姨，比你妈还要亲，没有她们就没有你妈，更没有你们。”宋玉芳说，这是她能记起的母亲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我撂不下。”38年过去了，俞宏茹说对于逝去的姐妹们她依然无法释怀，尤其是那个爱说爱笑的李金凤，就是代她去送死，“她们刚刚被埋下的时候，我就说过，‘姐妹们，我永远在这陪着你们’，还说过，‘金凤，别害怕，姐姐守你一辈子！’”
还有那个叫许淑香的哈尔滨知青，也是宿舍中的大姐，时时处处都关照着***妹，“我有淋巴腺结核，犯病的时候每天都要去场部打针，来回40里山路，我不敢一个人走，淑香姐陪着我，整整两个月啊，零下摄氏三十多度的气温，齐膝深的大雪，她牵着我的手一步一步走，回来后帮我烤鞋垫，夜里还两次起来叫我吃药……”（宝先 改编）
进京观礼 “小鬼”知青住进中南海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邓瑞萍和她珍藏的老照片
双手捧着前往县城报到的介绍信，18岁的邓瑞萍眼睛瞪得溜圆：
宝兴县革委会：
兹有我公社知识青年邓瑞萍前往北京参加国庆节进行观礼，请转给证明。
永兴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日
“什么是观礼？”只有小学文化的邓瑞萍当时并不明白，但仔细琢磨了几遍介绍信上的内容，巨大的喜悦将她包围----“我要上北京了！”
“那时，对观礼根本就没有概念，不知道后来还要参加国宴、见到周总理、登上***城楼、三次受到***的接见。”6月7日下午，在成都西门的家中，回忆起40年前的往事，已经58岁的邓瑞萍女士恍如梦中。她说，那是这辈子最幸福、最弥足珍贵的人生片段。
“母亲知情后很生气，还打了我一耳光。”
瞒着父母她去雅安当知青
1969年初，邓瑞萍瞒着父母，偷偷到当时的成都九眼桥培根路街道办事处报名，去四川雅安地区宝兴县当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虽然那时的物质生活还不富裕，但毕竟是从城市来到农村。到达宝兴的当天晚上，亲眼看见远处漆黑的大山、简陋的木头房子，绝大部分人都哭了，甚至有人连夜就跑回了成都。邓瑞萍没哭，更没有跑。第二天，她和另外4名女生被分配到了离县城最偏远的永兴公社。
1月28日，邓瑞萍出工了。她清楚地记得，最不习惯的是背水、背粪。因为山区的路窄，不可能用担子，生活用的水、浇地用的粪都是用木桶子背。可邓瑞萍才1.4米的身高，木桶子放在地上都能达到她的胸口，背在背上更是要冒出好大一截。
刚开始的时候，邓瑞萍根本就不会背。水还好，荡出来把衣服打湿了，换一件就行。可背粪的时候，要是荡出来可就恼火了，从头淋到脚，满头都是粪，“我都不晓得当时是怎么洗干净的”，邓瑞萍又是大哭一场。
“接到通知的瞬间，我一下子就瓜了。”
接到通知一路狂喜上北京
“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正是因为当知青的大半年时间里不怕苦、不怕累，才让我有了上北京参加国庆20周年观礼的机会。”邓瑞萍说，去北京观礼“就跟做梦一样，一辈子能参加这么一次，值了”。
日，从首都北京传来的指示飞进了偏僻的宝兴县永兴公社：***要在国庆20周年的庆典活动上，接见知识青年代表。当时的雅安地区有10个名额，但其中必须有一名知青。
“什么是观礼，我根本就懂不起”，邓瑞萍说，当时在心底只有一个声音在狂喊：“我就要上北京了！”当天，邓瑞萍就出发了。从生产队到宝兴县城，从宝兴县城到雅安，再从雅安到成都，与全川各行各业300多名代表一起进京的路上，邓瑞萍只知道跟着大部队，说走就走，喊停就停，她还没有从幸福的眩晕中清醒过来。
“在当时，能住进中南海，是巨大的政治荣誉。”
住进中南海偶遇邓颖超
在北京的第一招待所睡了才两天，幸福再一次敲开了邓瑞萍的门：四川代表团有30名代表将搬进中南海，而她正是其中之一。
邓瑞萍记得，搬进中南海的日子是9月26日，秋高气爽的北京那天难得地飘起了细雨，“我一上车就看见了龙梅（草原英雄***妹之一）和郭凤莲（农业学大寨的标志性人物）等知名人物，由于我个子小，大家都很照顾我”。
在中南海期间，一次与邓颖超、蔡畅的不期而遇，让邓瑞萍印象深刻。“那时我根本就不认识她俩，还是她们自我介绍，我才知道的。”邓瑞萍回忆说，那是一个下午，她午睡后端个洗脸盆从梳洗间出来，在院子里与邓颖超、蔡畅擦身而过。“小鬼，你是来参加国庆观礼的吗？”邓颖超主动叫住了邓瑞萍。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邓颖超、蔡畅两人主动伸手和邓瑞萍相握。邓颖超还拍着邓瑞萍的肩膀说：“小鬼，能来参加国庆观礼，你真是太幸福了！”
“我当时啊，也就晓得点头和傻笑，话都说不出来。”邓瑞萍说。“那两天就好像在做梦一样，晚上兴奋得根本就睡不着。”
“总理真的很帅，很有气质，眉毛长得特别好看。”
大会堂国宴见到周总理
9月30日下午，邓瑞萍接到了晚上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的请柬，“席位在第3区，第197桌”，她还将作为四川代表团唯一的一名代表向周总理敬酒。同时放到她手中的，还有第二天，也就是国庆节当天到***城楼上的“观礼证”。
晚上7时许，国宴正式开始。“一张桌子安排了13个人。那桌子可真大，我站起来趴到上面才只够到桌子的中间。”
菜有很多，邓瑞萍只认识北京烤鸭和花生米，但邓瑞萍坐的桌子离领导席位只隔了几张桌子，能把各位领导看得清清楚楚。
向总理敬酒是按照工农商学兵的顺序，作为四川团的代表，邓瑞萍属于“学”字列。她一直在心里默念礼仪口诀，等着给总理敬酒。“你不知道那个激动啊，全身僵硬，手却在发抖，但又要努力克制住。”邓瑞萍回忆说，可惜宴会还没结束，总理就离开了，背了半天的口诀没有派上用场。
“我第一次体会到个子矮的好处。”
***观礼她站第一排
当天晚上，邓瑞萍激动得一夜没睡。不仅是因为参加了国宴，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更是因为第二天将正式登上***城楼参加国庆庆典，将接受***的接见。
10月1日的北京，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上9点左右，邓瑞萍和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们登上***城楼，静待庆典开始。由于个子矮，她被安排在了第一排。
10点整，***终于从右侧登上了***城楼。“我虽然就站在第一排，主席从我身旁走过的时候我眼睛早就被激动的眼泪遮住了，根本就看不清楚。”说到这里，邓瑞萍依然很激动。
随后的国庆大阅兵和群众游行，更是让站在前排的邓瑞萍看得热血沸腾。***后来又先后两次在人民大会堂和怀仁堂接见了来自全国的知识青年代表，“在北京期间，总是被巨大的幸福包围着，我觉得来这一回，真的是一辈子都值了！”
引用:原帖由 宝先 于
17:26 发表
进京观礼 “小鬼”知青住进中南海 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邓瑞萍和她珍藏的老照片 双手捧着前往县城报到的介绍信，18岁的邓瑞萍眼睛瞪得溜圆： 宝兴县革委会： 兹有我公社知识青年邓瑞萍前往 ...
[quote]原帖由 宝先 于
17:26 发表
进京观礼 知青住进中南海
----------------------------------------------------------------------------------------------瞒着父母她去雅安当知青 1969年初，邓瑞萍瞒着父母，偷偷到当时的成都九眼桥培根路街道办事处报名，去四川雅安地区宝兴县当了一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虽然那时的物质生活还不富裕，但毕竟是从城市来到农村。到达宝兴的当天晚上，亲眼看见远处漆黑的大山、简陋的木头房子，绝大部分人都哭了，甚至有人连夜就跑回了成都。邓瑞萍没哭，更没有跑。第二天，她和另外4名女生被分配到了离县城最偏远的永兴公社。 1月28日，邓瑞萍出工了。她清楚地记得，最不习惯的是背水、背粪。因为山区的路窄，不可能用担子，生活用的水、浇地用的粪都是用木桶子背。可邓瑞萍才1.4米的身高，木桶子放在地上都能达到她的胸口，背在背上更是要冒出好大一截。 刚开始的时候，邓瑞萍根本就不会背。水还好，荡出来把衣服打湿了，换一件就行。可背粪的时候，要是荡出来可就恼火了，从头淋到脚，满头都是粪，“我都不晓得当时是怎么洗干净的”，邓瑞萍又是大哭一场。 “接到通知的瞬间，我一下子就瓜了。” 接到通知一路狂喜上北京 ---------------------------------------------------
1969年，建国20年大庆时，全国各地选派314名下乡知青代表来京观礼，其中有30名登上***城楼，幸福地站在***身边，同首都人民欢庆佳节。周总理特意安排知青代表们住进了中南海。观礼的头天夜里，正当他们熟睡的时候，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来到他们住处，一个个地看望，替他们盖被子，怕他们着凉。总理边看边对邓大姐说：轻一点，别惊动他们。当时正在幸福酣睡的知青们，怎么会想到敬爱的周总理工作到深夜之后，还惦记着他们！当他们一觉醒来听说此事，都感动得热泪不止，抱怨自己睡得太死。
如今虽已跨越了世纪，但对知青们来说，那一幕幕动人情景仍然记忆犹新。
刻骨铭心的红手印(1)
原作者：张红，改编者：宝先
& & 在我心灵的深处，涌动着的，是一片蓝色的大海；沉默着的，是一片红色的土地。那由蓝色和红色交织而成的青春的色彩，经常闪现在我的梦中。一个低沉的声音回响：你曾经是知青……
& & 17岁生日那天退了厦门户口。记得西去列车一声长鸣，月台上哭声一片。同队有三兄妹一起下乡的，父母亲互相搀扶着站在车窗下，成了泪人。那老父亲尤其伤心，抽搐着，两个肩膀抖个不停。我母亲一双儿女全走了，孤伶伶站在一边掉泪，瘦弱的身影像风中枯叶。
& & 夕阳下的汀江像一条金练，江水冲撞着岩石，激起一朵朵雪浪花----这里是著名的棉花滩。江对岸欢迎的大锣敲起来了，咣！咣！激越而又苍凉的声音，像是从岁月的深处流出，悠悠回荡在山水之间，一声声，震撼着一颗颗年轻又不安的心。锣声中，我们的木筏断开激流，渡过汀江。面对崎岖的山路和用竹篾、烟杆扎成的火把，知青生活开始了。(待续）
刻骨铭心的红手印（2）
初来乍到，听不懂客家话。房东的女儿新兰妹为我盛了一满桶洗澡水，滚烫。我告诉她，得加点冷水。她一个劲地点头，却一下子把热水给提到了屋前。蒸腾的热气熏得我大汗淋漓。
& & 比起学客家话，更困难的是学会干农活。我的手上脚上至今还留着锄头掘、镰刀割的伤痕。最难熬的是挑担子，崎岖的山道上，一长串人挑着担子往前赶，夹在中间的我还不会换肩，又无法停下来歇脚，嘴唇不知咬破了多少回----许多知青的肩周炎，腰肌劳损，就是这么落下的。双抢时节，凌晨3点得起床烧火作一天的饭，每人每餐一钵头。饭刚蒸熟就顶着残月挑公粮到十里外的粮库，再迎着晓风挑化肥回到村里，胡乱扒几口早饭，就带一罐午饭到田里，一直干到摸黑回来，肩头还压一担刚收割的湿谷子。
& & 山田好远，山路简直不是路。下雨天，满坡泥泞。下山了，脚拇指得使劲曲起来，深深地、死死地抠住泥土，一步站稳了再迈第二步，否则，连人带担子都得滚下深谷。
真累。真饿。一回来，我们扑向厨房，端起冷饭就吃，舀起凉水就喝----许多知青的胃病，就是这么落下的。
& & 盛夏，大雨滂沱，山风咆哮。大山里，我们的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分不清雨水汗水。严冬，霜天凄迷，霜花遍地。打着赤脚走向小水库工地，血珠渗出冻裂了的脚板，一点一点，印在霜花上。
& & 我们什么活都干，农忙时育秧、拔秧、插秧、耘田、割禾、脱粒、晒谷；农闲时种烟、种地瓜、种花生、割牛草、上山伐木、建小水电站、建小学校、开村道……书园坑的每一个山头，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知青的血汗。
& & 1966年，当宣布取消当年中、高考时，学生们欢呼雀跃。在学校任教的母亲回到家里，摇头叹息。我却感到很开心，认为不读书干革命，可以学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
& & 而当有一天，我浑身汗渍，挑着一满担的芦箕草，在村口遇见正要去读高中的农民孩子时，不禁呆了很久很久……
我连初中都没毕业，我要读书！
& & 墨水瓶作成的煤油灯下，我悄悄地开始了自学。一点火花只有黄豆大，为了看清字我几乎趴在油灯前，天天夜里鼻孔熏得乌黑。学什么？
学数理化、学古今中外名著，学唐诗宋词，没钱买纸，就把别人来信的信封拆开，用绵线缝成一本，抄在信封背面。怕有人揭发偷学“封、资、修”的东西，本子的封面写上：“供批判参考用”。
&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 &“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
& & 不能开口吟咏，我就千百遍地在心中默背，通过了解诗词，而了解作者的身世，通过了解作者的身世，而了解作品的时代背景……令才子伤怀的晓风残月，入壮士梦境的金戈铁马，充实着我的精神世界，越过时空，古往今来的多少圣贤和我倾心交谈！
& & 一天早晨，我照例将本本带到厨房，边烧火边背念，后来不知忙什么，本本忘在灶台上了。一位高中的知青拾到，在封面上批了两句话：“古人作诗古人乐，今人读书肚子饿”。然而，正因为坚持读书，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语文科成绩得了98分，成了全省标准卷。当然，这是许多年以后的事。
& & 早年参加革命的父亲，1958年因所谓“地方主义”问题被开除党藉、开除公职，文革中，我亲眼看着父母被揪斗，看着家被抄，平日里十分友善的小伙伴突然间翻了脸，“黑七类狗崽子”的漫骂劈头盖脑……小小年纪，我的心里已是伤痕连着伤痕。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来了能干什么？我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这样的日子究竟有没有个头？多少个黑夜里我一遍遍问自己：活，还是不活？泪水湿透了枕头……
& & 可是，没有想到，我这个卑微的、无奈的生命，却得到闽西农民的关爱----
& & 下乡刚两个月，我得了急性肾炎，高烧不退，脚肿得见不到踝骨。迷迷糊糊的，我被乡亲们用担架抬了15里山路，送到公社防保院。记得那是炎夏，日头如火。桃仁阿叔在我脸上盖了个斗笠。半途中停下休息时，他掀开斗笠问我喝不喝水，我看见他，布褂子全湿了，脸上的汗珠直往下淌……
& & 邻村一位农妇摔死了，第二天夜里，我也失足跌下石阶。生产队副队长彬林阿叔一听说，旋即带着镰刀打着手电，冒雨上了后山。我永远忘不了他捧着伤药进屋的情景：湿漉漉的头发顺着脸庞流水，衣袖、裤筒上密匝匝刺了许多鬼针草……
& & 身边的女伴们纷纷调走后，一位好心的公社干部告诉我：你的父母都是特务，而且有代号。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街上走回来的。只记得，一路上的大山都压到心头上了！到了村子，一头撞开房门，我失声痛哭。一会儿，房门被敲得山响：几个姆姆冲上楼来，硬是砸开了门，将我搂到怀里：莫伤心呀，莫伤心呀……
& & 那个满天星星的夜晚，年青人提着汽灯来了，老头子拄着拐杖来了。晚上从不到会的叔婆伯姆们抱着孩子也来了。她们推荐我上大学。为了保证自己推荐的是革命知青，全村父老揿下了手印。多少年了，那张密密麻麻揿着红手印的薄纸，还在我的眼前晃动。书园坑的父老乡亲啊，我怎么承受得了你的大恩大德……(待续）
刻骨铭心的红手印(3)
原作者：张红、改编：宝先。
& && &第一趟回去，彬林阿叔和房东南林阿叔，乐得脸上开了花。可是桃仁阿叔见不到了。他吃了断肠草，已经去世几年了----人们告诉我，他太苦了，所以走了。隔了几年再回去，彬林阿叔、南林阿叔也都不在人间。彬林阿叔是硬饿死的。病，知道好不了了，担心拖累家人太久，就不吃饭了。
& && &那一回，我遵照闽西的习俗，买了好多爆竹、纸钱，上山祭奠桃仁阿叔、彬林阿叔和南林阿叔。乡亲们用红纸写了张贴子给亡灵，落款是：“知识青年张红”。纸钱在坟前燃烧，山风吹来，纸灰飞飞扬扬，宛如翩翩然起舞的黑蝴蝶。彬林阿叔的遗孀仁招姆姆拖着嗓音呼唤：“彬林哥，知识青年张红看你来了！她送了很多钱给你。你现在要买什么都有了！”
按照习俗，桃仁阿叔只能埋在远离村子的山上，望着远山，我泪如雨下。
&&1998年，一个拖延了四十多年的大工程----棉花滩水电站，终于动工。不久，我接到书园坑乡亲们的来信，请求我向“上级，熟识的人”，就书岭村的外迁提提建议----
& & 棉花滩建水电站，书岭村正巧在库区边上。这个村子百分之九十八的房屋、百分之百的良田将被淹。原来的移民方案拟将村子后靠到山上，全村780个人，就只剩下155亩高山上的沙质田、烂泥田。环库路虽然建了，距离乡镇却有25公里之遥，方园三公里没有人烟。初定的建房点，泥少沙多，四周崩洪，后靠的高山土质疏松，容易滑坡，没有中学，没有医院……书岭全体村民强烈要求外迁，他们说，如果一定要书岭后靠，搬得走，也稳不住，富不了！
& && &听说，村民们原来就后靠或者外迁还有争议，后来，一位农妇因什么事想不开喝了农药，村子离医院路途太远，结果死在了半路上。再一打听，这位农妇，就是以往和我们朝夕相处的秀兰?！天哪，她当新娘子时手足无措的模样，怀孩子时满坡找山楂子吃的模样，历历在目！书园坑，书园坑，您的村民怎么就这样看轻生命？
& && &我积极为书岭村的外迁奔波。
& && &l998年秋天，省库区办、龙岩库区办和永定县有关负责人，和我一起到书岭实地调查。厅堂里，彬林阿叔和南林阿叔遗像前，我洒酒盟誓：我永远难忘那刻骨铭心的红手印。
书岭村的外迁得到了有关部门和各级领导人的关心，如今，新村地址已经确定在永定县郊的箭滩，三通一平和规划建房正在进行。
& && &不久，那世世代代养育着书岭人的生命、埋葬着书岭人的骨殖，并且在非凡的年代里，曾经给过几十名知青庇护的土地，连同汀江江心那遏止中流的岩石沙渚，岸边那书写春秋的荻花枫叶，都将葬入浩淼的棉花滩水库。然而，780位书岭人将走出大山，开始全新的生活。
& && &我们这代人将亲历桑田沧海的变迁。
我们这代人将亲历桑田沧海的变迁。
以下计划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青年来浓缩从1911年-------2011年中国100年青年的理想：
1、面对国家危亡，誓死赴难：林觉民。
2、面对病魔挫折，奉献才华，激励后人：林微因。
3、信阳、理想篇：曹白。
4、面对运动，激烈勇退：夏梦。
面对光环赞誉，理性淡定，轻装上阵：90后最年轻教授刘路。
面对国家危亡，誓死赴难：林觉民。(1)
1901年，15岁的林觉民考入全闽大学堂。此时，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饱受煎熬的岁月，林觉民努力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课余时大量阅读《苏报》、《警世钟》等进步书刊。常常与同学说：”中国非革命无以自强。”他生性诙谐，又擅言词，有较强的组织能力，所以很快被推为学生领袖，参与领导了清末福州数次反满革命斗争。他的一个族弟林衡可，当时也在全闽大学堂读书，由于参加反满活动，受到清廷福州当局注意。林觉民对此很
担心，每天放学，都悄悄地跟在林衡可的后面保护他。全闽大学堂的总教习很喜欢林觉民，曾对林孝颖说过：”是儿不凡，曷少假，以养其刚大浩然之气。”一次，林觉民在城内七星庙作”挽救垂亡之中国”的演讲，刚好学堂一学监也在场，当时悄对人语：”亡清者，必此辈也！”（待续）
面对国家危亡，誓死赴难：林觉民。(2)
疏梅月影
林觉民是遵父命成婚的，可以说是先结婚后恋爱，他在爱情上是很专一很投入的。
他的妻子陈意映名芳佩是螺洲陈若霖的后代，其父陈元凯号陶庵，光绪己丑科（1889）举人。陈意映深明大义，又通文墨，所以婚后夫妻感情和谐。”初婚三四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林觉民留学日本后，曾写有一篇记录两人缱绻的情感生活的文章《原爱》，文中说：”吾妻性癖好尚，与君绝同，天真浪漫真女子也。”林觉民夫妻的居所是一座二层小楼，叫
双栖楼。楼前植蕉梅，陈意映寄给林觉民的信笺落款常署”双栖楼主”。林觉民参加革命，陈意映是知道的。平时林觉民去下渡十锦祠福建支部开会，陈意映常在外望风。早年，陈意映因受封建礼教束缚缠脚，婚后，林觉民在红袖添香之余也在家中办了一所女学，动员了妻子、堂嫂、弟媳、堂姐妹等人入学读书。他亲自编选教材、担任主要课程，在讲课中时常介绍世界大势、抨击封建礼教。在他的循循教导下，她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纷纷放
脚，并投考福州女子师范。后来，她们多成为女师第一届学生。未经缠脚的胞妹秀琼和秀慧，也在他的教导下，说服父母，不再缠脚。
面对国家危亡，誓死赴难：林觉民。(3)
1910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笼罩着一种失败主义情绪，而国父却认为”愈不可为，愈为。”是年11月，槟榔屿会议上，国父制定了于翌年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并电令在日留学生、华侨倾巢出动。当林觉民到达香港跑马地统筹部机关时，黄兴喜不自禁地说道：”意洞来，天助我也，运筹帏幄，何可一日无君。”当即命林觉民回闽布置福建响应广州起义之事，并嘱”快去快回，多带闽籍人来广州聚义。
林觉民到家后，林孝颖惊问其故，他只好以学校放樱花假，与同学结伴北上苏浙一带旅游相敷衍。林觉民此行在福州停留10天，在这段时间里，他与福建支部总干事林斯琛等人会商，布置了福州、厦门响应广州起义计划，并带敢死士十余人赴穗聚义。
林觉民这次回闽，还带有运送**赴粤的任务。他原打算请意映打扮为孀妇，用出殡的仪式把**伪装藏入棺木中运出，可是妻子已经怀孕八月，经不起长途跋涉，只得改由方声洞姐姐方君瑛等人担任。这在遗书中也作了一些说明：”回忆六七年前，吾逃家复归也，你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明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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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家危亡，誓死赴难：林觉民。(4)
夜书《绝命》
正当起义紧锣密鼓地准备之时，各路英雄亦云集香港、广州。4月24日林觉民与战友同宿于香港滨江楼。待战友们入睡后，他独自挑灯作绝笔书，直至鸡鸣破晓。《与妻书诀别书》是写在一块白色正方形手帕上：”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上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与妻书诀别书》婉转千余字，字里行间，情如杜鹃泣血，文如黄钟大吕，读之断肠、催人泪下。
写完《与妻书》林觉民又从网篮里取出一张英文作业纸，写道：”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也！”寥寥数语，表现了林觉民杀身成仁的决心。
一个革命者明知此行必死而义无反顾地选择死，此时他的心情虽逐渐澄明起来，但对亲人仍然有些难离难舍。翌晨，在进入广州的班轮上，林觉民对郑烈说：”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为救国唯一之手段，特畏首畏尾，未能断绝家庭情爱耳。今试以余论，家非有龙钟老父、庶母、幼弟、少妇稚儿者耶，顾肯从容就死，心之摧，割肠之寸断，木石有知，亦当为我坠泪，况人乎。……故谓吾辈死而同胞不醒者，吾绝不信也。”又对其他战友说：”吾辈此举，事必败，身必死，然吾辈身死之日距光复期必不远矣。”这是何等远大的目光，何等坚定的青年殉情者
何等坚定的青年殉情者
引用:原帖由 葛麒 于
16:17 发表
莫言写作始于1981年。80年代，在那样的年代，人们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而作家出一本书就立马成为万元户，还名声远播，可谓名利双收.所以许多年轻人都往文学这个独木桥上挤，但成功的比率只有1%还不上，失败与成功的比率是99：1，但尚没有这“99”，也难以发现和孕育这“1”，这99%的失败者中，当然确有部分是因为对自身能力和素质的估计失当所致，却也不可否认，其中不少人不乏才气，他们有厚实的生活基础和感受能力，也有较深刻的思想，只是缺乏一定的火候，或未能把握某种机遇，以致接近成功而无法作出有成效的突破……任其心血流淌，才能湮灭，旁人讥讽，总是不甘心，于是退稿，再写，越是退稿越要写，心神既系之，便无法摆脱，真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滋味，令人感概而生怜。反过来，又怎知未来的文坛主人不隐于此间。我相信莫言也经历过这个历程。而现在唱歌代替了文学，文学不值钱了，现在千军万马往唱歌这独木桥上挤。而莫言还是坚持住这个阵地，向莫言祝贺的同时也向他致敬。
引用:原帖由 宝先 于
16:51 发表
莫言写作始于1981年。80年代，在那样的年代，人们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元钱，而作家出一本书就立马成为万元户，还名声远播，可谓名利双收.所以许多年轻人都往文学这个独木桥上挤，但成功的比率只有1%还不上，失败与成功的比率是99：1， ...
莫言当兵时曾屡遭退稿 《红高粱》版权仅800元
日11:36来源:信息时报
信息时报讯 综合《京华时报》、《环球人物》杂志报道，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县(现高密市)大栏乡平安村一个农民家庭。他原名管谟业。据当地的老人说，两岁时莫言曾不小心掉进茅坑里，差点没被溺死，哥哥把他捞出来冲洗了好半天才弄干净。乡亲们都说他“是个命大的孩子”。
笔名“莫言”提醒自己少说话
尽管家里穷，父母还是把莫言送到家乡的小学去读书。“文革”开始后，因他的家庭成分是“中农”，被列入“出身不好的一类人”。后来，又因“他和老师之间闹了些不愉快，便失去了上中学的资格”，不得不回家务农。据莫言后来回忆，“15岁以前都半光着屁股，参加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本来，十几岁的孩子正是最喜欢说话、饶舌的时候，但莫言却“开始经受农村劳作的孤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学会了“自言自语”，大家都不知道他究竟在嘟哝些啥。这让父母和工友们一度很担心，都觉得他“有毛病”。后来，他给自己取的笔名为“莫言”，就是提醒自己少说话。
想当作家只为能吃饺子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童年时，因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莫言几乎瘦成一根豆芽，一颗大脑袋更加显得突兀。为了填肚子，野草、树皮，他什么都吃，甚至连煤块都敢啃。1961年春天，村里的小学拉来了一车亮晶晶的煤块，莫言和小伙伴一拥而上，每人抢起一块煤，咯嘣咯嘣啃起来，觉得那煤块越嚼越香，还说“味道好极了”。
莫言曾说，他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当兵时投稿屡遭退稿
长大后，20多岁的莫言离开家乡当了兵，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那时，他又拿起笔开始写作，作家梦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再次熊熊燃起。当时，莫言写了很多作品，向全国报纸、杂志投稿。他一般都选择地市级刊物投稿，而不是大报大刊。
每次莫言都满怀信心地把厚厚的稿纸装进信封，之后开始漫长且充满希望地等待，最后等来的往往是破烂不堪的退稿信封，里面最多塞上一封编辑部铅印的退稿信。
800元卖掉《红高粱》电影版权
在军艺的两年里，尽管白天要上课，但莫言还是写出了80多万字的小说，其中包括《红高粱》。小说《红高粱》1986年发表后，在文坛上引起震动。
莫言把《红高粱》电影版权以800元卖给了张艺谋。电影由姜文、巩俐主演，1988年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
女儿也是一名作家
莫言经常说他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莫言的妻子杜勤兰，也是“高密东北乡”的孩子，两人识于儿时，感情深笃。1981年，结婚两年后，女儿管笑笑出生，被夫妻俩视若珍宝。
在管笑笑的记忆里，穿军装的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连环画。管笑笑幼年时，曾随母亲回到山东老家居住，过了一段与父亲两地分居的生活。莫言在北京工作，笑笑和母亲住在高密县城。她至今还记得，每次父亲回家探亲时，特喜欢干农活，经常会忙于锄草、翻地，她就跟在父亲后面颠儿颠儿地跑来跑去。
直到1995年，笑笑和母亲才离开山东，到北京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此时，莫言正在构思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妻女的到来刚好可照顾他。1997年，莫言从部队转业，后专业搞写作。2000年，笑笑考入山东大学外语学院。也许是受父亲影响，笑笑对手写的书信情有独钟，不仅用钢笔，还经常用毛笔和宣纸给父亲写信。这让莫言深为感动，他就把女儿用宣纸写的信贴在客厅墙壁上，有空便细读品味。
出乎莫言意料的是，此时，女儿正构思一部反映大学生活的长篇小说了。直到一次暑假过完，女儿忐忑不安地把一部19万字的初稿拿给莫言看时，他才大吃一惊：女儿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偷偷写作了！看完初稿，莫言只淡淡地说了两个字：“还行。”2003年初，这部名为《一条反刍的狗》的小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受到青年读者好评。
女儿出息了，父亲也没闲着。这年7月，莫言的新作《四十一炮》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这对父女作家，给文坛平添了段佳话。
责任编辑：娄恒
莫言曾说，他小时候之所以想当一个作家，就是想一日三餐都吃上香喷喷的饺子，就是想娶石匠女儿当老婆。
莫言成长史：从遭家暴童工到作家(转帖）
摘要：曾有人说，作家的一生，必然是复杂的一生。莫言就是如此：苦难而孤独的童年，成就了他的写作背景，敏锐幽默而又疏离感十足的观察，让他拥有了打动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写作风格。多样莫言，终成中国文坛问鼎诺奖的第一 ...
& & 成长经历：从小被歧视的孤苦孩子
& & 莫言作品的语言风格很独特，那是因为莫言是个孤独中长大的乡下苦孩子。1955年，在山东高密县河崖镇大栏乡，管谟业呱呱坠地，“长得很不好看”的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一个黑暗的童年。
& & 由于种种原因，莫言出生后不久就受到歧视，6岁进学校读书，又因为骂老师是“奴隶主”，受到严厉处分。他小学就被迫辍学在家，虽然这没让他失去读书的兴趣，却给他性格带来了很多的阴影，这也在他成年后，转变成了他文字的风格。
& & 比辍学更令他孤独的，是贫困的家庭条件。他曾在大年三十到别人家讨饺子吃，也曾做童工，长期忍受饥饿，还要遭受父亲的冷酷毒打。“相貌奇丑、喜欢尿床、嘴馋手懒，在家庭中是最不讨人喜欢的一员。”这是莫言对自己当年的回忆。
& & 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莫言有着极大的刺激。成名后，他说：“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这样的童年也许是我成为作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我的写作动机一点也不高尚。当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头地，想给父母争气，想证实我的存在并不是一个虚幻。”
& & 1976年，莫言参军，这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折点，战士、政治教员、宣传干事，他童年听到的各种奇幻故事、看的种种书，在部队转变成了他写作的源泉，随后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和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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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莫言（左）
& & 写作风格：言辞诡异肆虐、爱写打油诗
& & 莫言的成就，如今在文坛已经尽人皆知：自1980年代中期起，莫言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早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但其写作风格素以大胆新奇著称，作品激情澎湃、想象诡异、语言肆虐。
& & 莫言的成名作是《红高粱家族》，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红高粱》，两人都因为此作品奠定了自己的地位；随后的《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蛙》，让莫言渐渐成为最有国际声望的中国作家。
& & “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是诺贝尔文学奖选择莫言的理由。
& & 然而，抛开这些拗口的文学术语，莫言又是个爱写打油诗的有趣作家。
& & 你能想象魔幻现实主义和以下这段文字有任何联系吗？“我回高密，浇麦抗旱。一片白霜，水里含碱。我爹保证，亩产过千。不由感叹，忆起当年。亩产二百，已算丰产。上周大雨，雷霆电闪。旱情解除，打马回转。今年口粮，不会犯难。新麦蒸馍，味道香甜。石磨火烧，高密特产。怀揣两个，临危不乱。”
& & 事实上，打油诗已经成了莫言的另一个标签。和朋友交流，打油诗开道；新小说构思，几句打油诗道明。甚至在他家乡为他建的莫言文学馆，他的打油诗也在其中怡然自得。
& & 爱写打油诗，说明了这位严肃作家的幽默一面。他在和画家朋友聊天时，就喜欢插科打诨，对方国画画一条鱼，大家热火朝天地、严肃地聊着“国画的师古和创新”，他却非常“拎不清”地插一句：“何老师啊，这条鱼看上去似乎做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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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性格特点：积极观察、评价社会热点
& & 事实上，因为写作的原因，对于社会的热点事情、社会现象，他都有着敏锐而独特的观察，并以非常幽默的方式表现出来。
& & 今年的北京大雨，很多人受灾，莫言也在关注着，看到有旅馆为此漫天要价，他怒斥“趁火打劫，强盗行径”；坐火车看到有自称欧洲华人的人威胁乘务员，他拍案而起，批评对方没水平没礼貌，甚至写打油诗嘲讽。
& & 伦敦奥运会，这样看似和他没什么关系的事，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刘翔的因伤再度退赛，莫言不仅会正常地评论说“把他当人看待，别当神来看，也别当鬼来看”，还会用很多的话，来说自己“坐地铁出来脚抽筋，后来因为有事赶路走得急了，导致肿痛”的一个故事，最终煞有介事地评论一句“抽筋万勿疾走，脚伤切忌跨栏”，让人忍俊不禁。
& & 对社会的敏锐观察，也成就了莫言讲故事的能力。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之一马悦然就曾“嘲笑”他：“太能讲故事了，其实书可以薄一半！”
& & 但莫言却并不愿意改掉自己的这个特点，他更愿意用一个有趣的故事，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像他在微博上嘲讽某些国人时所讲的故事：在故乡买水果，面熟的摊贩向自己推销绿色原生态，最终水果拎回家，却发现超级难吃，根本不是摊上切片的样品味道。
& & 曾有人评价说，正是因为他对社会敏锐的观察和想象，生动地讲出来之后，让他的家乡高密这个小地方，扩展成了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 & 重视家庭：外孙比茅盾文学奖更重要
& & 在莫言的作品里，父权有着矛盾的色彩，这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但在现实中，他却是不折不扣的慈父，在学书法的他，就曾手书“为老婆孩子奋斗”的条幅。
& & 莫言与妻子杜勤兰是同乡，感情甚笃。1981年，结婚两年的他们有了爱情的结晶----长着一双大眼睛的女儿管笑笑。莫言对笑笑异常疼爱，在当兵时回家探亲，他每次都会给她带回很多书，有童话故事、作文选、字典、连环画……于是管笑笑长大后，也继承了父亲的兴趣：读书，也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出这本书，我没有沾父亲的光。”笑笑说，而这也让莫言欣慰。
& & 即使是现在，笑笑已经成家生子，莫言对孩子的感情也丝毫没变，帮着带外孙，成了他的兴趣之一。有趣的是，莫言的《蛙》获茅盾文学奖时，正是他做外公后3个月。“相比于获奖，女儿生了孩子，让自己做了外公，对莫言来说，才是人生中更大的事情。”了解他的朋友，当时曾这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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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原帖由 宝先 于
16:16 发表
初来乍到，听不懂客家话。房东的女儿新兰妹为我盛了一满桶洗澡水，滚烫。我告诉她，得加点冷水。她一个劲地点头，却一下子把热水给提到了屋前。蒸腾的热气熏得我大汗淋漓。 比起学客家话，更困难的是学会干农活。我的手上 ...
莫言成长史（2）
两岁时，这个命大的“地瓜小孩”曾掉进茅坑里，是哥哥把他拎出来冲干净的。
& & 极端饥饿的日子里，邻村的一个大学生启发了他。“他认识一个作家，写了本书，得了成千上万的稿费。每天吃3顿饺子，而且还是肥肉馅，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当一个作家。”
& & “我当然希望童年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受更好的教育，但从文学的角度来讲，没有受完整的教育，吃不好，穿不暖，15岁以前光着屁股，参加了一些不应该是孩子参加的劳动，这些独特经历，成为了创作的财富。对一个作家来说，童年少年时期非常重要，而且命运的力量比教育的力量要大得多。”
& & 农村没电，只能点着很小的油灯看书写字，火柴每月每户两盒，纸张、墨水更少。“当时想，如果有朝一日能离开这个村庄，我永远都不再回来，所以我18岁那年就报名参军。”结果，身体合格，政审不合格，连着两年再去，还是不行。“1976年我21岁，那是年龄期限的最后一年，找朋友走了后门，才当上了兵。”
& & 新兵训练结束，莫言被分到渤海湾畔站岗放哨，“身体站得笔直，但脑子里考虑的全是小说的事”。1979年发表《春夜雨霏霏》，他崭露头角。4年后，已被提拔为正排职教员的莫言调到了北京，他的《民间音乐》得到孙犁的表扬。几个月后，他便敲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大门，正式走上了创作道路。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山东高密东北乡，真实地名高密大栏乡平安村，地处胶县、高密、平度三县交界，只有一片低洼的荒地，老百姓就到这里放牧牛羊，大栏由此得名。
& & 莫言下意识地把“高密东北乡”这5个字写进了小说《白狗秋千架》，此后，他的很多小说里，高密东北乡成了专用的地理名称。
& & 1985年，莫言以《透明的红萝卜》、《爆炸》、《枯河》等一批小说获得广泛声誉；没多久，他又“吼”出《红高粱家族》，确立了文坛地位。
& & 《红高粱》的写作有些偶然性。
& & “当时我在军队的艺术院校里学习，有一次开会，一位老作家说：‘中国***有28年的战争历史，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有很多素材，但我们已经没有精力把它们写出来了，因为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在文革中耽搁了，而你们年轻的这一代有精力却没有亲身体验，你们怎么写作呢？’”
& & 莫言站起来说，小说家不是要复制历史。战争对人的灵魂扭曲或人性在战争中的变异才是作家关注的重点。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经历过战争也可以写战争。
& & 没用一个星期，他就写完了。
& & 很快，张艺谋剃着光头、穿着短裤，从太行山《老井》拍摄现场赶到北京来了。他光着一只脚，手上提着那种胶皮轱辘做成的简易凉鞋，一进楼道就高喊----“莫言！”
& & 虽然素未谋面，二人聊得投机，很快谈定《红高粱》的改编权。
& & 莫言说：“电影也好、文学也好，完全可以用这样自信的口吻来叙述，我是唯一一个报信者，我说是黑的就是黑的，我说是白的就是白的，真正有远大理想的导演或小说家，应该有这种开天辟地的勇气，唯一一个报信者的勇气。”
& & 10余部长篇、100余个中短篇，莫言的写作数量与精神体积，在中国作家群体中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和广度；他的小说，依然有着赤裸裸、血淋淋的生命力；许多年过去，很多同道搁笔了，唯有这个“嗜血恶魔”逃脱了，“来报信给你”！
作家是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我太太从不看我的小说，我也不给她看，女儿也不给看，改完再给她看。写作很隐秘，是一种赤身裸体的状态。我在电脑前写小说，如果有人站在后面，我感觉别人在窥测我的隐私，背后直冒冷气。”
& & 尽管各种声誉接踵而至，各国作家、记者不断造访，莫言并未被冲昏头脑，他仍是那些老战友的好哥们。“说实话，我的朋友跟文学很疏远，真正的贴心朋友反而是从事别的工作的。住在部队院子里时，有一些当兵的跟我特别好，还有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朋友。”
& & 他言辞甚少，肚子里却装满逸事趣闻。在国外演讲时，他把作家比作乌苏里江中的大马哈鱼；与记者对谈，他又把作家比作肚里排着一团卵的老母鸡。他是健谈而有趣的。“一个作家，一辈子其实只能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作品中去。”他全部作品的题材，植根于他自己的生活，还有那漫无边际的想象力和奇诡的梦影。“我天天做梦，每天夜里都沉浸在纷繁不安、乱七八糟的梦境中，感觉50%的脑细胞是清醒的，大脑只有一半在休眠，似睡非睡，醒来后往往感觉夜里在梦境中奔跑得四脚乏力、筋疲力尽。”“听听戏曲，是种放松，也是艺术熏陶。”这是他现在最大的业余爱好。朋友送来一套宫崎骏，“每部里面都有不同的动漫形象，都有很紧张的气氛、很神奇的东西，我全看了，很好看！我也喜欢可爱的东西。”
& & 采访中间，莫言接了个单位来电，他态度谦和、恭敬，在体制内、在岗位上，兢兢业业。“最重要的是，你要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老百姓。作家就是一个职业，而且这个职业既不神秘，也不高贵。”
他用民间语言写人
& & 作为“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人物，莫言的创作精力可谓十分旺盛。针对历史小说的创作，莫言表示写人是其唯一的目的，是“用历史的环境来表现人的灵魂、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变化”，而“小说只有描写了人性、描写了情感才更丰富，影响更长远”。
& & 在莫言的作品中，很多战争场面的描写非常细腻如同工笔画一样。但他强调，一切描写的目的并不是要再现历史和战争，而是要“表现人在这样的非常特殊的环境下的一些心理方面的变化，用这样的方式来塑造我想写的人。把写人物作为唯一的目的”。“我想，作为小说家笔下的历史，首先是一部感情的历史。人性很难用经济和政治的方法来分析，只能用情感的方法分析。因此我想，我写历史小说的时候，还是从民间的视角出发，从人的情感出发，然后由情感带出政治和经济的东西，由民间情感来填补官方历史的空白。”莫言认为，很多新历史主义小说的作家基本都在走同一条道路，“都是千方百计、尽量地淡化阶级的观念，力争站到一个相对超脱的高度，对争斗的双方进行一种人性化的表述”。
& & 莫言表示其小说语言来自于民间。“我小学五年级辍学回乡，在很小的时候就跟村里的人‘混’在一起，无意中了解到丰富的民间语言，也跟乡亲们学会用民间的语言来描述事物、表达自己的思想。”
2、面对病魔挫折，奉献才华，激励后人：林微因。(1)
1920年，十六岁的林徽因，随父亲林长民在英国定居一年，恰巧徐志摩也来到伦敦。诗人和父亲一见如故，两人甚至玩过互传情书的游戏，林长民扮演有室男子苣冬，徐志摩扮作已嫁少妇仲昭。在林去世后，徐志摩曾经公开一封苣冬致仲昭的信，还称赞说，“至少比他手订的中华民国大宪法有趣味有意义甚至有价值得多。”
林长民和徐志摩互为知己，而林长民与女儿相互间也引为知音。借用数学公式，因为A=B，B=C，所以A=C，林徽因与徐志摩相见甚欢，颇多共同语言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如果有一天我获得了你的爱，那么我飘零的生命就有了归宿，只有爱才能让我匆匆行进的脚步停下，让我在你的身边停留一小会儿吧，你知道忧伤正像锯子锯着我的灵魂，”诗人激情洋溢，写下一首首这样的情诗。
少女的心弦被拨动了，据说她回了一封信。“我不是那种滥用感情的女子，你若真的能够爱我，就不能给我一个尴尬的位置，你必须在我与张幼仪之间作出选择。你不能对两个女人都不负责任 ”
当时的徐志摩，二十四岁，两个孩子的父亲，第三个孩子，正怀在妻子张幼仪的腹中。他在最初看到张幼仪照片的时候，就不屑地说了三个字“土包子”，后来张幼仪随他一起在英国生活，评价他的一个女同学说，“西装和小脚不般配。”他颇有深意地重复强调：“西装和小脚是不般配。”
冰火两重天，说的是诗人的感情。他对林徽因有多么热情似火，对张幼仪就有多么冷酷无情，接到林徽因的信，为了方便离婚，他甚至逼着妻子打胎，在妻子生产后不久，又逼迫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因此成为中国离婚第一人。
爱情令人疯魔，写诗的人就更添几分疯魔，一心追求爱、自由和美的诗人简直疯狂了。可是，现实粉碎了他的梦想，命运对他，正如同他对张幼仪一样无情和冷漠！
林徽因和父亲早诗人一年回国，一旦回到传统的现实社会，那曾经发生过的爱情故事仿佛也变得不真实。家族中人一致反对，怎么能容忍徽因插足别人的家庭？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名节受污？林徽因回到了现实。
在那么短的时间里，林徽因为什么毅然舍徐而选梁？依我推理，这和她的童年际遇分不开。我看过林徽因早年的一张照片：清秀的脸庞还没退尽婴儿肥，眼神里就已经含着忧郁了。她的朋友费慰梅曾经说：“家中的亲戚把她当成一个***，而因此骗走了她的童年。”的确，她几乎没有别人那样天真烂漫的童年。
她的母亲何雪媛，是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林的第一任夫人病逝，没有留下子嗣。何雪媛运气也不好，到林家八年之后，才生了林徽因，之后又生了一儿一女，都不幸夭折。到了第十年，林长民又娶了个妾，名叫程桂林，乖巧可人，还生下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完全夺去林长民的欢心。
人家热热和和一家子，住在宽敞明亮的前院，林徽因母女却被安置在逼仄阴暗的后院。这也不能全怪林长民喜新厌旧，何雪媛出生在浙江嘉兴小业主家庭，打小娇生惯养，不会女红，也不识字，脾气又暴躁，还爱管闲事，全家上下没有几个人喜欢她。
父亲一直是宠爱林徽因的，可是在大家庭里长大的她，作为长女 失宠的太太诞下的女儿，对人情世故，到底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体验。
她终究不忍心别人因她，而像自己母亲那般被遗弃吧？在1947年病危时，她以为自己不行了，特地央人请来张幼仪母子，虽然虚弱到不能说话，依然仔仔细细打量了眼前的两个人。她这样的举动是耐人寻味的。
徐志摩疯魔了，林徽因却冷静下来，那封要求离婚的信，有没有试一试自己魅力的少女心思呢？也许她自己都说不清楚。可是关键时刻，她清楚谁才是真正适合陪她一生的伴侣。
林徽因不否认自己与徐志摩有一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也不隐瞒自己对他的真实情感，“他变成一种Stimulant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怨，或Happy或Sorry，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
在志摩飞机失事以后，她发表悼文寄托哀思，更让梁思成拣来一块飞机残骸悬挂在卧室，一直到死。她跟闺中密友费慰梅，有一个常常谈起的话题，那就是徐志摩，这个名字就是她心头的朱砂痣啊！
但是林徽因是一个拎得清的女子，就在她的悼念文字里，她依然说“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变”，“也就是我爱我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
“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 哎！ ”，泰戈尔为他们，由感而发.
引用:原帖由 葛麒 于
09:3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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