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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千年大计”真的要建1000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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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县、容城、安新，这三个县城的“名号”在日之前，远不如它们紧密围绕的“白洋淀”响亮。
　　但中央决定设立“雄安新区”消息一出，这三个县变得人尽皆知。随之而来的，是“炒房”、“迁都”、“副都”等等略带“八卦”的话题。但众说纷纭背后，折射出的是人们对于这个新区持续的关注与期待。
雄安新区雄县图。中新社发 周国强 摄
　　但你真的了解雄安新区吗？河北那么大，为何偏偏选在这设新区？“千年大计”真的要建1000年吗？都要去买房，万一将来它是产业园呢？盲目的涌入极可能让你的“如意算盘”落了空。
　　起点低成中选优势？
　　想做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必得有过人之处。
　　首先，地理位置很重要。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公共管理项目学术主任郑振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京津冀地区，距离北京城区100公里以上实乃兴建次级中心和卫星城的必然要求，否则太近的话势必重蹈以前北京周边的河北市县的经济要素为北京过度吸引的老路。京津雄三角地带的三边距离均在110-130公里范围内，完美符合这个距离推理。
　　因此，雄安新区具备反磁力中心的能力。也就是说，要通过完善新区的基础设施、保持和改善生态环境，使其比北京和天津有更大的吸引力。
　　现有人口密度低也是一个取胜条件。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雄县、容城、安新三县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低，发展空间充裕，如同一张白纸，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
　　根据百度百科数据显示，雄县、容城县、安新县，三县总面积约1576平方公里，总人口126万人左右，人口密度约为799人/平方公里。
　　而截至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密度已为1311人/平方公里，是三县人口密度的两倍。
　　此外，资源承载能力也是城市建设和区域规划顺利实施的关键问题。
　　郑振清表示，当前来看，雄安新区地处华北平原和湖泊湿地，交通便利，有良好的经济开发条件。
雄安新区白洋淀资料图。中新社发 樊甲山 摄
　　怎么建？
　　建筑“接地气”，理念“高大上”
　　设立新区消息一出，有人说，这是迁都的第一步；有人说，建好之后雄安新区就是副都……
　　众说纷纭也是“抢房”风潮的始作俑者。
　　不过，很快就辟了谣。4月4日，人民日报评论称，雄安新区既不是一些人一厢情愿认定的“声东击西的迁都”，也不是在通州北京副中心之外再建一个“首都副中心”。
　　但是这似乎还是没能完全打消“炒房族”的念头，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也站出来发话了，“新区是体制机制创新的高地和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地，不是大搞房地产开发，更不是炒房淘金的地方。”
　　那么，对于购房潮，新区怎么管？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副组长邬贺铨近日表示，房地产除了传统的模式，实际上还有很多思路。比如像新加坡，有些土地是政府直接管理、直接建设，再通过廉租房、公租房让需要住房的人来住。在市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要防止雄安新区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应建设廉租房、公租房等惠民政策，使年轻创业者有房可住，保障投资热情。
　　当然，新区建设重点还在“承接北京疏解”上。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并非第一次提出，近年来，北京动批、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迁往河北，北京市委市政府即将迁入通州，但既然说雄安新区是张白纸，那对于此次将有哪些事业单位、央企迁往雄安新区备受大家关注。
　　邬贺铨表示，雄安新区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城市病，但并不是说把所有的非首都功能都迁出去，而且这个疏解是逐步的。国家也不会一刀切地把央企在北京的总部全部搬过去。同时，国家不会对雄安新区所有传统行业进行驱逐，而是对其进行生态、经济效应等多方面评估。对本地发展有利的行业予以保留，在保留的基础上，进行产业升级，使相关产业更具竞争力。
　　除了迁入，自身发展能力极为重要。徐匡迪认为，要增强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重点是要紧跟世界发展潮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企业，发展高端高新产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动能，打造在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雄安新区雄县图。中新社发 周国强 摄
　　建好之后怎么用？
　　雄安新区规划建设以特定区域为起步区先行开发，起步区面积约100平方公里，中期发展区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区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
　　建城容易，可持续发展不易。千年大计真的要建千年？并非如此。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周期来看，起步区即使是100平方公里建设也需要一个非常长的周期，从动工到完成要10年左右的周期，完全建成2000平方公里的远期控制区需要20年，到时候将会建立起2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有外媒分析认为，雄安新区缺乏水路运输，也没有足够的淡水供应去支持大规模的工业，而主要的金融与行政机构也将留在北京，故可能搬迁的机构包括教育、科研、非金融等的行业。
　　国内有专家亦认为，雄安新区建设后可与京津工业经济走差异化的产业发展道路，重点发展创新、智能和生态产业，例如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无人技术、环保技术等最前沿的产业。
　　创新，是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源头。通过建设充满现代化和未来感的国家级新区，不仅能够提升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助推京津冀协同发展，更为整体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事关国家长远战略，所谓“千年大计”。
　　同时，在建筑风格上规划也明确要“千年传承”。规划表示，新区要达到国际一流城市的水平，在建筑上要充分体现中华文化的元素，在建设过程当中要精雕细琢，以工匠精神打造百年建筑，留下千年传承。(张文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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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谈张高丽访俄：重点就投资、能源等合作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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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4月6日电 (梁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谈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即将展开的俄罗斯之行时表示，中俄双方将重点就中俄投资、能源、财金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上述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
　　应俄罗斯政府邀请，张高丽副总理将于4月11日至13日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会晤。
　　华春莹指出，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投资、能源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入，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特别是有关领域战略性大项目合作稳步推进，为中俄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投资和能源合作是中俄务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双方合作成果比较丰富的领域。张高丽副总理此次赴俄与舒瓦洛夫第一副总理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与德沃尔科维奇副总理举行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会晤，将重点就中俄投资、能源、财金等领域合作深入交换意见，推动上述领域合作取得新进展。”华春莹说。
　　近日，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赢得该国总统选举。在当日的记者会上，华春莹谈及此时说，中方注意到有关选举情况。中国领导人已向当选总统武契奇致贺电。中方相信，在武契奇的领导下，塞尔维亚经济社会发展将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华春莹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塞尔维亚关系，愿同塞方一道，巩固两国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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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纪委披露落马官员忏悔录 超半数称被朋友拉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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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报记者 　　陈 　磊
　　□　本报实习生 陈佳韵
　　“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原副主任、省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原主任夏平说。
　　这句话，出现在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公布的夏平的悔过书中。该栏目推出3年来，至今已经披露了22名违纪违法者的忏悔录。
　　《法制日报》记者逐篇梳理发现，其中有12人在忏悔录中将交友不慎作为自己腐败的原因之一，占比达到54.5%。
　　个别干部成“猎物”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称，因为长期在经济部门工作，管着项目、资金和政策，“平民厅长”夏平成为了老板们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
　　2009年年初，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认识了夏平，为了能承接省无线电监测网扩容升级工程基建项目，这名项目经理想方设法跟夏平套近乎。
　　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这名项目经理终于如愿以偿，他所在的建筑集团顺利中标该工程，合同金额达1.288亿元。事后，这名项目经理为感谢夏平，又送给他现金、金条和加油卡。
　　在夏平周围，像这名项目经理这样的老板“朋友”还有一大堆。为了拉拢夏平，另一名老板除了送钱给夏平外，还花35万元为夏平装修房子。在夏平的关照和操作下，这名老板实际负责的公司获得了某政策扶持资金共计530万元。
　　夏平在忏悔书里写道：“我把别人当朋友，别人把我当‘鱼’钓。在‘利’字当头的商人眼中，我成了拉拢腐蚀的重点对象，成了‘猎物’。”
　　“这些人与我交朋友，看中的是我这个厅长的职位。所谓交友的目的也不是朋友之间的交情，而是权钱交易。”夏平悔恨不已，进而总结说，自己出问题，“缺乏自重，交友不慎是重要原因”。
　　四川省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在悔过书中总结教训时说：“没有处理好与合作企业或行政审批对象的交往关系，将工作与交友混为一谈，为不正当利益交换埋下了隐患。”
　　“交友不慎，影响深远，滑向深渊，难以回头。”广东电网公司原总经理吴周春在反思自己的蜕变过程时认为。
　　贵州省水利厅原厅长黎平，更是“交友不慎，自坠深渊”。
　　梳理22份忏悔录可以发现，总计有12人提及“交友不慎”，同时将这作为自己蜕变腐败的原因之一。
　　对此现象，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领导干部生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他们需要交朋友，也需要有一个健康的交往关系。好的朋友能起到警示作用，坏的朋友就能把领导干部拉下马。所以，领导干部能不能处理好朋友圈，也是考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标识。
　　在庄德水看来，很多官员交友不慎、受人情的诱惑，往往通过交友形成利益网络或集团，垄断国家公共资源，从而跌入腐败的深渊。
　　“朋友圈”不是私事
　　在夏平一案中，湖北某建筑集团的一名项目经理是通过邀请夏平打牌、送现金、送名表等手段与夏平套近乎，接着两人成了“朋友”。
　　吴周春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商人贺某，进而结为“朋友”。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文介绍，贺某文化程度不高，但因仪表堂堂，出手阔绰，在广州电力系统圈内颇得人缘。贺某通过请吃喝、陪吴周春的家属旅游等手段，很快赢得了吴周春的青睐。
　　吴周春视贺某为“铁杆盟友”，甘心为其在电力系统内牟取巨大利益铺路搭桥。据统计，仅在广东电网招标的物资供应这一块，4年内，贺某及其企业获得的采购合同额度就达17.19亿元。当然，贺某也成为了吴周春不折不扣的“提款机”。
　　重庆市城口县人大原党组书记、主任于少东，则是老板们通过攀亲附友与其成了“好朋友”。
　　于少东在忏悔书中说：“在抓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与老板们的接触渐渐多了起来。老板们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让我十分感动。”
　　“城口是个小地方，本地人之间或多或少都能扯上这样那样的各种关系。通过攀亲附友的交往，一些老板就与我们成了‘好朋友’、‘兄弟伙’。”于少东反思道，从此以后，他手中的公权力也自觉向“朋友”倾斜。
　　例如，在锰矿老板汪某因涉嫌犯罪被立案侦查后，他利用职务影响为汪某开脱减轻罪责。为此，汪某一次就送给于少东30万元。
　　黎平则是被“损友”拉下水的。
　　做生意的王某偶然间认识了黎平，随后，有意识地与他多接触。随着时间流逝，两人成了“朋友”。
　　王某在交往中发现，平时很难约到的“大忙人”黎平，对娱乐场所却乐在其中。王某动起了歪脑筋，频繁约黎平到某夜总会唱歌，并将包括邓某在内的不同女性介绍给黎平。黎平在声色诱惑面前，忘记了党纪国法。
　　为了获取更多的金钱来挥霍、包养情妇，黎平就想方设法牟取不义之财，此时，他的另一个“朋友”蔡某开始“鼎力相助”，截至案发时先后奉上贿赂款共计446万余元。
　　“我在经济问题上犯错误与和蔡某的结交有着直接关系。”黎平在悔过书中反思说。
　　那么，面对“朋友”的各种诱惑，一些领导干部为何不能警觉，反而执意走上腐败道路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从这些现象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干部周围的“朋友”对腐败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在双方长期的不正常交往中，这些“朋友”一步步把一些领导干部“拉下水”。
　　“外因仅是起到影响作用，内因才起决定作用。一些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才会落入所谓‘朋友’的圈套。”杜治洲表示。
　　庄德水分析认为，很多人亲近领导干部，往往是看重他们手中的权力。朋友圈表面看似乎是领导干部的私人事情，但是实际上关乎公共利益。之所以出现这种不正常关系，还在于一些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
　　从制度上划出界限
　　落马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绿化委员会原副主任彭振华说：“回想自己走上违法犯罪的过程，回想自己与所谓的朋友、熟人从吃喝到利用职权为他们谋取利益，到自己不计后果地收取不义之财，真是不堪回首。”
　　福建省南安市委原书记骆国清发现：“更为可恶的是，这些企业家给我送钱，并不是因为与我感情有多好，其实都有目的，是地地道道的权钱交易丑剧。”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平兴，则是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与“圈内朋友”结成利益共同体。未曾想大难临头各自飞，将自己供出的，正是所谓的“朋友”。
　　甚至有落马领导干部幡然醒悟：“少与商人打交道。他为了自己的利益机关算尽，他在与你接触中总是施以小利换取大利。当你有权时，弟长兄短，一旦你失去权力之时，他会加足劲，把你踢得很远很远。”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就此现象提出，广大干部面对纷繁的物质利益，要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官”“商”交往要有道，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
　　如何从制度上划出“官”“商”公私分明的界限呢？
　　杜治洲认为，一方面，领导干部在面对“朋友”交往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的辨别力和坚定的控制力，严于律己；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在党规层面规范领导干部与商人之间的过密交往，竖起一道“防火墙”，防止领导干部被“围猎”。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一方面，领导干部要提高自身鉴别力；另一方面，从组织管理上，需要对领导干部八小时工作外的交际进行时时监督，但并非是侵犯私人领域，而是起到一个警醒的作用。
　　庄德水还建议，可以建立相应的制度机制，比如要求领导干部在报告个人事项上增加一栏，把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朋友关系填写其中，这样也有利于保护领导干部。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净化畸形官商“朋友圈”，还是需要从制度上厘清权力边界，铲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划定领导干部正常交友明确而具体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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