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微信备孕中深圳市偷菜不如种菜。介绍几款种菜花盆制作方法，一点都不占地方，厨丝们以后就能经常吃上自己种的菜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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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厨建议厨丝们不要买泡沫箱种菜，虽然这个东西便宜，但据说种菜有毒…相关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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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眉山东坡区三苏乡万亩核心蔬菜示范基地的青菜进入收获季节，当地村民抢收抢运忙。（资料图） 中新社发 刘忠俊 摄
中新网4月23日电 近日京鲁豫等部分地区蔬菜价格的迅速下跌引发各方关注。中新网财经频道综合报道，受去年冬季菜价高涨、流通环节成本过高影响，蔬菜市场出现&菜贵伤民、菜贱伤农&的怪圈。同时，国家商务部、农业部紧急部署对策，维稳蔬菜市场，帮菜农寻找销路。
京鲁豫等多地蔬菜滞销 菜农为少赔钱铲掉油菜
近期，蔬菜种植大省山东及全国各地的菜价均出现了大幅下跌。山东省农业厅的数据显示，4月11日-17日，山东蔬菜平均价格较前一周下跌4.46%。
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4月11日至17日，全国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前一周下降9.8%，三周以来已累计下降16.2%。
全国蔬菜种植第二大省河南多个地方的菜农在丰收之后，却遭遇季节性蔬菜价贱与滞销。郑州市中牟县的芹菜、惠济区的莴笋及周口市淮阳县的包菜，均价格低至每斤几分钱都少有人问津。
在北京，价格一直比较坚挺的油菜，今年最高也只能卖到每斤1毛5。4月18日，油菜价跌到每斤5分。一些菜农为少赔钱，不得不把成片的油菜铲掉。
菜农难赚钱消费者嫌菜贵 蔬菜市场现流通怪圈
日前持续维持高位的菜价近期为何出现&跳水&，有分析认为是今年北方天气异常，&北方菜&提前上市增加供给。
此外，还有分析认为，受到日本地震并造成核泄漏，&大叶蔬菜更容易沾染核辐射&的传言，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同时，油价提升运费，受去年冬季菜价高涨影响，今年菜农的种植积极性提高，其中不乏盲目扩大种植面积。
与此同时，消费者并没有认为目前菜价有下降趋势。有报道显示，在田间地头收购的卷心菜八分一斤，到市区菜市场卖价就达到八九毛一斤，近10倍差距主要来自运输上的各种成本、人工成本、天气影响下的蔬菜自身消耗成本、菜市场的摊位成本等各种因素。
有专家分析称，蔬菜从田间地头的生产到市民餐桌消费，往往要经历4个环节。随着物价的上涨，各环节的花销肯定都要增加，再加上房租等隐性成本的上涨，最终导致高额菜价。
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蔺栋华分析认为，菜价下跌大部分会由菜农最终承受，而菜价上涨则由消费者买单。流通环节过多，每道加价10%至15%以上，价格必然翻番，有的甚至上涨数倍。
政府紧急部署对策 维稳蔬菜市场帮菜农寻销路
近期，由于大量应季蔬菜集中上市，蔬菜供应量大幅增加，个别地区部分品种蔬菜出现滞销问题。国家商务部日前指出，在继续做好保供稳价工作的同时，迅速采取五项措施，缓解个别地区蔬菜市场供求矛盾，帮助解决农产品&卖难&，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商务部指出，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对主要蔬菜品种价格、销量监测，掌握消费需求变化。会同有关部门了解掌握各地主要蔬菜品种播种面积、长势、产量、采摘时间等生产情况，及时发布蔬菜供应、需求、价格变化信息，积极引导蔬菜生产和市场流向。
同时，农业部也开展紧急部署，要求各地农业部门高度重视，千方百计采取有效措施，帮助菜农寻找市场销路，稳定蔬菜生产发展。
农业部要求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产销对接活动，通过组织农超、农校、农企对接等活动，扩大网上推介服务，帮助菜农寻市场、找销路，同时派出人员开拓异地市场，解决滞销卖难的燃眉之急。（中新网财经频道 杨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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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奶奶那里听来的故事
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注定是个要发生点什么的日子。
因为在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便有了征兆。先是家里的黄母鸡欢唱：咯嗒！咯嗒！它向主人报喜，又为这个家庭生了个鸡蛋。这边黄母鸡歌声未了，那边又传来大黄狗的欢叫，原来不早不晚，这时候它生下一窝狗娃。但更重要的是，我妈妈即将临产，早都盼望抱孙子的奶奶虔诚地在神主前烧香祈祷，希望神灵保佑，媳妇能为她生一个大胖孙子，接续香火……
临产阵痛一阵紧似一阵，奶奶不知道生男生女，竟然失去了面对的勇气。失去了面对勇气的奶奶不敢去产房，一股劲儿在神灵前烧香叩头祷告。正在奶奶烧香叩头祷告时，我姐姐秀珍跑来告诉她：“我妈生了！”
奶奶快步奔向媳妇屋里，看见孩子已呱呱落地。奶奶不顾一切地抱起来，迫不及待地和接生婆一起去分开孩子的小腿观看。正在这时，婴儿撒出一股尿来，一下子浇在了奶奶身上。这一浇浇得奶奶激凌凌的清醒过来，高兴地喊道：“生了一个茶壶嘴，生了一个孙子啊！”
一句话未了，奶奶便解开衣襟，不顾一切地把还是湿漉漉的孙子抱在了怀中……
二、幸福幼年
我的来临，对于这个几辈单传的家庭，无疑是一针兴奋剂，就像久旱逢甘霖，长涝见阳光，不光是奶奶高兴，全家人都高兴。父亲为了给我起名字，翻了一本书又一本书，几经斟酌，为孩子命名本立，是固本立业之意。本即根本，什么是根本？人就是根本，父亲盼望家丁兴旺。立业更不用说，希望这个男丁给丁家带来家业昌盛。
不知道是命运活该如此，还是起名就有讲究，果然又带来了两个弟弟，结束了丁家几代单传的历史。由于我的出生，使我家充满喜气。特别是奶奶，一扫脸上的乌云，整天笑得花儿似的，逢人便夸我多么聪明。
而我更成了奶奶的心头肉、眼珠子。出生时已天气渐凉，等到满月，已到了冬天，天气较冷。奶奶怕我冻着，自打满月，就一天到晚把孙子的两条腿装进自己的棉裤兜里，把孙子的上身贴在自己怀里。从两岁开始，奶奶便和我一块睡觉。到了晚上我睡觉时，奶奶怕被子凉，先用火烤暖了被子，再把孙子从怀里放到被窝里，这样一直到3岁多。夏天，奶奶怕热着，手里总有一把扇子，一刻不停地扇啊扇，为我祛暑。为了不遭蚊虫叮咬，到了晚间，奶奶不停地摇那把扇子，把蚊虫撵得远远的。我要睡了，奶奶都要点着嵩草把房子里的蚊虫熏跑。……真是无微不至的关怀。
我出生在兵荒马乱之时，那时候人民生活水深火热，农民更是苦上加苦，糠菜半年粮。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全家人难以温饱，常常忍饥受冻。可我却在这困苦的条件下，享受着全家人都不能享受的待遇，过着“小皇帝”一般的生活。家里吃饭了，如果是小米汤，那米汤锅里必定有一个小布袋，布袋里装着煮成的小米饭，那叫“捞饭”，这是专门给我煮的，于是，全家人喝米汤，唯独我吃米饭。中午吃面条，全家人就那么一疙瘩面，擀擀也就是一锅稀面条，但还是要揪下来一小块儿，在火里给我烧个小饼饼。奶奶外出串亲戚，招待的饭菜里如果有肉，她总要用蒸馍夹一块给我捎回来，要不她就吃不下去饭。
说到肉，如今那是平常物，吃得有的人很腻烦。但在我小时候，吃肉要等到过年下，就是现在过春节，有的穷人家去买几斤肉也要掂量掂量。可我嘴馋，想吃肉。想吃肉，没有肉怎么办？穷人有穷人的办法，奶奶便去邻家借来梯子，晚上到房檐下、草垛里掏麻雀。若是冬天下雪时，就用一根带绳的木棍支起竹筛子，下边放些米糠引麻雀来吃，然后猛的拉动绳子来扣麻雀。这样逮来麻雀用泥巴包了放在火上烤，烤熟了那肉香喷喷的，让我用来解馋。为我解馋奶奶还真没少想办法，夏天晚上在村里树下捉刚出土的幼蝉，秋天趁着大雨去地里捉天牛郎，捉回来都是我单独享用，别人只能看着眼馋。
奶奶疼我，我成了家里的“小皇帝”。“小皇帝”也是“皇帝”，起到了别人起不到的作用。奶奶是村里有名的“厉害婆子”，自然有许多“厉害”的事。
譬如说，母亲把饭做好了，奶奶说：“今天咋做这饭？”
母亲心里说：“你也没要我做啥饭呀？”可又不便和婆婆顶嘴，就推到我身上，说：“本立要吃这饭呀！”奶奶一听啥也不说了，一场风雨马上雨过天晴。
再譬如，姐姐不小心打破了一只碗，这在那贫困年代可不是一件小事，是要挨打的。奶奶问：“谁打的？”母亲忙说：“本立打的。”于是，漫天的乌云都散了。
不光是姐姐要借弟弟挡风，就是父母有时也靠儿子解围。有一次因为家庭琐事，奶奶说父母的不是，父母认了错，奶奶不答应，父母只好给奶奶下跪，奶奶还是吵骂不停，没办法，父母请来村里长老说合，奶奶仍然不依不饶。夜里睡觉时，奶奶还在怒气冲冲地骂爹骂娘。奶奶的这些举动，不到三岁的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当时正值隆冬，我见奶奶还在骂，便把奶奶盖在自己身上的被子蹬掉。奶奶慌忙给盖上，我又给蹬掉。奶奶说：“这孩子是咋了？”
我说：“谁叫你寻我爹我妈的事哩？”
奶奶一听，竟然冷静下来，觉得孙子都说自己不对哩，自己真有点过分，也就不再骂了，这事也就平息了！后来父母对我说：“儿子啊，你这一蹬，蹬出全家太平！”
但是这样一来，奶奶惯孙子的名声传遍村里村外，有人说：“孩子可不敢惯的没样儿。”
可奶奶自信地说：“不惯孙子惯谁？俺孙子精着哩，算卦的说长大能当大官，树大自直！”
奶奶的话一是来自内心的爱，二是日常察觉我的聪明好学，所以也像其他前辈一样，对子孙寄予厚望。
庄稼是庄稼人的宝贝疙瘩，小麦更是庄稼人的命根子。每当麦种播进田里，庄稼人都会有事没事到田里转转。我快两岁时，有一次跟着父亲到了自家的麦田里。父亲伏下身子用手拨开土层，看看种上的小麦出苗了没有。我见了，也学着大人用小手拨土层，忽然看到麦籽上绽出了嫩芽，忙对父亲说：“爹，这麦籽发芽了。”
不到两岁的孩子知道小麦发芽，这使父亲惊讶不已。
3岁时，我表现出了惊人的记忆力。奶奶、妈妈教我几十首童谣、儿歌，如：“小白鸡，上岔垛，后妈给我蒸个糠窝窝，叫我接，我不接，小手打得顺流血。”“月婆婆，亮光光，开后门，洗衣裳；洗得净，捶得光，打发哥哥上学堂，读诗书，念文章，红旗插到咱门上，看那排场不排场！”“一二三四五，蛤蟆背着鼓，蝎子来吊孝，蜇住驴屁股。”这些，奶奶和妈妈教不了几遍，我都记得清清楚楚。就连父亲平时好哼的几句梆子戏，我也跟着学会了。什么“一人一马一杆***，二郎神担山赶太阳……”，见啥学啥，学得快，记得牢。
春天，是植树的季节，大人们都在自家的田边地头栽树。我看见了，连忙拿个小铲儿，把刚出土的杏树、桃树往自家地里移栽，挖坑浇水，还能栽活。
这样一来，奶奶越发宠我了，“望孙成龙”，经常给我算卦。算卦先生说我有官相，将来有出息，还说我命硬，“仿十二”，这还真让他蒙中了。说我有官相，自然不用说。说“仿十二”，也有说头。在我出生之后，母亲又生了3个男孩，都是7天就夭折了，这在农村叫“七风”，医学上叫四、六风，实际上是接生消毒不严形成的破伤风所致。年是龙年，母亲又生了一个男孩（就是我的二弟），却健康成活了，那一年我恰巧是12岁。算卦先生说的“仿十二”虽然是巧合，但我却落下了“命硬”的名声。
三、别样童年
我出生在“乱世”，在饱受外国列强蹂躏的20世纪年代的旧中国，中原大地饱受“水、旱、黄、汤”（即水灾、旱灾、黄河和国民党军汤恩伯部带来的兵灾）之苦，加上日寇入侵，日本兵就驻扎在离家不足2里地的孟津县城西关（现在的老城高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家也不例外。
那时候丁家有5口人，近5亩地，又租种一亩多地。如果是正常年景，粮食可以自足。遇到灾荒年，就要买粮食过日子了。我出生后，家里的生活便十分艰难。父亲是村里种地的行家里手，除了务农种粮外，还有种蔬菜的技术，每年还要种半亩左右的蔬菜，卖了以供家里的零花销用，但仍不能温饱，3个小弟夭折后，母亲3次给人家当奶妈。除此之外，奶奶、母亲、姐姐还要纺花织布，从天亮纺到掌灯，从掌灯纺到三更。奶奶用的是手工小纺车，母亲、姐姐用的是手摇纺车，在当时也算半机械化。母亲是纺纱织布的高手，她织出的布往往能卖上好价钱。
年我5岁的时候，一天深夜一群土匪闯进家门，公然抢劫，家里的东西被他们抢劫一空，父亲稍作反抗，几乎丧命。这样在家里无法生活了，父亲决定领着母亲、姐姐去投奔大伯（父亲的大胞兄）。大伯为生活所迫，早几年逃荒到了偃师县缑氏镇，在那里开了个铁匠铺。在大伯那里，妈妈、姐姐纺花织布，母亲还给一个姓曲的双胞胎姊妹当奶妈，加上大伯的接济，生活尚可维持。直到年家乡解放，家乡推选农会干部，因父亲在三里五村是正直无私的人，选举父亲为农会副主席，农会派人到偃师把父亲接回家乡，全家才又团圆。
说起父亲当农会副主席还有个插曲。新中国成立后，年进行土地改革，划分家庭成分。按照土改政策，划分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和恶霸地主（指既有剥削又有恶迹的人）。当时的土改政策是耕者有其田，中间不动两头平。即地主、富农的一部分财产要没收，分给贫下中农；中农的财产不动，也不分地富的财产；贫农分得的土地要达到平均数，还能分得浮财，包括粮食、衣服、家具，甚至房产和现钱。这样谁家被划成地主、富农，不仅要被斗争，还要没收财产；谁家被划成贫农就能分得财产，分得浮财。我家按照当时的政策，应该划为贫农，享受分得土地和浮财的待遇。但因为父亲是农会主席，为了表明自己的公正，就把自己划成了中农，所以不分土地和财产。区里派来的工作人员和农会干部劝他不能这样做，他说：“我这样做对干部、对农会都有好处，外财不救命穷的人，就这样定了。”于是我家就这样成了中农。父亲干了十多年村支部书记，在三里五村很有威望，他公道正派，大公无私，不贪不占，一心为民，深受百姓称赞。他的为人处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记忆和影响。
撇开这些不说，再说父母亲和姐姐投奔大伯，我和奶奶一老一小在家度日，生活艰难可想而知。“房漏偏逢连阴雨”，奶奶不小心摔倒了，腿骨骨折，只得卧床。除了让姑姑来侍候外，家务便落在我身上，奶奶既心疼又高兴。心疼的是让六、七岁的孩子做家务，高兴的是我小小年纪能把家里整理得井井有条。
在我5岁多的时候，奶奶带着我去赶庙会，看着油锅炸出来的虚面疙瘩（二不虚），黄灿灿的，我馋得流口水，实在想吃一个，就问奶奶：“那是啥？”奶奶因为没钱，就哄我说：“那是屎巴巴！”我说：“我要吃屎巴巴！”以后多年奶奶还向人说这样的笑话！
虽然家里贫穷，但丁家依然对孩子们进行着传统的道德教育。有一次在庙会上，见到一个小偷被打得鼻青脸肿。奶奶指着小偷说：“本立啊，别看贼吃馍，要看贼挨打。咱饿死了也不能偷别人家东西。”这话对我影响很深，使朴素的传统道德观念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时至今日，每看到有关盗、贪、贿、抢的行为，都会想起“别看贼吃馍，要看贼挨打”这一警世恒言来，告诫自己又教育别人。
那时候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更是家无隔夜粮。所以，我5岁时，就提着小竹篮和姐姐一起去地里挖野菜，到人家刨过的红薯地里拾红薯、收过的麦地里拣麦穗。
这些活对大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5岁的孩子，就是大问题了。先说挖野菜。野菜是用来代替粮食吃的，可地里的野菜并不都能吃，有的很苦，甚至有毒。人们一般把能吃的叫野菜，把不能吃的叫草。可什么是野菜，什么是草，好多成年人也难以分辨，弄不好就把草当野菜挖回来。但我和姐姐去挖了几回野菜，竟能准确地分辨出哪是野菜哪是草，令大人们啧啧称奇。
再说冬天去拣树叶当柴烧。掉到地下的树叶当然好拣了，但拾一片叶要弯一次腰，我就想了个办法，把一根竹子的一头削成尖的，去扎树下的落叶，速度快，又不弯腰。这件事在我小小年纪的心里便有了启发，认识到干什么事情都要想办法，巧干，不能老一套。
我不仅好干活，还有成就感。例如拾红薯、拣麦穗，我总是专门把自己拾的放在一块儿，回家后用秤称一下，看今天有多少收获。有一次奶奶为了让我高兴，就把姐姐拾的麦穗往我的篮里放了一些，我发现了哭着不答应，说这不是自己的，是偷人家的，奶奶只好又把姐姐的麦子放了回去。
我十来岁时正在学校念书，学校放假，就和父亲一块儿到集市上卖菜，学会了算账，识秤。我还和同学们一块儿到桃园批发桃子，到街上去卖，赚钱买点学习用具。十一、二岁时，因为父亲是农会主席，整天忙于村里事务，家里种的蔬菜顾不着卖，我主动挑起了卖菜的重担。十一、二的孩子挑不动菜担子，父亲就帮我把菜担挑到集市上或别的村子里，然后就走了，叫我负责卖菜。在集市上卖菜好办些，一般都是摆摊等人来买。到农村卖菜就复杂了，一是要转街吆喝；二是要以物易物。
先说这“吆喝”。人们都知道，卖东西要吆喝，不吆喝人家知道你是卖啥哩？可是许多人卖东西不会吆喝，一是吆喝不出口，二是不知道咋吆喝，这样就影响生意。我不但跟着父亲卖菜学会了吆喝，还会发明了吆喝。“萝卜、白菜、韭菜、葱----”，吆喝得特别顺口，我嗓门又亮，引来不少买菜的人。在吆喝中还发现，把“葱”字放在最后吆喝最顺口，效果最好。所以每逢去农村卖菜，都要看所卖的菜中有葱没有。才开始父亲不理解，问我说：“你这孩子为啥每回都要卖葱？”
我说：“有葱卖吆喝着顺口，声音大、响亮，来买的人多，没葱不好吆喝。”
父亲照着我说的一试，果然如此，便发自内心地笑了，说：“我卖了一辈子菜还没摸着这窍道，今后卖菜有人接班了。”
毕竟我还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卖菜要早晨起得很早，才能在集市上占个好摊位，有时累了一天起不来，父亲总是叫我起床，并且说“早起“三光”，晚起“三慌”，意思是说，早起有充分的准备时间，不因晚而惊慌失措，丢三忘四，才能平心静气干好事。这一“提前准备、笨鸟先飞”办事原则的启蒙教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我还经常到岭上农村去卖菜。因为我家住在岭下，土地有水灌溉，能种菜。岭上缺水，许多农户种菜少，买菜人就多，价钱也比岭下高，卖得也快。但这些农户多数缺菜不缺粮，有时买菜没钱用红薯片、小麦、鸡蛋换。这就比用钱买多了一道程序，要把红薯片、小麦这些粮食先称一下，折成价。鸡蛋是按个算的，也要折成价。可农户买菜往往不只买一种，各种菜的价钱又不一样。所以这样买一笔菜算起账来很复杂，比如红薯片多钱一斤，他拿了多少斤，价值多少钱，要买二斤白菜、三斤萝卜、半斤葱，都得把各自的价格算出来，确定菜价多少。这对一个正上初小的学生来说，真正是个最实际的考验，因为老师在课堂上出算数题，答对了给分，答错了打叉。可在真正的商品交易中，算错了，少给顾客，人家不愿意不说，还说你缺斤少两，轻则补上分量还得再赔礼道歉，重则人家把你秤折断，你还没理。给人家多了，人家不吭声，你自己得赔本，不划算。所以笔笔都得算准确，不少给顾客，自己也不吃亏。
这中间还有一个难题，就是鸡蛋换菜。有的人家不道德，看你是个小孩子好哄，就把暖过小鸡又没暖出小鸡的白蛋拿来换菜。这种白蛋毫无价值，拿回家只能扔了。我才开始也收过白蛋，这样你账算得再准也要赔钱。我细心琢磨，几经实践，摸索出了鉴别方法，就是把鸡蛋握在手中，从大、食指间的空隙中对着太阳照，如果是透明的就是好蛋，不透明的便是白蛋。如果鉴别出白蛋，为了顾及顾客面子，自己以后好做生意，我也不当面揭穿，只是对顾客说你这鸡蛋我不换。顾客明知自己的鸡蛋是白蛋，自然就不敢说啥了。这样时间长了，我到那些村子卖菜，村里人都说这孩子能着哩，认识好赖蛋，也就没人敢拿白蛋换菜了。
在鸡蛋换菜中还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按照历来习惯，菜是按斤算，鸡蛋是按个算。这样有些人就钻空子，专门挑小鸡蛋来换菜。我觉得这样不合理，卖家吃亏。我想，菜按斤算，鸡蛋也得按斤算，两不吃亏。我把这想法和父亲一说，父亲摇摇头说，鸡蛋换菜、鸡蛋换盐，自古都是按个算的，是老规矩，你按斤算买家不会愿意。我说：“老规矩是不错，但不合理，咱按斤换试试看。”
我再去卖菜，就开始用按斤的办法鸡蛋换菜了，村民们果然不接受，说多少年来都是“鸡蛋换盐，两不找钱”，你为什么用斤称。我对他们讲，做***要公平，公平是双方的，我卖菜按斤计算，你用鸡蛋换就是卖鸡蛋，也要按斤计算，这样两不吃亏。现在解放了，啥规矩都在改，这“鸡蛋换盐，两不找钱”的规矩也得改。村民们听了觉得有道理，也都慢慢接受了。
童年时期的我，不仅在卖菜这些经营活动上才能表现突出，而且也很勤奋执著，干事有责任心，干得好、学得快。那时候家里养了一头黄牛，我总是和村里别家养的牛比，要把牛养得最好，听说常喂青草牛可以上膘的经验后，每天放学回来，不用大人说，我就会主动背起箩头去割草。什么草牛爱吃，吃了上膘；什么草牛不爱吃，但也能吃；什么草牛不能吃，吃了有毒；这些我都分得一清二楚。和我一块儿去割草的同龄孩子们却不是太清楚，总是拿了草样让我识别。
放学的日子和星期天，我上山打柴。近山打柴的人多，柴少，我就和伙伴们到较远或山势险要、平时人们不常去的山上打柴。有时为了砍一片柴禾，要把绳子系在腰间，同伴拉着绳子把我系到陡壁上砍柴，非常冒险。打完柴的时候，往往累得没有一点力气，背着一大捆柴火要歇几次才能挪到家里。家里人看我背了这么一大捆柴火回家，十分心疼，我怕家人操心，编瞎话说：“今天遇住一大片好柴禾，不砍回来明天就没有了！”
麦天，麦收以后麦田里留下了许多麦茬，许多人家不要了。但麦茬是穷苦人家很好的烧柴，我在忙完自家收麦子之后，便去拾麦茬。我干活肯动脑筋，为了拾麦茬又快又好，便上到柳树上砍一根柳棍，做成一根二、三米长的长竿，前边安个铁铲，这就成了铲麦茬的特殊工具。我扛上做的特殊“武器”，来到收获过的麦田里，寻找麦子稠、麦茬高的地块，用我自制的铲子顺着麦垄铲去，一垄垄麦茬便纷纷倒在我的脚下。这说起来简单，其实技术性很高。首先要铲得直，铲得平；其次要掌握好铲子，掌握不好铲子就不下地，铲不下麦茬来。况且这活很费力气，成年人干一阵还浑身冒汗。但我不怕出力，自找苦吃。大人说我年纪小铲不了麦茬，那是大人干的活，可看到麦忙天大人们忙得不可开交，忙着收麦晒麦，犁耙地种秋，觉得自己就是要干大人的活。再一方面觉得铲麦茬有技术含量，干着有趣。自己慢慢长大了就要干大人的活。麦天一过，我家门口的麦茬就堆成一个小垛，能烧几十天。虽然我手上磨出了血泡，脸晒得黑黝黝的，但看着麦茬垛心里高兴。
十二、三岁时，我正在上学，但我利用一切机会跟父亲学庄稼活。庄稼活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有些技术活如犁地、耙地、赶车，别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有的成年人也干不好。我为了学会这些技术活，留心跟着父亲看门道。什么犁地看托头，耙地看牛头，我都牢记在心，灵活运用。在农活中耙地技术性最高，分通耙（直耙）和锁耙。耙地时往往套两犋牲畜，耙的速度相当快，耙地的人要站在耙上操作，像腾云驾雾，弄不好就要摔下来，耙从身上划过去，就要出人命的，所以耙地也带有危险性。但我人小心大又喜欢挑战，开始学耙地时为了不从耙上掉下来，我就先蹲在耙上，练熟了再站起来耙地。时间不长，我学会了通耙又学会了锁耙。但我人小身轻，压不住耙，耙地时就往耙上压个盛满了土的箩头，压力大才能把地耙平整。这样我站在耙上，手拉撇绳（用以控制牛和联结耙的绳子），挥手扬鞭，耙地如梭，常引来路人观看。
十二、三岁的我最让村里人称赞的不仅是耙地，还有赶车。那时候农户运输都是用的铁轱辘车，有的套一头牛，有的套两头牛。赶牛车要控制好牛，又要掌握好车。赶不好牛惊了，就要出事故；由于铁轱辘车制动用的是木“刹木”，制动效果不是太好，掌握不好也会出危险。所以赶车是一项技术性很高的活，会赶车的人被称为“把式”。我小小年纪学会了赶车，成了“车把式”，不但在村子附近往农田送粪拉土，还能外出运货跑长途。
那时候村里人农闲时兴跑运输，挣些运费补贴家用，我便常赶上牛车和村里的大人们结帮去20多里外的平乐镇拉砖。我第一次去平乐镇拉砖，由于路程远，路况差，还要上、下大坡，危险性很大，况且人小力薄，一个人还要把砖装到车上，拉到地方再卸下，小孩子能有那么大力气？所以村里一个人称“小诸葛”的老车把式很为我担心。他和我家关系很好，名叫丁邦，我叫他邦伯。临出发前两天，邦伯找到我的父亲说：“这么远的路，又上坡下坡，装车卸车，大人干着都很吃力，这可不是在家犁地耙地，您敢叫本立去？您也怪放心！
父亲也不忍心让儿子去冒这风险，可我觉得自己有赶车的实践，在家能赶车，出门就赶不了了？所以就和父亲再三解释，执意要去。父亲也觉得这孩子从小就胆大心细，干事心劲足，儿子想干的事一定是有把握干好的，就同意我去了。但父亲心里总是不踏实，出发前亲自检查刹车、套绳，专门为牛加草加料，反复向我交代路上要注意的事情。还让我妈给我烙了两张葱花白面油膜，路上当干粮。
就这样，我伴着鸡鸣起五更和车帮出发了。去的时候是空车，一路上很顺利。到了平乐镇砖场开始装车，大人们一次搬10块，我一次只能搬5块。我想，他们一次虽然搬的多，但只要我跑得快，他们搬一次，我搬两次，还是和他们搬得一样多。结果也是这样，别人把车装好了，我也把车装好了。同去的人都说：“这孩子腿真快！”
腿快是腿快，可我累得像散了架。车帮马上要往回赶了，为了安全，我请邦伯仔细地帮我检查了车辆，又试了试重心平衡，车帮就出发了。开始上坡了，由于是重车，上坡很吃力，但出发前牛吃得饱，有力气，很快就拉到了坡上。该下坡了，邦伯提议：“我们先下，下去以后再上来个大人帮你把车赶下去。要不你拉不住刹车，车放扑噜咋办？”
我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紧，咱一起下，来时空车下坡我已经试过，保管没问题。”
邦伯还是不放心，就让我的车走在最前面，他在后面好招呼。谁知我赶上车，顺顺当当地下了坡。邦伯高兴地说：“有智谋不在年老少，这孩子天生的就能！”
就这样，我赶车跑了第一次运输，第一次为家里挣回了“外快”。从此，我不知多少次跟着村里的车帮拉砖、跑运输，挣了钱，又受到了锻炼。以后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队里买了一辆胶轮大车还买了一匹瞎眼马驾辕，两匹骡子拉梢，全社有二十来个男劳动力。但这些男劳动力中只有3个人能赶3驾马车，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当时13岁，还不算劳动力。奶奶和父亲都说：“只要本立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从小看大。”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通过始自童年的这些社会、经济活动的参与和实践，大大增加了我的独立思考、独立工作的自觉性、创造性和不畏艰难的吃苦精神，在我年幼的心灵里埋下了茁壮的幼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甚至影响了我的一生。在之后几十年间，我担任了公社武装部长、党委书记、县委书记、烟草局长、卷烟厂厂长等重要领导工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心中这些幼芽长成了大树，枝繁叶茂结实累累。这也造就了我执著敬业，不怕吃苦，肯动脑筋，开拓创新，勇于改革的性格，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我敢想敢干。所以不管在何岗位上，都能有所创新，干出一流的工作：抓经济得心应手，促发展如鱼得水，正像奶奶预言的那样，“没有俺本立干不成的事”。
四、求学生涯
年，正在学生时期的我已经是一个在农活上拿得起放得下的“整劳力”了，那时才刚满13岁。我清楚地记得那又是一个繁忙的麦天，学校里放了麦假，我和大人们一起为农业合作社收完了麦子。麦收结束了，我整好了作业、课本，准备去学校报到，因为马上就要考初中了。但就在这时，父亲做出了一个令我想不到的决定。
那一天天气格外烦躁，我看见父亲不知在院子里转了多少趟，以为是在为村里的事犯愁。我正在整理上学用的东西，父亲向我走来了。父亲蹲在我面前看了许久，终于说：“咱是村干部，公事忙，家里没人干活不行，咱不上学了吧！”
我突然愣住了，好像听错了似地望着父亲，父亲又把他的话喃喃地重复了一遍。我马上意识到我的学生生涯结束了，因为我知道父亲对村里事务热心、积极、公平，事事走在前头，好事让给别人，困难自己担着。我也知道，父亲的决定一定是经过再三考虑的，自己不能拗着父亲。我家祖辈都是农家传承，即是让子弟上学，也只是让我们认识自己、明白事理，将来能继承且耕且读的家风，做一个诚朴有知识的农民而已，根本没想过要把读书作为走上上层社会的台阶。所以像我这样上到初小、高小辍学者众多。但是那一时间我非常难过，强忍着泪水没让它流出来，对父亲点了点头。父亲离开了，我的泪水夺眶而出。从此要离开学校，离开老师和同学，往日学校生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我6岁时开始在本村圪?坡小学读书，启蒙老师是一位女教师，因为她很喜欢我，手把手地教我一、二、三、四、五，人、手、刀、尺、寸……我的记性好，比别的同学学得快，老师总是经常表扬我。课间的时候做游戏，老师总要让我背几首童谣，或者让我唱一段梆子戏。我毫不怯场，“一人一马一杆***……”，亮开喉咙就唱。尽管没有乐器伴奏，有时又走腔跑调，但那时候的教育水平和孩子们的文化程度都低，我的表现绝对是相当出色了。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土地改革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有些地主恶霸、伪政人员过去抓丁拉夫，打骂、欺辱百姓，甚至强奸、抢劫，逼得有的人家家破人亡，民愤很大。农会除了对他们的财产进行清算外，还召开大会，组织贫下中农对民愤极大的地主、恶霸进行斗争，让翻身农民和受害者有苦诉苦，有冤申冤。在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上，许多受害人的血泪控诉，极大的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阶级同情心和革命斗志，形成了斗地主、斗恶霸的土地改革高潮，所以学校也经常组织小学生参加斗争会。因为父亲是农会干部，我受到了熏陶，也积极和同学们参加斗争大会。
在一次斗争地主、恶霸的大会上，受害人一字一滴泪、一字一滴血的控诉，使群众对地主、恶霸的暴行更加愤恨，一时间群情激愤。我深受感染，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举起小手高呼口号：“地主打不倒，日子过不好！”“有仇报仇，有冤申冤！”“血债要用血来还！”……我愤怒的口号声引起大家的共鸣，大家也跟着高喊口号，会场上形成愤怒的海洋，斗争大会开得十分成功。这时候大家对我投来惊异和赞许的目光，不少人在传着：“他叫本立，是农会主席家的孩子！”
我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出了名，在四邻八村，我和父亲有了“老子英雄儿好汉”的美名。说我是“好汉”并不准确，恰当地说，应该是具有正义感，初显了对政治感兴趣的萌芽，积极向上的好学生。在学校里，我还是各种活动的骨干，文艺演出，秧歌队、花棍队、歌咏队、说快板，都离不了我。参加社会上的斗争大会，老师把写好的口号交给我，让我在大会上领呼口号。全区学生过节日集中活动，各个学校相互竞赛唱歌，大家推选我当拉拉队长，挑战别的学校。年秋天，我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孟津五小，参加了少年先锋队，被选为分队长。
当时刚解放不久，在校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我所在的五年级中，十二、三岁就是最小的学生，最大的有十八、九岁，有的已经结过婚了。我在班里的学习成绩不是很好属中上等水平，而且偏科，数学不好，语文、历史好，也喜欢写作文，看课外书。由于我在班里事事走在前头，又有组织能力，上六年级时我被同学们选为班长。
当时上学是非常艰苦的，那种艰苦，现在的年轻人根本想象不到。因为刚解放不久，乡里只有初小，区里有几所中心小学，所以我上高小要到离家四、五里地的老孟津县城五小。因为离家远，中午不能回去吃饭，上学时捎点馍，大多是红薯面馍，玉米面馍就算最好的。红薯面馍和玉米面馍一干很难下咽，开饭时学校的伙房就烧一锅开水，学生排队去打。如果去得晚，开水就没有了，只好喝凉水就馍。有时候大人给一毛钱让在饭店吃一顿素汤面，那就算是改善生活了。这样在热天还能将就，到了冬天，教室里没取暖设施，喝凉水吃凉馍，又穿得单薄，冻得直打哆嗦，雨雪天就更难受了。
热天如果下雨了，就赤脚上学，现在的学生对赤脚上学一定觉得好奇，但那时却是很平常的。那时候冬天的雪比现在多，下得也比现在大，一场雪从开始落雪到融化至少得十天八天。当时又都是土路，雪一融化路上全是泥泞，没钱买胶鞋，只有穿手工做的棉布鞋。穿棉布鞋上学，走不到学校鞋就湿透了，这样一天就要穿着又冰又凉的棉布鞋，加上喝冷水吃冷漠，那滋味可想而知。为了不穿湿鞋，我们索性一出家门就把鞋、袜脱掉，拿在手里，脚踏进冰冷的泥雪中，那真叫冷得刺骨。为了减少挨冻时间，我和本村的同学黑子、松法们都是一路跑步到学校。即使这样，等赶到学校两只脚也冻成“红萝卜”了，麻木得不知道疼。教室里没有火烤，只好用旧纸把泥雪擦一擦，穿上带着的干袜子、干鞋，这一天就暖和多了。
学生生活虽然苦，可也有欢乐，学校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我和村里的步中海、李松法（大名少贤）、丁黑子（大名丁义祥）关系最好，一起上学，一起拾柴，一起玩耍。他们几个都比我大一、两岁，其中步中海身强力壮，是我们的头目。年轻学生不免淘气，有时候也和别的同学发生纠纷，往往这时候步中海往前边一站，喝道：“咋，想打架？”我们在一旁也咋咋呼呼，对方一看不是对手，只好让步。
弄不好也会遇到对手，潘沟村有一个学生叫潘二套，也长得膀大腰圆，很有气力，是他们村里的孩子头，和步中海旗鼓相当。有一次我和潘二套村的几个学生闹矛盾，互不相让、僵持不下。潘二套说：“不服气找个地方，谁打败了谁投降！”我们也不示弱，步中海说：“你们说去哪里打就去哪里打，你们说咋打就咋打！”于是双方约定决一胜负。
当天中午放学后，双方到达约定地点，由步中海和潘二套代表双方出战。结果是潘二套把步中海放倒在地，步中海跳起来又打了潘二套两拳，实际是不分胜负，但双方都吆喝着自己胜利了。自从这次“决斗”发生以后，步中海和潘二套在学校里名声大震。我们一遇到有同学欺侮，就吓唬说：“咋！想叫步中海来收拾你的吧！”
放假期间我们都爱玩游戏，游戏名堂也特别多，例如纳小石子、用泥巴捏窝窝，上树掏鸟蛋，到坡上捉松鼠更是常事。看了马戏团的表演后，就学着下腰、拿大顶，脚倒挂在树上练倒挂金钩。星期日或放假天，我们结伴拾柴，拾完柴便要做游戏。最经常玩的是上到一棵大柿树上“摸树猴儿”，一个人被蒙上眼睛当“摸家”，其余的人躲在树枝间被“摸家”摸，“摸家”不管摸住谁就算赢，被摸住的人再当“摸家”，周而复始。
这种游戏十分有趣，而且气氛紧张，特别是“摸家”就要得手的时候，快要被摸住的人就拼命往树枝高处躲；而“摸家”断定这根树枝上有人，就顺着树枝往上摸，上边的人只好再往树梢上爬，“摸家”便穷追不舍。胆小的人怕把树枝压断掉下树来，就“投降”认输，胆大的硬是往不敢上的树枝上躲，有时会把树枝压断掉下树来，所以这种游戏也很危险。
但孩子毕竟贪玩，玩起来就不知道危险。有一次我和步中海他们4个人到梁家井上玩，井上有一水车铁轮子，我们就坐在铁轮子上转着玩。正转得高兴，我一不小心从铁轮子上掉了下去，幸亏我在掉下去那一瞬间抓住了铁轮子的一根撑。那井水有几丈深，假如掉下来就会落到井里，后果不敢想象，从此我再也不敢玩这样危险的游戏了。
晚上我们也不消停，总要纠集一些孩子玩“藏猫虎”（捉迷藏），一方为藏家，一方为找家。藏家藏好后说“吭啦”！找家就开始找藏起来的人，找到了就为赢，找不到为输。每年八月十五，我们还用做饭烧过的煤渣垒成“塔硫璃”，再偷些谷草点火去烧，一边烧一边往塔上撒硫黄，硫黄燃烧起来就变成了五彩烟火，那情景成了我这辈子美好的回忆。
孩子们也常常闹些恶作剧。我在上二、三年级的时候，我们村云法哥家种的南瓜不知被谁弄烂了，云法哥不知听谁说是黑子干的，就找黑子的父亲元德哥告状。元德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黑子打了一顿，黑子觉得憋气，找我诉说冤枉，说非找云法家说事不行。我说：“你找找咋着？打到你身上了，你能揭下来？”我就给他讲了一个听来的故事：“有一个孩子在别人家的南瓜上挖下一块，把里边掏空后把大便拉进去，然后再把挖下的一块盖上去，等南瓜长成时，挖下来的这一块又和南瓜长在一起了。南瓜长熟了，这家摘了南瓜回去放在案板上一切，结果里边的大便流了一案板。----哈哈……”过了些时候，云法哥家的一个南瓜成熟了，云法嫂子切南瓜时也是臭水流了一案板，气得直骂街。我和黑子听了吓得大气也不敢出，暗地里却偷着乐，黑子更高兴，觉得出了冤枉气。可这事到底是谁干的？
我在学校里还自学拉板胡。有一次我去姐姐家串亲戚，见姐夫屋里挂了一个板胡，试着拉了一下感觉很好就想要，姐夫便把板胡送给了我。那时我还不懂乐理，只知道、、、、、、，也不会按曲子拉，完全是自己琢磨着拉。刚开始拉，母亲说：“你拉出来的声音像杀鸡一样，难听死了。”但我就有这股心劲儿，还是一个劲地练，奶奶出于对我的宠爱，说我拉得很好听，鼓励我继续拉下去。上高小时的班主任张书良老师会拉板胡，音乐老师韩朝钧也懂板胡，同姓侄儿丁厚还粗通乐理，他们见我这么热衷拉板胡都耐心指导我，使得我拉板胡的技巧有了很大进步。我学拉的第一首曲子是《东方红》，练久了好多歌曲都会拉，以后又学会了拉豫剧慢板、流水等曲调。学会了拉板胡我又学吹笛子，也吹得像模像样。
我的这些爱好以后都派上了用场。在孟津县委当通讯员、文印员时，有一位叫郭发科的干部会吹笙，文印室的杨娥姣会唱豫剧，业余时间我拉她唱，给县委机关增添了不少热闹。“文革”时期机关组织文艺宣传队，我成了队里的骨干。在宜阳当县委书记时，每年春节、元宵节都要组织民乐比赛，我偶尔也拿起板胡配合农民乐队演奏一曲。台下的群众看我还有这一手都感到很惊讶，同志们也为县委书记和大家同台演出感到兴奋，我还特意留了一张“与民同乐”的照片，心里很是欣慰。
回想起这些，我更加对校园恋恋不舍，但父亲让我回家务农自有他的道理，干农活不仅大有学问其中也不乏乐趣。最后，我相信自己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个样儿来，所以就服从了父亲的安排，从此辍学务农。
我虽然不上学了，却一直没有放弃学习。我们村里有个同姓哥哥叫丁守卿，排行第六，我称他六哥。他原先是国家干部，曾在陕西省咸阳市花纱布公司工作，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运动被下放回家。他在村里算是见多识广的人，有一定文化程度，有政治头脑又热心公益事业，对社会活动非常热心，人也很善良。村里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他是积极分子，全社牲畜集中喂养没房子，他把自家的房子腾出来，也不要报酬。他很喜欢我，教我写作文，记日记，并且给我批改，还经常给我讲一些大事的道理，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
我特别爱看书，为了能够多看书，辍学后还和县文化图书馆联系，当他们的义务图书员，又建立了流动图书馆，自任“馆长”。我从县文化图书馆领回几箱图书，借给村民阅读，自己更是如饥似渴地读，读完再去换几箱，直到我参加工作才把义务图书员辞了。这一段我看了很多书，学到很多我感兴趣的知识，对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知识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这以后，虽然我离开学校参加了农业劳动，学习却仍在继续，从而掌握了不少文化知识，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古话说近朱者赤，由于长期受父亲的影响，我经常参加村里的政治、社会活动，成了一名上进好学的积极分子，岁便加入了青年团。
五、牧羊少年
在古都洛阳，很多人知道我是县委书记，是洛阳市烟草专卖局局长，是洛阳市烟草公司经理，是洛阳卷烟厂的书记兼厂长。可谁曾知道，我这位“县太爷”、洛阳烟草“总管”曾经是一个放羊娃？
那是年春节前。我有位本村哥哥叫丁俊德，是新中国成立后陆村乡的第一任农会主席，我的父亲是副主席。因为住的是对门，又都是农会干部，所以他们关系很好，经常互相串门，后来丁俊德调到城关供销合作社当主任，我父亲接他的班当了主席。俊德哥有一天回家，又到我家串门，忽然扯到一件事。说是供销社食堂买了一群羊，杀到最后留下30多只怀着羊羔的母羊，厨师们说干“秦行”（屠宰牲畜）的有个规矩，一刀不伤二命，怀羔的羊不能杀。他想把这些羊赶回来让农业社放着，等羊下了羔，断了奶，再把老羊还给供销社。他说：“玉柱叔，常言说七十二行，除了做贼就是放羊，攒羊粪可以上地，剪羊毛可以卖钱，咱这羊又都能下羊羔，这可真是无本万利啊！你们干不干？”
说这话的时候我也在场，我一听不等爹表态就接腔说：“这是件大好事，干！咋不干？”
父亲却有些犹豫，他说好事是好事，可话说回来，那么一大群羊，都是张嘴货，要吃要喝要去放，谁会放羊？我立马说：“我去放！”
父亲见我积极性很高，他知道儿子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和办事的灵性，后就决定把这事接了下来。于是，我去城关供销社把30多只怀羊羔的母羊赶了回来。这群30多只的羊，有山羊，也有绵羊，由于缺乏管理，又值冬天，都饿得皮包骨头。
羊是赶回来了，可问题接踵而来：30多只的一大群羊，我一个人放不了，还得再配一个人。可前后换了五、六个人，他们都不愿干。一是放羊太捆人，不论刮风下雨，春夏秋冬，逢年过节，每天都得放羊，一天也不能离开羊群。二是放养太累人，放的时候得跟着羊跑，晴天一身汗，下雨两脚泥。把羊赶回羊圈还得担水饮羊、剪羊毛、出羊圈、给羊看病。冬天大雪封山，得往羊圈里抱草喂羊。再说不光是累，成天和羊打交道，浑身都是膻味。这样大人不愿干，小孩嫌放羊报酬低，按天记工，每天才6个工分，不划算。
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情绪也受了影响，一度产生了动摇。但我的性格和别人不一样，一是干啥都有兴趣，干一行爱一行；二是事业心强，放了一段羊就和羊有了感情，一天不见就丢魂似的；三是我有成就感、责任心，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认为合作社把一群羊交给自己，自己就要把一小群羊变成一大群羊，为社里增加财富。所以我不管别人咋着，自己仍然像司令一样领着羊群，威威武武，神神气气，越干劲头越足。此外，我每干一件事都非常用心，要想方设法把它干好，这也是我的个性特点。
过去我从没放过羊，接住羊群以后，一方面在实践中摸羊的脾气，一方面向外村的老羊倌取经，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为了放好羊，每逢和别的羊群一块放牧时，我就细心留意讨教，还到过离家多里地的偃师丁门口村向老羊倌拜师取经。
当时做羊倌的人大多没文化、家里穷，所以社会地位低。一旦有我这么一个精干的高小生（在当时农村高小毕业生就算是“秀才”了）加入羊倌行列，父亲又是很有名的村党支部书记，羊倌们都觉得提高了他们的地位。再加上我年龄小，有文化，谦虚懂礼貌，所以羊倌们都喜欢我，都毫无保留地把几十年的放羊经验传授给我。我是个用心做事的人，在学习老羊倌们经验的同时，又找了许多有关养羊的书潜心学习。这样一来，我不但很快学会了一般传统的养羊放牧知识，还在继承老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了好多牧羊的新方法。例如我把几十只羊都编号、命名，根据羊的特点分别把它们命名为红圈、黑山、红山、大角、小尾巴等等。
我还把羊训练得会听人指挥。放羊不能让羊吃庄稼，这是规矩，也是道德问题；但羊毕竟是畜生，你说不让它吃它就不吃？相反，羊见了庄稼往往拼命抢着吃。可我琢磨着羊也有灵性，要不你给它起个名字它咋能听懂？于是我平时在放牧中就注意训练它们，让羊领会人的意图，时间长了，这群羊在我跟前就像一群小学生，叫它们咋着它们就咋着。假如路过一块庄稼地，我让平时训练出来的头羊在前边领路，自己喊着“溜！溜！溜！”，后边的羊就会一个跟着一个低着头按顺序往前走。如果哪只羊抬头或想偷吃庄稼，我只要一点这只羊的名字，这只羊立马就会低下头，老老实实走路。如果有的羊稍不听说，我手里拿的料姜石便甩了出去，保证准确无误地打中那只羊。
我在放羊实践中还练就了一项绝活，就是能准确查出正在边走边吃草的羊群有多少只羊，连老羊倌看了都心服口服。此外，我还学会了给羊防疫、打针、看病、剪毛。对于这些摸索出来的经验，我并不单纯只用在牧羊过程中，还要总结出一些心得，每有一点收获，我都认真用文字记录下来。我还用一个本子记下了每天的放牧情况，当了一年多时间的小羊倌，写下了一本《牧羊记》。参加工作以后，我每天都要写日记，大概就是在牧羊时养成的习惯。
接过羊群1个月后，我的日记本上就写明：共只羊，其中有母羊只怀孕。在我的精心放牧下，这只母羊产羔30多只，有的羊下了双羔。
羊头一次产羔，还闹出个笑话。有一天我把羊赶出到村边放牧，忽然看到一只黑山羊屁股后面掉出一疙瘩。我过去哪里见过这现象？吓了一大跳，忙让和我一起放羊的另一个孩子看，那个孩子也吓了一大跳，两个人慌得不知所措。这时刚好一个同姓的嫂子走过来了，我忙对她说：“嫂子，你看看这只黑山羊是咋了？”
嫂子一看，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这傻蛋，羊下羊羔了！”并开玩笑说：“你该当爹了！”我听说是羊下羔了，高兴得不得了，可自己不会给羊接生呀！便拉住这位嫂子不让她走，说：“生羊和生小孩一样吧，你有经验，得教我帮母羊把小羊羔生下来！”
这位嫂子也是热心肠，忙指挥着给黑山羊接生。哈！还真行，没多久第一只羊羔就生下来了，接着又生了第二只。头一次给羊接生就是双羔，我高兴极了，又央求嫂子回去给烧一锅米汤，让老母羊喝。就这样，我在实践中学会了接羔，并且精心护理，在严冬也能保证羊羔健康成活，一只只都活蹦乱跳。渐渐地，我成了放羊能手，随着我的名声越来越大，不少人家纷纷把自己的羊送到我的羊群里饲养。
我的家乡在养羊方面有个老习俗，就是“拢羊群”。因为不少农户都有养羊的习惯，但每家每户大多只是养一、两只，属散养。俗话说，放羊不成群，也得搭个人。许多人家为了节省劳动力，也图个方便，便把自家的羊送到别家的羊群里代养。久而久之便出现了专门放养的人，他们自己买一只种羊，周围老百姓把自家的羊送去委托放牧，就集成了羊群，这就叫“拢羊群”。羊群拢起来之后，放羊的人以剪羊毛、积羊粪为利润。母羊放牧、配种都是不收费的，谁家的羊产羔了，都归羊主人家所得。
但有些放羊的为了多得利，常常偷换老百姓送来的羊，就是把自家不太好的羊换***家送来的好羊。因为羊每天都在成长，时间长了羊主人也认不得自家的羊了，放羊的就利用这种现象换羊牟利。为了打消委托人的疑虑，我就当着他的面把送来的羊用他孩子的名字给羊起名，以后谁家若来看自己的羊，一叫自家孩子的名字，他家的羊就会从群里跑出来。我用这种独特的识别方法，使自己的羊群信誉越来越高，送羊让我代养的人家也越来越多。我并不是想用这种方法和别的羊群竞争，只觉得不管干什么都要诚实、讲信誉。我在放羊时养成的诚信负责的品质，贯穿了我的一生，也是我干什么事都能成功的“秘诀”之一。
年月，我给供销社放的羊所产的羔断奶了，供销社的人来看羊，见到一只只羊都膘满体壮，高兴得不得了。我却在心里说要感谢供销社，若是没有供销社这群羊，我就学不到养羊技术，也挣不了那么多工分。供销社丁俊德主任说：“要说感谢我们还真得谢你哩！你放这多只羊，膘肥体壮增加了体重能多杀肉不说，又省了我们放羊、喂羊的工资和草料钱，你为供销社做了大贡献哩！”
我听了大受启发，心中暗想，人家做生意的就是做生意的，自己光想着自己划算，原来供销社更划算。这真是各算各的账，各挣各的利！我无意中又学到了一套“生意经”，这套“生意经”对我是个价值法则的启蒙教育，有着深远的影响。
年月日，我被选中到中心乡当通讯员。就要参加工作了，但我对自己白手起家、为生产队放牧和繁殖壮大起来的羊群依然恋恋不舍。去报到的头一天，我早早地起了床，又把羊群赶出去放了一次，一只只地摸着红圈、黑山、红山、大角、小尾巴……心里默默地说着“再见了”。接替放羊的人来了，我一只一只地向他交接，生产队的羊共有只，农户送来多只，总共多只，已形成为中等羊群。在那时候，羊群量达到这样的规模，没有年的时间是绝对办不到的，然而我一个才十几岁的孩子，却办到了。
公元年的月日，我告别了牧羊生活，离开了我一手拢起来的心爱的羊群，翻开了我人生的崭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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