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国的十大考古发现是：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和大墓遗址、西藏拉萨曲贡遗址、河南殷墟花园庄商代甲骨窖藏 、河北定州商代方国贵族墓葬、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矿冶遗址、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虢仲墓、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 、河南永城芒砀山汉梁孝王王后墓、黑龙江渤海国王陵区大型石室壁画墓。

丁公遗址位于邹平县苑城镇丁公村东，遗址总面积近24万平方米，时代为距今年前后。丁公遗址以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存最为丰富和重要。

遗址内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墙宽25米左右。城墙以内部分东西约310米，南北约350米，面积10.5 平方米。城外有宽30-40米的壕沟，最深处低于城内地面3米以上。城内发现房屋基址近百座，其中既有面积超过50平方米的大型房屋，也有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此外，还发现墓葬六十余座及陶窑、水井等重要遗迹。出土各类遗物标本五千余件，其中一件为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丁公龙山文化城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浙江省余杭瓶窑镇汇观山遗址发掘，发现一处较为完整的良渚文化祭坛，是目前所发现的良渚文化规模最大

的祭祀遗址，总面积近1600平方米。祭坛西南部还发现一座棺椁齐备、随葬品丰富的大墓，这座墓也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墓葬中墓穴规模最大的一座。

曲贡遗址总面积5000平方米，发掘出了一些墓葬和灰坑，墓葬有石棺，葬式为屈肢葬。出土了1万多件文化遗物和大量兽骨，以打制石器数量最多，也有少量精美的磨制石器和玉器，以及极少的细石器。磨制石器有石刀、石斧、石钵、石铲、石磨等；骨器也有很多，以骨锥、骨针、骨簇为主，有一枚骨针，针尖开小孔为针鼻，类似近代缝纫机针。装饰品主要有骨笄、陶耳附、陶环和石环等，多是用于头部的饰物

。出土了大量陶片，陶器均为手制。陶色以灰色为主，其次为表面磨光的黑色或红褐色陶。纹饰非常丰富，以刻划纹为主，也有锥刺纹、锯齿纹、弦纹等。曲贡遗址下层中还出土了一枚铜镞，铜镞呈扁平形，经鉴定原料为冶炼所得，表明当时青藏高原的先民已经开始跨入青铜时代，距今约为4000－5000年。

发现856片甲骨，其中龟甲骨839片，刻辞甲骨170片。甲骨以大版卜骨居多，完整卜甲300多版，上刻卜辞的整甲90多版。

这批甲骨时代教早，属殷墟文化第一期，刻辞内容集中，主要涉及祭祀、田猎等方面；字体细小、工整、秀丽，与属武丁时代的“午组”、“子组”卜辞有相似之处。它的发现，对研究甲骨文分期及“非王卜辞”及商代历史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定州商代墓葬共发掘42座。墓葬均为口小底大的覆斗式土坑竖穴墓。普遍有熟土二层台，分东西两区，埋葬

和布局规整有序，随葬品以具有明显地方特点青铜器为主，有独特的徽号式铭文，不见或少见陶器。墓葬时代约相当于商代晚期至西周初期。它的发展，将会推动商代晚期历史、商王朝与北部方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铜岭铜矿遗址是近年中国境内发现的一处重要采铜炼铜遗存，

其采冶时代从商代中期延至战国早期，所揭示的遗迹有露采坑、矿井、巷道、选矿场、工棚等百余处，铜、石、竹、木、陶质采矿工具和生活用器数百件 ，其年代之早、保存之好、内涵之丰富，为古代矿冶遗存所罕见，它是我国冶金考古和青铜文化研究的重大发现与突破。

虢仲墓属第八组，位于北区，共出土文物3600多件（套），是虢国墓地墓葬最多、级别最高的一组，其所出土文物不仅数量多、品种全，而且有不少填补了我国周***古空白。从众多出土青铜器铭文来看，墓主人虢仲是虢国的一代国君

。其入葬年代在西周晚期历、宣之际。出土的玉器，数量之多，品种之全，工艺之精，玉质之好，在周***古中是罕见的。

甘肃敦煌汉悬泉置遗址面积2400平方米，发掘出15000余枚汉简和17650件各类实物。悬泉置遗址是一座方形小城堡，门朝东，四周为高大的院墙，

边长50米，西南角设突出坞体的角楼。坞墙系用长、宽、厚约40、20、11厘米的土坯垒砌而成。坞内依西壁、北壁建有不同时期的土坯墙体平房3组12间（内含一个套间），为住宿区；东、北侧为办公区房舍；西南角、北部有马厩3间；坞外西南部建有一组长约 50米，呈南北向的马厩3间。坞外西部为废物堆积区。

梁孝王王后墓长2l0米，其墓道与梁孝王墓相对，有两个墓道，长约80米，南北宽5.5米；34个侧室及回廊，墓室内平面面积1.6万平方米，容积约为6500立方米，规模之宏伟，形制之复杂，是迄今国内发现的最大石室陵墓。

墓室顶部有大型彩色壁画—— 《四神云气图》：中部一条7米长巨龙飞腾，东朱雀，西白虎，四周由怪兽、灵芝及云气纹图案装饰。壁画从主墓室顶部的西端起，向东延伸有丈余，总面积达30 平方米，填补了我国西汉时期壁画的空白。这幅壁画为“历史最悠久、篇幅最宏大、保存最完整、艺术价值最高”的稀世珍宝，比敦煌壁画要早600多年，被称为 “敦煌之前的敦煌”。

梁孝王王后墓所体现的文化思想、形制格局，既是一个强盛的

王国的历史见证，也是汉王朝的文化、哲学、政治意识的缩影，是迄今为止全国发现的西汉时期遗存的最大的石崖陵墓。其发掘的墓道、甬道内的封石多达4000多块，且每块封石上刻有该石摆放的位置、编号、石工姓名、干支纪年等，对研究西汉的立法制度、书法艺术、古文字演变等，是不可多得的珍宝。

渤海国王陵整座墓室长约390厘米、宽约330厘米、高约245厘米，墓室内摆放着十余具骨骼，为多人合葬。

壁画内容可分为花卉和人物两类，花卉基本形式为二方连续的团花，图案美观，色泽艳丽。墓室四壁及甬道两侧为人物形象，多已剥落，但人物的姿态与服饰仍依稀可辨，墓室四壁人物多为女性，面部丰腴，颇具唐风，甬道南端东西两壁的人物为武士形象，造型生动、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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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因而给考古工作赋予极其丰富的内涵。在千百年来的考古历程中，曾经有过很多重大的考古发现。1999年，我国的十大考古发现是：江苏江阴高城墩遗址、河南焦作府城商代早期遗址、湖南虎溪一号汉墓、云南昆明羊甫头墓地、吉林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辽宁桓仁五女山山城遗址、山西太原虞弘墓、安徽淮北柳孜隋唐大运河遗址、河北元中都遗址、四川成都水井街酒坊遗址。

1999年十大考古发现

江阴高城墩遗址是良渚时期又一处规模大、

有严谨的布局规划和严格建筑方法的高台墓地。已发掘面积 1000平方米，1999年的发掘清理了13座大、中型良渚文化早中期墓葬，出土琮、璧、钺、锥形器、珠、管等玉器155件（组）以及石器、陶器等。在目前已清理的400平方米墓地范围内，墓葬呈人字形向西北、东北方向排列。墓葬大都有棺椁类葬具，发掘时找到了清晰的棺、椁板灰及木纹的痕迹，搞清了棺椁的结构以及椁与墓坑的关系。该遗址的特点是内涵新，墓葬规模大，13号墓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发现的墓坑最大且葬具结构保存较好的一座大墓。其规模和随葬品表明墓主的地位可能较高，这种随葬玉器等级较高而数量不多的墓葬，可能代表着良渚文化的另一类型。高城墩遗址所在的苏南地区是环太湖文化圈中十分重要的地区，该遗址的发现表明苏南地区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可能代表着与宁镇地区、上海福泉山一带地位相若的另一个中心。

发掘面积约1700平方米，

在府城遗址中部发现商代早期城址、夯土基址、房基等文化遗存。城址平面为方形，西城墙现存高度约2米、长300米，宽4-8米，北墙保存长度约300米，高度约2-3米。东墙复原长度约300米。南墙仅有地下部分的基槽。城墙的建筑方法是先挖基槽。基槽宽约15米、深0．9米，然后加板夯筑而成。城址内共发现四处夯土基址，且互有叠压打破关系。一号夯土基址位于整个城北的东北部，平面为长方形，南北长70米，东西宽40米，分南北两个院落，中间有正殿。二号基址为长方形，地面式建筑，基槽内的夯土是用十分纯净的浅***生土夯砸而成，居住面面上铺有一层***含有料礓石粒的土层。三号基址平面为长方形，用黄红色土夯砸而成。一、二、三号基址下叠压二里头时期的文化层，出土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圜底深腹罐、圆腹罐、深腹罐、捏口罐、大口尊等器物与二里头文化同类器形体特征接近。府城商代早期城址是河南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对于研究河南商代早期文化，探讨当时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该墓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后，

湖南地区第二座未被盗掘的王侯墓，是湖南西汉考古的又一重要发现。该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带斜坡墓道，有南北两耳室，棺椁结构基本完好。墓室由主墓室和外藏棺椁组成。随葬品主要放置在四厢及内棺、外藏棺，共出土漆木器、陶器、铜镜、玉印章、玉璧等近500余件，竹简近千支。器物制作较为精致，有大量针刻花纹图案。竹简文字清晰可辨，字体秀美，保存完好。内容有图书、刑德、黄籍、“美食方”四大类。以黄籍和“美食方”最为重要。黄籍记载了沅陵侯国所属各乡的户口人数和分次调查统计的变化及变化原因，为研究西汉前期侯国的户籍档案制度提供了重要材料；“美食方”记载了加工各种食物的选料和加工方法，填补了古籍中有关古代食物制作流程记载的空白。墓主人吴阳，系长沙王吴臣之子，为第一代沅陵侯，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受封，死于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在位25年，该墓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墓地规模宏大，总面积4万余平方米，发掘面积10700平方米

，清理滇文化墓葬488座，东汉时期墓葬36座。滇文化墓葬分大、中、小三种，均为竖穴土坑墓，多数有腰坑，部分有脚窝，生、熟土二层台。大、中型墓均有棺椁。葬俗多而奇特，叠葬最多达五层，另有合葬、丛葬及殉葬。随葬品有青铜工具、兵器、农具和大量漆木器、玉石器、金银器等4000余件，特别是M113出土的大量完整的漆木柄兵器、工具、农具和一组造型各异的漆木雕，色彩鲜艳、保存完好，为云南地区首次出土，填补了云南出土文物中漆木器的空白，极大地丰富了滇文化的内涵，也为研究农具和兵器的木柄如何与金属头***成一体增加了实物依据。该墓地时代跨度较大，清楚地显示了滇文化逐渐被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为研究滇池区域民族文化及中原文化对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依据。

遗址发掘面积6000余平方米，

文化堆积厚，分别相当于新石器、商周、春秋战国、西汉、魏晋及明代。其墓葬非常有特色，分为土坑墓、土坑石椁墓、土坑石椁石棺墓、大盖石墓、大盖石积石墓、积石墓、阶坛积石墓等7种，还发现了以女性为主体的40余人的合葬墓。虽然分期上仍有缺环，但基本建立了从石板墓到积石墓比较清楚的序列，能看出前后传承。其中积石墓、阶坛积石墓反映出高句丽时期的一种特殊葬俗，此次发掘区分出的6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分别代表了6种新的文化类型：具有明确层位关系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在吉林南部系首次发现：二期青铜时代陶鬲的发现，纠正了鸭绿江中上游地区不使用陶鬲的这一传统看法：三期铜短剑和铸范的出土，表明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区域已存在自己的铸造业；四期环山围沟表明西汉时期该遗址是一个大型村落，推测应为高句丽早期的土着遗存；五期高句丽中晚期土着遗存，其陶器融合了中原与土着文化的特征，该遗址的分期工作把高句丽文化与本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联系起来，将为东北亚青铜时代及高句丽遗存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调查并部分发掘了面积约50万平方米的靴形山城

，山城基本利用天然悬崖峭壁作屏障，仅在山势稍缓处用石材筑墙封堵。墙体采用逐层错缝垒筑的方法。城设三门，城内分山上、山下两部分，山上部分清理出?望台、蓄水池、大型建筑址、兵营式建筑群址等遗迹，以及新石器时代晚期、春秋战国、两汉、魏晋、辽金五个时期的文化遗存，获得陶、石、瓷、铜、铁等各类文物1000余件。经过发掘，基本搞清了山城的范围、布局与结构；掌握了高句丽早期山城的建筑特点和施工方法，为推断五女山山城可能是高句丽建国之初的都城--纥升骨城提供了重要依据，在东北地区属新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特别是一批高句丽早期遗迹遗物的发现，为将这一地区的高句丽文化向前推提供了新资料，也为桓仁地区古文化年代序列的建立、文化谱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

墓葬为砖砌单室墓，带斜坡墓道，墓室平面呈弧边方形，

残存汉白玉石椁、八角形汉白玉石柱、石雕供养人头像等。石椁呈仿木结构的建筑形式，由椁座、椁壁、椁顶三部分组成，特别珍贵的是，在椁座和椁壁四周，雕刻有内容丰富的浮雕图案，且施以彩绘或描金。图中人物、服饰、器皿及花鸟等纹饰带有强烈的中亚民族文化色彩。该墓是迄今为止中原发现的唯一经过科学发掘，又有准确纪年的反映中亚文化的考古资料，内容丰富，保存完整。对研究北朝、隋代中西文化交流、丝绸之路和晋阳城的历史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揭示面积900平方米，在大运河故道南侧发现8艘唐代沉船和宋代石建筑码头一座。1999年重点发掘了 3艘沉船，1号沉船为木板结构，平面呈长方形，

船底板和尾部保存较好，尾舵完整。尾舱横梁上有3个格档，放入舵柄可改变航向。2号船为一整棵大木雕凿而成的独木舟，3号船仅存半个帮板和与其相连的一段底板，在运河内发现如此多沉船尚属首次。石块建筑码头位于运河南侧，顺河道而建，为长方形立体建筑，其东西两侧均用夯土护堤，是一座货运码头。这是我国隋唐大运河建筑遗址的首次发现。柳孜县是隋、唐、宋代通济渠岸边的重镇，此次发掘证明了柳孜县不仅是一个运漕中转码头，也是一个很大的商旅之地。发掘获得的大量唐宋以来各窑口的精美瓷器尤为珍贵，器物保存完好，造型各异，其中颇多精品。特别是在淮北运河发现辽代的瓷器，对研究当时宋元交通有一定的意义。

勘探30万平方米，调查发现城垣内、中、外三重相套。

1430平方米，发现内城中心宫殿台基、高等级宫城门道和特别形制的角台结构，获得大量石、陶、铁、铜、木等珍贵建筑构件。高出地面2-3米的元代垣基及内城形制特殊的夯土角台。基本搞清了城垣结构和配置，以及城内的建筑布局。勘探证实内城四门，中城三门、水道一处，外城保存最好处有残高约1米的墙垣夯土台基。三重城内均发现有建筑遗址，包括内城的“工”字型主体宫殿群建筑基址，中轴线明确，分布对称。出土的雕刻精美的汉白玉角部螭首、琉璃走兽与浮雕龙纹的瓦当滴水花砖等高级建筑构件。元中都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元代都城形制，提供了新的实例。

遗址已发现面积约1700平方米，

发掘面积近280平方米，揭露的遗迹现象包括晾堂3座、酒窑8口、炉灶4座、灰坑4个及路基、木柱、酿酒设备基座等。出土大量青花瓷片、晾堂的年代分属明代、清代，一直沿用到现代。酒厂遗址的发现揭示了明清时代酿酒工艺的全过程，从发掘现场看，该遗址为“前店后坊”的布局形式，晾堂、酒窖、炉灶等是“后坊”遗迹；在酒坊旁边清理的街道路面及陶瓷饮食酒具，则是临街酒铺的遗物。水井街酒坊（全兴烧坊）遗址位于至今仍在生产的全兴酒厂老窖所在地，从地层叠压堆积和器物的类型学排序上可将明、清、民国至当代连接起来，延续五、六百年未间断生产。是我国发现的古代酿酒和酒店的唯一实例，堪称中国白酒第一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