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身长年。引别录：润心肺、助声喉、滋毛发。面身瘢痕，可用真玉日日磨之，久之则自灭。”并附方剂：“小儿惊啼圣惠方、痃癖鬼气圣惠方，而身瘢痕圣济方。”古代文献一直都有记载，盘玉有健身功能，盘玉者每每希望把古玉的温润与光泽盘出来，故手指要多运动，有如柔软体操或甩手操一样，是轻柔舒适，而非剧烈。其实有些人以手摩挲寿山石，其理相通，好处则是舒筋活血，平心静气。根据国家级中医王琦先生研究证明，玉所以可强身健体、治病保健，基本原理有三点。一是其常压低温的物理特性，某些玉石具有白天吸光，晚上放光的特性，于是不在复色光的照射下，温度比人体常温低0.4℃,可以降低头温，稳定脑压。这正符合中国传统保健方法的精辟结论，即“头要凉脚要暖”。二是玉石的化学特性，据现代科学研究测试，玉石含有大量的锌、镁、铁、铜、铬、锰、钴等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化合物。如佩带玉石所含微量元素被人体皮肤吸收，产生特殊的“光电效应”聚焦蓄能，形成相当于电子计算机中谐振器似的电磁场，与人体发生谐振，从而使各项生理机能更加协调地运转。如嘴含玉石，借助唾液所含营养成分与溶菌酶的协同作用，能生津止渴，除胃中之热，平烦懑之气，滋心肺，润声喉，养毛发，不失为玉石养生又一途径。玉在山而草木润，玉在河则河水清，可见玉石养生有益无损。三是玉石具有***功能。玉对脑及面部位神经穴位具有刺激***作用，能刺激经络、疏通脏腑，有明显的治疗保健作用。位于人手腕背侧有“养老穴”，常佩戴玉镯，可以得到长期的良性***，不仅能祛除老人视力模糊之疾，且可蓄元气，养精神。
相传盘古死后，他的呼吸变成风云，他的肌肉化成土地，而骨髓就变成玉石和珍珠，因此玉器被视为吉祥物，具有驱邪避凶的魔力。《山海经》亦云“君子服之，以御不祥”，就是说，君子若佩戴玉，可以抵御不祥之物的袭击，得到保护而平安无事。《拾遗记·高辛》也记载有玉器的驱鬼防邪之事。“丹丘之地有夜叉驹跋之鬼，能以赤马瑙为瓶盂及乐器，皆精妙轻丽，中国人有用者，则魅不能逢之”。而在唐代《杜阳杂编》则记载了一种香白玉，是一种奇玉，本身有天然的香味，可在数百米外嗅到，纵使藏于锦盒或金函、石匣中，也不能掩其气味。据说还能辟邪。其实古人认为玉能辟邪主要还是精神上的。人心情烦躁、苦闷、无聊、落寞或疲倦时，玩玩玉是很好的调剂。尤其是现世人事复杂而纷扰，生活方式平板枯燥而机械化，生活步调亦过于匆促。人生亦多灾祸、意外、伤病、不幸和一些猝不及防的事情，使人觉得不安全、疑惑、动荡、受苦、茫然、无奈、不知所措。而玉却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安全感，使人重拾信心。从古至今，人的生活总不安稳，令人对生死和命运感到惶惑而不可把握。自古以来，民间男女相信玉能护身、定惊、避凶、安家、驱邪、令人如意吉祥、平安顺利，玉代表生命中的正气、好运、德行、内涵和灵性，因而能帮助人于在不可信任的生命中重获意义与自信。从心理上分析，相信玉能护身，便不纯是盲目的迷信，而是带有远古迄今的民族心理，十分微妙。可以说玉象征了生命某些东西，人们佩带玉、收藏玉、摆设玉，是但求心之所安。在日常生活中。安心和信心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在多变而复杂的社会中，却又是不少人难以获得的东西。
我国从古至今各流派气功大师一致认为，人身有“精、气、神”三宝，“气”的使用尤为突出，只要保留精气存在，人体就会长存，而且还有可能复生。而玉石正是蓄“气”最充沛之物。所以很多人相信玉石有使人长生不老的功能。西晋葛洪《抱朴子内篇·仙药》云：“玉亦仙药，但难得耳。”《玉经》曰：“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又称玉为“玄真”，“服玄真者，其命不极，玄真者，玉之别名也。令人身飞轻举，不但地仙而已。”《淮南子》云：“终山之玉炊以炉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得天地之精也。”人们一直祈求平安如意，但常常在无意之间已经到了贪欲的程度，对玉器的希望也是如此。这点在道教思想中表现无遗。道教思想的中心，在于满足现实世界的人们的心理欲望，获得一切美好的事物，但似乎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宇宙中的结构与过程状态，它们是无穷无极的，这就导致了贪欲的产生。道教认为人生有三欲：长生不死、生命快乐和超世成仙。这都和长寿相关，所以从道教出现开始，都有人为了长寿或长生不老而寻求不死仙药。如秦始皇派徐福带3000童男童女去蓬莱寻取丹药；汉武帝取金茎露和玉屑服用，说这样可以长生；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更甚，一些玄学、道家认为玉石有助于长生不老，将玉器认为是仙药。但笔者还是比较认同李时珍对玉的功能的看法，他说：“汉武帝取金茎露和玉屑服云可长生，即此物也，但玉未必能使生者不死，惟使死者不朽耳。养尸招盗，反成暴弃，若速朽归虚之为见理哉。”说得如此透彻，实不愧是一位旷古绝今的医药学家。
从目前所出土的玉饰来看，远古先民普遍重视头部饰品，这可能与古代先民在大自然的环境中，为保护自己的生命，保护头部的安全最重要的潜意识的存在有关。后来转化为礼俗的装饰，形成以“首”为重的礼俗特征。表现在装饰上，就是重视头部装饰。
冠饰，是图腾的产物，古代阐释美感起源时说“美”字是“羊人为美”，意为古人巫舞中以羊头为顶饰的会意表述。玉冠饰，为古人冠上镶嵌的玉饰。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出土中有一件璜形玉冠饰，可见其风俗很早就有。古代男人须束发戴冠，冠上总会镶嵌一些珠玉。比如《红楼梦》中贾宝玉戴的“束发嵌宝紫金冠”，所“嵌”之“宝”中就有玉。玉冠是古代男子头上的一种礼仪性玉饰。
据史籍记载，周代已形成了完整的冠服制度，凡有祭祀之礼，帝王百官皆穿礼服。当时的礼服系冕冠、玄衣及熏裳等组成。冠是一般贵族男子头上的饰物。古代男人二十而冠，即举行加冠礼，表示成年。不同于现在的帽子，它是贯穿、固定发髻的圆圈。《释名》上说：“冠，贯也，所以贯韬发也。”
戴冠的目的并非为了保暖，而是出于礼仪的需要。《礼记·冠义》称：“冠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重冠。”“冠而后服备，服备而后容体正、颜色齐、辞令顺。”就是说，戴上礼冠之后，才能做到容貌体态端正，颜容和悦，言辞顺达。所以后来人们常用“冠冕堂皇”来形容人的仪容。古人头上的冠饰主要是冠、冕、弁、帻等。前三种是贵族戴的，帻是平民戴的。冠、冕、弁大同小异，统统都叫冠，段玉裁注曰：“析言之，冕、弁、冠三者异制；浑言之，则冕、弁亦冠也。”
冕，古代帝王、诸侯所戴的特殊的冠，其形制与普通冠不同。《礼记·礼器》曰：“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礼记·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后邃延，龙卷以祭。”《周礼·弁师》曰：“弁师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里、延纽，五采缫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纮。”这些文字貌似艰涩，实际上只要搞清楚几个主要的词汇就不难理解了。“藻”是指彩色的丝绳，专用来穿玉珠。周代以前穿玉珠的丝绳用红绿二色，周代就用五种色彩的丝绳了。所以在上述引文中，《礼记》讲的是“朱绿藻”，而《周礼·正义》讲的是“五采缫”。以藻穿玉，以玉饰藻，所以又称之为“玉藻”。这是冕旒上最重要的装饰，是玉冠上最重要的东西，更是佩玉者最重要的标志。所以在《礼记》当中，作者将记叙天子诸侯冕服圭统制度的篇章定名为“玉藻”，是有一定道理的。
旒就是五彩玉珠串，选用白、青、红、黑、黄五种颜色的玉珠，以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意。玉珠用五彩丝穿就，珠与珠之间相距一寸左右。每串穿玉珠12粒，这就称为一旒。天子的玉冠必须悬挂12串这样的玉珠，所以叫做“天子玉藻十二旒”。“邃延”是玉冠最上面的顶板。玉冠端正于头上，顶板前高后低，延展而深远，此为“邃延”之意。顶板上面和相圈的里面敷贴红色的麻布，顶板下面和帽圈的外面敷贴黑色的麻布。从外观看玉冠仅看到黑色，这就叫“玄冕朱里”。“延纽”是顶板两端用以悬挂小珠串的小圈圈。“玉笄”是穿在玉冠和头发上作固定用的玉簪。“朱纮”是系冠用的红色丝绳。
而冕的等级区分，主要是在旒的数量多寡上。按照引文的规定，天子十二旒，诸侯九旒，以下职官分别是七旒、五旒、三旒。这就是“三礼”中冕旒的制度。需要说明的是：旒不是单件玉器，而是玉冠上的玉饰，而且是玉冠上最重要的东西，离开了旒就不成其为玉冠，它所体现的是最高权威和最森严的等级制度。它不是一件普通的工艺品，而是最高王权的政治象征。当然，它仍然是“三礼”中的一种佩用玉器。汉代以后只有皇帝才可戴冕有旒，故成为皇帝的代名词，如王维诗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弁，也是贵族戴的一种帽子，有皮弁、爵弁之分。皮弁即武弁，是用白鹿皮做的，尖顶分瓣，类似于后来的瓜皮帽，各瓣缝合处还镶嵌一行行各种颜色发光的小玉石，叫做綦。看上去象星斗，因此《诗经·淇奥》说：会弁如星。会是缝合处之意。爵弁是文弁，跟冕差不多，只是没有旒。
从新时代石器开始，各个文化区系的史前文明中，显示着极端“重玉”的文化现象，尤以太湖周边沿岸为中心的良渚文化最为明显。从考古发掘的报告来看，凡属大型墓葬或具祭坛功能的考古遗址，均曾出土为数可观的玉器。而在这些墓葬中特有的共存现象，即除出土玉钺、玉琮、玉璧等礼器之外，在所有装饰性玉器中，含有礼仪性象征意义的玉器出土颇多。“玉冠饰”尤为引人注目，且均出土于大墓之中。
玉冠饰约可分为四种主要品类，分别是：半圆形兽面纹玉冠饰、倒梯形兽面纹玉冠饰、人首兽面纹玉冠饰、三叉形兽面纹玉冠饰。其墓中分布的位置，大都发现于大墓墓主的头部附近，证明其为贵族阶级的冠饰。在反山12号大墓中，出土的玉琮正中央器面，刻着头饰羽冠的人面像，从图像观察，可知其装饰重点，彰显于冠饰。
良渚之冠饰与宗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原始宗教信仰，主要是以祭“天”或“天帝”为重点，先民相信“神”或“仙”存在于天上，因此“敬天”或“祭天”时，与天上神灵的沟通，必须经由使者来传达神意，“鸟”可自由飞翔，乃神之使者，因此祭祀主祭者，头戴羽冠（象征鸟）以便与神灵沟通，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冠饰，器上的圆孔，乃插羽毛时所使用。其它大墓中，亦发现成束的锥形玉器，置放于墓主头部的附近，证明为发饰品。
史前重视头饰或冠饰的文化现象，并不限于良渚文化分布区，东北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亦有一种其它地区未曾发现的特殊器类――箍形玉器（又称马蹄形器），呈筒状，一端削成斜口，上有两个穿孔，多数人认为是束发的玉冠。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服饰史由原始社会以宗教图腾象征过渡到以政治伦理为基础的王权象征的重要时期。奴隶主阶级把服饰作为“礼”的内容，将其功能提高到突出的地位。服饰除蔽体作用之外，更是“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并且有相应的章服制度。
古代男子只有四种人不戴冠，即小孩、平民、罪犯、异族人。古人不剪发，更不剃发，因“肌肤毛发受之父母”，损伤了就是不孝，所以剃发就成了一种刑罚，叫做髡。小孩头发自然下垂，称为髫。头发长了就贴着发根扎起来垂在脑后，叫“总发”。如果不扎成一束而分左右扎成两股，叫做“总角”，像兽的两只角。《诗经》云：“总角之宴，言笑晏晏”，即以总角代指幼年。平民成年后不能加冠，只是在发髻上盖上头，一直盖到前额，叫“帻”。这个时期冠饰已成为彰显阶层分化的标志，只有贵族才能佩戴玉冠饰。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跪玉人，双手抚膝跪坐。其头饰较有特点：长发，并将发梢拧在一起，盘在头顶、戴圆箍形冠。这种头饰是当时较为流行的式样。清代时官员的帽子就有花翎、蓝翎不同官阶等级的帽饰，其中插翎毛的管子叫“翎管”，其材质就有翡翠和和田玉。一般殷富阶层人家也有的在冠饰上镶上一块玉。
额饰为套于额上的一种装饰物，兼可起压发作用，山东大汶口文化时期此玉饰颇为流行。初时为戴在额上的一种圈形的箍，后逐步演变为复于前额的一种首饰，称“抹额”，材料主要用金银，但会镶嵌有珠玉之类，如《红楼梦》里贾宝玉就戴有“二龙抢珠金抹额”，与束发冠配套使用。
目前考古出土和文献资料中发现的额饰主要为华胜，也称玉胜。华胜是制成花草之状，插于髻上或缀于额前的装饰。华胜，即花胜。古代妇女的一种花形首饰，通常制成花草的形状插于髻上或缀于额前。《释名·释首饰》：“华，象草木之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着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唐颜师古注：“胜，妇人之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汉时在华胜上贴金叶或贴上翡翠鸟毛，使之呈现闪光的翠绿色，这种工艺称为贴翠。明清时皇后所戴凤冠，仍使用贴翠工艺，这种工艺方法可与镶嵌宝石翡翠的工艺媲美。《后汉书·舆服志》：“耳珰垂珠，簪以玳瑁为擿，长一尺，端以华胜。”玳瑁产于我国黄海、东海、南海、热带、亚热带沿海，海龟属，其甲质板呈黄赭半透明状，可作首饰。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西汉墓軚侯利苍夫人前额及两鬓有长宽约1厘米,厚0.2厘米，涂朱或朱地涂黑、镶金或侧面贴金叶的木花饰品。就是当时用金属丝编联起来作额前装饰的华胜。
汉代妇女还有一种圆形加双耳的胜，江苏邗江汉墓曾出土。东汉画像石上西王母常戴饰此物。传说昆仑山北坡山脚下的西羌部母系社会的首领西王母，居于玉山，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山海经》所记西王母的形象怪诞不凡，是一长着豹尾虎齿而又善啸的好像是一位兽性尚未去尽的女性。胜为首饰，亦称“春胜”或“方胜”，形如两个锐角三角形之角尖相对而成“筮”形，分别插于头上两侧，还记其职司为“主知灾厉五刑残杀之气”，这可能是后人依形貌可怖而附加上的解释。她头上戴的“胜”应是用玉做的，或称玉胜。
古人比较重视发饰，这与古人特有的发型相联系的。古代男子都讲究头上戴冠，冠不同于现在的帽子，它是贯穿、固定发髻的圆圈。戴冠时，先把头发盘成发髻。然后把冠圈套在发髻上，将冠固定后，还要用笄、簪来固定发髻。杜甫在《春望》诗中说；“白发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头发少插簪就困难了。同样，古人妇女发型以高大为美。《后汉书·马廖传》曾描述：“闻长安语云：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当时的妇女常于真发中掺接假发梳成高大的发髻，插入数枝笄簪将它固定，也有用假发做成假髻直接戴在头上，再以笄簪固定的，称之为“副贰”，还有一种以假发和帛巾做成帽子般的假髻，白天往头上一戴，晚上可以取下来，称为蔮或帼。因此，用来固定冠或者发髻的发饰就大行其道，主要有笄、钗、簪、梳、步摇等。
笄是古人用来簪发和连冠用的饰物，《周礼·天官》：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副、编、次、追、衡、笄。这里的副、编、次、追、衡、笄即是女子头饰，副是指覆盖于头顶的一种饰物，为当时最昂贵的女子头饰，编是把头发编到脑后的一种假发，次是把头发处理成参差不齐，衡为垂于两边当耳饰，玉笄是横贯固定头发的一种玉簪。
玉笄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大汶口遗址曾出土２件玉笄，江苏吴县张陵山出土２件顶端有对钻小孔的淡青色带褐斑的玉笄。商代玉笄制作有了较大的进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笄28件，其中一件夔龙首玉笄头部扁平，雕成夔龙形，大钩喙，短尾上卷，用勾撤法琢出“臣”字眼，笄杆光滑平素，整体显得典雅古朴。
周代的男女都用笄，笄的用途除固定发髻外，也用来固定冠帽。古时的帽大可以戴住头部，但冠小只能戴住发髻，所以戴冠必须用双笄从左右两侧插进发髻加以固定。固定冠帽的笄称为“衡笄”，周代设“追师”的官职来进行管理。衡笄插进冠帽固定于发髻之后，还要从左右两笄端用丝带拉到颌下拴住，丝带的颜色天子玉笄朱组纮，诸侯玉笄青组纮，大夫、士象（骨）笄缁组纮。用来固定发髻的笄叫“鬠笄”。从周代起，女子年满十五岁，便算***，可以许嫁，谓之及笄。如果没有许嫁，到二十岁时也要举行笄礼，由一个妇人给及龄女子梳一个发髻，插上一支笄，礼后再取下。
商周时期的笄，大体可分为四种形式：
①圆柱体笄身套接圆椎形笄帽，套接后于笄帽基部横穿一孔穿过笄身，从这个孔插入骨榫予以固定。
②用整块肢骨磨成笄首呈梯形或正方形，侧面呈扁形，笄首外围有阴线刻纹的骨笄。多出于殷墟。
③用整块肢骨制作而成，在笄首刻高冠长尾的凤鸟纹，有的还在凤鸟眼、胸部位镶嵌小宝石的骨笄，西安沣西出土西周的骨笄还有在大鸟背上又立小鸟的骨笄。
④笄首作夔龙纹、周围透雕着锯齿形缺口，此笄全长20多厘米，笄首长约７厘米，突出了装饰的作用。
周以后直至宋代玉笄数量不多，形制无大的变化。自汉***始，笄首普遍加以装饰，笄身仍主要呈光素圆柱。到了隋唐，贵妇人更重视妆饰，大量使用玉簪钗、玉步摇、玉插梳，此时期还出现了贵金属与玉复合的金(或银)镶玉首饰，这种风气一直传承到明清时期。宋代玉笄雕造趋于精致，首部花纹比例加大，多雕鸟兽、花草形。明清两代玉笄制作最精。明代有长短两种，短粗的是男子用来持冠的，细长的则是女子簪发用。明代精致者常见刻有“陆子冈”款，明清玉笄尺寸一般长在15厘米以下，略短于商周时期的笄。
如果妇女的发笄尖的一端分成两股，像个叉子，就称作钗。这种解释，可见于《释名·释首饰》中：“钗，叉也，象叉之形。”意思就是说：钗本作叉，其实就是首饰中的“两股笄”。在已经出土的器物中也可以印证这种说法。在四川宝兴瓦西沟东汉墓人骨架头部出土了一件长12.5厘米、宽10.4厘米呈独脚钗状的铁饰件，上端以两股细铁条横弯成弧形，外有细铁丝缠绕，可能就是一件假髻支撑器。另外在湖南衡阳东汉墓发现了双股的银钗，长19厘米。曹植《美女篇》：“爵叉，叉头反上施爵也。”“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其中的金爵钗也就是金质的呈雀形的钗。重庆大竹林明简芳墓曾出土一枚钗头为朵云形，正面浮雕三骑马人物，背景为楼台亭榭，虹桥树木，极为精致。背面有字小如蚁的墨书《三学士诗》：“冠世文章绝等伦，瀛洲学士盛时人，玉堂金马声名旧，明月清风气象新，阆苑朝回春满袖，宫台醉后笔传神，平生自是承恩重，每赐金莲墨翰宸，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长生不老年年在，松石同岁万万春。岁在戊申仲冬吉日造。”在《天水冰山录》记载的金凤冠中，有名为“王母队”的，就是这类细金工雕有乐舞群仙，一列列地在仙山楼阁中为王母祝寿的形象。
在古代妇女的头部装饰中，玉钗的使用极其普遍，如唐·韦庄《宫怨诗》有云：“钗上翠禽应不返，镜中红艳岂重芳。”宋·温庭筠《菩萨蛮》中的也说到“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又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翠钗金作股，钗上蝶双舞。”
玉钗最早发现于隋代贵族李静训墓中，流行于唐宋时期，金代还出现一种柄部弯曲的玉钗。北京定陵出土的金钗，有白玉、红、绿宝石镶嵌成华贵的花形的。由于玉钗作为妇女头发上最普遍的饰物，所以后世曾将玉钗代指妇女。如曹雪芹的古典巨著《红楼梦》中就将薛宝钗、林黛玉等十二名女子成为“金陵十二钗”，由此可知，玉钗除了指妇女的头饰外，也可用作女子的代称。
宋代诗人黄庭坚有诗道：“宴罢瑶池阿母家，嫩惊飞上紫云车。玉簪落地无人拾，化作江南第一花。”这首诗说的是玉簪花的故事。相传王母娘娘对女儿的管教非常严格，小女儿性格刚烈，自小喜欢自由，向往人世间无拘无束的生活。一次，她趁赴瑶池为母后祝寿的机会，想乘机下凡到人间走一遭。不想王母娘娘早就看透了她的心事，使她不得脱身。她便将头上的白玉簪子拔下，对它说：“你代我到人间去吧。”一年之后，在玉簪落下的地方长出了像玉簪一样的花，散发出清淡幽雅的香味。人们喜欢它花形的脱俗，称它为“江南第一花”。还有人说是有一次西王母宴群仙，仙女们饮了玉液琼浆后飘然入醉，头发散乱，玉簪落入尘世而化为玉簪花。还有的说是汉武帝为宠妃取玉簪搔头，宫女们也相互仿效，因而得玉簪花之名。由此可见，人们对玉簪的使用及喜好有着有久的历史。
那么玉簪又是什么样呢？《说文》曰：笄，簪也。也就是说，玉簪其实就是玉笄，是玉笄的进一步发展。又有一说，先秦将簪称为笄，汉以后称为簪。《仪礼·士冠礼》曰：皮弁笄，爵弁笄。郑玄注：笄，今之簪。不管如何，玉簪和玉笄是脱不了干系的，随着工艺的进步，人们开始在笄的一头盛加纹饰，常常作成凤凰、孔雀、花卉的形状。
玉簪一般为圆锥状，由簪首和簪柄两部分组成，古代男女使用它来整理头发并使冠固于发上。晚唐诗人杜牧曾在《为人题赠诗》云：和簪抛凤髻，将泪入鸳衾。宋代大词人张泌也曾在《浣溪沙》写道：偏戴花冠白玉簪，睡容新起意沉吟，翠钿金缕镇眉心。
玉簪的使用历史悠久，自新石器时期出现就一直不断，在山西省襄汾县陶寺遗址出土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距今约4500～4000年）的骨玉簪，通长22.5厘米、玉坠长4.8厘米，这件镶嵌绿松石的古玉簪是贵族使用的装饰品。自唐***始，又新出现一种簪头部分为玉制宽薄片状装饰、簪身为金银质的复合式簪。这类簪因年代久远，故今所见多只剩簪头，而金银等金属簪身多已脱落无存。明代金簪运用焊接、掐丝、镶嵌等工艺，将簪头扩大。北京海淀区八里庄明武清侯李伟（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之父）夫妇墓王氏棺内出土大花顶簪一件，通长23.8厘米，簪顶花长8.1厘米，宽4.5厘米，高３厘米，顶花以白玉作花瓣，大红宝石做花心，旁有金蝶，蝶须嵌珍珠两颗，花四周饰红、蓝宝石。簪柄弯处托以“古钱”。北京定陵明万历皇帝孝端孝靖两位皇后棺中，出土金镶珠宝金簪，式样更华贵。有的为白玉嵌寿字宝石或为卍寿字镶宝石，通长9.9～13.5厘米，顶长7.1～9.3厘米，顶径4.6～６厘米，重44.6～99.5克。
清朝时候，玉簪的使用变得更加普遍，玉簪在满族的头饰中显得特别重要。一般来说，簪子是满族妇女梳各种发髻必不可少的首饰。通常满族妇女喜欢在发髻上插饰金、银、珠玉、玛瑙、珊瑚等名贵材料制成的大挖耳子簪、小挖耳子簪、珠花簪、压鬓簪、凤头簪、龙头簪等。簪子的种类虽然繁多，但若是同满人入关以后相比，仍就显得简单很多。进关以后，由于受到汉族妇女头饰的影响，满族妇女，特别是宫廷贵妇的簪环首饰，就越发的讲究了。如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为其母办六十大寿时，在恭进的寿礼中，仅各种簪子的名称就让人瞠目结舌，如事事如意簪、梅英采胜簪、景福长绵簪、日永琴书簪、日月升恒万寿簪、仁风普扇簪、万年吉庆簪、方壶集瑞边花（鬓花）、瑶池清供边花、西池献寿簪、万年嵩祝簪、天保磬宜簪、卿云拥福簪、绿雪含芳簪……等等。这些发簪无论在用料上，还是在制作上，无疑都是精益求精的上品。
从清代遗留下来的簪饰来看，簪分两种类型。一类是实用簪，多用于固定发髻和头型用的。另一类为装饰簪，多选择质地珍贵的材料，制成图案精美的簪头，专门用于发髻梳理后戴在明显的位置上。现故宫内珍藏的多幅宫廷写实画，都有后妃戴簪的描绘。从图上看，她们有的将簪戴在发髻的正中，有的斜插在发髻的根部。后妃们头上虽戴满了珠宝首饰，而发簪却是其中的佼佼者。因而清代后妃戴簪多用金翠珠宝为质地，制作工艺上亦十分讲究，往往是用一整块翡翠、珊瑚水晶或***制出簪头和针梃连为一体的簪最为珍贵。如北京故宫珍藏的白玉一笔寿字簪就是一块纯净的羊脂白玉制成的，簪梃即是寿字的最后一笔。用同一方法雕刻的翡翠盘肠簪、珊瑚蝙蝠簪都是簪饰中之佳作。此外还有金质的福在眼前簪、喜鹊登梅簪、五蝠捧寿簪等以雕刻精细、玲珑剔透而受到瞩目。还有金质底上镶嵌各种珍珠宝石的头簪，多是簪头与针梃两部分组合在一起的，但仍不失其富丽华贵之感。
随着清代后妃发式逐步加宽加大，簪饰的形制也逐步朝两个极端发展，一种是簪头逐渐变小，如疙瘩针、耳挖勺、老鸦瓢等；另一种是簪饰越来越大，不仅适合满族妇女梳两把头覆盖面大的特点，还逐渐演变成头花、扁方等大首饰。清朝后妃戴簪有季节性，冬春两季戴金簪，到立夏这天换下金簪戴玉簪。直到立冬又换上金簪。清晚期在慈禧身边的德玲公主回忆：1903年农历四月二十四日是立夏，“这一天每个人都得换下金簪戴玉簪”。就在这一天，慈禧太后赐给德玲母亲、妹妹和她本人每人一支玉簪，“太后拣了一支很美丽的给我母亲，说这支簪曾有三个皇后戴过，又拣了两支很美丽的给我们姐妹俩各一支，说这两支是一对，其中一支是东太后常戴的，一支是她自己年轻时戴的。”
清末，后妃头上的簪子多都是祖宗传下来的遗物，宫中后妃都视若珍宝。慈禧对讨她喜欢的人可以任意赏赐，毫无拘束。但对光绪帝却为一支玉簪而恨之入骨，至死都不予谅解。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将光绪囚禁瀛台。一日隆裕皇后去看光绪，光绪极为反感。他与隆裕虽是名义上的夫妻，但夫妻情分丝毫没有。因此光绪一见到隆裕就厌恶得连气都喘不均匀。隆裕到来，光绪看也不想看，连说两次“跪安吧！”隆裕十分恼火，故意装作没听见。光绪见她不走，气得两手发抖，使足了劲想把她推出去，没想到用力过猛，碰到隆裕发髻上的玉簪。玉簪摔到地上立刻粉碎。这支玉簪是乾隆时的遗物，传到慈禧手里，她又给了隆裕。隆裕见状立刻哭着把这件事告诉慈禧。慈禧大怒，心中更加气恨光绪，从此派人严加看管光绪，送馊饭，送凉汤，对待光绪像对待罪人一样。政治分歧使慈禧和光绪关系如同陌路人，而一支玉簪成为他们母子亲情彻底决裂的导火索，光绪的英年早逝也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江西龙虎山有“十不得”胜景，其中之一就是“玉梳梳不得”。说的是一块状如断齿的梳子的礁石，横亘于泸溪河中，被称为“玉梳梳不得”。传说它是昆仑山上生长了八百年的黄杨木精所变的玉梳，乃天宫稀世之宝。一天清晨，宫女在后花园中拿出玉梳为王母娘娘梳头，突然草丛中冲出一条大蟒蛇，宫女因惊吓而失手将玉梳跌落凡间，正好落在泸溪河中，其中一根梳齿跌断，变成梳型巨石。又一说黄杨木精听说仙水岩有一美丽的仙女，有意下凡看看，故意遣出一条大蛇惊吓宫女，自已乘机滚落下凡，为在河边洗浴的仙女作梳妆打扮之用。
在纳西族古老民歌中也能看到玉梳的存在。丧仪挽歌《梦咨》第二部《女贵族衰老记》，叙唱的是三个女子，养了三匹好马，精心修饰马的鬃毛，并配上精美的马鞍、垫子、袢套、镫子。每天都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到筑壕山去骑马，不事纺织，不去背水，也不砍柴，都让男奴女奴去做。有一天奴仆都不起床，她们只好去背水，影子照到水里，映出了白发，才发觉老了，就丢桶扔瓢转回来，带上金盆玉梳，到永宁白露海边去梳洗照影，知道果真是老了。她们又去跑马，但村头有危岩，村尾有深潭，不能跑了，无奈之下就把马儿放掉了。
《说文·木部》云：“栉，梳比之总名也。”栉乃理发用具，上面有背，下面有齿，齿有疏密。齿疏者称之为梳，主要用以梳理头发，齿密者称之为篦（古写作比，或作批），兼除发垢。这一解释见之于《释名·释首饰》：“梳言其齿疏也。数言比，比于梳其齿差数也，比言细相比也。”
梳子的形制和插戴方式，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出土有石梳和玉梳，这些梳子的出土位置，全部在人骨头部，有的还紧贴着头顶，可知插梳的习俗的确很久远。另根据山西曲沃北赵村63号西周晚期墓出土的一件玉人像，可以知道玉梳是插在头顶上的。在周代之前，由于工艺缘故，梳齿一般都很疏，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篦，是湖北江陵出土几件秦木质彩绘角抵图木篦，马蹄形，上绘人物纹样。另在湖南长沙马王堆１号西汉墓出土的梳篦是***制成，均作马蹄形，长均8.8厘米，宽均5.9厘米，梳20齿，篦47齿，细密均匀。可见篦是在秦汉时期，工艺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
近年来，在东北的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遗址以及浙江的良渚文化遗址中，都出土过一些玉梳。如辽宁省博物馆所收藏的一件红山文化晚期带齿动物面纹青玉玉梳，长19.9厘米，宽6.88厘米，厚0.27厘米，器表因久埋于土中，故温润莹透中略显粗涩。梳齿作尖锥形，梳背雕一抽象的面纹，一对圆睁的大漩涡眼，镂雕眉毛与瞳孔部份，额际两侧各凸出一长片，漩涡眼的下方又琢一排方扁形，两两成双的牙齿。此玉梳不但牙齿完全扁薄方平，且大眼两侧的横出部份，也发展的比较方平，肯定出自有意识的精心设计，才能创造出如此协调而有整体感的造型。辽宁建平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梳背颇为奇特，呈三联圆孔状，两端各雕琢一个侧面人头形，底部边缘有三个小孔，用来嵌插木质或骨质梳齿。
浙江省博物馆藏的一件良渚文化的玉梳背，是余杭溪湾村瑶山出土的。玉器颜色呈青白色，具有透光性。器身扁平，两侧边稍内弧，上端中部向上凸起一尖顶，正面中间刻一头戴羽冠的神人和神兽复合的神徽图像，其下有扁条形透孔，孔下阴刻卷云纹装饰带。两侧上角各刻一神态盎然的神鸟图像，底部扁榫上有３个对钻而成的小圆孔。浙江海盐县周家浜遗址出土一件玉背***梳，保存基本完好，展示了梳背与梳齿的嵌插关系，殊为珍贵。
从出土的器物来看，新石器时代的玉梳一般呈钺形或长方形，梳背有简单的动物或神兽图案，梳齿较疏。商周时期已很注意玉梳造型的美观。在妇好墓中曾出土一件对鸟纹玉梳。梳背上雕着一对相向而立的鹦鹉，下端有梳齿15个，中腰有个圆孔，高10.4厘米。美国明尼苏达美术馆藏两件商代玉梳，顶端均有一个突出，一件８齿，梳身雕两只对称鸟纹。另一件素面加四道横线纹，11齿。黄浚《衡斋藏见古玉图》收录商代玉梳一件，顶端有一突出，梳身呈梯形，有阴线对鸟纹。日本梅原末治在《殷墟》一书收集的商代玉梳，顶上雕一玉虎，梳身刻兽面纹及窃曲纹，下端为８个短齿。
背部平直，中央有突起，梳身为长方形，是商代梳的基本特点。到周代梳背向弧形变化。春秋战国时候，玉梳工艺则更加成熟，用料十分讲究。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云纹玉梳，长9.6厘米，齿口宽6.5厘米，中部厚0.4厘米，青色，体扁平，略呈梯形。梳背平直，转角圆滑,厚度至齿口渐薄，23齿，尖处薄锐。梳背两面皆阴刻云纹和斜线纹。战国中山王族墓中所出土的玉梳也非常精美。透雕双鸟纹黄玉梳，梳柄为半圆形，正中透雕两只凤鸟。双凤颈部相连，对面站立，回首张望。头顶上高高耸立着尖角状冠，长喙下勾，脖颈欣长优美。双翅斜倚，长尾下垂，一付悠闲自得的姿态。梳柄的弧边和下横边也阴刻着细密的勾云纹和斜格纹。下面有十根梳齿，齿端两面斜尖，便于梳发和插戴。
及至唐代，呈圆首圭形或长方形的玉梳已消失，新出现了宽长半月形梳。这种玉梳也有两式，一是整体都由玉料制作，半圆形，上端为梳柄，下端为梳齿，整体用一块玉制成，它与前期玉梳相比，齿牙加宽并变短，以更方便使用。另一种玉梳属金玉混合器，即一部分为玉质，另一部分为金银等金属，玉质作梳柄(或名梳背)，金属质作梳齿且多已无存。
在唐代以后，玉梳大都不作为梳头的用具，而是妇女头部的一种玉饰品。唐代妇女往往爱在头部插玉梳以为装饰。当时用于头部的玉饰品一般都较薄，且玉质精良，表面少起伏变化，刻画图案多用阴线，线条直而密，这些特点在玉梳上也有明显体现。如唐代的“花鸟纹玉梳”长为10.5厘米，宽3.5厘米，厚0.4厘米。梳的玉色白中略青，半圆形，薄片状。外弧饰镂空花鸟纹，中部为３朵花，两侧各有一鸟。梳齿集于下弦，齿密而间距细小，底端平齐。此件玉梳器薄、齿短，恐非用以梳理头发，而应是置于头部的饰物。
时至今日，使用玉梳也有不少好处，玉梳的玉质古朴细腻，光滑油润。整体采用传统工艺手工精制而成，一根根梳齿打磨均匀细致，齿体圆滑，并带有手柄，握在手中手感更加舒适。使用无静电，长期使用不但保护发质，还具提神醒脑的功效。
步摇是汉代最为著名的一种首饰，颇受妇女们喜爱，是在簪钗上装饰一个可以活动的花枝状饰物，花枝又垂以琼玉，在走动时簪钗上的珠玉会自然摇曳，风情万种，所以这种饰物得名“步摇”。据说这是商纣王发明的，用玉石、金银打造成各种造型别致的步摇，插在头发上，一步三摇的晃荡，很是迷人。
历代宫廷之中，步摇很多，千变万化，通常是金、玉作梁，悬挂白珠。根据所依托的饰品不同，又分为步摇簪和步摇冠。步摇簪是在簪顶挂珠玉垂饰的簪子，《释名》云：“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也。”又《后汉书·舆服志》集解：“汉之步摇以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彩玉以垂下，行则动摇。”步摇冠在《后汉书·舆服志》之中也有记载：“假结步摇簪珥，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牛)六兽，所谓副笄六珈者。爵兽皆翡翠为毛羽，金题白珠珰，绕以翡翠为华云。”文中所说的山题，就是额上正面的装饰版。所谓副笄六珈的“副”，就是覆的意思，珈是加的意思，全文的解析就是覆在头上的假髻用笄固定之外，还要另加熊、虎、赤罴、天鹿、辟邪、牛等六种动物的饰片为饰。再与孔雀、黄金山题、九种华胜及用白珠穿成桂枝般的装饰和白珠做成的耳珰配套，绕以翡翠华云，金碧辉煌。当走动的时候，那白珠桂枝和耳珰随着脚步摇动，能够化静为动，扩大视觉空间，更加引人注目。
步摇冠进一步发展，就演变为后世的凤冠。《晋书·慕容廆传》记载，曹魏初年，慕容家族的首领莫护跋率领其部内迁到辽西一带，司马懿讨伐公孙渊，莫护跋作战有功，被封为率义王，在辽西的昌黎大棘城北（今辽宁义县西北）建国。当地人常戴一种叫做步摇冠的帽子，莫护跋看到觉得很漂亮，就把自己的头发束起来，也戴起了这种帽子。他们部落里的人看到莫护跋，都叫他步摇，由于口音不纯正，这个称呼传来传去，就被传成了慕容。莫护跋倒也不介意，索性就把慕容作为了自己的姓氏。
根据的出土物及相关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用作耳饰的玉器主要有玉玦、玉环、瑱、珰等。
据考古工作发现，距今8000多年前的人类已经懂得用玉磨制耳环来装饰自己。有关专家对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兴隆洼文化遗址的玉玦研究后发现，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耳环。这些玉玦大小不等，直径在2.5～6.0厘米之间，形状像被敲掉一条缝的玉镯，留出的缝隙可以让玉玦穿进耳朵。最奇妙的是都成对出现，且大小、尺寸、重量近乎相同。其中最精美的一对玉玦的重量一模一样、内外直径分毫不差——很难想象远古时期的先民在没有现代化工具的情况下如何掌握了这样高超的技艺。
早期的玉玦常成双成对地出土于死者的耳部，类似今日的耳环。据有关史料推测，玉玦作为耳饰的使用方法应该有三种：其一是由于玉玦一般都有缺口，人们认为应该是将耳朵下端轻拉变薄后嵌入玦的缺口即可。其二是因为有些玉玦在缺口对应处穿有小孔，所以有人认为应该是由绳通过玉玦和耳垂的穿孔联系起来。但一般认为，有小孔的玉玦出现时代多稍晚，小孔应该起到和其它饰物复式组合的功能。其三就是认为古人应该是生前戴环、死后戴玦，但这些都只是一种推测而已，没有证据证明。
玦的发展演变，至少可绵延至汉晋之间，主要造型是圆环形，但也有珠、球、管、片等造型，也有像台湾卑南遗址的立人形等；玦上施以细刻、镂空等多种琢玉工艺。
新石器时代的玉玦，制作多朴素无纹，造型多作椭圆形和圆形断面的带缺环形体，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马家浜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玉玦，距今约6000年，光滑滋润，用乳白偏***玉髓制作，直径3.1厘米。厚薄不匀，一侧有一缺口，表面有磨制痕迹。根据这件玉玦的断面及剖口推断，玉玦的制作一般先将玉材切割成坯后磨成圆饼形，再用管钻加砂加水钻出中孔，最后在一侧横剖出缺口。浙江余姚河姆渡、江苏吴县草鞋山、广东曲江马坝镇、四川巫山大溪等遗址也都发现过新石器时代的玉玦。巫山大溪遗址出土的64件耳饰，有***、绿松石、白玉等材质。大溪126号墓女主人约50岁，她右耳佩石耳环，左耳佩玉玦，说明1人同时可戴不同耳饰。大溪出土的耳饰出现了圆形、梯形、长方形等变化。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猪龙玦(又称兽形玦)形制较为特殊，形体普遍较大，有的玦上有细穿孔。考古发掘已经证实，猪龙玦多出土于死者胸前，可以确定它不是耳饰，当是佩戴的装饰品和符节器。
商代的玉玦呈片状，尺寸一般在５～10厘米之间，分两种类型。一种是光素无纹，环窄；另一种为龙形玦，作蟠龙型制，首尾相向，龙张口露齿，背饰扉棱，龙身饰勾撤云雷纹，俗称“假阳文”，线条转角方硬，图案化风格强烈。河南省安阳妇好墓出土的玉玦，除圆环形带缺缝外，有将环形演化成兽纹的。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商代玉玦，有将圆形转化成椭圆形或柱形的。
西周玉玦仍作片状，玦体部明显宽于商代，中孔较小，并出现椭圆形块。玦身多为光素，部分以斜刀雕法刻出龙纹、云纹、鸟纹等，纹饰与商代相比有简化趋势。龙形玦很少，且多无脊齿。
春秋战国的玉玦数量最多，形体较小，一般直径在2～5厘米。玦体作扁片状，普遍饰有纹饰，素面的很少。纹饰主要是当时流行的细密风格的蟠螭纹、蟠虺纹。用双钩阴线或宽阴线隐起加发丝线方式饰纹。动物形玦简化成阴线刻交尾双龙、双兽纹玦，少数精品在两端透雕兽首形象。这时期常见玉玦样式有两种，一种是是沿用新石器时代的样式，作扁平体形，大多数没有纹饰，也有的雕琢龙纹、卷云纹、勾连纹或缺口部作双龙首。河南光山县黄国国君孟夫妇合葬墓出土两件雕刻简化夔龙纹的玉玦，琢磨非常光滑，是春秋时期的代表作。另一种玦的造型为圆柱体状或鼓形，表面装饰弦纹、兽面纹等，是当时特有的玉玦样式。战国以后，玉玦不再流行。
汉代玉玦已极少，风格沿袭战国，但不及战国时精致。此时出现了一些较大的玦，直径在10厘米以上，应是佩玉或符节器。据《史记》记载，楚汉战争时，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共争天下，项羽邀刘邦聚会于鸿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鸿门宴”。在宴会上，项羽的谋士范增设计要杀掉刘邦，他用佩带的玉玦再三向项羽示意（取决断之意），要他下令杀刘邦。但项羽却优柔寡断，不忍心下手，结果使得刘邦脱身逃回，积蓄力量，最后击败项羽，夺得天下。笔者据此推断，汉代的玉玦习俗已经与前朝有了很大不同，原为耳饰的玉玦已经被玉环耳饰或者是一种呈两端粗、中间细的腰鼓形器，称作“耳珰”代替。玉玦形制逐渐变大，主要用作佩玉。宋以后出现仿古玉玦，主要仿春秋战国造型，但纹饰多不合古制，玦体比战国厚重。
明清两代的伪古玉玦，纹饰处理和雕刻刀法亦很难达到战国时自然流畅、锋利健劲的效果，往往徒具古形，缺乏古意。
关于玉玦的传播路径，有学者认为：“同样的玉玦数千年间在东南亚地区不断传播。考古证据表明，同一类型、颜色、质地的玉玦最早出现在8000多年前的中国内蒙古地区，于3000多年前消失，却在3000多年前中国西南的云南地区出现。这一饰物在长江流域出现在6000到7000多年前，而在珠江流域出现在4500年前左右，在越南北部出现在4000多年前，在越南南部出现只有在3000多年前。”
我国穿耳戴环的风俗古已有之。在我们所看到的商周时期玉人纹佩上，常可见到其两耳下都琢有耳环，可见我们的先民很早就有戴耳环的习惯。这一习俗绵延不断，一直延续至今。秦汉时期汉族地区耳环出土的不多。《南史·林邑国传》云：“穿耳贯小环，自林邑、扶南诸国皆然。”考古发现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戴耳环。在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出土16副玉耳环，每副玉片数不等，有多达20余片的。
耳环的材料多用软玉，其形状也多种多样。虽然现代耳环以女性佩戴为主，但是考古证据表明，8000多年前的耳环，却是男女都佩戴的饰物。日本著名古玉专家藤田富士夫说：“玉玦采用的玉料温润碧绿，与内蒙古草原的颜色十分相近，古人可能以此颜色为美。耳环形状制作成圆形，可以从审美学上解释－－方型的脸佩戴圆形的耳环很漂亮，而蒙古族人种的脸都是方形，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圆形的耳环能更好地装扮他们。”
宋代词人李彭老的《四字令》云：“兰汤晚凉，鸾钗半妆，红巾腻雪初香，擘莲房赌双。罗纨素珰，***露床，月移花影西厢，数流萤过墙。”说的是夜深了，玩倦了，这位美人要休息了，她披上一件飘洒的绢衣，耳边挂上两颗素洁的玉珰。“纨”，是一种精致洁白的细绢，其质薄而软，可更显出女性婀娜的风姿和窈窕的体态，“珰”，是古时女子的玉耳饰，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春雨》中也作“玉珰缄札何由达，万里云罗一雁飞。”从诗中可知，玉珰是直接穿挂于耳上的一种耳饰，另见《释名·释首饰》：“穿耳施珠曰珰。”耳珰原是美化的装饰品，但儒家说它是为了“闭奸声，珰乱色”的一种警戒。
耳珰早在商代就已出现。北京平谷县刘家河商墓出土的金耳珰，喇叭口宽2.2厘米。坠部呈喇叭状，底部周边有一沟槽，原来可能有镶嵌物，珰上部成半圆形弯曲，末梢捶细。
玉耳珰在汉***始流行，汉代耳珰呈两端粗、中间细的腰鼓形。汉末建安时代的《孔雀东南飞》描写女主人鸡叫起身，“着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着明月珰。”明月珰从字义可知是圆形发光的饰物。看来这位女主人公耳边佩戴的大约也是这种素雅而又名贵的玉饰。河南洛阳烧沟汉墓曾出土喇叭形玻璃耳珰，故宫博物院也有收藏。
《说文解字》：“瑱，以玉充耳者。”又说：“珥，瑱也。”那志良在《中国古玉图释》也云：瑱是耳饰，主要垂挂在耳上，所以又有人称此为“耳坠”。
瑱是作为一种垂饰，有两种佩戴方法，一种是从祭服冠帽左右两方的衡笄用紞（dǎn,丝绳）垂挂于两旁正当耳孔之处。另一种是直接垂于耳上。此外还有一种是丧葬时对死者的用法。在死者耳里塞紫丝棉，再把瑱塞于死者的耳孔上，故称以玉充耳。《周礼·弁师》中有诸侯冕像的形制和规定，“诸侯之缫旒九就，瑱玉三采，其余如王之事，缫旒皆就，玉瑱玉笄。”这里所讲的玉瑱是指和冕施配合使用的一种用丝绳悬挂于耳际的装饰，表示作为人臣只服从于王命，而不听任何不利于国君法度的内容。显然这是用于活人的佩用玉器，相当于今日的耳坠。用于死人的玉瑱是塞在耳朵里的，而不是悬挂在耳朵下面的。虽然用的是同一个词汇，但是却有本质的区别。《文献通考》曰：“陈氏曰，瑱以充耳，紞以垂瑱。周官弁师，天子五冕皆玉瑱……则瑱不特施于男子也，妇人亦有之，不特施于冕也，弁亦有之。”说明古代用瑱非常普遍。上海青浦县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重庆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广东曲江石峡墓葬中都有发现。
古人冠冕上垂在两侧以塞耳的玉，形如牌，二寸许，广七八分，以紞悬当耳。天子以玉瑱，诸侯以石紞，用采织之。长沙西汉后期墓葬出土的玉瑱，白色、无光泽，蕈形，一端较大，一端较小，中腰内凹。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琉璃瑱和骨瑱十九件，有十二件是上小下大腰细如喇叭形，中间穿一孔的。色有深蓝、浅蓝、绿等，半透明。另有七件中部如喇叭形而上端成锥状，下端成珠状，身上无孔，无色透明像玻璃。
古代耳饰还有一种叫做耳坠，辽宁西丰乐善乡西岔沟西汉匈奴墓出土不少耳坠，但每墓只出１件，通常以两根金丝拧成双股绳状，至尽端分开，一股拗曲成钩，以便挂在耳上，另一股则捶成为扁叶状，用以遮蔽耳孔。
内蒙准格尔匈奴墓出土的西汉金环耳玉坠。由金牌、玉坠组成。玉坠白色，金牌呈山字形，背有乙字形钩。正面边饰串珠纹，内用金片掐成鹿体形轮廓，中嵌绿松石，下边有钩可与玉坠相连。玉坠呈扁平椭圆形，外有连珠纹金边包镶，坠身镂雕蟠龙和螭虎纹，以细线刻划兽形细部。玉坠为汉族制作，金牌为匈奴族喜爱的纹饰。由金玉组合耳坠，反映了当时民族的融合。
明代流行一种葫芦形的耳环，以两颗大小不等的玉珠穿挂于一根粗约0.3厘米弯曲成钩状的金丝上，小玉珠在上，大玉珠在下，看似葫芦形，其上有金片圆盖，其下再挂一颗金属饰珠。这类耳环出土于广州东山梅花村戴缙墓王氏棺、辽宁鞍山倪家台崔胜夫妇墓、甘肃兰州上西园彭泽夫妇墓、江苏南京徐俌夫妇墓、四川成都市郊明墓等处。
此外，明代的耳环也用金银模压成形，再在花蕊中央嵌珍珠，在花瓣花叶镶宝石的。江苏无锡陶店桥明墓出土的玉雕佛像耳环，高约３厘米，上方嵌有四颗珍珠，串于金丝弯钩上。据《天水冰山录》所记耳环名称，还有“金水晶仙人耳环”、“金珠串楼台人物耳环”等，在佩戴时可能与仙人、楼台人物的金钗配套使用。另有“灯笼”、“寿”字耳坠，当为四时随应景服饰花纹所佩用。定陵出土的金环宝石耳坠和鎏金银环镶宝玉耳坠，造型朴素，但以色彩和质感体现其珍贵不凡，在艺术上各有特色。
三、玉颈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阶级的分化，人们逐渐习惯了装饰自己，装饰也相应地慢慢下移，装饰的重点部位转向颈部以及臂部。颈饰主要有项琏、朝珠等。
　　项琏是颈饰最常见的形式，是把一串珠形器、管形器串在一起，两端系住，成为一圈。其长度较短，刚好绕颈一圈，通常称为颈链；如长可及胸，就称为项琏。但也不必细分，通常称为项琏。
　　我国使用颈饰很早，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常可发现骨珠项琏、绿松石项琏和玉管项链。分布于浙江、江苏一带的良渚文化（距今约5260年至4200年）出土的玉颈饰很多，上海青浦福泉山墓地出土的玉项链，由72颗玉管、玉珠、玉坠串成，其侧面两颗玉珠上琢有变体兽面纹，最下面的１颗玉坠形如小钟。江苏武进寺墩出土的项链，由玉牛鼻孔珠、大中小玉珠、玉管、玉锥形坠等18件串成。浙江余杭瑶山出土的１件由39颗玉管串成的项链，由内外两串相连。浙江余杭瑶山墓地出土３件玉串饰：第１件用39颗玉管分里外两圈串联，下与玉璜相接；第2件用170颗大小玉珠串成；第3件由14颗断面呈凹形的半管与2颗整管串接而成。这些玉颈饰，有的取形的重复调和，有的取圆形与管形的对比，反映了完美的设计构思。
　　我们可以想象：头戴玉冠饰、脖上挂玉项链、身上穿丝着麻，佩带各种白玉管、玉珠、玉璜和玉坠组成的美丽饰件，脚着木屐的的部落首领正指挥着一批披树叶裹兽皮、足穿草鞋的族群工作，这些首领们在行使他们的权利时候，这些高贵的服饰使他们显得更加地高高在上，威风凛凛。
　　殷商时代墓葬中，也发现用蚌珠、琥珀、松石、软玉制成的珠形颈饰。如河南辉县琉璃阁第140号墓发现了由灰色玉管珠（长1.5厘米，直径1.2厘米，孔径0.6厘米）串成的颈饰。在山西保德县林遮峪也发现了18枚用珠状、梅花状、圆盘状的琥珀、绿松石、玉、骨制成的串饰，置于人架颈部及胸部。
　　西周时代的颈饰出土比较多，形状也富有变化，由多种器形组合而成。如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出土1件长110厘米的珠串，其中有白玉龟饰13件，白玉棍饰1件，红玛瑙串珠5粒，其余的是绿松石及黑白串珠，最小的仅有芝麻粒大，但中间穿孔正规。陕西西安沣西张家坡188#西周墓，人架颈部有11件小玉片、4件贝、1件小玉饰连成的串饰，同区406#墓出土小玉块86件，内11块含于口内，其余均在胸前，也可能是串饰。洛阳中州路西周墓发现淡绿色圆球状珠甚多，都在头部附近，可见也用料珠作颈饰。
　　春秋战国时代的颈饰出土不少。山西侯马上马村春秋墓出土两件玉串，大的一串由玛瑙珠、骨珠、玉珠、玉环、玉兽等20枚组成，珠的形状有枣形、管状、珠形、六棱形、长方形等，都有穿孔。小的由11枚组成，形式质料相同，出土时置于人架胸部。
汉代以后，颈饰的形状变化更多，工艺也极精美，一直到现在，仍是人身上一种重要的装饰品。
　　朝珠是清代官服的一项重要服饰，由项链演变而来，先是由项链演变为佛教诵经人所持的念珠，到了清代，在念珠上面增加一些配件，便成了朝珠。这是把念珠的108颗珠分成4份，每2份之间夹入1颗大珠（称作“佛头”），然后在其中1颗大珠上联1根细带，细带的另一端悬一块宝石，叫做“坠角”；大珠与坠角间还有一块玉或宝石，外面圈上金属的框。这一串饰物在佩带朝珠时是放在身背后的，所以叫“背云”。另外还有三串用小珠穿成的串饰，也系在朝珠上，佩带时要垂在前面，所以叫“记稔”。
　　朝珠是清代宫廷中，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人等重要的上朝佩饰之一，佩带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朝珠用料也不尽相同。清代等级制度是非常森严的，按制度规定：皇帝、宗室、王公、爵侯以下至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本人及妻室或儿女穿着朝服时，可以配挂朝珠，这在当时被称为文五、武四。对于佩戴何种质地的朝珠，也有严格的区分和等级规定，从官员胸前所佩戴朝珠质地好坏，可以看出官员的品级高低。通常是用珊瑚和软玉、翡翠等名贵材料雕刻而成，而独有皇帝佩带的朝珠是用东珠制成的。
　　乾隆时期的进士毕沅，曾在陕西、湖广地区身居要职，熟悉古物奇器之道，大量收藏古玉，并对缅甸翡翠情有独钟，将上等翠玉琢磨成朝珠，与夫人共同享用，开启了翠玉琢朝珠的先风。要知道，当时朝廷还没有使用翠玉朝珠。在毕沅等人的影响下，朝中人士开始使用翠玉，并蔚然成风。缅甸翡翠成为京城上层人士的珍玩，一度供不应求，顶级缅甸翡翠源源不断输入中国，成为重要的玉器，一度超过和阗玉器，丰富了中国玉宝库。
四、玉组佩 　　从一般意义讲，凡由两件或两件以上玉器（件）组合成的玉佩，都可称之为“组佩”，也称“杂佩”。最早的组佩性饰品，当属距今大约18,000年前北京山顶洞人以石珠、骨珠、兽牙、海贝壳等经钻孔串连而成的佩饰。大汶口文化玉石组佩发现较多，良渚文化组佩更为精致。这些类组佩大概多用为项饰。
　　到了西周时期，出现了较大型的组佩，按时期及级别不同，组配的大小也不同，在陕西宝鸡竹园沟发现的组佩是以一璜为主体，配以珠和管；长安张家坡58号墓的组佩是以三璜为主体，间联多件珠、管。山西曲沃晋侯墓地91号墓发现的组佩以五璜为主体，间联璧、管、珠；31号墓的组配则是以六璜为主体、间联多件珠者。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2001号墓还发现了以七璜为主体、间联多件珠的组佩。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大的西周组佩是在山西晋侯墓地发现的，这套组佩是以45件玉璜为主体，是迄今得见的组佩中玉璜最多者。
　　大型结构匹配繁复的组佩，是贵族表示身份地位及权势的服饰。从墓葬中所出土的组佩情况看，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越高，所佩组佩的结构越复杂，长度越长。这种佩玉方法是西周用玉开始礼制化的表现。组佩体现出多样统一，形式有序，实质即是“礼”，也是一种秩序观念，比如统治者用玉，就是根据其地位、官级、身份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尊卑有度，规范森严。虽然《周礼》中所载关于用玉的种类、颜色、尺寸等内容，可能与考古发现不尽相同；但从中也可看出，从西周起，用玉确已步入政治化、制度化和礼仪化的轨道。大型组佩即包括这方面的文化特色。另外，西周时的“礼”之本义还在于“和”。如《逸周书·度训解》：“众非和不镇，和非中不立，中非礼不慎，礼非乐不履。”组佩中众多饰件之间的有机结合，也是“和”与“中和”思想的体现。而组佩的内在美，是通过其结构中的对立统一的复杂性来体现的。
　　西周组佩的结构共性是：以玉璜为主体，间配以其它各种小件的玉饰，这与典籍记载有所不同。《周礼·天官·玉府》：“共(供)玉之服玉、佩玉。”传：佩玉上有葱衡，下有双璜、冲牙、瑸珠以纳其间。郭沫若《金文丛考》认为，这类组佩，即是古文“黄”字之来源。其说在理。不过西周组佩似不见设冲牙者。
　　组佩以璜为主体，必有道理。玉璜弯曲如彩虹，又如拱桥形，两端穿孔，或上端中央亦穿孔。拱桥形玉璜，在组佩中可承受较大重力；两侧穿孔，可保持组佩整体的均衡与对称，并使之平衡稳定。因此，璜的作用是成为组佩的“骨架”起支撑作用，使数十件甚至上百件玉饰组成的整体，在佩者行走时，通过璜的连锁保持它的平衡稳定。在获得视觉审美效果的同时，佩组佩者还可听到玉佩之间因轻轻撞击而发出的叮叮当当的悦耳玉振之声，获得听觉审美效果。贵族们还要保持“行步有佩玉之度”；佩者的步伐与组佩的摆动也要相和谐，以表现出佩者仪态与风度之美。
　　春秋战国组佩一般由璜、环、珑、琥、觿、珠等组成。人们佩戴成组佩玉，不只是出于纯粹的装饰目的，更是由于玉具有坚硬、润泽、纯净，美观等属性，因此被当时士人看成是人的完美品德的象征。组佩通常用玉环(璧)，玉璜作主体，以珑、琥、觿为悬饰。
　　从考古发掘所得的几套组佩的复原图中可知，龙形佩(珑)和虎形佩(琥)是春秋战国组佩中最具特色的。龙形佩为片状，多数镂刻成Ｓ形身躯，腹部上拱，中间有孔用于悬挂在组佩正中。头部有孔的身形相对较长，有的作钩形，应是悬挂在侧翼的饰件。龙形雕刻得健劲有力，除春秋早期部分平素外，常见的玉龙首、爪、尾刻琢精细，身上饰涡纹、勾连纹等纹饰。春秋早、中期以蟠螭纹、蟠虺纹为主，战国时则普遍施谷纹、涡纹、勾连纹等，或者几种纹饰交织装饰，变化丰富。龙首爪用隐起法雕刻，视之如同浅浮雕。龙形象狰狞，表情夸张，形式各异。除龙形佩外，还常见有虎形佩、鸟形佩和冲牙等。这些玉件的特点与龙形佩基本相同。
　　组佩在西汉早期达到了最为繁复的程度。一整套玉佩的长度和穿缀玉件的数量都是空前绝后的，这可以从广州南越王墓和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器中反映出来。汉武帝时期，玉佩的种类和组合形式趋于简化，这一变化清楚地显示在满城中山王墓和巨野红土山昌邑王墓出土的玉器上。这种现象应是诸侯王势力由盛转衰的社会背景在用玉制度上具体表现。但佩玉（特别是成套的玉佩）制度毕竟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直观地体现了佩戴者社会地位。因此东汉时期用玉制度逐渐完备，尤其表现在玉衣和组玉佩的使用上。《后汉书·舆服志》云：“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至孝明皇帝，乃为大佩，冲牙、双瑀、璜皆以白玉。”以河北定县43号汉墓为例，墓主为中山穆王刘畅，下葬于灵帝熹平三年。墓中出土了一套组玉佩，计有心形佩、璜、觿、环，皆透雕或浮雕龙纹，质地优良。除心形佩外，均成对排列。另有玉舞人和司南佩等。这套玉佩可以说是明帝所创佩玉制度的真实写照。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佩玉制度不存。曹操统一北方以后，天下初定，开始建立典章礼仪制度，佩玉制度也应运而生，其创立者便是魏人王粲。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今河南焦作)。《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魏国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挚虞在其《决疑要注》也说：“汉末丧乱，绝无玉佩。魏侍中王粲识旧佩，始复作之。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隋书·礼仪志》云：“至明帝始复制佩，而汉末又亡绝。魏侍中王粲识其形，乃复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可见王粲对曹魏的典章礼仪制度的建立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他所创制的一套玉佩，成为魏晋乃至隋唐时期广为流行的玉佩式样。
　　从考古资料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新出现的玉佩种类主要有：蝙蝠形、飞碟形、梯形、半圆形玉佩，玉佩的上方穿孔处多作云头形；半璧形玉璜；带穿孔的玉环以及玉珠等等。玉佩均为素面，未经抛光，雕纹饰者很少，有山西寿阳北齐厍狄回洛墓出土的一件阴刻凤鸟纹的蝙蝠形玉佩。另外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还出土有外缘贴金的玉佩。这些新出现的玉佩，应是王粲所创玉佩的样式。曹操于建安十八年受封魏公都于邺，设立官职制度，建安二十一年进封为魏王，魏国始建，王粲卒于建安二十二年，故王粲新创玉佩的具体年代，应在公元213～217年之间。
　　从灵帝中平元年黄巾起义开始，经董卓之乱、官渡之战，到献帝建安十三年赤壁大战，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中原成为群雄割据、混斗屠杀的战场。在这20余年间，汉中央政权摇摇欲坠，典章制度废弛，作为皇室、诸侯王和高级贵族专用的佩玉制度也无人问津了。这一阶段，大概就是挚虞所说的“汉末丧乱，绝无玉佩”的时期。山东东阿县魏东阿王曹植墓中出土的4件玉佩，有飞碟形、梯形玉佩，玉璜和玉珠等。曹植死于公元232年，距粲作佩仅10余年，这是目前所见王粲新创玉佩最早的实例。挚虞为西晋时人，他说“今之玉佩，受法于粲也”，说明王粲所创玉佩在西晋时已很流行。湖南安乡西晋刘弘墓出土的组玉佩，可作为这一时期的玉佩标准器。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和江南地区的许多墓中都随葬有这类的玉佩。隋唐时期，玉佩形制仍沿袭魏晋风格，变化不大。
　　这些玉佩的组合形式，可以根据未经盗扰的墓葬所出土玉佩加以复原。南京仙鹤观东晋墓为东晋名臣广陵高崧家族墓葬，２号墓主为高崧及其夫人谢氏，６号墓主为高崧父母高悝夫妇。这两座墓各出土一套完整的组玉佩，为男性墓主腰部佩挂，结构几乎一致，均由2珩2璜1玉冲2珠共七件组成，复原长度约为23厘米，每件端部有1～4个小孔可供穿系连接，还有数目不等的水晶、琥珀、绿松石和料珠等缀于各佩饰构件之间。陕西咸阳隋王士良墓出土的一套组玉佩较为别致，由2件玉珩1件玉环1件玉冲及近200颗玛瑙、水晶珠组成。西安唐代孤独思贞墓亦出土一套组玉佩，复原后组合形式与上述诸佩饰无大的差异，只是中间为２件较小的四孔玉佩。
　　从这些玉佩的复原组合形式中可以看出：
第一，一套组佩中一般有２件玉珩，作蝙蝠或飞碟形上下排列，上珩有4个孔，下珩有3个孔，因为上珩两端要垂系双璜，而下珩置于双璜之间，故上珩宽于下珩。
第二，玉冲在组佩中体形最大，呈梯形，宽度大于上珩，目的是使从上珩两端通过双璜垂下的珠子落到玉冲之上，通过人体的摆动，相互撞击而产生悦耳的声音，其意义与古玉佩中所谓的“冲牙”一致。
第三，东晋高崧家族墓出土的组玉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标准样式，而隋王士良墓出土的四孔半圆形玉珩和带有四个相互对称小孔的玉环，则是北周时新出现的佩饰种类。
第四，各佩饰之间以丝线相连，缀有玛瑙、水晶、琥珀、绿松石和料珠等，即文献所谓的“琚、瑀、琨珠”者。
根据上述这些特点，就可以基本确定其它被盗扰墓葬中出土的零散的玉佩件在组玉佩上的具体位置。
　　关于王粲所创玉佩的佩戴方式，从考古发掘情况来看，一般位于腰部以下，应是佩挂于革带上，悬垂于身体一侧。唐懿德太子墓石椁线刻女官所戴玉佩也说明了这一点。考古发掘的墓葬的棺内都只出土了一套组玉佩，佩带者均为男性，随葬品还有铁剑、玉剑饰等，因此可以推测出墓主生前应是身体左侧佩剑，右侧悬组玉佩。王粲创立玉佩制度的目的，无非是为“尊卑有度”，因此，只有身份和社会地位较高的皇室成员、王公贵族和高级官僚才能使用这类玉佩。佩戴组玉佩下葬是朝服葬的标志之一，即墓主是身着官服入棺下葬的。
　　王粲所创的这套玉佩，对后世的影响也很深远。五代南唐李景陵出土了一件梯形玉冲；河南巩县北宋皇陵文、武官石像身上刻划有这种佩饰；北京明定陵也出土有这类组佩。直到近代，民间流行的佩饰“玉牌子”与王粲创制的玉佩亦有相似之处。
　　隋唐时候的贵族将玉组佩挂戴在身上行走起来是什么样子呢？笔者以咸阳隋王士良墓和西安孤独思贞墓出土的玉组佩为蓝本绘出图样，请西安市一家工艺品商店以蓝田白玉仿制。共仿制４套玉组佩，佩件间以玛瑙穿缀，全长约40厘米，供两人佩带。笔者又请陕西省歌舞剧院的两名演员身着仿唐“霓裳”服饰，腰悬仿制的玉组佩，轻步行走，一时之间，摇动的佩件相互撞击发出的叮叮当当清脆之声不绝于耳，洁白的佩件、鲜红的串珠与华丽的衣裳、高贵的头饰相得益彰，仿佛一千多年前宫廷贵妇再现人间！
　　玉组佩中有一种样式特别的玉饰――玉觿。玉觿为角形玉器，造型可能来源于兽牙，故又称“冲牙”。原始社会有佩带兽牙的习俗，后来以玉仿之，遂有玉觿之形，主要用作组佩上的部件之一。“玉觿”一词源自《诗经·芄兰》“童子佩觿”之语。
　　玉觿于商代流行，其后历西周、春秋战国，至汉而不衰，汉以后消失。玉觿除用于佩带装饰的功能外，古人还以此作解系绳结的工具。因此尽管各代玉觿造型变化繁复，却总不离上端粗大，下端尖锐的基本特征。同时，佩带玉觿被认为具有解决困难的能力，是一个人聪颖智慧的表现。
　　新石器时代玉觿出土于江苏吴县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中，呈扁平角状，两端以透雕技法镂出丫形花纹等，器边亦作凹凸起伏的变化。商代玉觿造型简洁，多作牙形，上端穿孔，下首尖锐，觿身琢简略纹饰。西周玉觿颇似月牙形，器表饰龙纹、人纹等。龙纹觿柄部为龙首，龙身弯曲，上饰卷云纹，尾部饰三角纹，颔下、尾端各钻一小孔。
　　春秋战国时玉觿的形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今所见这一时期的玉觿均处理成龙、虎、兽、鸟形象。动物的头部为上端，尾部琢成锐角，身体弯曲成自然的曲线，透雕结合隐起的运用使其动物形象变化多端，且相当生动。
汉代玉觿趋于简化，多数呈细长牙状和宽三角形，纹饰主要有绞丝纹、勾云纹，水平不及战国。西汉早期玉觿与战国相近，一种作Ｓ形龙纹，身出尖卷状装饰，尾为锥形，身、尾饰云纹，并刻出轮廓线；另一种呈弯月形，一端琢出龙首，一端似锥状，身饰云纹，有轮廓线，耳部穿孔。西汉中、晚期和东汉玉觿皆为弯月形，但与早期不同。中期玉觿有的宽端作龙首，背上方透雕出缠枝的蟠螭、凤鸟等。也有在器上仅用阴线琢出兽首、云纹躯身的，头部钻一孔。晚期玉觿宽端一般透雕作回首的龙形或凤形。
五、玉带饰 我国古代服饰的一大特点，就是穿长衫，所以在腰间需要用革带束住，革带饰是装饰于腰带上的饰件，既是装饰品，又是实用器。到唐代以后，革带成了系于官袍外面的一种代表身份地位的饰物，依等级不同缀有玉、金、银等，其中以玉最为珍贵。玉带饰主要包括玉带及玉带钩两种。
　　玉带由玉銙、铊尾和带扣组成，所谓“玉銙”，就是嵌钉在革带上的方形或椭圆形玉板。位于革带首末两端的玉板，称为“铊尾”。文献记载玉带制度始于唐高祖李渊时期。据《唐实录》记载：“高祖始定腰带之制，自天子以至诸侯、王、公、卿、相，三品以上许用玉带。”唐高宗李治时期将玉带制度定为：“紫为三品之服，金玉带，銙十三；绯为四品之服，金带，銙十一；浅绯为五品之服，金带，銙十；深绿为六品之服，浅绿为七品之服，皆银带，銙九；深青为八品之服，浅青为九品之服，余皆钰石带，銙八。”
　　目前所见最早的玉带，出土于隋代王士良墓中。唐代的玉带发现最多。从各地零散出土及传世的唐代玉銙来看，所琢刻的纹饰以番人形象为主，有番人进宝、执凤头壶、持杯、弹琵琶、乐舞、吹奏、击鼓、狮子纹等。唐时，西域的于阗国大量开采玉石，制成精巧的玉器，向唐朝廷进贡。据记载，唐太宗贞观六年，于阗国派遣使者到长安献玉带。唐德宗在位时(公元780～805年)，派内给事朱如玉去西域求玉，在于阗国得到了一大批玉宝，其中有“带銙三百”。因此，这些雕有番人形象的玉銙应是在西域于阗国制造的，唐朝廷使用玉带可能也是受到于阗国的影响。
　　唐代玉带制度的建立，完全符合并突出显示了封建帝王制度下的等级与权力观念，因此具有极旺盛的生命力，使其能够在唐以后的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等朝代官仪中沿用。四川成都前蜀帝王建墓出土的盘龙纹玉带，是目前所仅见的唐、五代时期等级最高的玉带，也是前蜀帝王建的随身御带，可谓无价之宝。它由7块方形带板与1块圭形铊尾板组成，带板及铊尾皆扁体，玉质洁白温润，每块玉板上均碾琢龙纹图案，具有浮雕效果。龙头回望，双目圆睁，炯炯有神；龙身蜷曲，在云中盘旋；四肢健硕，龙爪刚劲有力。龙的神态生动，为研究中国龙纹的演变提供了宝贵实物资料。这条玉带的主人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王建本是许州舞阳(今河南舞阳)人，在唐末战乱中曾卫护唐僖宗西逃，从此得到僖宗信任，并开始在四川发展势力。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这时王建已基本上占据全部蜀地，于是他便称帝，国号蜀（即前蜀），建都于成都。王建虽是个小国皇帝，但处处以唐的正统自居，一切都照搬唐代制度，史称蜀国“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他生前使用的这条玉带，正是他刻意追仿唐代末年玉带制度的产物。综上所述，我们将文献和出土实物结合起来，能清楚地看出整个唐代和五代时期玉銙制度的变化。
玉带铊尾背面有阴刻楷书118字，记载了制作玉带的缘由：
永平五年(915年)王建的后宫起火。第二天宫人在废墟中寻得一块被火焰燎黑的玉石，众人都说这块玉经大火焚烧已经毁损了。但王建很迷信，说：“这是天生的神物，又怎能损坏呢？”于是命玉工剖开，玉石内质异常温润洁白，就是当时最好的玉工也未见过如此精美的玉石。王建令玉工将其制成大带，并沾沾自喜道：“夫火炎昆岗，玉石俱焚，向非圣德所感，则何以臻此焉！”
这段记载虽然有迷信夸大成分，但证实了这条玉带确实是在蜀国仿唐制度琢制的。铭文还提及了玉銙和铊尾的尺寸，“其胯方阔二寸，獭尾(铊尾)六寸有五分，”基本上符合实测的尺寸。
　　宋代朝廷用玉之风炽盛，玉带仍为带之首。宋代玉銙纹饰仍以人物形象为主，另有云雁纹、龙纹铊尾等。江西上饶南宋赵仲湮墓中出土的一组青玉池面人物纹带板，是宋代玉銙的佳品。这组带板由７件玉銙和一件铊尾组成，每件的表面浅浮雕一人，刻划清晰，制作细腻，线条流畅。玉銙上的人物均作盘足打坐状，五官清秀，头结发髻，身穿交领大袖长袍，或弹琵琶，或捧果，或饮茶，或吹箫。铊尾刻一背负包袱的长髯老者，作行走状。玉带的主人赵仲湮死于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生前为明州观察使，这副玉銙是宋代高级官吏用玉制度的典型写照。
　辽代完整的玉带，主要出土于内蒙古哲里木盟奈曼旗辽陈国公主及驸马墓中。陈国公主耶律氏是辽景宗皇帝的孙女，死于开泰七年（1018年），年仅18岁。她父亲是圣宗时的重臣耶律隆庆，战功卓著，深得圣宗器重，因此陈国公主家族高贵显赫，她死后以隆重的礼仪下葬。驸马萧绍矩，卒年不详，生前曾任泰宁军节度使、检校太师，官位高显，因此陈国公主墓是一座规格很高的辽代皇室墓葬。该墓共有腰带５条，其中两条分别为玉丝蹀躞带和玉銙银带。蹀躞是指带上系佩的物品，凡是有系佩物品的带都称作蹀躞带。蹀躞带是我国古代北方各民族的传统服饰，腰带上习惯系刀子、解锥等游牧生活所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具。唐代初年，朝廷曾借鉴北方民族服饰，规定官员束蹀躞带，但所佩带的游牧生活物品纯属摆设。后来改为官员在腰带中佩鱼袋和香囊，蹀躞带的形制在中原逐渐消失。玉銙银带，是用银片代替皮革制成由长短两段组成。长带为163厘米，缀有长方形和方形玉带銙14件、桃形玉带銙1件和圭形玉铊尾１件。短带约28厘米，未缀玉銙。这种银片制作的腰带显然不是实用品，而是专为随葬制作的，但它仿当时革带的形制。因用银片仿制，历经900多年未朽。玉銙银带与中原地区汉式玉带的制略同，可知契丹既流行颇具民族特色的蹀躞带，又使用汉式腰带。
代辽而起的金代，是女真族建立的政权，使用玉带的制度与辽大体相同。吉林扶余县的一座金代墓中，出土一条单铊尾金扣玉带，是仅见的一条完整的金代玉带。玉带銙为长方形，共18块，椭圆铊尾１块，均光素无纹，用金铆钉连缀在革带上。带中间佩挂海螺及金环，体现出明显的女真族风格。元代玉带的使用制度与辽金基本相同，在雕琢技法上以浮雕和透雕为主，主题以胡人戏狮纹和“秋山”纹最为常见。
　　明代是使用玉带极盛的时期，工艺水平也很高。目前所见的大部分玉板都是以透雕或高浮雕技法制成，纹饰为各种龙纹、麒麟、花鸟和人物，不但选料精良，而且雕琢极为细致，有很高的欣赏价值。明代最精美的玉带板，分别出土于明鲁王朱檀、明益王朱佑槟和明兵部尚书鼓泽夫人的墓中。朱檀墓随葬有两条玉带，其中一条嵌钉20块白玉銙，多为长方形，全部透雕灵芝纹，并由镂花的金片包镶，十分精美。朱佑槟墓出土的玉带由17块玉銙组成，有长方形、方形和桃形等。玉銙两层透雕带翼麒麟，麒麟身上饰方格纹，站在山岩上作奔走状。麒麟四周透雕山水、松枝、梅花等图案。鼓泽夫人墓中现存玉带板为18块，其中玉銙16块，有长方形和桃形，圭形铊尾两块。铊尾和桃形玉銙上透雕凤鸟和花卉，长方形玉銙仅雕花卉。明代礼制，玉带只有皇帝、皇后、妃嫔、皇太子、亲王、郡王、公、侯、驸马、伯及文武一品官才能使用，其它人除非特赐是不能用的。但在革带用玉数量上，似乎没有严格的规定。明定陵出土10条玉带，带板玉质纯正，细腻滑润。每条带上的玉板数目不等，多则达20块，亦有９、12、13块的。现今传世品的明代玉带板，大多是零散的带銙和铊尾。带銙由长方形、桃心形、竖条形组成，另外还有委角长方形和方形带銙。装饰分素面、透雕、镶嵌宝石三种形式，所雕纹饰同元代相比有较大变化，早期仍有元代遗风，以云龙纹为主。明中期带有吉祥寓意的图案开始流行，带板上的纹饰几乎全部转为吉祥题材，如松鹤、麒麟、三羊、百兽等。明代玉带板早期的雕刻多是立体的深层镂空，可看出明显的元代手法。明中期出现了分层镂雕的琢法，先用减地法留出上层图案，在降低的地子上再镂雕底层图案。这种风格与同期的雕漆特点相一致，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但也失去了宋元时期自然写实、生动逼真的特点，成为一种程序化的、呆板的图案化纹饰。此期玉雕的刀法也变得硬直险峻。江西南城明益王朱佑槟墓出土的玉带板可作为此时的典型代表。明晚期在雕工上呈现出粗犷简略的风格，与早期有所不同。玉带多数为20銙，图案虽有定制，但颇为灵活。
　　带钩是以钩连腰带的，由钩首、钩颈、钩体、钩面、钩尾、钩柱和钩纽等组成。因在古墓出土的带钩上着有“钩”的器名。
在新石器时代曾有玉带钩出土，大多出于人骨架下肢部位。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出土的一件玉带钩，是迄今时代最早的玉带钩。
　　商周时期的腰带多为丝帛所制的宽带，《诗经·曹风》云：“淑人君子，其带伊丝。”郑笺：“谓素丝大带，有杂色饰者。”大带又名绅带，《礼记·玉藻》说绅带的长度“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绅即丝带束紧腰部后下垂的部分。女子的腰带也用丝质，下垂部分名襳褵。女子的长腰带名绸缪，打成环状结易于解开的叫纽，打紧死结不好解开的叫缔。因在绅带上不好勾挂佩饰，所以又束革带。开初革带两头是用短丝绳和环系结，并不美观，只有贫贱的人才把革带束在外面，有身份地位的人都把革带束在里面，再在外面束绅带。
西周的晚期至春秋的早期，华夏民族采用铜带钩固定在革带的一端上，只要把带钩勾住革带另一端的环或孔眼，就能把革带勾住。使用非常方便，而且美观，所以就把革带直接束在外面来了。文献记载春秋时齐国管仲追赶齐桓公，拔箭向齐桓公射去，正好射中齐桓公的带钩，齐桓公装死躲过了这场灾难，后成为齐国的国君，他知道管仲有才能，不记前仇，重用管仲，终于完成霸业的故事。根据《淮南子·说林训》所记，“满堂之坐，视钩各异”，都说明革带已经露在外面。在这种情况下，革带的制作也越来越精美华丽，后来不但把带鞓漆上颜色，还镶嵌金玉装饰。
春秋晚期的墓葬中，玉带钩、铜环与玉瑗、玉璜和其他玉饰组成的佩饰同出。到战国时期，也有带钩与环同出的情形，如河南汲县5#战国墓铁带钩与骨环同出，6#战国墓青铜嵌绿松石的带钩与玉环同出，山东曲阜鲁故城战国墓有铜带钩与玉髓环套合在一起。因此腰带带钩的功用就有数种，一种是横装于带端用来搭接革带两端的，一种是与环相配直挂在革带上勾挂佩饰的。另有一种较长的衣钩可装于衣服肩部勾挂衣领或装于衣领勾挂衣服肩部，这种衣钩至今仍在和尚的袈裟上使用。
　　战国时期的带钩造型变化较多，材质高贵，工艺精美，制作十分考究。体积大者长20厘米左右，小的仅4、5厘米，常见的尺寸一般在10厘米左右。钩身多作窄长条形，侧视钩身弯曲呈“Ｓ”形。常见的有四种样式：第一种作水禽形，钩体似鸭腹形，鸭嘴形钩首，钮近尾端，大多数素面，也有雕刻涡纹、方格网纹、谷纹的。第二种为铲形，钩体为铲形兽面，钩首为龙首。第三种为分节带钩，用金属杆串联数件玉块制成细长条，钩首和钩尾作龙首或虎首形，钩体饰卷云纹。第四种为嵌玉带钩，即在金银铜质带钩中嵌入玉玦、玉鸟等玉饰。第一种带钩流行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后三种带钩战国时期才出现，一般造型新颖，制作精良，既实用又美观。
在两汉时期，玉带钩为帝王、贵族所专用，材质精良，工艺更趋精巧。带钩的形式也有了新的发展，有长条形、琵琶形、螳螂肚形。长条形的断面有圆棒形、方形抹棱和矩形。汉代的玉带钩曲线优美，棱角分明，钩首有螭首、龙首等。钩身素面较多，有纹饰的仍以勾云纹、谷纹和菱形纹为主。此外还有用浅浮雕、高浮雕在钩峰琢龙、螭、云头形象的，这类钩见于西汉早中期。如广州南越王赵眜墓出土玉龙虎带钩，长19.5厘米，宽4.1厘米，通体琢浮雕变体龙虎纹。同墓出土玉龙附金带钩，玉龙作∽∽形变体，龙尾嵌套金质带钩，通长14.4厘米，制作极为精美。
　　汉以后至宋，由于服饰的变化，带钩不再使用。宋代仿古玉兴起之时，出现仿古的玉带钩。元代时，玉带钩被蒙古人用于腰带上，遂再度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流行开来，形制主要源于战国两汉的玉带钩造型。常见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琵琶形，形式仿汉代带钩，素面与饰纹均有，所刻的纹饰有仿古的蟠螭纹、勾云纹，纹饰的琢法已失古意；二是螳螂身形，该型带钩单薄细长，带钩后身弧度大，弧形内带钉，多作鼻纽或椭圆形纽，鼻纽是元代带钩的典型时代特征。
明代玉带钩造型较元代更为丰富，有琵琶形、螳螂肚形、条形、圆棒形及雕成龙、螭、鸟、兽、虫等异形带钩。螳螂肚形数量最多，钩头多作龙首，此外还有鸭头、羊头、凤头、如意头、马头等数种。龙头雕刻的比较清瘦，龙嘴变尖，眼如同虾眼，长面外凸，颈部细，钩身弧度较大，弧内带钉，有圆面、椭圆面、方形面等。此类带钩光素的多，有的钩身上分三棱打洼，造型简洁优美。龙首镂空单螭带钩，是明代另一种典型样式，旧称“回头教子”或“苍龙教子”。此类带钩主要流行于明代早中期，琵琶形钩身，上镂空立雕一螭与钩首龙头相呼应，这种带钩是明钩中的精品。
清代玉带钩基本继承了明代风格，造型上没有大的变化，然清代的用料、做工、上光普遍好于明代。有些钩身雕鸟兽、虫、鱼等图形，纹饰设计颇具匠心。从整体看，清代带钩造型纹饰的细部处理仍有自己的特点，表现在龙螭形象多首大颈粗，螭虎神情呆板，常见扁平三尾；带钩后身弧度变小，钩身下带钉较矮。其带钩纹饰比前代丰富，仿古、花卉、吉祥图案系此时新创。乾隆时期玉带钩雕琢细巧精致，之后水平下降，动物有形无神，刀工不流利，抛光不够光滑。清后期出现大量翡翠带钩，多制作较粗，水平不高。
古学家们认为，臂饰的产生可能与原始人佩戴狩猎工具环形石斧的习惯有关。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发现一些形似“环状石斧”的器物，严格说来也不能算斧状，不过是边缘四周磨得特别薄，有如石斧的锋口，这样做是为了增加杀伤力来对付猛兽。关于这些器物的用法，我们可以想象：原始人类经常在野外生活和打猎，难免会遇到猛兽。如果与猛兽肉搏，力气必有所不及，然而那时还没发明弓箭，于是先民想出其中一个对付猛兽和保护自己免受伤害的办法，就是掷出这些四周锋利的环状石斧。若能吓走猛兽，自己便能安全保住性命；若侥幸杀死野兽，更可获得一顿丰富的大餐。他们为了方便携带，不必时刻拿在手里，便设计成中间穿洞，套手臂上，并且要重而有劲，更要掷得远和易于控制，所以琢成像现今的铁饼般，只是中心有孔，近正中部位较厚重。后来弓箭和长矛等代替了这种原始的护身器，但先民臂上戴惯了，于是便演化成为身体上一种装饰。
　　由于臂饰已不再是护身与狩猎的武器，若四边仍锋利，容易伤及皮肉，那么就演变为饼状体有如“大孔璧”的器物。主要有臂环、瑗、镯等。《尔雅·释器》云：“肉好若一谓之瑗，好倍肉谓之环。”也就是说孔径(好)与玉身(肉)如果相等，就叫做瑗，如果孔径大于玉身，就叫做环。因此，臂饰的最早形态应该是瑗，这是由武器演化成装饰的第一步。到后来慢慢孔径越做越大，环身越变越薄，就演化成“好倍肉”的臂环。镯属金部，应该是在掌握了金属冶炼术后的产物。这时候臂饰已经下移到腕部。环身越来越圆滑，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手镯。
　　臂环作为一种日常佩饰，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
　　新石器时代的玉环，其基本造型为扁平的圆环状，多用白玉、黄玉制作。玉环中心稍厚，边缘较薄，通体磨光，制作精致。有的在外壁表面雕琢出四组兽面纹，过去有人把这种类型的臂环称作“蚩尤环”，据说是有辟邪作用。说是黄帝战败蚩尤，把蚩尤人首像琢在臂环上作为纪念，看来不是空穴来风。
　　在商周时候，环还有表示修好、恢复原来关系的含义。被流放在边境的罪臣，三年之后，如果接到君王使者送来的玉环，就知道自己回返有望，不久就会被召回任用，往往大喜谢恩。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环的这层意思便慢慢淡去了。
　　战国玉环种类很多，有丝束环、云纹环、谷纹环、龙纹环等。玉环在汉代使用仍较为普遍，或为佩饰，或为手镯，形制多样。魏晋时的玉环略有变异，环面素朴无纹，只在圆形外侧对称雕出两长方形凸起。唐代玉环圆形，体较厚，琢成内外六瓣莲花形，束腰。宋代有扁圆形的玉环，如早期形制。明清两代多雕团龙纹、蟠螭纹及竹节形玉环，龙身多饰鱼鳞纹，旁衬卷云纹。
　　早期的瑗是由臂环发展而来，多作扁形圆环状，器身呈方形断面或长方形、梯形断面，这种造型戴在手臂上并不舒服，故后来发展为管形圆环状，器身断面呈圆形、椭圆形或半圆形，戴在手臂上就舒服了。
　　玉瑗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大量使用，在各地新石器遗址均有出土。在良渚文化出土了距今4000多年的玉瑗，多数内壁光滑而平直、外壁呈圆弧形，出土报告称之为镯。这些玉瑗制作得非常精美，有的把器身拉长成筒状，有的在外壁雕琢纹饰，把表面做成绞丝状，出土时，有套在人骨双手或右手腕部的，可见瑗也作为臂饰。
河南安阳的商代妇好墓也出土了各种形式的玉瑗，第一种器形较长宽，外廓中间部位有一凸棱。第二种是外廓中间凹下，两边凸起成凹弧形。第三种是内缘凸起的有唇瑗，形似碗托，清乾隆皇帝曾做了几件玉碗托，就是这种形式的。第四种是将有唇瑗外缘板块体雕镂成花纹。战国玉瑗纹饰渐多，纹饰以谷纹和云雷纹为多。也有变化成一条首尾相接的龙形或变化成筒形的。
　　玉镯是装饰腕部的饰品。由早期的臂环和瑗发展而来。由于人们装饰观念及服饰制度的变化，已经不在适合在臂部做一些装饰，玉镯主要装饰在腕部。因为“蚩尤环”的传说，人们认为玉镯也有辟邪及护身的功能，将镯身视作龙的象征，认为佩戴玉镯有如龙体缠身，保护华夏子孙，这也符合中华民族感情。到后来，由于玉镯是成双出现，也有了双双对对、团圆、保护、紧密相联之意。唐代有镶金玉镯，发展至宋代玉镯呈圆环形，内平外圆，光素无纹，明清玉镯多见装饰，如联珠纹、绳索纹、竹节纹等。
　　玉韘最初是射箭时戴在右手大拇指上拉弓弦的工具，早先为了在拉弦时保护大拇指，只在拇指上裹一块皮，故韘字从韦。后来改用角、骨及玉做成圆筒形，并把上口做成了一边偏高，一边偏低，下口钻两个小孔，以便穿带缚住，固定在手上，又称“决”，俗称“扳指”。
　　早期的玉韘见于商代，如妇好墓出土的玉韘，短圆筒形，上端呈斜面，下端平直；正面以双勾阴线琢一兽面纹，方形眼，细长眉，宽鼻内上卷，口角上拉，耳后贴；角似牛角；脸面两侧雕以身、尾和足，双目下各钻一孔，可缚系于手，器背下部有一横向凹槽，供用来勾弦。
　　玉韘至战国时仍很盛行，到汉代逐渐演变成一种佩饰，俗称“鸡心佩”。韘形玉佩失去原有的实用功能，成为两汉佩饰玉的主要形式。西汉韘形玉佩为扁平体，器形主体似韘而加以变化，略近椭圆形，上端中部出尖，下端圆弧，中间穿一大圆孔，一面稍凹，一面微拱，器身上常用阴线刻划流云纹、卷云纹等。器身两侧(有的是一侧或上方)往往透雕出附加装饰，或为变形凤鸟纹，或为龙纹，或为螭纹，或为卷云纹，姿态不一。
西汉早期中部韘形较短矮，两侧微鼓；中期更鼓，圆孔较大；晚期韘形细长，圆孔变小。东汉韘形玉佩有的如扇形，长椭圆孔，器廓外环绕双螭、凤纹和云纹，也有器内外集螭、虎，熊纹饰于一体的。西晋韘形玉佩在主体上部琢一长方形穿孔，主体两侧透雕对称的龙纹，主体上细刻有兽面纹和卷云纹。东晋韘形玉佩主体中间穿大椭圆孔，旁侧对角上透雕互相顾盼的双螭纹，皆回首弯躯作穿云状，形态类同于汉螭，但刻划不如汉螭细致。宋代始出现仿汉的韘形玉佩，但在一些细节处加以变化，如产生出二叉螭角、四叉螭尾等。
　　到了清代，玉韘又恢复了“扳指”的形状，呈短直筒形，上下端平直，与早期的形制略异。清时器面上琢刻人物、山水、花鸟、寿字等纹饰，也有光素无纹的。虽然此时也有些是装饰使用的，但更多的是与满族的民族特性相联系的。
　　满清的祖先女真族，被称为“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以放牧狩猎为生，过着逐水草而迁徙、食肉寝皮的游牧生活，所以骑马射箭是当时每一位成年男子必须掌握的本领，于是弓箭和扳指也就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必备的物品。清朝的皇帝，特别是清初的几代皇帝都对扳指非常珍爱，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幅《乾隆大阅图》，画中的乾隆头戴帅盔，身挂铠甲，配弓戴箭，神态庄重，英姿焕发，描绘了乾隆即位后第四年，也就是1739年，在京郊南苑举行阅兵仪式的情景。如果仔细的观看，乾隆右手拇指上佩戴一只白玉扳指。在道光朝以后，清朝的皇帝贪图安逸，疏于骑射，不再精通骑射本领，再加上洋***洋炮的出现，弓箭的武器作用在淡化，挽弓射箭用的扳指逐步改变了功能，从射箭的工具变成装饰品，成为皇亲国舅、达官贵人地位和身份的象征。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幅《清殷鉴古图》中看出。画中的道光皇帝身穿便服，左手持书，右手拇指佩戴一只半红半白的玉扳指，端坐在石凳上若有所思，好像沉浸在对书的回味之中。扳指是拉弓射箭时扣弦用的工具，一般只在射箭是佩戴，而道光皇帝却在读书时佩戴，让人隐约察觉到扳指的作用在发生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