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 about Psychology and Psychotherapy.
我们最先观察到的是，牺牲神话的核心----?父----会造成集体实时的行动，人们认为弑父是集体行动一个极明显的起因，所以努力要消灭它。如此一来，人们就发起打击代罪羔羊的行动，该打击行动的源头因此结合了作为?父的对象的父亲与作为代罪无辜者的孩子（即儿子）。
以至于，团体要在现实中打击代罪羔羊的共同意愿使父亲的尊严更快地丧失，也使牺牲源头更快地衰弱。这与一神教神话相反，它们对?父一直怀有无意识的保留。
我们也注意到，在古代希腊，他们最初的三代祖先之建立过程正是父衰退而由子继承其位。第一代是乌哈诺斯（Ouranos)，他被他最小的儿子克罗诺斯（Cronos)阉割。克罗诺斯是真正的食人魔，吞吃了他的孩子们，以防被他们打败，最后却被他自己最小的儿子宙斯（Zeus)赶下王位；宙斯从此成为希腊众神中最伟大的神。
此处，希腊神话所涵藏的幻想明显地表现出来，符合佛洛伊德有关阉割的叙述，但其对象是父亲，而且阉割取代死刑，死与父亲吃人的野蛮行动相连。由于这个对幻想的客观态度，希腊人得以首度置身于理性的命运；佛氏肯定继续对这点保持高度的敏感度，因为希腊人主张多神论，这与一神教的潜抑正好相反。尽管如此，虽然希腊人制造了一个被打败的父亲形象，他们也没有在理想化的众神世界里给这位父亲虚构出一个惨烈的死亡。根据一个我们知道的逻辑，正是从乌哈诺斯起，阉割的威胁可能殃及儿子，因为他转身回头向父，代替父亲受死。最后，连被克罗诺斯吞吃的孩子们都重新获得生命。这点已经纳入众神们绝对无法被摧毁的理想神话逻辑里。这些神的“没落”很明显地出现在尼采时代，出现在华格纳的史诗中，民族社会主义采用了道个没落论，不是毫无内在理由的。
我们对一神教神话的梳理，因此突出了一个变形的新的牺牲形象，可以名之为政治。
如果我们承认把政治当作知识的话，当作取得权力、保住权力或者去除权力的艺术和方法的话，为了以集体的理想统治城邦、组织立法和规划教育，政治是制造新兴的神话之源头；作为它们的根基的牺牲，从这些新神话当中再度涌现。我们现在必须观察，牺牲从此如何依照五个极的模式来建构。
集体的理念取代了神之后，就提出一套社会制度，带来一个团体的、一个阶级的胜利，或者造成一个已解决的斗争的消失，制造一个重大的理由以支持某政权或某国家或某种族的存在，使一个源头得以继续存在或者被废止。不论为了什么理想，团体共同计划未来发展的线索已昭然可见，而且该集体计划也可能具有神圣的力量，因为在团体的计划所要达到的目标尚未实现的情形之下，意外事件仍然有可能发生，某个非理智的因素甚至可能出现在最后的结果里：而这些显然都是无法事先预知的。这个对未来的投射乃是要在不可预见的事物和未知的事物里探索神圣的，而“神圣的”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按照奥铎〔R.Otto〕的定义）。若要达到这个截然不同的目标，则需要牺牲。
于焉出现了两种不同于一神教的牺牲类型----两种都在现实里完成的牺牲----且被看作集体行动事件：一种是开幕式的牺牲，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即使那是在极端不公义的情况下所作的牺牲）；另一种是倒转回到自己身上的牺牲，为了实现团体共同的计划，个人牺牲他的财物、牺牲他的理性，必要时也牺牲他的性命。
在执行集体计划的时候，一切行动得服从领导者的指令，于是，领导者此时握有极大的临时权力，例如身为民主国家首领的政治人物、指挥战斗领导士兵的人、全能的主人或者专制的独裁者，这些领导者当中每一种类型的人各自在不同的程度上，集合了众人对理想化父亲的憧憬。对现代的多数人而言，至高的神已不存在了，这种情形很可怕，因为人们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领导者这个人身上，成功和胜利当然使这个人大获荣耀，但与此同时，团体也可能遭受人们所害怕的、所预见的或所等候的失败，这失败会削弱这个领导者的地位。也许当团体成员被要求付出的代价变得无法忍受时，他们私心里盼望计划失败，因而导致领导者加速崩溃。
所以，除了神性之外，领导者身上承担着理想化的全部重担，以至于，他极需要与我的五极说明图中上方的那一极建立一个距离，以分担其重担。他的作法是安置一个教条、一种理论、一种“知识”，如我们今日经济上的知识（马克斯主义）、种族上的知识（纳粹主义）、道德上和哲学上的知识（十八世纪的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可是，当领导者的权力更大时，他倾向于变成这些知识理念的化身和代表。除此之外，领导者也努力将现行的理念（ID2)与在他之前流行的理念（ID1)分开。的确，所有的牺牲活动，既然它们必须作为一个起点，一个源头，都完成了这个把今昔分开的工作。不过在这里，我们不往前回溯到传说的时代，而是在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当中参与这个最初的“世代”：牺牲活动正是以这个开创一新世代的名义，对群众产生令人着迷的力量。
领导者却也成为众人所指认的代罪牺牲者，为整个国体承受迫害；当他接二连三地逃过迫害，成为漏网之鱼后，他理所当然会被他的信徒们更热烈地推崇。
于是，人们似乎必须以善恶二元对立的方式来保持一种持续的分裂：分开旧理想和新理想，以应许一个将来的胜利；分辨得胜的领导者和被打败的领导者（使其作为潜在的代罪牺牲者之身分得以变成事实）；分开旧信徒和信奉新理想的信徒。
为了使领导者脱离变成代罪牺牲者的威胁，在战斗的混乱期间，他会要求众人在团结和共谋里更加奋勇往前并且更有信心；结果人们最终把邪恶投射到一个实际的受害者身上，使他成为牺牲的代罪羔羊，目的乃在将领导者从他所受到的威胁当中解放出来。
这个实际的代罪牺牲者可能是从前的领导者，如法国大革命期间法王路易十六的死刑就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人民不仅摧毁了具有神权的国王，还使之成为代表邪恶的形象，但这其实是一个嘲讽的代表形象，因为路易十六本人并不是独裁暴君；路易十六既然扛起了邪恶形象的代表，未来的领导者因而避免了担任该邪恶形象的代表。
从另一方面看，实际的代罪受害者也可能是由一群少数族群来承担，例如集中营、被迫在沙漠中长途跋涉的人们、刑事***屠杀无防卫能力的受囚之人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时代里可见到的主要的破坏行动，是人们为了保护他们的领导者和其理想免受任何攻击而作的。
在一个国家里，某个少数群体被认为是外来者并且被指控为替外人服务的情形之下，这个少数群体通常就会成为公认的代罪牺牲者。此处我们看到人们要消除一个内在的敌人，这个敌人同时代表了信徒们无意识的侵略性驱力，被团体成员们投射到外面敌人的一部分上面，因此抓住该少数群体的弱点以打击他们。
纳粹集中营里歼灭犹太人之举，就是以惊人的方式响应了这些功能：把希特勒的每一个信徒内在的破坏驱力，从一个希特勒----胜利者但一直很脆弱的领导者----转移到个人内在目标，被界定，被送出，用其带来的罪恶来加强同谋关系。代罪羔羊的功效因此昭显出来，当然是在它偏移的作用里显现的。但在这个投射功能之余，我们也应该指出一个倒转回到自己身上的牺牲，在这过程中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成分。
我不想把战争说成是群众投入牺牲。在这方面，出现了一种善恶二元对立，而且双方互相指控对方是恶，此二元对立尤其还有追溯效力：在胜利里，战死的人们将起消除邪恶的作用，因而建立无止境的和平，并且给幸存者----先给那些参加过战斗的人制造一个结盟所需的认同特征，因为他们曾经为了团体的共同命运而冒着个人性命危险，也给那些将来被人纪念的消逝者制造一个结盟的认同特征。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无限笔迹（ID:wuxian-bj）。
本文系转载，非商业用途，如有侵权请告知，将删除。联系邮箱：
Related posts:
毛敏乐，心理动力学取向咨询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中美精神分析联盟（CAPA）初级组在读（），和光临床心理学研究院（首届）心理动力学咨询师连续两年训练项目成员，现代家庭杂志、青年文摘、大众健康杂志特邀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