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章立凡与章乃器的不同际遇
刚才在网上行走，看到章立凡的博文“邓力群之殇与党国理论界的黄昏”颇为吃惊。如此论调他也敢写，网上也能传播，大有时过境迁之恍然隔世也。想想那些年，一顶“反革命”的帽子随时就可以扣在头上，一句不经意的言论足可以让你命丧黄泉。
我接着搜索章立凡其人其事，发现一个10年前的“鲁豫有约”访谈，讲述的是他与父亲章乃器的一些事情。这么多年来，看看发生在章乃器、章立凡身上的许多事情及其一些相关的介绍，感觉时代真的是有很大进步，起码章立凡不像章乃器那样生活受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约束，我们大家也不是生活在恐怖之中。章立凡讲到他在写《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的时候说：“我写的时候我也哭，有些场景我也是要落泪，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还是进步了很多，就是过去，我们今天所谈的东西如果在文革里你这么谈，那我们大家都是反革命，那现在至少不会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回顾往事也好，我们今天看待历史也好，实际上都是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我还是向前看。”
是的，章立凡敢于回顾历史，为的是向前看。如果我们看不清历史，也就看不清未来；如果我们不敢面对历史、面对真相，那么我们也就无权过问未来。
附凤凰网：鲁豫有约章立凡
2004年的秋天，一本名为《记忆：往事未付红尘》的书引起了诸多人的关注。书中辑录了多位半个世纪之前中国从政知识分子们的风骨往事。而这本书的主编章立凡，正是当年倍受批判的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
陈鲁豫：什么时候想到写这么一本书的？
章立凡：我实际上是陆陆续续地写，从去年10月到现在，一直在写。在以前写的都是阶段性地写。然后现在看也有点收不住。
陈鲁豫：我们写书的过程当中，要写得顺畅的话，会是一个很快乐的过程，但我觉得你写书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要回忆那个年代的时候，会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一个过程。
章立凡：会是这样。
1950年出生的章立凡是章乃器六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从孩提时***始，父亲一直都是他的骄傲。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七君子”之一，到创建近代史上著名的救国会和民主建国会，性格倔强的章乃器一直都被公认为“只认真理、无畏权贵”的夫子学者。
1948年底，受***的邀请，章乃器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更是出任政府要职；做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和第一任粮食部部长。而作为一个杰出的理财家，章乃器参与制定粮食统筹统销的重大政策，首创粮票，帮助新中国度过了建国之初的粮食危机。
尽管做到了如此高官，尽管是极有口碑的知识分子，但从高峰到低谷也只是在一夜之间。
1957年，反右风暴席卷中国。当时，章乃器的《从“墙”和“沟”的思想基础说起》与《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问题》被认为是典型的右派言论，最高领袖***也将他列为死不投降的大右派之一。当时的章立凡还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陈鲁豫：你的记忆都是从反右开始的，是吧？
章立凡：可以说比较牢固的记忆是从反右开始，因为反右对我来讲，我记得那个时候怎么说呢，我对反右这件事儿，当时我还是很赞成***的。
陈鲁豫：你多大呀，那时候？
章立凡：我那时候7岁呀。
陈鲁豫：7岁你就懂得参政。
章立凡：7岁，但是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就是说，哎，说这个，这个***是中国人民大救星，我想如果***要批判他，那总是我父亲有错，不过那时候报上有很多漫画是画我父亲的，那我就会看到，哎呀，我觉得我爸爸怎么这么坏，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建和工商联开会，就批判我父亲，我还被安排去讲了几句话，不断地有人来找我母亲，就是说要表态。
陈鲁豫：他们让你说什么，你还记得吗？
章立凡：就是说章乃器虽然是我爸爸，但是我还是反对他，我要跟他划清界线，好像就是这样的一个，然后我说完以后全场鼓掌，然后还有人跟我握手，这个我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前面说话，就是这是第一次。
对于这次会议，六十岁的章乃器拒绝出席，他没有亲耳听到不谙世事的儿子批判父亲的声音。
尽管到了1957年6月份的时候，报章之上已经处处都是对自己口诛笔伐的批判文章，但章乃器依然不认为自己有任何过错。
章立凡：他始终就是叼着一个烟斗，然后呢你说什么，就是他就这么呆着，拿着烟斗。因为他在粮食部威信很高，说他的威风打不下来，然后呢就把两会的，就是民建、工商联的人一块儿到这个粮食部去开会批判他，因为在部里批不起来他，没有什么人愿意批他。开的过程中，有一位老先生就是上台发言，他发言刚完，我父亲忽然就走下来，走到这个人面前对他说你没良心，然后一下子就全场就大乱，开了三天会没结果，最后就说不开了，跟他开会这个影响大概是不好，就改成让他写检查了。
面对蜂拥而至的责难，章乃器依然我行我素，特立独行。有人将他誉之为“中国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而在另一种场合中，他又被***评价为“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在政治成为唯一和最高标准的年代里，章乃器如此毁誉参半，也是情理之中。
陈鲁豫：当时给他扣的帽子最严重就反党反社会主义？
章立凡：那都是大家都一样了，凡是右派都是。
陈鲁豫：都是这样。
章立凡：都是这样，他的态度是让很多人吃惊，你比如说1957年的大概是6月25号，国务院开会那个，就是讨论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个《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就是当然要谈反右，也要点他们这些人的名儿，然后我父亲突然站起来就对总理说，我要对总理说几句话，说你是总理，我是这个协助你工作已经八九年的这么一个干部，过去出了问题都是大家共同来分担责任，来这个解决问题，现在这个我，说我犯错误，那么就凭这个一个人讲的三两句话就断定一个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说这个结论是不是值得考虑，然后一下子就把总理噎在那儿了，总理是口才很好的，后来别的人就马上就群起来批判他。最后后来总理就说了一句话，就说你不悔改将自绝于人民。然后这个会就散了，就很多人后来还跟我提起来，说你爸爸怎么敢就在那种场合公然顶撞总理，但是实际上总理对我父亲还是蛮好的，他可能，那个时候他也是身不由己，就是说因为他40年代做统战工作的时候，这些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都是他的老朋友，但是那个时候形势比人强。
章乃器始终拒绝在他的右派结论上签字，连当时主持审查处理工作的一位领导都说章乃器心口如一，最后只好硬着头皮拍板：“我们不是法院，章乃器不签字，照样可以定右派”。
日，***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撤销章乃器的粮食部部长职务。
也正是在这份主席令中，章乃器的名字第一次被排到右派中的首位。而在那之后，他在民建和工商联的副主任委员职务也被相继撤销，彻底成为被打倒的人物。
陈鲁豫：在政治上你没有压力吗，需要跟你爸划清界线，有这样的压力吗？
章立凡：我尽量不让人知道我爸是谁，但是后来那个，我的老师把这个事儿给泄露了，所以最后大家都知道了，知道了以后，当然我就更得入另册，所以后来我就学习弄得很不好，我还留过一年，那个时候学校曾经这个不公开地开了一个展览，而且在开这个展览以前，老师还跟我说，说为了这个教学的需要，就是你把你读过的书，你都给开出一个单子来，我就很老实，我就开了一个单子，我都看过什么书什么书，然后呢当然这个单子也就被展示出来，作为这个，这个学生思想的一个证据吧。后来我就变得很消极，我就很厌学，我觉得上学无用，那个时候，当然我不是说同意读书无用论啊，我只是觉得我读了书也没有出路。
陈鲁豫：那个环境也呆不下去。
章立凡：读了书也没有出路。
1966年的6月，一场政治狂飙开始席卷中国。
在文化大革命的风起云涌之间，已经是大右派的章乃器，自然是首当其冲。
而在1966年的8月，69岁的章乃器和16岁的章立凡都未曾料想，这竟是一个红色恐怖的月份。
章立凡：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看见有一个女红卫兵拿皮带抽一个学生，一路走一路抽，然后旁边也有人喊说，不要打人啊，然后她说***要我打的。我当时没醒过悟来，后来我一想，就是***8月18号在***上问宋彬彬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宋彬彬，***说了一句话，要武嘛，我估计这个红卫兵就是这么理解的。当时呢我，我就是从清华园回到清华附中，我看见我的宿舍这个什么蚊帐也撕了，什么床也捣毁了，然后也有大字报，就是什么狗崽子快滚蛋之类的，后来我就遵命滚蛋吧。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学校的校门儿也都封住了，有人把守，不能出去了。后来我一想，这个状况不好，但是我在这之前也有一点儿预见，我曾经看过这个学校的地形，就是哪儿能出去，然后我在学校的西边儿看那个栏杆底下呀，它有一个，就是跟外边是一个小河，那个河现在没有了，当时有两条小河，这个栏杆下边有一个空隙跟那个河相通，后来我一想，没别的办法，我就从那个栏杆底下钻出去，然后趟了两条河，然后就上了公共汽车就回城里。
大右派的儿子章立凡幸运地逃出了学校，得以回到家中。但他的父亲章乃器却没能躲过这场劫难。
章立凡：他是8月24号那天被押到这个，就是吉祥戏院。吉祥戏院是怎么呢，就是一个打人的集会，就是凡是大概这些所谓这个区域里的牛鬼蛇神认为该打的都弄到那个地方去了，然后我父亲说，他周围的很多人也有一些是什么教授啊什么学者，也有什么资本家，反正各种样的人吧，他说他眼看这些人都死了，都没气儿了。
陈鲁豫：就在吉祥戏院被打的时候，眼看他们没气儿了？
章立凡：他看到他们都没气儿了，但是他呢，我父亲因为他多年练气功，他呢就在那儿，就靠这个气功呢就，他还在做功。
陈鲁豫：就打的时候？
章立凡：对，对，然后就这么硬挺着，当然也已经很厉害了，也相当危险了，就是这生命，这时候来了一个民警，就是大概管片的民警，说这个人我得领走，说这个人要打死了不好向中央交代，然后就把他给要出来了。
陈鲁豫：这个人是上面派来的吗？
章立凡：我想是那样啊。
陈鲁豫：他不可能是主动的。
章立凡：就是说呢，当时是各街道的派出所都向红卫兵提供就是抄家对象的名单，就是他还是有一定的掌控的，就是什么人家应该抄，那么可能对于他这样的呢，当然不属于保护之列，可是呢毕竟他这个人物如果打死的话呢，可能也有一个影响问题，那么当然他身上的伤就很多，就被送到协和医院，然后医院说这些牛鬼蛇神不给治疗，他就写了一个字条，写给周恩来，就是说总理我被打，然后医院不给医治，请你指示。送去以后，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把他给推到这个急救室里去了，据说周恩来有一个指示，就是说以后不管是什么人，一律实行这个革命的人道主义，要给予救治。
在医院做了简单包扎之后，浑身是伤的章乃器被送到了家中。而革命激情高涨的红卫兵们却不愿就此罢休。他们随后赶来，对这位老人批斗了整整八天八夜。
陈鲁豫：这八天八夜是怎么，红卫兵上门儿来，来打他，来斗他？
章立凡：对，红卫兵就住在家里，天天斗，天天打，当时把家里所有的藏书都堆在院子里，然后点起一堆大火，然后就在这大火前头就这个一边儿打一边儿把他往火上推。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他有一个朋友是个红卫兵，这个红卫兵有一个相册，这个相册里头呢就有是把我父亲打翻在地，就是撅着胳膊，踩着他的背，他们可能在那儿举着***语录，把这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照的照片。这八天呢，他一直绝食，八天以后，就是扫地出门，就先安排他到国务院的一个宿舍去住，但是这个院子里的人就抗议。说，如果让章乃器这么一个人到我们这个院儿来住，那我们这个院儿永无宁日啊，就不让住，后来国管局也没办法，就给他弄到东郊这个呼家楼，但是红卫兵呢说呢，说这个牛鬼蛇神都应该下地狱，所以不能让他住在楼层里，得住地下，可是这个楼没有地下室，就住在最底层，就是一层，可能大概对红卫兵就说是安排在底层了。
章乃器一生的最后10年，就是在北京东郊那座普通居民楼的斗室之中度过的。当身体完全恢复以后，他坚持每天清晨到附近的日坛公园做气功，然后到菜市场买菜，回家后自己动手做饭。
为了能够更多地联络到老朋友，儿子章乃凡成为父亲的通讯员。
陈鲁豫：那时候你帮你爸做了很多通信员的工作。
章立凡：那是在文革里头。
陈鲁豫：在文革当中。
章立凡：我父亲就是安排我去看那些老朋友，但是他那时候就是通讯录已经都丢了，这个文革里头抄家抄没了，所以呢就要去问康同璧，我就先去找康同璧，等于从她那儿先把地址都找来，然后一家一家去看。
陈鲁豫：这之前你去过康同璧家吗？
章立凡：没有，我知道他们来往，我没有去过，因为我在，我在文革之前，我父亲只把我当成一个小孩儿，然后到文革这个抄家以后，一个是他身边没有人了，只有我这么条腿，然后再有呢，我那时候也确实可能是长大了。
陈鲁豫：那个细节是你写的吧，就是谁过生日，康家请你们去赴宴，然后你爸爸拿了一个那个盘子。
章立凡：啊，对，对。
陈鲁豫：倒扣了一斤挂面还是什么？
章立凡：切面。
陈鲁豫：哦，切面，那个场景你还记得吗？
章立凡：康同璧过生日。康同璧可能隔一段时间会给我爸爸寄一封信，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问候，有时候呢就是她邀请我父亲去，她都会有信来。然后那次可能就是说要过生日，然后我父亲就很，很踌躇，就是没有，没有银子，怎么送呢，最后就想出那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一斤切面，拿一个盘子装着，我写了，一个红纸上写一个寿字。
康同璧是康有为之女，和章乃器有着过从甚密的私交。而在人人自危的年代里，能够和章家继续交往却是需要一番勇气。
当时，在最高领袖钦定的三大右派中，罗隆基已经去世；章乃器对于和自己同病相怜的章伯钧也颇为关注。
陈鲁豫：你还去看过谁，替你父亲？
章立凡：比如说章伯钧那样的，我记得我还很小心地去看，就是我爸写了一个条，就是说我现在搬到哪哪哪了，然后我派，兹派小儿谁谁谁，然后前往拜候，这么一个条。我拿着这个条，我也有了地址了，从康同璧那儿要了地址，我就想，我要是被人盘查怎么办，就是那个时候街道什么经常有戴一红袖章就会问你，你要去那儿干吗，然后我想，我只能说我找错门了，我就先编好一套话。后来我到东吉祥胡同，就他们家。我一敲门儿，哎，是这个，我就进去了，很顺利，没有遭遇盘查。他们家就挤在他们家当年的门房里头，伯老就坐在一个旧椅子上，然后那个李健生，就是他夫人也在，然后大家谈谈，无非就是谈谈各自在这红八月里怎么过来的。最后我记得我临走的时候，这个伯老跟我说，说我不写回信了，这个他打，这个打开一个铁盒子，里头有两块月饼，是他们的这个亲家从苏州带来的，他包上一块说你拿着这个给你爸爸，哎，这就是我吃了多少年月饼就是这一次我的这个月饼，我是印象最深的。当然可能月饼总是有一些美好的这个愿望在里面。
陈鲁豫：你跟你爸爸分而食之，是吗，那块月饼？
章立凡：对，就分而食之，分而食之。
章立凡：又过了一年吧，大概1968年的时候，罗仪凤跟我说，说章伯钧得癌症，我回家跟我爸说，听说伯老得癌症，我爸这脸色就变得很阴沉，然后他也没说话，他就打开一个抽屉，然后找出一个小，小玻璃瓶来，里头有一些个这种黄褐色的这种结晶状的东西。他说这有一点麝香，他说中医讲呢，说这个麝香有这个通窍的作用，可能会有点儿疗效，你把这个带给伯老，然后我就带去了。当时我有一个朋友，他认得一个大夫，那个大夫呢祖上好像是供奉太医院的，据说治癌症很有办法，这个章伯母就写了一个病历，我先去见这个大夫，给他看病历，这个大夫家也被抄了，所以他就约在街上，就是在胡同里头一个什么地点见面，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还有我的这个朋友就拿着这个病历正在那儿看，这时候就围上来一群戴着红袖章的小脚侦缉队，就说你们三个人鬼鬼祟祟在这里干什么，就非要看这份东西，最后我看也走不了，我说你们要看你们就看吧，我们找人看病这不犯法，哎，他们就在那儿看，后来就有一个为首的就问我说，你，你们这么年轻，干吗要给大右派这个介绍大夫，我呢就脱口就说了一句，我说周总理让看的，其实没有这个指示，我就是当场(编造的)，我想，第一，我想这个周总理不会反对这件事儿，而且我想我父亲那个当时被打了住进医院，他不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嘛，所以我就这么说了一句，然后他说你跟这个章伯钧什么关系，我说他是我伯父啊，实际上因为平常也是这么叫章老伯，所以呢就，我就随口这么一说，然后这些人就犹豫到底放不放我们走，就是还想把那张病历给留着，后来我一把就抢过来，我说我们不管了，我们走了，就扬长而去，可能我估计是我伪造的这个总理指示，把他们。
陈鲁豫：把他们唬住了。
章立凡：把他们唬住了，然后回去我就跟这个章伯母讲，我说今天遭遇盘查，后来章伯母就说，那这个事儿就停止，就不找了，虽然那个大夫还是说我愿意给他看病，后来章伯母说，就是意思免得连累别人，最后这个事儿就停了，就坚决地说这个事儿停下来，最后就可能一年以后这个伯老就去世了。
文革之中，面对种种莫须有的责难，面对激烈的身体摧残，章乃器曾写下这样一副对联：实践检查真理，时间解决问题。”
而在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他们一家却不得不面对拮据而艰难的生活。
章立凡：在那个时候就发他50块钱生活费，那么其它的钱都扣在国管局，然后我有一天，我是每个月6号拿着图章去领这50块钱，然后我就看见那个，这个册子上有李宗仁的名字，有程思远的名字，那都是我们这个的好多倍，后来我就，我就找这个财务科长，我说你们扣我父亲钱扣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说我们现在生活不够用，然后这个财务科长就说，说这个是革命群众要求扣的，你父亲现在没有任何名义了，所以也就是说革命群众想给多少就给多少，后来我就提出来，我说那李宗仁也没有任何名义呀，这个怎么说，后来他说我不跟你说，你去跟军代表说，我又去找军代表，哎，军代表就比这个科长态度更恶劣，最后当然就谈崩了，回家我跟我父亲说这个事儿，我父亲一方面他挺高兴，他觉得他儿子能替他说这些话，另一方面呢他就说啊，他们不讲道理，我们还是要讲道理的，就说你跟他讲道理是可以的，他们听不听这个道理，是他们自己的事。
陈鲁豫：但是50块钱就这么一直拿下去了。
章立凡：50块钱一直拿到了，拿到了1975年。
二十七年前的1948年时，章乃器怀着对一个新的民主国家的无限憧憬，由南方一路北上京城的时候，他放弃的却是在香港的丰厚家产，在二十七年之后，他和家人只能面对最基本的生存压力。
章立凡：后来我父亲就给***写了一封信，就大意是讲啊，就是说我在香港是有工作的，然后呢就是，就应你们的邀请我回来参加这个新国家的建设，他说现在呢，就是说我现在的处境是这样，现在连这个国民党的军政人员都特赦了，就我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这个信就受到重视，说要给我父亲改，就是那个时候没有改正这么一说，就是叫做摘帽。
1975年的1月，在***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文革之中的紧张空气为之得以喘息。摘帽之后的章乃器也感到自己的处境有所好转。
章立凡：就是说他后来呢他就去看朋友了，因为原来他不大走动，他觉得他自己可能会连累别人，他就不大去，那时候就是在建国门那儿有一个九层楼，就灵通观那儿，有一个九层的大楼，就里头当时好几位这个，就是已故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的遗孀，都住在那儿，他就去看这些大姐们，一家一家看，看完了以后，他不紧张，别人紧张，事后就有两位夫人就跑到这个，跑到章伯钧夫人那儿去说，说哎呀，怎么得了啊，说章乃器跑到家里来了，说这个我们今后还有安生日子过呀，就对他还是觉得他很另类，就那个时候可能摘帽了也是摘帽右派。
日，在北京医院地下室，章乃器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80岁。十年浩劫的漫长黑夜，耗尽了他最后的生命。
他逝世时，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七君子”中的两位健存者史良和沙千里出席了追悼会。
陈鲁豫：那你父亲走的时候，他内心应该是带着很深的遗憾走的。
章立凡：他有很多事儿他想到了，他就是这个观点，将来这个肯定我这个是对的。1978年底我回家，那时候当然已经我父亲已经过世一年多了，我去看阳翰笙，他说你爸爸的问题怎么样了，我说帽子是摘了，我说就现在没有进一步的，后来他说现在要，都要那个再重新对右派问题要审查，要甄别。我说那可能是领导的事儿吧，他说你要争取呀，他说你自己不说话，你家里人不说话，谁来替你说话。他这样提醒了我，因为原来我觉得可能落实政策是要，要等的，后来我才明白这个落实政策是要去争取的，我先是给当时的统战部长刘澜涛写了封信，后来呢就听说当时有一个名单儿出来了，就但是我父亲列了不改正的，然后呢我就，就把我父亲当时就批判他的那些材料，我找了一套，就拿到耀邦那儿去，就是请求那个审查他的当时的言论，我同时还给陈云写了封信，还有就是给小平的信，当时小平好像在黄山，然后耀邦就让把这个信专送到黄山去给小平看，最后平衡的结果就是把他从那个不改正那里头给放在改正的第一个。
陈鲁豫：你父亲后来葬在什么地方？
章立凡：后来是那样，先嘛他的骨灰放在人民公墓，就八宝山人民公墓，就我们现在就是这也是一个很特殊的事儿，就是什么都要分等级吧，他那时候就是普通老百姓。
陈鲁豫：也就是后来换了地方了？
章立凡：后来就换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然后放在第三室，后来呢就改正了，我想了想就是说，我还是要说一说，就是，因为他是政务院政务委员，当然说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骨灰放哪儿这不算一回事儿，也不是一个很要紧的事儿，但是我觉得他既然是蒙冤到死，我觉得这个放什么地方还是要说一说，我就写了一封信给统战部和民建，就是提出来，在他去世五年的时候做了一个重新安放，就放到第一室去了。
在父亲离世多年之后，章立凡编著了多部与父亲有关的书；回首段段往事，回首一个特殊的时代，后人依然心绪难平。
陈鲁豫：你写的时候，是像你现在向我讲述的时候这么平静吗？
章立凡：我写的时候我也哭，有些场景我也是要落泪，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还是进步了很多，就是过去，我们今天所谈的东西如果在文革里你这么谈，那我们大家都是反革命，那现在至少不会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回顾往事也好，我们今天看待历史也好，实际上都是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我还是向前看。
陈鲁豫：谢谢你。谢谢。
附章立凡:邓力群之殇与党国理论界的黄昏&
历经百年盛衰荣辱，素有“左王”声望的***左派领军人物邓力群，于日结束了充满争议的一生。官方讣闻称其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近年***意识形态明显左转的背景下，习***等七位***中央常委全体出席了他的葬礼。作为经历过火热革命洗礼的意识形态化石，邓力群的谢幕结束了一个时代，僵化的官方理论界已失去创造力，再也无法产生像他这样的重量级理论大腕了。
古代纵横家的传人
几年前就听说邓力群重病在床，甚至无法正常写作和表达。他生前最后的公开报道，是日致信新疆自治区党委，表达对1949年因飞机失事死亡的新疆“三区革命”领袖阿合买提江?哈斯木等五烈士的怀念（日《新疆日报》）。我不确定信作者是否系邓力群本人，字里行间难觅他往昔的文采。
“三区革命”的背景，是在前苏联操纵下于1944年9月在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一度宣布成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脱离中华民国独立（后因斯大林与蒋介石达成妥协而取消）。这一事件被视为当今“疆独”和“东突”的先声，仅仅因为***舍不得否定斯大林和苏共，故官方史学对其仍保持正面评价。
或许邓力群希望借此机会，令世人记住他的历史功业。1949年8月，他以***中央联络员身份从苏联入疆，先后与三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等及国民政府新疆军政首脑陶峙岳、鲍尔汉等接洽，一路折冲樽俎，应酬权变，不费一兵一卒，令166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全境（约为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和平归顺***新政权。
邓力群不辱使命的新疆之行，是以***军事实力为背景进行的一场豪赌。令人想起中国历史上战国时代（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的纵横家，这是一群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猎取权位的谋士。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利用当时七国间的矛盾，游说诸侯，为主公及其自身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中最励志的故事，是纵横家苏秦成功联合六国抗秦，同时佩带六国相印。后人分析纵横家言行有三大特点：一智谋细，二虚实间，三文辞妙。
这段成功经历对邓力群人生的影响，可与其日后的行为模式相互印证。回顾其政治生涯，他惯弄权谋智术，在高层各派力量之间借力使力，纵横捭阖，最终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从改革理论家到左翼反对派
身为高层谋士，邓力群先后伺候过王震、***、刘少奇、***、陈云等多位主公，在王震、刘少奇、***遭遇政治挫折之际，他拒绝反戈一击，挺身保护主公，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气势，在党内颇有口碑。尤其在是“文革”后期，他为***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被公认为最早的改革理论家。邓力群的政治担当和理论创新的勇气，使他在***第三次复出后再获重用，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书记处研究室主任等要职，与胡乔木并列为意识形态掌门人。
改革开放之初的***，正处于***、陈云两位大佬的“双峰政治”期间，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侍奉着两位“婆婆”。曾是北京大学高材生的邓力群，颇有“舍我其谁”的野心，欲与“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一争高下。他与胡乔木奔走于***、陈云之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旗号下搬弄是非（赵紫阳、李锐、胡绩伟、刘崇文等乃至邓力群本人的回忆录中均有记述）。邓力群在导致胡耀邦下台的高层“生活会”上摇唇鼓舌，深文周纳，发言长达三个半小时，其表演令体制内外人人侧目。邓力群弄权太过，一时得逞反成失败之始。
邓力群被驱除出权力中心，自称“对我有刺激”（《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转而成为改革开放的反对派。在保守派大佬的支持下，挟其理论专长，不断挑战***的权威。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的长文，重提“阶级斗争”，掀起了“姓社姓资”的大争论。***为捍卫其改革功业，随即发表“南巡讲话”，提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迅速平息了反改革回潮。这一论断写进了***十四大报告，也使邓力群永远失去了重返中央的机会，他铁心担当起左翼反对派领袖的角色。
一代不如一代
检点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谱系，自陈伯达、胡乔木、张春桥、姚文元到邓力群，从火热革命年代一路走来的官方理论家们，个个学养深厚，文采飞扬，即便是立论偏颇，行文逻辑上皆能自圆其说。其中的差异，或可以在于前四位靠揣摩圣意论证发挥，唯邓力群特立独行，从改革派理论家到反改革领袖，论改革有理论创新，论反主流也有理论底气，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变而有所不变。他支持农村改革却不肯放弃计划经济，至死坚守左派立场，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有所变而有所不变。
***素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哲学，对付“姓社姓资”挑战的策略是“不争论”。他深知只有通过政治改革调节利益分配，***的执政地位才有可持续性。“***”事件后的20多年间，经济的增长令腐败加速，形成了强大的权贵利益集团，公众未能公平分享改革红利。以理论、道路、制度“三个自信”自命的执政党，未以理论创新重启政治改革，不仅邓式改革的“共同富裕”无从实现，毛式革命的“均贫富”也难以重返。所谓“前后两个30年互不否定”，折射出执政理论无力自圆其说的困境，“不争论”的尴尬日益凸显。在理论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背景下，争论越来越难于避免。
2001年7月，邓力群率17位体制内左派联名发表公开信，批判***“七一”讲话，指责后者允许资本家入党，将导致***变质、分裂，是“极其重大的政治错误事件”；他在信中毫不掩饰对理论界晚辈们的轻蔑，直指“找几个笔杆子捉刀代笔，夸夸其谈，讲话中充满着大话、套话、空话”。2004年6月，邓力群再下战书，要求就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性质等三个问题，与当时的领导层公开辩论，却未见有人接招。2006年，邓力群发表回忆录《十二个春秋》，很快成为重点禁书。此后他长期处于噤声状态。
与邓力群这位老辣生猛的革命前辈相比，坊间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官方理论界显得一代不如一代。几年前，官方“理论家”陈奎元、李慎明、梅宁华等掀起了反普世价值、反宪政、反历史虚无主义的论战，自由派随即翻出***建政前提倡普世价值、力争民主宪政的老底，“理论家”掉进了自挖的历史虚无主义泥坑。去年王伟光效法邓力群，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重弹阶级斗争老调，又不幸落入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在权贵巨贪暴富、社会严重分裂之际，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成了对现行体制的反讽。今春高调张扬的“反西方价值观”运动，也因被指“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陷入矛盾自伐的窘境，至今了犹未了……
再以主体理论的三座“里程碑”为例：“三个代表”尚有本体论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已降等为方法论，“中国梦”则犹如雾霾中的风景，触摸不到理论框架。邓力群的左派血脉同样后继无人：不少学者认为，前述官方“理论家”陈奎元、王伟光、李慎明、梅宁华等，本是一群缺乏学术底蕴的政客，除了扣帽子、打棍子，应对正常学术论争的能力相对不足。在很多人看来，官媒扶植的新生代写手朱继东、周小平之流，更是些应试教育生产线的标准化产品，其文字缺乏基本的学理和逻辑，既无独立思考也无独立人格；朱继东被爆论文剽窃而声名狼藉，周小平则因常识错误而沦为大众笑柄。
面对左右两翼气势汹汹的理论叫板，心劳日拙的官方理论界龟缩避战，从来不敢进行公开辩论，通常是凭借权势将对手禁言封号了事。悲哀在于，历经65年洗脑教育的自我退化，暮气沉沉的党国体制，似乎已无法孕育出有创造力的理论人才了……
凭刀笔口舌佩六国相印的故事，只能发生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舌辩之士邓力群，以一介书生投身农民革命队伍，无军功亦无山头实力，在论资排辈的权力场中，荣登首席智囊已是异数，觊觎大位实属不智。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生争强好胜，到头来只是政治博弈中一颗“使即舍”的棋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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