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的文章，值得回味（二）
&四　言为心声
　　课堂作文，假定教师的评定是正确的，有好坏；好的分数高，比如八九十以上，坏
的分数低，比如五六十以下。课堂之外的大著作也是如此，有高有低。分高低，主要看
两个方面：（1）内容，也就是所表达的是什么事实、什么知识、什么思想感情等；（2）
怎么表达的，也就是用什么体裁，行文能不能确切、简练、优美、有条理等。内容和表
达可以协调，也可以不协调。以古代子书为例：《孟子》协调，思想成一家之言，文笔
雄伟畅达，如江河一贯而下，欲罢不能；《韩非子》和《论衡》不怎么协调，前者有些
篇为专治君主集权策画，思想差些，可是文章写得好，出言锋利，头头是道；后者思想
高超，可是文字差些，既不简明，又不流利。评论文章高低，主要看内容呢还是看表达？
内容当然是首要的，但过分强调，至少就谈论作文说，也许会产生轻视表达的偏向，所
以不如用个不左右袒的圆通说法，二者不可偏废。
这里先谈内容。题目用“言为心声”，这是随手抓来一个常用的成语，表示作文应
该做到写心；如果按字眼抠，那就不如用扬雄《法言?问神》篇所说“言，心声也；书，
心画也”的后半，“书为心画”。但这太冷僻，不大众化，只好割爱，而用烂熟的。只
求读者记住，这里虽然用“言”，用“声”，本意却是说“文”，说“形”，即仍是谈
作文，评高分，先要内容好，理由用不着说。问题在于怎么算好。好坏是内容的评
价；谈评价之前，先要知道内容都包括哪些“内容”。这真是一言难尽；如必欲一言以
尽之，也可以说，凡是自己听到的（包括读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到的，只要是
有益而无害的，无一不可为作文之内容。举例说，可以是大事，如赤壁之战，小事，如
《红楼梦》中焦大骂街；可以是伟人，如王安石，细人，如阿Q；可以是远物，如河外星
云，近物，如臂端十指；可以是实事，如吃饭喝水，虚事，如仲夏夜梦；等等。但情景
虽万千，却可以归类。甚至可以综合为外、内两类：外界事物为己所知，或总称之为知
识，是“外”；有时明显受外界影响，有时不明显受外界影响，心中形成某种思想感情，
是“内”。这外、内之分，不少讲认识论的哲学家会抱怀疑态度，那就算作“方便说”
也好。方便说之，区别还是有的，比如在司马迁的眼中，汉高祖刘邦大有流氓气，这是
他的思想感情，属于内；但不管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刘邦终于成了帝业，可以作
威福，传天下，这不因他的思想感情而有小变，属于外。作文，内容不过是这外和内，
或外和内的融合。换个说法，所写不过是知识和思想感情而已。
已经知道什么是内容之内容，这就可以转入本题，问问应如何评价，也就是要用什
么标准评定内容的好坏。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衡量。
一是看是否“真实”。就是说，无论写外写内，都真实就好，虚假就不好。真实，
有客观的，有主观设想的。某日某时月蚀，由初亏到复明经历多长时间，是客观的真实；
前几年传说东北发现大蟒，曾吞下吉普车，一青年告诉我，绘影绘声，我不信，他急得
捶胸顿足，这是因为他设想这是真实的。此外，小说、戏剧等是创作，或者可以名之为
艺术的真实，性质不同，须另作处理，这里不谈。写文章，记述外界事物，当然最好符
合客观的真实。但这常常不很容易，例如司马迁写垓下之围，项王歌，虞姬舞，大似耳
闻目见，难道实况真是这样吗？不管信或疑，反正无法证明。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最
好（1）要求增长知识，笔下不出现过于荒唐的笑话；（2）不得已而取其次，一定要有
根据确信它是真实的。
还会出现自己不确信为真实的情况吗？不只会，而且不稀有。正如说假话，成文也
同样可以不出于本心。随便举两个例。三国时候有个陈琳，曹丕《典论?论文》赞扬他
长于章表书记，是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可巧《文选》选了他两篇这类文章，可以让我
们见识见识。前一篇是《为袁绍檄豫州（刘备）》，后一篇是《檄吴将校部曲》，都收
入卷四十四，更有意思的是两篇紧紧相连。前一篇是吃袁绍饭时候写的，所以大骂曹操，
不只说曹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而且上及其祖曹腾，是“饕餮放横，伤化虐民”，
其父曹嵩，是“乞丐携养，因赃假位”，正好骂了三代。后一篇是后来吃曹操饭时候写
的，所以大捧曹操，是“丞相衔奉国威，为人除害”。同是一个曹操，忽而是小丑，忽
而又成为天人，这样立言，所写会是自己确信的真实吧？这或者应该算作文人无行，可
以不在话下；我们无妨再看看另一位，是大名鼎鼎、言不离“道”的韩文公。他作《师
说》，任国子博士为人师；但知师者莫如弟子，且看他的门人刘叉怎么说。《新唐书?
韩愈传》附《刘叉传》记载，刘叉为什么事跟他闹翻了，离去时拿了他不少钱，说：
“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以谀墓之文换钱，这所写也显然不是自己确信
的真实。古人有这种情况，现在呢？我们还常听到“违心之论”、“言行不一致”一类
的话，所以仍然要警惕。因为所写非自己确信的真实，轻言之是没有给人读的价值，重
言之是反而出丑，所以不能不视为写作的大忌。
二是看是否“通达”。就是说，文中如果有自己的什么思想认识，这思想认识即使
够不上什么惊人的创见，如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之类，也总要用现时的知
识水平衡量，绝不含有陈腐愚昧至于使人齿冷的成分，如变相的《太上感应篇》、《麻
衣神相》之类。见识正确，才谈得到通达。前很多年听到一个故事，是讽刺毫无新意的
文章的，文章以“二郎庙”为题，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
兄，而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二松，人皆谓树在庙前，我独谓庙在树后。”其实，由宋朝
经义发芽，一直繁盛到清末变法时的八股文，与这二郎庙的妙文，就内容的无价值说，
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也费了心思，费了笔墨，结果是作了等于不作，甚至不如不作，
原因就是不通达，或说没有见识。自然，作文，尤其初学，要求内容必有新意，必不失
误，标准难免过高。我们无妨从消极方面要求，就是，虽然意思不新，不深，甚至多值
得商榷，但确是经过思索，言之成理，不是人云亦云，甚至将错就错。见识是学而思，
思而学，逐渐增长的，未可一蹴而就；但作文要重视见识，写见识，却是由一执笔就应
该长记于心的。
三是看是否“恳挚”。通达主要是就见识说，恳挚主要是就感情说。写文章，目的
是让看到的人信服，求人信服，自己先要有可取的见识；还要让看到的人感动，求人感
动，自己先要有恳挚的感情。有些文章可以不包括作者的感情，现代的，如科学论文、
出差证明之类；古代的，如《竹书纪年》、《天工开物》之类。但绝大多数含有作者的
感情，也最好含有作者的感情。《史记》是记人记事之书，照理应该客观地据实陈述，
可是就连写经济状况的《货殖列传》，也在许多地方一唱三叹。范缜《神灭论》是讲哲
理之文，照理应该平心静气，可是义愤之情却溢于言表。像这样的著作，因为感情真挚
而充沛，所以后人读了会受感动，甚至洒同情之泪。作文，凡可以含有感情的，这有如
画龙点睛，应该以表现感情见分量，显奇妙。孟?《本事诗?事感》记白居易曾因小蛮
作杨柳词：“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
得到唐宣宗的赞赏。这首七绝前三句只是描写外物，照猫画虎，意思平平，及至加上第
四句的怅惘之情，分量立即重了，以至感动了皇帝，这就是以感情点睛的手法。
感情要恳挚，甚至恳挚到近于痴也无妨。《牡丹亭》之感人，主要在于杜丽娘之痴，
这痴甚至掩盖了死后复生故事的荒唐。恳挚的反面是轻薄。恳挚与轻薄对比，一好一坏，
可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语》及其删稿的两段话来说明：
a．“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
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轲长苦辛。”（案皆出《古诗十九首》，引文有小误）可谓淫
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b．艳词可作，唯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
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言为心声，文是为人的写照，人无真情是凉薄无行，文无真情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四是看是否高尚。就是说，所表现的知识、思想感情等能不能引导人、促使人求好、
求向前、求向上，能是好的，不能是坏的。这里我们会碰到一个较玄远的问题，什么是
好、是向前、是向上？幸而常识上我们大致有个共同的认识，比如颓废不如精进，后退
不如进步，残暴不如宽厚，损人不如利人，利私利己不如为国为民，等等，因而这里无
妨假定有个明确的标准。这标准是道德的，因为是道德的，它就不只统辖作文之道，而
且统辖立身治世之道。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从理论的角度看，它似乎比前面提出的“真
实”、“通达”、“恳挚”更根本，虽然未必更明显。说它更根本，是因为它管的面更
宽，影响更深厚。比如说，不管作者的感触、思想怎么奇怪，把颓废、落后、盗窃、残
忍等坏行为描画到书面上，而丝毫不表示厌恶、反对，总是错误的。从积极方面说，无
论长篇短札，想要感人寿世，就必须合乎道德的要求，有助于读者的求好心、向前向上
本节将要写完，复阅一过，发现谈内容，竟由无不可写而滑到道德要求，这岂不是
本想不衫不履而终于正襟危坐了吗？不过这是心之声，即使枯燥无味，也只得如实地献
与读者了。
五　辞达而已矣
　　“辞达而已矣”是《论语?卫灵公》篇的一句话，这里借用，是想谈谈作文的表达
方面的概括要求，写到什么程度算妥善的问题；这个问题，简明而合适的答复是“辞达
而已矣”。辞，原意是说的话，我们现在借用，范围要扩大，兼指语言文字，谈作文，
还常常专指文字。“达”包括两个方面，用佛家的术语，一个方面是“所达”，即意思，
或说知识、思想感情等；一个方面是“能达”，即语言文字。所谓达就是能达与所达一
致，换句话说，语言文字所表达的与心里想的一模一样。这一模一样，还可以说得更浅
近，更明白，打个比方，甲乙两方，甲能用一种特殊的办法，让乙看到自己的思想感情
流（也许已凝聚为模糊的语言文字），然后委托乙转换成文字，乙做了，让甲检查，甲
觉得文字所表达的恰好是自己的思想感情流，而且简练明确，正如宋玉《登徒子好色赋》
所说：“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作文，从表
达方面说，一般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要求，不过是这“辞达”而已。
上面的话说得稍嫌粗略，还需要分析。
很多人都知道，清末一位翻译大师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的时候，在“译例
言”的开头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我们无妨从这里说起。先说严氏的三难，
----其实是四难，除信、达、雅以外；还有一难是三者有时难于兼顾。
“信”是忠于原文，比如原文意义是东，变成译文正是东而不是南、西、北、中，
谓之“信”。但这也很不容易，即以严氏为例，《天演论》书名照原文应译为《进（
“演”好一些）化论与伦理学》，正文第一句原意是“我如何如何”，严氏译为“赫胥
黎如何如何”，这是迁就“雅”而放弃了“信”。不得不离开原文译是表面的难。还有
深一层的难，是两种语言常常难于恰好对应。以“有学识”为例，在赫胥黎时代的英国，
要包括通拉丁文、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等等，在中国则指通经、史等旧学，都是有学
识而内容不是一回事。“达”是明白，在这方面，严氏也是偏重“雅”，译文用了秦汉
式的古文，并且说：“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译例言）这
至少就现在说，多数人会不同意，因为如不通晓文言就不能一看就明白。“雅”，严氏
指语言的“古”，对面的“今”，如白话小说之类是“俗”。这是受时代偏见的局限，
不必深责；至于我们现在，谈到雅俗，总是联想到品格以及表现在思想感情和行动方面
的正派或不正派。这与我们想分析的事物关系不大，且撇开不谈。
撇开严氏的“雅”，只保留“信”与“达”，我们分析“辞达”的问题会感到更方
便。因为眉目更清楚：信，要求书面写的与心里想的一致；达，要求除自己以外，一切
看到的人（受者）一见就觉得明白易晓，并且感知的内容与传者心里想的一致。问题在
于怎么样算“一致”，怎么样算“明白”。
“一致”可以有两种意义：一种，可以名之为“个体”或“实质”的一致；另一种，
可以名之为“类”或“相通”的一致。甲有某种感受，这感受为甲所独有，是“个体”
的，为甲所实有，是“实质”的。由甲自己写出来，表现为文字符号，比如“牙疼很不
好受”。文字符号的意义是概括的，它可以指甲实有的个体，也可以指甲以外的别人的
同类的无限个体。因此，对于甲实有的个体，文字符号可以包括它，指示它，而不能一
对一地等于它，也就是不能一致。甲写的文字符号（牙疼很不好受），乙看了，觉得完
全理解。其实所谓理解，不过是设想，甲的感受一定就是某种性质的感受。这某种性质
的感受为乙所独有，是“个体”的，为乙所实有，是“实质”的，也可以由“牙疼很不
好受”的文字符号包括，指示，却与甲的感受不是同一个“个体”。个体非一，应该说
没有一致的可能；即使有可能，也没有办法检查是否真正一致。总之，无论拿写者的感
受与文字符号相比，还是拿写者的感受与读者的感受相比，都不能有前一种意义的一致。
但是，文字符号可以适用于同类的无限个体，是“类”的；是大家共用的，甲可以用之
“传”，乙可以用之“受”，是“相通”的。不同的个体属于同一类，通过文字符号，
甲和乙可以相通，这样，只要表达和理解是确切的，我们无妨说，无论拿写者的感受与
文字符号相比，还是拿写者的感受与读者的感受相比，都是一致的。显然，作文的“辞
达”只能指这后一种意义的一致，就是，作者所想表达的实体，恰好属于用以表达的文
字符号的“意义类”。这意思可以说得通俗一些，就是，写的同想的一模一样。
写的会不同于想的吗？不只会，而且常常见。词语不当、造句有误、篇章混乱等就
是这种情况。举两个突出的例：想的是“团结”什么人，却写成“勾结”什么人，想的
是“我对小说”很感兴趣，却写成“小说对我”很感兴趣，其结果就是写的与想的南辕
北辙，读者的理解自然也就不能与写者想的一致了。作文要避免这样的不一致；从正面
说是要做到“信”或“一致”。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是要求“达”，或说“明白”。已经“一致”了，还会有不明白的情况
吗？这里的意思是，一种意思，用以表达的方式（选用什么词，组成什么句式）不只一
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效果常常不一样，我们要分辨好坏，衡量得失，选用那效果最好
的。所谓效果最好，是表意确切，简明易晓。想做到这样，下笔的时候还要注意以下几
（1）语言要是通用的，就现在说是普通话，因为懂的人最多，明白易晓。在这方面，
戏剧电影等早已注意到，比如故事是上海的，演员说的却是普通话，这是为了“达”而
宁可丢掉一些“信”。准此理，非必要的时候，最好少用方言（如不说“追”而说“撵”），
少用专业语（如不说“胡子”而说“髯口”），更不要生造词语（如“冠帽”、“乘骑”、
“茁强”之类），等等。
（2）语句要尽量求明确。有些话，比如“念了很久，觉得腹内空空”，看字面也清
楚，可是仔细捉摸，“很久”究竟指多长时间，不定；“腹内空空”指所知不多还是指
肚子饿，也不定。像这种地方，最好换用明确的说法，以求不生歧义。（3）语句要尽量
求简练。古人说“辞达”，后面还有“而已矣”，意思是能达就够了，不必“瘠义肥辞”
（《文心雕龙?风骨》），多费话。有的人提起笔，总怕词语力量有限，不保险，愿意
多用一些，比如“我用手拿起来，用眼睛一看”之类。这样写自然意思也不错，不过那
既然完全同于“我拿起来一看”，就不如少费一些笔墨，意思反而更显豁。
（4）语句要尽量求朴实，能够用本色的话说明白，就不多方修饰；能够用质直的话
说明白，就不多绕弯子。所谓“辞达而已矣”，汉人的解释是：“凡事莫过于实，辞达
则足矣，不烦文艳之辞。”宋人的解释是：“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当然，
有时候，文艳、富丽也不一定非必要，问题是有不少人，在非必要的时候也偏偏大量堆
砌形容词语，追求文艳、富丽。朴实反对的是这种扭捏造作，言过其实。
有思想感情需要写出来，能够用确切、简练、朴实的通用语言，而书面上的文字又
恰好与心里的思想感情一致，这样的境界，作文如果能够达到，从表达方面说也就够了。
当然，文章的好坏还要取决于，甚至主要取决于内容的好坏。这在前面已经谈过，不重
六　言文距离
　　前面曾经谈到“写话”，谈到用普通话写，其中都隐含着作文中的言文距离问题。
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言文能不能尽量相近甚至重合；二、如果可能，应该不应
该尽量相近甚至重合。显然，作文，提起笔，考虑用什么样的语言文字好，就不能不先
想想这两个问题。问题相当复杂，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能够轻易定案的。这里先
从能不能谈起。
有人说，言文分家是战国以后的事；之前，言文一致，说出来是言，写出来是文。
这看法也许是对的，但也不免有疑点。《论语?述而》篇有“子所雅言”的话，这说明
孔子并不处处用雅言；孔子是“从大夫之后”的上层人，尚且如此，平民之言就可想而
知了。文当然是雅的，雅，就不免与俗言保持一定的距离。这距离是“质”的方面的。
还有“量”的方面，当时记言工具笨重，书写困难，为减少困难，不能不求简。《论语》
是“语”的集存，可是像《颜渊》篇所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答“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就似乎并不是原话，因为这样硬梆梆，近于失礼且不说，意思也显
然欠明晰。原话可能是委婉而细致的，到书面上变成八个字，是记言者用了简化的手法。
总之，就是在战国以前，言文即使很接近，也总没有到重合的程度。
秦汉以后，言文分家，各奔前程的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说到原因，不同的人会
有不同的看法。最简单的解释是文人好古，好雅；文言是古语，是雅语，所以一提笔就
愿意“且夫”、“之乎者也”等等。这解释，好处是简单，也失之太简单，因为，文化
之流向不能完全决定于一些人的爱好。就是说，还会有另外的甚至更有力的原因。我个
人一直想，文言之所以能够独霸两千年，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方言过于分歧，俗言过
于散漫，反而不如用文言之能够行远。此外还有一个不可轻视的原因，是学什么用什么，
顺老路比创新容易。举例说，苏东坡的本事是从庄子、太史公等人那里学来的，写文章，
你不许他仿《庄子》、《史记》而限定仿宋人话本，他一定感到非常别扭的。
不管怎样，反正文言独霸的局面已是既成事实；换句话说，纵观历史，可知言文并
未一致。但这还不能证明言文必不能一致。就是就我国历史说，在文言独霸的中古时代
以及其后，言文很接近的文也还有一些。一种是“语录”，这是和尚的创造。不久之后，
以反对和尚自负的宋朝理学家也学了去，成为表现哲学思想的一种重要文体。一种是俗
文学的讲故事，也是由和尚的“俗讲”开始。其后是民间艺人先学，讲史、说三分等，
赚钱糊口，记下来成为“话本”或“平话”。再其后是不能上庙堂的文人也学，不讲而
直接写，成为“三言二拍”、《金瓶梅》，直到《红楼梦》、《老残游记》等等。可见，
如果有必要，并且愿意这样写，言文接近甚至重合，至少在理论上，又并非不可能。
五四以后，在这方面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言随着林琴南等老朽的入土而销声匿
迹了，代之而起的是“白话”。白话，顾名思义，是口头怎么说，笔下怎么写。许多人
努力这样做了；至于是否做到，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宽厚一些的认为可以通过，
严格些的认为只是“像话”，而实际是已经走向建立另一种新文体。这个问题暂且放下，
这里只想说明，言文一致已经成为不少人的理想，例如叶圣陶先生就曾说过（我亲耳听
到），写成文章，念，要让隔壁听见的人以为是说话，不是读文稿，才算到了家。
达到这种境界容易不容易呢？似乎并不容易，因为有下面一些情况经常在扯后腿：
（1）文像话，还必须以“话能像文”为条件，就是说，事实上有一种境界高的话，
内容充实、明晰，语句简练、确切、有条理，流利而不轻浮，典重而不生硬，等等，可
以充当“文”的样本。如果“话”不可能或极少达到此境界，则“文”之所以成为文，
就应该以“不像话”为条件了。
（2）可以说，从有文献可征的时候起，学作文的和作文的人其文的老师是“文”，
或十之九是文，不是话。现在虽然是五四以后，情况似乎也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样，
所以开口是“老师让我明天早晨交作业，晚上不能看电影了”，一动笔就成为“由于老
师限定我明日清晨必须交出作业，使得我不得不放弃今晚看电影的心愿。”何以会这样？
因为看的读的大多是这种格调，拿起笔就不免要顺着这个路子走。我个人看，文之难于
像话，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而改变又相当难，因为积累改弦更张的样本，供学习，非短
时期所能办，----甚至非长时期所能办。阻力是以下两项：
（3）文像话，还要以执笔的人喜欢这个通俗、简易的格调为条件。喜欢，这似乎没
有什么难外，其实不然。作文，照话那样写出来，有不少人以为这是下里巴人，不足以
显示自己之高雅。于是提起笔来，可以平实的却用力粉饰，可以爽直的却颠倒曲折，可
以简单的却添油加醋，也就是尽全力追求“不像话”。
（4）更值得担心的是“像话”比“不像话”似乎更难。古人有归真返朴的说法，这
意思用于文，就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常写文章的人有的有这种经验，起初是莫明其妙，
不知道怎样用力；其后，一方面吸取他人，一方面自己摸索，道道像是多了，于是广泛
利用各种修辞方法，求雅，求美，求奇，等等，这是知道用力了，而且大用力；再其后，
知道得更多，有了更高的品评能力和表达能力，反而想避免用力。而宁愿行云流水，行
所无事，治大国如烹小鲜，这样写出来，有些人看了反而会觉得平淡朴实而有深味。这
种境界，有人称之为炉火纯青，少一半来自眼力，多一半来自手力，手力不到，不能勉
强，所以更难。我想，所谓言文一致，追求的应该是这种境界，纵使很不容易。
这种境界是言求精练、文求平实流利，二者巧妙结合的结果。上一段说到文向言靠
拢之难，其实更难的是言向文靠拢。这在理论上虽然非不可能，实际上却罕见。罕见，
文想靠拢就会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之叹。其结果就成为，就是大力提倡写话的人，
其文章的体质和风格，十之八九还是来自“文”以及自己的修炼。这种情势还会有更深
远的结果，是文，就它同言的关系说，是若即若离，也就是与言接近而又自成一套。
自成一套还有另外的原因。前面谈“为什么要作文”的时候曾举一些难明之理和难
表之情为例，说对付这样的内容，似乎就不宜于用言而宜于用文。就现在说，还有一些
文体，属于公文性质，如公报、照会以至社论等，习惯上也总不用与言重合的格调。总
之，求言文绝对一致，处处一致，不只很难，似也没有必要。
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写文章，就语言的格调说，平实流利如话终归是个
好理想；作文时候记住这个，并寤寐以求之，从消极方面说可以不偏入岔路，从积极方
面说可以走向平淡朴实而有深味的境界。在这方面，“明辨”同样是重要的，学作文有
如行路，也是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到此，我们无妨用一句文言的滥调加重言之，可不
&七　课堂作文的练功
　　 前面谈什么是作文的时候曾说，作文是把经过自己构思、自己组织的话写为书面形
式的一种活动，其范围远远超过课堂之内；并且说，这样扩大范围，练习的机会多，思
想可以少拘束，因而对教和学都有好处。这样说，好像我是轻视甚至反对课堂作文的，
其实并不然。事实是，课堂作文自有它的可取之处，我们不只可以利用它，而且应该好
好地利用它。
这样看，理由也很有一些。以下先说消极方面的。
（一）课堂作文是采用他人命题、自己成篇的形式，这种形式虽然像是违反自然，
却有客观需要作为基础。人住在社会中，人与人有互相依存的关系，有些事，甲需要乙
代做或乙需要甲代做，这代做的事之中显然也要包括作文。远在汉朝，辞赋大家司马相
如写《长门赋》，换来黄金，应该说是由陈皇后命题的。同样，祢衡作《鹦鹉赋》，也
不是自己的兴之所至。后代这类事就更多了，最集中的表现是科举考试及其准备，文题
都是别人拟定的。应科举考试是作八股文，当然写不出有价值的东西；但我们总要承认，
当年许多文人，如归有光和方苞，确是从这里学来技巧，受到锻炼。总之，他人命题、
自己成篇的形式，无论从需要方面说还是从成果方面说，都未可厚非。
（二）一个不十全十美的办法总比没办法好。课堂作文不是十全十美的办法，但到
目前为止，我们还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可以代替这种办法。作文，想来不是人的本
性所需要，因而要练习就不能不规定个办法限制如何做，这结果就产生了课堂作文。不
想作，任性而行就不会有练习的机会；针对此情况，所以命题，限期完篇，总是出于不
得已。既然不得不如此，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接受它。
课堂作文不可轻视，还有积极方面的理由。
（一）它是个很好的练功场所或办法。随着命题的千变万化，个人意趣的千变万化，
在一两千字的狭小范围之内，文笔却可以受到各式各样的训练。题材，上天下地，外界
己身，泰山沙粒，现实梦幻，无不可写。表达方式，记叙，说明，议论，描写，无不可
用。其他如布局、措辞、层次、穿插等，也都有任笔锋驰骋的余地。这种扩大练习领域
的好处，主要来自他人命题（假定命题是妥善的）；如果不用命题作文的方式，凭个人
观感写，题材范围就会小得多。
（二）这个练功场所，从外表看，性质单调，都是照题发挥，首尾成篇；范围大小
有定，每篇一两千字：像是相当死板。但是，只要能够练而见功，它就可以扩而充之，
靠基本功应付各种情况。譬如说，推扩到实际，可以放大，写大部头著作，可以缩小，
写备忘、便条等。这有如练武术，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像是很板滞，及至练成，就可
以相敌手之机而变化。
（三）课堂作文，效果高低，要由许多条件来决定。不过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
在培养写作能力方面，它总不至于毫无成效。就我个人说，小学、中学阶段，两周一次，
坐冷板凳，面对黑板上的文题凝思，然后起草，抄清，交卷，当时确也感到是负担，可
是后来想想，在思路的条理和表达的清晰方面，它多少总使我领悟到一点什么。我自信
是消极应付混过来的，尚且有所得，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但我们也要承认，就实况说，课堂作文的效果还不像希望那样的好。这自然有不少
作文课以外的原因，但课堂作文有待于改进总是事实。怎么改进呢？为了减少端绪，这
里不说学制、师资、读书等问题，只谈作文。前面说扩大范围、解放思想有好处，课堂
作文求改进，就是要化“拘”为“放”。
所谓放，我的想法是这样。
（一）要时时记住，课堂作文是写作练功的场所，是“备用”，不是“应用”。这
虽是认识方面的事，看不见，摸不着，却很重要，因为这样想，就可以：（1）扩大练习
领域。比如坐科学京戏，演出是应用，在练习场所练功是备用；演出，你也许只扮诸葛
亮，至于练功，你就既要能扮诸葛亮，又要能扮司马懿和王平，甚至老军和龙套。课堂
作文也是这样，你既要练习写给朋友的信，又要练习写宣言和社论，纵使你毕业之后，
永远用不着写宣言和社论。练习的花样多，笔下的技能就会得多，这是好处之一。（2）
可以放胆写，不怕错。理由用不着多说，因为不是应用，家丑不至外传，提起笔就不必
畏首畏尾。这有如学习书法，初学，可以淋漓奔放，及至有了基本功，求严整精炼就比
用各种体裁练功，放开笔写，是初步。这阶段在写的方面像是有些乱，却应该有个
单一的要求，是通顺，就是说，内容层次要清楚，言之成理；表达方面没有词汇、语法
（二）通顺之后，还要怎样练功呢？我的想法，可以试试向高难处发展。这好比练
杂技，一定要在练习场上轻易地做好更高更难的动作，到演出场所才可以应付裕如。课
堂作文的高难练习，可用的办法相当多，这里作为举例，只谈两个方面。
（1）可以于写法的变化中锻炼巧思。这方面的办法是数不尽的。同一个题目，可以
练习用不同的写法写：比如一篇是扣紧题写，另一篇是离题写；记叙的题目，偏偏以议
论为主，议论的题目，偏偏以记叙为主；等等。同理，记事的文章，可以一篇按时间顺
序写，另一篇不按时间顺序写；说理的文章，一篇用赞同的态度写，另一篇用反对的态
度写：等等。这样多练习，日久天长，就会领悟到，原来文无定法而笔下却可以有妙法
的道理，如果说作文还有什么秘诀，这大概就是秘诀吧？
（2）还可以于写法的限制中锻炼巧思。昔人写作，有些花样近于文字游戏，要求在
多种限制中仍能行所无事，巧胜天然。比较突出的如五言长律的联句，一人两句，第一
句要是前一联的对句，第二句要是下一联的出句（就是既要受前一个人的束缚，又要给
后一个人以束缚）；诗的次韵，凡是押韵的字都要与另一人的诗相同；还有所谓“白战”，
作某种题材的诗，限定有些常用的字不许用；最离奇的还有八股文的“搭题”，比如题
目既不是“学而时习之”，又不是“不亦说（悦）乎”，而是“时习之不亦”。这类士
大夫的消闲之事是历史的糟粕，当然无价值可言，不过就其为一种练习写作的方法说，
却仍然值得借鉴。这道理就是，高难的能够不费力地应付过去，到日常应用，需要写的
都是没有限制的，自然就轻而易举了。课堂作文怎么利用这种办法呢？方式也多种多样。
比如字数，大题可以要求不超过若干字，小题可以要求不少于若干字；某一题目，偏偏
不许照常规写（如题目是“我的老师”，限定不写人）；一篇议论文，要求开头就提出
结论；有些不妥当而常用的词语、句式，限定不许用；等等。自然，这类近于文字游戏
的练习，要注意不可多用，尤其不可早用；还有，无论用什么方式，都要时刻记住，这
是练功，至于应用，那是处理实务，是必须郑重其事，用最适当的方式写的。
最后提一下，课堂作文是好的练功办法，练功是为了应用，而应用则不限定在功成
之后，也不应等到功成之后。最好是一面练，一面用，课堂与广大的外界结合，那就可
以事半而功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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