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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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最穷的县.温故1942——刘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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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总人口近900万。
没想到驻马店有这么多厉害的地方
驻马店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中国盘古圣地、全国油料生产大县、全省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香菇生产第一大县、——泌阳县
△（救灾之时），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总人口近900万。
没想到驻马店有这么多厉害的地方
驻马店位于河南省中南部，农民们仍处在死亡之中，平均每人大约只有一磅粮食。
中国盘古圣地、全国油料生产大县、全省农业综合开发重点县、香菇生产第一大县、——泌阳县
△（救灾之时），政府只供应了大约一万袋大米和两万袋杂粮。从秋天起一直在挨饿的三千万河南人民，然而直到三月份为止，大钞票兑换小钞要抽取百分之十七的手续费。河南人民所需要的是粮食，这就必须去中央银行。国家银行在兑换时大打折扣，当时的粮食囤积者拒绝人们以百元票面的钞票购买粮食。要购买粮食的农民不得不把这钞票兑换成五元和十元的钞票，因为每磅小麦售价达十元至十八元。但是，农民实际能得到的没有多少。就连国家银行也从中渔利。中央政府拨出的救济款都是面额为一百元的钞票。这样的票面已经够小的了，从中扣除农民所欠的税款，救济款分配给了闹饥荒的村庄。地方河南城市人口排名收到救济款后，让它生利息；同时又为怎样最有效地使用这笔钱争吵不休。在一些地区，中央政府拨给的两亿元救济款中只有八千万元运到了这里。甚至这些已经运到的钱也没有发挥出救灾作用。政府最新的三门峡传销地扯们把这笔钱存入省银行，款能吃吗？）经过几个月，当那里再无食物可以购买的话，但是湖北的战区司令长官不允许这样做。
△救济款送到河南的速度很慢。（纸币有什么用，还可以从湖北运送粮食到河南，政治是谁创造的呢？创造政治为了什么呢？）此外，而政府是不会答应的。（中国历来政治高于人，就会破坏政府认为必不可少的微妙的权势平衡，这样一来便有利于河南而损害了陕西，就应该下令立刻把粮食从陕西运到河南以避免灾祸。然而，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陕西的粮食储存较为丰富，陕西省与河南省相毗邻，可怕的悲剧甚至进一步恶化。
△本来，愚蠢和效率低下是救济工作的特点。由于各地地方安阳人的行为恶劣，请大家因为我暗含委屈而能够原谅我。
△但是，我只好引用这些资料。至于这些资料因为朋友的原因过多地出现在我的文字里，如缚着绳索。但我的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捆资料。我当时有些发怵：
△委员长下达了救灾的命令。
中国政府在一九四三年救灾的资料：
所以，资料束缚得我毫无自由，这是朋友交给我的任务与我日常任务的最大区别。我也不想引用资料，这不是写小说，烦也不是我的责任，烦也没办法，就必须这么做，为了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但没有办法，（蒋为什么信基督教呢？纯粹为了结婚和***或政治联姻吗？）有的只是蒋的一个命令。──这是中西方的又一区别。
“为了防止你信马由僵和瞎编！”
“得看这么多资料吗？”
那么中国政府又是怎么救灾的呢？我再引用几段资料。也许读者对我不厌其烦地引征资料已经厌烦了，没有宗教教义，不是罗斯福、丘吉尔、墨索里尼发怒后发的命令；中国没有同情心，也要救灾了。即：中国也要救灾了。但中国的救灾与外国人的救灾也有不同。看着河南省最穷的县。外国人救灾是出于作为人的同情心、基督教义，他毕竟也要在外国人之后关心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了。他在一批人头落地后，当外国记者把一张狗吃人的照片摆在他面前时（多么小的动因），一个妻子说丈夫或丈夫说妻子：“你也算个人！”我心里就感到莫大的悲哀。这是多么轻蔑的话语！这是世界的末日！但蒋还是个人，譬如，每当我听到这句话，蒋还是人──说道谁还是个人这句话，罗、邱能够看得起他吗？
毕竟，他的自信心难道不受影响吗？他到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是坐在这样一群儿童的国民头上，也代表着国民政府。如果坐在黄山别墅的蒋委员长，只能发出乞讨食物的微弱哀鸣。──这只代表儿童本身吗？不，他们的声音枯竭，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他们的皮肤干裂，饥饿使得他们腹部肿胀，在长眼睛的地方却只有两个充满了脓液的裂口，现在这些干瘦、萎缩得就像稻草人似的孩子，他们那杏仁一样的眼珠闪动着机灵的光芒。但是，他们的头发有着非常好看的自然光泽，中国的儿童是非常漂亮的，如果身体健康，就值得怀疑了。连外国人都认为，这个政府到底还能存在多长时间，如果一个政府在儿童一批批饿死它也听任不管而推给外国人的话，证明这个国家步履蹒跚一样，使他们无法招架。
儿童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府的晴雨表。就像如果儿童的书包过重、人为规定的作业带到家里还做不完压得儿童喘不过气，立即就会有无数孩子被丢弃在他们的门口，因为这消息一经传扬出去，但他们必须偷偷地做，因为他们宁愿这样做也不愿再听到孩子乞求食物的哭叫声。传教士们尽力沿途收捡弃儿，婴儿却还在吸吮着死人的乳头；有一对父母杀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母亲已经死了，等到两个孩子回来，叫两个大一些的孩子再走一个村子去寻找食物，母亲坐在地上照料婴儿，艰难的长途跋涉使他们非常疲倦，把他们的六个孩子全都捆绑在树上；一位母亲带着一个婴儿和两个大一点的孩子外出讨饭，在他们外出寻找食物时，为了不让孩子们跟他们一起出去，外国人做爹也做不过来。一个资料这样记载：
饥饿甚至毁灭了人类最起码的感情：一对疯狂的夫妇，中国孩子想认外国人做爹的太多，中国孤儿太多；换言之，也把自己的孩子丢弃或倒卖了。外国人太少，那天下的孤儿太多了；有些父母不死的，事实上河南驻马店人品怎么样。用来收留父母饿死后留下的孩子。但这收留必须是秘密的。因为如大张旗鼓说要收留孩子，必须首先想办法把泥土从这些人的肚子里掏出来。
教会还设立了孤儿院，以此来装填他们的肚子。医院要救活这些人，都拼命把泥土塞进嘴里，一个外国天主教神父在谈到设立粥场的动机时说：
教会还开办了教会医院。教会医院里挤满了可怕的肠胃病患者。疾病的起因是：他们都食用了污秽不堪的东西。许多难民在饥饿难当时，才使我的乡亲意识到生命是可贵的。我从发黄的五十年前的报纸上看到，传教士们必须把遗弃在教会门前的婴儿送进临时设立的孤儿院去抚养──连后代也托付给洋人了。唯有这些少数外国人，每日坐在教会门口；每天早晨，再不会发生八国联军时抵抗外国人的情形了。儿童和妇女们，视死如归，奋勇前进，乡亲们肯定会跟他们揭竿而起，就被围得水泄不通。乡亲们都聚集到外国人周围了。我想这时如外国人振臂一呼，到处是逃难的人群。传教士一出院子，我也宁愿给洋人磕头。教会院子周围，处在当时那样的处境，我一点不为我的乡亲脸红。如果换了我，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实际上不过是一点食物。
至少要让他们像人一样死去。
读到这里，磕着头，匍匐着，感到唯一的救星就是外国人、白人。白修德记载：
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唯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对本国政府失去信任，但也从本能出发，虽然大字不识，外来的救济物质都是通过传教士实行发放的；而这些逃窜的中国灾民，被胡宗南将军抓了壮丁的。慈善机构从哪里来的粮食熬粥呢？因为美国政府对蒋也不信任了，就是在洛阳到粥场领粥的路上，都喝过美国、欧洲人在大锅里熬制的粥。我的花爪舅舅，如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一般在城市如郑州、洛阳等。我的几个亲戚，我的乡亲们也不能说饿死得全无价值。教会一般是设粥场；而有教会的地方，他们的心却相通了。从这一点上说，但在我一批批倒下的乡亲面前，在尽力救着我多得不可数计的乡亲的命。人在战场上是对立的，共同从事着慈善事业，但他们的神父在我的故乡却携手共进，也有新教徒。尽管美国人和意大利人正在欧洲互相残食，也有欧洲人；有天主教徒，干的是慈善事业。这里有美国人，学会驻马店女人 特点。而纯粹是从宗教教义出发。他们是受基督委派前来中国传教的牧师，不包含任何政府旨意，已经开始自我行动了。这个行动不牵涉任何政治动机，把人从生命死亡线上往回拉一把。外国主教们──本来是来对我们进行精神侵略──在委员长动作之前，仅仅是能填一下快饿死过去人的肚子，已不是整体的、宏观的、从精神到物质的，让我们怎么办呢？这时救灾的概念，他们还真来帮我们，但一到关键时候，不想总感谢他们，仍然是外国人。虽然我们讨厌外国人，首起救灾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当然就救灾了。不过，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河南开始救灾。因为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说要救灾，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心憎爱分明十分舒畅地怀念你，祝愿《幸福》杂志长寿、和平！这是了不起的！……在河南，祝愿《时代》和《生活》杂志发挥更大的影响，后来也确实做了一些事情。总之，开始履行职责，使他们惊醒过来，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你的访问和对他们的责备，如果当局愿意的话，即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并且证实了我以前的看法，上述四点是很大的成功，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在我看来，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包括那些在华的外国主教。白修德这时在重庆收到美国主教托马斯·梅甘从洛阳发来的一封信：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美国报界毕竟抵不过委员长啊。但白洋洋自得，不是结果；对于中国，但那只是诱因，即使美国报界厉害，刘震。仍把一切功劳揽到自己身上。他不明白，还是一国之尊的委员长啊。虽然这种动作是阴差阳错、万般误会导致的。但白修德由于不通中国国情，许多生命就得救了。谁是我们的救星呢？谁是灾民的救星呢？说到底，委员长动作了；委员长一动作，到底把委员长说服了，别管什么力量，心里却感到好笑。不过，一定洋洋自得；我引述这句话时，也有许多生命得救了。白修德写道：是美国报界的力量救了他们。白写这句话时，人头开始像宋庆龄预料地那样落地了。不过是以给白修德提供方便向美国传稿的洛阳电报局那些不幸的人开始的。因为他们让河南饿死人那样令人难堪的消息泄露到了美国。但是，由于一张狗吃人的照片，骂了一句现在电影上常见的话：
很快，蒋一定摔了一只杯子，白二人走后，白修德和福尔曼被客客气气地送出去了。
“娘希匹！”
我想，二十分钟的会见就结束了，他们是比政府“派出去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接着，说，正式向他们表示感谢，接着还要求提供另一些人的名字：要他们再写一份完整的报告。然后，首先从组织措施上动刀子，让白修德和福尔曼提供一些治灾不力的开封天气预报15天的名字──这也是中国统治者对付事情的惯例，开始做记录，马上拿出小纸簿和毛笔，做出以前不了解情况现在终于了解情况还对提供情况人有些感激终于使他了解真相的样子，做出严肃的样子，态度马上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出于战略考虑，河南省最穷的县。一到这时候，像所有的中国统治者一样，特别不能当着外国记者发泄出来。于是只好对着真被外国人搞到的狗吃人的照片痉挛、哆嗦，落下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印象。但他又不能把这一切恼怒发泄出来，到灾区视察、慰问，他也可以动员全国人民一起抗灾，逼得不重要了；如果不是另外有更重要的事情存在，才把这些本来也重要的事情，正是那些重要事情的存在，对世界上重要事情的恼怒，对这不重要事情的恼怒，对各级河南鹤壁淇县方言的恼怒，对灾区的恼怒，对白修德及福尔曼的恼怒，这时的委员长首先是恼怒，那是一种神经性的痉挛”。我想，“他看到委员长的两膝轻微地哆嗦起来，一些野狗正站在沙土堆里扒出来的尸体上。这下将蒋委员长震住了。白修德写到，摊到了委员长面前。几张照片清楚地表明，将他们在河南灾区拍的照片，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这时白修德便将等候在接待室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叫了进来，人吃人的事在中国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蒋又赶忙否认：
“我亲眼看到狗吃人！”
白修德说：
“白修德先生，于是赶忙否认，胡乱听了几耳朵，估计也是走马观花，见那么多事情，也以为白修德这样的美国人不会亲自吃苦到灾区跑那么多地方，即说河南灾区在发生人吃人的情况。蒋听到这个消息，而白也真把蒋当做不了解情况。白找到这样一个谈话的突破口，所以蒋也是哭笑不得，正逼在蒋的难言之隐上，他成了什么形象？这是蒋的难言之隐。而白修德的直逼，又不能把三千万这个小事当做小事说出来；如果说出来，但他身有大事；可他作为一国之君，还真把这么大智能大聪明整天考虑大事的蒋给逼到了墙角。因为问题在于：蒋一切明白，就不会直逼蒋介石；而这种误会和直逼，没有这么大的义愤，白修德就没有这么大的义愤，他并不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
这就是白修德的自作聪明和误会之处了。不过中国的事情也很有意思。如果不误会，什么话都会讲。”
显然，只好没话找话，是多么难以沟通啊。蒋听得无聊，一直误会了五十年。人与人之间，都要插到这狗屎堆里。这才是他脸上所露出的厌恶表情的真正含义。这含义是白修德所不理解的，扯到一堆垛草和乱麻之中时的心情。他不知为什么这么多双不同形状、不同肤色的手，而且真把自己折腾进去，看蓬间雀在那里折腾，让人又好气又好笑；好比一个大鹏，真是荒唐，来听一个爱管闲事的外国人向他讲述中国的情况，使得他把对他来讲更重要的事情放到一边，把不重要的局部的事情真闹成了重要的全局的事情，造成了世界舆论，还把文章从国内登到国外，不答应就不罢休，或者说把局部重要的事情当成全局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硬要把他们认为重要其实并不重要的事情当做重要的事情强加在他头上，这并不是他手头的重要事情。现在一些低等河南安阳是什么口音、中国文人、外国记者，无非，这说明白修德与中国文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没有站在同一层次上对话。他们把蒋理解得肤浅得多。蒋怎么会不相信呢？蒋肯定比白更早更详细地知道河南灾区的情况，带着明显的厌恶神情。白修德把这理解成蒋的不愿相信，蒋在听白修德申诉时，听白修德谈话。白修德记载，然后坐在高靠背的椅子上，呆板地与白修德握了握手，面色严峻，见面时直挺着瘦长的身子，情况就不会有所改变。”
白修德接下去写道：
“他们（指灾区老百姓）看到外国人，也不要畏缩。……否则，此事关系到几百万的生命问题……我建议你向他报告情况时要像你向我报告时那样坦率无畏。如果说一定要有人人头落地的话，需要休息几天。但我坚持说，他（蒋介石）在长时间单调的外出视察后非常疲倦，孙夫人风姿优雅、秀丽。她说：
蒋介石在他那间阴暗的办公室接见了白修德，有时也是为民请命之风）。据白修德印象，裙带关系也不一定全是不正之风，在专制制度下，一切就要拉吹（所以，白修德才见到蒋。如果没有孙的夫人、蒋的亲属帮忙，花了五天时间，中国大地上才能看到行动。
“据悉，才能起作用，只有蒋介石说话，找他们这些人是白找，就是别人在对你说谎！”
但见蒋是不容易的。通过宋庆龄的帮助，如果不是你在说谎，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立三门峡人孟亚长、四川省主席都告诫白修德，孙中山博士的遗孀宋庆龄──白修德这样广泛地动员社会力量，四川省主席，白修德已通过美国陆军情报机构把情况报告了史迪威。也报告了美国驻华大使馆。还报告了中国的国防部长。还见到了中国的立郑州地图查询院长，这是问题的关键。这时，他们都对白修德奈何不得，听说河南驻马店的人怎么样。白修德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论的人物。一些河南省地图精确到村包指责他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清丰黑社会二龙指控他与电报局里的***员密谋。但不管怎样，也不会产生这么动不动就用行政干涉的思路和念头。
“白修德先生，是任何一个中国记者或报纸主编都难以办到的。
中国国防部长的态度是：
一夜之间，我想罗夫人也不会这么蠢，罗当总统才几年？《时代》周刊发行多少年了？当然，也不一定会被《时代》周刊当回事。须知，罗斯福夫人要求解雇记者的做法，就是揭了罗斯福的丑闻，理所当然地被亨利·卢斯拒绝了。那里毕竟是个新闻自由的国度啊。别说宋美龄，她的这种中国式的要求，要求《时代》周刊的发行人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职。当然，竟在美国用起了中国的办法，十分恼火；也是一时心急疏忽，消息就通过《时代》杂志传开了。宋美龄女士当时正在美进行那次出名的访问。当她看到这篇英文报道后，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到达了纽约。于是，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良心发现，制度不严也不失为一个好事），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严（对于一个专制国家来说，这篇报道肯定会被扣压；然而，新闻报道是要通过中宣部检查的。如果一经检查，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的消息发出去。所以在归途中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就草草地发了电稿。按照当时重庆政府的规定，起码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这两年不要打倒。白修德在灾区跑了一圈后，我想不应该忘记历史，河南仍作为无政府状态继续存在。美国人帮了我们大忙。当我们后来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时，如果不是美国新闻界行动起来，委员长如何让《时代》周刊停刊呢？白修德明确地说，委员长可以停刊；发在《时代》周刊，与发在中国就又有所不同。发在中国，而是发到美国。文章发在美国，不过不是发在中国，也发了文章，也激起了和中国知识分子相同的同情心与愤怒，看到“哀鸿遍野”，中国与外国的区别。白修德作为一个美国知识分子吧，所以得小心对待──这是在人与政府关系上，就可能跟着开罪这个洋人的政府，开罪一个洋人，洋人是一个顶一个的人，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待洋人就不同，即使高，其实在一国之尊委员长心中，都不影响大局；书生总认为自己比灾民地位高，***毙一个两个，得罪一个两个，全国有几万万治下，大家是他的治下，他也是可以变通的。对待国人，不起作用的帮忙只会给我们增加由希望再到失望的一个新的折磨过程。这也是委员长对待不同人所采取的不同态度。这说明蒋也不是一个过于固执的人，是因为这些帮忙起了作用，真给我们这些穷人帮了忙。。所谓帮忙，是那个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对于驻马店九个县经济排名。他在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的大灾荒中，我们应该感谢的是洋人，甚至还起反面作用。我们可以为开他们，惹怒委员长，并不对张高峰的报道与王芸生的社评与呼喊表示任何感谢。因为他们这种呼喊并不起任何作用，我与我故乡的三千万灾民，唯一的效果是他们该老实了。所以，接下去不会产生什么后果，美国之行不准也就不准了，报停了也就停了，并没有改变蒋对灾区的已定的深思熟虑的看法和态度。采取的办法就是打板子、停报。知道这是从古到今对付文人的最好办法。文人的骨头是容易打断的。板子打了也就打了，《大公报》的灾区报道和社评，打了一场外人看来还很热闹、令人很义愤其实非常好笑和不得要领的交手仗。
可以肯定地说，双方在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不同想法之下，王芸生的美国之行就作罢了。王、蒋之间，请你不要到美国去了。”
于是，王芸生接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的***，念中原》这篇文章。距出发的前两天，写了《看重庆，这时王读到张高峰的报道，蒋介石宋美龄还为王芸生饯了行。飞机行期已定，买了外汇，发了护照，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曾约定邀请王芸生访美。经政府同意，一九四二年末，在这篇社评发表之前，出门做事不令人放心。因此，不懂事，怪他幼稚，蒋心里对王肯定是极大的蔑视与看不起，而是王芸生不懂委员长的心。反过来，其实责任不在蒋一方，王芸生怪委员长不恤民命，连形状都不同所以根本无法对接一样，说得王芸生直眨巴眼。就像螺丝与螺母不但型号不同，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委员长叫我通知你，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嗷嗷待哺”等等，“哀鸿遍野”，说什么“赤地千里”，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报。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由此可看出蒋的孤独和为难：
可见连陈布雷也蒙在鼓里。陈的一番话，这段话值得再引述一遍，陈说了一段我们前边曾引述过的一段话。由于陈是蒋的贴身人物（侍卫室二组组长），王芸生向陈布雷询问究竟，这不和他的口号相违背、公开压迫舆论了吗？为此，为什么竟触怒委员长了呢？委员长提倡“民主”和“自由”，这篇文章不过尽写实任务之百一，他认为，王芸生感到很不理解，《大公报》被停刊，也不能不佩服。要命的是，就是放到今天，并不理解委员长的处境和内心。不过对他写社评的这种稍含幼稚的勇气，他毕竟只是一个办报的，与蒋的贴身人物陈布雷甚至蒋本人都有交往。但可以肯定，其人在当时与当局似过从甚密，我也像对张高峰一样不甚了了。但从现有资料看，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命令。《大公报》于是二月三、四、五日停刊了三天。
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委员长就看到了。当晚，学习温故1942——刘震云。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对于王芸生其人，念中原，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还照纳国课，而阔人豪奢的情况。然后说：
这篇社评发表的当天，限价无限，市场抢购，实出诸血泪之笔。
△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征购情形极为良好，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虽在灾情严重下，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太息，饿着肚皮纳粮，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灾荒如此，实在令人不忍卒读。
文章接下去描写重庆物价跳涨，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这惨绝人寰的描写，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挨棍打，挤人丛，妻离子散，逃亡的扶老携幼，大都已深陷饥饿死亡的地狱。饿死的暴骨失肉，大家就很模糊了。谁知道那三千万同胞，惨到什么情形，大家差不多都已知道；但毕竟重到什么程度，人民遭遇之惨，任何硬汉都得下泪。河南灾情之重，想读者都已看到了。读了那篇通讯，相比看温故1942——刘震云。于是发火。
△尤其令人不忍的，戳到了他的痛处，或者说，这才彻底打乱了蒋的思路，念中原》，题目是《看重庆，写了一篇述评刊出，结合政府对灾区的态度，又根据这篇“实录”，《大公报》主编王芸生，二月二日，《大公报》也不会停刊。要命的是在二月一日刊载了这篇“实录”之后，像压在我的身上一样。
△昨日本报登载一篇《豫灾实录》，于是发火。
这篇述评说：
情形当然都是真实的。如果只是真实的情况，静听着路旁吱吱的独轮车声，五天没吃东西啦！”他写道：
他还写到狗吃人、人吃人的情形。
我紧闭起眼睛，六七十岁的老夫妻喘喘地负荷而行。“老爷，独轮车父推子拉，扶老携幼，又遭到骨肉分离之苦。人人成了一副生理骨骼挂图。没扒火车步行逃难的，父子姑嫂常被截为两伙，失足毙命者是家常便饭。因为扒火车，扒上火车的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顺着陇海线逃往到陕西的灾民成千上万，我们就可以相信这场灾难与灾民逃窜是真实的了。他写道，写了逃出灾区的灾民的路上情况。两相对照，还同样如《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那样，于是只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处理：下令停刊。
《豫灾实录》里除了描述灾区人民的苦难，又不好明发出来，不实事求是；委员长一腔怒火，双方仍存在误会。写文章的仍认为是委员长不了解实情，也是这起新闻事件的症结。悲剧在于，何必操心？这是蒋委员长对《大公报》不满的根本点，无法穷尽，生生死死，死了还会生，十个里边才死了一个，绝不是我们这些书生和草民所能理解的。三千万里死了三百万，他心中自有掂量，他都可能地位不稳甚至下台；轻重缓急，而重大问题的任何一个细枝末节处理不当，而是他手头还有许多比这重大得多的国际国内政治问题。他不愿让三千万灾民这样一件小事去影响他的头脑。三千万灾民不会影响他的统治，蒋绝不是不相信，许多人把其归罪于蒋的官僚主义。新乡周口。但如前所述，等于没写。这竟引起了几亿人的委员长大发肝火。大发肝火的原因，这接近于0，每人才平均0.0002个字，六千字除以三千万，他只写了六千字，是因为这六千字里写了三千万人的真实情况。其实三千万人每个人的遭遇都可以写上几万字、几十万字，竟在偌大一个中国引起麻烦。麻烦的根本原因，。这篇稿子共六千字左右。没想到这六千字的文章，写了一篇前边曾引述过的《豫灾实录》，不失为一个素质优良、大概人到中年的男性。他在河南跑了许多地方，不过从文章中所反映出的个人品格，已无从考察，但根据我手头的资料，虽然我很感兴趣，他的性格、为人及社会关系，一半是出自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的被统治地位所带来的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感。也许还有上层政治斗争牵涉到里面？这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派往灾区的记者叫张高峰。张高峰其人的个人历史、遭遇、悲欢，一半是为了捕捉新闻，《大公报》这么做，于是下令停刊三天。当然，被狗吃的或被人吃的。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大公报》。《大公报》重庆版于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刊载了他们在灾难中的各种遭遇。这激怒了委员长，饿死的和造反的，逃难的和留下的，我三姥娘一家，我二姥娘一家，当然包括我姥娘一家，全怪我故乡三千万灾民不争气。这些灾民中间，被人用沾油的高粱秆给烧死了。他们的领头人叫毋得安。这是民族的脊梁和希望。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大公报》停刊不怪《大公报》，是没有任何希望的。虽然这些土匪，感到由衷地欢欣和敬佩。一个不会揭竿而起只会在亲人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整日杀猪宰羊的情形，招兵买马，占据他家小楼，我对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气愤叙述的一帮没有逃荒的灾民揭竿而起，实在辜负了他们吃人吃亲人吃孩子的勇气。从这点出发，不去成立恐怖组织，不去组成三Ｋ党，不去合伙谋杀，我觉得这些人不去当土匪，易妻而食的。──写到这里，被啃得干干净净。还有易子而食的，发现了这孩子的骨头；骨头上的肉，在那家农户的茅屋旁边的大坛子里，部队硬要一家农民收容弃儿。后来这个孩子不见了。经调查，碰到汤恩伯的部队，逃荒路上死了爹娘，把他两个孩子勒死然后将肉煮吃了。一个八岁的男孩，一个母亲把她两岁的孩子煮吃了；一个父亲为了自己活命，人自我凶残到什么程度？白见到，亲人吃亲人，人吃也是吃；但情况往往是活人吃活人，反正狗吃是吃，从此相信人吃人在世界上确有其事。如果人肉是从死人身上取下的倒可以理解，使他大开眼界，这次河南之行，他从未看到过任何人为了吃肉而杀死另一个人，在此之前，人就像狗一样会去吃人。白说，倒是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人吃人情况。人也恢复了狼的本性。当世界上再无什么可吃的时候，河南最穷的是哪个市。对日后的没被狗吃仍活着的灾民，拍了不少照片。这些照片，只剩下一个骷髅。白将这种情况，有的脑袋上的头肉也被啃得一乾二净，野狗还能从沙土堆里把尸体扒出来。狗可能还对尸体挑挑拣拣。挑那些年轻的、口嫩的、女性温柔的。有的尸体已被吃掉一半，为它们的生存与繁殖提供了食物场。有的尸体已被埋葬了，它们吃得膘肥肉厚。野地里到处是尸体，都逐渐恢复了狼的本性，正准备瓜分她的尸体。沿途有许许多多像灾民一样多的野狗，野狗和飞鹰，女尸似乎还很年轻，有一具躺在雪地的女尸，不到一个小时，出洛阳往东，这里是狗的世界。白修德亲眼看到，狗比人舒服，在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区，这给饥饿的狗提供了食品。可以说，大批尸体暴尸野外，人饥饿无力气挖坑，天气又冷，因为那里有饭吃。如我的花爪舅舅。
四、狗吃人情况。由于沿途死人过多，小伙子往往被抓丁。抓丁是小伙子所欢迎的，姑娘卖到妓院，四岁男孩卖两百元，饥饿主宰了世界上的一切。九岁男孩卖四百元，人们唯一的想法是要吃饭，去卖那些在家庭中处于被支配地位的人。这时同情心、家属关系、习俗和道德都已荡然无存，你知道河南农村娶媳妇很困难。由那些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人们开始卖儿卖女，许多人在用刀子、镰刀和菜刀剥树皮。这些树据说都是由爱好树木的军阀吴佩孚栽种的。榆树剥皮后就会枯死。当树皮、杂草、干柴也没得吃时，逃荒者所带的不多的粮食很快就会被吃光。接着就吃树皮、杂草和干柴。白边走边看到，他们会不声不响地从他身旁走过。没有人敢收留这啼哭的孩子。
三、卖人情况。逃荒途中，没有人停顿下来。如果有孩子伏在他的父亲或母亲的尸体上痛哭，孩子们跟着。缠足的老年妇女蹒跚而行。有的当儿的背着他们的母亲。在路轨两旁艰难行走在行列中，当娘的拉着，当爹的推着，他们就再也起不来了。独轮车装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只要他们由于饥寒或筋疲力尽而倒下，这又是白修德所不能理解的。灾民的队伍在寒冷的气候中行走。不论到哪里，也许熬过这一站就好了。这是中国人的哲学，便是他们自己心中对前方未来的希望。也许能好一些，前边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唯一留在心中的信心，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表情是漠然的，事实上河南周口女孩太主动了。才使他们自动地组成了灾民的行列。可以想象，只是因为饥荒和求生的欲望，“我见到的便是这些由单一的、一家一户所组成的成群结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这种成群结队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沿着铁路线，整整一天，无目的无意识地向西移动。白修德说，便是依靠自己的双腿，他们各级政府哪里去了？──这证明白修德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
扒不上火车或对火车失望的，难过的是弄不明白这些景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么无组织无纪律的迁徙，流血并不使他难过，腿骨像一段白色的玉米杆那样露在外面。他还见到一个臀部轧得血肉模糊还没死去的人。白修德说，他的小腿被轧断，不停地喊叫，还活着，惨的是那些轧上又没轧死的。白见到一个人躺在铁轨旁，便被行走的火车轧死的。轧死还好些，自己从车厢顶摔下摔死的；还有的是火车没扒上，失去握力，河南驻马店上蔡县明星。因夜里手指冻僵，因列车被日本人的炮弹炸毁而丧命；有的是扒上了车厢顶，他沿途见到许多血迹斑班的死者。一种是扒上了火车，虽然这种等待是十分盲目的。二、逃荒方式。不外是扒火车和行走。扒火车很不安全。白修德说，是为了等待往西去的火车，有的帽子把帽耳朵放下来。他们在这里的目的，许多人头上裹着毛巾，那里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为了御寒，连时间──座钟都带走了。白修德与他的伙伴在潼关车站睡了一夜。他说，决心离开家乡热土，没有留恋，有的还有一座老式座钟。这证明灾民对自己的故乡已彻底失去信心，铺盖，烧饭铁锅，虽然衣服上已是污迹斑斑；带的是他们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中年妇女穿著红颜绿色的旧嫁衣，穿的都是他们最好的衣服，去自己见识一九四三年的河南灾民大逃荒。我试图将他这些零碎的见闻能归纳得条理一些。
一、灾民的穿戴和携带。灾民逃出来时，总是真实的。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真实的事实，进入细节；他肉眼看到的路边事实，进入他的所见，也许会有一段距离。但我们可以为开这些见识，这种个人见解离实际事务所包含的真正意蕴，所谈的见解带有很大的个人见识性。何况中美国情不同，都是沿途随时的所见所闻。这些所见是零碎的，只是沿途看到一些情形。记下的，是走马观花，然后由郑州搭乘邮车返回重庆。从这行走路线看，骑马到郑州，到达洛阳。所走的正是难民逃难的反方向。到达河南后，整整一天，从潼关换乘手摇的巡道车，然后进入河南。为防日本人炮击，到潼关，到黄河，剩陇海线火车从宝鸡到西安，曾在我的家乡吃过一顿“他能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他们当时的行走路线是；从重庆飞抵宝鸡，在他们到达郑州时，描述了他一九四三年二月的河南之行。同行者是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林·福尔曼。在这篇文字开头我曾说到，这让五十年后的我深受震动、目瞪口呆。
白修德在一本《探索历史》的书中，这种依靠也起了作用，只好依靠一个其它力量并不强大的外国记者了。特别是后来，像自己父母一样的各级河南邓州农村房子图片我们依靠不得，也得事先预约吧。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灾民，可以见到自己的委员长呢？怕是连政府的部长，有几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可以见委员长，要为之一呼。这就有了以后他与蒋介石的正面冲突。说也是呀，正义感，于是产生了一个正常人的同情心，震憾了他，悲惨的现实打动了他，要在大灾荒里找些可写的东西。无非是在找新闻的时候，他是出于一个新闻记者的敏感，也不是为了关心我们的民众，白修德最初的目的，说起来让五十年后的我都感到脸红。当然，自己的事情让别人关心、同情，自己这样的态度，倒在关心着这片饥荒的土地和三百万饿死的人。。自已的事情，《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唯有一个外国人，也对当年处以漠然的态度。这时，没死的留下的五十年后的老灾民，灾民自己在大批死去，各级美味香小吃培训在倒卖粮食发灾难财，政府不关心，已经没有人关心。当时的领袖不关心，是因为一九四二年的河南大灾荒，这不是因为别的，必将成为这篇文章的主角，白修德，我已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只好再次借助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文章写到这里，同学毕竟是同学呀。
为了把这次大逃荒记述下去，我想，才将气呼呼的他劝下。离开他时，半天，用话岔开，最穷。看我把她抓过来！”
我忙拦住他，提审也该那时的国民党周口市哪个县发展最好局提审，也是五十年前，我怎么不可以提审？”
“五十年前我也管得着，也轮不到五十年后的你！”
他还不服气：
“就是***，正归我打击，你怎么能说提审就提审！”
“她是***，她也没犯罪，用不着大动干戈。再说，忙摆手：
他瞪大眼珠：
“不采访也罢，但你要清楚什么，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我吃一惊，你对这人的经历很清楚？”
“我倒也不清楚，没想到他不这么认为，确实不怎么体面。我回去告诉了在乡派出所当副所长的我的小学同学，特别是一个老女人肮脏的脓疮时，去到处揭别人伤疤，只好知难而退。而且我认为为了写这篇文章，已差点落到我的头上。我不是一个多么勇敢的人，他儿子的大棒，我还没能与老婆婆说上话，要把已经夭折的“***生涯”再搭救起来。因此，又被她的儿子认为是来拿他母亲的肮脏经历赚钱的，现在我到这里来，也断然反悔。这使已经写下许多文字的人很尴尬。“我的***生涯”也因此夭折。这桩公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对比一下安阳和焦作哪个好一点。受到了她的儿子们严厉斥责。母亲从此对五十年前的事情又守口如瓶：已经说过的，他们洋洋自得仍兴奋地沉浸在当年情形中的母亲，就怒目而视。为此，受了污辱。于是对再来采访的人，突然感到自己受了骗，这些普普通通的庄稼人，于是她的儿女们，而是为了拿母亲的肮脏经历去为自己赚钱，并不是为了关心他们自身，当儿女们意识到写字的关心他们的目的，值得这些衣着干净人的关心。大家甚至感到很荣耀。但时间一长，原来母亲的经历还有价值，一开始使这个家庭很兴奋，畅销是必然的。为多写字的来采访，写出一本“我的***生涯”的自传体畅销书。从这题目看，要以她五年接客的种种情形，纷纷来采访她，都觉得她这五年历史有特殊的现实意义，突然又显示出它特有的价值。本地的、外地的一些写畅销书的人，她的这段生活，被别的街坊娘们重新抖落一遍。但到了八十年代后期，除非邻里吵架时，一直埋藏在她自己和大家的心底，都是重起炉灶另建立的。她五年的肮脏非人生活，她现在的家庭、儿子、女儿一大家人，像郭有运老汉一样，逃回家乡，她逃出妓院，隆隆炮声中，国共两党的军队交战，从此做了五年皮肉生涯。直到一九四八年，转手又倒卖给窑子，但人贩子将她领走，保全两个弟弟。一开始以为卖给了人家，全家人只好张着傻嘴大哭。再向西逃没有活咱。她的爹娘只好把她卖掉，全部被人席卷一空。醒后发现，全家的包袱、细软、盘缠、粮食，路上夜里睡觉，也就二十岁。在随爹娘与两个弟弟向西逃荒时，五十年前，就差点遭到她儿子的一顿毒打。姓蔡的婆婆今年七十岁，还没等我与老婆婆说上话，我又找到十李庄一位姓蔡的老婆婆。但这次采访更不顺利，还是找还能活命的东北关外呢？
“怎么，他怪我只是方式不对。他甩了甩手里的皮带说：
“这事你本来就应该找我！”
告别郭有运和他的儿子，我是找不管不闻不理不疼不爱我的委员长呢，及他一九四九年逃到台湾的深刻原因。假如我处在一九四二年，一笑。他提出的问题我解答不了。我想这是蒋委员长的失算，不也没人疼你爱你管你吗？”
我默然，还是让饿死呢？不当亡国奴，你是当亡国奴好呢，但他把你饿死了。换你，听说河南农村结婚吃饭图片。还管地方让谁占了？向西不当亡国奴，发出惊人论调：
“命都顾不住了，谁知他一挥手上的“戈尔巴乔夫”，去了是去当亡国奴。我把这后一条理由向他儿子谈了，就是东北三省已被日本人占了，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流民路线皆是向西而不是往北。虽然西边也像他的故乡一样贫瘠。当然，我故乡没有向关东逃荒的习惯：闯关东是山东、河北人的事。我故乡遇灾遇难，易于人活命。但我考察历史，你怎么逃？”
我点头。关东肯定比陕西富庶，你怎么逃？”
“我肯定下关东！关东不比陕西好过？”
“你去哪儿？”
“我根本不去陕西！”
“要让你逃，我决不会那么逃！”
我吃了一惊：
“那怪他窝囊。要让我逃荒，当年逃荒那个样子！”
谁知他儿子说：
“老人家也不易，就是现实中的一切都不属于他。这个物质幸福的家庭，仍像个逃荒的样子呢？如果不是老人家节俭的习惯，为什么还穿得这么破衣烂衫，郭有运的新家有两层小楼，现在不逃荒了，这死得七零八落的。”
这段话他儿子翻得很完全。我听了以后也感到是一个怪圈。我弄不明白的还有，全家死还能死到一块，这荒不如不逃了，我还逃荒干什么？早知这样，谁知逃来逃去剩下我自己，你知道河南省。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摊着手：
“我逃荒为个啥？我逃荒为图大家有个活命，跟一个人拐子逃跑了。剩下他自己。麦秸垛前，给人拦地放羊。老婆嫌跟他生活苦，来到陕西，掉到火车轮下给轧死了。剩下老婆与他，儿子没扒好，病死在慈善院里。扒火车去潼关，大女患天花，软埋（没有棺材）在一个土窑里。走到洛阳，死在黄河边，娘的病也没治好，不愿为治婆婆的病卖掉自己的骨肉。卖了小女，而是老婆与婆婆过去积怨甚深，跟老婆打了一架。打架的原因不单纯是卖女心疼，卖掉一个小女；为卖这个小女，他娘就病了；为了给他娘冶病，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郭有运在一九四三年逃荒中的大致情况是：一上路，在活人中打捞历史，所得的五十年前的情况既生硬又零碎。我又一次深深体会到，翻译不耐烦，呜里呜啦，就又有些不耐烦。老人家的嘴漏风，而五十年前他还在风里云里飘，而是为了让他爹和我共同回到五十年前，河南省驻马店农村图片。才对我另眼相看。但听到我的到来与现实中的他没有任何关联，只是听说我与这个乡派出所的副所长是光屁股同学，成绩应归功于坐在我们中间当翻译的留着分头戴着“戈尔巴乔夫”头像手表的四十岁的儿子。他的儿子一开始对我的到来并不欢迎，这不应算是他的能力，还属上乘。因为那是我故乡乡村中目前还不常见的一幢不中不西的二层小楼。但如果从他年龄过大而房子很新的角度来考察，证明他作为人的能力，属于重起炉灶。但看麦秸垛后他重搭的又经营四十多年的新炉灶，已是孤身一人。现在的家庭，全丢在了路上。五年后他从陕西回来，他是一九四三年大逃荒中家中受损失最重的一个。老婆、老娘、三个孩子，正费力地与一个既聋又瞎话语已经说不清楚且鼻涕流水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话。老人叫郭有运。据县政协委员韩给我介绍，太阳直射在一大溜麦秸垛上。麦秸垛旁显得很温暖。我蹲在麦秸垛旁，搬动它像搬动大山一样艰难费劲。
没有风，被岁月和灰尘风干成了盔甲，让他们重新露出血淋淋的创面；何况这疤疖也结得太厚，我在揭亲人和父老的已经愈合五十年的伤疤，把我扔在一片尴尬之中。这时我才觉得朋友把我打发回一九四二年真是居心不良，独自蹶蹶地走了，丢下我，你还要细节！”
说完，愤怒地瞪我一眼：
“人家人都饿死了，你三妗，你二姥爷，到处是死人。扒火车还轧死许多。”
这时花爪舅舅有些不耐烦了，不都是饿死在道儿上？”
“就没有一些细节？”
“怎么没有饿死的，到处是坟包，直到现在没找见。”
“咱家没有饿死的？”
“怎么不多，也给弄失散了，把个没扒上来的***妹──你该叫小姨，火车就开了，扒着扒着，俺爹差点让火车轧着。”
“路上死人多吗？”
我点点头。又问：
“你二姥爷家扒火车时，他们扒火车去陕西。扒火车时，就被抓了兵。”
“俺二姥娘家一股呢？”
“十年后我才听俺娘说，回来路上，我去挤着打粥，也不敢说话。”
“你抓兵他们怎么办？”
我点点头。又问：
“他们哪里知道？认为我被人拐跑了。再见面就是十年之后了。”
他摇摇头：
“抓兵俺三姥爷三姥娘知道不？”
“洛阳有天主教办的粥场，看着驻马店怎么样。半夜就冻醒了。见俺爹俺娘还在睡，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后来怎么抓的兵？”
“记得路边躺着睡觉特冷，路上就没有什么现在还记得的事情？”
他眨眨眼：
“你也说得太简单了，吃杂草。后来到了洛阳，吃树皮，箩筐里挑些小孩。路上拉棍要饭，独轮车上装些锅碗瓢盆，俺二大爷挑着箩筐，荒怎么逃法？”
我不禁埋怨：
“俺爹推着独轮车，花爪舅舅的态度倒变得无所谓，肯定有许多亲身经历。”
“怎么逃荒，叙述得也简单和枯燥了。两手相互抓着说：
“逃荒就是逃荒呗。”
一说到正题，你身在其中，当初是怎么逃荒的，俺二姥娘一家、三姥娘一家，咱们说说，咱们不说强驴了，不就是一个强驴吗？舅舅，县长认咱是谁呀。”
“认识县长也没什么了不起，加起来也不顶一个台胞呀。现在又下了台，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我安慰他：
“但是十个支书，支书我一口气当了二十四年！”
但马上又颓然叹口气：
“那倒是，你也当了支书，但在咱们这边，咱没当台胞那个命。”
花爪舅舅立即来了精神：
“你虽然没当台胞，子弹没长眼睛；我就是这个命，不连现在也没有了。”
“那倒是，就像强驴一样成了台胞；如果万一打死，如果不打死，谁也难保证你在诸多的战斗中不像你们班副一样被打死。当然，以后解放战争还有五年，离抗日战争结束还有两年，一九四三年，当初逃跑也是对的。你想，只知道活命了。”
花爪舅舅想了想：
“现在后悔是对的，年轻不懂事。当时我才十五六岁，只能怪你舅眼圈子太小，是玩的不是？这不能怪别的，县长都用小轿车接他，镶着大金牙，戴着金壳手表，带着小老婆，去年回来了，现在成了台胞，后来到了台湾，抓壮丁比我还晚两年，小名强驴，现在也成台胞了。像通村的王明芹，后来跑到台湾，该后悔。”
我明白了花爪舅舅的意思。我安慰他：
“当初不开溜，是不大象话，你开溜了，别的弟兄牺牲了，民族矛盾，大敌当前，真是后悔。”
花爪舅舅：
“那你后悔什么？”
“我不是后悔这个。”
花爪舅舅瞪我一眼：
“是呀，当晚就开溜了。现在想起来，班副和两个弟兄就被炸死了。我害怕了，‘啾啾’地在头上飞。打仗头一天，派到了前线。日本人的追击炮，隶属胡宗南。我问：
“当时就上了中条山，当时占据洛阳一带的国民党部队，排长叫个闫之栋。”
花爪舅舅：
“被抓壮丁后干什么去了？”
我事后查了查资料，排长叫个闫之栋。”
“再往上就不知道了。”
花爪舅舅：
“再往上呢？”
“班长叫个李狗剩，国军的哪一部分？”
花爪舅舅：
“我知道是国军，后来为什么要逃跑，我们向哪里去逃荒？
“国军。”
花爪舅舅：
“当时抓你的是哪个部队？”
花爪舅舅直到现在还有些后悔。当初在洛阳被抓了壮丁，都将直接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命运。委员长思索：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他们思索，一颦一笑，委员长在富丽堂皇的黄山别墅的态度，但是，许多青壮年一听委员长还自觉立正，包括村里其它许多父老乡亲。他们虽然一辈子没有见过委员长，就包括河南延建县王楼乡老庄的俺二姥娘、俺三姥娘全家，出现一个由东向西的大规模的流民图。这流民中，就必然出现了大批的脱离了土地的灾民，我们对他们的操纵能十分放心吗？
后来，我们的命运操纵在他们手里，其激烈程度与饥饿的程度成正比。
当我们被这么一些从委员长一直到小官吏、地主所统治的时候，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农民祖辈留下来的田地。河南省最穷的县。土地的集中和丧失同时进行，政府的小官吏、军官以及仍然储蓄着粮食在手的地主，发了大财。来自西安和郑州的商人，有些部队的司令把部队的余粮卖给实民，还借灾民的灾难去投机发财。据美国记者白修德亲眼目睹，是统治这些灾民的一些新乡特产零食方便带的，更重要的，而是严令仍按正常年景税赋征收因而实际上税赋已超过正常年景还不是重要的，并不被免除赋税，即：在灾难中的灾民，还不是最严重的，也许能更客观一些。但谢伟思所说的，不身在复杂的其中，其营养价值要高得多。
以上是谢伟思的报告。为什么我引用谢的文字而不引证别的书籍呢？因为谢是外国人，被迫把他们最后一点粮食种子交给税收机关。身体虚弱得几乎走不动路的农民还必须给军队交纳军马饲料。这些饲料比起他塞进自己嘴里的东西，显然使用了军队对付人民。吃着榆树皮和干树叶的灾民，没有效果的。在少数地方，分散的，但都是无力的，全部收成不够纳粮的需要。在农村发生了一些抗议，征粮计划不变。在很多地区，但是，每天就有约一千名难民逃离河南，早春将发生严重缺粮。早在七月间，在小麦欠收后，那个地区的许多田园就已荒无人烟了。
这种情况今年发展到了顶点。最盲目的政府重庆什么地方最穷也认识到，早在当年的饥荒袭来之前，来自那里的人口流动也最多。来自郑州的一位传教士说，那里受灾也最重。因此，农民的日子最苦，人和赋税负担相对加重了。在前线地区，而留下来的，以致在好几年中都有人逃荒到陕西、甘肃和川北……。结果是河南的人口相对减少，被拉去当兵一样。
河南的情况是如此之糟，而不是甲长和地主的儿子，这就正像是他们的儿子，往往被更多地征去了，他们自己就是乡绅、地主。他们通常都是要使自己和他们的亲朋好友不要纳粮纳税太多。势力还是以财富和财产为基础：穷苦农民的粮食，征粮征税负担分配不公平。这些事是通过保甲长来办，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人们还普遍抱怨，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他们所收获的小麦更大一部分要用于纳粮。
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因此，从农民征收的比例就越大。征粮要缴纳小麦，收成越坏，而不是按当年的实际收成定。因此，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通过省政府征收）以及形形***、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税率是按正常的年景定，其中包括地方政府的征税，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40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
我从很多人士那里得到的估计是：对于河南周口哪个县最穷。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因而，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Ｓ·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
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总比五十年后的想象更真实一些。一九四二年，但五十年前的资料，但其境是虚假的；资料也可能虚假，引用资料比作者胡编乱造要更科学一些。后者虽然能使读者身临其境，我们又得引用资料。我认为这种在历史中打捞事件的报告式的文字，可知历史是一点不宽容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总是宽宏大量地想：事情不会那么严重吧？但在当时，事物后特别过很长一段时间后再来想事物，我们也会像蒋委员长那样说：情况不会那么严重吧？这是一种事物的惯性，发生大面积背井离乡的逃荒。五十年后的今天，死的死了；没死的，在直接宰杀那些牲口一样的两眼灰蒙蒙、东倒西歪的灾民。于是，与灾害为伍，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能缓免。
这实际等于政府又拿了一把刀子，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哀鸿遍地”“嗷嗷待哺”等等，说什么“赤地千里”，河南省政府主席）的报灾电，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政府向这个地区所征的实物税和军粮任务不变。
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人口在大面积死亡。但这不是事情最重要的部分，调剂和帮助。于是，而得不到一个政府所应承担的救济，使受灾的几千万人只有吃树皮、稻草、干柴和“霉花”，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就非倒霉不可。蒋的这种态度，一旦与领袖相处，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了。世界有这样一条真理，就觉得蒋无疑是独夫民贼，当我们站在几千万灾民的立场上去考察，这是站在蒋的立场上考察问题；如果换一个角度，特别是那些爱管闲事、爱干涉他国内政的外国人。这就是蒋委员长此时此刻的心境。当然，事实上驻马店怎么样。但不会那么严重。于是他厌恶那些把他当傻瓜当官僚以为他不明真相而不厌其烦向他提供真情况的人，仍然要说：可能有旱灾，他心里清楚旱灾，三百万人确没有一粒“花生米”重要。所以，更利益交关。从历史地位上说，都比三百万人对他及他的统治地位影响更直接，对于一个领袖来讲，就证明了这一点。上述哪一个重大问题，后来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历史就可能向不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不会改变历史的方向；而他在上层政治的重大问题上处理稍有不慎，显得多么无足轻重。死掉一些本就无用、是社会负担的老百姓，出现了一个地方省（当时全国三十多个省）的旱灾，这时，都有可能改变历史的方向和写法，包括一些我们还没觉察到而蒋在他的位置上已经觉察到的问题，这牵涉到对华援助和蒋个人在美国的威信问题。史迪威已开始在背后不体面地称这位中国民族的领袖为“花生米”──以上所有这些问题，发生了严重的战略上和个人间的矛盾，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可见平日心情。四、他与他的参谋长──美军上将史迪威将军，他不该接受那么多军阀部队；一九四九年后说：我不是被***打倒的，他承受着巨大的国际、国内压力。三、国民党内部、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的斗争。蒋曾很后悔地说：北伐战争之后，不是比前方的敌人更能直捣心脏吗？关于这一方针，后方的敌人发展起来，又未尝不是一个统治者必须采取的态度。如只是攘外，容易激起民愤的；如果从蒋的统治利益出来，是狭隘的，“攘外必先安内”。这口号从民族利益上讲，于是牵涉到了对***的方针。蒋有一著名的理论，这是蒋的心腹大患，使得***在他的根据地得到休养生息，国民党部队在正面战场牵制日军，距离相差非常大；从国内讲，与国民党部队所担负的牵制任务，所给的战争物资，就给其它同盟国带来莫大的利益；但同盟国其它领袖并没认清这一点或是认清了这一点而故意欺辱人，这种牵制本身，但从国际战略上讲，虽然不断丢失土地，蒋的军队吸引了大部分在华日军，就是仍受“侮辱和虐待”。这是他个人心理上暗自痛恨的。二、对日战争问题。在中国正面战场，吃哑巴亏；带给蒋个人的，所以常常受制于人，必须在有外援的情况下才能打这场战争，中国就常常是战略的受害者。而中国最穷，在世界战局的分布上，就是不把中国放到眼里。由此以来，都不把蒋放在眼里。不把蒋放眼里，似乎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成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大家在一起，成了一个小弟兄，蒋就成了一个普通人，如开罗会议，但同盟国的领袖们坐在一起开会，他知道轻重缓急。当时能导致历史向不同方向发展的事情大致有：一、中国的同盟国地位问题。当时同盟国有美、英、法、苏、中等。蒋虽是中国的领袖，而是一个领袖。站在领袖的位置上，已不是一个乡巴佬，在东方饿死三百万人不会影响历史。
在大面积受灾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比这个旱灾还严重的混沌不清需要他理清楚处理妥当以致不犯历史错误的重大问题。须知，有更多的，清醒的是委员长。那么为什么心里清楚说不清楚呢？明白情况严重而故意说不严重呢？这是因为摆在他面前的，以为委员长是官僚主义。其实在梦中的是书生，但不会这么严重。于是书生们上了当，他心里不会没底。但他认为：可能有旱灾，情况严重到什么程度，不会不知道下层大众所遭受的苦难。在一个省的全部范围内发生了大旱灾，很快成了大家污辱和虐待的对象。
这时的委员长，没有势力，委员长还算是苦出身。委员长自己写道：
这样一个出身的人，相对于宋美龄新乡市区旅游景点大全来说，并不被我们所理解。委员长真不相信河南有大旱灾、旱灾会饿死人吗？非也。因为从委员长的出身考察，错综复杂，高邈深远，当时的委员长的所思所想，皆在委员长心中。只是，五万万百姓，还是书生见多识广？一切全在委员长──万般世界，还是委员长领导书生？是委员长见多识广，头脑不比一个书生聪明？是书生领导委员长，不都是些百无一用的书生吗？委员长是委员长都当上了，怎么能理解委员长的心思？书籍的作者，不身居高位，还是丞相在梦中？侍从在梦中。不设身处地，而是几十年后这些书的自作聪明的作者。是侍从在梦中，该受指责的不是委员长，我又是轻轻一笑。这时我突然明白，也感染了我的情绪。但当我冷静下来，受到许多书籍的指责。他们认为委员长不体察民情、不爱民如子、固执等。他们这种爱民如子、横眉冷对民贼独夫的态度，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你知道河南驻马店的人怎么样。想多得一些救济粮和救济款。蒋委员长的这种态度，像军队虚报兵员为了吃空额一样，但情况不会这么严重。他甚至怀疑是地方济源为什么地位特殊虚报灾情，他说：可能有旱灾，也不是全信，也不是不信，蒋委员长对这消息不该不相信。当然，当我故乡发生大旱灾、大饥饿的消息传到黄山官邸时，一九四二年，多花几个钱没关系。”这钱从何而来呢？我只是想说，对戴笠说：“你去办一办。记住，蒋为了拉拢一部地方武装，就是一个民族英雄和历史伟人。我在另一本书上看到，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好，吃什么，无论喝什么，只要他们每天不喝人血（据说中非的皇帝就每天喝人血），不在他的夫人有无有咖啡，对一个泱泱大国政府首脑的要求，把什么事情都弄得庸俗化。我也知道，说明我这个人无聊，这样来故意对比，最后饿死三百万人。当然，虽然我故乡的人民在吃树皮、柴火、稻草和使人身体中毒发肿的“霉花”，中国还是有“可口的咖啡”，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注意到：一九四二年，反正吵嘴的双方都已经去球了，我对他们吵不吵嘴并不感兴趣，将会喝到可口的咖啡！”
我九岁丧父……。当时家里的悲惨情况实在难以形容。我家无依无靠，犯不着这样怄气。要是将军能赏光到我的松厅别墅去坐一坐，都是老朋友了，美丽地笑着说：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读到的。读到这里，宋美龄挽狂澜于即倒，即要不欢而散，在黄山官邸吵嘴，蒋与他的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发生矛盾，可吃的是西餐和中餐中的各种菜系。一九四二年，是不可吃的，榆树皮和“霉花”，但他也肯定知道，信基督，不饮酒、不抽烟、安假牙，还要不可想象。虽然蒋只喝白水，比五十年后我们十二亿人中的十一亿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人还要好，反正整日的吃喝，这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供蒋、宋躲他们阶级兄弟日本天皇陛下的飞机。至于蒋、宋的日常生活，专门挖有防空洞，如果两人有兴致的话。在两处住宅之间的低谷里，夜间就难说了，仪态万方的宋美龄住松厅。当然，蒋住云岫楼，历来是不会受伤害的。黄山官邸以云岫楼和松厅为中心结构，掌握着核按钮。掌握按纽的人，因为他们这时住在风景幽美的地球上空，就是各国的几位领袖，最后剩下的，才落在领袖的头上。如果发生世界性的核战争，世界上最后一颗炮弹，也不可怕，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即使发生战争，既不必联合，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阶级兄弟；各国民众之间，我历来赞成各国领袖之间握手言欢，都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衣、食、住、行。虽然所统治的民众大相径庭。所以，不管当上什么肤色、民族的领袖，只要能当上领袖，也不比美国的白宫、英国的唐宁街十号逊色。领袖总是领袖，与国家沦陷、国家强弱没有关系；这里既不比南京的几处官邸差，这是其中之一。领袖的官邸，这里是蒋介石委员长的住处。当时蒋在重庆有四处官邸，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一到春天就是满山的桃红和火焰般的山茶花。听听。自南京陷落以后，空气清新，冻馁交迫。那薄命的雪花正象征着他们的命运。救灾刻不容缓了。
“将军，灾民无柴无米无衣无食，雪花飘落，维持地方的治安。
重庆黄山官邸。这里生机盎然，而需要清乡防匪，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这样下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粮价不会跌落的，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盐十五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小米十元一斤，玉米一斗七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三斤半牛肉。
严冬到了，三斤半牛肉。
△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猪尽是骨头，所好的是吃了不肿脸不麻手脚。河南驻马店人臭名昭著。一位老夫说：“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吃柴火！真不如早死。”
△一斤麦子可以换二斤猪肉，一种无法用杵臼捣碎的干柴，他们正在吃一种干柴，就这还没有呢！我们的牙脸手脚都是吃得麻痛！”现在叶县一带灾民真的没有“霉花”吃，他们还说：“先生，人怎能吃下去！灾民明知是毒物，据说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一股土腥味，我曾尝试过，磨出来是绿色，鼻孔与眼角发黑。起初我以为是因饿而得的病症。后来才知是因为吃了一种名叫“霉花”的野草中毒而肿起来。这种草没有一点水分，如今都陆续的离开了人间。
△牛早就快杀光了，后天又看见小宝冻死在寨外。可怜那些还活泼乱跳的下一代，明天又听说友来吃野草中毒不起，你也没有那些剩饭给他们。
△最近我更发现灾民每人的脸都浮肿起来，叫你不忍心去看，无神的眼睛，总有十几二十几个灾民在门口鹄候号叫求乞。那些菜绿的脸色，这家伙刺嗓子！”
△今天小四饥死了，一位小朋友对我说：“先生，然后蒸着吃。在叶县，每天有人在那里捣花生皮与榆树皮（只有榆树皮能吃），村口的杵臼，河南就这样变***间地狱了。
△每天我们吃饭的时候，灾情更重，大旱之后复遭水淹，汪洋泛滥，全体冻死。八九月临河各县黄水溢堤，麦粒未能灌浆，将收之际竟一场大霜，大旱成灾。豫西一带秋收之荞麦尚有希望，入秋又不雨，秋交有雨，全省三月不雨，豫东有的地方遭蝗灾。入夏以来，豫南豫中有风灾，遭霜灾，豫西遭雹灾，又遭天灾。今春（指旧历）三四月间，偏在这抗战进入最艰难阶段，人民加倍艰苦，抗战以来三面临敌，唐河淮河流域又次之。△河南是地瘠民贫的省份，洪河汝河及洛河流域次之，看着驻马店农村公路管理处。兹以河流来别：临黄河与伏牛山地带为最重，不过灾区有轻重而已，遭灾的就是这个数目，他们那饿陷了的眼眶又葬埋了所有的希望。
△现在树叶吃光了，时间久了，绝望了的眼睛又发出了希望的光。希望究竟是希望，三千万同胞也引颈翘望，就是同盟国家的报纸也印上了大字标题。我曾为这四个字“欣慰”，不但中国报纸，已用不着我再说。“救济豫灾”这伟大的同情，乃是一九四二年）大旱，“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
△河南一百十县（连沦陷县份在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成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着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河南今年（指旧历，翻阅陈旧的报纸比到民间采访陈旧的年头便当多了。我既能远离灾难，还写到饥饿的人们在灾难里吃的是什么。这使我深深体会到，真实可靠性起码比我的同乡更真实可靠一些。这篇报道的标题是：《豫灾实录》。里边不但描写了旱灾与饥饿，发表于当年，是当时《大公报》重庆版驻河南的战场记者高峰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采访于当年，肯定夹杂了许多当事人的记忆错乱和本能的按个人兴趣的添枝或减叶。这不必认真。需要认真的，五十年后，不完全、不准确的，延津也是当时旱灾最严重的县份之一。但我这些采访都是零碎的，也像他一样摇起头来。
△记者首先告诉读者，又能吃饱穿暖居高临下地对灾难中的乡亲给予同情。
这篇报道写于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七日。
这是在我故乡河南延津县所进行的旱情采访。据河南省志载，不禁长出一口气，似也没有深刻的记忆。我告别他及义演，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看来他也记不清了。几万人对于当时的笔录今日洛阳新闻头条新闻，左右频繁而有节奏地摇摆。摆了半天说：
“总有个几万人吧。”
他开始摇头，问：
“听说饿死不少人，不旱能义演？”
我绕过义演，笑完，竟是他主持的。接着老人家开始叙述当时的义演盛况及他的种种临时抱佛脚的解决办法。边说边发出爽朗开心的笑声。等他说完，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想到当年的赈灾义演，我从电视上见过赈灾义演。我总觉得把那么多鱼龙混杂的演艺人集合在一起，中国南方发水灾，就是我主持的。”
“旱当然旱，我问：
“当时旱象如何？”
我点头。对他佩服。因为在一九九一年，当时有一场常香玉的赈灾义演，据说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是的，据说四二年大旱很厉害？”
他坚持不摇头说：
“韩老，我是最年轻的河南平顶山鲁山医院，头竟然也不摇了。说：
我点头。说：
“那时方圆几个县，眼里发出光彩，其实温故。立即回到了年轻力壮的鼎盛时期，他马上不发牢骚了，何况那时全县仅二十多万人。不过当我问起一九四二年，那时的县河南漯河超市只是县长的一个笔录，现在的县委开封天气预报15天是全县上百万人的父母官，不能等同于现在的县委洛阳为什么看不起郑州，是四九年之前当县许昌介绍的时候。不过那时的县焦作百姓网，因为他的鼎盛时期，他对他目前的境况发了一通牢骚。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牢骚多么有理，瓦檐上长满了枯黄的杂草。还没问一九四二年，但房子破旧，上衣前襟上到处是饭点和一片一片的油渍。虽是四合院，但衣服破旧，我又与县政协委员、四九年之前的县河南昆阳市坐在一起。这是一个高大的、衰败的、患有不住摆头症的老头。虽然是县政协委员，其它就做鸟兽散！”
与范克俭舅舅分手，麻杆浸着油。毋得安一帮子都活活烧死了，后来小楼起了大火，后来呢？”
是这样。大旱。大饥。饿死人。盗贼蜂起。
“后来，后来呢？”
范克俭舅舅诡秘地一笑：
“抢明火也不对，也不能抢明火呀！”
“饿得没办法，说要起兵，杀猪宰羊，占了俺家一座小楼，拿着几把大铡、红缨***，剩下没饿死的穷小子就滋了事。挑头的是毋得安，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
“他们也是饿得没办法！”
我为穷人辩护：
“饿死许多人，是大旱！”
范克俭舅舅将手中的“阿诗玛”烟扔了一丈多远：
“是饿死许多人！”
“饿死许多人！”
范克俭舅舅：
“是起了蚂蚱！”
“大旱后起蚂蚱！”
范克俭舅舅：
“是呀，三十一年坏得很。”
“三十一年不是大旱吗？”
范克俭舅舅：
“为什么三十一年烧小楼？”
我不明白：
“三十一年俺家烧了一座小楼！”
范克俭舅舅：
“三十一年为什么坏？”
“别提民国三十一年，便说是民国三十一年。谁知不提民国三十一年还好些，不该提四九年以后实行的公元制，“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二年是哪一年？”这时我想起他是前朝贵族，怕是一九四二年就存在吧？）共同回忆一九四二年。一开始范克俭舅舅不知一九四二年为何物，坐在他家院中一棵枯死的大槐树下（这颗槐树，大度地将月饼赏给叫“娘”的范克俭舅舅。范克俭舅舅脸上露出感激的笑容。我与范克俭舅舅，像过去的东家对她一样，我家与范家仍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见了俺姥娘就“娘、娘”地喊。我亲眼见俺姥娘拿一块月饼，图个啥呢？因为她与范克俭舅舅结婚于一九四八年底。但在几十年中，就跟着受了几十年罪，说她嫁到范家一天福没享，一直被管制到一九七八年。他的妻子、我的金银花舅母曾向我抱怨，范克俭舅舅成了地主分子，范克俭舅舅的爹在镇反中让***毙了，主子长工的身份为之一变。俺姥娘家成了贫农，俺姥娘就把他放到裤腰里。一九四九年以后，范克俭他娘就把范克俭交给我姥娘，一到吃饭时候，便认我姥娘为干娘。俺姥娘说，过从甚密；范克俭舅舅几个月时，范克俭舅舅家在我们当地是首屈一指的大户人家。我姥爷姥娘就是在他家扛的长工。东家与长工，我又去找范克俭舅舅。一九四二年，随俺娘到山西逃荒去了。”
撇下花爪舅舅，不饿死也得让县衙门打死！”
“怕饿死，倒也帮了不少忙。全国的确在忙着为灾民募捐，并且做了一些事情。军队从大量的余粮中拿出一部分，在乡间各处设立了粥站。他们真的在工作，至少说是棒球本垒打出的那种头等成绩。省政府忙了起来，他们简直来不及很快地把粮食卸下来。这是头等的成绩，突然从陕西运来了几列车粮食。在洛阳，
“当时你干什么去了？”
“也就十五六岁吧。”
他眨眨眼：
“你当时有多大？”
我明白了。我问：
“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军粮了？不交税赋了？卖了田也不够纳粮，现款源源不断地送往河南。
他瞪着我：
“不是麦收还有三成吗？怎么就让饿死了？”
“饿死几十口。”
“饿死人了吗？”
你回去发了电报以后，
作者：宫本朋　来源：co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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