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股市最危急时，券商做好了为国牺牲的准备”的豪情状语让研究院执行院长、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备受热议。近日，管清友在北京接受了《价值线》记者的专访，谈起了他对和股市的反思。 中国经济和股市正在经历一场大变局，这场变革的关键不是贬值，而是改革。尽管短期来看，改革难免经历风雨，但长期来看，无畏的改革终将换来自由。 而在2013年，管清友就提示中国要直面金融危机风险，成为最早建言的经济学家。如今，变局之下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路在何方？他的反思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经济：进入十字路口，唯有靠改革突围，但难度巨大 《价值线》：中国经济二季度出现复苏，但担心仍在。新兴行业的稳定增长(如电信、电子设备和健康医疗) 没能抵消传统行业，如制造业、房地产和建筑领域持续走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您对未来中国经济走向是如何看的？发生金融危机的概率有多大？ 管清友：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下行周期中。所谓的结构性因素有很种，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中国经济高增长了30多年，每年的平均增速都保持在9%以上，相比于很多国家，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所有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会出现减速，在第三个十年或者第四个十年，这些都是很正常的。 对中国经济而言，我认为导致经济下行最大的结构性因素是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劳动年龄人口以及刚需人口都出现了绝对数量的净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是缓慢的和长期的，会影响中国经济、房地产。人口结构的变化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现在的二代农民工也是玩着IPAD、用着智能手机长大的，不可能再像电视剧《外来妹》演的那样，用500块钱的价格让一个工人劳动一个月。这种人口结构和红利的变化也要求我们的制造业必须转型。 短期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需下来了，市场没了，又存在投资过剩，投资效率不高的问题，再加上消费也下来了，所有这些因素在最近几年共同发生，就出现了经济下行压力大的局面。 消费的下行和高压***有一定关系。首先强调，我们很支持***的。在大力***之后，有一个现象是集团消费大幅降低了，同时，地方政府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一些地方政府出现了消极怠工的情况，懒政怠政。而之前是地方政府竞争的模式，中央对于目前的经济形式总结得很到位，叫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 重化工业时代已经结束了，而且是永久性的进入低迷期。房地产行业从过去10年的黄金期进入了白银期，进入一个拐点，即库存消化期，这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出台的4万亿投资政策有利于短期经济恢复，但后遗症也在显现，它更加加剧烈了产能过剩和高杠杆情况，而目前就处于这一前期政策的消化期。 尽管经济不景气，但我不认同经济进入大萧条这一说法。萧条的定义是经济出现负增长，我国的经济还没有出现负增长。 现在的情况其实是通胀和通缩并存。尽管从严格定义上讲，我国经济并没有出现通缩，通缩的指标是出现连续两个月的负增长，目前中国不符合。但从角度上来讲，我国PPI已经连续40个月负增长。所以，在一般消费品领域没有通货紧缩，但在工业领域早就已经通货紧缩了。 这次的经济不景气周期有多长？与以往不一样的是，之前我们可以通过总需求管理，比如发货币、改革来改善，比如90年代末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亚洲金融危机中开拓出口等措施。但如今可以打的牌不多，或者说很少了。为什么这么说，比如开拓出口，现在外需不行了，开拓出口难、再比如国企改革，现在的推进难度远比90年代末要大得多，再比如减税，由于财政增收压力大，目前减税的余地也不大。所以，当前想通过短期的总需求管理来带动经济走出不景气周期已经很难了。 现在国家层面在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它的战略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它依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是消化优势产能，拉动的是当地GDP，对中国贡献的仅仅是GNP(国民生产总值)。其次，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战略，需要时间，沿线国家的开拓也具有一定的难度。 还有很多人将经济寄希望于互联网+，我认为这个体量太小，对GDP的贡献太小，其增量远不足以对冲下行的压力。目前看，GDP的贡献主要还是靠二产，东北地区GDP下降很快，说明二产去杠杆形势相当严峻。这是经济结构的问题，调结构很难。 尽管可以打的牌不多，但对于经济复苏，我认为不是无解，而是有招。我的建议是充分学习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当年的经验，按照供给学派的方法给出经济政策。 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提出了“振兴经济计划”，一手抓“滞”，一手抓“胀”。里根执政期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大为减少，税收大幅降低，同时减少货币供给。而撒切尔夫人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与里根经济学如出一辙。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后，针对当时的经济滞胀实行了四个方面的经济政策：一是紧缩货币，抑制货币发行和流通；二是压缩公共开支，控制社会保障制度规模，逐步改革实施福利国家制度的弊端；三是减税，刺激生产；四是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这些方法都值得我们去借鉴，但在中国，每一步实施起来都很困难，考验政府的胆实和魄力。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是捧着金碗要饭吃。其实对于我国而言，国企不能私有化，但可以股份化、资产证券化，交给资本市场来解决。但我们现在走的路却是合并，进一步提高垄断，我个人觉得这种方式是值得商榷的。 同样，金融行业改革门槛很高，想办一个银行、想办一个证券公司很难，这一方面是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但同时也说明我们的监管水平还需要加强。 再说减税，我认为政府应该继续减税，大幅减税。但实施起来也有难度。我国现在是建设型财政，大幅减税的前提需要机关事业单位进行彻底的改革。 再有就是进一步放松管制，比如对媒体、舆论、影视文化领域应该减政放权。 总结起来，我认为经济复苏只有靠改革，如果改革不够市场化，不够彻底，减政放权不到位，经济复苏将是遥远和漫长的。因为目前的增量完全没办法对冲传统重化工下降带来的冲击。 必须经历砸机器倒牛奶过程 管清友：现在我们在讨论是否采用进一步量化宽松的办法，目前理论界没有很好的支撑。美国走的是这条路，但美国有美国的优势，美国量化宽松的成本由全世界来承担，而中国QE会引发资产价格进一步泡沫，原来产能过剩产业会继续过剩。汇率贬值的趋势可能会形成共识。 中国方面，上半年第二产业仅拉动GDP增长2.8个百分点，比去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第三季度可能达不到这个数字，PPI连续40个月负增长。客观上来说，我们现在也到了出清过剩产能的时候。 对于产能出清，国外的经验是快速“破旧”，然后快速“立新”。经济危机的定义就是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过热之后出现的危机。社会整个需求开始萎缩，市场需要通过危机的方式清理过剩的生产能力。西方当年的经济危机，为了消灭产能过剩，经历了砸机器、倒牛奶的痛苦过程。 但中国更倾向于稳中求进，先慢慢“破旧”，再慢慢“立新”。政策思路是以时间换空间。为保持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即使知道经济要下滑，仍然通过各种方法托住，不使之下滑速度过快，以避免引发社会问题。但经济运行有自身的规律，任何外力，只能延缓，不能根治。 其实，中国在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有过破旧立新的成功经验。朱?基总理主政时期，坚决化解产能过剩，清理债务，尽管短期内造成了下岗潮和破产潮，但在市场出清之后，企业盈利能力和居民可支配收入都实现快速恢复，这和目前的缓慢去产能明显不同。 目前看，PPI转正遥遥无期。中国经济可能必须经历一次砸机器、倒牛奶的过程。要容忍短期经济下行和失业率上升，容忍企业破产、倒闭，必要时刻可采取行政手段，以实现强制性的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出清。 之前，我们国家还试用通过发展虚拟经济来带动转型升级，但经过此轮股灾后，我们发现这个方法也是不行的，经济复苏的着力点还是要放在实体经济上。 直面金融危机风险 管清友：我们在市场上最早提出应该直面金融危机的风险。现在看，这一风险依然存在，我们必须直面金融危机第四波的风险。中央政治局今年也提出了两个高度重视，一是高度重视经济下行的风险，另一是高度重视局部和体系性风险。 金融危机第一波是2008年从美国银行业开始，第二波开始影响欧洲，现在希腊危机还没有过去。第三波表现在印度、印尼、阿根廷、巴西这些国家外汇市场的剧烈动荡。第四波，会不会出现在美加息前后？ 每一次金融危机的发生都伴随着资金外流和货币贬值。而在金融危机中，真正成功的获得调整，然后迅速的摆脱危机的影响，出现转型升级的这种国家非常少，悲观的来讲，几乎很少有国家能够幸免这种全球性的影响，这是国际经济关系当中血淋淋的，也是赤裸裸的一种客观事实。 当前新兴市场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本国市场受发达国家影响太大，新兴市场国家都面临资本流出的问题，其实是贸易逆差或缩减会越来越明显。我判断，金融危机第四波肯定还有新兴市场国家。从学术角度来看，中心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外围国家出现危机的概率是非常大的。那么新兴市场哪些国家会出现股票、银行或者汇率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在中国，但中国肯定也在其列，能不能顶得住，考验我们的智慧。 今年的GDP增速会是多少，我认为三季度有一个确定性因素，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确定性因素是金融业对GDP的贡献肯定下降，而二季度，金融业对GDP贡献了1.4个百分点。不确定因素就是稳增长的力度到底有多大，批项目有多快，有多少项目能反映在投资上。这两个因素预计一个向上，一个向下，总体看，我认为今年GDP整体应该在6.8%至7%之间。 稍微提一下世界经济，我觉得全球经济比过去几年好一些，欧美经济处在恢复期，但复苏很微弱，很维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这也是我之前提的，对外需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的原因。 股市：去杠杆没到位，震荡加剧、 《价值线》：股市目前处于什么状态？救市成功了吗？去杠杆成功了吗？目前市场估值是否回到合理区间？ 管清友：股票市场经历此轮股灾后开始进入恢复期，震荡加剧。从居民资产配置的角度来讲，牛市的逻辑还在，但其他的很多上涨逻辑已经改变了。目前，大家对于转型升级的困难会估计的更足，风险偏好明显下降。 市场运行到现在，我认为救市进入到了第三阶段。第一步，这是一个杠杆市，不救后果不堪设想，一定要救，这个大家都知道；第二步，救市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交易层面流动性停滞的问题，这个问题在7月8日也已经解决；第三步则是对交易制度的梳理、修定和改革，这个目前正在进行中。如果从解决流动性危机这个层面来看，救市已经成功了。 但救市的成功绝不代表指数的反转。国家救市不是救指数，也救不了指数。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对抗市场的趋势。 从中长期来看，救市的征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下一阶段的核心任务不是救市，而是兴市。应重点从完善市场应急机制、降低市场杠杆水平，维持合理的杠杆水平，加快推进股票注册制改革、完善法律监管框架四个方面推进救市第三阶段任务的实现。 此轮股灾是由去杠杆引发的，虽然我认为救市已经成功，但去杠杆仍然没有到位。所谓杠杆就是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比重。从国际水平来讲，我们目前的杠杆水平仍然高于美国、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所以未来的市场仍然会是震荡期。对于杠杆而言，应该维持合理的水平，确保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可控；结构上，应该严格限制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民间配资、加强对伞形信托的监管、拓宽券商两融业务渠道。最后，对于未来降低杠杆水平要循序渐进、以金融稳定为底线、防范去杠杆引发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再说估值水平。即便经历了大幅的回调，但目前看，两市的估值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水平肯定还是贵的。这轮股灾的另一个影响还在于把大家的热情打没了，人气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所以，大家无法忍受估值偏离业绩太多，这需要时间去修复。 另外，人民币贬值会引发资本外流，加剧流动性紧张，其次，人民币贬值不利于资产价格。但如果出台对冲的政策，比如降准，那股票市场可能会有交易性的机会。 下半年的投资也只能是主题投资，看不清方向的时候选择休养生息期。热点可以根据国家的十三五规划来发掘。 目前经济还停滞在“无基建不复苏”的阶段，“三驾马车”包括消费、投资、出口。投资领域四大块，包括房地产、制造业、基建和其他投资。消费、出口刚刚阐述了，房地产在去库存阶段，制造业在去产能阶段，现在只有靠基建，基建里面靠什么，我认为有几大块，一是“铁公基”、二是环保，三是城市管网建设。这些领域可能会出现结构性行情。 另外，主题投资还包括区域发展，比如西藏板块、国企改革、迪士尼概念等。 人民币：贬值风险可控，近期或降准 《价值线》：人民币汇率近期出现快速贬值，您认为会否引发一场货币战争？人民币走弱该如何解读？ 人民币近期出现贬值，这是对市场趋势的一场确认，从客观上讲，我国外贸顺差在减少，美联储又有加息预期，央行选择一次性快速贬值一方面对抗美元的加息预期，一方面也可以防止资本的外逃。 贬值幅度有多大，我觉得取决于央行的判断，我国是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但本质就是一个管制汇率，合理的均衡汇率水平在哪里，我不清楚，只有央行清楚。但我认为，按外媒所说的贬值幅度在10%是夸张的，人民银行的主观意图是扩大汇率双向波动的幅度，3%-5%的小幅波动是可接受，也是可控的。 但必须提醒的是，央行的意图和市场的趋势有时候是不一致的。所以，目前的关键是不能让市场形***民币贬值的预期。如果形成贬值的预期就会造成资本大量外流，国内资产泡沫的破裂、房子不值钱了、股票就完了，还会产生流动性危机。 目前来看，我们有4万亿美元头寸，资本尚未完全开放以及央行在汇率市场强大的干预能力，发生不可控的风险概率极低。但我们也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如果发生海外市场做空人民币，国内贬值预期形成并加剧，老百姓急着想把钱弄出去这种极端情况，那再多的外汇储备也会被消耗殆尽。 这两天，银行间市场出现了借钱难的情况，所以这时候央行必须强势管住预期。这可能需要政策来对冲，所以我判断，近期降准的可能性很大。 为什么我判断会降准而不是降息，主要是因为中美息差已经收窄，美元还有加息预期，如果人民币降息，息差会更小，会加剧资本流出。 对于经济而言，过去一年，人民币汇率弹性不够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跟随美元连连攀升，而同期欧元日元货币皆大幅贬值10%以上，出口压力山大，加剧稳增长压力。这使决策层面临两难：既要宽货币、降、降汇率、保增长，又要稳货币、稳汇率、防风险，过去倾向于后者，目前看来，逐步向前者倾斜，下一步可能扩大汇率波动区间，加大人民币弹性，主动释放贬值压力。 所以，我们预计，下半年稳增长的思路也会发生明显转变：从货币到财政，从金融到实体，从降到降汇率，从全面到定向。这对增长有利，但短期将冲击资产价格，包括股债汇房。 资产配置：现金为王、跨市场、全资产配置 《价值线》：目前阶段，您对投资者的资产配置有什么建议？ 管清友：对于资产配置，我的建议是现金为王、美元为王，多策略、跨市场、全资产配置。 由于稳增长思路发生明显转变：从货币到财政，从金融到实体，从降低利率到降汇率，从全面到定向。这对增长有利，但短期将冲击资产价格，包括股市、债市、汇市和房市。所以资产配置首先应该是现金为王、美元为王。可以买一些银行避险。 短期看，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尽管超预期加息导致美元重现去年大幅升值的可能性不大，但欧债危机波动、美国经济相对较好的基本面以及欧洲央行的持续量化宽松仍然支持美元维持强势，这意味着美元震荡上行的概率较大。仍然可以大胆配置。 而从债券来看，由于银行的大资金仍然以配债为主，所以中长期来说，建议大家配置短久期、高信用的债券品种。 对于股市，我们认为下半年只有主题性投资机会。 另外和很多人观点不一样，我不太看好港股。很多人认为因为沪港通推进，AH股溢价因素，港股是被低估的。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参照系的问题，为什么不可能是A股被高估。香港是联席汇率制度，同时，香港的金融市场地位正在受到来自深圳和上海的巨大挑战，所以配置港股不一定是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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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月收益：27.09%|购买起点：10.00元起新外贸战略追求全球共赢_新闻中心_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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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外贸战略追求全球共赢
　　《瞭望》文章：新外贸战略追求全球共赢
　　把进口战略作为一种长期国策，让世界认识到中国真心诚意在走一条合作共赢道路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仁贵李绍飞
　　实习生孙玍
　　“贸易保护主义阴影笼罩”，年前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认为，2011年的外贸形势不容乐观。对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出口与进口并重，曾在中国商务部担任副部长达7年的魏建国认为，国家已经把进口战略摆到了新的位置。
　　“2011年外贸下滑趋势很可能在2月份显现，3月份继续下滑。”他指出，全年中国的出口会遭遇到很大风险，不确定因素很多，形势严峻。甚至会失去一些市场，一些主要的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可能会放缓、停滞甚至下降，“要做好准备，2010年外贸整体形势会呈现前平后低的状况，目前的高增长不会长久。”
　　做好进口战略“新文章”
　　《瞭望》：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出口与进口并重，请问这对中国自身以及其他贸易国会带来哪些重要影响，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魏建国：中央经济会议在转变发展方式中特别提出，将原来的扩大出口变为扩大出口和进口相结合，将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现在，把进口也纳入到“十二五”规划，纳入到转变发展方式中来，非常是时候，而且有很多文章要做。
　　其一，必须要加大力度进口我国所需的高新技术产品、成套设备以及关键的零配件。要围绕这一点，做好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的工作。既要通过加大进口来改变逆差，同时要明确指出，我们进口高新技术，贸易国应该放宽限制，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其二，要加大从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多年来，我国对这些国家多达10年、20年甚至30年的贸易顺差。对他们进口甚少，使得这些国家有了一些想法。这个时候要研究他们可供我们进口的商品，包括中国市场现在或将来潜在需要的农产品、水产品以及一些矿产品，甚至可以包括一些高端的消费品。
　　第三，要结合中国拉动市场消费的现实，进口一些高端的消费品。我还不大同意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国的说法，但我们确实有较大的消费需求，进口这些可以满足一些高端消费人群的需要，更重要的是，进口这些也是对经济不景气的发达国家、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支持。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走向复苏时，更需要这么做。
　　第四，我们要把进口作为一种长期战略来考虑。我们80%～90%的制成品都需要通过一些原料性的产品进口来支撑。这种进口模式要进行改变，不能单纯地只进口一些初级产品或者原料性产品。我们希望通过进口，把一部分附加值留在当地，把一部分利益让给我们的进口国，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和财政问题。甚至可以把成衣厂开在那里，把一条生产线都给他，然后直接出国，这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
　　我们把原材料运进来，再把产品运出去，成本也扩大了。包括我们需要的资源性的原油、矿产品、木材以及水产品等等，在进口战略里要有一次深层次的思考与研究，要使中国的进口国尝到甜头，使他们更加觉得中国是在走一条合作共赢的道路。
　　共赢需除六“不清”
　　《瞭望》：中国在开辟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政治、文化等一些相关因素的影响。我们的企业如何避免一些不利影响，企业需要学习些什么东西？
　　魏建国：中国企业“走出去”当前最大的难题是“不清楚”，包括六个方面：
　　第一，当地的政策背景不清楚。譬如，办合资企业，包括开矿场或者建厂，当地的优惠程度如何，税收程度如何，贷款政策如何，这些对于企业海外投资都很关键，但我们的企业对政策不清楚。
　　第二，市场不清楚。如建一个大空调厂，产量三十万台，但当地市场只有一两万，剩下的是向周边出口还是运回国内？生产企业搬出去就搬不回来了，一旦开工，成本就有了。市场不了解，营销的路子不清楚。这点我们应该向日本、韩国学习，他们在培育市场方面做得很好。
　　第三，对产品销售地的消费习惯和生活习惯不清楚。有很多厂子搬到非洲去，人家不要空调，而是要风扇。一些阿拉伯国家就特别希望我们的汽车里面不要装空调，他们要自然风，甚至认为空调是个“邪物”。这就是很多阿拉伯国家的共性，很多国家还保留着这种习惯。
　　再比如，非洲人你怎么跟他讲，他都要超载，我们生产的两吨半轻型卡车经常难以承载。还有非洲一些高原地区非常热，地上更热，我们一些车子中间的组瓦都断了，就是因为太热了。企业生产产品时，气候条件、地形条件、当地人的使用习惯等都不清楚。
　　第四，合作对象不清楚。俗话说，选对了合作伙伴就是选择了成功。我们有时候选择了骗子，一个公司在当地的资讯是否准确，对相关问题是否懂行，是“二道贩子”还是正经生意人，企业没有搞清楚。很多时候，钱打过去人家就跑掉了。
　　第五，对当地的工会组织与当地工人退休后的福利条件等不清楚。国内某大型企业在这方面有惨痛教训。在国内，退休金按年算，有很多四舍五入的情况，而国外是按照工作月数来算的，由于不了解国外的情况，多花了几亿欧元。企业一定要了解投资地的工资情况、退休情况，包括当地法律的规定等。
　　第六，在当地发展的后劲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动力在何处不清楚。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他们为了做好持续力，甚至把一部分利益用于形象塑造上，打个井，建个小学，救济一些穷困人家，做一些慈善事业，赢得人们的好感。
　　总体来说，这些不清楚都是技术上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理念不清楚。企业应当树立一个理念：钱要大家赚。我们的许多企业没有互利共赢意识，没有双方都能获得盈利的思想，没有共同发展的思想。这种理念导致许多企业在外面没能扎根，或是开了花没有结果，甚至没有开花，更没法发展到根深叶茂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是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三个层次。在政府层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和培训力度，普及投资的背景材料、法律知识，以及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这些在政府层面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我们有很多驻外使领馆就能提供这些资源。
　　在金融机构层面，应帮助企业了解客户，了解当地市场，了解当地的一些劳动法规、税法、投资法甚至如何避免双重征税等。同时还要了解市场深层次的变化。比如当地零售商是谁控制？金融业与银行业掌握着很多的信息，能提供背景与好的资料。
　　在企业层面，本身要有一支能打硬仗、能够深入实地、能将企业与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提出实质性建议的一支团队。要有一支懂外语、懂法律、懂经营、懂管理、有朝气、善于团结当地人、懂得当地风俗习惯的团队。
　　另外，在中国“走出去”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联合欧美，特别应扩大同国际组织的联合。比如说我们与联合国的下属组织，共同做好非洲的转型，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再比如，我们向尼日利亚派了600多名农业专家，就是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走出去的。
　　抓住“力量上升期”机遇
　　《瞭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2010年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世界经济格局处在一个大的调整与变革期。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中国应该如何重新站位？
　　魏建国：对于中国来说，在产业分工上，还是要按照原来的方针：改革、开放、创新，以这个思路对待世界变化格局中的地位的选择。
　　第一，抢占高科技制高点。高科技和自主创新，自始至终不能忽略，要求以抢占制高点的力度来攻占这一块。飞机、航天、生物化学、医疗机械等这些急需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要争取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以绿色经济、低碳经济、节能环保技术引导产业调整和升级。
　　第二，对贸易来讲，加工贸易急需转型升级，不要轻而易举因为政策缘故往外走，轻易转移。因为，我们还有大量农民工，大量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到城市。我们可以转型升级，同时，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的技术含量和更重要的加工环节和研发机构引导转移到中国来，引导加工贸易。
　　同时，要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服务贸易包括很多，包括服务外包，有软件服务，有金融离岸服务。现在我们的服务外包占货物贸易的1%都不到。大连与深圳现在的服务外包已经占到了城市GDP的30%～40%。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更重要的是解决了大学生就业的问题。另外服务外包不消耗资源，不消耗矿产，不会带来污染，它更多需要的是智慧和技术。
　　第三，尽快解决自主创新的问题，尽快由世界加工厂变成世界办公室，加大物流和服务水平的提升。如果以前还只是单纯的质量与价格竞争，以后还会有一个时间的竞争。在世界经济竞争中，除了“大鱼吃小鱼”以外，还有“快鱼吃慢鱼”，有“小快鱼吃大慢鱼”的趋势，大了没用，关键在于快。
　　《瞭望》：外贸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有哪些可作为的地方？
　　魏建国：着力点放在企业，要尽快摆脱加工贸易的低端生产。企业必须要克服急功近利思想，树立做专做强的思想，专到别人无可替代的程度。不要怕小，不要怕一时的难度。
　　具体到出口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就不能走货物对货物、客户对客户的老路，而是要提高市场占有率，以高质量的服务来打造品牌，提升品牌影响力。从技术上看，一定要做服务贸易，争取在5～10年内，把我国的服务贸易占贸易比例提高到20%到30%左右。
　　同时，加大现行的海关、商检、外汇、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服务的质量与速度，在保证商品以质取胜的情况下，提升商品的速度效益。在以前的外贸中，不是因为商品的质量问题，而是由于速度的问题退回来的单子很多。
　　力阻“贸易战”转向“真刀实***”
　　《瞭望》：贸易保护的阴霾一直笼罩着世界经济，在你看来，中国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贸关系目前主要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魏建国：一是贸易不平衡，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国顺差太多，他们觉得吃亏了，他们希望我们加大采购力度，但他们不放开高新技术。
　　二是由此产生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将是未来一个很大的问题。贸易战现在不是擦***走火，而是已经到了真刀实***的地步。如果继续如此，就会撕痛对方的要害，对双方都不利，对世界经济的恢复不利。
　　三是逆全球化趋势。美国越来越表现出不愿意参与全球化，大力推行FDI(对外直接投资)，即达成协议后，只是两者的协议，其他国家不能享受同等待遇。而WTO的规则是，153个WTO成员国，任意两国如果谈成了协议，其他成员国享受共同待遇。美国现在热衷于谈FDI，其目的是要架空WTO。
　　四是产业问题。要在五年内实现外贸翻番的美国出口什么？在中国已经作为进出口大国时，其翻番市场在何方？又靠什么实现出口翻番？这留下很大的悬念。美国现在除了汽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剩下的就是银行与金融。
　　今后，美欧很可能不愿意把一些服务贸易转移到中国来，但是由于中国的低成本与高效率以及对服务贸易的认识到位，市场的无形之手愿意把那些价格订单服务贸易的承接方让中国来办，这不是奥巴马政府能左右的。出口市场的争夺与控制现在已经十分明显。
　　对于以上难题，我们需要进一步阐明，当今的世界只有进一步实行全球化，才可能实现世界共赢。要尽量避免一些矛盾，特别是贸易方面矛盾的升级。加大我国进口力度，加大双方沟通了解的力度，加大对国外投资的力度，以达到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共识。□
　　《瞭望》文章：外国智库学者眼中2011年中国经济
　　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中国机遇
　　今后五到十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转折期、过渡期、机遇期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走势不仅在国内广受关注，国外智库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学者亦给予高度重视。年前，本刊驻外记者采访了美国、欧盟、法国、日本等海外知名智库学者，看他们是如何观察和研判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前景的。
　　受访学者名单：
　　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伯纳德·鲍莫尔
　　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多安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阿诺普·辛格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
　　国际金融协会(IIF)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
　　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菲利普·利维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2010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在传统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之际，中国在一揽子计划的刺激下，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依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伯纳德·鲍莫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之所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色，主要是因为，中国延续了指令性经济的某些优势，在宏观调控方面比较积极主动，政策制定速度很快，执行坚决有力，从而把握住了时机。
　　同时，与美国存在差异的金融体系使中国避免了某些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在房地产金融领域，中国就没有出现类似美国的次级贷款问题。
　　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评价，中国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仅成功地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而且维持了过去二十年来的财富增长趋势。他说，“中国在两年前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虽然目前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量有所减少，但是在贸易盈余之外实现了证券账户的投资盈余。”
　　与此同时，他说，中国在国际并购市场迅速跃升为一个较为活跃的角色，并且从比较简单的出资入股或购买股权，逐渐转向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乃至非洲直接购买整个公司，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有助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与美国同行一样，接受本刊采访的法国学者也表示，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好转和走出危机作出了很大贡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多安说，世界应感谢中国政府快速对美国次贷危机作出反应，及时实施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积极影响。
　　他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会更加强大，并且，“中国这样一个增长中的大型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中国经济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很多日方人士特别是经济界人士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受访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国内市场有限，产业发展急需出路的情况下，“中国机会”对日本财界确实具有巨大诱惑力，很多日本企业从过去的对华猜测、疑虑，到今天主动或“被迫”地积极投身于对华经贸往来，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同时，他们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尤其是“软件”升级视为重大商机。
　　当然，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的动作也颇受好评，尤其是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经济的“力挺”。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踏上对欧洲的“信心之旅”，给当时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国家“打气”，被《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誉为“欧洲寒冬中唯一的亮点”。
　　2010年10月，温家宝再次来到欧洲，并访问了处于债务危机“风暴眼”的希腊，承诺将以积极姿态参与希腊新发行国债的认购。同年11月，***访问葡萄牙，表示愿意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葡萄牙应对金融危机。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王岐山副总理再次表示，支持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一揽子金融稳定措施，并以实际行动帮助欧盟一些国家应对债务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评价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力量，也愿意进行国际合作，是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强势增长中的隐忧
　　在称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为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受访专家也指出，中国经济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帕多安说，“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依靠公共投资建设来拉动。中国需要再平衡需求，需要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在经合组织主任研究员、中国与印度问题专家理查德·赫德看来，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于庞大的人口，而不是科技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中国内需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城镇化进程所带动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家庭消费需求。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从人均收入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仍处在中等偏下水平，农村人口多数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从产业层次看，中国多数生产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工业生产分工中仍处在合同分包再出口阶段；从进出口平衡看，中国进口商品价值占其出口商品价值的70%。
　　因此，法国经济学家迪亚娜·奥什海什说，中国仍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尚需努力，尤其是技术创新领域。在她看来，中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的捷径来提升能力和掌控技术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跨国公司处处设防，极力保护核心技术和机密。
　　奥什海什认为，创新是文化积淀的结果，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中国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新兴实验室的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阿诺普·辛格则提醒，2011年，与世界同步，中国经济也面临下行风险。他分析，全球复苏如果放缓，将影响到对亚洲的需求。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出口，如果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需求疲弱，对中国并不是好消息。再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外溢影响，有可能会从欧美传导到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银行系统。
　　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辛格认为，中国正在从前期的刺激型财政和货币政策转向正常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新问题。
　　辛格不同意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的观点，他提醒说，通货膨胀的确是一大挑战。不过，在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控制下，目前食品价格上涨应当不会传导到其他领域。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也认为，2011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在不对银行系统造成进一步损害的情况下，使就业创造保持在高水平。他认为，如果银行变得过于脆弱，整个经济就会停滞。1991年，日本曾经发生类似危机，2008年，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这一问题，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提醒，要注意到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短期来看，这会继续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构成挑战，对金融部门造成潜在风险。
　　为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今后五到十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转折期、过渡期、机遇期，但中国能否抓住这一重大机遇，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关键在于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解决好国内的问题，如何主动调整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资本市场如何确立转型和跨越路径，这些都是中国目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伯纳德·鲍莫尔表示，中国不必过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他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减缓，但是，中国政府不必对经济增长的适当减速产生恐惧。
　　伯纳德·鲍莫尔指出，从经济周期的正常循环来讲，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犹如自然界的冬季，有助于促进微观商业实体的优胜劣汰，有助于修正宏观经济政策，因此不应该不计代价地加以回避，否则会把风险累积到未来某一时间集中爆发，“使得若干年后的某个经济寒冬可能冷得令人难以忍受。”
　　鲍莫尔指出，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开放以及配套性的社会改革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对于经济转型，国际金融协会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说，中国既要借鉴日本经验又要吸取其教训。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成为增长迅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他认为，由于时间拖延太久，日本在高速增长后的转型做得并不成功。
　　因此，萨特尔建议，中国需要尽早行动，推动消费增长和面向国内的投资，实现经济转型。
　　受访专家还指出，经济转型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性的社会改革，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菲利普·利维认为，这些配套性改革包括构建社会安全网，通过要求提高企业利润分配比例来增加家庭收入，通过改革金融系统来提供更大的公众投资回报，同时使企业只需承担合理、真实的融资成本。其中，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多位受访专家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中国居民减少处于医疗和养老保障动机的家庭储蓄，才能有效刺激国内消费。□
　　(参与采写：《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于大波驻华盛顿记者刘丽娜驻巴黎记者李明驻东京记者刘华驻布鲁塞尔记者尚军执笔：《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