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相关：对不起, 系统君木有找到您要的页面啊！这篇文章是06年写的，一直没有发表，发表出来与大家一起讨论吧摘要：国内的一些新制度经济学追随者往往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得出国有企业应该实行私有化的结论。本文首先考证了孔子和亚当·斯密思想中的人的原型，并认为这个“斯密人”是市场经济中的人在理论上的表现。然后，论证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是对“斯密人”的肢解，以此说明，作为对同时具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的“斯密人”的片面表达的“经济人”假设尽管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其与市场经济中的人之间是存在差距的，从而得出了用由“经济人”假设得出的私有化结论来误导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是不科学的结论。本文还认为，“斯密人”思想对于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关键词：经济人 斯密人 国有企业改革对“经济人”假设的质疑 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础之一是“经济人”假设，该假设认为人是自私的，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起源于亚当·斯密[正如下文所论证的那样，“经济人”假设虽然起源于斯密，但并不是斯密思想中人的原型，而是对“斯密人”的片面表达。]，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关键基础之一。在最近两年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论战中，西方产权理论在国内的一些追随者从“人都是自私的”这一假设条件出发，得出应该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论。国内的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即使承认“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假设是正确全面的，据此得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论的做法也是在逻辑上站不住脚的，符合逻辑的做法是应该据此得出“国有企业不应该实行私有化”的结论[左大培：《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这场争论留下了这样的疑问：“人都是自私的”这个假设到底正确全面吗？“经济人”假设跟市场经济现实中人之间存在距离吗？搞清楚这个问题非常有意义。因为，如果能够说明“人都是自私的”这一假设是片面的话，西方经济学以此为基础得出的结论的适用范围就应当受到限制。 中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高鸿业教授在其经典著作《西方经济学》中，对“经济人”假设有过以下论述，“关于在经济中生活的现实的人是否符合‘理性的人’（即经济人----笔者注）的假设，西方学者仍然在争论之中。……但是，总的说来，西方学者倾向于承认，在假设的‘理性的人’和现实人之间存在差距，从而，根据这一假设而得出的结果不过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或是一种极端的状态，以便衡量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差距。……虽然西方学者一般承认，由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难以符合现实，所有据此而得出的结果不过是一种理想化或极端的状态。但是，当它们把这种结果应用于实际的经济问题时，他们往往并不明确指出这一点，有时甚至把这种理想化或极端的结果用来指导实践。对于这种错误的做法，读者应加以注意。”[ 高鸿业：《西方经济学》，第74页，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版]高教授的这一论述，用在当今中国经济学界那些宣扬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经济学家身上是再也适合不过了，这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不顾“理性的人”假设与现实中人之间的差距，由此得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结论，并将之视为真理。而实际情况是，如果“经济人”假设的现实意义大打折扣，那么即使由此得出私有化结论的论证过程符合逻辑，这样的结论的现实意义和适用性也是值得怀疑的，用之指导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就是不科学的。 实际上，“经济人”假设在现实中往往会遇到其无法解释的人性实例。比如，“经济人”假设如何解释比尔·盖茨建立慈善基金会的善举？如何解释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中国盛行的雷锋精神？“经济人“假设如何解释父母对子女丈夫对爱人无私的爱？不可否认，人都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利他的一面，甚至有时这种利他是不图回报的。即使最适合用“经济人”概念描述的资本家也往往会表现出一些慈善的利他行为，比如比尔·盖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是无法对类似比尔·盖茨的资本家的利他行为做出解释的。 本文旨在通过回顾经济思想史中关于人的理论，尤其是孔子和亚当·斯密关于人的论述，说明“经济人”假设违背了亚当·斯密思想的原貌，说明“经济人”假设的片面性，说明“经济人”假设与市场经济中人之间的差距，以防止该假设以及由此得出的私有化结论对人们思想的毒害作用和对人们实践的误导作用。 马克思认为人具有满足自身各方面需要的普遍本性 马克思关于人类需要和人类活动的动力具有以下论述：“人们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第82页]“人们……正如其他动物一样，他们首先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于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9卷，第405页]“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1卷，第79页]“在现实世界中，人有许多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326页]“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9卷，第130页]“生产很快就造成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4卷，第372页]“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告诉我们：人们不断产生的甚至层次越来越高的各方面的需要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因而为了满足自己各方面的需要而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也是自然的和理所当然的。换言之，为了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要而去追求自身利益是人的本性之一。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经济人”假设具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这种合理只是限制在它说明了“人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追求自身利益具有合理性”的意义上的。 “斯密人”的原貌：人的两种利他倾向 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关于人的论述说明，在斯密那里，人具有私己和利他两个方面，人具有在利己实现中利他或在利他中实现利己和有意识的不图回报的利他两种倾向。不妨，将斯密思想中的人简称为“斯密人”。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各人的利害关系必然会促使他寻求有利的用途，避开不利的用途。[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91页]“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使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5页]“用不着法律干涉，个人的利害关系和情欲，自然会引导人们把社会的资本，尽可能按照最适合于全社会利害关系的比例，分配到国内一切不同用途。”[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99页]“由于每个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持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生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从亚当·斯密的上述论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具有充分的经济自由和自由竞争的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在只是为自己资本寻找最有利益的用途的过程中，无意识地促进了社会利益，这种社会利益不是别的，只是社会年收入的增长。斯密的论述中隐藏着这样的适合于所有人的逻辑：“在国家法律维持的正常经济秩序中，由于人们都在不伤害不破坏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个人利益，自然会形成作为总体的经济利益的增进。”[ 姚开建：《经济学说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斯密上述的人的行为可以概括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无意识地促进了社会年收入的增长。这种在利己的过程中无意识地实现利他的行为的明显特征是无意识并且是有回报的即实现了自身利益。 在《国富论》中揭示出人的的利己一面的同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的开篇第一句话却揭示出了人的另一个侧面，即有意识的并且是不图回报的利他行为。他写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句话用到类似比尔·盖茨那样具有不图回报的慈善行为的资本家身上是非常适合的。 可以说，市场经济中的人，是斯密在《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中论述的两种利他性质的矛盾统一体。斯密间接地告诉我们，人是一个两面体，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生活情景中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人的性质中的一个方面。可以说，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做法是抽象掉了市场经济中人的有意识的并且是不图回报的利他本性的一面，以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无意识地促进了社会年收入增长的人的性质的一个方面作为前提假设来论证其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经济政策。更进一步说，像大多数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不在乎关于对象的假设是否符合对象的真实存在方式，而只关心在此假设基础上做出的论证是否符合逻辑，是否能够从此假设推导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和社会经济政策主张一样，斯密的本质目的在于为资本家扫除继续发展的封建制度障碍辩护----这是斯密时代的资本家赋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任务----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家在完全自由经济的环境中会无意识地促进着社会财富的最大化，既然如此，那么请给予他们完全的自由吧！可以说，对于达到这种目的来说，把某些资本家的有意识的不图回报的利他行为忽略掉，是无妨碍的。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斯密就认为人的本性只是自私自利，根本没有不图回报的利他本性，而只是在《国富论》的论述中有意识地把这种利他本性忽略掉了，因为考虑这个方面是没有必要的。而这种研究方法造成的“对人的曲解”在《道德情操论》中得到了弥补。因此，只有把《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斯密关于人的全面准确的看法。如果假设斯密关于人的两个侧面的看法是对市场经济中人的真实表达，那么现代西方经济学从作为人的自私一面的理论表达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得出的结论就是一种片面的“极端的状态”，很难谈得上是真理，那么，用一种谈不上是真理的理论来指导实践的做法难道不是错误的做法吗？ 本文作者非常赞同朱绍文关于斯密“经济人”思想的观点[ 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致富与道德的统一》，第58页]。他认为，《国富论》中的符合亚当·斯密原意的“经济人”[ 斯密在《国富论》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人”概念。西方学者的一致看法是，约翰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经济人”概念。]是18世纪初期中等的和下层的平民（比如制造业者、铸造业者、铁器业者、出口商人、工程师、律师、教授、医生、作家、艺术家等等）的化身，这些人首先从“利己心”、“自爱心”出发，同时又具有对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是“本着充分的慎重严格的正义和适度的仁爱而行动的人”，是“慎重之德”、“仁爱之德”、“正义之德”的统一体，其中，慎重之德是为了自身的幸福，仁爱和正义之德是为了他人的幸福。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的那样，“中等和下层的阶层，他们的‘走向道德之路’和‘走向富裕之路’多数场合庆幸是一致的。……这些人的成功几乎经常要决定于他们的邻人和同行们对他们的爱护和好评。因此，如果他们没有相当认真的行为，是不可能获得这种结果的。所以‘诚实是最好的策略’这句古来的格言，在他们是完全正确的。”[ 转引自朱绍文：《经典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国富论中“经济人”的属性及其品德问题----致富与道德的统一》，第64页]朱绍文认为，“斯密认为人的这两种本性（利己和利他----笔者注）并不一定只限于所谓‘有德之人’或‘高尚的人道主义者’，而是平民百姓所共有的。”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符合斯密原意，也是符合市场经济现实中人的。 孔子关于人的本性的论述 生活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曾经提出过与亚当·斯密类似的关于人的思想。与“经济人”假设比较起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关于人的论述更为全面更为现实一些。 孔子把人划分为君子和小人，认为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求利求富是人之本性。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他并且承认“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在这一点上，孔子、马克思、斯密的看法是一致的。既然求富求利是人之本性，那么顺应这一本性，实现富民就应该成为为政治国的基本方针。于是，在人具有求利求利倾向理论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为政、治国的基本要求，即“足食，足兵，民之信矣”[《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在本性方面，君子和小人虽然都有求富求利的本性，但也存在差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就是说君子是懂得仁义的，是遵循礼的[ 所谓义是适宜的行为准则，即“义者，宜也。”所谓仁就是安身立命处世之根本，是义在行为上的表现；而礼是仁和义在制度上的体现。]，君子之本性除了求利的一面之外，还有恪守仁义之礼的一面。君子“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然后取”[《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君子是在合乎礼仪的范围内求利求富的，只去争取获得在义范围之内的利益，并且是把义放在首位的。而在小人那里却只有利益可言，小人是“放于利而行”。对于小人应该采取的管理之道应该是“惠而不费”，就是让小人自行为自己创造利益，而君子并不会为此付出代价。同时，要用仁义之道教育小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对于小人则应当运用礼义说教等教育手段，将其求利求富行为限制在仁义礼的范围之内。 他主张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就是说，应该像君子那样在以“道”获取富贵，这里的“道”就是指致富应该遵循的正当途径，或者就是其所谓的“仁义礼”。在这一点上，孔子和斯密具有相同之处。 孔子所说的“君子” 非常类似于前述的“斯密人”。在孔子那里，“君子”是“喻于义”的，虽然君子作为人符合“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的规律，但是“君子”也是非常看重“仁义礼”的，这里的“仁义礼”就包含有利他的意思。君子既有求利求富的一面，也有遵循“仁义礼”的一面。在孔子那里，“小人”是“喻于利”的，也就是说是唯利是图的，即使如此，也可以通过教育手段，达到“易使”的目的，甚至转化为“君子”。那为什么教育手段就可以达到“易使”的目的呢？那是因为教育手段可以激发“小人”固有的内在的“仁、义、礼”倾向，从而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这是与儒家所主张的性善论相一致的。总之，在孔子那里，不管是“君子”还是“小人”，都是既有求利求富的一面，也有遵循仁义礼（包括利他）的一面，“君子”和“小人”的差别只在于“君子”是自觉地遵循“仁义礼”，而小人却内在地固有“仁义礼”倾向，只不过需要通过教育手段予以激发和引导罢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思想中的人跟斯密思想中的人是非常类似的。 斯密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对斯密人的肢解 正如上文所论证的那样，在斯密那里的“经济人”是一个同时具有利己和利 他倾向的人，是兼具慎重之德、仁爱之德、正义之德的人。可是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这样一个完整的市场经济中的人被西方经济学家肢解了，只是拿出这个人当中的一个性质即利己作为自己理论的基础。对于这样的研究方法，约翰·穆勒是这样概括的，“在人的活动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的目的。……政治经济学需要采用的研究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主要的，公认的目的当作就像真的是人的活动的惟一目的一样……政治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在我们所提出的人的活动的特定部分里，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阻碍，取得财富的欲望会产生什么样的活动。”[【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9页]一旦采用这种研究方法，斯密的有道德的利他的利己人，在后来经济学家那里变成了一个只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完全利己的人。这种做法在西尼尔（西尼尔认为：在政治经济学所依据的一般事实当中具有第一位重要意义的是“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6页]；“金钱似乎是共同期求的惟一的目标”[【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7页]；并且认为，“这一命题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和万有引力在物理学……中的地位一样，离开了这一基本事实，推理就无法进行，差不多一切其他命题只是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注解。”[【英】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9页]）那里就已经表现出来，经由马歇尔（在约翰·穆勒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文中第一次提出“经济人”概念以后，马歇尔继承了西尼尔的上述思想，对经济人做出了以下明确的定义：“所谓经济人就是他不受道德的影响，而是机械地和利己地孜孜为利。”[【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1-12页]），结果成为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重要基础假设之一。 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让人们看到的是仅仅顾及自身利益的消费者和厂商，在追求自身满足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中，实现了所谓的一般均衡和资源最优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可以说，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主体部分，不管是初中级微观经济学还是高级微观经济学，都是对斯密的“经济人”思想的证明。这样的理论体系往往给人造成一种片面的关于人的看法，好似市场经济中的人只是自私自利的，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毫无道德和伦理可言的，毫无不图回报的利他动机和行为可言。伦理道德和利他行为被排斥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之外。虽然这是西方经济学惯常采用的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做法往往会对人们产生误导作用，他们或者变得愤世嫉俗，或者在弱势群体面前变得冷漠，变成了一个自私的把道德伦理和对他人的关心爱护同情置于脑后的为了实现自身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们不应该排除存在这种潜移默化作用的可能性。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对斯密的关于人的看法的片面表达，尽管这在证明斯密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们无意识地促进社会利益”具有重要意义。总之，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只是表达了“斯密人” 具有的利己倾向和这种倾向的自由发挥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一面，而忽略掉了“人同时也具有利他的甚至是不图回报的利他倾向”的另一面。现代西方微观经济学是片面的偏激的，它给予人们的解决方案也一定是片面的偏激的。这一点是那些以“人都是自私的”为依据得出“国有企业私有化”主张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应该注意到的。 结论 不管是孔子还是亚当·斯密都认为人是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的统一体 这是关于市场经济中人的性质的全面准确的理论描述。“斯密人”这一概念展现的是市场经济中的人具有在利己中实现利他或在利他中实现利己和有意识的不图回报的利他两种倾向。 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重要基础假设之一的“经济人”假设是对“斯密 人”的肢解，只是描述了人的利己的一方面，结果往往会对人们的思想和活动产生误导作用。这一点是学习研究运用西方经济学的人们应该注意的。中国的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从“人都是自私的”的经济人假设出发得出国有企业应该私有化的结论不仅是违背逻辑的[左大培：《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十三章《滥用“自私人假设”的逻辑错误》]（正如左大培所证明的那样），而且由于该假设只是对市场经济中人的片面描述，是对“斯密人”的肢解，所以，由该假设得出的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结论是不科学的，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不应该采纳的。 孔子和斯密的思想对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启迪意义。从马克思关于 人类需要的论述和“斯密人”思想出发，可以得出以下具有价值的启示：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不应该实行私有化（正如左大培所论证的那样），而且应该按照“在利他中实现利己”的思路，激发员工们为企业集体为国家做贡献的内在倾向，同时按照他们对国有企业对国家的贡献比例大小满足他们合理的利益要求，让他们切实能够感觉到自己为国家为国有企业效劳可以充分实现自己的合理利益，满足自己各方面的合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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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写得过长，大家看着累呢
天涯做广告的这么多，斑竹该管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