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吗？
转自“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博客
陶渊明是真正的隐士吗？隐士就是逃兵吗？要弄清这两个问题首先需要弄清什么是隐士。
古代隐士形形***各有不同，有的如庄子、长沮甘于淡泊，安于清贫，视功名利禄如粪土,追求自由与恬静，超然于世外；有的如明代陈继儒，名为隐士但实际是“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有的如唐代卢藏用，隐居终南山，以隐求仕，开辟终南捷径；有的如诸葛亮，阳为隆中高卧，阴为勾结豪强以图来日官场之腾达。窃以为这些都不能算真的隐士。所谓隐士是指有志于经国济世但对官场世俗极为失望，愤然隐居的有一定学识才德的人。
隐士有三个条件：第一，心中有强烈的安邦济世的雄心壮志和社会责任感。隐士隐得是什么呢？注意：隐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是针对统治阶级的，隐士避开统治阶级，不与之为伍，不同流合污，不
为所用，所隐的不只是身体，隐的是自己一颗治国救世、超凡脱俗的高尚灵魂，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积善其身”的积极入世情怀。那些只为自己享受安宁，或以隐求显者都算不得真隐士。他们
隐的是什么呢？这些人有东西可隐吗？那种藏猫猫式的隐充其量只能叫“遁形”。我认为：身隐不叫隐，心隐是真隐。隐是相对于主流社会的，隐士必须和主流价值相冲突，和腐朽统治者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隐士形象是一个愤然离世但不弃世的精神形象。
第二、因对官场极度失望虽有机会入仕却坚决辞而不就。本来就没机会入仕的，算不得隐士。
第三、必须是具备一定学识才德的人。
陶渊明就是这样的真隐士。真实的陶渊明是一个血肉丰满、有情有欲、有公有私的人。在他成为真隐士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深深的矛盾和痛苦。但他能坚持理想操守，从而，中国历史上才产生了一位光彩照人的真隐士。
陶渊明一生五次出仕，29岁任江州祭酒，35岁任桓玄的僚佐，40岁任刘裕的参事，41岁任刘敬宣的参事，41岁任澎泽令，累计任职时间不过四五年，每次时间都很短。
陶渊明入仕的动机想必不是单纯的。颜延之说是“母老子幼，就养勤匮”[1]，《宋书》本传说是“亲老家贫”，他自己也说是“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2]，又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
盈室，瓶无储粟……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3]，从这些话，我们固然可以知道他是为贫而仕；但这只是原因之一。因为除此之外，他还说过“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此行
谁使然，似为饥所驱”[4]。用“似”字至少说明他出仕并不只是由于贫穷的原因。我们再看他后来回忆这段出仕经历时说的话：“少年罕人事，流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5]”
仕，缠绵人事，流浪无成，惧负素志，”[6]。他颇以“无成”为憾，我认为这个“无成”，就指未能实现兼善之志。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他对出仕实在还有事业上“大济苍生”[7]的考虑，这对一
个“少时壮且厉”[8]，“猛志逸四海”[9]，深受儒家传统教育的人来说是毫不足怪的。
陶渊明放弃官场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第一、志趣原因。多次的仕宦经历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世情的虚伪和狡诈，作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正直耿介的士人，他是受不了官场那种污浊空气的熏染，感到自己与那些善于奉迎巴结、利欲熏心、毫无操守的仕途小
人为伍，实在多有所耻，与心志相违，才毅然辞官的。第二、安全原因。陶渊明时代的东晋战乱频繁，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日趋激烈，宫廷内乱迭起，官场已经极端黑暗腐败。蝇营狗苟，构陷倾轧，到
处潜伏着杀机。陶渊明描绘这情景是“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乌惊”[10]，阮籍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1]。仕人的政治热情骤减，转而隐居避世，远祸全身。当然陶渊明的门第身份远不如
阮籍、嵇康，官场危险性要小得多，但其隐居也不能说没有安全方面的考虑。第三、性格原因。陶渊明由于父亲早死，家道中落，心理上受到创伤，加之“大济苍生”的不俗志向，使他“少无适俗
韵”[12]、
“游好在六经”以致“罕人事”[13]、“爱娴静”[14]，性格上直率而不够圆滑。《宋书?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均记载：督邮到县里来，小吏告诉陶渊明应穿戴整齐去迎接，陶渊
明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竟挂印而去。归隐后他“息交以绝游”[15]。晚年陶渊明贫病交加之时，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来他家问候，并带来准备馈赠他的甘美膳食，陶渊明因观点不合，断
然“挥而去之”，不愿接受，这固然表明他对权贵的鄙视和耿介高洁、特立独行的气节，但也说明其处事不够委婉，这种性格很容易在官场树敌，树敌多了，官场自然就难呆下去了。对于官场这套手
段陶渊明自认为“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16]”，其实，以陶渊明之“无适俗之韵”，想学好官场技巧实在太难。
当然，只要陶渊明想在官场上混下去，谋生还是有条件的，因为每次离开官场都是陶渊明主动的，他49岁时朝廷还征召他作著书郎，被他拒绝。他曾五次入仕，可见机会是不少的。但他毅然选择不再
出仕，无论多么困难也不趟那浑水，将隐居真正作为终身选择，这是需要相当惊人的勇气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知识分子们的生存道路可以有多种选择，做学问、经商、从政都可以过体面富足的生活。而在封建社会，普通知识分子要想出人头地只有“学而优则仕”一条路，在家庭、社会教
育的熏陶下，他们从小就青灯寒窗，想的就是蟾宫折桂、鹏程万里。他们知道官大于一切，官高高在上，有权有势，享受荣华富贵。兼济天下要做官，作威作福要做官，聚敛钱财要做官，光宗耀
祖、改换门楣也要做官。在古人眼里，士不做官枉为士。士有才华而没有做上官被社会视为最大的不幸。此种观念根深蒂固，绵延至今。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士总是拼命地追求入仕。因为入仕对他们
是太重要了。统治者声称是以才德取士，入仕者被认为是才华卓越，未入仕或仕途不畅者被认为是才华和品德都不符合标准。这样，很多怀才不遇的士就有一种被蔑视、被侮辱的感觉。隐士的理
想和希望是少年时代就树立和培植起来的，半生甚至一生为之辛勤奋斗。理想和希望的破灭，人格与自尊心又受到极大的伤害决定了隐士的痛苦非常深沉，终身难以排遣。宋朝邵雍失官后过着富足的
生活，自称最快乐的人，但心中却对社会对生活失去了希望，心如死灰形同槁木，写下《伤心行》诗：“不知何铁打成针，一打成针只刺心。料得人心不过寸，刺时须刺十分深。”布衣陆羽进见官
员，对方不以士礼待之，他羞愧难当，隐居苕溪，有时独行野中，徘徊不得意，恸哭而归。
可以想见陶渊明的归隐也面临上述问题。首先是社会价值观的压力。长辈、邻人、友人、同僚、熟人，几乎所有人都将做官当作人生最高价值，对不能为官的陶渊明或同情规劝或嘲讽轻蔑。《饮
酒》第三首中的田父就“疑我与时乖”，他说“一世皆尚同，愿吾汩其泥”。《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中有“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看来他的隐居遭到当时随俗浮沉的仕途之人的轻贱。上
文提到的江州刺史檀道济劝陶渊明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现。今子幸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这种沉重强大的社会价值观无时不在、无孔不入地咬噬着背离主流价值的陶渊
明这颗孤独的心，使其处于难言的尴尬境地，在官本位思想依然强大的今天，这种尴尬之感对于那些怀才不遇的官场正直之士也必是心有戚戚焉，能够产生强烈的共鸣。没人能理解陶渊明。世人皆醉
我独醒，可醒来却无路可走，不但失望、孤独，恐怕还有对前途命运的担忧和恐惧。在精神和肉体都被统治者牢牢控制的专制社会，在人人挤压在一起没有个人私人空间而且处处强求一致的宗法社
会，背离主流价值观是多么的可怕呀！
其次，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有“大济苍生”志向的陶渊明从小对自己的前途寄予厚望，他曾反复五次出仕寻求出路，不能实现理想使他深感愧疚。从他归田之后诗中表现的对现实黑暗现象的抨
击，对热心探求治世之道者的怀念，对少年时代志向的回忆和对理想社会的幻想，可以看出他济世理想的火焰并未熄灭。他下定决心归隐，也就意味着其理想的最终破灭，而他所要归隐的田园也并非
桃花源，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中说“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社会自淳朴之风消失之后，虚伪之风便兴起来了。乡里不讲廉洁谦让，真诚善良被认为是
老实无用，阴险奸诈被尊为有手段、能力强，趋炎附势、舔疮吮痔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玩人于股掌之间被视为最高人生智慧。官场腐败黑暗也深深影响着民间风气。鲁迅说过，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
精神上是一致的（大意）。世无净土，逃是逃不掉的，怎么办？两害相权取其轻吧，唉----！
再次，个体欲求的压力。陶渊明曾祖父、祖父、外祖父都曾为官，颇有建树，父亲也曾做过太守，陶渊明对此是颇为自豪的。后家道
中落，陶渊明难道不存振兴家业的愿望？一旦归隐这个愿望也就彻底破灭了。
陶渊明归隐面临着另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依靠什么生存。陶8岁丧父，30岁丧妻，孩子皆愚钝，虽有一些田园产业，可由于种种原因家境每况愈下，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一诗中，回顾自己二
十岁赶上战乱饥荒，三十岁原配去世。所耕之田，屡遭干旱虫灾、风雨摧残，打下的粮食不够全家糊口，致使一家人夏天挨饿，冬天没有被盖。甚至因为冷，夜里就想快点天亮；因为饿，早晨就盼快
点天黑。四十四岁时，《归园田居》中所述的“草屋八九间”遇火而“一宅无遗宇”[17]。晚年，有时竟穷到了乞食的地步。生活的压力压迫着这个清高孤傲的士子、这个承担家庭重任的男人的自尊，
自己内心两种价值体系对自我的反复交替的评价，使其陷入肯定和怀疑，孤傲和自责的两难境地，不能自拔。而那些随俗沉浮的庸才春风得意，坐享富贵更使其愤慨！
陶渊明对背离社会价值的种种严重后果是了然于胸的，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主动自觉地承受这种种巨大的压力，终身坚持其人格气节，这是相当难能可贵的！千千万万的人都随波逐流了，连与陶渊
明并称“寻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也为当权者用了，惟独陶渊明特立独行，他孤军对抗的是茫茫整个世界，是无所不在的命运之手。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他是舍弃了个人名利，为了理想和人格的纯
洁和高尚从庸俗卑贱的芸芸众生中一马当先杀出的勇士，他勇往直前之中环顾四周却发现他没有战友。尽管如此，他依然毅然决然地按照自己认准的目标策马扬鞭，一路绝尘而去。心中不免黯然神伤，却终是义无返顾。
有人说他懦弱，说他回避矛盾。怎么才不懦弱呢？叫他拍案而起，象李自成拉起人马起义吗？叫他荆柯刺秦王吗？叫他公开击鼓骂曹吗？还是叫他去做潘万年呢？一个封建士大夫的价值观、人生观允
许他这么做吗？在那个时代有这样的人吗？即便有，陶渊明是否处于那种信息环境呢？退一万步讲，假如他有那个环境且那样做了，他也就成了赤膊上阵的许?了。鲁迅先生并不赞成这种无谓的牺
牲，斗争者首先应学会保全自己，陶在诗文中涉及时事都尽力避免评价当政者，以免遭祸。当统治者和世俗力量过于强大时，早醒者的隐居，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方式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勇气、承
受巨大的苦难。这真是“勇敢者的游戏”，这真是“好男儿浑身是胆！”
想文革中几千万知识分子，几亿中国人有几个敢站出来公开反对？有几个敢不低眉顺眼，人云亦云？在那个时代，沉默都是有罪的，能象陶渊明那样出淤泥而不染的绝对是人格典范。对百分之九十九
的随波逐流乃至助纣为虐者和卑躬屈膝摇尾乞怜者我们不去鞭挞，反而站在山脚下对站在人格高峰之上的陶公评头品足，没心没肺、冷漠地责怪他怎么没站得更高些，站到喜玛拉雅山上去或生翅膀飞
上天空去，这岂不是荒唐得令人气愤吗？陶渊明在那个时代，不是太消极了，而是太积极了。
陶渊明是具体的历史的陶渊明，是无路可走的陶渊明。陶渊明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他甚至不可能对封建社会本质有深刻的理性认识，更不可能开出对症的救世良方，他只是从
感性上对社会现状失望。然而，这并不有损他执着于理想，清者自清，超凡脱俗的精神形象。陶渊明的价值不在于思想，而在于其人格。后代文人对其隐居的机械模仿能将板子打在陶渊明身上吗？后
代文人对陶公的欣赏模仿主要着眼于其逍遥于田园的闲适浪漫，很少挖掘其“金刚怒目”的一面，很少把握其复杂难言的心理状态。他的内心充满矛盾，他在心灵的挣扎中坚持自我，时时在人生“四
个境界”（冯友兰语）中上下徘徊，并更多停留在后两种境界。陶渊明以其痛苦而豁达，凝重而又淡雅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百三十余篇美仑美奂的诗文，他是一个热爱人生，带着泪和笑感受和思索
人生的人，他是一个美的追求者和鉴赏者。陶渊明孤独的灵魂一直漂泊在当时乃至以后几百年的时间隧道里，直到唐宋才渐为人所识。但正如尼采所说：“谁最终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最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18]。
这,就是作为真隐士、真猛士的陶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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