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与当时之世界（申精）
　　唐朝（618 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也是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我们试着透过历史的尘埃，看看当时中国的唐朝是什么样子以及当时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又是如何。
　　1.唐朝疆域和政区
　　　　大唐盛时疆域图唐朝的疆域在最盛时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南到越南顺化一带，北包贝加尔湖。唐朝周围的异族很多，为了有效管理突厥、回纥、靺鞨、铁勒、室韦、契丹等，分别设立了安西、安北、安东、安南、单于、北庭六大都护府。
　　　　但安史之乱后数十年间，由于大量河陇边兵参与平乱（主要为陇右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所部）导致边防空虚，吐蕃趁势进逼，回纥则入据河套草原，使得唐政府能控制之疆域大减，黄河以西甘、凉皆不可得，终唐之世对于敦煌以西之控制亦完全丧失。在东北由于新罗的崛起，安东都护府早已撤回辽河以西，同时契丹、奚等部族成为大患。西南方面吐蕃和南诏亦在中唐之后令唐政府蒙受重大损失。
　　　　唐***创了中国政区史上道和府的建制。贞观元年(627年)，太宗分天下为10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十道。贞观十四年（640年），全国共设360州（府），下辖1557县。开元年间又将山南、江南各分东西，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道下设州、府，州、府下再设县，开元末年，全国共有州、府三百二十八座，县一千五百七十三座。

　　 唐初所行制度，基本上沿用隋制，但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因而比隋制更完善，更严密，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唐初，中央的主要机构为三省、六部、一台、五监、九寺。地方上实行州县两级制。太宗时，又在州之上设道，作为监察区。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隋称内史省），职掌与隋制同。尚书省下设吏、户（隋称民部）、礼、兵、刑、工六部，职掌亦与隋制相同。中央还另有殿中省和秘书省，但在中枢政治中的作用不大，故习称唐代是三省六部。
三省长官起初均为宰相，共议国政。但由于尚书令权力太大遂以唐太宗曾任此职为理由，不再授人，而以左右仆射代行职权。左右仆射起初是当然的宰相，但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头衔才是宰相。由于中书令、门下侍中的名位较高，所以也不常设。于是就给其他官员加上“参预朝政”、“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头衔，担任宰相。宰相们平时在政事堂讨论军国大事。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宰相的权力分于三省，又由品级较低的官吏担任宰相，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但同时也更便于发挥整个统治集团的意志。
　　　　一台五监九寺一台即御史台，掌监察中央和地方官吏，参预大狱的审讯。五监即掌文教的国子监、掌皇家手工业生产的少府监、掌土木工程的将作监、掌制造军器的军器监和掌水利建设的都水监。九寺即掌礼仪祭祀的太常寺，掌皇室酒醴（lǐ李）膳羞的光禄寺，掌兵器仪仗的卫尉寺，掌皇族谱籍的宗正寺，掌皇帝车马和国家牧政的太仆寺，掌刑法断狱的大理寺，掌国宾、礼仪的鸿胪寺，掌国家仓廪储备的司农寺和掌财货，贸易的太府寺。
　　　　州县和道唐初的地方行政制度与隋朝基本相同，仍为州县两级制。州的长官为刺史，县的长官为县令，县下设乡，乡下设里。
　　　　唐太宗时，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把全国划分为十个监察区，称为道。时常派黜陟使或巡察使到各道巡察。唐玄宗时，又分全国为十五道，每道设采访使一人，督察所属州县。
　　三师：太师、太傅、太保（荣誉职务）；
　　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荣誉职务）；
　　三省：中书省(决策、秘书)、门下省（侍从、谏议）、尚书省(行政)、；
　　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人事）、户部（户口、财政）、礼部（礼宾）、兵部（国防）、刑部（法院）、工部（工程、水利）；
　　一台：御史台（监察）；
　　五署：国子监、少府监、将作监、军器监、都水监（循旧制，与六部分工）；
　　九寺：太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宗正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与六部分工合作）。
　　散官：（荣誉职务）。
　　虚设（道）置观察使
　　州（郡）：刺史（太守）；别驾、长史、司马；录事、参军事；
　　六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
　　县：县令；县丞、主簿；县尉、录事、佐史。
　　邻：邻长。四家一邻，五邻一保，五保一里，五里一乡；一自然村为一村。城市内无村设坊，坊正和村正同级。
　　3.2 唐朝武将官衔
　　从一品 骠骑大将军
　　正二品 辅国大将军
　　从二品 镇军大将军
　　正三品上 冠军大将军、怀化大将军
　　正三品下 怀化将军
　　从三品上 云麾将军、归德大将军
　　从三品下 归德将军
　　正四品上 忠武将军
　　正四品下 壮武将军、怀化中郎将
　　从四品上 宣威将军
　　从四品下 明威将军、归德中郎将
　　正五品上 定远将军
　　正五品下 宁远将军、怀化郎将
　　从五品上 游骑将军
　　从五品下 游击将军、归德郎将
　　正六品上 昭武校尉
　　正六品下 昭武副尉、怀化司阶
　　从六品上 振威校尉
　　从六品下 振威副尉、归德司阶
　　正七品上 致果校尉
　　正七品下 致果副尉、怀化中候
　　从七品上 翊麾校尉
　　从七品下 翊麾副尉、归德中候
　　正八品上 宣节校尉
　　正八品下 宣节副尉、怀化司戈
　　从八品上 御侮校尉
　　从八品下 御侮副尉、归德司戈
　　正九品上 仁勇校尉
　　正九品下 仁勇副尉、怀化执戟长上
　　从九品上 陪戎校尉
　　从九品下 陪戎副尉、归德执戟长上
　　　　唐朝初期恢复府兵制，较隋朝更为完备。府兵为基本的常备军，平时隶属於皇帝的12卫和皇太子的东宫6率。每卫设大将军1人、将军2人，每率设率1人、副率2 人。平时负责管理府兵轮番宿卫诸事，战时经皇帝任命，率领从各府调集的府兵出征。即“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於府，将归於朝。”(《新唐书.兵志》)重要军机大事由政事堂举行的宰相会议辅佐皇帝商决。尚书省的兵部，主要负责武官的考核、任免，军队的编制、简点和轮番，以及图籍、厩牧、甲仗的管理等。
　　　　太宗时整顿府兵制度，12卫各领40～60府。鹰扬府恢复骠骑府、车骑府的旧名，不久又改为折冲府，“因地立称”，分别冠以所在地名。府分上、中、下：上府为1200人，中府为1000人，下府为 800人。全国最多时共设a府，府兵约60万人，主要分布於政治中心地区的关内、河东、河南及邻近诸道，旨在“居重驭轻”(《陆宣公奏议》卷八)，“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玉海.兵制》)。
　　　　折冲府为府兵的基本组织单位。每府置折冲都尉 1人，左右果毅都尉各1人，长史、兵曹、别将各1人，下辖4～6团。每团200人，设校尉，辖2旅。每旅设旅帅，辖2队。每队设队正，分为5火。每火10 人，有火长。每队、每火的装备，如马、马具和锸、斧、钳、锯等，均有定数。府兵自用的武器、装具和征途所需粮食皆自备。马匹不足，由官府供给。平时训练在冬季进行，由折冲都尉率领本府兵马习战。
　　　　府兵的调遣、指挥权属於朝廷。凡发兵10人以上，除紧急情况外，都要有尚书省、门下省颁发的皇帝“敕书”和铜鱼符，州刺史与折冲都尉勘契乃发。府兵每年需轮流到京师宿卫，称上番。由兵部依各府离京师远近，确定上番的次数，每次1月，平均每年在役可达3月左右。部分府兵被派遣到冲要地区戍守，一般为 1年一次。
　　　　府兵的来源，主要是从自耕农和地主中挑选，后来则渐以贫苦农民充役。按照规定，“三年一简”，即3年徵一次兵。凡20岁以上的健壮丁男，都是简点对象。简点标准，以资财、材力、丁口三者为据，“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唐律疏议.擅兴》)。一般21岁入役，61岁出军，实为终身服役。后来，征战益多，勋赏不兑现，社会地位下降，地主也渐渐厌恶当兵，特别是“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逐步废坏，军资无所依靠，府兵乃纷纷“亡匿”、“耗散”。玄宗时，下令将服役期减少至15年，自25岁起服役，40岁乃止；又将“三年一简”改为“六年一简”(《新唐书.兵志》)，但都未实现，以致折冲府无兵上番。天宝八年(749)，被迫停止上番，折冲府从此名存实亡。
　　　　由於府兵制日趋败坏，唐初即存在的募兵制便逐渐兴盛。从开元十年(722)起，大规模召募壮士充宿卫。开元十二年，更名为 骑。次年， 骑达12万人，分隶於12卫，每卫1万人，又分为6番，轮流上番服役。平时近营为堋，教阅弓***，免除赋役，资粮由官府供给。 骑多是被强迫入募和已逃亡再来应募的折冲府卫士，实际上是摊派兵役，其重要变化是由尽义务变为受雇佣。 骑自始就很衰弱，其召募亦无定制，前后只维持20余年。
　　　　唐初，驻防京城和宫廷的部队统称禁兵或“天子禁军”。从12卫府轮番调来宿卫京城的府兵，称南衙禁兵。单独组建、驻防宫城北门的禁兵，称北衙禁兵。他们最初是从跟随李渊起事的军人中简选3万人组成，称为“元从禁军”(《新唐书.兵志》)，系父子相代，专事宫城宿卫。以后，太宗又从中选善骑者百人，供戍卫、田猎之用，号“百骑”。另置北衙 7营，选骁壮者，於玄武门左右屯营，号“飞骑”。高宗时，置左、右羽林军。武则天时，改“百骑”为“千骑”；中宗时，改“千骑”为“万骑”，分左、右营；玄宗时，增左、右龙武军；肃宗后，也多有更易。禁兵一般是召募来的，历来骄惰怯弱，后受宦官控制，更加腐败。但是，唐朝后期主要靠禁兵维持残局。
　　　　唐初，驻防边境的军事机构称镇、戍。镇与戍均有上、中、下之分。上镇 500人、中镇300人、下镇300人以下，每镇设镇将、镇副各 1人。上戍50人、中戍30人、下戍30人以下，每戍设戍主、戍副各 1人。此外，在少数地方，大者设军，小者设守捉，各设使和副使统领，有的由州刺史兼任使职。地方兵中多为各地轮番到边境戍守的戍卒，称“防人”，3年一代，自备资粮；另有少数召募来的兵，称“防丁”或“丁防”。玄宗时，在戍卒中召募能更住 3年者，官给赐物；后又召募长期从军的健儿，称“长征健儿”，资粮等均由官给，称为“官健”，是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人。后期，地方藩镇的军人主要是这类 “官健”。从武则天时期起，北边部分州还建立一些民众武装，称团结兵，其他地区也有土镇、土团、团练等。团结兵一般是“选丁户殷赡，身材强壮者充之” (《唐六典.尚书兵部》)。官府给予身粮、酱菜，免其徵赋。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防卫边疆。他们由州刺史或节度使统辖。
　　　　唐朝还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军事法律，如《卫禁律》、《擅兴律》、《捕亡律》、《宫卫令》、《军防令》、《兵部式》、《兵部格》，对军人的职守、赏罚等有较详细的规定，凡违犯了“令”、“式”中的有关规定，就要依“律”、“格”给予惩处。
　　　　唐末，各节度使控制地方政权，凭藉其拥有的土地、人丁、财赋，豢养大批军队，与朝廷抗衡，改变了“内重外轻”的态势。安史之乱以后，割据日甚，以致“方镇相望於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自国门以外，皆分裂於方镇矣”(《新唐书.兵志》)。
　　唐朝武器、马政和军需供给制度
　　　　兵器大多由官府作坊制造、中央设军器监，辖甲坊署，从事甲胄、筋角的生产；弯坊署掌矛头、弓矢、 排管、刃族的制作。乾元元年(758)，改军器监为军器使，由宦官担任。地方州府亦设置作坊制造兵甲。河中的弓，浙西的***，安定的 甲，都是比较有名的。根据步兵、骑兵实战及朝廷仪仗的需要，弓、 驾、箭、刀等都分成许多种类和不同形制。每件重要兵器要刻上工 匠姓名、制造年月，以备检查。由中央卫尉卿与地方政府所属武库分别保管，奉皇帝敕命才予以调发。
　　　　唐朝骑兵庞大，马政地位重要。中央设太仆寺主管，在陇右及其他地区设置国家牧监(养马场)，具体负责战马的牧养、管理与供给。监分上、中、下三等，有马5000 匹为上监，3000匹以上为中监，不足3000匹为下监。各监置牧监一人，副监一或二人。此后，又相继置陇右诸监牧使、群牧都使、闲厩使等，统领各地牧监。为加强管理，朝廷对马匹的繁殖、死耗、烙印、奖惩等，都有具体现定。每年秋天登记马籍，区分良马、驾马，定期上送殿中省尚乘局、各级官府及 军队使用。遇有大的战事，还随时向民间征发马匹。安史乱后，由宦官充当的内飞龙使控制全国监牧人权。但由于陇右地区被吐蕃占领，牧监全部丧失，政府主要以高价购买回鹘马以供军需。
　　　　唐朝军需供给有两种情况：一是前期的府兵和兵募，服役和番 上期间，实行衣粮和部分武器自备的制度，出征作战才由官府全部 供给，所以军费开支有限。二是中后期即府兵制破坏以后，骑、神 策禁军、藩镇兵、边防军等，武器、衣粮皆由官府供给，全国军队百 余万人，军费开支大增。掌管全国军费筹措和开支的是尚书省户部 度支即中，各沿边车、镇则设支度使承办。为及时将军需衣粮送到 军队，官府在长安、洛阳以及靠近运河沿线城镇建立仓库，储存粮、 绢，以便就近供应。战时则随时设置粮料使、军粮使、供军院使等，绢，以便就近供应。战时则随时设置粮料使、军粮使、供军院使等， 专门负责向前线运输衣、粮、器械。军费主要来源是租税和屯田收入，全国租税收入2/3被用于军需。
　　　　唐朝军事制度变化的明显表现，同政治、经济制度一样，前盛 而后衰，“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后废而为X骑，X骑又废，而方镇 之兵盛……天子亦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新唐书.兵志》)。自 西魏开始而盛极于唐前期的府兵制败坏后，取代府兵支撑唐朝统治的军队是神策禁军、藩镇军等，军制由此而混乱多变，藩镇势力急剧膨胀，从而加速了唐王朝的覆灭，酿成了五代十国分裂割据的 祸患。
　　5.唐朝的社会经济
　　5.1 唐前期封建经济的繁荣
　　恢复发展经济的措施
　　　　隋末，由于隋炀帝滥用民力，对外征伐，农村经济破坏。加上隋未农民大起义后，统治者镇压起义，军阀之间混战，唐统一战争，都使生产力进一步受到破坏。唐初全国人口只有200多万户，只及隋朝900万户的1/3不到。在这种农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唐政府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使人民尽快安定下来，尽快恢复农业生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实行均田制（高祖武德7年（624年）实行）
　　　　唐政府规定：民始生为黄，4岁至15岁为小，男子16岁至20岁为中，21岁至59岁为丁，60岁以上为老。至唐玄宗时，改18岁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户口簿籍是国家推行均田和租调制度的依据。
　　　　唐代均田制的主要内容是： 其一，对百姓授田的规定。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和丁男，每人受口分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老男、残疾受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受口分田三十亩；这些人如果为户主，每人受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杂户受田如百姓。工商业者、官户受田减百姓之半。道士、和尚给田三十亩，尼姑、女冠给田二十亩。此外，一般妇女、部曲、奴婢都不受田。
　　　　其二，对贵族官僚受田的规定。有爵位的贵族从亲王到公侯伯子男，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受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散官五品以上受永业田同职事官。勋官从上柱国到云骑、武骑尉，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级官僚和官府，还分别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田的地租作为官僚俸禄的补充，公廨田的地租作官署的费用。这两种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
　　　　其三，对土地***的规定。贵族官僚的永业田和赐田，可以自由出卖。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人少地多的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的，并准许卖口分田。买地的数量不得超过本人应占的法定数额。
　　　　(2) 租庸调制
　　　　租庸调制的内容是：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二石，称作租；交纳绢二丈、绵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丁每年服徭役二十天，如不服役，每天输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称作庸，也叫“输庸代役”。官僚贵族享有蠲免租庸调的特权。租庸调剥削是以均田制的推行为前提的，均田制规定每个成丁的农民都受田一百亩，因此国家征收租庸调就只问丁身，不问财产。
　　　　与前代相比，在唐代的授田对象中，增加了杂户、官户、工商业者和僧道。这是因为自南北朝后期，杂户、官户以及工商业者的身份都在逐渐上升，唐代统治者不得不多少改变过去对他们的歧视政策。南北朝以后，寺观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唐政府对僧道进行授田，是为了肯定寺观对土地的所有权。唐代取消对妇女的授田，反映了妇女地位的进一步低落，也说明那时大量土地日益集中于各类地主手中。国家掌握的均田土地越来越少，因而取消了对妇女的授田，至于取消对奴婢、部曲的授田，这是与他们的大量解放以及士族地主的没落相适应的。
　　　　（3）推行均田制与赋役制
　　　　唐朝推行均田制也和以前一样，并没有触动地主官僚的私有土地，对农民的授田只限于无主荒地。不仅如此，唐代对贵族官僚进行授田的规定比以前更完备，而且授田的数额也很高。唐代对土地***的限制比较松弛，法令允许***口分田是以前所没有的。这都给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提供了方便。
　　　　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均田制实施的程度也有差别。如唐太宗时，在狭乡灵口每丁受田才三十亩。这说明在均田制实行的初期，狭乡人民的授田就远不足额。但是，由于唐初经过隋末大乱，人口锐减，许多地主官僚的田产庄园都成了无主荒地，因此宽乡较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隋末农民战争以前的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
　　　　唐代的赋役制度不同于前代的是“输庸代役”的出现。庸始于隋，到唐代成为一项普遍的制度。输庸代役制度的推行，使农民有较多的时间来进行生产，具有积极意义。
　　　　隋末农民战争打乱了原来的封建统治秩序，许多部曲和奴隶获得了解放。李渊曾下令说：“诸部曲及徒隶征战有功勋者，并从本色勋授。”这道令文反映了在隋末大乱中许多奴隶、部曲被解放的事实。《唐律疏议》规定：“放奴婢为良及部曲客女者，并听之。”可见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奴婢、部曲这种强固的隶属关系已经松弛了。这一变化是士族地主没落的表现，反过来它又加速了士族的衰落。
　　　　随着士族地主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庶族地主发展壮大起来。和庶族地主相联系的生产关系是契约性的租佃关系。唐代的这种租佃契约，在吐鲁番地区曾发现若干件实物。就发现的契约文件来看，上面都写有田主、租田人和知见人，还有租种期限、租田数额和田租数额，田租的剥削方式有分成制和定额租制两种。
　　　　毫无疑问，契约是地主对农民的一种强制形式，但对地主的剥削奴役也有一些限制。因此，契约佃农的身份，较之世袭的佃客和部曲要自由一些，超经济的强制有所减轻。这是农民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结果。
　　 （5）农业的发展
　　　　唐政府很重视农田水利灌溉。据史载，在唐前期130多年中，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60多项，分布于全国广大地区。如贞观年间，在莆田（福建莆田）筑诸泉塘、永丰塘、横塘以及国清等塘，总溉田1200顷。又如，714年（开元二年）在文水（山西文水）引文谷水开甘泉、荡沙、灵长、千亩四渠，溉田数千顷。这些灌溉工程对农业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水利的发展，唐代的灌溉工具也有相应的进步。当时，除了以前已有的桔槔、辘轳、翻车还在普遍使用外，人们又创造了连筒、桶车、筒车和水轮等灌溉新工具，都大大提高了灌溉效率。
　　　　唐自统一全国以后，农业生产开始恢复，到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发展到高峰。农业生产发展的结果，使粮价越来越便宜。725年（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此后直到天宝末年，物价长期稳定。
　　　　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唐前期的户口数逐渐上升。武德年间，全国有户200余万，贞观初年增加到300万。705年（神龙元年）全国有户615万多，口3714万。开元、天宝时期，人口上升的速度更快。755年（天宝十四年），全国户增至891万多，口5291万多。这一数字是唐代最高的人口统计数。由于当时“簿籍不挂”的逃户很多，所以政府的户口统计数往往比实有的户口数要低。据杜佑估计，在唐天宝年间全国的实际户数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如一户平均以五口计，那时全国的人口大约为六七千万。 经过劳动人民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耕地也大幅度增加，估计天宝时实有耕地面积约在800万顷至850万顷之间，略高于西汉时的最高垦田面积。
　　 （6）官营和私营手工业
　　　　唐代的手工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类。唐中央设有少府监、将作监和军器监，管理各类官手工业生产。在地方官府，也大多设有织锦、制造军器等作坊。官手工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供给宫廷、贵族、官僚、官府的消费和使用。官手工业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有官奴婢与刑徒、番户与杂户、短番匠与和雇匠三类。
　　　　唐代的私营手工业，首先是大量个体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自用和纳税有剩余时，也拿到市场出卖。当时手工业者所经营的作坊，诸如织锦坊、纸坊、染坊、冶成坊（冶铸手工业）、铜坊（铸造铜器）等，比以前有显著增加，私营作坊有的规模相当大，定州（河北定县）富豪何明远“家有绫机五百张”，即是明显的例证，但一般说来规模都比较小。各类作坊大多集中在城市，作坊主多是技艺熟练的师傅，传习技艺。由于国家征调手工业者到官营作坊轮番服役，私手工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
　　　　在唐前期，纺织、冶铸、烧瓷等几个部门的手工业生产，都有较显著的发展。首先是纺织业。北方善织绢，江南盛产布，唐前期大体上还是如此。宋州（河南商丘）、亳州（安徽亳县）生产的绢帛质量最高。定州的绫绢产量最多，每年要向皇帝进贡1500多匹。江南的丝纺织也有了很大发展。江南东道（江苏南部和浙江一带）的丝织物品类繁多，很多列为贡品，在产量上已仅次于河南、河北道而跃居于全国的第三位。当时的丝织物品种和花式都很多，争奇斗艳，十分精美。当时的麻纺织也很发达，黄州（湖北黄冈）的赀布被列为第一等。棉纺织在唐代也有较显著的发展，当时西北的吐鲁番和南方的云南、两广、福建等地，各族已愈来愈普遍地种植棉花和生产棉布。这时，印染技术有明显提高。
　　　　冶铸业也有很大的进步。唐朝规定，除西、北边州禁置铁冶和采矿外，其余诸州出铜铁之所，听人私采，官收其税。据记载，唐前期有银铜铁锡之冶168所，在陕（河南陕县）、宣（安徽宣城）、润（江苏镇江）、饶（江西波阳）、衢（浙江衢县）、信（江西上饶）诸州有银冶五十八，铜冶九十六，铁山五，锡山二，铅山四。这是一个很粗略的统计，要比实有数少得多。唐宣宗时曾一次增铁山七十一，可见全国产铁处极多。
　　　　这时，金属铸造技术达到了新水平。近年在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一处盛唐时期的窖藏文物，其中有碗、盘、壶、罐等金银器皿270件，造型优美，纹饰精致富丽。从其切削工艺来看，可能已采用手摇足踩的简单车床，这突出地反映了当时制造技术的进步。
　　　　621年（武德四年），唐朝开始铸造新币，名“开元通宝”，直径八分，十枚钱重一两。自唐以后十枚重一两的钱开始流行，相沿至清基本不变。天宝末年，分散在全国的铸钱炉共99处，每年铸钱达32.7万贯左右。
　　　　在唐代，瓷器生产也有重大发展。唐前期已大量烧制白瓷，邢州窑（河北临城县境内）生产的白瓷“类银”、“类雪”，质量很高。李肇《国史补》称： “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邢州窑白瓷的产量是很大的。四川的大邑窑也以生产白瓷著名。江西昌南镇（景德镇）以产瓷闻名始于唐前期，它烧制的白瓷和青瓷当时有“假玉器”之称。唐代专烧青瓷的窑多在南方，以越州窑的产品为最佳。越窑烧制的青瓷，胎质薄，雅致瑰丽，光泽晶莹。唐诗有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之句，把越瓷的精美形象地描绘了出来。
　　　　唐代还出现了施黄、绿、白、赭、蓝等彩釉的陶瓷，称为“唐三彩”。用这种方法烧制的人像和马、骆驼等动物，色彩鲜艳，造型生动，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珍品。
　　 （10）商业的繁荣
　　　　城市的发展是商业繁荣的一个标志。西京长安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城市，周围达七十多里。全城呈长方形，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个部分。宫城是宫殿区，皇城是中央官署所在地。外郭城占地广阔，划分为一百零八个坊，遍布寺院、府第和民宅；还有两个市──东市和西市，各占两坊之地。据考古勘查，西市长、宽各约一千米，市内有两条南北和东西大街，宽度都在十五米左右，相交成“井”字形。东市的构造大概也是如此。东市有二百二十个行业，邸（货栈）、肆（店铺）鳞次栉比，“四方珍奇，皆所积集”。西市的繁荣不亚于东市，许多西域胡商及波斯、大食等外国商人都聚居在这里。
　　　　东京洛阳是仅次于长安的第二个大城市，城内设有南市、北市和西市，大致与长安的市相同。据记载，两京的市都是在四面立邸，中间是绢行、衣行、肉行、药行、铁行、秤行、鞭辔行等各类行业的店肆，同类业的店肆都集中在同一区域，设有行头来进行管理。长江北岸的扬州，当南北交通的要冲，商业也十分繁荣，“多富商大贾、珠翠珍怪之产”。751年（天宝十年），一场大风吹翻了扬州码头上的数千艘船只，可见在这里停泊的商船之多。当时的各州治县城，也多设有一个或两个供商业贸易的市。
　　　　除都市城郭内有市的设置外，农村集市贸易也有了发展。这种集市当时称作草市、墟市，多分布在水陆交通的要冲。中唐以后，这种草市和虚市日益增多起来，也更加繁荣，有些后来还发展成为重要的市镇。
　　　　唐前期，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措施与经济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从而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加上社会相对安定，江南（长江流域）乃至辽河流域、新疆地区都得到开发，使唐代的封建经济很快地恢复与繁荣，远远超出以前各代。
　　　　农业发展，使更多劳动者从事手工业成为可能。唐前期，手工业大多由官府控制，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手工业的发展所冲破，大量的私人作坊出现。唐代手工业的分布很广，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中心。除长安洛阳外，许多城市出现了代表性的手工业。如成都的造纸、纺织、制盐。定州（河北定县）的丝织业，贡品最多。邢州（河北邢台）的瓷器业。易州（河北易县）的制墨。登州（山东蓬莱）的造船业等。
　　　　在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加上国家的统一，唐代商业发展很快。表现在商品增多，商业城市大批形成。
　　　　当时的商品种类很多，粮食、盐、酒、茶、粮、药、纺织品、金银制品与许多生活用具都有供应，其价格也较稳而低。贞观时，“斗米三四钱”。(《贞观政要》) 。开元年间，“米斗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不过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通典》)
　　　　商业城市也大批出现，西北有兰州、凉州，西南有成都、桂林，长江流域有潭州、荆州、江陵，沿海有登州、扬州、杭州，南方有交州、广州，黄河流域有长安、洛阳、开封、太原、定州等。在这些商业城市中，有专门的市，有管理市场的市令与市丞、市佐等官吏。还有专门的开市收市制度：“凡市尝以午时击鼓三百下，商人始入市。日入前七刻击钲（锣）三百下而散市”。(《册府元龟》)。凡上市之物，皆有市官检查，分精、次、粗三等，并检查量具衡具。如果发现以次充好，弄虚作假，货物被没收。
　　　　从以上情况可见，唐前期的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这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使我国的封建社会前进了一大步，也给唐代文化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必须指出，这一时期经济的发展，还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受到当时封建生产方式的束缚。在经济繁荣的背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贫富悬殊的情况在日趋扩大，社会危机也在不断地接近爆发。
　　5.2 唐后期的经济改革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经济也遭到很大破坏，因此着手整理财赋制度。在均田制与租庸调制受到破坏的情况下，开始实行两税法，这标志着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同时，在这一时期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并最后超过北方，成为全国经济的重心所在。
　　　　安史之乱后，唐财政十分窘迫。一方面是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物资，另一方面，方镇割据局面的加剧，使中央政府直接掌握的地区不断缩小。在这样的情况下，唐政府先后任用第五琦、刘晏等人整顿赋税制度，来挽救财政危机。
　　　　刘晏的“理财”活动
　　　　刘晏的理财，主要有三个内容。
　　　　（1）改进遭运
　　　　（2）改革盐政
　　　　（3）常平法的实行
　　　　刘晏的理财活动，对唐后期的经济起到一定的挽救作用，对人民也在客观上有好处，所以当时有人把他与管仲、肖何相并提。但是，刘晏的理财活动，最终还是为了从劳动人民身上搜刮钱财，来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对这一点要有正确的认识。
　　　　杨炎，字公南，凤翔（陕西凤朔）人，唐德宗时的宰相，也是唐代的著名理财家。在他主持下，改变过去的租庸调制为两税法，这是唐代、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赋税制度上的一件大事情。
　　　　（1）两税法实行的历史背景
　　　　均田制的破坏，与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
　　　　１、安史之乱的后果影响
　　　　２、农民起义的推动
　　　　均田制的破坏　
　　　　唐朝建立后，由于对土地兼并限制不严，贵族、官僚和地主便不断兼并农民的土地。到玄宗时期，一方面因为商品经济日益发展，从事兼并的富商大贾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官僚集团也空前膨胀，如632年（贞观六年），唐朝文武官员仅有642人，至735年（开元二十五年）发展到18800多人，比以前增加近三十倍。因此，那时“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
　　　　由于土地向各类地主手里集中，国家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这样就难以维持对农民的授田了。现存唐代敦煌户籍残卷证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时期，农民受田的数额已愈来愈少。说明从武则天以后，均田制度的破坏已经很严重了。
　　　　安史之乱以后，贫富分化更加悬殊，“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在唐后期，官府、皇室、官僚、豪富以至寺院，都拥有大小不一、数量不等的田庄。 在各类田庄中，谷物生产都占主要地位。规模较大的田庄，还多有莱圃、果园、茶园、榨油、酿造、纺织等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许多官僚大地主的田庄，还修筑楼台亭阁，点缀奇花异石，既是一个生产单位，也是供田庄主玩赏的处所。田庄内的生产者，主要是庄客和雇农。庄客亦称“庄户”、“客户”，或简称为“客”，他们是田庄里的主要生产者。地主阶级的疯狂兼并，迫使大量均田户纷纷破产流亡，这些破产的农民是庄客的主要来源。田庄主对庄客的剥削，上等田每亩收租一石，中等田收租五斗，租额占收获量的五成以上。此外，庄客还得听田庄主使唤，服多种杂役，被迫进行无偿劳动。
　　　　雇佣关系在唐后期有较大发展。855年（大中九年），唐朝颁发的令文说：“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 因此，在当时各类田庄中者都有一批雇农，做为补充性的劳动人手。雇农所得的报酬极为低微，这种封建的雇佣关系有极大的强制性，雇农的处境是十分悲惨的。
　　　　唐代的田庄制与南北朝时期的田庄，有明显的区别。南北朝时期田庄里的生产者，主要是世袭性的农奴、部曲和佃客，此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奴隶。唐代田庄里的庄客和雇农，都属契约性的，他们在身份上已非世袭，较之士族地主的佃客、部曲有较多的自由，唐朝的理财措施在豪强疯狂兼并土地、均田制逐渐解体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趋于破产，变成流民。据760年统计，国家控制的人口仅1699万多，其中纳税的237万多，与755年相比，国家控制的人数减少3593 万多，纳税人数减少521万多，这样，就使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以上种种情况，公元780年杨炎上书唐德宗，提出实行两税法的计划，获批准后开始在各地推行。
　　　　（2）两税法的内容
　　　　两税法征收的对象是户税与地税，户税与地税唐初就有，但没有制度化，现在加于法定，以代替租庸调。赋税分夏秋二季征收，故名“两税法”。主要内容据《新唐书.杨炎传》载，有以下几点：
　　　　１、量出制入，中央政府作出一年财政预算，根据预算总额摊派各地征收。
　　　　２、不分主户客户（逃亡外地居住的户），以居住地登记户籍。不管丁男中男（即不管年龄大小），以财产多少定户等（9等），按户等征收不同的税（户税）。
　　　　３、两税分夏、秋二次征收，夏税限于六月，秋税限于十一月。
　　　　４、租庸调及杂税一律取消，但保留丁口登记的册子。
　　　　５、田亩也收税，以大历十四年（779年）的全国垦田数字作标准，平均征收（田税）。
　　　　６、没有固定住所的商人，所在州县依照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收税。
　　　　（3）两税法的意义
　　　　两税法以财产（包括田亩）多少为标准收税，多少减轻了一些劳动人民的负担。改变了安史之乱后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有了比较统一的税制。改变了过去不问贫富、只问身丁的现象，“资产少者则其税少，资产多者则其税多”。相对比较合理。同时也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为以后的税制改革开了先例。
　　　　但是两税法也有弊病，它不仅没有阻止土地兼并，反而使之加剧。而且两税法的税额是钱，但要以实物折合上交，这给各地官吏的贪污有机可乘。而且，两税法实行不久，统治者又巧立名目想法搜刮，苛捐杂税又纷纷恢复，百姓负担仍然很沉重。
　　5.3 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安史之乱中，北方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受到很大的破坏，安史之乱后，恢复也不很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南方，安史之乱中，江南地区相对比较安定，没有受到破坏。同时，战乱中北方大量人口进入江南，给江南地区带来了大量劳动力与先进生产技术。所以，江南地区的经济在唐后期发展速度很快，并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全国财政经济的重心。
　　　　唐后期，大量劳动力南移。据《元和郡县图志》载：“730年吴郡（江苏苏州）户6万8千，洪州（江西南昌）户5万5千。到810年，两地分别增加到10万户与9万户。劳动力的大量增加，使大片荒地开垦，兴修水利也大规模开展。如在江苏武进开孟渎（音毒），引长江水，可溉田四千顷、在南昌建斗门控制江水，溉田一万二千顷。水利的大量兴修，使许多荒地变成水旱保收的良田。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不仅保证南方地区供应，还经常调运到北方。当时有人（权德与）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与传》)。文学家韩愈也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昌黎文集》卷4)。南方已成为全国财政的重心。
　　　　另外，南方的采矿业、造船业也发展很快，大大超过北方。
　　　　唐前期，北方有许多商业中心，安史之乱中大多毁于战火。而南方的商业城市日益增多，南方成为全国商业中心。
　　　　在各商业城市中，夜市己很普遍。王建有诗《夜看扬州市》：“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如今不似昇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还有《送友游吴越》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都生动地描绘了江南商业城市中夜市的繁华。
　　　　在许多商业城市出现的同时，在农村中或一些城市的郊区还开始出现定期的集市——“草市”、“村市”。它们大大加强了城乡之间的物资交流，为以后小城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这—时期南方商业的发展中，有一个重要事件值得注意，即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汇兑制度——“飞钱”。“飞钱”的出现，是我国古代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标志着古代商品经济己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具有进步意义。
　　　　另外，在各商业城市还出现了邸店——货物寄存处。柜坊——存钱，类如银行。但要收取保管费）。
　　　　总之，唐后期南方经济发展很快，但是统治阶级也加紧压榨，阶级矛盾仍在不断加剧。
　　6.唐朝的文化艺术和宗教
　　　　唐朝以前，史书大都是私家著作，唐太宗开始设立史馆，指定专人编修前代和本朝国史，并令宰相监修。从此，作为正史的纪传体史书的编修工作，完全操于封建政府之手。
　　　　史书编修工作上的这一重要变化，反映出封建统治者更加重视总结统治经验，加强思想控制。唐以后各朝沿袭此制，连续修史，遂相沿成为一种制度。唐代编成的正史很多，二十四史中，唐朝编修的有八部，即《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六部，以及由李延寿私人编修而获得政府批准成为正史的《南史》和《北史》两部。鉴于梁、陈、北齐、周、隋五史没有《志》，后来又增修了《五代史志》，这就是现在《隋书》中的《志》。
　　　　唐代时期，科举都要考试儒家经典，因而推动了经学的发展。其经学发展的突出表现有：首先是考订经文。唐太宗以儒经“文字多讹谬”，不利于学生学习，令颜师古考订《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和《左传》等五经经文。颜师古多所订正，撰成《五经定本》，后颁布全国，成了官定的统一课本。 837年（开成二年），在郑覃的建议下，唐政府又刻成了著名的《开成石经》。
　　　　《石经》现存陕西省博物馆，共114石，650252字。以上工作消除了五经文字歧异的弊病。其次，解释经义。唐太宗还令孔颖达与诸儒撰五经义疏。孔颖达采摘南北朝时期经师的义疏，成书180卷，名曰《五经正义》，消除了经学的门派之见。
　　　　在唐朝文学中，成就最为辉煌的是诗歌。清人所编的《全唐诗》，收集了唐朝2200多个诗人的48900多首诗，其数量之众多，内容之丰富，风格流派之多样，远远超出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唐朝诗歌能获得空前发展，除了社会经济繁荣的基本原因外，还有多方面的因素。唐朝是庶族地主大量涌上政治舞台的时期，给诗坛增添了一大批新诗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风格来反映现实生活，使唐诗能够突破六朝门阀的只重形式、不重内容的浮靡文风，丰富、充实了诗歌的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魏晋以后，诗歌这种文学形式渐趋成熟。隋统一后，促使南朝的绮丽文风与北朝的质朴风格相融合，这都为唐诗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唐朝科举以诗赋取士，封建帝王们对诗歌的提倡，刺激了当时文人诗歌创作的热情。另外，当时国内各民族的融合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也为诗歌增添了新的营养。所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唐诗创作繁荣。
　　　　在初唐诗人中，号称“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成就颇大。陈子昂作为一个诗歌改革者，对树立内容充实、语言刚健质朴的新诗风，做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唐诗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才华横溢的诗人大量涌现，相互争辉。王维、孟浩然等以优美的田园山水诗闻名，高适、岑参等以悲壮豪迈的边塞诗著称；李贺以善用形象思维、表现手法奇特而别树一帜；李商隐以色彩艳丽的《无题》诗蜚声诗坛。在唐代众多的诗人中，最著名的是李白、杜甫和白居易三人。
　　　 　在南北朝时期占统治地位的骈文，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用典，文风萎靡，形式僵化，内容空洞，不能反映丰富的现实生活。随着唐朝庶族地主势力日益占据优势，士族地主势力迅速衰微，这种贵族文体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于是出现了提倡古文的运动。
　　　　所谓古文运动，名义上是要求恢复周、秦、汉时期的古代散文体，好像是一个复古运动，实际上却是要在继承古代散文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自然质朴、注重内容的新散文体来代替走入绝境的骈文，是一个企图使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适应时代要求的革新运动。唐初的陈子昂是这个运动的奠基者，而古文运动的主将是韩愈。
　　　　韩愈力图在古代散文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更便于表达思想的新散文体。他提倡继承和吸收从六经、庄骚到司马迁、司马相如的古文成果，但反对只学古文的形式而不学精神。他强调写文章要有创造性，反对因袭模仿。他把自己所倡导的新散文体广泛地应用于各方面的写作之中，先后写出了三百多篇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散文。其作品气势磅礴，感情充沛，文字精炼，语言生动，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柳宗元在古文运动中的作用虽然不及韩愈，但他的四百多篇散文却有很高的成就。他不仅写出了《天说》一类宣传无神论的名文，还写出了《捕蛇者说》等揭露当时社会黑暗的作品。这些作品语言简洁，文笔生动，思想性强，感染力深，是唐朝散文中的杰作。此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生动逼真，也有很高的造诣。
　　　 　唐朝中后期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于是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传奇小说。与六朝的志怪小说相比，在传奇小说中活动的主角，已经不是神鬼，而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因此作品具有比较丰富的社会内容。另一方面，唐代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表达能力强的新散文体，诗歌的发达也为其输送了丰富的营养，因此，传奇小说的创作艺术，在各方面都有新发展。
　　　　可以说传奇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古典小说开始脱离了萌芽状态，渐渐发育成形了。著名的作品有沈既济的《枕中记》，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陈鸿的《长恨歌传》、《东城老父传》，白行简的《李娃传》，蒋防的《霍小玉传》，元稹的《莺莺传》等。
　　　　当时，佛教僧侣在对普通人进行宣讲时，往往把经文通俗化、故事化，散文和韵文结合，夹叙夹唱，并配有图画，以加强效果。这种讲唱形式，称作俗讲。俗讲的话本，称为变文。由于这种形式生动活泼，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因此，变文很快就从最初讲唱佛经故事，发展到包括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传记等社会生活的内容，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它对当时的传奇小说、后来的宋人话本以及民间的弹词说唱都有很大的影响。
　　　　唐朝的雕塑艺术，以石雕和泥塑最为多彩。如洛阳龙门、永靖炳灵寺等石窟中，有许多唐代的石雕造像，或造型雄伟，或刻划细腻，都是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四川乐山的石雕大佛坐像，高71米，雄伟自然，是中国最大的石佛像。
　　　　在陵墓石雕中，唐太宗墓前的著名浮雕石刻昭陵六骏，刻划了六匹骏马的不同姿态、性格和神情，十分生动逼真。此外，乾陵和顺陵前的巨大雕刻群都极为壮观、精美，也是唐代石雕中的珍品。
　　　　著名的敦煌千佛洞是世界上罕见的艺术宝库。现存的492个洞窟中，唐窟达213个，几乎占了总数的一半。其中的立体泥塑佛像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放射出健美的光彩。它们常常与壁画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显示出雕塑艺人的高度智慧和才能。唐朝墓葬中出土的三彩陶俑，都塑造得精致细腻，神灵活现，是世界上享有盛名的雕塑品。
　　　　唐朝绘画不仅名家辈出，而且在题材内容、绘画技法方面都有很大进步。初唐绘画，以宗教佛像和贵族人物画为主。名家有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等，现存的《太宗步辇图》和《历代帝王图》就是阎立本的杰作。
　　　　盛唐以后，人物画开始以世俗生活为内容，山水画也日益兴盛起来。最有成就的画家是吴道玄（又名吴道子），他是画工出身，对人物画和山水画都有很高的造诣，有“画圣”之称。现存的《送子天王图》，据说就是他的作品。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以画金碧山水著名，设色绚丽，描绘工细，是山水画北派之祖。诗人王维首创水墨山水画，他的山水画精炼、淡雅，富有诗意，为山水画南派之祖，对后世影响很大。
　　　　唐朝还有许多长于画花鸟禽兽的画家，如薛稷画鹤，曹霸、韩干画马，韩滉、疵丛画牛，都著称于世。寺院、石窟和陵墓中的壁画，是唐朝绘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敦煌千佛洞的壁画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极为罕见，其题材虽以佛经故事为主，但也大量地反映了唐代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形象化资料。
　　　　在陕西西安附近发掘的唐朝淮安王李寿、章怀太子李贤、懿德太子李重润、永泰公主李仙蕙等陵墓中出土了大批壁画。这些作品色彩鲜艳，场面宏伟，内容极其丰富。如李寿墓中的牛耕、耧播、牛车、杂役等画面，形象地反映了唐人的生产和生活情景。李贤、李重润等墓中的出行图、游猎图表现了贵族的穷奢极侈场面。而客使图则描绘了国内各民族的亲密关系和对外的友好往来，等等。这些壁画都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史料价值。
　　　　唐朝是中国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阶段。
　　　　初唐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四人的楷书潇洒飘逸，端严遒劲，继承了南朝二王书体的风格。孙过庭是有名的草书家兼书法理论家，有亲书《书谱序》一卷传世。
　　　　唐中期的大书法家有颜真卿、怀素等。颜真卿把篆、隶、行、楷四种笔法结合起来，创造了方正敦厚、沉着雄浑的新书体，称为颜体，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著名作品有《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等。怀素的草书刚劲有力，奔放流畅，是书法艺术的珍品，《自叙帖》是其代表作。
　　　　唐后期的名书法家柳公权以楷书见长，他融化诸家笔法，自成一体，世称柳体。
　　　　唐朝在融合国内各民族乐舞的特点和吸收外来乐舞养份的基础上，创造了风格多样、优美和谐的中国民族乐舞。
　　　　高祖时沿用隋朝的九部乐。太宗定乐为十部，即燕乐、清商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乐队规模很大，中外乐器和乐曲竞相争辉。其后，乐又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坐部伎有六种乐，演奏时坐于堂上，立部伎有八种乐，演奏时立于堂下。唐玄宗本人也是一个音乐家，他曾选坐部伎子弟三百人和宫女数百人，在梨园教以音声，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反映了当时音乐的盛况。
　　　　唐朝舞蹈分为健舞和软舞两种，舞时配以音乐。健舞姿势雄健，舞曲有剑器、胡旋、胡腾等。软舞姿势柔软，舞曲有凉州、回波乐、鸟夜啼等。当时，来自中亚的柘枝舞流行一时。盛唐时，流行由西凉传来的霓裳羽衣舞，白居易《霓裳羽衣舞歌》对此有所反映。但舞者服饰华丽无比，非宫廷豪家无法演出。
　　　　唐代杰出的天文学家一行（683年～727年）和尚，本姓张，名遂，魏州昌乐（河南南乐）人。724年（开元十二年），跟一行和尚同时的一位工程技术专家梁令瓒和工匠们一起，创造了一架黄道游仪，用来观测日、月的位置和运动情况。一行通过观察，发现了恒星位置移动的现象。这比英国天文学家哈雷在 1718年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早了将近一千年。
　　　　724年，一行还倡议在全国二十四个地方测量北极高度和冬夏至日和春秋分日的日影长度，并设计了一种叫做复矩图的仪器，用来测量北极高度。一行从这次测量中算出南北两地相差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合现在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经度）一度的长度。它与现代测量子午线的长度111.2公里相比，虽然还有较大的误差，但这种用科学方法实测子午线的工作在世界上还是第一次。
　　　　一行从725年开始修制新历，到727年（开元十五年）完成，取名《大衍历》。这部历法系统周密，结构合理，比较符合天文实际，是当时的先进历法。后来的历法家几乎都是按照它的结构来编写历法的，直到明朝末年吸收西洋历法后才有所改变，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最早的印刷术是雕板印刷，大约在7世纪中期，已经有了雕板印的佛像。到8世纪80年代，有了作为商人纳税凭据用的“印纸” 出现。
　　　　824年（长庆四年），在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写的序文中说到，有人拿白诗的写本和印本在街头叫卖或换取酒茶。到文宗大和年间，四川和江淮一带民间已经每岁“以板印历日”，在市场出售，以致不等朝廷颁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可见在唐后期雕板印刷已相当发达。
　　　　唐代土木结构的建筑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阶段。
　　　　当时首都长安城就是一个规模宏伟、世界上仅有的建筑群。据近年考古工作者的实测，长安城南北长8651米，东西宽9721米，周长36.7公里，面积达84平方公里。城内有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三个宫殿区，建有雄伟的宫殿和亭台楼阁；宗庙社稷、官衙廨署布列在皇城之内，街道宽阔挺直，里坊整齐划一，宗教寺院、公卿官员府第林立，组成了这座宏伟壮观的大都城。长安城的建筑设计对国内外的城市建设有着直接的影响，当时国内各州城和日本国的都城建设皆竞相仿效。
　　　　现存的唐代殿堂建筑有山西省五台县境内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东大殿，它们是国内目前仅存的两座木结构古建筑。而西安市的大雁塔和小雁塔则是唐塔中最享盛名者。
　　　　唐代医学有很大的发展，不但分科较细，而且名医倍出，其中最杰出的是京兆华原（陕西耀县）人孙思邈（581年～682年）。652年（永徽三年），孙思邈写成了第一部医学著作《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三十年后，又写成了《千金翼方》三十卷，以补前书之不足。通常把这两部著作简称为《千金方》，这是孙思邈一生辛勤探索的结晶。
　　　　孙思邈在书中总结了唐以前历代医家的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收集了5300多个药方。他对妇科和儿科特别重视，把他们列在卷首，主张独立设科。他注意药物配伍和辨证施治，首创复方，提出一方治多病或多方治一病的方法。在药物的采集和应用方面，孙思邈也有突出的成绩。
　　　　《千金方》共收载了八百余种药物，对其中二百多种药物的采集和炮制还专门作了记述。由于孙思邈对药物学和医学所作的巨大贡献，博得了人民的尊敬和爱戴，被后世尊称为“药王”。
　　　　唐朝医学的另一个杰出成就，是在659年（显庆四年）由苏敬等人集体编修的，图文并茂的药物学专著《唐新本草》。此书共五十三卷，收集药物844种，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颁定的药典。
　　　　从波斯传来的有祆教、摩尼教和景教。祆教又名拜火教，曾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国教。唐代长安、洛阳、武威、敦煌等地都设有祆祠。唐政府中设有萨宝府，是专管祆教的机构。
　　　　694年（延载元年），波斯人拂多诞持摩尼经典《二宗经》来朝，这是摩尼教传入中国之始。回纥助唐平安史之乱时，曾从洛阳携带四个摩尼教师回国，摩尼教又传到回纥地区，并成为回纥的国教。768年（大历三年），唐代宗准许回纥在长安建摩尼教寺，赐额“大云光明寺”。771年，回纥又请于荆、扬、洪、越等州建大云光明寺，这说明摩尼教在南方也有所流传。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支派。638年，唐太宗下诏准许波斯景教僧阿罗本在中国传教。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高宗时，允许在各州建景教寺院。
　　　　景教寺原称波斯寺，天宝年间玄宗令改名大秦寺。现藏陕西省博物馆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在唐朝大秦寺遗址上出土的珍贵文物。碑文记叙了景教在唐代传播的情况，还用叙利亚文和汉文对照刻了七十二个景教僧徒的名字。
　　　　此外，唐代在长安、广州、扬州等地曾有不少大食商人，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也在这些地区流传，据说当时长安就建有清真寺。
　　　　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主要是在西域胡商中流传，唐人信仰的并不多。在唐朝流行的主要宗教还是道教和佛教，其中又以佛教的势力最大，影响最深。
　　　　道教尊老子李耳为教主。因为唐朝的皇帝姓李，所以从李渊起皇帝就以教主的后裔自居，积极扶植道教，企图借助神权来巩固皇权。666年（乾封元年），高宗下令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进一步尊老子为大圣祖，令人画老子像颁于天下，要求生徒皆习《老子》、《庄子》等，又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文子为通玄真人，列子为冲虚真人等，以壮大道教的势力。玄宗还派人四处搜寻道经，编纂《道藏》3744卷。当时两京和各州府都建有玄元皇帝庙，道观也很多，仅长安就有三十所。据统计，到884年（中和四年），全国共有1900余所道宫，道士达1.5万余人。
　　　　佛教在唐代也有新的发展。由于南北朝以来新的佛经不断传入和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所以在唐代逐渐形成了许多佛教宗派。
　　　　各派虽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却是相同的。它们都提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迷信说教，引导人们逆来顺受，安心现状。所以，它们都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在诸派别中，以智?为代表的天台宗、以玄奘为代表的法相宗、以法藏为代表的华严宗和以慧能为代表的禅宗的影响较大。7.唐朝的交通
　　　　当时的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重要的交通干线有以下几条：（1）从长安往东经东都、汴州（河南开封）达山东半岛；又自汴州北上可到幽州（北京），南下可达扬州。（2）从长安往西北经兰州、出敦煌通西域；又自兰州经鄯州（青海乐都）可到吐蕃。（3）从长安往西南经汉中达成都，由成都可到南诏。（4）从长安往东北经河东（山西运城）到太原；又自太原经幽州可达营州（辽宁锦州市西北）及东北地区；经云州（山西大同）可到回纥。（5）从长安往南经襄州（湖北襄阳）、潭州（湖南长沙）、衡州（湖南衡阳）到广州，又自衡州能到邕州（广西南宁）。
　　　　当时，大运河沟通了南北水道，使全国的水上航运事业也空前发展起来。所谓：“弘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可见当时水上交通是很发达的。 唐承前旧制，在水陆交通要道上大致凡三十里设一驿站，全国有水驿260所，陆上1297所，水陆相兼驿86所，共有驿站1644所。陆驿备有马，水驿备有船，以供官吏往还和政府文书的传递。在交通要道上除国家设置的驿站外，还有私人开设的接待客商的店肆，各店不仅出卖酒饭，而且“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

　　7.1 唐朝的邮驿

　　“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隋唐邮驿盛况
　　　　隋唐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是我国历史上历来为史学家称颂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邮驿，也达到空前繁盛的阶段。
　　　　隋唐时期邮驿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隋唐继续发展南北朝时的驿传合一的制度，“驿”代替了以往所有的“邮”、“亭”、“传”。驿的任务包罗万象，既负责国家公文书信的传递，又传达紧急军事情报，还兼管接送官员、怀柔少数民族、平息内乱、追捕罪犯、灾区慰抚和押送犯人等各种事务，有时还管理贡品运输和其他小件物品的运输。隋唐时期的驿遍布全国，像一面大网似地密布在全国交通大路上。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水驿260个，陆驿 1297个。那时，专门从事驿务的员工共有20000多人，其中驿夫17000人。这是一支很庞大的邮政队伍。驿夫又称驿丁。根据不同的驿站等级，驿丁的配备数目不同。《大唐六典》载，唐代最大的驿称为都亭驿，是国都所在的驿站，每驿配驿夫25人。各道陆驿分为六等：第一等驿配驿夫20人，二等驿配驿夫 15人，三等以下递减，最后一等第六等驿为驿夫二至三人。水驿则根据驿务繁闲，也分为三等：事繁水驿配驿夫12人，事闲配驿夫九人，更闲水驿配备驿夫六人。有些学者据有关各种资料统计，有唐一代，全国的驿夫数实不止上述17000人，有许多盛唐时期新增之驿，尚未统计在内，其总数合计当在25000人以上。这和1949年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全国邮政人员总数几乎相当。这说明唐朝邮驿事业确是发达的。
　　　　那时，交通线路畅通全国各地。著名散文家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中记载，唐时以首都长安为中心，有七条重要的放射状的驿道，通往全国各地。第一条是从长安到西域的西北驿路，自长安经泾州（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北）、会州（治所在今甘肃靖远北）、兰州、鄯州（治所在今青海乐都）、凉州（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瓜州（治所在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治所在今甘肃敦煌）直达安西（今库车）都护府。第二条是从长安到西南的驿路，自长安经兴元、利州（治所在今四川广元）、剑州（治所在今四川剑阁）、成都、彭州（治所在今四川彭县）、邛州（治所在今四川邛崃）直达今川藏地区。第三条是从长安至岭南的驿路，由长安经襄州（治所在今湖北襄樊）、鄂州（治所在今武汉市武昌）、洪州、吉州、虔州（治所在今江西赣州）直达广州。第四条是从长安至江浙福建的驿路，由长安经洛阳、汴州、泗州、扬州、苏州、杭州、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衢州（治所在今浙江衢县）直达福建泉州。第五条是从长安到北方草原地区的驿路，自长安到同州（治所在今陕西大荔），再经河中府（治所在今山西永济）、晋州（治所在今山西临汾）、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直达北方单于都护府。其他两条各自长安至山东、东北地区和荆州、夔州（治所在今四川奉节县）、忠州等四川云贵地区。这些驿道，通过的驿站，在《唐书.地理志》和柳宗元的《馆驿使壁记》中都有具体的记述。可见这是唐朝驿道纵横的实际情况，丝毫没有夸张成分。在宽敞的驿路上，则是：“十里一走马，五里一扬鞭”、“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那时邮递效率非常之高，据推算，中央的政令一经发出，两个月内便可推行全国。
　　　　除国内七条主要邮路外，唐朝对外还有若干国际性的驿道。中唐有一位地理学家贾耽，写过一篇《记四夷入贡道里》，说到唐朝的国际交往线也有七条：一为从营州入安东道，二为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三为从夏州、云中至蒙古草原道，四为入回鹘道，五为安西西域道，六为安南天竺道，七为广州通海夷道。通过这些水陆通道，可通往朝鲜、日本、中亚、印度和东南亚各国。
　　　　因为全国空前的大统一，隋唐时期从中央发至各地和由各地送达中央的官方文书特别多。仅各州送到中央的统计材料，每年即达50万张。《新唐书》记载，中唐著名诗人元结在道州（治所在今湖南道县）任上做刺史才不足50天，收到的各地文书就有200函之多。
　　　　隋唐邮驿的发达，推动了全国经济的发展，保证了中央各种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7.2 完善的隋唐邮驿制度
　　　　隋唐时期，邮驿制度的完善，保证了全国驿传的正常进行。
　　　　隋朝国祚甚短，史书上关于邮驿系统的记载不多，但零星留下的史料，也足以使我们观察到当时邮传的效率。《隋书》记载，隋炀帝亲征高丽，30万大军就是凭邮驿结集的。当隋军集中于涿郡时，炀帝下诏：“凡此众军，先奉庙略，驰驿引途，总集平壤。”杨玄感叛乱时，隋炀帝两次发兵讨伐，都依靠全国的驿路，终于平息了这次兵变。炀帝时，兄弟汉王谅叛乱，权相杨素授权李子雄出兵进讨，所依赖的军队，也是在幽州“传舍”附近临时召募的《隋书.李子雄传》。
　　　　到李唐建国以后，邮驿制度在隋朝的基础上，更加完善。通过《唐会要》和《大唐六典》关于邮驿的律令，可以看出唐王朝存在一个相当完备的邮驿系统。在王朝中央和地方，有专职的邮驿官吏。按照《唐六典》的记载，唐朝政府规定，六部中的兵部下设的驾部郎中，专管国家的驾舆和驿传之事。驾部郎中同时也管马政，这样可以方便于邮驿中马匹的统一使用。在地方，唐朝有一整套的邮驿管理机构。诸道节度使下，有专管邮驿的馆驿巡官四名；各州，则由州兵曹司兵参军分掌邮驿；到县一层，则县令兼管驿事。至于县以下的乡一层，《通典》记载，唐玄宗以前，主理驿务的称为驿将，本不固定，由当地“富强之家主之”，到唐肃宗以后，改由政府任命驿长主管。这一套十分完备的邮政机构，管理着全国两万多名邮官、驿丁和总计约五万里驿程的邮路。除此而外，唐政府还有定期对全国邮驿的考核制度。《唐会要》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曾让各道观察使任命判官，到各州县考核邮驿事务，完成任务者有奖赏，有违法越轨行为者将受到惩罚。考核而外，还有不定期的巡视。唐玄宗、肃宗、代宗时都曾派政府大员到各地视察邮驿执行情况。为保证邮驿的正常运行，不受盗贼和地主豪贵的干扰，唐政府在各驿站还设有防兵。唐代宗时在洛阳至淮河的运河两岸，每两驿置驿防兵300人。唐朝规定30里一驿，即每里有驿兵五人。这是相当有效的一支保障邮驿畅通的队伍。
　　　　唐朝规定，全国各地的邮驿机构，各有不等的驿产，以保证邮驿活动的正常开支。这些驿产，包括驿舍、驿田、驿马、驿船和有关邮驿工具、日常办公用品和馆舍的食宿所需等等。唐王朝是我国历史上富盛的帝国，一切都甚讲排场，清朝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评论说，唐朝“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府舍必皆宏敞”。唐朝的驿舍也“丰屋美食”，比较“雄大”。唐朝的驿田，按国家规定，数量也较多，据《册府元龟》记载，唐朝上等的驿，拥田达2400亩，下等驿也有720亩的田地。这些驿田，用来种植苜蓿，解决马饲料问题，其他收获，也用作驿站的日常开支。唐朝陆驿备有驿马，水驿备驿船。按《唐六典》规定，陆驿上等者每驿配备马75至60匹不等，中等驿配45至18匹，下等驿配12匹至8匹。唐朝时驴也成为通常的运载工具，所以有些驿站也配有驿驴。水驿则配备驿船，从四艘至一艘不等。除上述外，唐政府每年还固定给各驿站经费补助，每年从全国各地收上驿税约150万贯左右，分到每个驿站经费约1100贯。
　　　　完备的邮驿管理制度和充足的驿传经费，保证了唐朝邮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正常运行。沿途从事传送政府文书的官员待遇是优厚的，连基层邮驿一站之长的驿长，也能过上悠闲的生活。在太平时期，有些小站驿长，因客稀事简，有时竟能以诗酒消磨时光。唐诗人赵嘏[jiǎ甲]有一首《赠馆驿刘巡官诗》说：“云别青山马踏尘，负才难觅作闲人。莫道馆驿无公事，诗酒能消一半春。”晚唐诗人李商隐也有诗曰：“绛台驿吏老风尘，耽酒成仙几十春。”当然这是个别的例子。一般情况下，驿长的邮务还是够繁忙的，就像柳宗元在《馆驿使壁记》文中所说的一样：“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送往迎劳之礼，无旷于日。”
　　7.3 种类繁多的邮驿服务和通信方式
　　　　唐朝对邮驿服务范围，有详细的规定。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动用邮驿呢？唐朝法律规定了明细规则13条，内容包括：军务紧急报告；在京诸司须用；诸州急速大事须汇报；国事活动时各州的奉表祝贺；诸道租庸调附送驿务；在外科举人员进京应考；政府要员过往迎送；政府官员因公去世家口还乡照顾等等。上述乘驿给传人员，概称“驿使”。这是一种不同于平日递送邮驿文书的驿丁的高级使者，他们因级别的不同，各享受不同的驿送待遇。根据《新唐书.百官志》的规定，一品官可给驿马八匹，二品官六匹，三品以下五至二匹不等。高级驿使和普通驿使（驿丁）在驿路上行使驿权，都需要特殊凭证。在唐朝通常有四种凭证：一曰银牌，由门下省统一发给，是一种宽二寸半长五寸的银制牌，上有隶书“敕走马银牌”五字；二曰角符；三曰券；四曰传符。后两种都是纸质证明。角符何种形状，史无明载，估计形状似角。有了上述证明，在全国驿道和关口才能通行无阻。
　　　　隋唐时期，一般公文传递，分水驿和陆驿两种。水驿负责传递文书的有驿夫、水夫。他们的生活相当艰苦。唐代诗人王建曾有一首《水夫谣》的诗，描述他们的生活说：“苦哉生长当驿边，官家使我牵驿船。辛苦日多乐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鸟。……衣寒衣湿披短縠，臆穿足裂忍痛何！”水驿送信，唐政府有一定的期限规定。一般规定在逆水行重舟时，河行每日30里，江行每日40里，其他45里；空舟行驶，则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在顺水中，则不管轻重舟，一律规定江河行一日100至150里。陆驿一般有马递和步递两种，后来又添驿驴传递。马递按唐政府官方规定，快马要求一天走六驿，即行180里左右，再快些则要求日行300里。最快的要求则为日驰500里——这是用于送赦书等紧急公文的速度。赦书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自然要求更快一些。步递人员在唐朝称为“步奏官”、“健步”、“脚力”、“送铺卒”等，这些名词表示不同的等级，其速度要求步递人员一天行走50里。
　　　　唐时建立了“明驼使”的组织。什么叫“明驼使”呢？据明人杨慎的考证，就是用一种能快行的骆驼来负担传递公文书信的任务。这种骆驼，“腹不帖地，屈足漏明”，能日行千里（《丹铅总录》卷十三）。又一说此驼“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驰500里”，所以叫做“明驼”（《杨太真外传》卷下）。据说唐玄宗时著名番将哥舒翰就使用过这种“明驼使”，经常派使者乘这种骆驼进京奏事，往往日行500里。杨贵妃也曾私自用明驼使将交趾上贡的龙脑香寄给安禄山。此外，武则天还曾创办一种叫做“匦［guǐ轨］”的木箱，收受民间各种来信。内容无所不包，可以毛遂自荐，可以请求伸冤，也可以给政府提意见，还可以把自己的好作品，尤其是为武则天歌功颂德的文章，投在这种信箱里。这也可以算作当时的一种特殊的了解下情的通信方式吧。
　　7.4 “进奏院”与《开元杂报》
　　　　“进奏院”的情报机构是从唐朝中期正式建立的。这是一种地方驻守在中央的了解情况的联络机构，颇为类似现在在首都北京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驻京办事处。这一机构定期把中央或首都发生的一些政界、军界大事，包括官员的任免、军事快报、皇帝行踪等，向本地区的首脑人员汇报，这些首脑人物在当时具体来说主要是节度使。
　　　　进奏院最早起源于每年各地朝集使在京城居住的临时房舍。从唐太宗贞观年代起，才开始正式由有关部门给他们建造专门邸舍。唐代宗大历年间（公元 766—779年），由于藩镇逐渐强大，都需要在京师安排自己的耳目，及时了解中央的动向，因此正式改名为“进奏院”。这名称表面上好像是地方及时向中央 “进奏”本地情况，但实际上主要任务是收集中央和其他各地的情报。到唐朝后期，这种进奏院在长安多至50多个。
　　　　进奏院的官员级别较高。最高时，他们的职位相当于中央的御史大夫，即副宰相的级别。他们自有一套通信系统，但主要还是利用官驿的设备。
　　　　进奏院的出现，促进了一份新闻报纸的问世，这就是《开元杂报》。新闻史家们认为这是我国第一份报纸。《开元杂报》是一份雕版印刷的文书，是由进奏院人员编辑的。内容包括从各处进奏院收集来的军事、政治情报。不定期出版，每期单张，字数不多，大体上每行15字，每页13行，一律楷书大字，有界栏而无中缝。从其印刷的份数和读者面来说，这份报纸还比较原始。可惜的是因为当时印得很少，读者又仅限于进奏院的少数上层官员和各地节度使，所以遗留于世极稀。盛唐时的《杂报》保留到中唐时期的已寥寥可数了。中唐人孙樵曾见过数十百条，其内容有：“某日皇帝亲耕藉田”，“某日百僚行大射礼”，“某日诸蕃君长请扈从（跟从皇帝）封禅”，“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在朝廷上争论）”等等。大体上相当于现在日报的每日要闻。可惜的是，自孙樵后，人们就很难见到了。如今我们只是从孙樵的《读开元杂报》一篇文章中才知道那时有这样一份报纸。
　　　　但是，从进奏院的机构和《开元杂报》的问世，我们可以了解到隋唐时期通信事业的发展，了解到《杂报》和各地邮驿的密切关系，了解到那时消息的畅通，从一个方面说明了邮驿事业的发达。
　　7.5 隋唐的“水电报”和空中通信
　　　　隋唐时期，出现了“邮筒”这样一个名词。这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常见的街道或邮局门前的那种邮筒，而实际上是那时的一种水上邮件运输工具。
　　　　隋唐时期的“邮筒”记载，最早见于《隋书》。书中谈到隋军平陈时，因“水陆阻绝，信使不通”，大将史万岁急中生智，想出一个妙法，把告急信放在竹筒中，浮江而下，漂到了主帅杨素那里，战况很快一清二楚了（《隋书.史万岁传》）。这种方法到唐朝时一再被沿用。诗人李白和文学家元稹，在和朋友的通信中，便几次用过这种邮筒传书的方式。李太白的诗中有“挑竹书筒”的提法，元稹曾用竹筒盛放书信寄给白居易。元稹和白居易、钱徽、李穰［ráng瓤]四位诗人交往密切。他们分别在杭州、吴兴、吴郡（今苏州）、会稽（今绍兴）四地做官，互相之间经常诗书往来，就是用上述这种水上邮筒。这一事实，被文坛誉为雅事。唐朝诗人贯休，在自己诗里也曾称道这种邮筒送信方便而又风雅，“尺书裁罢寄邮筒”，可见当时颇为文人所欣赏。
　　　　隋朝末年，还有一次类似欧洲史上“瓶邮”的通信。隋炀帝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到北边巡狩，不料被突厥围困在雁门。当时也是信息不通。炀帝十分着急，便想了个办法，命人用木系诏书，放入水中，令其顺汾水而下。沼书被援军接到，一个月后援军来到，突厥不得不解围而去。这是一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的特殊通报军情的方法。后来，清末的四川革命党也曾用过此法，把清政府屠杀民众的消息传播出去，在当时号为“水电报”。
　　　　隋唐时期的“空中通信”，是指使用风筝、信鸽等的通信方式，当然不是现在的飞机航空。唐朝的风筝通信，史书记载的最有名的一次是公元781年张伾［pī披］的风筝报警。这年，河北节度使田悦反叛朝廷，出兵围困了临洺（今河北永年），临洺唐军守将张伾坚守待援。他为了向周围友军求援，把告急书附在风筝上，高高飘起百余丈。叛军纷纷向风筝射箭，都没有射中。最后告急信终于到达援军处，内外夹攻，政府军取得了胜利。除此而外，“空中通信”的方式就数张九龄的信鸽送书最为有名了。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时候的著名宰相，史载他少年时代家中养着一大群鸽子，每与亲朋好友书信往来，都把书信系在鸽子腿上，指令它飞往固定的地点，以此和亲友互通信息。张九龄把这些信鸽号为“飞奴”。此外，唐朝的野史和传说中，还有燕子和海东青送书的记载。这些都应该算做唐朝时的“空中通信”形式。
　　　　上述一些通信方式的出现，说明隋唐时期通信已为人们日常需要。人们的交往多了，自然要求有各种各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通信工具不足，便想出一些特别的通信方式来。
　　　　唐朝还有一个关于“绿衣使者”的故事。这个名称后来落在了从事邮务的工作者身上，成为邮差的别名。自本世纪30年代以来，我国规定邮政人员衣服全用绿色。其实，唐朝“绿衣使者”的故事，与邮驿完全无关。这个故事发生在唐玄宗时候，长安城里住着一个富户，他的妻子刘氏与邻居李弇［yǎn眼]私通，合谋把这富人害死，丢在后院井中。刘氏假意向官府报案，说是丈夫失踪。县官日夜派人查访，抓了许多嫌疑犯，但始终找不到真正凶手。一天，忽然富户堂上养的一只鹦鹉张口说出话来：杀家主者，刘氏和李弇也。这样，官府才破了案，把凶犯正法。这件事由官府上报给唐玄宗，玄宗大为感叹，封这只鹦鹉为“绿衣使者”。从此，这个名称就传了下来。
　　7.6 唐代馆驿诗话
　　　　前面说过，唐朝时候，驿与传合并为一，驿兼有通信机构和官方招待所的双重职能。作为招待所，唐朝的驿舍，原先大多设在州、县城内，以方便来往官员休息和驿夫传递书信公文的业务。著名文人韩愈《记宣城驿》文说：“此驿置在古宣城内。”与他同时的诗人刘禹锡在文中提到管城驿原先也建在城内。后来由于城门都有定时禁闭制度，造成一些急行公文不能按时到达州县政府。为了不妨碍驿递的及时运行，有些驿舍便设在州、县城外附近的地方。其中有的成为高级宾馆，十分豪华，形式很壮观。有些高级宾馆华屋连片，连大厅都有好几个，有“上厅”、“下厅”、“正厅”、“别厅”、“东厅”、“西厅”等等（《御史书使节》）。所以盛唐著名诗人高适以“丰屋美食”来形容他曾住过的陈留上源驿。唐朝文人诗家经常在驿中居住，因此这时便出现了许多关于馆驿的诗篇，对馆驿生活有生动的描绘。
　　　　对于唐时馆驿的豪华壮观，中唐诗人刘梦得一首题为《管城新驿》的诗文中，有生动的描写：“门街周道，墙荫竹桑，境胜于外也。远购名材，旁延世工。既涂宣皙，领甓［Pì僻］刚滑，求精于内也。”意思是门外有宽敞整齐的道路，周围栽着桑竹，像个小花园。门内则是名贵木材的建筑物，墙壁砖瓦全是高级的，装饰精美华丽。此外，驿馆内还有专门的厨房，备有牲口的厩，堆物的大仓库，别墅式的高级房间，高高的台阶和院墙，宽大宏伟的门楼，应有尽有。
　　　　当时天下最有名的驿馆数褒城驿。这是在今陕西境内的一座馆驿。唐代文人孙樵描写道：“褒城驿号天下第一”，“崇侈其驿，以示雄大”，一岁来此作客者“不下数百辈”（《孙樵集》卷三《书褒城驿壁》）。这座驿，厅堂庭廊极其宏丽，厅外有池沼，可以泛舟，也可垂钓，闲来还可凭栏赏月，景色迷人。褒城驿如此，其他的驿也不逊色。差不多都成了一座建筑华丽、风景幽美的园林。盛唐诗人杜甫曾咏赞过四川梓州通泉县的一个驿：“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杜甫还有另一首赞颂秦州（今甘肃秦安）驿舍美景的诗：“临池好驿亭，丛篁[huáng皇]低竹碧，高柳半边天。”这个驿舍面临一汪清沏的池塘，一片低低的碧绿的竹林子，池边高高的柳树遮了半边天。唐朝的其他诗人也有很多关于驿舍、驿馆的诗篇，如元稹诗：“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张籍的诗“采玉峰连佛寺幽，高高斜对驿门楼，无端来去骑官马，寸步教身不得游”。说明了中唐以后的驿舍，既有楼房，还建了高高的大门楼。诗人李远也有诗描写四川某地的驿说：“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这些诗，都说明了唐时驿的华丽。
　　　　在唐人李肇写的野史《唐国史补》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江南有一个驿吏，主动请新到的刺史去参观一处驿馆。他先带刺史去参观酒库，看到那里备有各色美酒，又带刺史到茶库，则各地名茶应有尽有，最后又到个酱菜库，则腌制好的各种蔬菜，香味扑鼻。看完后，这位刺史赞口不绝，十分满意。
　　　　驿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官方招待所。除此之外，唐时还有一种称做“馆”的设施，是属于地方政府设置的宾馆。馆的规模也不小，有的豪华程度不亚于驿。当时有人撰文描述唐兴县的客馆说：“崇高广大，逾越传舍，……回廊南注，又为复廊”（《唐兴县客馆记》）。
　　　　从唐代的驿馆制度，可以反映出唐代社会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可看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随着唐王朝的衰败，唐朝驿馆也日渐残破。孙椎描写晚唐时褒城驿的颓圮［pǐ匹]情况说：“视其沼则浅混而污，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甚芜，堂庑甚残。”清丽的池塘污浑了，池中的轻舟破烂了，庭中一片荒草，堂上残破不堪。孙樵指出，这都是往来的大小官吏“糜毁”的结果。
　　7.7 唐朝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
　　　　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随着唐朝国力的不断增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邮驿也有很大进展。当时，最明显的是今新疆地区驿路的建设。
　　　　那时，今吐鲁番一带为唐朝的西州。它北达庭州（治所在今乌鲁木齐），南到沙州，东抵伊州（治所在今哈密），西至安西，都有宽敞的驿路相通。西州内部建有驿路11条，据今存《西州志》残卷载，计有花谷道、大海道、银山道等。敦煌遗书《沙州图经》一共记载了20个驿站，名称有州城驿、横涧驿、阶亭驿、双泉驿、第五驿、悬泉驿、无穷驿、空谷驿等。可以看出，这些驿，有些近城，有些近涧泉，有些在惊险的山路上。值得注意的是，这20个驿集中在今敦煌县一个县境内。一县就有这么多驿，可见当时敦煌地区驿路是相当发达的，管理也十分严格。著名唐代边塞诗人岑参，在从敦煌西行到北庭都护府（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时，描写沿途的驿站设施说：“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前月发西安，路上无停留”。1973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挖掘出土的当年马料收支账，其中列出唐时驿名有交河、天山、神泉、达匪、银山、柳谷、柳中、赤亭等10多个。《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政府在今新疆地区还设有许多驿馆。如在焉耆设有吕光馆、新城馆，在交河设有龙泉馆，在碎叶、疏勒沿途设有谒者馆、羯[jié捷]饭馆等等。有些驿馆很明显是为了接待少数民族和外国客商的。从敦煌到新疆驿路沿途，行进着大批马、牛车队，还有沙漠运输的特种畜力——驼群。这些运输工具，使当时西部边陲地区，呈现一片忙碌景象。现在敦煌莫高窟三○二窟所保留的隋朝《驼车过桥》壁画，就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驿路的繁荣。这些珍贵材料，说明了唐时新疆地区确有发达的邮驿系统。
　　　　唐朝时候，周围还有许多少数民族政权。比如那时的西藏在吐蕃赞普管理之下。唐朝西北部还曾有过一个回纥，西南有一个南诏。从史料看，这些民族政权所在地区，邮驿事业也逐渐发展起来。唐末有一本笔记小说叫《因话录》，记载当时吐蕃法规定，每有急事，则派人驰马急报赞普，日行达数百里，使者 “上马如飞”，号曰“马使”。唐蕃通婚后，从长安到逻些（拉萨）有直通的驿道。中途的莫离驿、那禄驿、众龙驿、野马驿、农歌驿都是有名的驿。唐朝从四川通达吐蕃的驿路有好几条：一条称为西山路，由成都经灌县、蚕崖关、当风戍、汶川、西山八国，再沿梭磨河北上，进抵柘[zhè这]县，越过柏岭，至白崖驿，进入吐蕃界（《元和郡县图志》）。另外，还有两条通道，一曰“和川路”，一曰“灵关路”。由于青藏高原自古难行，这几条驿道自古险要。唐人形容：“连山接野，鸟路沿空，不知里数。”（《太平寰宇记》）近年来，外国史学家还发现了唐朝时候从吐蕃北行越过葱岭进入西域的两条通路，西方人称之为 “食盐之路”和“五俟斤路”。具体情况虽很难说清，但提醒人们在7至9世纪我国西藏地区的吐蕃王国，也有成功的邮驿建设（波斯佚名作者：《世界境域志》）。
　　　　西北的回纥，是今天维吾尔族的祖先。在唐朝前期时候，就由吐迷度可汗建立了邮递。唐太宗又在其南特置邮驿68所，以便双方使节来往。唐朝将这条漫长的驿路称为“回纥道”，走出边境的“归唐栅”后，有一条宽广的大车道，途经??[pì tī僻踢]泉、鹿耳山、错甲山、燕子井、野马泊、可汗泉、镜泊直抵回纥可汗衙帐。在驿路沿途，唐朝政府颁发了邮驿行路的符信，在符信上画有金鱼，写上金字。后来这条驿路被北方民族尊称为“参天可汗道”，利用这条通道，北方各族向唐太宗等进贡貂皮、骏马等物（《唐会要》）。
　　　　唐时居今云南一带的南诏，也在唐朝帮助下建立了自己的邮驿通信系统。那时南诏到四川有多条驿路相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从四川至南诏都城羊苴咩[jū miē拘乜]（即今云南大理）城。这条路从成都出发，向西南行，途经双流的二江驿、新津三江驿，再到邛州的临邛驿、雅州（今四川雅安）百丈驿，经黎州（今四川汉源）潘仓驿，通望县木簋驿，渡过大渡河到巂[xī吸]州（治所在今四川西昌），再经会川驿渡泸水，乘皮筏过末栅馆、藏傍馆等，直抵羊苴咩城（《蛮书》）。在南诏境内还有许多支道和南诏南通印度、缅甸和安南的国际通道。这使得南诏国内国外商旅和文书通信畅通无阻。
　　　　唐朝通四川少数民族地区，通青海和宁夏地区，以及通东北靺鞨[mòhé茉何]、渤海等民族地区，也各有多条相通的驿道。史载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 年），曾在夏州（今陕西靖边）一带恢复驿馆所，发骑士500人，保护至党项民族地区的驿路（《旧唐书.李吉甫传》）。隋朝和唐朝都注意开发贵州地区的驿路交通。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和贞观年间都开辟了四川至贵州的水陆驿路通道。据《资治通鉴》记载，在今陕甘宁边区的靖远县，唐宪宗时唐兵和吐蕃“并力成桥”，建成一座横架黄河的乌兰桥，沟通了两岸的驿道。在东北辽宁地区，唐朝和当地的靺鞨、渤海、高句丽诸族有水陆两路相通。
　　　　唐朝先进的邮驿制度，对周围邻国也有影响。唐朝时候在长安各地隆重接待外国驿使和政府官员。除长安有专门接待外宾的“四夷馆”外，楚州（治所在今江苏淮安）有专门接待新罗客的“新罗馆”，在扬州有专门接待日本使者的“扶桑馆”。各地接待外宾的仪式隆重，招待周到。所到之处，先在郊外的驿馆迎候，由宫廷内史亲自摆酒设宴。《新唐书》里曾记载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其中七条国际驿道中，有一条是从山东登州从海上通达朝鲜的水驿。唐朝和日本也联系密切，日本曾15次派遣使者来中国，同时中国使者10次前往日本。唐朝的邮驿组织被引进到日本，建立了富有日本特点的邮驿制度，从任务、设备、工具、方式等多方面，都可看出唐驿的影响。到宋朝初年，日本已建起414驿，有效地推动着日本经济文化的发展。
　　　　唐代是举世闻名的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通过欧亚内陆地区进行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发展，是与唐朝强盛的国力及其在西域的经营分不开的。宋朝史臣记叙唐朝疆域称“举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指出唐朝对西域的经营甚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以开疆拓土著称的汉代。正是有了唐朝在西域实施的各项行政设施和完备的驿站系统，使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文化交流有了可靠的保障。唐代也是历史悠久的陆路东西交通走向衰落的时代，安史之乱以后唐朝内部的战乱，在阿拉伯势力东进的影响下中亚地区政治局势的变动，中国经济重心从中西部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东移，海上交通工具的长足进步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促成了海上线绸之路取代陆路地位的局面。
　　　　交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前提之一，也是文化交流得以实现的最根本的条件。交通状况决定和制约了文化交流的规模和程度；反过来，文化交流繁荣与否，也对交通状况起着促进或滞碍的作用。发达的陆路交通，为唐朝的文化交流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