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客服电话是多少
　　最近一段时间，各种因诈骗***上当受骗甚至导致受害者死亡的案件不断发生。360公司昨天发布《2016中国电信诈骗形式分析报告》，重庆晚报记者注意到，8月份重庆人诈骗***识别等级全国排第二，从接到疑似诈骗***到识破并挂断平均只需22.7秒，排在全国各省区市（含港澳台地区）第七位。在重庆人接到的诈骗***中，最多的是假冒股神代人炒股诱你打款的金融理财类，占到40%左右。　　上海北京用户警惕性最高　　报告显示，上海和北京的手机用户平均仅需18秒左右就能识破一个诈骗***，所耗时间最少。排名第三的香港地区用户，能在平均19秒的时间里识破诈骗***。上述三个城市的手机用户，对诈骗***的识别力等级为一等。　　江苏、广东、湖北、重庆、浙江、天津、江西、陕西和福建手机用户，识别并挂断一个诈骗***平均需要20秒~25秒，诈骗***识别力等级为二等。其中，重庆人识别诈骗***的时间为22.7秒。　　总体而言，越是经常遭到诈骗***骚扰的地区，手机用户警惕性越高，对诈骗***的识别能力也越强。如上海、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很多手机用户几乎天天都能接到诈骗***，所以对诈骗***的识别力自然就比较强。　　在广西、海南、福建、贵州等省份，手机用户对诈骗***的识别力等级为三等。报告分析，这主要是因为当地手机用户接触诈骗***的几率要比其他地区用户少一些，所以诈骗识别力就处于中等水平。　　诈骗时间集中在周五至周一　　8月360手机卫士用户对用户吐槽信息统计分析显示：在重庆手机用户接到的所有诈骗***中，金融理财诈骗最多，占到43.2%；其次是身份冒充诈骗，占到25.2%。　　而在身份冒充类诈骗中，冒充电信运营商的诈骗数量最多，占比为26.0%；其次是冒充领导，占比为21.2%；排名第三的是冒充快递，占比为14.3%。　　在诈骗***的号码源类型中，固定***呼出的诈骗***数量最多，占所有诈骗***呼叫量的56.0%；其次是400、800***，占比为27.1%；手机呼出的诈骗***仅占诈骗***呼叫总量的15.4%；此外，还有1.2%的诈骗***来自境外呼入。　　普通人的主要工作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但骗子们的工作时间却集中在周五到周一（周末最多）。从一天24小时来看，诈骗***的高峰期出现在早上8时至11时，凌晨1时至5时是诈骗***呼叫量的低谷。　　数据来源　　报告针对全国各省区市用户的诈骗***识别能力进行了分析。具体方法是：统计一个地区的所有用户在接到一个未被360手机卫士标识的诈骗***后，平均需要多少时间才会挂断这个***并标记其为诈骗***。诈骗平均识别时间越短，说明这个地区用户对于诈骗***的识别能力越强，反之越差。　　典型案例　　***来电称涉贩毒案件　　重庆女子轻信被骗上万　　8月360公司接到的电信诈骗投诉案例中，有一起重庆市民被冒充公检法的诈骗人员骗走上万元的个案。　　重庆的王女士接到一个来电，显示号码为+。对方告知王女士有一个起诉单没有处理，要求她拨打***查询。对方说，这是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并提醒王女士拨打114查询。　　将信将疑的王女士于是拨打114查询，发现上海市公安局确实有这么一个***号码。但粗心的王女士并没有直接拨打这个号码。不久后，她又接到显示为号码的来电。对方在***中称，王女士与一起贩毒案有关联，已有同伙供出王女士。　　对方在***中又提供了一个网址23.89.93.9，要王女士自己去查询。王女士打开网址，看到了一个标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网站。按照***中的指示，王女士输入了用户名cn010110和密码010110，并输入了所谓的档案编号100286以及自己的***号码，最终查到了一份与自己相关的案件材料和逮捕令。　　此时，王女士已完全相信对方所说的话，并表明自己并未犯罪，询问怎样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于是，对方将***转接给了办案“民警”柯警官，让王女士向柯警官求助。　　柯警官要求王女士必须把自己银行卡里的钱统一打入某个账户，以作为资金公证对比，证明王女士的清白。于是，王女士到ATM机上向对方转账16110元。　　分析　　报告对此案分析称，冒充公检法人员实施***诈骗并不是什么新手法。但由于极具恐吓性，对于不了解此类诈骗，或第一次接到类似***的人来说，还是很容易上当。　　本案中，受害者王女士接到的两个座机***，实际上都是诈骗分子通过改号软件改号后显示的***号码。正是由于使用了改号软件，所以诈骗分子敢于让受害者自己去拨打114查询。其实，如果王女士真的反拨回去，通常就能识破这个骗局。
故事　　头等舱里的艳遇方宏宇，48岁，在南方一座二线城市拥有多家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及投资公司，身价不菲。因为公司业务关系，方宏宇经常飞来北京出差。王晓璐，24岁，出生于哈尔滨。身高1.72米的她有着俄罗斯血统，是当年大学外语系的“系花”。大学毕业后，王晓璐如愿地考入一家航空公司，圆了她多年的“空姐梦”。2014年春天，方宏宇在飞往北京航班的头等舱上偶遇了王晓璐，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当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时，王晓璐主动地将自己的手机号和微信号告诉了方宏宇，让方宏宇有空时和她联系。　　一掷千金为红颜突然来临的“艳遇”，让方宏宇招架不住。分开后没多久，方宏宇主动加了王晓璐的微信。两人开始通过微信、***传情，不久后确定了情人关系。之后，方宏宇多次专门飞来北京和王晓璐约会，王晓璐每次也都会提前为他预订好在首都机场附近的星级酒店。有几次，王晓璐在随航班飞往巴黎、西雅图等地时，给方宏宇打来***，说她信用卡到期了要还款，或是想在国外免税店购物带的钱又不够等，让方宏宇“借钱”给她。面对情人甜蜜的请求，方宏宇毫不犹豫，多次给王晓璐个人账户汇款5万元到10万元不等，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共汇款55万元。在他们认识两个多月后，方宏宇接到王晓璐给他打来的***。这一次王晓璐不是借钱买东西，而是告诉方宏宇她要在北京的空港别墅区购买一套房子，并通过微信把购房合同发给了方宏宇，想和方宏宇借500万元。方宏宇虽然财力雄厚，但500万毕竟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虽然王晓璐嘴上所说是“借”，但方宏宇明白她根本没有偿还能力，也可能她压根就没有想过要还。方宏宇心底犯嘀咕了，但又经不住王晓璐的柔情似水，他害怕失去王晓璐。见王晓璐对他死心塌地，方宏宇开始幻想着两人住在一起的生活。最后，方宏宇还是爽快地转给王晓璐500万元。　　躲你我就拉黑你方宏宇给王晓璐汇出500万元后没多久，他发现王晓璐并没有将这笔钱用来买房。方宏宇感觉自己被骗了。他让王晓璐给他写一张借条，但对方以各种理由来拖延，最后直接拒绝。渐渐地，方宏宇每次打***给王晓璐都无法接通，发给王晓璐的微信也得不到回复。方宏宇慌了，看来自己的手机号被王晓璐拉进了“黑名单”。他试着用酒店座机打给王晓璐，对方接了***发现是方宏宇，就立即挂断***。当方宏宇再次发微信想问个究竟时，发现自己已经被王晓璐从微信好友中“拉黑”。　　方宏宇突然明白，自己是被王晓璐耍了，他要不惜一切代价追回自己的损失。除了走法律诉讼，他别无他法。　　应对　　聘请律师追“借款”为了追回“借款”，方宏宇找到北京律师孙中伟。孙律师在了解来龙去脉后，给王晓璐发了书面《律师函》，并多次和王晓璐***沟通，希望她及时偿还500万元，如果偿还有困难，可以出具借条后分期偿还。但王晓璐却坚持认为这是赠与，不是借款，这是他们在恋爱过程中方宏宇自愿赠送给她的。虽然方宏宇向孙律师提供了共555万元的汇款转账凭证，但王晓璐如果以赠与来抗辩，而他们之间又有着特殊的感情关系，方宏宇一方要向法院证明这是借贷关系还是有一定难度，如果以借款纠纷向法院起诉会有一定的败诉风险。简单的沟通后，方宏宇听取了孙律师的意见，决定以他妻子李丽丽作为原告，起诉确认王晓璐所抗辩的她和方宏宇之间的555万赠与关系无效，请求判令王晓璐返还接受赠与的555万元。“因为我国《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经双方协商同意，夫妻一方不得私自将夫妻共有财产赠与他人，另一方有权主张赠与无效。”孙律师解释道。　　调解返还480万随后，孙律师作为李丽丽的代理人，向王晓璐提起诉讼。最终，朝阳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支持了李丽丽的全部诉讼请求，判令王晓璐返还全部555万元。王晓璐自然不服一审判决，向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张方宏宇分多次给她的55万元属于情人之间的小额赠与，她也用那些钱从国外给方宏宇买回了些礼物。后面赠与的500万元虽属夫妻共同财产，但方宏宇有权处置一半金额，也就是说她只需要返还李丽丽的250万元。在二审法庭上，合议庭法官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考虑到王晓璐拿到500万元后被新任男友用于炒股亏损，其经济确有一定困难，并考虑到判决执行的难度和风险，在法院的劝说下，最后方宏宇夫妻表示愿意作出让步，只要王晓璐返还480万元。在法院调解书作出一个月后，王晓璐已经按照法院调解书的要求支付了第一期款400万元。　　至此，这场婚外情“闹剧”基本画上了一个句号。方宏宇悔不当初，表示将尽力弥补妻子，挽救自己的家庭。　　提示　　1　　“王晓璐们”如何维权王晓璐在法庭上曾多次表示，自己被大自己20多岁的已婚“老男人”骗色骗财，方宏宇没有为“出轨”买单，而自己却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对此，孙中伟律师表示：在类似案例中，“王晓璐们”如果知道保护自己，从下列方面证明减少自己的过错程度、加大对方的责任，法院就有可能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支持部分赠与有效，而不会判决全部返还：　　双方“相处”时的主观心态在这类案件中，法院首先要查明双方认识相处时各自的主观心态。如果王晓璐明知方宏宇是有妻子的而自愿与其同居，则会有可能被法院认定为“小三”，其破坏了他人夫妻关系、违背了公序良俗，主观上有明显过错，那么她主张被骗色“受害”的行为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其得到的钱很有可能将被判令要全部返还。“如果本案中是方宏宇故意隐瞒自己的已婚事实，而王晓璐是以恋爱结婚的心态与方宏宇交往，那么她就是受害者。”孙律师称：“法院就很可能不会判令她返还555万元全部赠与款。”　　双方相处的“后果” 此外，法院还会审查双方相处的“后果”，即双方之间是否发生了性关系，发生性关系的时间、次数等，女方是否曾怀孕流产、是否生了共同的孩子等来裁量“赠与”的款物返还的多少等。孙律师表示，在本案中，虽然王晓璐的代理律师一直主张她和方宏宇之间发生过多次性关系，但方宏宇对此不予认可，妻子李丽丽又证明他们夫妻双方长期共同生活在南方城市，方宏宇只是偶尔来北京，客观上方宏宇不可能和王晓璐多次发生性关系。综合各当事人的陈述和全案证据，法院无法证明方宏宇能和王晓璐有多次发生性关系的事实，于是一审法院最后判令王晓璐返还收到的全部“赠与”款。　　2　　如何惩治“方宏宇们”　　有人认为，本案中的方宏宇“钱色”双收，成为“最大的赢家”。“但他毕竟背叛了原配妻子，违反了《婚姻法》所要求的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义务。”孙律师称：如果他从开始就隐瞒自己的已婚事实，以谈恋爱为名骗取王晓璐的感情，那么有可能他“赠与”的500万元中的250万元部分将无法全部要回，法院的类似判例中就体现了这样的利益平衡。　　3　　“李丽丽们”的权益保护本案中，由孙律师代理的李丽丽成功地追回了自己老公“赠与”给情人的全部款项。“她算是幸运的。”孙律师表示，在类似案例中，原配妻子想要获得胜诉，首先必须要证明自己没有任何过错，证明自己根本不知道老公与情人之间的关系以及赠与的行为，否则也很难获得法律的全面保护。“虽然此案最后以胜诉结案，但案件引起了我对各方当事人的思考。”孙律师希望，每一位男女都要认真对待感情，珍惜自己的家庭，愿这样的闹剧不再发生。（本中当事人均为化名）（记者 吴青瑜）
何家的全家福，照片缺了父亲何洪、大姐和被送走的老十一。 　　记录了每个孩子出生时间的本子。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摄 孩子放学后的何家。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袁贻辰/摄 何家全家福　　□因为信奉“存钱不如存人，人多好办事”，这对夫妻生了11个孩子，从此掉进“黑暗的陷阱”。　　□懂事的大女儿突然有一天像“吃了火药一样”，离家出走了。她誓言：“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成绩好、梦想着“当兵”的老二，被这个贫穷的家庭秤砣般往下拽，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冰火两重天”的老五可以突然抄起板凳，砸向80岁的老人，说 “我心里只有仇恨。” 另一方面，她又如水般依恋这个破碎的家，说“我以后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家，我要照顾他们所有人”。　　□我们记录这个灰色的扭曲的家庭，不是新闻人在猎奇，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机构能参与反思：这个极端家庭出现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还能做什么？11个孩子怎么办？　　-------------------------------------------------------------　　张杏子很多时候都觉得，这个家快“垮”了。　　11个孩子的衣裳、丈夫捡回来的破烂衣服和鞋，被她一道胡乱塞进装化肥的口袋，活生生垒出一座1米多高的“小山”；中午刚煮过面的锅随便用浑水冲冲，在结满污渍的桶里抓一把米，就开始熬粥；孩子放学回来，尖叫声、哭闹声此起彼伏，她沉默地往灶里添柴，头也不抬一下。　　这个47岁的女人说自己太累了，连“最后一丁点儿精神”也没了。　　一个半月前，四川遂宁蓬南镇大山深处的三台村，热闹的年味被一场血案搅破。呼啸而过的警车带走了涉嫌故意伤害罪的何洪，也让这个拥有11个孩子的家庭，没有了爸爸。　　哭肿了双眼的张杏子开始信命。在她眼里，这一切似乎都是“老天爷的惩罚”：要不是孩子生多了，家里太穷，何洪哪会带上两个小女儿去村里的庙蹭吃蹭喝，又怎么会和守庙人发生冲突。　　要不是孩子太多，还没时间教育好，让家里在村子和镇上的名声“太难听”，成绩优秀的大女儿也不会觉得“别人看不起自己”，扔下学业和全家人，一走了之。　　她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生怕一睁眼家里的米桶就见了底，没有经济来源的全家“活不了几天”。她更怕做饭的间隙一抬头，摸不准心思的老五、内向的老三也学老大，一声不吭地离开了家。　　“这个家不是家，就是一个黑暗的陷阱。”是这11个孩子的母亲如今最常说的话。　　被11个娃一点点填满　　许多时候，这个藏在金***油菜花田后的两层砖房，和大多数留守家庭一样宁静，张杏子安静地洗衣、喂猪、做饭。　　半年前被小混混捅了一刀的四儿子，倚靠在“衣服山”上，从一个麻布口袋里掏出干瘪的花生，缓慢地咀嚼。　　屋子前扔满了破洞的塑料盆子、烂自行车以及半截锄头，那都是何洪这20来年从外面捡回来的“宝贝”。张杏子赤脚从上面走过，神情漠然地把晾干的衣服揉成一坨，扔向四儿子的身后。　　直到太阳从山头落下，一连串笑声打破宁静，7个还在上学的孩子陆续回家了。又到了张杏子一天之中“最头痛的时间”，孩子们扭作一团，老五推老六一把，老八又踢了老九一脚，家门口的柜子和锅被撞得砰砰作响，不到5分钟，哭声就冒出来了。　　张杏子坐在不远处烧火，她已经习惯了孩子的哭声，“都听十几年了，能有啥反应”。　　最早生下孩子时，丈夫在镇上的工地打工，她一个人操持家里的几亩田地，公公婆婆走得早，这个年轻的妈妈用背篼装上孩子，放到田地旁边的树下，一边看孩子，一边干农活。　　哭声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她的生活的。孩子一哭，她丢下手里的活，急匆匆看娃，农活根本干不完。　　孩子一年年多了起来，自打1995年底跟着何洪来到四川，5年间他们一口气生了4个孩子。她和丈夫狠下心，在背篼底下铺上枯草，把孩子放进去，冬天再加一床小被子，几个破洞的背篼就搁在屋里。关上门，一路小跑到田里，只有这样，她才能“快点干活，早点回去带孩子”。　　可就算把锄头挥得再快，张杏子也知道，“娃娃该受的罪一个都跑不脱”。　　几乎每天中午从地里回来，她看到的都是这样一副景象：背篓里全是屎和尿渍，蹭了一身的孩子哇哇大哭，满屋子都是臭味。　　那几乎是她最忙的一段日子，她像“发了疯”一样洗孩子的衣服，每天中午都只吃冷稀饭和咸菜，因为不生火的话，她能省下不少时间，多洗几件衣裳。　　丈夫每天回家都会捎来“战利品”，有时候是小孩的衣服，有时候是破家具和烂鞋子。张杏子爱干净，她会把捡来的东西分类归置好，屋前要扫得干干净净，赶上空闲，就去卖掉废品。　　当时，破鞋子的价格是一角二分钱一斤，张杏子满心欢喜，只要自己背得多一些，回来的时候，一定可以给孩子们从镇上带点吃的。　　但如今，回忆起过往种种，这个满头油垢的女人只觉得“可笑”，“都是命中注定的，娃儿生多了，自然就在造孽”。　　她至今记得那个午后，从田上回家，左找右找也不见三女儿，最后，她在门前的坡底找到了女儿，“丁点儿大”的女儿活生生从坡上摔了下去，头破了洞，血流了一地，却一声不吭。　　没多久，六女儿爬上了二楼的窗户，随后重重地掉下，后脑勺的伤口像关不上的水龙头，血一个劲儿地往外涌。　　“落下去的人为啥子不是我嘛！”张杏子的右眼已不太灵光，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流下。　　家里的二楼后来被夫妻俩用废品填满了，孩子再也上不去了，可张杏子心里清楚，“家要不行了”。　　孩子还在一个接一个的生，她洗衣服的速度已经跟不上衣服弄脏的速度了，丈夫收回来的废品她也没心思再收拾，屋外的空地就这么一点点，变成了一座垃圾山。　　一楼的家里也塞满了收回来的烂衣服，一下雨，湿衣服就漂在地上，从屋内流到屋外。厨房、客厅、饭厅，也一个接一个地从这个家里消失，灶台如今被安置在成堆的垃圾废品中，洗菜、切菜的地方则在猪圈旁。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　　从1996年开始，陆陆续续有11个孩子在这个家庭降生。张杏子不止一次地劝过丈夫，别生了，别生了。可何洪每次都骂她脑子笨：“存钱不如存人，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多不求人。”　　直到2012年，43岁的张杏子生了最后一个孩子，那是女婴。在和政府的“谈判”中，何洪同意给妻子做节育手术，条件则是解决家里几个孩子的户口问题。　　“我当不了家，他要生我也只能生。”张杏子低下头，闷声道。　　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女人能做的，不过是把白米粥熬浓些，咸菜多放一点点，让孩子多吃些。　　如何填饱肚子，一直是这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何洪经常带上儿女去村里的庙蹭吃蹭喝，有时候是老五老六，有时候是老八老九。大年初九那天，是老五老六跟着一起去了庙里。　　口角也一如既往地发生了。　　守庙人脾气不好，老跟这家人作对，有时候张杏子去收吃剩下的饭菜，他拿着木棍在里面搅来搅去，“看看有没有偷我们的碗筷”。这回，老五老六又在庙里跑跑跳跳，守庙人火气蹿上来，难听的话一句跟着一句往外蹦。　　喝多了的何洪没忍住，和守庙人扭打在一起。慌乱中，守庙人拿刀砍向了何洪的后脑勺。　　谁也没注意到，13岁的老五突然抄起板凳，朝80岁的守庙人砸了过去。　　啪啦一声，守庙人倒地，发出几声哀嚎，红色的血慢慢流出。一旁的何洪扑了上去，给了守庙人致命一刀。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老五平静地说。　　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说，自己已经“受不了那些人的欺负了”，她见过守庙人不停羞辱家里人，母亲却只低着头不敢辩驳；她见过村里人来数落家人，还威胁“你要敢打我，我喊我儿子抓你们”；她见过上幼儿园的弟弟被老师要求背对黑板一学期也不发书、见过跟自己最亲密的老六被单独安排在最后一排、见过班上同学一见到她就喊“×××来了，快跑，哈哈哈”。　　事实上，何洪在修庙时，曾帮着挑水、砍树，出力，庙里的人曾许诺，他可以去吃饭。“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老五咬着嘴唇说。　　她也曾努力想要融入学校的集体，可她穿得太脏了。这个青春期的少女曾冲着母亲大发脾气，“给我钱，我要请同学吃饭”。　　钱最后是要到了，可老五说，“我在学校没有朋友”。　　当着记者的面，她握紧拳头，朝七妹的脑袋狠狠砸去，“就像这样，仇恨！”她仇恨学校嘲笑她的人。　　似乎每个村里人都不讶异老五的拳头。有村民说，自己亲眼看到老五带着弟妹来偷自家的果子。他生气，想教训下个头最大的老五，结果，“你一凶，那个老五比你还凶”。　　“太吓人了，这么小的女娃娃，哪个惹得起嘛。”他给自己两个儿子下命令，不要再跟何洪家的孩子一起玩。　　血案发生前，老五整日带着弟弟妹妹满村转悠，他们看到李树就去摘果子，路过苞谷地就掰几根玉米棒子，邻居家的田地对他们来说更像是游乐场。　　直到邻居找上门，张杏子终于发现了几个孩子干的“好事”。有人在屋外破口大骂，“一根苞谷吃不饱，一张贼皮背到老”，她在屋里默默流泪，摁住孩子，一句也不敢还口。　　这个外地女人已经把诉求降到了很低很低，“只要娃娃不讨人嫌就好了”。邻居骂完，她哭着训斥孩子，不准他们再偷东西。　　但小孩的举动已经在这个上千人的村落，传开了。　　提起这家人，一名正在犁地的村民忍不住皱眉，“太没教养了，跟这些娃娃是讲不通道理的”。　　村子有关于这家人的各种说法。有人说，何洪是“罪魁祸首”，“他一天到晚都喊那些娃儿去偷东西”；还有人神神秘秘地说，计生办的人曾经都给张杏子上了环，又被何洪取下来了；还有人怀疑，这家人不停生娃，就是无赖想靠政府养起，“一家人都莫出息”。　　张杏子越来越觉得这一切都是“老天的惩罚”。“丈夫最初为了补贴家用，连死人钱也赚”。方圆几里有人过世，都是他去给死者理发修面，家属要一把火烧了遗物，他却抢着拿回来，为的是给家里省几件家具。　　“这不就是报应吗！”眼泪啪啪往下掉，她的喉咙快发不出声响了，这个矮小的女人说自己“从来没做过什么坏事”，只除了一件，“娃娃生多了”。　　“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上初中的大女儿仿佛一夜间多了不少心事，可张杏子只是感觉“很久没和老大说说话了”。她太忙了，女儿的生日是很难想起的，如果记起就煮个鸡蛋。11个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她说自己脑子“不好使”，家里捡的狗连名字也顾不上取。　　她常安慰自己“大女儿最乖，没什么问题”，以至于冲突爆发的毫无预兆，一度让这个农村妇女“搞不清状况”。　　那个下午，懂事温顺的大女儿像“吃了火药一样”，向张杏子噼里啪啦发泄着心中的委屈，女儿声音很大，眼泪唰唰地流。　　“一个礼拜吃饭只有10块钱，我天天在学校饿着肚子看人家吃肉，你晓不晓得！”　　“从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没得，天天脏兮兮的，没得朋友，老师还把弟弟的位置调到最后一排，我们一直被人家看不起！”　　“你晓不晓得，你们生这么多娃儿，别人天天都在背后嘲笑我们！”　　女儿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张杏子用手使劲儿摁住“疼得要裂开”的胸口，好像下一秒就没法呼吸，老大的话像刀子一样在割她，“我要出去打工了，我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我要让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羡慕我”。　　17岁的老大扭头走了，那是2013年。　　家庭的伤口越撕越大。老四自从去年在职高被人捅伤后，一直在家休养。半年前，老四开刀后，为了止疼，何洪做主让医院给孩子打了过量的止痛针。　　一回家，张杏子就发现儿子变了：脸肥了一圈，舌头总像被夹着，说话也不清晰了。更可怕的是，老四的脾气“变差了”。　　夜里，动过刀的肠胃开始发疼，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摇得丁零当啷，他怒吼几声，站起身，一把提起十一岁的妹妹，像“老鹰抓小鸡”一样，狠狠地砸向地面。　　张杏子劝不住，她的声音吼再高，也没人听她的。这个头发凌乱、眼睛布满血丝的母亲，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老五老六扑上来，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团。　　她知道，“老四以前不是这样的”，虽然成绩差一点，但对弟弟妹妹却从来没有坏心眼。去年因为媒体报道，才让老四和辍学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读职高的机会。　　何洪当时特别兴奋，为了凑800元学费，他把几个兄弟家又跑了一遍，可脸上始终是笑着的。　　在那之前，因为低保、户口、温饱，何洪常常“求人”，他从亲戚家求到镇上、县里，不断地作揖、下跪、磕头，还时不时写信打***，他家里的***薄堪比县镇机关部门办事通，从县领导一路到村支书，每个人的办公***和私用手机，他都有。　　每封写给政府的信的结尾，他都说，“希望这群无辜的孩子在党的阳光下能够生活、成长、成才”。　　张杏子回忆，打从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业变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帮忙，我们还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这是“无赖”的表现。蓬南镇一位副镇长，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政府也相当头痛”。他说，何洪“很无赖”，隔三差五就到镇政府要补贴，如不同意就到县里信访，“我们很多时候只能息事宁人”。　　靠这办法，何洪“求”来了头几个孩子的户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独他最关心的“孩子的出路”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何洪对最大的两个儿子有过很多设想，从考大学到开挖掘机再到学技术，他的中心思想是“赚钱”。所以，那个能送两个孩子去职校学技术的机会，他想都没想，一口便应了下来。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在职高，两兄弟被学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护费不成，对方动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扑上去抢刀子。　　他的血也流了一地，整个宿舍都是红色的，肠子外翻，二哥每次回忆起眼眶都是红的，“老四傻啊，造孽啊”。　　老四回来还没过完春节，父亲也进了看守所，这个家眼看着，就要垮了。　　刚满18岁的老二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成熟了”。他捡起了父亲的***薄，用破塑料袋分类装好弟弟和父亲的材料，沿着父亲的路子开始向村上、镇上、县里求人。　　因为媒体的曝光，何家人已成了当地“丢人的事情”，有人冲着这个男孩骂道：“你父亲是杀人犯，你们一家都是渣滓，不配得到政府的帮助。”　　1米6出头的老二最近一个半月瘦脱了形，为了“救”父亲，他自己翻出破了边儿的法律书籍，每天跑完政府就回来看，尽管，那上面的内容对他来说更像是“天书”。　　这本不该是他要走的路。　　成绩中上的老二被父亲寄予了“考大学当能人”的重任，后来家贫辍学，父亲也送他去安徽，“跟着村里人见见世面”。因为年纪太小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再回到村里时，这个少年平静地接受了父亲新的安排——跟着他“跑政府”，顺路捡垃圾。　　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见了以前的同学。每次，他都会提提背篓，弓着身子，把头埋得很低，脚步加快，躲同学。　　“幸运”的是，好几回都跟对方擦肩而过了，也没人喊住他。　　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逐渐忘记“要去北京当兵、保卫***”的梦想了，尽管手机里还存着合肥高楼大厦的图片，但他心里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样的风景了”。　　这个家庭秤砣般拽着挣扎向上的老二，他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被现实“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过年级前30”的他头一回发现，“求人办事好难好难啊”，难过了任何一道考题。　　“不晓得哪门回事，我爸爸想让我们家人多力量大，结果我们一家现在是村里头最让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　　老二手里有几封父亲从看守所寄回来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笔迹，父亲絮絮叨叨地告诉儿子，“一定要保护照顾好妈妈”，“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怜，法律没有人情可讲，像水电一样无情”……　　“存钱不如存人，真是想错了。”每一封信都有这样的感叹。　　“哎，可惜晚了。”张杏子叹息道。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没有人劝得住曾经的何洪。 “这些娃儿出一个能人，就可以带一群，到时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两语，打发走了来劝说的嫂子。　　当劝说的对象变成计生干部时，何洪的态度依旧强硬。“我们穷，交不起罚款，他们也就不管。”嫂子还记得，有一回，计生干部都把张杏子绑到了手术台，后来，“两口子硬是又哭又闹跑脱了”。　　张杏子说，其实跟着何洪从上海来到四川时，她就想好了，要生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儿女双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几年盘子的她还想过，以后要让孩子好好读书，“再莫去洗盘子，让人家笑话”。　　不过这些，她始终没和丈夫说过。事实上，夫妻俩的交流很少，何洪当过挑夫，挑好几里路的东西才挣一两块钱，此外，还给牲畜看过病、给过路人卖薄荷水。她也没闲着，镇上哪里办酒席，张杏子都会去打下手洗盘子，“跑得比哪个都麻溜”，为的只是走时能带几个剩菜，让家里的孩子开开荤。　　夫妻俩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学会了说话，老八老九自己学会了走路。　　被摔坏的老六只会傻呵呵地笑，吃饭的时候，她会端上一碗粥，跑到邻居家门前，一边吃一边冲着别人笑，粥顺着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经不行了”。　　她的后脑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迹，那是赤脚医生何洪给女儿做完“手术”后留下的针印。　　家里穷，医院是去不起的，用药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连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卫生常识和家教一样，几乎没在这个家庭存在过。　　张杏子怀着小孩照常干农活，好几次生孩子当天早上还在割猪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么是“坐月子”，也没肉可吃、没奶可喂，还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给娃娃洗衣服。　　后来去镇上帮厨多了，她第一次听说还有产假这种东西。　　“我们懂不起啊，都是我们当妈当爹的害苦了娃娃，让他们没吃到好的，没得营养。”何家的孩子个头都比同龄人矮小。老七11岁了，只有1米出头的个子，像幼儿园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满10岁了，至今仍在读幼儿园。血案发生前，何洪天天叹气，家里现在没有一个孩子能把书读好，或许“一个能人也出不了了”。　　唯一让夫妻俩欣慰的是，孩子虽然调皮干了坏事，可是，老五老六总会把学校发的免费营养餐里的牛奶带回来，给还在幼儿园的弟弟妹妹喝。每天接送老八老九的任务，也落在13岁的老五身上。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只要不提及那些歧视、羞辱，老五都是“温柔”的。有记者来访给家里带来食物，她会笑着邀请记者留下一起吃晚餐，细心地询问，记者在哪里住、方不方便，甚至邀请记者“留下来一起住吧”。　　就连一向沉默的三女儿也迅速地挑起了家里的担子，这个平时住校的17岁姑娘，周末默默帮母亲割猪草、做饭、带弟弟妹妹。一次，干完一天的活儿，老三躺在母亲身边，低声叹气，“妈妈，我不晓得我考不考得上高中啊，好紧张”。　　张杏子下意识地脱口而出：“你好好读书，平时多花点时间学习，就行了嘛。”　　话音刚落，张杏子自己却哭了，“都怪我们，你周末都要干活，哪有时间学习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当妈老汉的责任，娃娃有啥子错嘛……”　　三女儿没有回她。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对错，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把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　　何洪被抓走已经一个半月了，张杏子变得有些神经质，她会朝任何一个向她搭话的人哭诉，丈夫是被冤枉的。　　这个47岁不善交际的母亲不放过一丝机会。她求前来采访的记者给儿子找个工作，求学校的老师不要再针对年幼的孩子，甚至对跑来看她笑话的中年妇女，她也忍不住哀求，“那你帮帮我儿嘛，帮帮我们嘛”。　　有好心人来访，张杏子必会拿出家里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土鸡蛋。她为客人煮一碗面，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心意，一口气放了4个鸡蛋。　　这个农村妇女心里还有个“卑微的愿望”——等老大回来。大女儿走后，只在过年时回家，尽管曾经“头也不回”地离开，可每次回家，大女儿总是不忘买好肉、水果、米面油，甚至会给邻居带水果，“请他们平时照顾一下妈妈”。　　今年大年初一，大女儿回来了，虽然嘴上没说，但张杏子看得出来“老大对弟弟妹妹的关心”，她买了许多吃的。　　可坐下来没多久，弟弟妹妹就爬到大姐的包旁，开始往外翻找还有没有吃的，本子、手机……统统被扔了出来，大女儿脸色通红，冲着母亲大吼：“你看看，你们把弟弟妹妹教成啥样子了！”　　大年初四，跟母亲最后扔下一句“都是你们害了这个家”后，大女儿走了。后来，连家里的***也不接了，如今，没人知道她在哪儿。　　5天后，她的父亲倒在血泊中，进了看守所。　　白天，整个家只留下了“每天都心神不宁”的张杏子，和精神时而失常的老四。有那么一瞬间，她打算把小一点的孩子送走，一个人回老家。可马上，她就放弃了，“我好怕他们把娃娃抓起，卖他们的***，一想到我就怕”。　　只是如今，她再没有力气为儿女做任何事了。这个急速衰老的母亲，头疼、肩疼、脚也疼，路走得歪歪扭扭，重活都干不了了。　　不过在她还有不多的一点力气时，夫妇俩终于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把最小的老十一送给了亲戚抚养，再不过问。　　“学校也只能尽力帮他们减免学杂费，再提供午餐，其他的我们也做不了。”蓬南镇小学一位副校长很为难，“这家人的娃娃心理健康肯定很重要，但我们一个农村学校，哪有这种资源来帮忙哦”。　　在外人眼里，似乎没有一双手能真正帮助到这家人。　　“我最担心的还是娃娃的问题啊。”11个孩子的堂哥说，“这些娃娃不教育好，以后很有可能成为社会渣滓了呀！”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对错，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把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他急促地问。　　4月初的川东山区，草木郁郁葱葱，金黄的油菜花让整个村庄显得生机勃勃。可往油菜花深处走，才能发现藏在油菜花田后的这个家庭，阴冷破旧的气息挥之不去。　　老五时不时会去村里的路口，她在等大姐和父亲的归来。尽管，她甚至“有点记不清大姐样子了”，但她“从来不恨大姐”。　　相反，这个小眼睛姑娘用力地睁大了眼睛，“我好想她”。她的眼泪涌了出来，“只有她在，这个家才是完整的”。　　“我以后一定不会离开这个家，我要照顾他们所有人。”站在油菜地旁，大风吹起她的乱发，老五一字一句说道。
新华社北京５月１０日电（记者熊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根据司法体制改革要求，北京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对全市２１家法院入额人选情况进行逐一审议。经全体委员差额表决，首批共有２０１９人进入法官员额。北京市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９日举行第２次全体会议，听取全市法院系统法官首批入额组织实施工作汇报。本次提请遴选委员会审议的人员名单涉及全市２１家法院，共２１２７人，其中，拟入额２０１９人，差额１０８人，差额比例约５％。据了解，与此前法官队伍相比，提请审议人员呈现出“两高两长”的特点，法律职务及年龄分布更趋合理：一是平均年龄４０.６岁，比目前法官队伍略高。学历水平尤其研究生以上学历１３３２人，占提请审议人员总数６２.６％，比目前法官队伍高３.６个百分点；二是在法院工作的平均年限为１６年，担任法官年限平均１１.９年，均比目前的法官队伍有所增长。据介绍，在本次审议的人员名单中，年龄在３１至４０岁的有１０１８人，占提请审议人员总数的４７.９％；助理审判员占符合条件的助理审判员的６０.８％，占提请审议人员总数的３２％，充分保证了年轻骨干法官能够留在审判一线。同时，提请审议的人员中，全市法院院领导、中层领导与审判员入额比例大致相同，各院领导干部均未全部入额，没有出现领导干部与普通干警“抢员额”的现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安凤德介绍，经此次遴选委员会审议通过后的入额人员名单将在公示后正式确定，并由各法院按照法律规定对入额的助理审判员提请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审判员。全市三级法院将按照中央、市委的要求，以新的审判权运行模式开展工作。
日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就原告乐视网（天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视天津公司）诉被告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认定百度公司经营的百度云网盘服务通过不同方式帮助用户非法传播了电影《金陵十三钗》，应当赔偿乐视天津公司经济损失1.4万元。乐视天津公司享有电影《金陵十三钗》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原告发现，百度公司经营的百度云网盘在其网页版、手机客户端和iPad版的“达人推荐”及“热门资源”中均提供了涉案电影的播放服务。乐视天津公司请求法院判令百度公司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4万元。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百度公司作为百度云服务的提供者，在其网页版和手机客户端中，虽然并未直接上传涉案电影，但作为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百度公司在“达人推荐”页面对明确标注提供”手机电影下载”、“手机、平板、iPad、iPhone电影下载”且页面存在大量电影资源的用户进行了推荐，并在iPad版的页面首要位置对未经任何备案的7060影视网进行了推荐和链接，百度公司的该种行为虽然并未直接对电影作品进行推荐和链接，但其所采取的通过对侵权用户及侵权网站进行推荐的方式，客观上增加了涉案作品被侵权传播的机会和可能，主观上具有明显过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后，法院判决百度公司赔偿乐视天津公司经济损失1.4万元。　　宣判后，双方均未表示是否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