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 ！任务问题 剃刀沼泽 奥尔德的报复
补充说明：剃刀沼泽任务奥尔德的报复 给的装备 石拳束带 和石饰圆盾 要哪个好啊 我是BL骑士
看你现在的天赋罗～ 个人感觉还是腰带好
对您的评价：
把卡尔加·刺肋的心脏交给雷霆崖的奥尔德·石塔。 任务需要: 卡尔加·刺肋的心脏 任务描述: 凯恩是个高贵而睿智的领导者，是他带我们在雷霆崖建立了新的家园。 但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些将我们从世代相传的土地上赶走的家伙。我们在贫瘠之地的南部生活了数十年，这片土地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但我们却被为数众多的敌人赶了出去。 我要对卡尔加·刺肋这个恶棍进行报复，就是他在剃刀沼泽纠集了大批邪恶的部队，让我们背井离乡。 把卡加尔的心脏给我带来，这样我才能安息。 任务奖励: 你可以从下列奖励中选择一样: 绿宝石护肩 石饰圆盾 石拳束带 经验奖励: 3300 XP (可获得 1980 @ Lv80) 声望奖励: +125 幽暗城声望 +500 雷霆崖声望 +125 暗矛巨魔声望 +125 银月城声望 任务等级: 27 需要最小等级: 23 任务类型: 地下城 阵营: 部落 难度: 23 25 30 35 开始: 奥尔德·石塔 结束: 奥尔德·石塔 达成条件 (1) 名称 阵营 点数 类别 地区 剃刀沼泽 击败卡尔加·刺肋。 双方 10 经典旧世
对于圣骑来说当然是要带了，难道你要拿一个单手武器加盾练级吗。练级当然是双手武器了。
肯定应该选腰带，因为目前你不会用防御天赋A怪练级吧，如果拿双手武器肯定是选腰带的，等你想用防御AE练级肯定得是40级穿板甲以后了，那时候随便去刷个血色指挥官的盾明显更好呀
你如果练级都是防御天赋的话，就选盾牌（但是，我想你练级肯定是惩戒吧） 很明显只要不是防御，直接拿腰带了
过度装备不比太认真
你这种等级应该是练级咯，防装我觉得没必要拿，有比身上好的就换上，到满级弄装备还不简单么。。。
肯定是腰带，因为拿盾练级会十分影响效率，当然，出钱请人带的老板当然还是拿盾啦！~
都差不多,腰带我记得已经上到绿色等级护甲值
都差不多,腰带我记得已经上到绿色等级护甲值
同类未解决问题
同类已解决问题第八章&撒旦的复仇归来（完整整理版）（全书完）
&第八章 撒旦的复仇归来
当观众们在剧院看戏或是听一整天冗长的布道听到撒旦这个词时，脑子里会浮现出怎样的映像？在剧作家马洛的《浮士德博士》中，魔鬼孟菲斯陀费斯----被浮士德背弃的魔鬼----刚开始是以一副丑陋的面容出现，就被浮士德命令滚开。后来他再出现的时候，是一个“老迈的圣方济修士”，因为“魔鬼最喜欢圣人的造型”。不过，最初丑陋的形象是为反天主教笑话设计的，同时也是为了适应那些在舞台上长时间与主角待在一起的演员，修士的服装可比那些繁杂沉重的、吓人的魔鬼服装容易穿戴多了。再说，一副魔鬼面具引起的惊吓效应不可能持续整部戏剧，而且越是平淡无奇、人类化的修士戏服就越是能生动形象地、令人印象深刻地传递反天主教信息，也是为了提醒观众撒旦在日常生活中并非以骇人的面目出现。这一类令人安心的撒旦形象----许多声称遇到过他的人的供述里都是这一类形象----看起来是最容易被人们联想到的，他的另一面，令人恐惧的形象隐藏在更深处，根据环境和语境的不同才显示出来。因此，一方面，我们就看到了弥尔顿的清教徒叙事诗中的撒旦，誓要“贯彻上帝对人类的正义”，并为激烈的关于上帝的全知全能与人类自由意志的神学辩论带来启迪。由于成功诱惑了夏娃和亚当，撒旦返回地狱吹嘘他的双重胜利，只是，他发现了自己和他的天使们都开始变成蛇和其他有毒的怪物:
“他站立了一会儿，期待着
他们震彻宇宙的欢呼雀跃
充斥他的双耳；相反，他却听到
从四面八方无数的舌头里发出了
低沉而震耳欲聋的嘶鸣声，那声音
听起来好像当众嘲讽；他困惑不已，但不久后
他对自己的困惑更多；
他的脸庞变得更加瘦削突出，
他的双臂紧贴自己的肋骨，他的双腿缠绕在一起
直到他摔倒在地
一条可怕的巨蛇匍匐在地上
他极不情愿，但毫无办法；一股更强大的力量
现在控制着他，惩罚他变成自己犯的罪
关于他的命运，他还有话要说
但只能从分叉的舌头里发出嘶鸣声
现在所有人都变化成相似的
蛇类，就如同他大胆叛变的装饰物
大厅里的嘶鸣声喧闹可怖，挤满蛇类
以及其他复杂的怪物，蟹子，角蝰，无足蜥蜴，长角的角蝰，水蛇，和阴郁的海鲢，
还有口中干渴的感觉（当土地在戈尔贡血液中下沉，或在安法伊瑟岛沉没时，它们就不聚在一起）
但在它们之中他仍然是最有力量的，
现在，巨龙开始生长，大到超过了那在达尔菲溪谷太阳中生出的粘液中的巨蟒；
他的力量并不亚于他的外表，剩余的力量还在；他们都跟随着他，去到开阔地
在那里他们还没放弃起义的道路
堕天后，重整队伍部署一切
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荣耀
他们光荣的领袖在胜利中前行
他们用另外的视野却看到，
一群丑陋的蛇类在爬行，恐惧降临在他们头上，
还有恐惧的同情，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景象
他们感到了自己在变化；从他们手臂以下，
长矛和盾再也拿不住，纷纷掉下，
嘶鸣声再次响起，可怕的变形传染开来，正如他们为自己的罪遭到的惩罚。”
（《失乐园》10.504-45）
这是传统的中世纪魔鬼学图景，别扭的是，夸张的浪漫主义的重新阐释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典型的毫无益处的煽情主义强加于弥尔顿身上。于此相反的是年轻的摩尔希?富尔塔多在新大陆的新罕布什尔州的经历，她将她见到的撒旦描写为一个又矮又黑的男人。“他不是个黑鬼，但是皮肤是黄褐色的印第安色，他戴着一顶高冠帽，垂直的头发”----简直就是本地印第安人----瓦巴纳齐人的长相和穿着。环境和语境，这是形成想象的最主要的两大框架。因此即使弥尔顿的撒旦是传统主要形象，那也不是剧院观众，或是教会教众会首先想到的。我们还是要检视个人体验以查看到多样不同的魔鬼形象。约翰?海兹曼，一位从巴伐利亚州来的25岁的画家，在1677年8月份有两天被魔鬼附身，并于九年前与撒旦签订了契约。他被玛利亚采尔的僧侣院僧众执行了驱魔，并以绘画三幅一联画以及一套八幅插画来纪念他的自由，画中记录了过去几年他遇到撒旦的经历。埃里克?米德尔福特描述了画中随时间而出现的变化:
“海兹曼在他第一次获得自由后不不久就完成了这些画作，从中看出一开始撒旦是这个世界最正常的一部分，但慢慢地撒旦就变成了丑陋、怪物一样的、龙的面貌。在三幅一联里，海兹曼画了他第一次的遭遇情况，那是在一处平静的郊外，还有一位穿着红色斗篷的，拿着长长的手杖的年长绅士，以及一条黑狗。海兹曼出现，穿着一身绿色的工作服或衣裳，正唱诵这一张黑色墨水写的协议书。右边的画板画着海兹曼交出了用血写的契约书。郊外的视野更加广阔，撒旦这时变成了一个长满胡子的长角怪兽，四个胸脯，有爪子的脚。最后，中间那副画板描述了血契约又出现在圣母玛利亚的圣坛上。撒旦现在是一只飞翔的红龙，长着绿色的翅膀和尾巴，四周充满了红白相间的火焰。”
这就不止一次证明了海兹曼的神经分裂，但这并不影响我要说的观点，就是在海兹曼不断变化的撒旦形象中，我们不仅找到了那些他可能在巴伐利亚州的教堂墙上、彩色玻璃中不断见到过的传统形象，而且还有毫无威胁的，类人类的外貌，而这形象是大部分报告都证明了的，海兹曼第一次看见的也是这样的形象。
但是，欧洲边界以外的形象可就没这么和蔼可亲了，中世纪早期很乐意从古典探险家和人类学家的记述中截取片段来翻译其他国家的神祉，一旦非欧洲世界向船员、商人、传道士、殖民者敞开，大量的对魔鬼形象想象的素材就涌入欧洲，就像在有教养阶级的魔鬼想象力枯竭前的一次大复兴，把所谓的“科学”视角，乱七八糟的“浪漫主义”视角回归其位。十四世纪的一副插画手稿，《奇迹人生》，就包含了描述马可波罗与奥多里克?博尔登弄的旅行，其中一副画的是约翰?芒德维勒爵士在沙漠山谷中祈祷，有一些长角和翅膀的魔鬼在折磨那些掉进地底裂缝的迷失的灵魂，另一些画却把魔鬼头上的角移植到印度神灵的头上，他们正坐在类基督教堂的建筑物里接受朝拜。不管对于印度教神灵的直接认识有多少作用于这一版本的信仰，关于印度人崇拜撒旦的印象在1510年出版的卢多维奇奥?迪?瓦尔瑟码的《印度》中得到了强调。这位意大利伯伦亚的探险家在1503年到1508年间去到过南印度，并描写了他在克里克特神庙里的所见，那是克拉拉邦的一个重要的集贸城市:
“喀里古的国王把杜依磨（撒旦）安置在他宫殿里的小神庙中，就是这种方式；这个小神庙大概每一边有两步宽，三步高，门上有魔鬼的浮雕，在神庙正中央，有一座金属的魔鬼像，放置在同样是金属的座台上，这个魔鬼戴着一顶类似教皇的皇冠，有三个，并有四只角，大张的嘴里有四颗牙齿，巨大的鼻子以及恐怖的双眼，手做得就像巨大的肉钩子，脚就如同鸡脚；看一眼都觉得可怖。所有围绕着这个神庙的画作都画着魔鬼，每一面墙正中都画着撒三纳斯的坐像，他坐在熊熊烈火中，那里面有数不清的灵魂，大小大概是半截或是整个手指那么长，撒三纳斯用右手抓着一个灵魂往嘴里塞，另外一只手拦腰抓着一个灵魂。”
瓦尔瑟码的书特别畅销并快速地进入了不少版本。在初版后五年，一版带插画的版本被带出了奥格斯堡，它书中的图画更加巩固了欧洲读者头脑里关于印度神祗都是邪恶的魔鬼的概念，并激励着后来的旅行者和作者在创作描写相关形象时大胆运用“魔鬼的”和“撒旦”这样的词。因此，爱德华?泰瑞，托马斯?罗伊公爵在1614年至1619年旅行印度时的随军牧师，写到印度人的时候说:“我知道撒旦（分裂之父）是他们所有人的诱惑者。”同时亚伯拉罕?罗杰里乌斯，一位花了十年时间（1630----1640）在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荷兰传教士，在他的《神秘异教探奇》中写到印度人崇拜一个高级神，低级神，以及撒旦，那些他在周围看到过好多次的长着无数手臂的形象，都是魔鬼的以及撒旦的化身。这里明显是瓦尔瑟码的杜依磨形象的变体。例如，在1550年，瑞士巴塞尔的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出版了他的《宇宙图鉴》，其中有一幅图就把杜依磨画成了欧洲版本的撒旦，之后1667年阿桑娜修斯?基尔舍仍然很乐意再创作出经他翻译的瓦尔瑟码的描述，他把瓦尔瑟码的版本弄成是印度版的提丰，那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令人惊骇的怪物，掌握火山力量的阴府化身，稍后又被坚定为埃及的神赛特。
但，如果说早期去印度的旅行者和传教士找到了许多素材来证实他们的关于撒旦的视觉范例，那么那些去中部和南部非洲的人就遇到了很多障碍。耶稣会传教士，尽管能设身处地地去多方面理解他们遇到的不同文化，也坚信着当地人实际上是普遍生活在撒旦的治理之下的，尽管事实是这个样子，北部墨西哥的居民却并没有关于要搞垮人类的魔鬼的个性化表达。这些印度的神，弗莱尔?巴纳蒂诺?德?萨哈古恩写到:“并不是神，而是满嘴谎言的魔鬼”，即使对那些转变了信仰的当地人，警惕性也并不会少半分，因为“我确定撒旦从不会忘记这些印度人过去对他的崇拜，他只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夺回他在印度人中的尊位。”传教士报告中对这些神祗的绘画（半人半兽，长翅膀的，长角的）以及这些画背后的故事能让他们的欧洲读者一眼就认出来。因此，在蒂亚戈?穆诺兹?卡马哥的描述中就写到圣方济会教士支起一个十字架，魔鬼就纷纷从天空中掉下来，他们的眼睛和嘴巴惊恐地张开，神特拉洛克和太阳神被描绘成山羊状的魔鬼从他们的内殿朝外注视着掉落的魔鬼，以及《马格拉贝奇法典》中画了一个丑陋的，野兽形状的魔鬼正在鼓励印度人崇拜他并施行食人行为。
在转变信仰后，当地人会时不时向传教士证明观点，就如贝雷兹?德?里巴斯在1645年记录的:
“这个国家被埋葬于黑暗中太久了，以至于一个被福音教化的女人还向传教士宣称:‘神父，看那河对岸，你看到那些山，山丘，山峰，海拔了吗？我们崇拜这所有，我们在那里举行崇拜仪式。‘这位年迈的女人证言说撒旦以狗，蟾蜍，狼，蛇的形象出现，这些形象表明了他的身份，印度的长官和财政官证实夜里曾有魔术师去参加魔鬼的舞蹈集会，然后就飞到天空里去了。”
但是即使信仰转变之后，当这些新基督徒的观念开始改变后，他们也不太会将自己的行为改变为耶稣会教士认同的那样，比如，当这些印度人生病了，他们就会被告知上帝是以此告诫他们要听从传教士的话才能打破撒旦的控制，而接受洗礼就确定了被救赎。他们自己的宗教却告诉他们生病是因为他们冒犯了当地的神灵，显然耶稣会的解释让他们觉得生病并不是他们的错，实际上，在无意识间，他们就成为了上帝和撒旦宇宙大战的无辜受害者，他们的病，如果非要说是谁的错，那就是撒旦的。这个观点常常见于传教士和当地巫师的争斗之中。这些巫师显然就是撒旦的代言人，借口能医治疾病和平缓各类神灵的怒火而位高权重，不过，如果传教士能显现神力，他就能证明他说的上帝和撒旦关系的正确性，由此说服他的土著听众们转变信仰。这就是加百列?杜磊莱特斯神父1640年代在肯纳贝克族人中获得至高无上地位的方式:
当一种致命传染病爆发时，杜磊莱特斯就仔细地研究这种疾病，并在他受洗的教众康复后以此挫败和毁灭了他竞争对手的信誉。因为是有意识地针对当地巫师的行动，所以他能精准地摧毁他们的传统社会地位:要知道当地巫师治病是要报酬的，而且有时候收了钱还根本不去治病，他却有意识地不收受报酬和丰盛的招待，这样就破坏了巫师在当地人心中的权威性。因为肯纳贝克族坚信神圣的力量是存在于表现出来的社会性关怀之中的，他的行为就使得他看上去比那些本土医生更人性化。正是耶稣会士的精神疗法的技巧，以及他的医学能给他带来了社会尊重。杜磊莱特斯那治疗者的角色、与疾病的斗争，以及对本地巫师的威胁，使他成为了地位稳固的领袖级人物，即使本地巫师都臣服于他。曾有一个生病的巫师被送到他那儿治疗、受洗之后就痊愈了，之后甚至把自己的鼓和徽章亲手毁了，这个行为是承认了耶稣会的权力地位，因为鼓可是仪式力量的核心，用阿贝内基语言表达的“巫师”就是“鼓之声”的意思，表达“鼓”这个词的语言意思就是寻求超自然力量的帮助……杜磊莱特斯之所以能在与当地巫师角力过程中胜出就是因为他完美地扮演了肯纳贝克族人心中有能力的人的角色，并且他引发了部落成员的危机意识并提供解决方案，而那个方案又正好符合阿贝纳基文化的善恶观。
再往南走，我们来到巴西，也有相同的案例，弗莱尔?文森特?杜?萨尔瓦多在他的《巴西历史》（1627年）中记录到撒旦已经在欧洲丧失了统治权，现在他转战美洲，所以巴西的居民就显现出了被撒旦奴役的证据，这种状况一直到十八世纪末都没有任何改变。确实，撒旦通常就被看作是传教过程中的各种阻力，传教的任何失败都可以归结为他的阻挠。因此，杰罗尼莫?罗德里格斯神父就记录了他们去拉古纳的途中发生的一件事故:当他和他的耶稣会同事登上一艘小木舟后，“那时撒旦强烈地感受到了我们会去他统治已久的国度，他命令（当然是在上帝许可范围内）船的重量不断增加……所以小船说翻就翻，所有东西都沉到了河底……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东西捞上来，全都受潮且坏掉了。”撒旦也不仅仅是种看不见的邪恶力量。他能以各种伪装现身。何塞?马丁就曾见过他的牦牛化身，腰以上很肥，但下半身很瘦；曼努尔?饶看见的是一个巨大的甲虫；安东尼娅?玛利亚看到的是一头小黑猪，露琪亚?达?席尔瓦?索阿雷斯看到的是半人半羊；同时何塞?弗朗西斯科?佩雷拉在1730年对他行巫术的审判中坦白说撒旦来找过他几次，有时候是白人，或是长着鸭子或是野兔的脚的黑人，或是后脚点地的妇女，一只黑色的半人半羊，一头驴，一只蜥蜴，一只蟾蜍，一只海龟，一只斑点猫，或是一只带着小鸡的母鸡。这些描述体现的是原始泛灵论关于灵体以自然物形式出现的概念，而在基督教的洗脑之后，这些处理与灵体关系的方式变成了处理与撒旦及其麾下魔鬼们关系的方式。
与撒旦签下契约这个概念也是欧洲传教士带过来的，这个概念持续启发了多米尼加和海地巫术；在非洲，基督教和穆斯林都在同时强调这个极其个性化的魔鬼概念，例如从艾维到加纳，在十九世纪末，传教士们将他们的新教徒以及潜在信徒视作活在撒旦奴役之下的，因此，一位德国虔诚派牧师就认为“这些异教佬们不仅仅无知，脆弱，易受伤，而且他们感知到自己的贫困和悲哀，所以要寻求救赎。”这情景很复杂是因为“撒旦统治了他们那么长的时间以至于他们都沦为了奴隶并退化回了野兽和魔鬼的状态。得有人来为他们打破奴役的锁链，得有人摧毁撒旦的城堡把他们从黑暗中解救出来沐浴在上帝的荣光之中。”结果，传教士们就大力宣传了撒旦的概念以及基督教解救人类于撒旦魔爪的角色，因此激发了长达几个世纪生生不息的对他的想象，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加纳、利比里亚的人们，以及在非洲其他国家五旬教派和它的变体教派的繁荣更加说明了传教的成功。
更远的北方，这种妖魔化当地宗教的事仍在发生。乔治?博西在他的《真正关系》中描述了他在詹姆斯敦的经历，那是在1609年到1612年间的弗吉尼亚，并记录了被殖民者打败的阿尔冈昆人:
“陷入了他们的驱魔仪式，魔法和巫术中……在降神术的魔咒和施术咒语中做出很多魔鬼的动作……但无论是他们崇拜的撒旦或是他们的术士都不能给他们好处。因为我们的人还是砍了他们的庄稼，烧了他们的房屋，再说了，因为他们杀了人，我们就逮捕了他们的一些人。”
但是，并不是只有土著居民有与撒旦相处的经历，撒旦同时也会以自然生物的伪装向十三块殖民地的居民现身。
& 1662年，来自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安?可儿开始表现出被附身的症状，并且在教堂礼拜过程中发病，和她一起的两个女人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其中一个以巫师嫌疑被捕。她并没有否认指控，并承认了与她第一次会面的撒旦签订契约的事，据她供述，当时撒旦是以一只浅***的小鹿形象出现，围着她跳跃嬉戏。1684年一月，一位哈佛大学的教师在日记里记述到撒旦在他面前现身，发出鸟一样的声音；八年后，33岁的威廉?布朗奇证言说某天晚上当他正躺在床上之时，“房间里突然迸发出火焰般的强光，然后我上方就出现了一个小男孩一样的形象，脸如火焰一般赤红。”另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布莱福德的少年（其身份是一个小偷和骗子），说撒旦化身一只狐狸并把他扔进了猪圈。同一年，内桑涅尔?怀特的侍女在院子里劳作的时候突然之间发病，声称是被以一只黑猫形象出现在鸡圈里的撒旦附身。在接下来的审讯中她说她也看到了撒旦的白狗化身，以及化为三个女人，虽然被强迫，她还是拒绝了她们让她召唤巫婆的要求。可儿与侍女的案例很有意思，因为两个案件都属于魔鬼附身案例，大抵可以认为第一个女人的事例是真实的，而第二个女人的事情却几乎就是虚假的----因为这确实是那时候一些人在公共场合会说的话。另外的新英格兰居民证言说撒旦可能化身牛犊、眼睛长在背上的黑狗、或是黑人的形状，最后这个化身是我们经常能在塞勒姆供状中找到的形象，据说他经常戴着一顶高冠礼帽。
自然，当地的环境和语境促成了这些化身的形成。这些居民的周围居住这土著人，被认为是“黑人”，因此因克里斯?马瑟（清教领袖）才会公开将他们与魔鬼联系起来，“他们用颇瓦魔法来干扰这里的第一批庄园主。”但是本地印第安人并不是唯一威胁殖民者的魔鬼因素，他说魔鬼就像“嗜血、残忍的法国骑兵军团，在监督官带领下，蹂躏强夺邻里”，这里他做了两个明喻，其中之一是他汇总了许多本地的紧张情绪以此来促成臭名昭著的塞勒姆巫师大审判，另外就是煽动了被围攻的情绪以及为上帝而抵御撒旦逐渐入侵的势力所发动的战争。这种情绪正是这一地区宗教教义的特征。就如约翰?迪莫斯所解释的，“巫师----撒旦----上帝的”天意（对灵界发动的战争）就在新英格兰这个主战场:战略中枢，处于四方汇集的网络中心。
旅行者和传教士带来了他们关于邪恶运行及表现规律的先入为主的想法。在印度，中南美洲，本土神祗因为被雕塑成了容易使欧洲人联想到撒旦和魔鬼的形象，从而更加速了欧洲刻板印象对它们的重新阐释，但在北美洲就找不到这些雕塑了，虽说如此，灵界还是能被它的崇拜者们迅速感知和察觉到，因此本地殖民者和传教士在做与自身文化联系的时候就稍微有些不同，他们把巫术现象以及伴随它们以动物形象出现的魔鬼常客们拿来解释发生在他们身边的事件以及感受，在欧洲，撒旦是一种潜在的邪恶势力，通常是不可见的，但在一些自然灾害和个人罪行中会显示其身，当他真的出现时，他就有许多化身形式，但最喜爱人类的样貌，因为这样第一印象就不会特别吓人，就可以在他充满诱惑力的外表掩盖下达到他的劝说目的。因此在北美殖民地他就更可能只是在巫术及附身中泄露真容而不是像其他美洲地区和印度神庙里那样有直接的形象展示。
不过，随着对这些雕像有更多的了解之后，就稀释了这些再阐释，特别是进入十八世纪后，把印度神祗看成魔鬼的倾向就减弱了。在欧洲也有同样的衰退。宗教战争和竞争使参与者对魔鬼的灵敏度达到峰值，他们看到和感受魔鬼的能力前所未有地强大。在许多宗教教条中，上帝本人是以一个令人惧怕的，隐约的父权主义形象出现的，颁布众多禁令，灵魂的枷锁，而且他的对手撒旦的势力也增长迅猛。但是，一旦十七世纪上半叶的可怕战争消退后，以及战争留下的烂摊子带来的痛苦和折磨逐渐消失、巫师审判浪潮平息之后，对上帝、魔鬼以及物质世界本质的讨论就开始冲出研究者和学术圈的范围广泛传播开来，笛卡尔就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后就不再插手世间一切事物，让自然界自行运转。如果你赞同这个观点，那么魔鬼的位置在哪儿呢？他是不是也是创造出来的世界的一部分，以用来危害人类的？这一点未知。或者他已被贬入他的地狱中无法来到世上，就如巴尔萨瑟?贝克所描述的那样。或者他是人类思维的一部分，用来解释灾难或是人类的脆弱和不幸，就如丹尼尔?迪福在《撒旦政治史》（1726）第二部分中暗示的那样？
那些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的人一旦有能力就会逐渐把上帝排除出科学研究的等式，在学者及其追随者的信仰与未受教育的社会大众的信仰和道德观念（他们仍旧保持着旧有的生活方式）之间，一条鸿沟正在成型，这一社会细分过程以各不相同的学术语言威胁着社会不同群体，因此带来了社会各部分相互不能理解的危险。也许，这是一条随着贵族以及他们的受过教育的附庸者从社区向他们自己的领地的撤退----凡尔赛宫而不是他们的乡村城堡，爱丁堡的新镇而不是老城的租地----以及城乡居民分化而形成的鸿沟，这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尤为明显。
对受教育阶层来说，撒旦成为了一场更广泛论争的主角，这场论争存在于那些坚信非物质世界和非物质实体存在并能与物质世界互动的人与那些认为在研究物质世界过程中非物质世界的一切都无关紧要的人之间。同时后者的论著中也出现了一种势利的现象:“迷信”这个词被“不理智”所取代，并且将其运用于形容农民和未受教育阶级的信仰和实践:例如皮埃尔?勒?布伦的一本书的标题:《诱惑人民并使受教育阶级尴尬的迷信批实践判史:区分自然效果与非自然效果的方法与法则》（1702）。反天主教和反罗马教宗的宣传也披上了历史的外衣，如同早期欧洲的信仰与实践被冠以了“迷信”之名，相比之下，善于思考的人们却认为“理性主义”必将把迷信的人排除在外----这是历史流传至今的歪曲和负面的遗产。
不是说新“理性主义者”在贯彻他们的理念时就没有经过斗争，宗教团体如卫理公会、摩拉维亚会、倍门尼会、瑞伯格会都宣扬过世界由上帝和撒旦共同统治的论调，甚至在法国，已经式微的宇宙二元论又开始复兴，在十八世纪受到了巫师们的欢迎，神职人员、地方长官、博士们发表了不下于122篇相关文章----只有在头两个世纪的专业人士才真正对巫术、魔鬼学、超自然实体的行动有研究旨趣。因此，1717年一位匿名作者发表了一篇为古老理念辩驳的文章:《关于魔鬼诱惑的教条及道德论述:由插画及教堂神父证明他的力量，暗影中灵魂力量的延展性，他们的愤怒，以及他们对付人类的不同诡计，以及保护自我的方法》。在1725年，一位理疗师重新诠释出了关于撒旦的概念:他是物质世界运转的干扰者，而不是把作恶念头塞进人类头脑的隐蔽的诱惑者:《给他的一些使用魔法、黑魔术、以及魔力----他亲自解释是由于魔鬼才带来的强大效果而不是圣灵带来的----的朋友的信》。但是如果撒旦并没有完全从每个人的讨论中消失，他就正在退回到人类的精神领域中去，不再以灵体的形式闯入物质世界中，而是邪恶的冲动心理的制造者和操纵者。
这种到处去找事件“自然解释”的热血可以在让?巴普提斯?德?拉?夏贝拉不朽的著作《腹语者，腹语术研究》（出版于1772年）中记述的超自然事件或者灵异事件中找到端倪。他以长期讨论的圣经式案例:恩多的巫师和萨缪尔的鬼魂为切入点，来证明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实际来自腹语。这种“用肚子发声”的魔术不关魔鬼的事，而是纯技术性的，这种技术是每个人都能学会的----就像他描述的两件案例，其中一个是万妮莎?巴隆，另一个是叫做圣?吉尔的术士，两个人都是拉?夏贝拉的同时代人。圣?吉尔在1770年二月去夏贝拉家里拜访了他，他们讨论了关于魔法的话题:
“圣?吉尔先生让我去到一个小房间里并坐在地上，（那些做生意的人称之为里铺面），我们俩分别坐在一个燃烧着的炉子两边，身边有一张桌子。就我们两个人。我的眼睛紧紧盯着他的脸，他脸的正面一直在我的视线范围内。
大概半小时之内他就用他的腹语才能把我置身于各种滑稽的场景中，当他片刻的沉默和我的分心过后，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非常清晰，但听起来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的，那声音听起来陌生极了，我的内脏都吓得抽搐了起来。当我被警告时，我对他说，我知道你是在用腹语和我说话。他只是对我一笑。但是当我正准备表示声音好像来自于对面房子的屋顶时，我听到了我们头顶的房顶传来清晰的、声调一模一样的声音。‘可不是从那个方向来的。‘现在声音又出现在了我们做实验和进行观察的地点的角落里，就如同从地底中心发出来的一样。”
实际上，夏贝拉并不是要反对宗教，相反的是，他想把那些他分辨出来是自然现象而不是魔鬼作祟的东西清理出宗教，以此使宗教得到净化。然而他的书为那些对宗教中看起来好像是超自然或灵异现象的元素的陈词滥调的回应（主要是对那些哭诉教士欺骗和把戏的人）提供了新的灵感；关于教士欺骗和把戏的研究主题随着对古代世界以及同时代欧洲和北美不涉及巫术的人群的研究而不断推进，这种混杂了反天主教主义和计划好的种族主义的酿制品尝起来全是十九世纪的味道。
但是，这种试图把宗教中的非自然因素贬值的举动并不为学界承认。这企图也对同时期的虚构小说进行了渗透。我们可以来看一个典型案例，马修?路易斯1796年的小说《僧侣》，这是一部关于激情，强奸，谋杀，***，以及马德里巫师大审判时期主人公对黑魔法的迷信，这个审判以与撒旦达成协议、著名英雄被撒旦杀死的悲剧命运为结尾。主人公受到一个巫师承诺的诱惑，巫师告诉他可以免除他在大审判中受到的刑罚以及死刑，于是这个叛变的僧侣，安姆布罗西奥，就翻开了一本魔法书并召唤路西法，他降临在僧侣面前:
“那可怖的外表，彰显着他堕天的命运，他那枯萎的四肢还带着神圣雷击的印记:雷击导致如墨一般的颜色在他庞大的身躯扩散开来，他的手和脚上都长着长长的爪子，他的眼中燃烧着愤怒的火焰，这火焰只要看一眼就能击垮最勇敢的心，他宽大的肩膀背后是一双巨大的黑色翅膀，他的头发全是盘绕在一起的蛇，它们在他眉毛上发出恐怖的嘶嘶声。”
撒旦和僧侣达成了协议。以他的灵魂为代价，撒旦承诺将使他远离审判，安姆布罗西奥在巨大的恐惧中签订了契约。不用多说，撒旦最后还是欺骗了他。一旦他转让了自己的灵魂，撒旦确实带他出了监狱，但并没有给予他更多的自由，他用爪子抓住他，把他带向空中，然后把他重重摔到地上摔死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惨剧很有效果，传达的道德层面的信息也很清楚，对撒旦的描述完全是按照中世纪的肖像传统来的。但事实是，这本书是一本小说，它的故事更适合于那些生活在鄙视把撒旦视为无关紧要的手法的时代的读者。现在他的小说至多也就是波洛克戏院中剪切掉的过时的情节----早期世纪对普遍存在的、吓人的魔鬼们的敬畏，也至多可以算作是反天主教狂欢中为博取观众好感而粗制滥造的那一部分。
古老的概念和信仰并未消失。正相反，在1745年的匈牙利，一位巫师被详细地讯问她参加半夜拜鬼仪式的细节:
普利莫:你与撒旦结成同盟了么？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发生的？谁促使你结盟的？
西康多:结盟之时，你拒绝并否定了上帝了么？怎么做的？你崇拜撒旦吗？他以什么外形出现？
泰西欧:你在那儿做什么？你在那里娱乐么？你参加过几次这种娱乐？在哪里？那时你和撒旦交流了吗？
就如欧文?戴维斯展示的英国的情形，“关于撒旦偷偷接近这个国家并带来灾祸的概念并不仅仅是英国国教会所持有的，也在流行文化和小说中盛行。”因此，一首民谣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被宠坏了的贵族小孩，在反叛了多次之后，被她的双亲禁足在她的房间里:
“撒旦在她面前现身
是以人类的形式，举止像个绅士；
然后他牵着她的手。
他说，‘美丽的人儿啊，是谁让你如此悲伤？
谁让你的心里充满了不愉快？‘
她说:‘我的父母对我很残忍，
他们把我监禁在此不给我任何食物。‘
&然后他说:‘如果你愿归顺于我，
他们的惩罚马上就会来到。‘”
这个承诺的惩罚就是毒杀。验尸官法院保留了对犯罪主观故意的判断:“被撒旦的承诺感动和诱惑”，这个判断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在十八世纪晚期，当询问年轻人他们到底知不知道起誓是什么意思的时候，他们明显能很清楚地意识到撒旦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灵体，他致力于促成罪恶以及犯罪。
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被起诉的人都在拿撒旦的试炼和诱惑当做他们犯罪的理想借口，就像1817年威廉?图斯丁的案件:他被抓时发现他的炉子里有三只偷来的鹅，据他申诉说是撒旦施魔法让他这么做的。或者如另一个发生在1838年的案件那样:一个妇女企图杀死婴儿，她告诉法庭是撒旦让她杀死自己的孩子的。1775年，一些出名的魔鬼附身事件吸引了布里斯托尔方面的注意，这些案例都记录于威廉?戴尔以及其同伴亨利?杜宾的日记中，杜宾的叙述直到1800年他死后才得以出版。这些案件的细节非常令人震惊，但对于那些知悉早期附身症状描述的人来说，这些案子看起来非常地眼熟。
“医生觉得她应该是治不好了，也不愿意收取费用，她通常要吠叫四到五次，然后就像一只公鸡那样啼叫，她转动她的脖子从左到右，从后往前一共二十次，但她的脖子却没有肿胀。我看过她的舌头伸出来，那是伸出来很长一截，有她脖子长度的两倍；在她狂躁地就地打滚之后，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或者坐着缝纫，期间一直在吠叫和啼鸣。当这一切停止后她恢复得很好。”
十八世纪在德国各州，也发生了大量的魔鬼附身事件迫使驱魔人无比地忙碌，我们可以从约翰?约瑟夫?佳斯纳（1727----1779）的职业生涯中窥见一斑。他是一位从奥地利弗拉儿堡来的天主教牧师，从1760年到1770年代他都坚持在日记中记录下他驱魔医治的案例，以治疗他自己的魔鬼附身症状开始，之后就把他的方式方法应用到其他的病人身上，首先命令魔鬼给出清晰的附身于此人身上的证明，当得到这些证明之后，就开始按照教宗制定的仪式进行驱魔。1775年的一幅版画中画着他坐在一张桌子旁，右手按住病人的脑袋，左手抬起来坐着命令或是祝福的手势，一只黑色的龙形状的魔鬼在病人嘴里吐出来的气流中左冲右撞。另一位僧侣坐在旁边慈悲地看着这个病人，有一大群男人女人在围观驱魔过程，他们的表情混杂着愉快和震惊。但是如果说佳斯纳神父的职业勾勒出了关于疾病是由魔鬼作祟引起的普遍社会信仰，那也仅仅只是作用于坚信撒旦会在日常生活中现身的信仰框架之内，这一信仰持续到了十九世纪。例如，德国特里尔教区的康菲尔德牧师就认为有必要记录一套咒语以让诵读者有能力保护自己免于魔鬼的攻击:
“贝斯扎尔以及所有的恶灵，人类的灵魂以及空气的、水生的、火种以及土地的，以及所有的鬼魂，我禁止你接近我以及我孩子的床榻，我以上帝之名禁止你靠近我们的桌子、房子、仓库、我的血肉之躯，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我不允许你通过任何空洞钻进来，包括蜗牛洞，或是我房子的，桌子的，仓库的，我家里的任何一处地方……除非你辨识清楚所有的小山丘，让所有的小溪消失，数清楚所有树木上的叶子以及天上的星星，直到神圣贞洁玛利亚生下她第二个儿子那天。我以圣三位一体禁止你，圣父圣子圣灵，阿门。”
整个十九世纪这一信仰都没有什么减弱的迹象。1890年，来自吉森科尔琛的格特鲁德?仆棱，时年33岁，看到了圣母和撒旦的幻像，当她看到后者时就表现得好像她被附身了，不断地渎神并吐出硬币，针，钢笔头，以及带血的胆汁。这是一个德国没有确诊的病症，同一世纪的最后几年，在法国的布雷莱教区，人们声称受到伪装成穿黑衣的男子的撒旦的攻击并开始吐血。与撒旦签订契约也在继续。在1680年到1789年间，这些事例出现在瑞士最高法院的记录中，说明了至少在普通大众中间，他们还是相信撒旦强大的力量的。西班牙也一样。1742年的安哥拉?吉梅内兹，一位寡妇被带到审判法庭，被起诉为进行迷信活动并与撒旦签约。1751年一位方济各男修士，兄弟尤达斯?莫拉尔斯，确实地在法庭上当场制作了一份契约；十九世纪初，一个吉普赛人安娜?巴布洛被指控施爱情魔法并制作契约。在十九世纪中期的法国，一位老人告诉康德?德?雷西----他一直在为他那本关于超自然科学的书收集类似的案例----如果一个人要与撒旦签订契约，就必须去到十字路口的路边，祭祀一直黑色的母鸡，召唤撒旦现身，有时是看得见的，有时候看不见。这个做法看起来最流行和常见，至少有一例接近致死的案例。一位牧羊人的遗孀照理说应该会被她从她丈夫遗物里找到的祈愿文中召唤来的撒旦杀死的，当时撒旦突然出现并强迫她签下契约。她特别有胆量地拒绝了三天，但她的哭喊和尖叫吓坏了周围邻居，他们都不敢接近她一步。
所有这些案例当然都发生在当局不许可的背景下，一部分是学界的，一部分是世俗的，还有部分是教会的背景。因此揭穿撒旦信仰、魔鬼附身、巫术、以及其他与灵魂存在相关的事件的真相就如罗伊?波特所说的:“激进启蒙运动的圣战”，其中目标也包括了伏尔泰及其门徒所针对的----罗马天主教。十八世纪就这个主题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并且在基督教新教和科学无神论之间达成了不少的妥协；十九世纪将上帝放逐到了毫无意义的口头祈祷中，而撒旦也被囚禁在了个人的精神领域中，而精神领域，从世纪中期开始加入了精神分析师以及他们的医疗助手“布道”的躺椅，在这张躺椅上，他们可以找到他，并分析他，挑战他的存在，以及治愈他的任何形式的人类代言人，只需说明他不过就是退行性精神疾病产生的幻觉就可以了，然后再去治疗下一个病人，就如那些窥视伯利恒监牢里关押的疯子的付费参观者那样。最著名的精神分析研究中心是让?马丁?夏科特领导的巴黎妇女接济院（1829----1893），他证明那源于病人脆弱的神经系统的歇斯底里症是魔鬼附身现象最主要的原因，他对欧洲魔鬼绘画艺术的研究正是要证明这一点，就像我们从他对亚当?凡?努尔特画的圣克莱尔为一名比萨妇女驱逐五只魔鬼的画作评论中看到的:
“这个被附身的妇女处于激怒的状态，半个身子仰着，由两个男人搀扶着，一边，她的右脚放在地上，另一边，她的头搭在扶着她的人的胸口，这个生病的女人看起来正费力把她的身躯举成弓状，这种姿势是我们在歇斯底里症中经常看到的表征。其中一个支撑者用右手按住她胃部的一侧试图阻止这个动作，她的头探出来，嘴巴大张，眼睛往上翻，最后，我们应该注意到她左手的姿势，正在扯开她的裙子暴露出她的胸部，这是歇斯底里症的标志性特征。”
夏科特的研究由他的一名学生:皮埃尔?雅内（1859----1947）继承，正是他发明了“分裂”、“潜意识”的研究术语，在1892年将他的研究成果发表于世:《歇斯底里症的精神状态》，而另一位学生弗洛伊德，正在发展精神治疗的形式，他不仅受到恩师夏科特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一位奥地利精神分析师的影响，那就是约瑟夫?布洛伊尔（1842----1925），他通过治疗一位21岁的歇斯底里症患者----贝尔莎?帕盆海姆（他以代号“安娜?欧”来描述这一病例）----来发展他的心理学研究。贝尔莎在三个零半月的时期内显示了她的病症，从1880年12月中旬到1881年四月。这些症状包括右半边瘫痪、视力障碍、暂时性耳聋、无法理解的话语、幻觉以及怪异的行为，其中的一些内容确实可以与魔鬼附身症状联系起来。当然，弗洛伊德按照他的方式发明了一连串的用来描述隐藏人格特征的技术性术语:无意识、本我、自我、超我、死本能，等等。这样，到二十世纪初，魔鬼附身现象就被一群好思考的学者从教宗的手中夺过来，而他们特别热衷于把这一现象冠以“歇斯底里”的术语，并将其当做楔子最尖锐的一边试图来撬碎教会得以建立的基石。
同时，艺术和文学也搭乘了这趟怀疑主义的顺风车，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在受教育阶级中流行起将撒旦编进哥特恐怖剧中的趋势，或者像同时期的某些将道德轻浮举止伪饰成高尚的思考与真理的小集团的所作所为那样，把他塑造成某种反英雄主义的人物。就如法国流行小说《邪恶的瘸子》（1707），《澳福来先生的一生和他的夸装幻觉》（1710），《魔鬼的爱》（1772），或者《瓦泰克》（1782）等把撒旦和魔术好一顿冷嘲热讽，就如苏格兰诗人罗伯特?伯恩斯那样，把撒旦当做是个卡通人物，用在吓唬小朋友的传说里:
“写给撒旦:
噢！什么样的称呼适合你？
奥尔德?霍尔尼，撒旦，尼克还是克鲁缇？
你肤色如不见天日的肃穆岩洞那般墨黑，
你嘴里吐出硫磺和虱子，
淹没了穷人！
听我说，奥尔德?韩吉，就听我说一点点，
不管是穷人，罪人，
我确信还是有一丝快乐存在，
即使是魔鬼，
奔走的穷狗就如我，
听听我们的哀嚎！
我听我的牧师格劳尼说过，
你们游荡在幽谷之中，
或者老旧的城堡废墟中，
向那惨白月亮行礼，
你们用那可怕的
低声吟唱吓走了四处闲逛的人们。
当我的格劳尼召唤暮光时，
她祈祷，泼洒圣水，诚挚的女人。
跨越堤坝，她听到了你们流浪汉的声音，
多么奇怪的嗡嗡声；
还有，摔跤，扔鞋子，
沉重的咕哝声…
现在，老科鲁兹，我知道你在思考
某个巴蒂在吵闹，喝酒
我们把他丢到你的黑洞中；
但是信仰！他会在转角等着你，
从不会骗你！”
另一方面，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1821----1867）玩弄般地对待撒旦的概念，嘲笑自愿附身，或者带侮辱性质地模仿教廷的连祷文，就如那些报告中写的被附身的人会做的事:
“在我身旁，魔鬼一刻不停歇地移动着；
他像空气一样游走在我身边却碰不到他；
我把他吞进肚里，我感到我的肺里
充满了永远不可抑制的，罪恶的欲望。
有时，他知道我对艺术的狂热，
他就变成最性感的女人
在潜行者那似是而非的借口掩盖下，
使我的嘴唇适应那致命的爱情毒药。
这就是他如何把我带离上帝的视野的，
渴望着呼吸，被疲惫拖垮，到那
波尔多的平原，那里是被荒废的深渊，
我眼里全是混杂在一起的脏衣服，
深深的伤口，以及流着血的毁灭机器。”
（《恶之花》:毁灭
“噢，您，最聪慧最动人的天使，
上帝背叛了你，剥夺了你的荣耀，
噢，撒旦，请可怜可怜我。
噢，被流放的王子，你虽然犯过错，
&但是曾经被打败的人，当他站起来时，必将更加强大！
噢，撒旦！请怜悯我深远的苦难……
向您献上荣光和赞美，撒旦，在那
九天之上的天堂您是统治者，在那
九渊之下的地狱，曾经战败的您，默默地实现梦想！
真心祈祷有一天我的灵魂，去到智慧之树下，就安息在您身边，
就在您的眉梢，就如新神庙兴起那样，智慧之树将开枝散叶，繁荣昌盛。”
（《恶之花》:撒旦的连祷文&
可以确定的是，波德莱尔的意图是复杂的，他那与撒旦的诗一般的关系反映出的是他的天主教家庭的出生与当时的科学主义提倡的转变为无神论者的论调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关于邪恶不仅仅是一套内在冲动而且还是真实存在的外在实体的认识，这个实体忙于分裂人性并将人性导向某种能感知但看不见的灾祸中去。这是一种矛盾的情结以及对绝望的体悟，在他的短篇散文诗中也能看出来，《慷慨的赌徒》初发表于1864年2月7日。描写者当时正在巴黎的街道上潜行，撒旦突然出现并暗示他跟过来，作者照做了，然后就发现自己正身处地下世界一处豪宅中，在那里他觉得周围的男男女女都能愉快和谐地相处，但他却觉得在人群中无比的无聊，“有种强烈的欲望要感受什么叫做活着”。撒旦和作者在一起喝酒、抽烟，作者放松下来，敬了撒旦一杯酒:“祝你永生健康，远古的山羊！”他们在一起交谈，将现代哲学贬得一文不值，然后撒旦开始抱怨他在世界上被糟蹋了的名声，说他生活在一种焦虑中，那是“一个布道者，比他的兄弟们更细致敏锐，在讲坛上大声地说道，‘我亲爱的弟兄们，永远不要忘记，当你们大声赞叹启蒙运动的进步时，撒旦最出色的伎俩就是让你们确信他并不存在！‘”----实际上，这是伪装成胆小的自我夸赞。
当然，波德莱尔的撒旦说得没错，只不过只适用于这样一种语境，用J.A.西德尔斯顿的话来说，就是“非常悲观的，在波德莱尔引用的世界中，道德和物质世界中的秩序与理智为混乱所取代”。实际上，这种语境不仅适用于波德莱尔的散文诗中的世界，同样也适用于十九世纪的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对欧洲来说有一句话特别合适，这句话被误认为是G.K.彻斯特顿说的:“当人们停止信仰上帝后，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相信，而是什么都信。”丧失对上帝的信仰，或者说对上帝的怀疑不断增加使得对撒旦的信仰出现了两种不同趋势:拒绝或承认。
拒绝的话很容易做到。如果对一位作者来说，不管是伯恩斯的嘲笑还是波德莱尔渎神式的调情都不适合他的品味之时，他就可能要么把撒旦的存在掩饰过去就好像提到都会很尴尬那样，或是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来一笔带过。十八世纪英国赞颂诗作者----艾萨克?瓦茨就是采用的前一种方式，在他的十五篇论文组成的论著《未来新世界，或关于逝去灵魂的欢乐或忧愁的讨论，以及重生的荣耀或恐惧》（1718）中用了两篇论文来讨论地狱中罪人遭受的酷刑，但却只字不提撒旦的事，即使他本人很清楚有魔鬼的存在。而矫情地戏弄，是约翰?彼尔德（1800--1876）的选择，他在187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撒旦的自传》，虽然人们能看出来，作为有常识的人，他并不想过分地矫情。彼尔德是一位一元论的牧师，而且是一位出了名的激进的神学家，他名气之响亮，以至于国外的记者若想采访他，只需在信封上简单地写上“约翰?R?彼尔德，曼彻斯特，英国”就可以了。他写这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论争，“专门针对保守主义、僧侣制度和撒旦崇拜，这些制度互相勾连，相互倚仗，它们之中的迷信强行把诸多的罪恶加在我们头上来折磨我们”。换句话来说，这本书实际上是另一本反天主教论著。
撒旦始于“他不是个人的、先验的邪恶、罪恶、敌人的集合体”，而是“人性与宇宙黑暗面的人格化”的说法，当这一点灌输给读者后，他又继续断言说，对个人化的撒旦的信念是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基督教的欺骗与恐惧心理共同作用导致的。彼尔德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圣经里的“撒旦”和“魔鬼附身”当做是隐喻，因为这些词通常来源于语言上的误解或是错误的翻译。接下来他写了对教宗的评论，他认为罗马应当承担最多的责难:“牧师们，通过对人性脆弱和黑暗的一面进行操作而将我塑造成了我现在的样子，非常自然地利用我为他们的目的服务。”最后，撒旦略过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早期的论战，试图为他自己的存在辩论的行为总归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了彼尔德的中心思想----“我是人类活跃想象力的创造物，为外部世界所控制”----直到他以重复的叠句向读者们告别:“伟大的潘死去了！”以及最后的观点:“你已经***了，没有我你也会过得很好，不再需要我的引领。”
讽刺，调笑，误导:这些手段或多或少成为了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用来证明撒旦不存在的方式，他们是希望他不存在，但他们内心的恐惧又觉得他可能是存在的。特别是英国的民俗学家、国家传统的收藏家（或者有时候还包括发明家）、代代相传的本土信仰的吟游者成功地把他放到了传说里去。因此就有了关于撒旦在苏塞克斯丘陵背面挖峡谷的“传说”:他厌倦了丘陵北部的村民们的虔诚，所以要把海水引进来淹死他们；或者是撒旦在德文郡的斯特顿沼泽感染了风寒奄奄一息，最后死后被埋在了村子的十字路口；或者是当撒旦穿越沼泽去毁灭克利瑟罗城堡时在兰卡夏村庄的石头上留下的脚印。相同的故事到处都有。冰岛有传说认为基督、圣彼得、撒旦有一次在海边散步，基督拍了一下水面于是就创造出了大比目鱼；圣彼得拍了以后创造出了圆鳍鱼科，并不如大比目鱼高贵，但当撒旦也尝试了之后，却创造出了水母，一种没有用的生物。在阿尔卑斯东麓，他在主显节前夕出现在十字路口的一群旅行者面前，是一个驼背的侏儒，问了他们七个问题，如果他们不说“是”与“不是”就能回答对的话，他就会给他们宝藏。
我们仍然不能因为它们可疑的起源和不够真实的细节就把每一个故事或是传统误读为模棱两可的。举个例子，魔术传统就非常地根深蒂固和源远流长，大量活生生的传说或信仰被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发现”与记录下来，它们并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相反，其作用和有效性丝毫没有减弱，因此就没有“被发现”一说。它的表面上的消失是由于受教育阶级与社会其他阶级的隔离造成的，他们不断追随着“科学之神”，把社会中需要滋养和继承的传统抛诸脑后，直到他们偶然遭遇了这些传统并当做奇闻异事记录下来。十九世纪的民俗学家实际上就像昆虫学家搜集标本一样:跟踪野外一例不寻常的故事，把它用文字捕捉下来，并用大头针把它钉在供浏览、娱乐读者的页面上，并以此作为这个分支研究狂热者的一种说明。
不过，在维多利亚国界海岸线以外，传统更加生机蓬勃，因此就没那么古板。例如在爱沙尼亚，撒旦一直都存在于日常生活中，1894年，麦茨?耶格尔就在正午的一条路上遇到了撒旦，那是一个非常高大的、穿白衣的女人，她不让麦茨通过，麦茨就按照传统的祈令说到:“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就请让开一条路让我通过；如果你是撒旦的话，就消失！”然后那个女人就退走并消失了。不过后来证实他碰到的只是个鬼魂，但人们仍然倾向于认为这就是经常在酒吧和沥青路上遇到的撒旦。当他们遇到他时，通常形容的都是出奇地矮、巨大、丑和衰老；不是特别胖就是特别瘦；黝黑的----但，不论什么环境下，总还是个人。但是，他也能化身为女人、马车夫、士兵等等。当他不是以人形出现时，就会变成一些动物的样子，猫，狗，马或是山羊，或是其他55种非人类形态:
“一个耄耋老妇说这是发生在廓尔咯帕罗的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男人去到仓库，仓库门是开着的，然后一只像山羊一样的动物走出了门，啪嗒！啪嗒！啪嗒！然后走过了这个男人的脚边，这男人大叫一声:‘什么玩意儿？‘然后他开始大声祈祷。但这个动物用舌头舔了舔他，这就是撒旦本人。这个男人经常阅读圣经，那时他正在仓库里读圣经，撒旦就从炉子上方过来，一把抢走圣经并扔进炉子里烧了。”
总而言之，爱沙尼亚传统认为每个人都可以遇见撒旦，撒旦是每个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是欧洲四处可见的活遗产，虽然通常在会见外来者时会掩藏起来----因为欧洲人觉得外来者或许不能理解他的存在而在内心产生共鸣。
因此，从整个欧洲来看，我们确实延续了十八世纪那活跃的、坚信能够遇见撒旦和他的魔鬼们的信仰，但这个信仰是被官方的不承认和各方面的尴尬感掩盖起来的。可是，驱魔仪式直到现如今仍然是对抗曾被称之为“魔鬼附身”的人类体验的强大而必须的工具。在1972年8月15日，教皇保罗六世曾压制过一些次级神品人员:包括门卫，讲师，驱魔人以及侍祭，但压制毕竟不是废除，驱魔人仍然做些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必须是由训练有素、并为这危险的工作而奉献的神父担当。例如神父加百列?阿莫斯（1925----）就一直在罗马教区担任驱魔人至今，就如所有的驱魔神父那般，对待驱魔过程胆大心细。他说，在他任职期间，差不多有五万件案子引起过他的注意，但是只有84例是确实被魔鬼附身的。“关键的是不要把魔鬼附身和疾病混淆起来”，他在2001年的采访中对盖尔斯?布兰德雷斯说。“魔鬼附身的症状通常包括剧烈的头痛和胃痉挛，但你必须首先去找医生，再去寻求神父的帮助。”
一位英国国教会的驱魔人，唐纳德?奥尔蒙德，在采访中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在英国的教会，以及罗马教廷的分支机构中，驱魔之前你必须获得大主教的许可……并且除了需要大主教的许可以外，我不会在咨询医学专家之前采取任何行动，有时候，医生的在场也是必要的。”
这两位驱魔牧师也同样表示撒旦并不是想象虚构出来的，而是真实存在的，并且非常危险。“我确实认为教宗停止教授关于撒旦的事是非常危险的”，奥尔蒙德博士说到，“因为这其中隐藏着他的力量。如果没有任何人相信他的存在，那么他就有能力做任何事情而不被发现。”同样地，在回答布兰德雷斯的关于驱魔仪式的问题时，阿莫斯神父也用了客观陈述的语气，就好像撒旦和魔鬼们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事:
&“魔鬼们对说话这件事特别警惕，因此必须强迫他们说话。当魔鬼自愿交谈时，是分散驱魔人注意力的手段。我们必须禁止因好奇而问一些无用的问题，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讯问。我们必须以问魔鬼的名字开始。
那么他回答了？我问到。
阿莫斯神父点了点头。
是的，通过受害者讲的，但是那声音特别陌生和奇怪。如果这是撒旦本人，他会回答‘我是撒旦‘‘我是路西法‘或者‘别西卜‘。”
这种不断增长的对驱魔人的需求我们可以从阿莫斯神父的数据中看出来，“十五年前，意大利有教廷指派的驱魔人二十名，现在是三百人。”有需求就会混杂进一些骗子，其中一群人叫“破咒者”，这些人收费昂贵却往往收效甚微。当然，从某种流行趋势中大肆牟利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意思的是为什么在现代社会还会掀起这个潮流。迈克尔?库内奥认为1970年代在美国流行起的魔鬼附身和驱魔主要是受到流行文化的影响:如《驱魔人》（1973年的电影）以及《撒旦的人质》（1976年的书籍）等等，它们在推动流行想象和塑造公众对驱魔人的期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他可能不屑于承认，但牧师驱魔人还是在大众媒介的视野范围外存在的，那些献身事业的耶稣会牧师由于威廉?彼得?布拉迪而变得不朽，那些战斗着的英雄牧师在玛拉基?马丁的《撒旦的人质中》冒着生命危险----这些都是神话角色，这些流行文化偶像是现实中的驱魔牧师被强迫竞争的对象。他们的故事、虚构的叙述形成了用来与真实驱魔牧师比较的标准，迟早会在某种程度上拿来衡量他们的成就。”
对北美和西欧这一点确实是正确的，但我们也不要剔除基督教福音派的行为，他们把重点放在撒旦的特征和影响上，以及信仰表达中的感情代入感。比尔?艾利斯就曾经追查过一些在美五旬节派教士的行动:他们一旦发现魔法就定下罪来，不管多么无关紧要的细节，他们都会把当地民俗妖魔化，以及他们更重视个人内心体验胜过教宗的教导的倾向，把他们的教众带入了奇怪的状态中，就如库尔特?廓荷（《基督和撒旦之间》、《魔鬼字序表》、《超自然的束缚与解放》等书的作者）那一系列著名的理论，以及H.A.马克斯韦尔?怀特（多伦多领袖运动的奠基人以及《血液的力量》一书的作者）的观点，父母参与任何形式的魔法实践，都会导致他们的孩子的精神错乱，由此导致了超自然的虐待儿童。他们说的究竟是什么魔法实践呢？其中一项是用占卜板咨询和召唤灵体，包括娱乐的目的。一些参与者说他们是受到《驱魔人》的启发，但他们的体验一点都不好玩。埃德蒙德?格鲁斯发现浸会学校里超过一半的学生要么自己玩过占卜板，要么就认识玩过的同伴，然后他叙述了一个例子，有四个学生从教堂下课后在宿舍里点上蜡烛，用占卜板召唤灵体:
“过了一会儿，他们大胆地说:我们能否见见撒旦？什么也没发生，但是指针开始绕圈。突然指针就从他们的手里飞出去掉在桌子上。他们把指针放回板上并问，是不是撒旦来了，指针就指向了‘是‘。他们又问了几个问题，渐渐开始害怕了，因为***准确得令人毛骨悚然。这个年轻人说当时他们都被吓坏了，当时蜡烛变暗，而感到屋子里阴风阵阵。其中一个人把他的口袋新约扔在了板子上，但只是把它砸得偏离了一点点，当时他们所有人都开始了祈祷，请求魔鬼离开……这次体验使他们再也不敢用占卜板了。”
这综合了特定宗教坦白中的、把很多精神与身体的疾病和残障归结于接触了邪灵的做法，以及1970年代某些书籍的爆发式扩张促使这种想法更加坚定，而且还提供了一系列基于心理疗法和驱魔仪式的解决方案，这个事刚好碰上了当时反对虐待妇女儿童的自觉社会运动，这种巧合更加强了关于父母把自己的孩子献祭给撒旦的想法----通过魔鬼仪式、血祭、甚至性虐待的方法。在八十年代，那些出版的所谓“幸存”儿童的回忆录更是火上浇油，某些精神疗法的技术和期待促成了对这类故事的盲目信任。这些医疗报告加强了说服力，背后还有神话和媒介孜孜不倦的宣传的撑腰，以及信誓旦旦的专业医师和社会学家的讨论。他们坚信确实存在一股势力（一开始是一小撮人，然后据称就是某些特定人群）正在撒旦鼓励下阴谋腐蚀和颠覆基督教社会。就像《星期日画报》在1951年10月28日告读者写的那样:
“现如今在英国有许多男男女女致力于邪恶并加入了黑魔法的邪教，参与了难以置信的道德败坏……1.黑魔法并不是由少数几个疯子实施的，那是有组织的邪教所为。2.
参与者不仅仅心智健全，而且他们都具有高智商。3.这些人包括了许多国内国际知名人士。巫术的复兴正在扫荡整个国家，人民必须警惕起来。”
那些后来转变为基督徒的人----那些声称曾加入过撒旦崇拜的人们，他们的证言为媒体所热爱，媒体用这些证言来满足受众对耸人听闻故事的需求。多琳?厄尔维恩就是这样一个转变者，曾在七个月的时间内从她体内驱逐出七只魔鬼。据她所述（《从女巫到基督徒》1973），她的麻烦开始于1950年代，当时她工作的俱乐部里的两个脱衣舞娘找到她，说她们是撒旦教信徒，并邀请她加入。她说后来她被带到一处神庙，那里有一个戴皇冠的人装作撒旦正在接受十三个穿着宽大的连帽黑衣的人那冗长的祷告，由于被所见震撼，多琳就觉得她想要加入这个教，并与8000人一同接受了繁杂的入会仪式:
“两个牧师消失在黑色的幕帘背后，回来时手上抱着神圣的白色小公鸡，它的脖子已经被扭断了，它的血被盛在一个银杯中。接下来是更多的对撒旦的咏唱与祷告，主官走近我并在我左手臂上划了一刀，我的血就流进了盛着那只死鸡的血的杯子里…我用手指蘸了血，签了一份羊皮纸契约，就此将我的灵魂永久地献给了撒旦……然后这些人就开始狂欢，你能看到不同的罪恶场景……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担任的是高阶女牧师。”
不管是谁写的这些，很明显是从关于“半夜拜鬼仪式”的流行描述中攫取了一些细节，甚至很精确地写了完全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参与人数。但是，尽管这个描写很荒唐，这本书还是非常畅销，并且在接下来的十年，各家小报也参与了对相似传说的复兴，如《星期日体育》（1988年3月13日）、《科尔切斯特晚报》（1989年1月27日）、《星期日镜报》（1989年5月21日以及1990年3月25日），还顺便加上了臭名昭著的宣称与撒旦祭祀仪式相关的虐待儿童案件的报道，分别发生于诺丁汉（1986年7月）、罗奇代尔（1989年）、奥克尼郡（1991年），这些报道成为了搅屎棍并为媒体狂欢注入了某种明显是自我确证的东西。“到2000年”，牛津郡的主教在BBC四台节目中说到，“撒旦教徒每分钟都要杀一个婴儿。”但经过对这些案子慎重的调查后并没有发现与撒旦教徒、魔鬼崇拜、仪式相关的证据，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以撒旦、魔鬼、附身、对驱魔的需求都是那些生病或是狡猾的人想象出来的幻觉为由驳回，以及媒体报道和提倡的内容总是警惕着那些挑逗腻烦的受众的内容，报纸和广告也是如此。在英国，这种批判也有它的道理，因为社会上大部分拒绝了上帝、撒旦、魔鬼、附身的人都转而去寻求轻松的“恐惧战栗”，有意思的是这看起来好像是远古的信念，用来娱乐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也没什么坏处。也许不能清晰地描述这种状况，但对一切的意图和目标来说，在技术伪装下的英国还是滞留在了十八世纪，小报和电视代替了早期的出版业，用哥特式惊悚带来的愉悦的焦虑感来刺激中上层阶级的神经，而且一旦他们的娱乐感消失之时，这种感觉就会烟消云散。
实际上西方其他地方的态度是否一样还可以加以讨论。维多利亚?尼尔森用美国人的视角对此情景进行了桥接，这一观点因为实际上美国通常被认为是建立在基督教传统上的国家而显得很醒目。
“如今，超自然奇异现象在大众娱乐中最为常见----在这个领域中，随着新世纪的到来，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由于宗教性的冲动被西方主流文化强烈地拒绝，它就被迫钻了这个后门，在这里我们没有什么戒备。因此，与我们同时代的世俗万神庙中的无名神们就居住在了大众娱乐中，这种魔鬼体系，包括了有肉体或是灵体形式的连环杀手，以及吸血鬼，狼人，程式化的撒旦……用来提供我们对超自然邪恶力量的世俗化解释……正是因为我们文化的后革新、后启蒙运动拒绝了超自然以及形而上的想象，宇宙中被允许的非物质现实才会创造出了由压抑引起的变态心理的，本体论意义上的等同物。缺乏与形而上的那种被允许的联系，我们反而会把着迷的、无意识的注意力放在被禁止的东西上。在二十世纪末的西方流行娱乐中，超自然被转化成了供娱乐消费的恐惧和怪物。但正如保罗?蹄利西深刻地论述的那样，‘不管魔鬼在何处现身，他的对立面----神，也会随之而浮现。‘”
这种魔鬼与上帝的一致出现不仅存在于流行电影中，如最出名的《驱魔人》，而且还在于创造中，显然很多有组织性的撒旦崇拜人群将之当做一项很严肃的事业。其中，最有名的是撒旦教堂，建成于1966年4月的三藩市的瓦尔普吉斯纳科特，创建人是安东?拉维（1930----1997）。据他的《撒旦圣经》所说，（这是一本融合了尼采、阿莱斯特?克劳利（英国神秘学者，自称《启示录》之兽666----译者注）以及H.L.门肯思想的大杂烩），撒旦教徒可以自由地定义她/他的上帝，而实际上如果她/他真的理解拉维的哲学的话，那个上帝指的就是她/他自己。原罪本来就是人类的一部分，应该接受这一部分而不是一味地谴责，当然，还是要禁止某些形式的罪，比如强奸或是恋童癖，因为这些罪行侵犯了他人的权利。“撒旦教不反对你想要的任何表现性的方式，只要不伤害到他人就可以。”并且，没有来世或者天堂和地狱。撒旦教徒追寻的理想目标是在前提限制条件范围内尽情享受生而为人的这一生，因此“撒旦的教堂”这个标题就有点误导性了，因为这个运动中的仪式并不是设计来崇拜某个拟人化的魔鬼的，而是通过魔法来实现某些特定目标:吸引你爱慕的人，为你选择的爱人增加世俗的利益，或者去摧毁你的敌人。其实应该把标题改为“无神论的利己主义教堂”，把撒旦扯进这个标题里部分是因为要反对传统的基督教赎罪，部分是作为吸引一些特殊人群的广告手段，特别是那些青春期叛逆的人群。确实，对于广告效应这一点拉维也承认了，他把他的组织称为“表演秀……九成是愤慨，一成是社会名望……其实就是安?兰德（美籍俄裔作家，哲学家，她强调“理性的利己主义”----译者注）的哲学，只是加入了一些典礼和仪式而已”。
如果拉维本人并没有特别严肃认真地对待他的组织，他的模仿者和追随者却不这么想，也许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关于人类无限可能性的发掘和从1960年代的传统教条中挣脱出来的无限自由有着难以自拔的热情，这种狂热让他们宣称要扫清任何挡在建设人间乌托邦道路上的障碍----这种狂热实际上受限于它本质中的不可连续性，非常短暂。对西方的二十世纪来说，当人们为摆脱过去蒙昧状态而获得自由和理性主义自豪时，也被非理性的、意义解构的对现在与未来的担忧所困扰；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对未来的预言（宗教的，社会学的，千年末日论的，生态学的）大行其道，看来就好像是撒旦的势力不断增加（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恐怖主义）而阴影笼罩着整个人类，就好像他和他的魔鬼们以及人类代言人们（犹太人，互济会会员，***员，恐怖分子）随时都要实现他们的邪恶目的:打破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秩序。就如尤金?韦伯解释的，“理性主义并不代表就是理性本身，世俗主义很快就适应并囊括了魔法，神秘主义以及占星术；而对这些二手的，不入流的宗教代替品的需求又滋生出了更多对新宗教的复兴和重建的愿望。”
这种魔鬼与神圣同时存在的狂热气氛（拜理性主义者和大众媒体所赐）因此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与之联系，那就是修女露西亚?德?耶苏?朵?桑托斯的回忆录，她是1917年五月到十月间在葡萄牙小镇法提码附近遇到圣母玛利亚的三位牧羊儿童之一，当时他们听到和看到了关于世界的未来的、著名的“法提码预言”。在他们看到的预言情景中，有一幕地狱的景观，给他们留下了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们的夫人为我们展现了一片地下火海，有人的灵魂和魔鬼不断往里面跳，就像些透明的灰烬，漆黑的或者抛光的青铜漂浮在火焰上，突然被火焰抛到空中瞬间就变成了一团气烟，带着火星飞溅到各个方向，没有重力和平衡，夹杂着痛苦和绝望的尖叫声和呻吟声，这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抖作一团。这些魔鬼可以通过他们那长得像某些未知生物的丑陋外表分辨出来，都是黑色并透明的。这一幕瞬间结束却留在我们脑海里经久不散。我们怎能不对慈祥的圣母表示感恩，当她承诺我们第一次显灵后就带我们去天堂？不然，我觉得我们早就死于恐惧了。”
相比于那些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来说，凯斯?菲尔南迪诺认为:“如果一个人承认了至少一种超自然灵体，比如上帝，那么也不可能拒绝逻辑上存在的对立面----相反秩序的存在。”对那些仍然在讽刺宗教的人来说，加百列?阿莫斯神父的话可以当做一个总结:“记住，当你嘲笑撒旦并告诉他人他不存在时，他就最愉快了。”因此，也许撒旦曾被人拜访过和询问过他到底存不存在，他骄傲地说着自己达成的伟业，并指向了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用圣保罗大教堂中克里斯托弗?列恩爵士墓志铭上的一句话回复到:“Si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spice.”那就是:“若你要寻觅我的丰功伟绩，就环顾你的周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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