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教训》，是一本以人物故事为主线、以廉政思想为内核的中国历史通俗读物，也是第一本由纪检干部倾注心血写就的读史感悟。
作者习骅在“***第一线”工作多年，全书收录了他创作于2012年—2014年，并发表在《中国纪检监察报》等多家媒体上的24篇“说古道今”的文章，以轻松的笔调通过众多令人嗟叹与沉思的人物故事，来讲述历史风云变幻中的不变正道。作者巧妙地从古今历史，特别是明清治国、吏治等历史典故中寻求成败教训、总结得失经验。
《中国历史的教训》有趣、有料，洞察官场百态，叙事流畅生动，见解独到深刻，传递廉政新思维正能量。2015年，中国将在“打虎拍蝇”新常态中持续收获“民心红利”和国际赞誉。《中国历史的教训》立足中国文化，植根中国国情，它所展示的警示意义将会为***倡廉工作带来巨大推动，有助于实现中国梦。
习骅，现在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工作，法学博士。曾先后师从南京大学林仁栋教授、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研究廉政立法和苏共问题。
前言 白胡子老人讲古今
3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
11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
13苏联政治笑话中的干群关系
14***是如何“买通”陈嘉庚的
17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19吴江县令的从政环境
在我的老家故事不叫故事，而叫“古诫”，如同习***总书记所说的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或者叫“古今”，相当于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我小时候最爱听人讲古今。
记得***还在世的时候，有一天黄昏，我耍累了准备回家，看到两个白胡子老人蹲在老街街头，抽着烟袋，正眉飞色舞地讲古今。那时候人们都喜欢蹲着，可能是为了减少热量的消耗吧；而且言多必失，蹲着讲目标要小一点儿。于是我悄悄凑过去，蹲下来偷听。
不知不觉天完全黑了下来，突然，其中一位老人家举起烟袋锅指着我说：“这孩子将来会看到不少大事，我们赶不上了。”
从此我幼小的心灵里满是期待和焦虑，好比填满了烟丝的烟袋锅，动不动亮一下冒冒烟：我到底会看到什么大事？什么时候时候才能看到？
后来“四人帮”倒台了，再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同时整个社会从漫长的冬眠中苏醒，伸伸懒腰，动了起来。人们整天忙碌着，脸上洋溢着笑意，头发烫了，裙子短了，在电视机大声播放《射雕英雄传》的间隙，房子盖起来了，甚至开上了汽车，过去全县只有一辆，是县委书记坐的……这一切如同变戏法一样，是在慢吞吞的中国历史的一瞬间实现的，今天细细回想，仍然以为在梦中。
想着想着，有一天我终于恍然大悟：改革开放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历史，这事还小吗？
其实这只是故事的开始。
政治家好比家庭主妇，永远有做不完的事。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如果说***做了一块大蛋糕，基本解决了效率问题，那下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公平问题，也就是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切得更合理。干部的作风问题和腐败现象既是社会不公的重要表现，又是社会不公的重要原因，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拦路虎。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肃的历史课题。白胡子老人的预言再次应验：***之后，中国的改革列车陡然提速，正党风、***败风暴更是摧枯拉朽，速度和力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网上网下，一片欢呼。在人的思想逐渐多元的今天，这种一致并不多见，何况它更多来自于理性：一个国家只有安上了效率和公平两个翅膀，才能昂首飞翔于世界，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非如此。
邂逅伟大的历史节点自然幸运，更重要的是参与。党的***闭幕24个月了，我借《中国纪检监察报》讲了24个“古今”，以特写镜头，放大了古今中外不同类型公职人员的奇异形象。看起来我在说故事，其实是在写时评，目的是与广大公职人员共同思考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同加深对中央大思路的理解，共同增强创造历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不在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称的“输不起的斗争”（***败）中掉队或脱逃，不与历史车轮背道而驰。
同时，我也在悄悄告诉非公职人员，对***风暴不能止于欢呼，更不能止于围观和猎奇，因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民族的共同梦想，没有全民族群策群力就不可能实现。
24个“古今”里既有清官能吏忠臣，又有***懒官巧官；既有守规矩识大体的普通党员，又有犯了低级错误的高级干部；既追溯了***成功的历史文化根源，又透过表象挖掘了苏共溃败的深层原因。24个古今里的人和事，有的伟岸得让人拍案叫绝，有的卑劣得让人不可思议，有的愚蠢得让人顿足捶胸，个个似曾相识、如在左右，不是成功的经验就是“历史的教训”。根据读者的反馈和领导的指示，现将报纸上的24个“古今”稍加修整，奉献于此。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用心的作者加上思考的读者，等于一本书的完整价值。读了这本书，如果你的头脑中闪现了这样的问号：100年后，当白胡子老人讲述今天这段历史的时候，你会是24个“古今”里的哪个人呢？为了超越历史的教训，你做过什么呢？——那就是值得欣慰的好事。
导语：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其长久支撑力的基础。
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朱元璋坐了龙廷不久，召集大臣开研讨会，主题十分严肃：元朝曾经那么强大，为何不到百年就灭亡了？大臣们普遍认为，元朝的统治太宽松了。朱元璋纠正说：元朝是对官员太宽松了！
朱皇帝发现了一条重要的执政规律,正反佐证俱在。
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一场政变推翻了越南政府，国王黎维祁紧急求救。两广总督孙士毅受命带兵平叛，马到成功。国王十分感激，主动要求孙士毅当国王，自己退居二线。
乾隆当然很高兴，封孙士毅为一等谋勇公，调他回京出任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此时的孙士毅是何等威武，直到遇到和珅。
回京第二天，孙士毅早早立在皇帝办公室外，手里把玩着什么东西，静候乾隆接见。军机大臣和珅过来了，笑眯眯打招呼：
“大英雄回国，带啥奇珍异宝了？”
孙士毅说：“哪有？哪有？”
“没有？您手里是啥宝贝？”
孙士毅敷衍道：“啊，就一鼻烟壶。”
和珅一把夺过来，只见这鼻烟壶在阳光下玲珑剔透、美轮美奂，竟然是一颗特大珍珠雕成的，足有鹌鹑蛋那么大。
和珅简直爱不释手：“这东西真不错，送给我吧？”
孙士毅赶紧解释：“这是献给皇上的，我已预先禀报了，下回再给你弄一个吧。”
和珅拍拍孙士毅的肩膀：“开个玩笑，我哪里配玩这个。”
过了几天，和珅突然来到孙士毅办公室，神情诡秘地说：
“碰巧我也有个鼻烟壶，不知道好不好，你帮我看看？”
孙士毅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正是自己送给皇上的！
孙士毅是个细心的人，他悄悄查阅了皇上的赏赐登记簿，近期并无任何赏赐记录！
时间久了，孙士毅懂了，和珅可以随意出入宫廷任何一个角落，如同在自家一样。他没事最喜欢去内务府库房转悠，只要发现喜欢的东西，拿了就走，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后来嘉庆皇帝抄他的家才知道，国内外进贡给乾隆的宝贝，最好的都在和珅家。
孙士毅暗自叹息：宫中那么多管理规矩，在和珅面前竟然如同一张废纸，这不是什么好现象！
岂止是财物管理规矩，就是军事制度照样是一纸空文，后果也更加严重。乾隆的养子福康安，领兵镇压苗民起义。到了前线受不得苦，居然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副手代劳，自己整天待在司令部里喝酒行令，欣赏歌舞表演。西南苗民起义始自雍正朝，一直到同治时期才勉强了结，前后绵延达120多年，把大清拖得疲惫不堪，原因就在这里。
康熙晚年身体不好，工作积极性不比当年，特别是对臣属过于宽宥，奉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策，埋下了官场风纪滑坡的种子。乾隆宠信和珅之后，纲纪废弛，吏治败坏，官员们逍遥自在，康乾盛世便走到了末路。自嘉庆开始，各种规矩都不作数了，于是大清国运一路下滑，所有皇帝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无一例外。
嘉庆最为无奈的是，内部经常发生泄密事件，皇上要处理谁、提拔谁，还没发文，当事人就知道了。调查结果更令他震惊：消息是从军机处泄漏出去的！
军机处是皇帝最高办事机构，贯彻落实的都是国家大事，保密纪律自然少不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原来，不知道从何时起，军机处俨然成了通讯社，各种国家机密源源不绝外流，国家权力中心一点严肃性都没有。嘉庆本人对此有详细叙述：许多人没事就往军机处跑，办公室和走廊里，吵吵嚷嚷，人来人往，大都是外单位的。如果问他来军机处做什么，回答有两种，一是来汇报工作的，二是来找领导签字的。实际上都是来打探消息、甚至做交易的！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嘉庆十八年（1813年），几个农民差点把皇宫连锅端，一点也不奇怪。
嘉庆的爷爷雍正，当年的做法完全不同。
康熙归西，雍正登基，朝鲜国王派特使来北京庆贺。这个特使具有超凡的观察力，回国后报告国王：大清很有希望，康熙朝的兴盛将会延续。国王问理由何在，特使用细节说话：
康熙晚年，我每次到北京，看到紫禁城内外的警卫人员，个个松松垮垮，没个站相，一点都不像军人。夏天更糟，有的甚至脱掉军服、扔下***械，光着膀子喝茶、睡觉、下棋、吃西瓜，互相打闹嬉戏。这次大不一样，警卫部队风纪严谨，着装整齐划一，态度严肃，目光炯炯有神，一副随时准备出击的样子，让人顿生畏惧。
朝鲜特使没有看错，雍正确实是胸怀大志、锐意进取的大政治家，在中国历代帝王中排名靠前。为了大清的长治久安，他创设了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行新政。他严明纪律，规范行为，整顿松松垮垮的官场。打懒肃贪，从重从快，铁血凛然。短时间内，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焕然一新，行政效率大幅提高。政治清明，经济自然发展，库存充盈，迅速弥补了前朝赤字。
雍正时期军机处官员的作风情况，跟嘉庆朝有着天壤之别，很能说明问题。
对军机处，雍正一开始就要求很严、很明确。一是规定大家必须在凌晨五点之前到岗，并且保证今日事今日毕，不得拖拉。二是改变惯例，减少递送公文的层级，做到直接送达，竟创造了日行八百里的记录，保证了政令畅通。三是严格保密纪律和廉洁制度，决不允许跑风漏气和以权谋私。
四川布政使程如丝犯罪当诛，在死刑判决书送达成都之前一周，程如丝就知道了结果，以自杀逃避了法律制裁。雍正抓住这个案例，严肃处理了泄密者，完善了制度，为军机处工作人员划了一道醒目的红线。
最早在军机处工作的张廷玉，深受皇帝信任，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是知道秘密最多的人。但他一脸严肃，一个铜板不收，昼夜埋头干活，没有任何人敢到军机处找他聊天。和珅那样的军机大臣，在雍正时期根本没有生长土壤。
在封建中国历史上，堪称“盛世”的高峰时代寥若晨星，康乾盛世是其中之一，且前后绵延长达100多年，超过整个清朝历史的三分之一。但是，连接康熙和乾隆两座大山的桥梁，正是雍正，雍正皇帝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
设想一下，假如没有雍正的创新精神和严刑峻法，康熙后期的弊政持续传承和发酵，乾隆前期就不可能那样成功，所谓的“康乾盛世”，顶多是“康熙盛世”。所以不少史家主张，所谓的“康乾盛世”，实际上是“康雍乾盛世”。
奇怪的是，康熙和乾隆享有“宽仁”的美誉，雍正这样负责任的帝王，却背着“严苛”的恶名。殊不知，无视法纪是官员责任意识缺失的结果，也是贪污腐败的序曲。如果朝廷热衷于当好好先生，带头把规矩当摆设，官员肯定舒服无比、为所欲为，老百姓的日子就不舒服了。老百姓活得痛苦，政治统治能长久吗？载舟的水一旦沸腾，清朝一定是另一个元朝，哪会享有三百年江山！
公务人员是政权大厦的四梁八柱，严明的纪律是梁柱的防腐剂，是保持梁柱长久支撑力的基础。党的***以来，党中央以壮士断腕的决心、秋风扫落叶的气度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全面围剿“四风”现象，一个节点一个节点缩小越轨空间，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严处罚、快了结，人民群众亲眼看到了干部作风和社会风气一天和一天不一样，谁不心情舒畅、欢欣鼓舞！
在近日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总书记又对纪律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掷地有声地宣示“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严肃提醒全党：“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事实上，随着规定越来越细，笼子越扎越紧，查处越来越频，高压线的电流越来越强，广大干部对纪律和制度的敬畏，从未像今天这样强烈；心存侥幸的人，从未像今天这样稀少。于是，“官不好当了”的慨叹出现了。
这样的叹息声，是一个令人振奋的好现象、好消息、好兆头，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历史的经验是：法纪越严，官越不好当；官越是不好当，国家越是前途无量，人民越是充满希望。
2.雍正治吏的非常举措
导语：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能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对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是清朝官场例行公事，一般不会有什么新闻。1724年又是考核年，上任不到两年的新君雍正，对一个县官的处理不同以往，让各级干部吃了一惊。
此人名叫常三乐，直隶吴桥县令，负责考核他的是直隶巡抚李维钧。
通过认真听取下属意见，查阅文书档案，走访地方士绅，李维钧给常三乐写了两条评语，一是“操守廉洁”，是个清官；二是“懦弱不振”，工作打不开局面。他据此建议平调常三乐去管教育，因为教书育人对操守要求高，工作量却不大，对他比较适宜。
吏部看了考核报告，向李维钧提出一个问题：你说老常工作不胜任，有什么具体表现，给吴桥县造成了什么严重损失？
尽管常三乐工作吃力，但是钱粮该收也收了，社会治安也说得过去，也没发生过什么群体性事件，还真挑不出大毛病来。
吏部说，既然没发现实质性问题，把人家调离重要岗位，理由不充分，也不符合惯例，提醒提醒算了。
李维钧坚持自己的看法。吏部自信地说，咱也别争了，还是请示领导吧。
雍正看了报告，朱笔一挥：撤职！理由很简单，县域是社稷基石，县令责任重大，常三乐没有责任心，本身就是失职渎职，还要等着出大事吗？
其实常三乐真该偷着乐。山东曹县盗贼猖獗，社会治安很成问题，老百姓直叫苦。县令王锡玠不敢抓不敢管，结果被摘掉乌纱，还判了5年徒刑。正二品的云南开化总兵仇元正，为人老实本分，但作风拖拉，工作长期没起色，雍正勒令其马上退休回家。
康熙朝末期那些年，官员们实在是太爽了，就像晚清的李鸿章说的那样，如果一个人连官都不会当，那就是太笨了！那时，皇上的脑血栓比较重，对人对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常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场的贪、懒蔚然成风，通不过考核的很少，被严肃处理的更少。实在看不下去了，往往罚俸了事，官员经济上吃点亏，政治前途一点不受影响。
眼看雍正帝的治吏新政如此严厉，各级官员在震惊之余，终于回过味来：看来，官是不好当了！不但要两手干净，这双手还必须干活呢。
但是，有的人思想一时转不过来。代理湖广提督岳超龙表决心说：为报答皇上厚爱，我一定做到廉洁自律，两袖清风。雍正不以为然，批示道：要求太低了吧！当官本来就不该贪，这算什么高标准？如果只满足于“清官”的好名声，却倒了油瓶不扶，不就是绣花枕头吗？
清廉是官员的起码条件，否则一切免谈。贪能误国，懒也误国，无所作为的“清官”就是庸官，跟利欲熏心的***一样，都不是好官。作风上正派廉洁，工作上敢于担当，二者缺一不可。这就是雍正的用人观。
改变观念谈何容易。无官不贪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常态，所以有一种非理性的官员评价标准：只要不贪腐就是“好官”，至于这“好官”为国为民有啥贡献，倒没人在意，可谓“一白遮百丑”。为了纠偏，雍正不能不创新工作方法。
1728年（雍正六年）元宵夜，内阁工作人员小蓝正在顶班，忽然进来一位高个子中年人，应该是出来散步的内廷值班员。两人一见如故，边喝茶边侃大山。
高个子问，你是什么官？小蓝不好意思地说，不是官，小小工勤员，收收发发，给领导沏沏茶。高个子问：其他人呢？小蓝回答，都回家看灯去了。高个子很好奇：你不喜欢看灯吗？小蓝说，当今皇上励精图治，听说晚上都不睡觉，万一有个急件，没人跑腿可要误大事！
高个子点点头，又问小蓝将来有什么打算。小蓝说，假如天上掉馅饼，能到船舶管理所工作就好了。我家孩子多，这样就是闹饥荒也饿不死。高个子哈哈一笑，告辞。
第二天一上班，雍正就问：哪个船舶管理所有空缺？下面说广州有。雍正说，让内阁的小蓝去吧。大家正在惊讶中，雍正又让人告诉小蓝，要吃鱼自己下水捞，不能讨渔民便宜。
只要正派能干，雍正都会重用，哪怕有不同看法。
田文镜主政河南、山东的时候，配合雍正新政，狠狠打击***污吏，大力整顿官场作风，就连中央官员到地方收了礼，他也敢向皇上报告，得罪了不少人。雍正把他树为模范总督，号召高级干部向他学习。
户部向各省要钱扩充小金库，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人敢点破。户部一个叫李卫的中层干部，曾多次向一把手提意见，人家就是不理。李卫就弄来一只柜子，写上“尚书专用钱柜”字样，放在衙门口羞辱领导。当时雍正还是雍亲王，他记住了李卫的名字。当皇帝后，几乎年年提拔李卫，李卫也不含糊，在哪儿都大刀阔斧工作，政绩斐然。
但是李卫为人粗粗拉拉，比如直呼领导“老张”、“老李”，工作方法也简单粗暴，所以对他的举报就没断过。雍正给大家做思想工作：这个人浑身是刺不假，但都是为了工作。你们要不服气，给我推荐个又能干又温柔的完人吧。
不管大家对雍正的团队有什么意见，但是，他们大多为人清白，勤奋能干有建树，这是公认的。
有其臣必有其君，雍正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最有作为的君王之一。
雍正每天睡眠不超过4小时，只有过生日那天才给自己放天假。现存档案表明，他光在奏折上就批了1000多万字，是全部《资治通鉴》字数的3倍多。
雍正的父亲康熙创造了一个盛世神话，最后也留下了一堆问题：吏治腐败、效率低下、国库空虚。早在当藩王时，雍正就深为忧虑。
雍正上任后，既不容忍“贪”，又不容忍“懒”，两手抓，两手硬。他首先诛杀***，保持高压，让官员们听到“钱”字就发抖。在对***执行死刑时，常组织官员到场观摩，他认为现场警示教育，比让官员学习《论语》管用得多。
与此同时，雍正奖掖勤能、责罚庸懒，逼迫官员改变作风，不换脑筋就换人。大家如梦初醒，意识到不是现在官不好当了，而是过去当官太容易了；谁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就是跟自己过不去。
于是，各级官员很快适应了新形势，纷纷行动起来。官场风气迅速扭转，号称“雍正一朝，无官不清”，这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奇迹，也为推进各个领域的改革提供了保障条件。创设军机处，集中权力推进改革；取消人头税，缓解社会矛盾；改土归流，维护国家统一等大动作，如果没有肃贪治懒的铺垫，是不可想象的。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康熙末年，国库存银仅3200多万两，到雍正七年，已增长到6000多万两，几乎翻番。雍正的父亲康熙遗留的烂摊子，儿子乾隆可能会遇到的障碍，在他手中基本收拾停当。华裔日本学者杨启樵感叹：“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
康乾盛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巅峰，雍正则是康乾盛世成型的关键人物，所以“康乾盛世”又称“康雍乾盛世”。然而，康熙和乾隆总共执政124年，夹在中间的雍正时代只有短暂的12年8个月，考虑到这个事实，人们对雍正的卓越成就和超凡智慧，对他的执政团队奋发进取的实干作风，不能不肃然起敬！
时光川流不息。让官员告别“贪”、“懒”恶习，插上“廉”、“能”双翅，扶摇天地，大有作为，这个雍正成功的秘密，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仍然在闪着光。
3．朱元璋为何暴打茹太素
导语：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明史》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段子”，今天读来还让人会心一笑。
1376年，司法部副部长茹太素给朱元璋打了一份报告，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得眼花，就让秘书王敏念给他听，都念到6300多字了，还不知道要说啥。朱皇帝实在受不了，当场找人把茹部长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又让王秘书接着念，从第16500字到结尾，茹太素提了五条工作建议，这些建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可操作性，朱皇帝采纳了其中四条。
事后朱元璋苦笑说：“当大臣不容易，当皇帝又容易吗？我需要的是接地气、解难题的意见建议，可明明500字就能说清楚，这老茹偏要整一大堆没用的，真耽误事。”
一直有人对朱元璋暴打茹太素有看法。对下属一不合意就动手，作风确实简单粗暴，但了解背景后，对事情的理解会更全面。
朱元璋定都南京时，新政权面临大量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内外形势都很严峻。战后社会经济凋敝，土地不均，农业基础设施阙如；饥民遍野，人口数量下降；各业不兴，社会无法正常运转；矛盾尖锐，官民冲突时有发生。退居塞北的残元势力企图卷土重来；蒙古鞑靼、瓦剌各部日渐强大，虎视眈眈。
特别是进城之后，明政权中许多官员贪图享受，不思进取，各派人马争权夺利，贪贿成风。中央政府权威低下，政令不出南京城。官风虚头巴脑，政权在文牍中空转。总之此时朱家王朝基础不牢，随时可能夭折。
朱元璋忧心如焚，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许多方面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整顿和改革。
就在狠打茹太素这年，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在全国设置了13个承宣布政使司，设“三司”分管行政、军事和司法，构建了明王朝的行政和统治架构。
他借鉴汉初经验，实行轻税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各种措施，创新惠农利民政策以收拢人心。在打击贪腐方面，朱元璋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卖力，其手段之残酷可谓空前绝后，明初吏治因此稍微清明，政权的合法性迅速得到社会承认。
朱元璋大力整顿官吏作风，在改善文风、提高效率上动了不少脑筋。就在狠揍茹太素之后，他命令制定了行政文书规范，“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繁文”。他自己也身体力行，现存朱元璋的许多重要指示，干脆就是口语，乡下老太太都能听得懂记得住，这在历代皇帝中极少见。
制度加榜样，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议事方式逐渐改变，使得明一代公文比较简练有骨，行政效率较高。明后期有两个懒皇帝二三十年不上班，政权竟照常运转，不能说与此无关。
史家认为，朱元璋是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封建君主之一。他一生勤于政事，建树颇多，特别是创设了大量的制度典章，不但打下了明朝200多年基业，还影响到清朝，所谓“清承明制”。自明到清，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行政管理制度渐趋完备。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史鉴凿凿。试想，当初如果朱元璋放任官员队伍混日子、玩虚的，把时间年复一年耗在文字游戏中，不要说成就伟业，就是当个“维持会长”都很难：以当时的形势，朱氏很可能像后来的李自成一样昙花一现。所以，茹太素这样没有使命感、紧迫感的官员，遇到有抱负、真干事的朱皇帝，不挨揍才怪！
导语：历史机遇总是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皇帝君臣极不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才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重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崇祯之前的3个皇帝简直匪夷所思：神宗30年不上班，许多高干到退休都没见过领导；光宗是个花痴，上台不到一个月，直接牺牲在床上；熹宗的木工和瓦工手艺绝对一流，本职工作统统交给魏忠贤代劳。崇祯帝却是勤政廉政的模范，工作17年，病假都没请过；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严，为减轻财政负担，让老婆做饭织布。
这样一个不错的皇帝，却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3月18日深夜，在离紫禁城一箭之遥的煤山（今景山）悬树自尽，遗书要求李自成不得伤害广大群众。30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在景山公园崇祯自杀处，看着冰冷的纪念碑，还替他抱屈：老天爷咋不让他多干几年呢？
一个王朝的灭亡自有其必然性，山都挡不住，但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老天爷曾经给过崇祯两次机会，哪怕抓住一次，他就可能不用上吊，不用当大明的末代皇帝，还有可能成为复兴王朝的英雄。但是，僵化的大脑，无休止的会议和一个又一个文件，还是把他和他的国家逼上了煤山。
第一次机会。甲申年正月，李自成大军挺进山西，两个月就可攻进北京，形势瞬息万变。大年初三，崇祯叫来太子办公室的李明睿开小会，研究应急方案。李明睿的意见是南迁，他说：只要向南进行战略转移，就能缓过气来，当年宋高宗赵构毅然南渡，在杭州建立了繁荣富裕的南宋，赵家天下又延续了150多年。咱大明的条件比赵构那时候强多了，地方比他大，物产比他丰富，财政状况比他好，关键是祖宗当年迁都北京时，设南京为陪都，有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在。只要您下决心南行，很快就能站稳脚跟，东山或可再起，大明中兴有望。沿途的河北、山东、江苏现在还很安全，到达不是问题。死守北京就是等死，应该尽快动身。
崇祯一听很高兴，两人一昼夜深谈了3回。不过，按明王朝的制度，皇帝的重大决策需要得到政府支持；而且崇祯还担心，如果自己出头提出放弃首都和祖陵，后世一定挨骂，最好由政府部长们在会上先提，自己假装不同意，部长一再劝迁，这样决策最完美。
会上，崇祯帝流着泪试探说：形势都这样了，我想亲自上前线，战死疆场，你们都别拉着我。各部部长争着要为领导分忧，代皇帝出征，就是没人提南迁问题。
李自成大军越打越近。崇祯暗示李明睿写一份报告，把南迁议题公开化，试图倒逼政府。政府首席部长陈演反对南迁，故意把消息捅出去，弄得沸沸扬扬，谣言四起，人心大乱。他还指使一个小干部写材料，攻击南迁是别有用心、是“邪说”，要求严肃处理李明睿。
政府反对南迁也有它的道理：一是意识形态上的，士大夫阶层受正统思想教育多年，认为撤退可耻。二是为保命，南迁若失败，出主意的、附议的，肯定没有好下场。三是实际利益上的，美宅良田家属都在北京，丢了多心疼。关键是，南迁之后，两个政府一合并，肯定要裁员，俺的位子有没有、好不好？暂且看看再说，绝不冒险。
李明睿非常气愤，又加以回击，支持和反对的都撕破脸了。一时间材料纷飞，会议不断，轰轰烈烈，就是没有结果。有一次开会前，崇祯甚至哀求首席部长：老陈，这事请您替我担着点！但是陈演在会上一直笑而不言，崇祯几次逼他发言，他都是笑笑而已，气得崇祯把椅子都踢翻了。
这样一折腾，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形势更加凶险。在2月27日的会上，崇祯让大家敞开说，哪怕两派势均力敌，他也好拍板。但结果依旧。紧接着，李自成大军攻下了居庸关和昌平，北京危殆。
崇祯终于忍不住了，他跟李明睿等说：不管他们了，这事我说了算，咱们立刻南迁！李明睿回答，来不及了，沿途我军都已溃散，北京城连苍蝇都飞不出。
第二次机会。到这步田地，明王朝居然还有一口气。李自成本是粗人，对迅速的胜利毫无思想准备，可能还不清楚进了北京意味着什么。3月17日都打到复兴门了，李自成居然在次日上午给崇祯写信，要求和谈，要价也不高：割让西北一带给李自成，实行高度自治，不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央拨付一百万银两慰问金，李自成则替政府打击敌对势力，包括剿灭东北满人集团。
傻子都知道这桩***不赖，况且别无选择，但大家都不表态。如果说南迁问题还可以拿出来讨论的话，那么割地赔款这顶政治帽子太大了，没人敢碰。但是不发言也不对，于是部长们一个接一个慷慨陈词，愤怒谴责敌人的狼子野心，决心血战到底，与北京共存亡。李自成送的大礼，在明王朝最后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根本不在议程之内。
这天晚上，崇祯孤独地走向了煤山，他死后仅3小时，李自成拍马直捣金銮殿。那些政治坚定、慷慨激昂的部长们血战到底了吗？第二天他们就去李自成办公室外，排着队请求安排工作。
景山公园那块石碑上刻的是“明思宗殉国处”，“思宗”是崇祯的谥号。的确，崇祯和明朝的悲剧留给后世沉重的思考。崇祯死后不久，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给南明的史可法写信，说得特别到位：你们明朝的干部特别喜欢唱高调、讲大话，根本不考虑国家前途，哪怕火烧眉毛了，还慢条斯理穷掰活，做一个决定比盖栋楼还慢；当年北宋研究对策的会议还没散，我军就渡过黄河了，你们咋就不长记性呢！
是啊，历史机遇稍纵即逝，一步得生、一步得死，岂容贻误。僵化的思想、狭隘的私利，导演了崇祯君臣极不负责任的议事秀，空留千古憾事。可见，改进文风会风，清扫作风背后的垃圾，关系事业成败、国家兴衰，是极其严肃的政治课题，绝非枝节小事。
导语：因为舍弃，她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因为奉献，她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她的人生因此洒满了阳光，这是只知索取的人无缘享有的。
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随领导到直属单位中国新闻社调研，周秉德副社长认认真真地给我们介绍情况，还热情地端茶倒水。告别的时候，领导指着我对周秉德说：这是你的老乡，淮阴人。周秉德一听特别高兴，拉着我的手连声说：小老乡、小老乡！
当时，我到中央机关工作时间不长，觉得对工作对象应保持点距离，就没十分寒暄。回到机关后，领导说：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周秉德是总理的侄女，跟总理和邓大姐在中南海长大的，你能看得出来吗？我一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以后，只要一看到我，周秉德总是笑盈盈地叫我“小老乡”，让我心里暖暖的。
年底，在审核各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填写的表格时，我发现周秉德学历一栏填的是“中专”,心想学历是提拔干部的硬杠杠，填错了可要吃亏的，于是我就打***让她纠错。周秉德哈哈一笑说：谢谢小老乡，不过确实没填错，我就是中专生。我惊讶地问，以您的条件，怎么会不读大学呢？
周秉德解释说，中学快毕业的时候，周总理问她怎么打算，是上大学还是上中专？她说当然是上大学，再说她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也是拔尖的。周总理问，那毕业以后做什么呢？她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呀。周总理说：既然如此，还是上中专比较好，上大学要读四五年，有的专业时间更长，中专只需两三年就毕业了，可以提前好几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呢！周秉德觉得很有道理，就高高兴兴地考了中专。
我还是有点转不过弯，直直地追问，现在学历这样值钱，大家都在整学历，你不后悔呀？周秉德说，好多人也建议我赶紧拿个***啥的，可是现在事情这么多，还是抓紧时间干活吧，读书不就是为了工作吗！周秉德一席话，使我觉得和这位老乡的距离更近了。
第二年，单位开始分房子了。那时候，中央机关房源十分紧张，往往数年才能分一回，一时间，机关里的气氛既热烈又紧张，大家都热盼能搭上这班车。分房结束后，我准备叫上几个老乡，去庆贺周秉德的乔迁之喜，可她莞尔一笑，说她没要房。
我十分震惊地追问，您一个副司级干部，住房不达标，按照标准完全有资格拿一套大房子，又不违纪，为什么不要？她说，不少同志结婚多年还合住筒子楼，怪不容易的，我房子虽说不大，好歹有地方住，跟他们抢怎么忍心。我说，那你儿子结婚怎么办呢？她乐了，说要是这样考虑的话，那多少房子也不够分，还有孙子呢、重孙呢。周秉德一席话，加深了我对她的敬意，心想，领导说得对呀，周总理的家风就是不一样！
一天，来京出差的淮阴市委书记赵少麟同志找到我，要我帮个忙。原来，周秉德从来没有回过淮安，家乡人民怀念周总理，自然希望总理的后人多回去看看，但是做了多次工作，她都谢绝了。我找到周秉德，问她是怎么想的。她说，我就是怕耽误家乡领导的时间，淮阴是革命老区，在外工作的老同志和老同志的后人不少，我们没事都回去溜达溜达，恐怕人家就没法工作了，家乡还怎么发展呢！
转眼间，仍然是副社长的周秉德快到退休年龄了。那个时候，退休制度还不是十分严格，到龄后多留任几年、甚至争取“提退”的情况并不少见，我就对她说，您经验丰富，多干两年对事业有利，别急着办手续。周秉德笑着说，我保证今天到点，明天就不来了。不给新人添乱就是帮忙，对党的事业更有利，你说对不对？
周秉德说到做到，退休后一直安静地生活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蜗居”里。起初，每当有熟人跟她说，退休后情绪难免低落，最好常回单位走走，她总是乐呵呵地掏出钱包给人家看照片：这是我的双胞胎孙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周秉德总是这样快乐，这快乐源于本真，发乎自然。因为舍弃，她得到了内心的安宁，因为奉献，她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她的人生因此洒满了阳光，这是只知索取的人无缘享有的。周秉德平凡中的高尚正是周恩来总理至真人性、至纯党性的延续，折射了周恩来精神的深刻文化底蕴：无私的人最快乐、施予的人最幸福！作为中华民族精神遗产的一部分，周恩来的崇高精神品格不但哺育了他的子弟，还像不竭的清泉，永远洗涤和滋润着所有中国人、所有中国***人的灵魂。
6．高级干部的低级错误
导语：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大人物”和“特权”。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级别越高，危害越大。
***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对西餐情有独钟，由此铸成大错。
1950年1月29日，在蔡孝乾家蹲守了三个月的台湾国民党特务，正要撤走，没想到有人自己送上门来。
“想来老朋友家蹭饭吃。你们有好吃的吗？”
不管张三是不是蔡孝乾，先稳在这里做诱饵再说。于是特务天天给张三买饺子吃，吃得他心满意足。
过了几天，张三的胃口提高了：
“哥儿们，我想吃牛排都快想疯了！”
特务们很慷慨：“你看去哪家？”
张三脱口而出：“去波丽露吧！”
波丽露是台北市最有名的西餐厅，看来张三是一条大鱼。
张三果然是美食家，牛排只要半熟，刀叉运用自如，酒水点心、主菜配菜，一样没少点。末了，打着饱嗝发感慨：
“这才是人过的日子啊，过瘾、过瘾！”
享受了大餐当天，张三神不知鬼不觉溜走了。气得特务头子谷正文拍着桌子大叫，不把这家伙抓回来，你们都去死！
经过与照片比对，发现“张三”正是蔡孝乾！
进一步搜查蔡家，又有意外收获：蔡孝乾太不专业了，竟在一个小本子上写了一堆人名，比如：吴次长！
国民党党政军机构中，姓吴的副部长只有一个人：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
吴石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内部官阶最高、地位最险要的干部，被捕之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他的牺牲所造成的损失不可弥补。
这天，嘉义县报告：有人冒充***台湾地区负责人，多次向当地有钱人拉赞助，承诺台湾解放后安排出资人当官。拿了钱之后，他就去吃喝嫖赌。谷正文立即派人赶往嘉义。
刚到目的地，特务就发现路上有个人很显眼，因为他穿着西装！
到了跟前，特务们乐了：“蔡书记，您这是去哪里呀？”
蔡孝乾十分沮丧：“去镇上，想吃西餐想疯了。”
特务们消遣他：“你做地下工作的，在乡下还穿着西装？”
蔡孝乾说：“吃西餐当然要穿西服。”
特务们与他做交易：“要么现在就死，要么天天吃西餐，你决定吧！”
蔡孝乾犹豫了一下，咽了一口唾沫：“能不能吃了饭再商量？”
嘉义的西餐水准比不上台北，蔡孝乾照样吃得津津有味。酒足饭饱之后，蔡孝乾当场决定归顺国民党。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蔡孝乾既爱美食，也爱美女。妻子病故后，他连哄带骗，霸占了只有14岁的小姨子。蔡孝乾希望，把小姑娘接过来一起住，最好给点钱把喜事办了。特务们一听，都惊呆了。
蔡孝乾有着耀眼的经历。由于工作出色，很受***、周恩来、叶剑英的器重，是唯一走完长征路的台湾省籍干部，担任过八路军总政敌工部长。在延安，他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处分过。抗战胜利后，中央考虑到他熟悉台湾，对他委以重任，寄予厚望。
1946年7月，蔡孝乾到了台北，建立了组织，各项工作风生水起。不久，蔡孝乾被花花世界吸引，作风漂浮起来。他热衷于跟地主、资本家打交道，喜欢炫耀自己的真实身份，侵吞了一万多美元公款，天天带着小姨子吃喝玩乐。中央的嘱托，党的纪律和地下工作的基本规矩，统统被扔到脑后。
蔡孝乾叛变后，疯狂地把***口指向了他的战友们，台湾党组织遭到毁灭性破坏。谷正文也承认，蔡孝乾如果像周恩来那样坚定缜密，历史可能改写。
蔡孝乾并非唯一。早在20年前，一个更大的人物也干过这种事。
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班子成员。他的爱好是玩魔术，水准相当高。
1931年美丽的春天，武汉市民被一个魔术师彻底镇住了。
近日，在汉口新市场游艺厅舞台上，突然冒出了一颗明星。此人总是扮成西洋小丑，憨态可掬。他的表演出神入化，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一时间，口口相传，一票难求。
国民党特务机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特务头子徐恩曾派一个***叛徒跟踪魔术师。
1931年4月24日傍晚，叛徒认出卸了妆的魔术师，正是自己在中央特科的老领导顾顺章。叛徒冷不丁叫一声：“老顾！”顾顺章一回头，束手就擒。
徐恩曾客客气气跟顾顺章交心。仅仅两个小时之后，顾顺章就宣布投降。
顾顺章出身底层，脑子灵光，陋习不少。参加革命后，组织上派他与陈赓一道，去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和特工业务。顾顺章如鱼得水，很快学了一身绝活，易容化妆、魔术表演、机械修理，无不精通，甚至能让手***消音，为党屡建奇功。连国民党特务机关都认为，顾顺章是大师级的特工，他叛变后，徐恩曾首先让他给手下讲专业课。
随着业绩和地位的上升，贪图享受的毛病凸显了。上个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去鄂豫皖苏区工作。完成任务回到武汉，竟悄悄包了个二奶。
干这种事最费钱，但这难不倒顾顺章。他讨厌隐蔽战线纪律严、不自由，渴望走到聚光灯下，露露脸、弄点钱。台下的掌声、粉丝的倾慕，特别是来钱那么容易，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春风得意，欲罢不能。
由于顾顺章掌握了几乎所有的核心机密，他的叛变给我党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党的重要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以及隐蔽战线的许多骨干，接连惨遭毒手，连党的总书记向忠发也未能逃脱。如果不是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钱壮飞反应神速，如果不是周恩来处置得当，***中央第一时间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后果不能想象！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向全国通缉这个“***最危险的叛徒”。在中国革命史上，这样规格的通缉令仅此一回。
作为受党教育多年、肩负重大使命的高级干部，蔡孝乾和顾顺章为什么会犯下如此低级的错误，毫无顾忌地践踏党的纪律？个人嗜好的乐趣果真如此之大，足以与党的事业和个人千秋声誉交换吗？
据谷正文回忆，他第一眼就看出蔡孝乾没什么信仰，“只要能充分满足他的物质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个时候，他什么话都会说。”他认为，台共之所以失败，“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被捕的几个工委领导，当时在狱中天天开蔡的批斗会，也说他“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
当顾顺章的行为越发散漫不羁的时候，他的老同学、中央特科的同事陈赓，忧心忡忡地跟人说：老顾迟早会叛变投敌，你信不信？中央特科的另一个干部、瞿秋白夫人杨之华也有预感，因为她发现顾委员“吸鸦片、打老婆、逛妓院”。
徐恩曾晚年出版了一本书，详细描述了顾顺章事件。
经过故意闲聊，徐恩曾判定，顾顺章思想空洞无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不多，更谈不上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干革命工作就是为了混饭吃。让一个没有灵魂的人反水，不用费力气。
果然，随着谈话的深入，顾顺章脸上的敌意越来越淡。最后，顾顺章说：你让我考虑一下。于是，这个曾让国民党闻风丧胆的红色特工，投入了敌人的怀抱。
看起来，蔡孝乾和顾顺章有着共同的行为链条：因为强烈的私欲、漠视党的纪律、背叛了最初的选择。实际上，正是苍白空洞的灵魂，使这根链条得以形成。
私欲本是人性之常，如果胸有理想信念，必然心存敬畏，贫贱、富贵、威武不能夺其志。一旦根基摇摆不定，纪律必然形同虚设，恰如习***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总开关”问题解决不好，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
一个党员对纪律的态度，是检验其忠诚度的硬指标，是确认其信仰牢固程度的度量衡。***存在的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使它与资产阶级市侩政党根本不同。在真正的***员面前，纪律最重，人民最高，党的利益最大。每一个***员，都应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移、政治方向不偏”，自觉战胜人性的弱点，从根本上解决遵守纪律的问题。
同时，党对领导干部比对普通党员的要求更高，一贯强调纪律面前人人平等，纪律面前不存在所谓“大人物”和“特权”。这是因为，同样是破坏纪律，领导干部所造成的后果，一般比普通党员更严重；级别越高，危害越大。
蔡孝乾、顾顺章的覆辙鲜血淋漓，教训历久弥新：主动培根固本、祛病除邪，是领导干部的基本政治责任、终身政治义务，被动接受监督是远远不够的——司机一心要把汽车开下悬崖，谁能挡得住？
导语：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
权利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利关制度的铁笼，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代有志君主最头痛的事。
清朝立国之初定下了一条死规矩：皇室不得收受臣属财物。明王朝的覆辙历历在目，所以在清前期，皇室上下无人敢逾矩，风气焕然一新。时过境迁，清中期之后，这项制度的约束力开始打折扣，但只是拐弯抹角偷偷做，一旦败露就要掉脑袋。晚清纲纪废弛，或明或暗向宫里送东西的多了起来。国家正走下坡路，皇帝急需用干部，所以往往睁只眼闭只眼，但遇到参劾，还得处理人。把清初制度一脚踢开，不但公开收礼、甚至还鼓励送礼的，正是慈禧老佛爷。
1900年8月15日凌晨，为躲避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出逃。70多天的长途跋涉，经历十分悲惨，经常饿肚子，晚上找不到躺的地方，就枯坐着等天亮，还时刻担心追兵到。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各地一些达官显贵带着各色礼品陆续前来慰问，从食品到珠宝无所不包。也许是出于对一路艰辛的补偿心理，慈禧见到大家带着东西来，竟十分开心，高高兴兴照单全收。这还不算，对于送礼送得到位、送得新奇、送得可心的，立马发文提拔。西安有个女富豪送了两扇楠木门板来，慈禧十分喜欢，既然没有女干部编制，干脆认了干女儿。这下大家看明白了，谁埋头拉车谁是傻瓜，赶紧筹款办货吧。于是，就在八国联军肆虐国都、涂炭百姓之时，往西安送礼蔚然成风，慈禧住处天天人来车往、热热闹闹，俨然一个大集市。
第二年，辛丑条约签订，局势稍缓，慈禧终于1903年初，携大量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北京，街上行人以为太后御驾亲征大获全胜，带着战利品回朝了。风气既开，此后各地不时进京孝敬太后，竟然成了规矩。
忽然有一天,慈禧召集荣庆和瞿鸿禨两位重要干部开会。她说，我和皇帝西巡期间，生死难卜，很多省领导带着吃的喝的慰问我们。我深知有祖制在，但是当时情况特殊，连吃饭都成问题，再加上人家那么辛苦跑过来，也不忍心推辞。现在形势严峻，我们唯有励精图治，才有中兴的希望。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不能再开这个口子了，以后各省进京不要再带东西了，有违反的，要批评，要制止。今天找你们两个来，就是想听听意见，你们看这样子好不好？
荣庆一听特别高兴，马上跪下磕头说，这个决定太好了……
还没等他说完，瞿鸿禨拽了他一把，接上了话茬：这个决定太好了，对各地干部是个教育和关怀，大家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上下同心，再创辉煌。接着话锋一转，十分诚恳地说道：
“其实，各地带来的都是些土特产，根本不值几个钱，这点小事您还挂念着！按照古代制度，疆臣进京是必须带重礼的。现在下面常常过来，一是突发事件多，不请示报告会误大事；二是对您感情深厚；三呢，这也是中央权威的体现。至于土特产倒在其次，东西不多，是人家一片心意，老百姓走亲戚还带只老母鸡呢。现在咱们国家大事急事特别多，我看那点小事不如先放放，等局势稳定了再商量也不晚。”
慈禧太后听了瞿鸿禨的意见后，浅浅一笑，没吭声。于是散会。
刚出门，荣庆就埋怨瞿鸿禨：刚才太后的提议多好啊，你应该大力支持才对，怎么能唱反调呢？
瞿鸿禨微笑着拍了拍荣庆的肩膀，语重心长地开导他：“老弟呀，你还年轻呀，你刚到中央工作时间不长，还得慢慢学。在领导面前，咱一句话说错，前途可就没了。老话说‘在什么山唱什么歌’，你记住这个，准保福禄无边。”
荣庆果然官运亨通，先后当过刑部、户部、礼部一把手，还进过军机处，可见瞿鸿禨的现场教学效果相当不错。但好景不长，不久慈禧病亡，又3年，辛亥革命爆发。
贪婪的慈禧带了个坏头，老于世故的瞿鸿禨推了次顺风车，大清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段史实勾勒出晚期封建官场的一般规律。腐败导致亡国的道理，有谁比开国之君更明白呢？他们认真总结前朝教训，通过建章立制和严刑峻法，试图让江山永固，可谓用心良苦。事情就怕开头，当家的一旦自坏规矩，跑腿的正好有了机会，乐得跟着揩油，上梁不正，底梁倒得特别快。瞿鸿禨这些官油子，当然知道上梁歪到了什么程度，何不有样学样，上下同腐，各得其所，直至上下同归于尽，至于当年鲜血换来的江山，谁也没工夫心疼！可见，权力天生具有蹂躏制度的欲望，责任感很容易被趋利的人性侵蚀，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如何有效约束人性，如何保证制度的权威性和长期性，也许是历朝有志君主最头疼的事。
现在，我们党在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战略部署中，不但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做执行制度和反对特权的表率，还把领导干部作为廉洁从政教育、制度设置、权力制约监督和办案工作的重点，其历史意涵丰富，现实意义深远。
导语：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
钱穆先生看的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1000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
公元968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正高兴地审阅新科进士名单，突然皱起了眉头，于是有了他和宰相赵普的一段对话。
赵匡胤：名单上名列第6的陶邴，是翰林学士（相当于办公厅主任）陶榖的儿子吧？
赵普：是的。这孩子学习很刻苦，是个大才子。
赵匡胤：这次考试主考官是陶榖吧?
赵匡胤：儿子参加考试，老子为什么不回避？
赵普：老陶自己也要求回避了，但是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替他。这父子俩都是规矩人，小陶凭实力就能上，所以我们就没有深究。
赵匡胤（拍了一下桌子）：不长脑子！你们要动摇国本吗?
没等赵普想明白领导为什么发火，赵匡胤就下令立即拟旨。这是一道载入史册的圣旨：今后，对上了预录取名单的官二代，由礼部牵头，外加一次严格的复试，不通过不录取。
在科举取士过程中，对官宦子弟严格设限，贯穿了整个宋代，有时甚至不近人情。
1038年殿试，6个高干子弟榜上有名。宋仁宗认为这很丢人，连夜通知这几家家长：赶紧做孩子们的工作，给穷人让让道。朝廷每回圈定殿试名次时，都尽量把高干子弟往后排，以至形成了礼让平民子弟的良好风尚。宰相范质的侄子范杲就说，我们家庭条件好，不该与平民争利。于是主动放弃了殿试，经商办企业去也。
宋代有这样一句俗语：“惟有糊名公道在，孤寒宜向此中求”,说明社会普遍承认科举的“公道”。据宋史专家朱瑞熙先生考证，1256年总共录取进士601名，其中平民子弟达417人，占压倒多数。
宋代的这种做法对后世启发很大。
康熙三十九年会试结束后，康熙皇帝忧心忡忡地对内阁说：“我认真研究了录取名单，发现干部子弟居多，这样老百姓能服气吗？”于是完善了相关制度，如为抑制“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峻进身之路”，分设“官生卷”、“民生卷”，官二代只能考“官生卷”，试题较深，实际上提高了平民子弟的录取比例。
晚清吏治腐败至极，买官卖官、突击提拔、优汰劣胜之类屡见不鲜，只有科举这个入口处还算干净，不但制度严密，统治者也较真，其公平性基本不受质疑，“萝卜”招聘等情况难得一见。据费孝通先生统计，清朝科举录取的平民子弟，向上5代均无功名的，占13．33％；父辈无功名的，占33．44％，两项相加达46.77%，与官二代的录取率大致持平。这样的社会流动速率，甚至同20世纪的美国相当！
人治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基本特征，统治者单单在科举取士上，小心维护制度、刻意显示公平，这是为什么？
首先，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门阀制、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本质上都是世袭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干部队伍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科举制度淘汰了陈规陋习，拓宽了发现人才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才质量，对维护封建政治统治十分有利。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李约瑟先生称之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取士也因此成了西方***制度的模板。
但是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由于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而进士录取率仅10%左右，竞争之激烈，远非今天的国民教育考试可比，因此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但老百姓无权无势，只能干瞪眼。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干部队伍必然泥沙俱下，统一的多民族大国如何治理？看来赵普的大局观确有欠缺。
第二，科举是一项导向双赢的高明的制度设计。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杜绝了阶层和阶级固化的可能，使社会达致动态稳定。钱穆先生看得最清楚：科举取士使得“此一千年来，中国社会上再无固定之特殊阶级出现”。人是理性动物，既然个人奋斗就能改变命运，还有必要揭竿而起吗？既然皇上照顾了我的利益，我为什么不紧密团结在他老人家周围呢？
清朝入关之初，江南文化人十分抵触，等到科举一开，读书人一窝蜂涌向科场独木桥，局势迅速稳定。清代科举吸引力有多大？每次科考都不乏爷爷、太爷爷辈考生。康熙三十八年，广东顺德有个叫黄章的百岁老寿星，也跋山涉水进京赶考。老人家如此，何况年轻人！
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共产生进士10万人，举人、秀才百万计。可以想见，科举制度消化吸收了多少李自成、洪秀全！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悉数跪在脚下，唐太宗得意地笑了：“天下英雄都进了我的圈套啦！”赵宋王朝享国319年，时间之长，在封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汉代，并且，始终没遇到像样的农民起义，最后亡国也不是因为内乱，这与其高明的科举政策直接相关。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龙椅能坐这么久吗？赵匡胤对赵普发火，原因在此。
第三，在科举取士中体现政治清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中国人对“公平”问题历来敏感，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封建宗法制社会，个人的成功同时也是家庭和整个宗族的荣耀。只要子女有出头之日，人们可以忍受任何苦难，宁愿付出任何代价。所以统治者总是手指贡院反复强调：面包会有的，只要你努力！而对下层人民来说，唯有科举还算靠得住、信得过，有分数线就有希望，考不取也不怨政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如此豪迈的励志谣，正是这种制度成功的体现，也是这种制度之下社会文化心理的写照。
假设，科举取士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二代、富二代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无论多出色，永远是“屌丝”、“屁民”，如蚂蚁一般自生自灭，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一日不得安宁！1905年9月，光绪宣布废掉科举，严复惊呼大事不好，因为除了科举，大清实在没有什么值得老百姓留恋的。
中央领导同志最近提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倡廉的宝贵遗产，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倡廉建设。在科举取士中，赵匡胤们对官二代实行严格限制政策，隐含着深邃的战略意图和政治智慧，值得我们在建设“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伟大工程中，用心思考、体味、借鉴；在面对升学、就业、***考试和干部选拔使用中的不公问题时，要看得远点、想得深点、出手狠点！
导语：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弘扬人性，主动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并且，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孙中山先生曾慨叹，中国人的通病就是想当皇帝。也是，封建社会奉行官本位，“是官强于民”，而当官的最高境界自然是当皇帝。其实，皇帝这份工作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有滋味，风险高、工作量大且不说，就是后勤部门报花账这事，也很难对付。比如，自己的伙食开销到底是多少，没几个皇帝搞得清。
根据当时的账面记录，明朝万历皇帝的伙食开支是每月480两白银，折合人民币15万元左右，饭量这么大？到了清代，皇上的伙食标准更无法想象，小皇帝溥仪每年要消费肉类1万斤、家禽3000只，年伙食开支将近20万两白银。万历皇帝作风懒散，创造过30年不上班的记录，对财务问题可能不上心；溥仪正是上幼儿园的年龄，骗小孩子不需要技巧，所以这两个例子可能有点极端。那么，正常的情况如何呢？
第一种情况：根本不知道实情
清朝早朝时间从凌晨5点开始，大臣们为了不迟到，每天起得比鸡还早。有一天，一代英主乾隆皇帝亲切地问候一位大臣：“你天天上班这么早，在家吃早点了吗？”大臣说吃了，乾隆又好奇地问：“早点吃什么呀？”大臣答：“俺家里不富裕，随便吃几个鸡蛋。”乾隆惊讶得倒吸一口气：“天哪，10两银子一枚鸡蛋，我都不敢多吃，你还哭穷！”大臣立即明白是有人搞鬼，但也不好乱说，只好敷衍道：“外面卖的鸡蛋都是残次品，特便宜，质量好的鸡蛋我们哪里吃得起。”乾隆这才释怀，倒过来安慰大臣：“别急别急，咱以后加工资。”
到光绪时期，鸡蛋进价已变成30两银子一只，其实市场上才三四个铜板。光绪偏偏喜欢吃鸡蛋，因此每年要“吃”掉上万两白银，弄得自己都有点不好意思。有一天在跟翁同龢闲谈时,光绪问：“鸡蛋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翁老师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也不敢直言：“过年的时候买一两个给孩子们解解馋，平时不敢想。”可怜的光绪皇帝，终生都以为吃鸡蛋属于高档消费。
第二种情况：知道了也没办法
道光皇帝特别节俭，每年个人的全部生活支出，还不及后来他的儿媳妇慈禧的一半，弄得后勤部门清汤寡水，大家都很郁闷，就不断创新贪污思路。时间一长，道光隐约感觉不对，就想搞搞调研。
有一天，道光突然问大军机曹振镛：“你家平常做饭，都是谁买菜？”曹振镛知道皇上最欣赏艰苦奋斗的干部，痛快地回答：“保姆买菜我不放心，下了班俺自己上菜市场。”这是实情，曹振镛不但亲自买菜，还时常因为一颗土豆半根葱跟菜农吵架，一点领导干部的样子也没有。
道光切入主题：“那鸡蛋多少钱一只呢？”曹振镛是个情商超常的老江湖，他一盘算，管后勤的可都是皇帝身边人，岂能瞎掺和，便顺口编了个故事，回避了领导的问题：“我小时候得过一场大病，差点死了，医生嘱咐千万不能吃鸡蛋，一吃就没命，所以我家从来不敢买鸡蛋，真没口福啊！”
道光还曾经想过叫外卖，这在今天是很平常的事，他硬是没办成。
道光上任前，曾在前门一家小吃店吃过一碗汤面。这家的汤面做得实在是好，以至于几年后道光还记得。道光登基后，有一天发现吃饭开支过大，就明确要求伙食不要太讲究，多搞点家常的，比如汤面之类的。
第二天，皇室后勤事务管理局内务府就打来一份报告，建议设立汤面管理处，选派得力干部挂帅负责；修建专门的汤面厨房一所，增加事业编制若干；请求拨付筹办费6万两，此后每年需1.5万两保证运行。道光一看差点晕过去：“这也太夸张了吧，前门外就有一家汤面馆，不能让太监去买吗？”
过了几天，内务府的人报告说，前门外的那家馆子早就关张了。道光只好认栽：“算了算了，我不吃汤面了！”
第三种情况：认真查办案件，增加震慑力
有一次，咸丰皇帝书房的门坏了，后勤部门的意见是换扇新的，咸丰说修理一下就行了。门修好了，报销单据上写着白银5000两。咸丰大为震怒，桌子一拍：“你们当我是傻子吗！”立即下令组成专案组，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讯问了好几圈，结果出来了：具体办事的干部是新来的，业务不太熟，加上第一次给皇上办事，心情过于紧张，错把50两填成了5000两。看到领导还有点专业知识，后勤部门着实小心谨慎了一阵子，但风头一过，依然故我。
光绪与慈禧关系微妙，趁老佛爷六十大寿之机，光绪定做了手镯作为生日礼物。内务府司长庆宽是经手人，报销了4万两银子。光绪责问：“怎么这么贵？”庆宽笑笑说：“太后已经看过了，很喜欢。”光绪无奈，暗下决心要除掉这个蛀虫。
恰好此时，庆宽通过私下运作，包揽了慈禧寿辰庆典的采购工作，他的同事们眼红了，集体向皇上举报他的斑斑劣迹。光绪则顺势撤销了庆宽一切职务，提前退休。两个月后的一天，吏部班子成员突然开会，一致推荐庆宽担任江西盐业专卖局一把手。光绪乖乖画圈，自此再不过问后勤的事。
第四种情况：揣着明白装糊涂，甚至狼狈为奸
慈禧太后当政那些年，是大清历史上腐败分子感觉最爽的时期。这是因为慈禧自己就十分贪财，而纳贿收礼少不了帮手，鼓励报花账就成了她购买忠心的妙招，事情更不可收拾了。
有一天，后勤部门按照领导指示，出去采购了100只皮箱，每个箱子报销60两银子。军机大臣阎敬铭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还主管过财政部门，知道这里面猫腻不小，便郑重向慈禧提建议：现在市场上的皮箱，每只不会超过6两银子，内务府明显是报花账、骗领导，不认真查处不得了。慈禧连连摇头说：“你别听人嚼舌根子，哪能这么便宜。”阎敬铭以为领导不了解行情，说我们家前天刚买了一只，还是名牌呢，就是几两银子，而且，集中采购价格还会降低。慈禧这下不高兴了：“那好吧，给你半个月时间，你帮我买100只皮箱来，办不到你负责。”
第二天阎敬铭兴冲冲地拿着银子上街，不料所有箱包店都不开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箱包店老板，老板压低嗓子说：“昨天宫里来人了，通知箱包店一律停业整顿半个月，如有违反，以后就不能开店了。”阎敬铭心想，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正不压邪！奋笔疾书一封信，派人送给天津道台，请他赶紧代购100只皮箱送来。
半个月过去了，天津那边消息全无，送信的也不见踪影，急得阎敬铭差点撞墙。几年后他才知道，当时有人硬塞给送信的1000两银子，让他滚得越远越好，不然小命不保。气得阎敬铭破口大骂：洪洞县里没好人！
结语：内务府里没好人？“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
内务府的干部天生都是坏蛋吗？不是坏蛋就不能到内务府工作吗？不是！他们都是经过层层把关选拔进来的，如果政治不可靠、品德有瑕疵、业务不精通，根本没有机会来为皇帝管理家务和财务。可是在清代，内务府却是最臭名昭著的部门，是腐败分子暖洋洋的温室，贪腐案件易发多发，许多干部成了明火执仗的劫匪，而且谁都拿他们没辙。同样一个人，怎么会由天使变成了野兽呢？
原因很简单，内务府一直缺乏刚性的制度，更不要说现代财务制度；加上在皇帝身边工作，各部门巴结还来不及，谁敢监督？内务府编制超过3000人，指望皇帝一个人进行有效监督是不现实的；再说日久生情，猫和老鼠朝夕相伴，也会成为朋友。
其实，人本来就是半人半兽的东西，恩格斯早就说得明白：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有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同时，人又是理性动物，趋利避害是人类的理性选择，本无所谓好坏——这是人性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生物学原因。当攫取丰厚利益的机会无处不在，暴露的概率又低，利害相权，只要有利无害或利大于害，他就可能选择当坏人。虽然，运用道德约束、思想教化等来改良人性，理论上具有根本意义和终极价值，但却不具备现实的、工具性的制约功能，不但效率低，而且不可靠，这就好比要防止鸡鸭进菜园子，扎紧篱笆是最有效的。
好的制度恰恰是这样一种精巧的工具，它并不试图改变人性，而是承认人性的现实，顺应人性的规律，通过基于人性特点的科学设计，诱导人们主动克服兽性，自然选择做好事、当好人，并且，即便是天生的恶棍，也会这样选择，否则就不符合他的利益，无论是现实的还是长远的。
对此，先贤们早有精彩论断。***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政治哲学家哈耶克说，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
历史和现实反复启示我们，“坏人”是坏制度惯出来的，“好人”是好制度制约和引导出来的；与其寄希望于发现“好人”，不如多花功夫在建立健全制度上，最终达到习***同志提出的科学目标：“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10．庆亲王的作风问题
导语：作风问题最能反映一个人的本质，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做派。内心既然没有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位置，人就丢了灵魂的行尸走肉，除了奢侈享乐、消极腐败，他会有别的人生乐趣吗？他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共命运吗？让这样的干部掌握国家命运，不要说处于王朝末世，就算是在康乾盛世，结果也不会好。可见干部作风问题折射出的深层问题，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前途和命运。
庆亲王奕劻工作能力很差，名声也不太好，官运却好得出奇。自1884年到大清倒台的27年中，他先后负责外事、海军、财政等重要部门，最后升到首席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当然忙得要命。
但是庆亲王业余时间更忙，忙啥呢？吃饭、打牌、投资。
请客和吃请是他每天必修课，主题多是庆贺生日。当时成功人士都是老婆一群、孩子一堆，所以庆亲王不是在主办宴会，就是在出席宴会的路上。
然后就是打麻将。为了讨老佛爷喜欢，他竟然把麻将牌引入宫中，手把手地将搓麻技艺推广到人，从宫女到太监，无不乐此不疲。
当时大清正是内外交困，慈禧需要舒解心情，所以对麻将引进工作十分满意。
当然，这只是第一步。庆亲王不时让他的一个小老婆进宫，不是陪老佛爷、就是陪老佛爷身边工作人员来两圈。这位女士每次进宫陪打，随身带去的银票总是不够输。功夫不负有心人，庆亲王因此不断得到提拔重用。
有人实在看不下去，郑重提出批评意见。慈禧耐心地做人家思想工作：
“他啥水平我能不知道吗？但是看来看去，还是他贴心。”
说庆亲王没本事还真有点冤枉，至少他的理财水平出类拔萃。
清朝中央政府官员工资并不高，要想理财，先要解决无财可理的问题。对此，监察机关直指庆亲王“细大不捐”，大钱不怕多，小钱不嫌少。他的生财之道就是卖官，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好得很。
中层干部段芝贵送上白银10万两，立马买到了黑龙江代理巡抚。这样的事情多了，再加上他住的是和珅的老宅，社会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庆氏公司总经理！
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里循披露，庆亲王的银行存款高达712.5万英镑——稍早，简·爱***在桑菲尔德庄园做家庭教师，年薪30英镑，生活就比较体面了；达尔文买了一幢带花园的豪宅，不过2000英镑。
庆亲王理财很有天赋，也有超前意识。虽然外国银行已经进入中国，但是八国联军侵华硝烟未散，人们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家耻于与外国人打交道，更愿意到中国人的银行或钱庄存钱。
庆亲王却格外青睐外资银行，特别是英资汇丰银行，民族金融机构里没有他一厘钱。要是迟生一百年，庆亲王肯定是个家小在外、见首不见尾的“裸官”！
庆亲王的业余爱好直接引领了官场风气和社会风气。
由于他的身体力行，当时北京的餐饮业、娱乐业十分发达。从前门大街到八大胡同，觥筹交错，灯红酒绿。洗牌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澡堂子、戏园子，茶楼、青楼的生意也被带火了，大小官员和成功商人永远是这里的主角。
倒霉的段芝贵在上任途中就被撤职查办，而卖官的庆亲王却安然无恙，照样每天忙于饭局、牌局，进出外资银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梁士诒、那桐、曹汝霖等大人物，都是洋银行的大客户。对此，连老外都忍不住了，莫里循毫不客气地写道：庆亲王的所作所为，简直是在坑害这个国家。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仰天长叹：“锅里的水都烧开了，鱼竟然没感觉到！”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日历已经翻到了1911年6月。
辛亥***响6年后，庆亲王奕劻寿终正寝。已经丢了江山的清皇室这才明白过来，给他加的谥号是“密”，意思是“查找不足，认真整改”！无论对于庆亲王本人，还是对于清皇室，这个时候再来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身处民族复兴大时代的我们，庆亲王是一本居安思危的好教材，是我们应该照一照的镜子。
11．一把扇子与制度设计
导语：没有制约的权利，就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去之后，灾难变回此起彼伏，越演越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有也最为经济。
清代的山西有个地主，培养干部从娃娃抓起，竟然为6岁的儿子捐了个官。确切地说，捐的这个“官”只是后备干部。这孩子等啊等，等到80岁的时候，终于当上了某地常务副市长----五品同知。这个黑色政治幽默，十分生动地刻画了候补官员等待上岗之苦。
进士出身的福建候补知县黄兰阶，不愿意这样傻等。1881年落叶飘零时节，他风尘仆仆奔到北京，求他父亲的发小、军机大臣左宗棠写个条子。当知道黄兰阶的来意后，正直无私的左宗棠拉下了脸：
“你要是真有本事，上面迟早会用你，你搞歪门邪道就不对了。”
这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黄兰阶豁出去了：
“您是中兴名臣，本领够大吧，但是如果没有曾文正公鼎力推荐，您现在一定还在湖南老家种水稻吧！过去我也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现在眼见名字都不会写的捐官都安排工作了，能不着急吗？假如连您都不理解不关心，读书人就没指望了，再来第三次鸦片战争，我国还会输！”
“我看你适合回老家种水稻，看在你爹的份上，我送你几十亩水田够了吧！”
黄兰阶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大街上瞎转。转到琉璃厂的时候，他眼前突然一亮。
黄兰阶发现，琉璃厂有不少店铺售卖仿冒的名人字画，包括左宗棠的书法。黄兰阶犹豫半晌，胆战心惊地买了一幅“左宗棠”扇面。
不久，闽浙总督何璋召集后备干部谈心，教育大家坚定信念，提高素质，随时准备接受国家挑选。轮到黄兰阶的时候，总督发现这家伙老是使劲扇扇子，弄得哗啦哗啦响。何璋心里烦透了，大声训斥道：
“就你这作风还想进步？现在都快入冬了，至于那么热吗！”
“不好意思，扇子是北京一个大领导送的，我不敢离身呀。”
何璋拿过扇面一看，竟然是左宗棠亲笔题写的，吃惊不小：
“左叔叔是我爸爸的老朋友，几十年交情了。”
何璋一听，脸色煞白。下班以后，忙不迭向秘书诉苦：
“我一直以为他是土鳖一个，让人家坐了不少年冷板凳，这下完了！”
秘书却很淡定，轻声献上四字真言：
十天之后，黄兰阶揣着任命通知，到一个年年风调雨顺的富县当了县令。
不久，何璋找了个机会，专门拜见了左宗棠，诚恳地做自我批评：
“我们的工作没做好，像黄兰阶这样德才兼备的好干部，我们直到最近才发现，差点把人家耽误了。”
“小黄当官了？这小子去年找我写推荐信，让我骂回去了。我就说嘛，哪有领导不爱才的。”
何璋暗自庆幸：看来使用黄兰阶是对的，而且必须进一步培养。
回福建后，何璋不断给中央打报告，反复宣传黄兰阶政绩如何如何突出。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黄兰阶荣升汀漳道员，领导着汀州、漳州二府，官阶四品，约等于今天的副省级。此时，距离他在闽浙总督府哗啦哗啦扇扇子，仅仅过去两年。
一把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魔力，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何璋突击任命、越级提拔黄兰阶，左宗棠心里到底有数没有，是配合默契演双簧呢，还是被蒙在鼓里？
左宗棠经略新疆、维护国家统一有奇功，学历很低（一直没考上进士）却封侯拜相，这样完美而传奇的高干在晚清实在太少，所以许多人宁愿相信，他是稀里糊涂上了当，阴差阳错帮了忙。也有人认为，左宗棠宅心仁厚，机敏过人，利用何璋巴结领导的心理，帮朋友的孩子找份工作，一没收黄家半个铜板，二没对何璋投桃报李，实在无伤大雅。
这些猜测都有一定道理，却非要害。问题的关键是，黄兰阶为什么要跑官、要官、骗官？假如他跟左宗棠八竿子打不着，或者在左家碰了钉子后，没去琉璃厂，没买那把“魔扇”，结局会怎样？
在封建中国历史上，清朝的政治腐败可谓登峰造极，吏治腐败是其最核心的部分。其中，始于康熙朝的捐官制度，起初名额有限，条件严苛，到晚清则泛滥成灾，对吏治腐败起了推波助澜、火上浇油的作用。
从咸丰开始，内乱、外患不断，朝廷试图用大量增加捐官名额的办法，弥补严重的财政赤字；加上像黄兰阶那样，由吏部派到各部、各地等位子的进士源源不绝，后备干部队伍越拉越长。光绪年间仅一个湖北省，就有各级后备干部1400余人。受编制所限，萝卜与坑的数量根本不成比例，等个10年、20年才上岗不足为奇；到死没过过一天官瘾的，也大有人在，山西那个80岁老干部算是幸运的了。因此，当时社会上干脆称他们为“灾官”，意思是当了候补官，简直活受罪。
尽管这么多干部不好消化，但假使选拔任用的制度设计科学规范，依照客观标准确定使用顺序，那么，即使晚解决甚至不解决，他们也不必想歪点子，继续自我完善就是了。开初，对后备干部实行的是双重管理，选拔任用工作主要由吏部负责，地方总督和巡抚也有考察权和使用建议权，权力既分散又有一定制约，两家画圈才算数。要同时打通吏部和督抚两道关节，难度确实不小。这种制度安排，对于防范用人腐败起了一定作用。
清后期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坐大，后备干部的管理使用权逐渐被地方侵吞。没有了吏部的牵制，督抚如鱼得水，干部是不是金子、会不会发光，全凭他一张嘴。谁送的钱多就用谁，一岗任命多人，今天任命、明天免职再任用他人，这些五花八门的敛财手法，实际上是一顶帽子反复卖，把两百年好不容易形成的选官制度破坏得一干二净。这让黄兰阶这样的穷书生心如死灰，假如他始终坚持不变“坏”，一辈子就交代了。
后备干部本来就穷困潦倒，如果上面没人罩着，那就只剩借债、上贡一条道。既然官帽子是花血本买来的，一旦逮着机会，他怎么可能廉洁自律？怎么可能不使劲捞？怎么可能把心思花在工作上？债主在门口排着队呢！
就这样，买官的跟卖官的构成了一条生物链，环环相扣，各得其所，结果是官僚队伍急剧膨胀，贪污腐败明火执仗，人民负担进一步加重，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早已陷入泥塘的大清再也支撑不住，终于轰然倒下。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就在于它能彻底摧毁政治统治的基石，连根消解政权的合法性！
没有制约的权力，是贪污腐败生态系统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这张牌倒下之后，灾难便会此起彼伏、愈演愈烈，阻止起来成本高、效率低，十分被动。因此，在保持惩治威慑力的同时，腾出一只手来防范第一张牌倒下，是长久之策，也最为经济。不同的预防手段各有其价值，但具有工具性意义的还是制度。王岐山同志之所以强调“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道理就在这里。
加强制度建设、实施制度创新，意味着不仅要增加制度的“量”，更要提高制度的“质”。只有体现了权力制衡制约的规律和功能，制度才名副其实；权力制衡制约的充分程度，与制度的科学性、有效性成正比----黄兰阶的人生沉浮，为此提供了佐证。
12．雍正皇帝的另一面
导语：雍正帝的严厉和温情是有原则、有主题的：他要打造一支贴的队伍，服务于改造中国的大棋局。他自己说得明白：就是为了让大家真心实意的为国家做事。
老话说，当家三年狗都嫌，皇帝也不例外。
如果让史学家评选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家，雍正当然名列前茅。然而，当初他手下的好多干部，却犯过嘀咕。
对于新君的治吏新政和一系列非常举措，有些人很不适应，嘴上不敢说，内心有看法，觉得他“刻薄寡恩”，严苛得不近人情、不留余地：贪则坐牢砍头，懒则撤职辞退；今晚偷偷搓麻弄点小钱，明早就会受到警告；歌颂皇上讨个好也被骂得狗血喷头，还得去刑场观摩***受死。弄得整天战战兢兢的，当官还有啥意思呀！
他们看不到雍正“柔”的一面，那是许多“宽厚”无为的帝王所没有的，正体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特质。
雍正十年，河南学政俞鸿图主持乡试期间，违反规定把21岁的小妾带了过来。小姑娘对付老头子易如反掌，很快套取了试卷内容，然后让仆人出去找买主。一万多两银子轻松落袋，小妾得意极了，哪里想到这笔***是多么划不来。
一看平时根本不学习的“富二代”居然榜上有名，舆情汹涌，社会一片哗然，眼看要闹出群体性事件。雍正要求从重从快处理，给社会一个交代。刑部建议判处俞鸿图腰斩，雍正毫不犹豫地划了圈。
清代连上刑场也需要贿赂。因为是在办公室里直接被捕的，俞鸿图身上一文不名。刽子手拿不到好处，下刀一再“失误”，给犯人一个慢死。俞鸿图用手指蘸着自己的血，在地上连写了7个“惨”字。
没等主事官员报告完执行情况，雍正连连摆手：别说了、别说了！随即指示：以后轻易不用这种刑罚。于是，俞鸿图成了最后一名被腰斩的死刑犯。
科举是保证中国封建制度得以延续不变的压舱石，雍正对俞鸿图毫不手软，可谓执法无情。但腰斩是我国古代最野蛮、最不人道的一种刑罚，敢于废弃始自春秋的老传统，显示出不忍之心，不能说他一味“嗜杀”吧。
许多德才兼具敢担当的干部，更能感受到雍正浓浓的人情味。比如在他们的报告上，他竟会这样批示：你最近身体好吗？好久不见，很是想念！等你完成任务回来，咱俩好好聚聚。
他关心干部的方式有时出人意料，诚意多于权术。一天，某巡抚接到雍正亲笔信，让他即刻回京商量大事。刚要动身，又一匹快马送来雍正的第二封信，说我找人给你算了一卦，你近日不宜远行，还是下个月再来吧。
爱屋及乌，雍正对干部家属也很关心。湖广总督杨宗仁重病卧床，雍正派御医赶赴武昌诊治，并要他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杨总督说，我儿子在陕西榆林当道台，要是他能请假过来服侍我，那就太好了。雍正说，请假耽误他前程，不请假耽误你养病，不如调他到武昌当按察使，公私两便岂不更好？
雍正五年，陈时夏升任江苏巡抚。八十多岁的老娘一个人在云南老家生活，孝子陈时夏很不放心。雍正急令云南巡抚鄂尔泰：赶紧组织最好的轿子、轿夫，把陈老太太抬到苏州。什么时候出发、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吃饭，都听老人家的。安全第一，不赶时间。
同样是关心干部家属，有时候雍正又会由柔变刚，前后判若两人。孙国玺新任台湾道台，由于这个岗位不允许带家属，他只得把老母亲留在海峡对岸。雍正严厉批评吏部工作不细，又发一文，调孙国玺到福州工作。
过了几年，老妈要过八十大寿了。孙国玺觉得跟皇上关系不错，便请求恩赐匾额，给予诰封。雍正拍了桌子：你还有脸开口？你这几年干了些什么，以为我不知道？老太太就要被你这混球连累了，你还装孝顺，等着查吧！
有趣的是，雍正有时在工作中突然冒出的几分孩子气，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深思。
新君上任，正需要立威。翰林院的孙嘉淦哪壶不开提哪壶，批评雍正跟兄弟搞不好团结。在争取接班地位过程中，兄弟之间免不了恩恩怨怨，康熙晚年疾病缠身，60多岁就走了，就是被这事气的。这个家丑不但涉及前后两代皇帝，还关乎体制问题，成熟一点的干部都会绕着走。
果然，雍正脸都气白了，逼问翰林院：一个从七
任正非十分重视“保护人才”的问题，他说：“什么都可以缺，人才不能缺；什么都可以不争，但人才不能不争。”
从不缺人才的华为，是如何坚持系统性培养的？在用人方面，华为有何独到的地方？
本文将还原华为组织体系的变革之路，揭示华为成功背后的科学原理。
华为组织变革的发起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任正非的战略思想，常常通过内部讲话的形式呈现。在华为成立初期，他会通过讲述历史故事来激发团队的斗志。
而随着华为做大做强，任正非思想和战略的形成，不再只是他的个人思考，更得益于全体管理层的集体智慧。
公平与效率之源：考核激励
和其他很多快速成长的企业一样，最先挑战华为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是薪酬和考核。
问题一：如何分配销售人员奖金？
1994年时的华为进入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时期，但到年底碰到了一个奖金分配的难题。
起因如下：两名业务员分别被派往上海和乌鲁木齐对一种农业化设备进行销售。在乌鲁木齐销售得很成功，而在上海销售量只有几台。
若按照以前销售越多奖金越多的分配政策，被派往乌鲁木齐的销售员可以获得20多万元奖金，而去上海的销售员只会获得 几千元奖金。
公平吗？显然不。这种现象将严重打击销售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华为认识到，销售业绩只是对销售人员考核的一个方面，而市场开拓难易度、客户满意度、人员努力程度、渠道建设等应都是考核的重要标准。
因此，在1995年，公司邀请外部咨询公司做了绩效考核的解决方案，建立了一套以绩效目标为导向的考核机制，将业绩考核纳入到日常管理工作中去。
（1）把考核作为一个管理过程，循环不断的“ＰＤＣＡ”过程使得业务工作与考核工作密结合起来；
（2）工作绩效的考证侧重在绩效的改进上；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考评侧重在长期表现上；
（3）公司的战略目标和顾客满意度是建立绩效改进考核指标体系的两个基本出发点。在对战略目标层层***的基础上确定公司各部门的目标，在对顾客满意度节节展开的基础上，确定流程各环节和岗位的目标；
（4）绩效改进考核目标必须是可度量的和重点突出的。指标水平应当是递进的和具有挑战性的。
有了这套考核机制，奖金的分配自然有了公平的依据。华为的薪酬考核部，也就以二位一体的形式运作起来。
问题二 如何调整员工工资？
到了1996年，公司人员规模进一步扩张，这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员工工资如何进行调整？
由于人数已经不是创业时的几十个人，老板不可能对每一个人的绩效都熟悉，没法在薪资单上签字！制定一套科学合理的薪酬方案制度势在必行。
此时，公司专门成立了由高层管理者组成的工资效率小组，三个月开了十几次会，每次都吵架，每次都无所得。
直到1998年，华为找到了HAY。
著名国际管理咨询公司HAY为华为提供了解决方案，即以岗位价值为导向的薪酬体系，这种薪酬体系的最大特点是坚持“人与职位分开”原则，也就是三要素评估法。
即：知识能力（投入）、解决问题（做事）、应负责任（产出）。经过这样的评估后，把计算出的每个职位的分数制成职位系列表，从而得出哪些职位等级是平行的，哪些职位是重叠的，在平行职位上的就可以实行薪酬相等。
在这种当时世界最先进的价值评价体系下，工资的分配依据不再是年龄、工龄和学历等个人自然因素和历史因素，而是依据个人的职务执行能力和实际贡献。
对员工工资支出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人工成本，而成为人力资本投资。
从这时开始，人与职位分离、把人力投入看作投资而非成本等观念，成为了华为珍贵的管理原则。
从1996年开始，随着华为风起云涌的人力资源体系建设，华为的薪酬管理渐渐显得卓尔不群。
高薪策略和员工持股开始了。高薪和股权使华为的薪酬对外具有极大优势，但要保证内部公平性，考核不可或缺，它是重要的报酬决定因素之一。
在薪酬考核部，绩效考核与报酬管理二位一体，他们的一个信念是：“决不让雷锋吃亏”。
华为对学雷锋的文化假设是：雷锋精神的核心本质就是奉献，做好本职工作就是奉献，踏踏实实地做好了本职工作的精神，就是雷锋精神。
而绩效考核与报酬分配系统要保证使这种奉献得到合理的回报。
另一个信念则是：“通过5％的落后分子促进全体员工努力前进”。跑得慢的会被吃掉。
华为人并不是生来就是一条条狼。原华为副总裁兼人力资源总监张建国建国建国说：“要把一群食草动物转变为一个狼性组织，必须有狼的出现。也就必须有被狼“吃掉”的个体！”
在华为公司，考评体系的建立依据以下假设：
华为绝大多数员工是愿意负责和愿意合作的，是高度自尊和有强烈成就欲望的。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优点突出的人往往缺点也很明显。
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应该体现在工作绩效的改进上。
失败铺就成功，但重犯同样的错误是不应该的。
员工未能达到考评标准要求，也有管理者的责任。员工的成绩就是管理者的成绩。
员工和干部的考评，是按照明确的目标和要求，对每个员工和干部的工作绩效、工作态度、工作能力的例行考核与评价。
工作绩效的考评侧重在绩效的改进上，宜细不宜粗；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考评侧重在长期表现上，宜粗不宜细。
考核和薪酬紧密联系，并不意味着考核仅仅是为报酬服务。华为的绩效考核以绩效的改进为目标。主管要对下属进行辅导、检查，再做出评价。和下属的沟通列入了对各级主管的考评。
任正非的“接班人”早已定下？
经过30年的发展壮大，华为如今已经是中国创新能力最强的科技企业之一。纵观华为发展历程，其组织体系改革有以下几个可圈可点的地方。
不可否认，华为历史上的诸多成就都要归功于创始人任正非。正是由于他的重要性，外界对谁会接替他的位置，一直都有议论。
任正非认为，“过去的传统是授权予一个人，因此公司命运就系在这一个人身上……非常多的历史证明了这是有更大风险的”。
2002年前后，华为内外矛盾交集，任正非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负担。当时，华为有意识地没有进入小灵通技术市场，一个短期的结果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急剧缩减。
雪上加霜的是，任正非此时被诊断为抑郁症，“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从2003年起，华为重建领导体系，建立起集体决策的经营管理团队，代替了之前的单一CEO领导体系。团队成员都曾在一线业务部门工作，能够“听得到炮火”。这支团队也被视为任正非的第一代接班人。
2011年，华为又实行轮值CEO制度：3位高管轮流担任CEO（任期为6个月），下设4个委员会支持轮值CEO的工作。这在中外企业史上都是一次不寻常的举动。
对比单一CEO体系，不同的领导者轮流带队，既可以避免个体领导者缺乏远见，避免企业偏离战略方向，更能帮助企业培养具有相同价值观的下一代领导者。
2.打破“按资历论薪酬”
2007年，为了打破“按资历论薪酬”的薪资体系的顽疾、重新激活组织活力，也为了更好地激励新员工，华为决定改换工号，又一次开展规模浩大的离职运动。
这一次，工号为001的任正非带头辞职，6687名员工随之申请辞职。改换工号后，6581名员工重新签约上岗，93名主管自愿辞职或降职降薪，38名员工退休，52名员工因个人原因离开公司……
华为开始系统性地，以员工的个人能力为标准聘用和提拔干部，而不是像中国绝大多数企业那样以资历作为衡量标准。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激活组织并向员工灌输一种需要持续奋斗的观念。
为了保证员工的工作动力以及长期稳定的高水平工作产出，华为在人力资源体系中加入了轮岗制和末位淘汰制，并产生以下三种影响：
一是提升和培养员工。一些员工会因为在同一个职位待的时间太长而失去工作的激情，而轮岗制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可以为员工提供一个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的机会。
二是避免一些个人或小群体形成“山头主义”。小团体如果可以长期控制公司的一些部门的话，他们通常会私下进行个人利益交换。为了消除（至少是减少）这种风险，轮岗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策略。
三是有利于末位淘汰。通常来说，提拔比贬职容易得多，对员工进行合适的降职是有难度的。配合轮岗制，华为施行了强制性末位淘汰的标准——所有部门每年都需要淘汰排名的后5%~10%。
这个要求和杰克·韦尔奇1981—2001年执掌通用电气时的要求类似，也为新人才的引进留出了空间。
随着技术迭代变化，华为需要聘请更多的研发人员。新员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要比老员工高，管理这些有着雄心壮志且一心想以自己的方式给华为带来改变的新员工是很困难的。
华为高管为此展开过多次激烈讨论，但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直到一位部长提出“导师制”。老员工不仅要将企业文化、价值观传递给新员工，还要将新员工介绍给办公室的同事，这样当新人遇到困难就可以向周围的员工寻求帮助。
为了有效地完成这个目标，华为将新员工分成若干组，分批进入公司以使其对公司的冲击最小。这一过程十分有效，新的研发员工融入公司的过程很容易得以完成。
基于“导师制”在研发部门非常成功，华为将该制度进一步推广到全公司，随后演变成对老员工晋升的一项考核要求。员工必须当过“导师”，才能被提拔。
华为在近几年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做出的最大变革，应属战略预备队的建立，由任正非亲自指挥，决策层还包括三个轮值CEO。战略预备队的成员主要通过三种途径进入：
第一， 从公司排名前25%的员工中挑选；
第二，由于市场形势变化，在某些国家的业务可能会遇到困难。华为会把负责该市场业务单元的员工全部转移到战略预备队，而不是让他们死守在市场正在萎缩的国家。
第三，由于业务战略的调整，一些产品线会被停止。这些产品线的研发人员会因此解散，然后转移到战略预备队。
战略预备队一方面可以培训员工，使他们有能力胜任其他岗位的工作；另一方面可以对失去岗位的员工提供支持和保护。
没有落地的变革，都只是纸上谈兵。在变革的每一个环节，华为都将变革的落地视为重中之重，总体的方针是“削足适履”，对系统先僵化、后优化。
“先僵化”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因为“僵化”似乎并不是一个好词。其实，华为所谓的“僵化”有两层含义：
一方面是“僵化”地接受顾问团队的建议，邀请顶级咨询公司设计和指导变革项目。华为认为这样能帮助公司打开组织学习的界面，全面吸收外部专家的先进经验。
另一方面是“僵化”地模仿变革成功部门的组织实践。华为的变革先在试点部门展开，当达到预期效果时，其他部门可以模仿该部门的变革措施。
在“僵化”之后，企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逐渐“优化”组织实践，根据企业内部经验不断改进。任正非鼓励高管们与外部顾问保持交流，不但在公司里交流，也要在非正式场合交流，学习战略性的思维方式。
另外，华为在“优化”的过程中尽显自我批判精神，相应地，自我批判也成为高管任职资格的重要指标之一，“凡是不能使用自我批判这个武器的干部，都不能得到提拔”。
作为华为人的16项标准：
01、重在参与，敢于向自己挑战：任正非告诫员工，做一件事无论是否成功，你都要找到自己的那份感觉。只要你参与并与之拼搏过，你就是成功了，“胜负无定数，敢搏成七分”。
02、重视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任正非说，做人要积极吸收别人的优点，对伙伴则应积极指出他的缺点。别人指出你的缺点，批评你的缺点实际上是在帮助你，希望你进步，如果你把这种帮助也放弃了，那就太亏了。
03、要善于归纳总结：任正非与员工座谈时说，现在给你一把丝线，你是不能把鱼给抓住的。你一定要将这把丝线结成网，这种网就有一个个网点。
人生就是通过不断地总结，形成一个一个的网点，进而结成一个大网。大家平时要多记笔记、写总结，不想进步的人肯定就不会这么做。
04、实事求是地做职业生涯设计：强调员工要“爱一行，干一行”，你不爱就别干。同时“爱一行，干一行”也要实事求是，要结合自己的专长和专业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员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自我职业生涯设计之后，就要用设计的目标去严格地要求和约束自己，使自己朝着目标走。
05、培养专家，不要“万能将军”：要求每一个人要对自己从事的一行热爱、精通、超越，在条件许可、有充沛精力的情况下，可以多了解一些与工作相关的周边的其他业务的运作状况与技能。
华为强调，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不能提拔，学历只是选拔干部的参考因素，主要依据实际才干选拔干部。华为希望员工“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专一行”。君不见用户板测试组，持之以恒数年如一日盯在一块板上，已产生了巨大的成绩。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是专家，而不是万金油式的通才。
焊接专家、插件专家、线缆及机框组装专家、包装专家、货运专家、仓库专家、打字专家等各种各样的专家组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极有战斗力的联合兵团。试想一个炮兵团，人人都是全面手，软件会搞一下，网络也会一点，芯片也懂设计；
财务还明白，成本糊糊涂涂地能说一通，就是“炮”打不准，全团都是这样高学历的人才，什么都懂，就是没人打得准“炮”，上“战场”这个团有什么战斗力，非垮不可。如果真充满了这种“万能将军”，华为非垮不可。
06、要宽容好心犯错的员工：任正非认为，员工都是在犯错中成长，对于由于经验不足犯错的员工要宽容，鼓励大家改进工作。思想不经磨炼就容易钝化。那种善于动脑筋的人，就越来越聪明。
他们也许以身尝试，惹些小毛病，各级领导要区分他们是为了改进工作而惹的病呢？还是责任心不强而犯下的错误？是前者，你们要手下留情。我们要鼓励员工去改进工作。
07、员工要热爱工作：希望员工将做工作当成一种热爱，当成一种献身的驱动，是一种难得的机遇和挑战，应该好好珍惜。每个员工要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大家目光要远大，胸怀要开阔，要富有责任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潜心钻研，才会成就自己。人只要热爱它，终会认识它，在严格的、大量的实践中，看出破绽，产生新的突破。
没有实践的创造发明越来越难。长期不懈的做实，最终将创造奇迹，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量变到质变的规律。我们必须有所作为，一切有志于献身事业的人，都应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不管两旁的鲜花、荆棘。
08、员工应从小事开始关心他人：培养员工从小事开始关心他人。华为要求员工要尊敬父母、帮助弟妹、对亲人负责。
在此基础上关心他人，支持希望工程、寒门学子、烛光计划……并且平时关心同事以及周围有困难的人。鼓励员工把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做好了，公司发展了，对国家的贡献就变大了。
09、对基层员工注重专长培养：华为对基层主管、专业人员和操作人员实行岗位相对固定的政策，提倡“爱一行，干一行；干一行，专一行”。
“爱一行”的基础是要通得过录用考试，已上岗的员工继续这一行的条件是要经受岗位考核的筛选。去年我们动员了两百多个硕士到售后服务系统去锻炼。
我们是怎样动员的呢？我们说，跨世纪的网络营销专家、技术专家要从现场工程师中选拔，另外，凡是到现场的人机会和待遇可能会更好一点。一年后，他们有的分流到各种岗位上去，有的留下做了维修专家。
他们有实践经验，在各种岗位上进步很快，又推动新的员工进入这种循环。这种技术、业务、管理的循环都把优良的东西带到基层去了。
10、提倡“干一行爱一行”：华为允许员工适当地挑选工作岗位，但不鼓励员工频繁地更换工作岗位。鼓励员工“干一行爱一行”，在干的过程中逐步产生兴趣，最终成长为专家。
公司允许员工有挑选岗位的机会，不过首先在工作中要先服从分配，尽快磨合，让思想火花在本职工作中闪烁出来，慢慢爱上这个岗位。
如果发现很不合适，还有调换机会。但万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结果哪座山也爬不上，最后被公司淘汰了。“干一行爱一行；爱一行干一行”是相对的，不能无限地乱爱下去，也不能无限制地调换岗位。
11、由“抬石头”变成“修教堂”：华为要求员工了解公司的奋斗大目标，要以企业发展大目标来牵引日常工作，这样工作的意义不同了，工作的质量也更高了。
我曾经给市场部的人讲过一个故事：五十年前有两个青年在抬石头修教堂，一个智者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一个青年告诉他：“我在抬石头”，另外一个青年则说“我在修教堂”。
五十年过去以后，大家回过头来看一看，说抬石头的人还在抬石头，说修教堂的已成了哲学家。
这个故事谁告诉我的呢？是一个朋友到我们公司访问的时候，他跟我谈到这个故事。他讲华为公司现在每天都在“修教堂”，为什么？我们瞄准了一个发展大目标，做的事情是天天在“抬石头”，但是总目标是为了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修教堂”，五十年后你们可能就修成了，大家都能成为哲学家、企业家，或成为一个很好的管理者和专家。大家想想，在公司里你的工作总目标是修教堂，而你的人生目标不是也在变化吗？
12、员工要长期坚持自我批判：任正非认为，青年人要长期具有自我批判精神。一个人只有坚持自我批判，才能不断进步。
在公司内部，一定要打掉好面子的思想。
大多数人走上工作岗位后会变成小心眼的人，如果你们的那种小心眼不克服掉，对华为公司的发展不仅不是动力，反而可能是绊脚石，不仅不能使公司壮大，反而会削弱公司的竞争力。
真正能使华为公司更快、更大发展的就是依靠每个员工开放自己，要加强对自我的批判。
13、不要有“打工仔”心态：希望员工不要认为“这公司跟我没关系，我就是打工的”。
如果总以这种“打工仔”观念来想问题，就没有跟公司建立起一种生死与共的命运观念。华为号召员工学习他人那种一丝不苟、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
14、加强自我培训，超越自我：接受培训是重要的，但自我培训更重要。要真正想成为一个高级人员，就要自己培训自己，只有自我培训才能实现超越。
要开放自己，广泛地吸收别人的营养，珍惜时间，珍惜机会，找到你自己的人生切入点，加强自我培训，超越自我。技术培训主要靠自己努力，而不是天天听别人讲课。
其实每个岗位天天都在接受培训，培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成功者都主要靠自己努力学习，成为有效的学习者，而不是被动的被灌输者，要不断刻苦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
1999年。在一次与员工谈话中，任正非提到了自己是如何争分夺秒地自我学习：我不知道你一天学习多少个小时，你能否拿一个你一天的作业时间表给我看看？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怎么学习的，如果是坐两个半小时到北京的飞机的话我至少是看两个小时的书。
15、给敬业的员工更多的机会：认真负责和管理有效的员工是华为最大的财富。尊重知识、尊重个性、集体奋斗的员工，是事业可持续成长的内在要求。
华为希望每一个员工都要立足本职，有所作为。那些一心想做大事而本职工作做不好的员工要下岗。要给那些敬业的员工更多的成长和发展机会。
我们要创造更多的机会，给那些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工作高度投入，追求不懈改进，时而还会犯小错误和不善于原谅自己的员工。
只有高度的投入，高度的敬业，才会看破“红尘”，找到改进的机会，才能找到自身的发展。
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讲真话，敢于自我批判，在没有深刻认识事物的时候不乱发言，不哗众取宠的员工是我们事业的希望。
16、茶壶里倒不出的饺子等于没饺子：华为不以学历、知识作为确定收入的标准，而是以贡献和业绩评定薪酬。有知识没业绩就好比茶壶里有饺子但是没倒出来，没倒出来就等于实际上没有饺子。
我认为一个人***如何并不重要，一个人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这很重要。拥有学历的人他们曾受到很好的基础训练，容易吸收新的技术与管理。但是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很好的技能。
从一个只有几名员工的小公司，成长为一个大型跨国企业，华为的人力资源体系经历了很多变革。当新的方法不再奏效时，又会主动引入新一轮的变革。
当创始人任正非不再参与公司运营时，目前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是否仍然有效？我们拭目以待。
附：16张图看透华为人力资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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