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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坷此生（八）刘继庆二十 祖母之丧祖母是于1971年农历正月十八晨三时去世的，接新年91岁。清晨我从家里赶到坊子，见祖母安祥地躺在坑上，样子很好看。我心里明白祖母是真正所谓“老死的”。在当时生活紧迫的日子里九十高龄的人不多见，祖母不仅年龄高，且什么疾病都没有。几年前曾患过咳嗽吐痰的毛病，五叔虽说还在饭店上班很忙，还是时时请中医、西医的治疗，一天三次亲自端水喂药，细心照料着她的起居和饮食，在他的精心长期照料下，祖母这咳嗽吐痰的毛病竟慢慢消失了。临终前的一二年，祖母除了有些糊涂外，身体没有什么疾病。病危的几天里我们一大家人及两位姑母和姑母家的表兄们都守在跟前，恰在我回家的这一夜间祖母去世了。五叔家不大的院子里四叔三子继华弟和五叔二女继霞姐的公爹正在给祖母钉棺材。继霞姐的公爹是继华的师傅，解放前是坊子两大木匠铺经营者之一，解放后被坊子木器社聘用作木工师傅带徒弟，教着木器社里几十个青年人。他一生教过不少徒弟，也可称桃李满天下了，是当时坊子最好的木匠老师傅。他是五叔的亲家，今天特来给祖母做棺材。这棺材的木料是前面提到的祖母的寿棺棺盖解割的，既是把原板割成四页，这松木板也还有一寸厚。师徒俩所做成的棺材在当时是很好的。因家庭成分关系，葬礼一切从俭。除了守在眼前的直系亲属，唯一去报丧的是祖母的娘家。祖母的娘家是坊子西面的张柳村，除了一位我辈称“四姥爷”的祖母的叔伯弟弟还健在，还有四姥爷的众多的子、侄和他们的子女，这是非报丧不可的。我们全家人不穿白，不带孝，连个黑袖箍都不带。同时也不设灵位，不哭泣，不烧纸钱。家中的长辈是讲求现实的人，不信什么迷信和鬼神。特别是与祖母朝夕相伴的五叔，祖母生时他尽了最大的孝道，祖母死后他心情释然，不悲痛，不悔恨，心里没有遗憾。他认为那些生时不孝敬父母死后却大办丧事，在人前痛哭流涕的人，不过是假装孝敬父母作态给外人看罢了，老人生时都不关心，死后会忽然心痛起来？真的心痛父母，你早干什么来？下午两点过后继民兄才从他上班的医院回来，他提出要火葬的主张，说这是临来时院长针对我们家庭处境特意嘱咐的。这时潍坊火葬场初建，上级初步提倡火葬，但也体量到群众对这数千年土葬的老习俗一时难于改变，这时对火葬只是提倡和动员，没有硬性的命令，直到1974年我爷娘去世还是用的土葬。这时家里人对火葬还不习惯，且棺材已经做好，便没有采取继民的建议，仍用土葬。继民怕回单位不好向院长交待，在祖母身边守了大半夜以尽孝道，天未明便回单位去了。夜里三点多钟天上下起了雪，为了避免用棺木出殡的声张，我冒雪返回马司家中敲开了四五个伙伴家的门，请他们帮忙像出黑殡般地趁天未明便把装殓了祖母的棺木用地排车拉出了坊子，从小道拉回马司老家的公墓安葬。我和伙伴们轮流拉车，五叔和继华弟在车后跟随，天冷雪路滑，路上不时有人跌倒，车到公墓时天才亮。回家草草吃过早饭，伙伴和本家的人便一起在公墓刨土砌坟，砌坟的砖是从早年祖母的寿坟中拆来的，用黄土加石灰合泥砌成个砖槽，把棺材放在里面，上面三排砖盖了顶。这种坟叫“三埠头”坟，是砖砌坟中最简易的一种，比“土坑”坟少好一点吧了。早年家里穷困得吃不上饭的人家有人死亡，只好用草把死者裹了挖个土坑埋了。还有一种是无财产的光棍汉，死后邻居们也做这样处理。这“土坑”坟就有点惨不忍睹了，像埋条死狗差不多。当此之时祖母的坟高此一等，这不仅我们全家满意，就是祖母娘家我辈呼四姥爷的老人带了孙儿来给老姐姐送殡，对这丧事也很满意。这时期一般户出殡要八人把棺木用“架子木”抬到坟上下葬，送殡的女眷属要用多辆马车拉到墓地。祖母的殡一共动用了两辆车，一辆是拉棺木的地排车，另一辆是我用自家的小推车把四姥爷和父亲从家中推到墓地上。祖母下葬后五叔亲自做菜招待帮忙的人，菜是早晨来时他从坊子家里捎来的。那时农村对丧事帮忙人的酒饭有种不成文的规定，四样菜两三壶酒，菜是白菜萝卜之类的粗菜，用大盘盛了端在桌上，酒由专人用二三两的酒壶送过二三次，帮忙人喝完后便赶忙结束酒局吃饭走人。这是因为主人家悲痛，帮忙人不可长时间打扰人家。这次我陪帮忙人喝酒，五叔早嘱咐过我，要让大家喝够酒。当四个菜上去后大家要走，五叔止住大家说菜还没上完，接着又上了四个菜，让大家务必酒足饭饱才行。五叔风趣地向大家说：“都要喝足，好容易死个娘来。”当地人把高龄人的丧事称为“喜丧”，五叔的趣话正渲染着这个“喜”字。二十一 给人惹灾五叔的住房很破旧了，屋面上往下掉土粒，祖母在时因她起居不便，迟迟没作修缮，在祖母死后月余便作新屋面的改换。为了省钱，所用的人工是我从生产队里请人去，只管饭不用付钱的。队长能答应出人帮忙，是因为这年的队长是本家族的一位叔伯兄弟。可是队里出了六七个人还远远不够，除了我到外队去找了本家的几个人外，刘涛也东奔西走帮我找人。刘涛活动力比我大得多，他虽说家庭成分也不好，但马司庄的四个行政村他都有熟人，当然这些熟人也多是家庭有问题的难兄难弟们。经他这一活动，竟凑足了二十几个帮忙的人，有瓦工有壮工。只两天便把房子修缮好了。谁料这顺利修房的背后，却惹来了不小的麻烦，但当时我们却被蒙在鼓里。修完房子的第二天，二村的大队里来了几个宁家沟公社里的办案人员，这几个人里有公安员也有公社干部。这公社干部就是马司三村人，住处离我家不远。大概是因为他对我们村熟的缘故，公社里让他到马司来负责调查一件案子。他们从北面一进庄便是马司二村，便先从二村开始，他们向大队干部讲述了案情的经过。他们公社在露天煤矿的西北角有个小农场，所谓小农场不过是名目而已，就是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山野坡里盖了三间平房和两间猪舍，让那时的几个被停职审查的老教师在那里种十几亩开荒地。猪舍里喂养了两口大肥猪，大约喂了二三年了，都三百多斤了吧。就在昨天夜里来了伙人，把两个看门的老人锁在屋里，并说出来就砸死他们。这伙人把两头大猪就地杀死，席卷而去，看踪迹是向南去，我庄是案发地南面的第一个村子，因此来我们村子调查。这伙偷猪人明摆着是事先组织好了的，调查人员先从这几天谁没在队里干活的人查起。这事好办，把本大队各生产队长招集来一间便知。有个队长便说他们队里有个叫“南京”（化名）的小青年请了两天假去坊子帮忙修房子的事，并把这小青年的家庭介绍了一番，因为家庭的政治状况是那时判断一切事情的先决条件。南京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三，母亲早死，家中还有一个有历史问题的父亲，家中老大老二年龄都不小了还没说上媳妇，家中没个女人，是个六条光棍之家。这南京立即便被找来询问。“你到坊子什么地方帮忙修房子？与这家人是什么关系？”调查人问。南京一时语塞，他既说不出坊子帮忙人家的名字，也说不出与他家的关系，在去帮忙前他根本不认识这户人家。后来南京终于说明白了是刘涛去请他大哥给我五叔家帮忙，他大哥因事不能去，便让他去了。南京在交待中说到我和刘涛二人，这位领头去的公社干部对我二人及坊子我五叔都是相当熟悉的，知道我俩与南京是一路货色。“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是当时阶级斗争论的一种延续。如此推理，干坏事的人自然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子弟们了。于是便对南京进行了审讯，捆绑、殴打、恐吓、拘留，用各种方法逼他承认偷猪并交待同伙。但不管他们怎样折磨，南京嘴里吐出的总是“不知道”三个字，因为他确实是不知道的。他们折腾了他一天一夜见不奏效，便一面留人对南京继续审讯，不放他回家。一面又到我们三村大队来问我与刘涛等人的情况。我们生产队有个自封为“顶天柱”的贫农社员对办案人说：“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喝酒，他们家里不可能给他们钱，我早就觉得他们有问题。”办案人员听了这话更加怀疑我们几人，便想也用对待南京的办法来整治我们。但这事必须我们大队书记同意才行，大队书记不同意他们的做法，他说道：“抓人要有证据，他们成份虽然不好，但都是我们大队的社员，你们没有任何证据，只凭怀疑就来抓人去拷问，这符合办案的章程吗？”这几个办案人员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作罢。办案人员进一步分析，我与刘涛等人偷得这两口大猪，这几百斤猪肉必须要急作处理，这事白天自然不敢办，必定要在夜间进行，夜间我们会串通活动的。这些办案人员便派出人埋伏在前面提到的我家东南面上写“朝阳”二字的小门楼上作观察，这地方向西是我的家向南是刘涛家，这是最好的瞭望台。他们在上面守候了三个夜晚一无所获才把人撤去。可南京却没有我们这样幸运，他被拷问了几天没问出结果仍然没得到释放，便把他弄到丢了猪的小农场里一边监督劳动，一边不时审问，这样又过了七八天才放他回家。当办案人员在朝阳小门楼上观察我们夜间是否有行动之际，对这偷猪案我们并不知情，我们是放心大胆地酣睡的。南京为给我五叔帮忙修理房子遭的这份罪也是我后来听说的。由于办案人员不具备起码的破案知识，只凭自己的主观想象来查处案件，贻误了破案时机没有破案。他们又是法盲，没有任何证据就对人拷打逼问，致使南京有此遭遇。幸亏我们大队书记有质量，我们几人才免遭南京之苦。我对因五叔修房给南京带来的灾难也只有深表同情和歉意了。二十二 走亲戚打架 正月里是走亲访友的日子，这不知是什么年代流传下来的老习俗，我想这老习俗之所以能长期流传必然有着一定的道理。中国是农业大国，正月里天寒地冻没有什么农事，这正是种地人冬闲的时节，人们心情悠闲，有玩耍的兴致。古时候把二十四节气之首的“立春”叫春节，把如今称为春节的旧历年叫做“年”。这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这天是要给本家族的长辈磕头拜年的，意思是一年一度看望长辈，以示互相之间的亲情。平常不去看望长辈有情可原，这天不去看望可就惹得长辈怪罪了。从初二以后十几天便是走亲戚的日子了，这走亲戚也是为的互相看望表达亲情的。对走亲戚也有不成文的规定，初二是走岳父家和姥娘家的日子，去岳父家是新婚夫妇头几年的事，这走姥娘家却不然，只要有舅父、舅母在，外甥在这天去看望为好，去晚了他们会责怪的。这些旧习俗恰好体现了我们民族是尊老爱幼的礼仪之邦，亲友之间是互相关爱的。文革期间虽说是破四旧的年代，也仅一年在村口设卡不让串门，第二年便没人管这事了。我是这年初二去张疃村姥娘家看望舅父、舅母的。这村子在我村东十五里远，这姥娘家不是我生母李氏的娘家，这李家已无近亲了，这是我养母袁氏的娘家，我从小就走这姥娘家的，对这姥娘家觉得很亲。舅父被闯外新回村的本家请去了，妗子忙着做菜，我在屋地下坐了小凳与表弟闲话。这时，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青年空手走了进来，这人又矮又瘦充其量不过百斤重，但穿着不错。我原以为是本村人来找表弟的，便赶忙起身让坐。来人进屋后却冲妗子叫了声“姨”，这原来也是来串亲戚的。妗子指着我介绍说：“这是马司你表哥，今天碰巧凑在一起，一块耍耍。”“今天没空，我不是来出门的，我是来找车拉石头的。”小青年说道。“你整天哪里那么忙，大年初二拉什么石头？”妗子不满意地说。“表弟头年结婚我没借给钱，我知道惹得姨不满意了。”小青年不三不四地说。表弟年前结婚我来过，没见到这人，他村子就在北面二里远。这话使我愕然，妗子听了也生气起来，说道：“你这孩子哪来的这么多事，叫你们一块耍耍你这是说些什么话。”这青年见他姨妈生气便赶忙答应住下，妗子继续忙活，我便与这青年说话。看他这趾高气扬的样子不像个农村社员，我便问他在哪里干？他说在莱芜，我知道这是个煤矿工人了。他掏出一盒“丰收牌”香烟，抽一枝给我，说道：“别看烟不好，这叫‘干部烟’，一般还买不到呢。”我谢绝了，说不会抽烟，他又给表弟，表弟也不要，他便自顾自地抽起来。当时这丰收烟有干部烟这一说，这烟便宜，二角三分钱一盒，抽着味道也能凑合，当时这烟不好买，供销社的售货员只卖给有头有脸的人，这烟便有了这“美名”。这青年说完烟，又指着自己的裤子对我说：“这裤子别看不怎么样，二十多块钱呢！”听他这一说，我知道他是穿了条“的咔”裤子了。当时化纤布才问世，价格贵，农民们穿不起，我们自然是穿那六角来钱一尺的棉布，做条裤子不过五元钱，与他这高出四五倍价钱的裤子没法比，因此他在我和表弟面前夸耀一番。妗子炒了几样菜，表弟在炕上放了矮桌我三人上炕饮酒。姥娘家素来节俭，用的三个陶瓷酒盅大概颇有岁月了，黑黄且小，一两酒能倒三四盅。我觉得这小盅正好用，表兄弟三人慢慢喝慢慢叙。谁想这青年非要讲喝酒的套路和礼节不行，这事我不懂也从来不学。他先举杯向我敬酒，我同他干了，他说没有喝一个酒的，又敬了我一个，喝完了我说随便喝吧，他说我应该再回敬他两个酒，我只好照办了。边喝他边告诉我，他与他们矿务局的党委书记如何熟，与他喝了六次酒，把自己的舅子、姨子安排了好几个等等。我嘴里说着“你能”，心里想你那煤矿书记也未必能与矿务局书记喝上六次酒。他滔滔不绝地说，并提出种种名目与我干酒。表弟是老实人，且与他又是姨表兄弟，只听他说一直不作声。我与他又喝了几小盅，心里很烦他，心想我是来看望舅父、舅母的，谁来听你这些“三八二十三”，但又没法摆脱他。当他又要与我干酒时，我便说道：“醉了，不喝了。这东西我们下农业社的常年不喝，只有像今天这样喝一点，不像你在外经常喝。”听了这话他更来了劲，非要我再喝不行，不知是想灌醉我还是咋的。我被他缠不过，便唬他说：“这酒我少喝头晕，喝过三两再喝一斤也不要紧了，还是不喝了吧。”他听了先问表弟有酒没有？接着便叫表弟换大杯。表弟拿来两只大号玻璃杯子倒满了酒，每杯我估算有七两之多。那时喝的几乎就是一种酒，是坊子酒厂用地瓜干烧制的白酒，瓶装的62度，我们喝的散装酒是55度，酒力也很猛烈的。“我喝下你喝不喝？”我指着酒杯问，想以此吓退他，我看他不像什么大酒量。“你喝了我就喝”他不依不饶。我望着玻璃杯，几次冲动想端起一饮而尽，但还是忍住了。我思量过喝下去的后果，接我当时的酒量，这六七两散装酒若喝的时间长些，喝下后或许还不醉，但若此时一口气喝下去，是非吐酒不可的。但喝下后马上到外面吐了我不会太醉，甚至再喝也还行。当时我真想破着吐次酒教训一下这个吹牛皮的狂妄之徒，但又一想灌倒他会给妗子和表弟带来不少麻烦，还浪费了两大杯酒，何苦来。于是我说道：“不喝了，吃饭！”“你说喝又不喝了，不行！我不吃饭了。”这青年恼怒了。“不行怎么样？你不吃我吃。”我说话的工夫妗子已经拿上镘头来，我摸过来就吃，这青年忿忿地向我说道：“我政治条件经济条件都比你好！”“我家不就是地主嘛，你能怎么样？”我边吃边向他说。“我出去六七百里路，挣五六十元钱，你算什么！”这青年倒底说出了心里话。“呸！那几里路谁没出去过，那几块钱谁没见过？”我故意气他。我在他心里一直是个“贱民”，他是高我一等的。这虽然是当时的社会现实，但不应该用在亲戚之间。他却觉得我该对他膜拜才行，难怪他一直夸耀着自己。对这种人还是离得远些好，我吃过饭便向妗子告辞回家。表弟送出我村外并告诉我，他年前结婚时这位姨表兄明明在家，却假装没回来不来参加婚礼呢。后来又见到表弟说起这喝酒事，表弟说我走后他就醉了，母亲说了他一大顿不是。二十三 与死神擦肩1973年，生产队派我们五个人去露天煤矿矿区挖粘土。前面说过，这矿区方圆几里路的地面上有两个千米广的大坑，这地方无人管辖。前些年社员们在这里挖煤，后来煤难挖了，各生产队便派人在这里挖起粘土来。粘土是耐火材料，是冶金工业不可少的原料，同时又是烧制瓷器的原料。昌潍地区粘土公司在坊子火车站南货台设有货位，大量收购粘土。那时“二级土”每吨位18 元，“次土”每吨七元钱。在那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年代，生产队富裕的是社员的劳动力，所缺少的是钱，全队社员劳动一年，四十多户人家的生产队常常拿不出二三百元钱分给社员过年，社员们形容说“没白没黑干一年，挣了批腚两秫秸。”这可见当时生产队里钱的紧缺。原先生产队没有挖粘土的，后来听说挖粘土能买钱，因此各生产队都纷纷派出几个社员到这露天煤矿来挖粘土。挖粘土与挖煤一样，也是在这方圆几里路的矿区里挖一口口的井，碰上煤层挖煤，碰上粘土层挖粘土。粘土和煤是伴生的，而且比煤多，好挖一些。在那每个劳动日二三角钱的时代，几个人如果挖上百来吨二级粘土，给生产队增加二千来元的收入，这对生产队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就是半月二十日挖上十吨八吨的，生产队也有利可赚，若挖不到粘土对生产队也没大损失，这几个劳动力在队里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五个人在矿区奔波了月余却没有找到粘土和煤，队里照常给我们记工分。与队长碰面时问我们挖到什么没有，我们说“没有”时心里有种负罪感。那怕少有收获，能与我们的工分值相当也好，但我们这五条大汉对生产队却没有分文回报。矿区内有一口人家废弃的粘土井，井约十米深，在井西壁挖了个大洞口，挖进一米多深，井壁上见到的粘土层向里没有了，原主人在放弃这井时把洞口周围的粘土挖去，使整个西井壁悬空起来，术语叫“毁了门子口”。我们到井下察看时见井底东壁上也有层不厚的粘土，便决定从东壁上开洞向里面挖挖看，也许里面粘土变厚起来。但根据几年来我们的挖煤经验，这井西壁已是悬空，若再从东壁开洞口，整个井筒会有坍塌的危险。要想从东壁开洞口，必需把悬空的西井壁用木头顶牢才行。这操作不难，这几年我们已经掌握了这种技术。我们到队里找了三根一米半长，直径十七八厘米的木头把西进壁顶牢，便在东壁开洞挖起来。两天后我们也遭到了原井主人的命运，向里并没有粘土，只好作罢。但是在西井壁却还顶着三根木头，顶上时容易，要撤下来却就难了。如果我们挖到一些粘土，这价值十几元的木头就干脆扔掉了，可是我们只挖了不足一吨粘土，这点粘土是没法卖的，等于没挖。这么多日子没挖到粘土，又给队里损失了木头，我们自己觉得有点说不过去，决定把这木头撤上来。这明摆着是个危险事，谁下去撤呢？我看看四个伙伴，人人家中都有本难念的经，我便自报奋勇地说：“我下去吧。”伙伴们叫我小心，说若是不好撤也就算了。我仔细察看了井下情况，木头顶着的悬空井壁上端，一块硕大的井壁已经断裂，估量有三四千斤吧，因为有木头顶着才没落下来。如果把木头抽去这断裂的井壁就会滑落下来。我把这情况向趴在井口上往下看的伙伴们说了。根据经验我知道，木头抽去后这块大型的土块不会在刹眼间落下的，它会留给我躲藏到东边我们新挖的洞中的时间，这样我是安全的。我把这想法也向上面的人说了，让他们帮我关注着西井壁。我把木头抽下后，大土块果然没有立刻落下来，这时我应该立即躲进洞里，但却在这时疏忽了，我忙着把抽下的三根木头用上面下来的大绳捆起来，好让上面的人拉上去，这时间不过一分钟。就在我弯着腰打第二个节时，就见一片阴影从我眼前掠过，我大吃一惊，知道是那大土块下来了，在我喊出“啊呀！”的同时，只觉得我的右肩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向东推去，我心内一沉，心想“我完了”。随即我觉得左肩触到了硬硬的东井壁，似乎听到肩膀“嘎吱”响了一声，瞬息一切恢复了寂静。对肩膀的“嘎吱”声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是真听到了响声还是因脑子极度紧张产生的错觉，但我总认为是确实听到了这声响。以前我常捉摸一个生命突然面临死亡那刹那间的感情，比如被夹住的老鼠，断气前它怎样思维，误落水中将淹死的人会产生怎样的感想，是悔恨，是恐惧，还是对亲人的挂牵？这很难想象得出。这次亲身经历了一回，其实脑子里除了闪过“我完了”的念头之外全是一片空白，什么也来不及去想的，这瞬间只是感到生命已到了终点，如果立刻便粉身碎骨，这也许不会有什么痛苦。然后我却逃过了此劫，就在那巨大的土块把我推向东面井壁挤了我肩膀一下之后，却突然停止了运动，倾斜倒向东井壁的土块顶部触到了井壁上便不动了，在下面留出了我可容身的空隙，我侧了一下身子从缝隙中钻了出来。井上的伙伴们眼看着巨大的土块把我盖在了底下，都觉得凶多吉少了，一迭声地问我怎么样？当听到我说不要紧时，他们悬着的心才放松开来。我感到两肩有些疼痛，试着活动了一下，并没大妨碍。我便从大土块缝隙里钻出来，踏着井壁上供上下人用的小坑爬了上来。那三根差点让我搭上命的木头被大绳绑着压在了土块下，木头不要了，但二十元钱新买的大麻绳不能不要，伙伴刘杰又下到井底，找到我丢在井下的镐头把大绳刨断，把镐头带上了地面。我们怀着悲凉的心情，死里逃生的伤兵般地返回村子去。路边去年枯黄的草丛中已发出鲜嫩的绿芽，隐藏着勃勃生机，储存着奋发向上的力量；远处河边的几株桃树正开着鲜艳的花朵，望去像绯红的彩缎；太阳悬在西方天际，以温柔的笑脸面对着人间，我感知着这一切，心里说：活着是多么好啊！大家很少说话，各自在默默地走着，大概在各自思索着什么，我现在才有时间回顾这事故的一些可怕细节。这次死里逃生实属侥幸，如果我不是在弯着腰而是站立着，上半身会被土块挤在东井壁上。如果落下的土块不是这样长大，便不会倾斜着留下能容人体的空间，只要我两肩之间的空间再缩短三四指，那后果怕不敢想象了。离家门不远，妻正哄着一岁半的儿子在大街上玩，儿子看到我老远便向我奔过来。我快走几步迎上去，不顾两肩的疼痛，弯腰把儿子抱到沾满泥土的怀里，禁不住潸然泪下。妻和一岁半的儿子哪里知道，她们差一点等来噩耗呢。伙伴们各自默默回家去了，只有刘杰随我一起走进了我家门。家里包了掺有地瓜干面的混面水饺，原来今天是清明节了。妻说她们中午吃过饺子了，给我留了八九十个，在门外等我回来给我煮。她一边煮水饺，一边问棉袄背上怎么擦了那么多泥？我没作声。水饺煮好了，叫刘杰吃，他不吃，我说：“陪我吃吧，我差点吃不成了呢。”刘杰没有吃，眼里流下了泪水，我也落了泪。刘杰叹息说：“我们的命怎么这样不值钱，为了十元钱的三根小木头，就值得我们去冒生命的危险。”我落泪是因叹息我的家庭，今天我若回不来，我这一岁半的儿子将是怎样的命运，那含泪进我家门才二年多的妻又将如何呢？我那年老的爷娘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我越想越怕起来，不敢想下去。如今能坐在这里吃水饺，是不幸中的万幸了。一夜之间我的胸和背红肿了起来，清晨自己起不来床了。我让妻掀头推背帮我坐起身来，还能下炕走动。早饭后四个伙伴到我家探望，并把事情告诉了队长。他们陪我到坊子医院透过视，医生说并没骨折，给了两盒“跌打丸”，大约三元来钱，队里报销了，另外队长又给了五元钱来补贴生活。二十四 作不速之客我在家休息了一月有余伤痛才渐渐消失，到队里干了几个月农活，这期间挖粘土的伙伴们仍然还干这营生。他们倒底挖到了有粘土的井，对生产队有了回报。到秋季，我又加入了他们挖粘土的行列。在这露天矿区整天转着一队队挖粘土的人，这些人的家庭条件大多都差些，家庭好些的人家谁去干这又脏又累又危险的营生！但我们几个人却愿意干这活，这正像柳宗元在《捕蛇者说》里说的那样：捕蛇虽冒生命危险，但当搅扰得鸡犬不宁的悍吏来乡时，只要看到瓦罐里的蛇还在，就可以放心地睡觉和吃饭，怡然自得的“熙熙而乐”。我们挖粘土也是这样，只要碰上一个有粘土的井，四五个人拚上干个二三十天活，挖上百来吨粘土，给队里创下二千来元的收入，便可以一连几个月甚至全年逍遥自在地在那里玩。因为这是种既不在队长视线之内又是种无规则的活，再精明的队长也难左右干这种活的人。有的人说这是种良心活，有的队长干脆把话挑明了，说你们只要拿了钱回来，就是天天逛大街队里也不管。在那请半天假去坊子卖瓜干买盐吃都不准的年代，能长时间无人管辖是何等幸福！况且还有“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的几个伙伴呢。因此在他们的相约之下，我又加入到挖粘土的行列。什么事都是人干的，至于危险，吃一堑长一智，多加小心就是了。如今我们四个人一组，刘涛和我是四类仔子，刘信和刘杰兄弟二人是国民党员的儿子，这大概是物以类聚吧。我们四人中，刘涛走了我的婚姻之路，这刘信兄弟在婚事上也遇上了波折。刘信一米八三的个头，长得也不错，为人随和，人缘关系也好。这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却还没有说上媳妇，虽然提了几个，但一听他父亲的“头衔”，女方便“免谈”了。对这年龄说不上媳妇的滋味我是饱尝够了的，只恨自己帮不上忙，在干活的闲话中难免扯到这话题上。“今夏天在东面那井上，我看老宋的女儿对你有好感。”当我们谈论起媳妇难说时刘涛对刘信说。“我也有这种感觉，”刘信承认说。“我在把守井口时，她有空便跑过来说话。”“老宋是谁？”我问刘涛。刘涛告诉我，就是夏天他们挖到粘土的那井，是与西面埠头村的一个粘土井相邻近，那井是老宋领了几个小青年来开的，他的独生女在井上把守井口，那闺女倒是很开通，常到我们井上来说笑，真有点“道是无情却有情”的意思。“那时看出来，当时怎么不提？”我埋怨刘涛说，“他们还在这露天矿区吗？你与老宋熟不熟？”刘涛说老宋他们早就回队干活去了，两家挨着干了一个多月，互相抽烟借火的，都很熟了。老宋五十多岁，为人刚直、豪爽，说自己服过刑的。也了解我们这井上每个人的家庭情况，都是一条战壕里的人。“和他认识了一场，找他喝个酒行不？”我问刘涛。“也行。”刘涛说，他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咱们买上酒菜找熟人喝酒，我想这没有错。他心里不愿意也不好推辞，喝到适当时候我们提出这事，成了谢天谢地，不成也没法子，顶多说僵了我们拔腿走人，我俩去试一试。”我对刘涛说。按说这说媒的事是妇女的营生，我们两个大壮汉冒冒失失跑到不很熟悉的人家去办这事确实有些离谱。但不这样做，一是急切无媒人可找，这事势必拖延下去，二是找媒人也麻烦，不如这样简捷马利快。我的提议刘涛和刘信都同意。第二天刘信去坊子买了酒肉和两样青菜，差不多花了四元钱。我与刘涛带上这些东西便去找老宋，在他村子里打听了一番才找到老宋家，这时已近十一点钟了。我俩是有意在这时进他家门的，因为中午老宋是要回家吃饭的。进门后见一位五十来岁的女人在院子里忙碌着什么，估计定是老宋的老伴了，我们以大婶相称，说我俩与宋大叔很熟，曾经一块挖过粘土的，今天来找他玩。我们在作自我介绍的功夫，一个姑娘从屋里出来，一见是刘涛，热情地说着熟话把我俩让进屋里。姑娘中等身材，体格健壮，大概风吹日晒的缘故，肤色微黑些，圆型的脸长得很端正，粗眉大眼的给人印象不错。“你爹呢？”刘涛问她。“我姑妈家出树，把他叫去帮忙，你们有事我去叫他。”姑娘快言快语地说。“远不远，不远的话你就跑趟腿。”刘涛对姑娘说，“他真走不开也就算了，反正没什么要紧事，是来找他玩的。”“不远，就是前面村子。我去叫他。”姑娘出门去了，她母亲已经忙着炒菜做饭，打扰他们使我们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我于是搭讪着说道：“大婶，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不要紧，三日两头和人喝，都是我给他忙活。”女主人边干边说。我俩便跟她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家常。女主人手脚很马利，不多工夫就用大八印锅抄了两个菜，在里间屋的炕上放了矮桌让我俩在炕上先喝着酒。我俩当然不能动杯、筷，说等宋大叔回来，女人外间做饭去了。工夫不大女孩回来了，说树还没刨倒，爹不能来了。让你俩自己喝酒，有事改日再来。女孩说完便到外间去了。我俩无奈，只得对饮起来，边喝酒边小声地商议对策。老宋不回来也许是忙，也许是不愿见我俩这不速之客。我俩不能这样空手回去，便决定把姑娘叫到屋里向她摊牌。姑娘与母亲在外间闲坐，刘涛出去说问她件事，姑娘便来到里间。刘涛问她说上婆家了没有，并说我俩今天是替刘信来求婚的。“你们早来二十天就好了，”姑娘说道，“如今我才定了亲，是本庄的，有十来天了。”我俩心里很失望，并连忙向她道歉，说不该这样冒冒失失来打扰她们。姑娘通情达理，她笑笑，连说；“没事，没事，你们喝酒。”说完便到外间去了。这酒再喝无味，我俩起身告辞，不顾人家留饭，像做错了什么事似的逃出了人家的大门。有句成语是“一举两得”，我这谱气可叫“一举三失”了：刘信花了钱买个失望，又叫宋家母女忙活了半天，我和刘涛跑了腿弄个丢人现眼。我不禁暗自叹息，我们这些人真是好事难成啊！二十五不顾鼻子不顾脸我们四人每天早晨推了没有车胎的推车，上面装了筐子和锨镐，捎了瓜干窝窝头去露天煤矿挖粘土。晚上再把这车子原样推回家，车子四人轮流推。至于车圈上没车胎，前面说过，是把这车架支在井口上，用无胎的车圈作滑轮从井下往上拉粘土，当然也用这“滑轮”把人拉上送下的。刘信有身破衣服作工作服，下井时穿上回家时换下，人模人样地来回走在村子的大街上。我嫌这样换来换去太麻烦，且又没两套衣服，便干脆一身破衣穿到底，来回都是那身沾满了泥土的破衣烂衫。话又说回来，就是穿上一身绫罗缎，同村的人也知你扒了几碗干饭，与那挖粘土的身份倒不相称，所以我在穿着上从不作什么修饰。冬天为了御寒，把那露着脏棉花的破袄从腰部用绳头一扎，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叫花子”了。冬天到了，旷野里的北风剌透了破棉衣，使人觉得彻心透骨的寒冷。早晨迎着凌厉的北风来到粘土井口便赶紧下井，这倒不是想急着干活，是下井避寒，且把作午饭吃的窝窝头也送到井下去，要不中午吃时便冻得啃不动。吃时满是粘土的手抓起来就啃。我认为这原始的地下并不脏，应当没有细菌，就是有也没办法。井下无水可喝，这体内缺欠的水份只有等晚上回家后补充上。一天早上我们四人聚齐向露天矿去，只见在快出村子的二村大街上围着一群人，我们几个也赶上前去看个究竟。原来是在大街路当中有一只五十多斤重的死猪仔硬邦邦地躺在街心，猪的尾部被狗啃破了核桃大的一块皮，因为猪体冻得太结实，狗也奈何不得它，只啃破了那点皮。围观的一个人说道：“谁家死了猪扔在大街上?”另一人用脚踢了一下猪身说道：“这猪喂树就行。”我走上前一把抓住这猪并在一起的两条后腿提了起来，说道：“这猪人吃就行。”那说喂树的人显然“喝汤有恋米之心”，是想把猪拿回家却又怕人笑话，因碍面子迟迟不好意思下手。我想就连第一个说“谁家死了猪扔在大街上”的人怕也未必没有把猪拿回家的想法吧，只是丢不起这份人，怕人家笑话自己又穷又馋在大街上拾个死小猪仔吃。正在他们想怎样婉转达到目的时，没料到跳出个不顾鼻子不顾脸的我，赤裸裸地说要拾来吃，并且抢在了手里。“这么多人看到的东西，你拿去是怎么回事？”那说要喂树的人急了，向我质问道。围着看的都是二村人，同庄不同村，虽然认得却素无往来。我听他这样说，便把提着猪的右手向他一伸说道：“你想要吗？给你。”这人又想要猪又去顾及脸面，没有立即伸手去接，我伸出手去给他的时间也不过两三秒钟，我的手便缩了回来，转身向回家的方向走去。这时的一般农户养的猪半途死了，家里就像遭遇了大灾难，以庄户人家的说法是“破财”了。猪养到七八十斤死了，本家人舍不得吃，请人给加工了分割开拿到集市上三五角钱一斤贱卖掉。那些买主明知是死猪肉，但八角钱一斤的好猪肉舍不得买，便以同样多的钱去买这差不多两倍重量的死猪肉来解馋。卖主忍痛换回十元八元来弥补这破财的损失。四五十斤的猪死了难以***换钱，这才自家煺毛吃肉，很少有人家扔掉。像这猪扔掉的人家或许是不吃猪肉，再不就是有工人的农户，嫌处理这小猪太麻烦吧。但我既没破财，又可以吃肉解馋，何乐而不为呢？至于脸面，当庄本疃的，谁还不知道谁呢，每天都寒酸地从街上走，还用打肿了脸去充胖子？只是这样从人群中把这死猪抢来，觉得自己有点像狼群中争食吃的狼，狼饥饿了与同类争食，我在穷困和食物的引诱下也自觉和不自觉地恢复了动物的本性，不顾脸面抢来了这只死猪，想吃掉它。我把这脏乎乎的死猪仔提到家附近，找个柴草垛掩盖了，又去了粘土井。傍晚我们早些回来，把死猪提回家，刘信、刘杰兄弟是清客，对这东西不感兴趣，我便和刘涛烧了热水，把猪煺毛、开膛，把猪头、下货扔了，剩得一腔很干净的猪体，我俩有意称了一下，二十七斤重。煮熟了，家里人不吃，我和刘涛来了个酒足肉饱。这也许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这样满口地吃顿肉呢，多年以来见肉的饭菜少有，几曾记得把肉整顿的当饭吃！这肉口感虽然嫩些，不大禁嚼，但毕竟是猪肉。吃饱后我对刘涛说道：“这辈子死了也不屈了，曾吃过一顿猪肉。”我提着死猪进门的时候妻皱着眉头问我这猪是哪来的？我说大街上捡的。她听了笑笑，说道：“你不顾鼻子不顾脸，不光拾菠菜疙瘩，连死猪都往家拾，不怕叫人笑话?”我说：“管他呢，我这脸又不值钱，谁爱笑谁笑去，我只想少叫肚子受委屈。你也专爱提这不开的壶。”她专揭短，又说出我拾菠菜疙瘩的事。有一次从露天煤矿回家，路过潍坊砖厂的墙外，砖厂食堂里从墙内扔出了不少菠菜疙瘩，这红色的疙瘩又粗又大，上面还带了二三指长的绿菜梗，我拾了一筐放在车上穿街过巷推回家，一家人当菜吃了好几天。过街时少不得有人上眼看，还有人问我是拾来喂猪？我说是拾来人吃。若说喂猪，岂不是自己骂自己是猪，连父母也骂着，还向人家撒了谎。这应了那句俗话：不害臊吃身膘。一顿肉或几顿菜疙瘩膘虽说吃不上，臊也不必害，正如讨饭的人，家中有余粮，谁爱去讨饭呢，这无从去责怪他们。二十六爷娘去世从1972年爷和娘的身体都不行了，父亲不能再下地干活，他因修水库做钣睡在食堂呛出的哮喘病引起肺气肿，整天张着嘴喘粗气。一生艰辛的生活把他那素质极好的体魄榨干了。但面对艰难的生活，他既是喘着粗气也舍不得歇息，还要为这穷困的家庭尽上最后一把力气。家中喂了一口猪，喂猪的主要饲料是野菜。那时几乎家家挖野菜饲养家畜，妻要到生产队里去干活，野菜挖不来，她便把一些蒺藜蔓带回家来喂猪。这种不受人欢迎的植物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满山遍野都是，容易挖到，但它那被称做“蒺藜”的果实八面有硬刺，得把这刺球摘除掉再把这长蔓切碎煮了喂猪。这摘剌球、切蔓、煮猪食便是父亲每天的工作。长长的蒺藜蔓上满是这刺人的蒺藜球，一开始父亲哮喘着一个个地摘，这不仅费事还刺手，后来父亲想出了办法。他在一块木板上钉了一排间隔约一厘米的长铁钉，像把铁齿大梳子，把一束蒺藜蔓从这铁梳齿间拖过，这蒺藜刺球便被挡了下来。然后是切蔓和煮食。这猪喂了一年多才喂大卖掉，父亲也结束了一生的劳动，只在土炕上大口喘气了。但他生活还能自理。与此同时，比父亲大两岁的娘也病倒了，她患有高血压病己经不能下炕了。我每天给她换洗尿布和喂钣，这样度过了一年。1974年春节过后，本族大叔家当兵的弟弟回家探亲，也到我家探望两位老人。这位弟弟也像我四叔、五叔家的兄弟姐妹一样把我爷娘叫作亲爷亲娘的。他到我家看到我父亲在西间喘，娘躺在东间炕上，便默不作声地出了大门，过了不久他拿来两包点心，给了爷娘一人一包。现在这点心不是什么稀罕食品了，可那年月这是最珍贵的吃食了。他来时没料到老人的身体会这样，他看了后便跑到街上供销社买来点心。那时每斤点心除了钱还要交七两粮票，这粮票只有吃国库粮的人才可以从自己的粮食定量中支取，支取一斤便少吃一斤粮的。农村人没有粮票当然是买不来点心的。这点心没吃完娘便去世了，这是1974年农历正月二十日凌晨。昨天我见娘病重，便请刘涛陪我守了娘一夜，二人饮酒说话免得睡着。隔些时候我伏身叫声“娘”，她应着。早晨大约五点钟，天还黑黑的，我俩以为这夜她度过去了，我便让刘涛回家睡觉，不久娘便开始迷昏，叫不应声了，我赶紧跑到邻居家喊起我的一位叔叔，叔叔到我家不久，娘开始张口急促喘气。我伏下身去看，叔叔推了我一把，说人临死有恶气。她又喘了几大口便停止了呼吸，溘然长逝，走完了她七十七年的辛苦历程。幸亏早几年割下了榆木板，我钉制了棺木，张疃村的舅父和四叔五叔等人及我辈的一些兄弟姐妹们来参加了娘的简易葬礼。娘安葬后五叔看了我父亲的病情对我说：“我怎么看着你爷也要接连着了。”五叔的话使我有些震惊，父亲虽然喘得厉害，但我思想上总认为还不要紧，因为他的生活还能自理。我给父亲做了张小矮饭桌，他自己在炕上吃饭。他频频吐痰，我把小泥盆底下放上土，他吐在盆中的土里。他躺不下，整天趴伏在被卷上喘，这样能使憋气差点。这几天忙娘的事，没很注意父亲的情况，经五叔一说，我才注意起父亲来。细看他的样子，确实有些危险。我问父亲感觉怎么样，他说：“还死不了。”那时候农村里实行“合作医疗”，各生产大队都有卫生所，医药费开支从各生产队凑集，社员看病吃药不花钱，各卫生所都配备了“赤脚医生”。所谓赤脚医生，顾名思义就是既要赤脚下田劳动挣工分，又要当医生。也就是说，从农民里找出一二人到卫生所里当医生，行医生职务，挣社员工分。这些赤脚医生多数没有医疗基础，种地的农民到公社卫生院培训上半月二十日，学会肌肉注射和一点浅薄的医疗知识，比如知道感冒了要吃“阿司匹林”药片或注射“安痛定”针剂，回到大队卫生所便是赤脚医生了。也有少数赤脚医生因家中有从事医务的父兄而跟随学习过，有些基础医疗知识。但因卫生所既没医疗器械，又没什么像样药品，有好医生也枉然。到卫生所看病虽说不花钱，所看的病也是治不治都行的小病，除了上面说的感冒之外，若牙痛或肚子痛便是给几片安乃近。像父亲的哮喘病，自然是给几片安茶碱或麻黄素之类的药片，但这些药片对父亲这样顽固性疾病己没什么疗效了。尽管这样，我想这也很难为赤脚医生了，大队里给予的那点有限的资金，卖的药是给贫下中农治病的，可别沾光不觉了。父亲这病，住院是住不起，那先要交五十元住院押金，而且据医生们说医院里对这哮喘病也没好办法。当时各生产大队的卫生所对本大队的社员免费治疗，对外来人是收费的。我在对父亲的病束手无策的情况下，抱着有病乱求医的心态，揣了家中仅有的七八元钱，跑了几个村庄的卫生所，去向赤脚医们诉说父亲的病情，问他们可有良方？天涯何处无芳草，在我村东面八里路远的一个村子里的卫生所里，赤脚医生悄悄告诉我说时下有种叫“红霉素”的新药对这哮喘病或许有用，但他也说不很准，因为对这新药没经验。我想既然没有别药可治就用这药试试吧，或许会出现奇迹呢。又担心药贵钱不够，便问这药的价钱。医生说九角钱一支，还说这药要要用吊瓶静脉注射。我觉得带的钱还能买几支，这静脉注射却有些难办，但先买了药再想办法吧。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买了三支先试试看。又加上买了生理盐水、注射用水及一些药片，花光了口袋中的钱。如今对“打点滴静脉注射”可说是行医人员的基本功，人人都会，但那时的赤脚医生会的人却不多。如今打吊瓶用一次性的塑料输液管很方便，可那时用的是两段软胶管当中连接上个玻璃囊，消毒后返复使用。且十有八九的卫生所里没有这设备，十有八九的赤脚医生也不会这种静脉注射。我们大队的赤脚医生早年学过医，当时颇有些名气。但他原有的打吊瓶这套工具已经坏掉了。因此我只好再各处奔走去寻找能打吊瓶的医生。在岳父家的帮助下从他们村请来了位赤脚医生，医生很年轻，二十刚出头的年龄，为人热情且坦率，他说自己没给病人打过吊瓶但见过的，觉得能行，且也有这套工具。他傍晚步行五里路来到我家，使我很感激，这年月很少有人不辞劳苦来为我父亲这样的阶级敌人治病啊！他着手配药，我家便准备晚饭。医生先稀释红霉素药末，我本来买了注射用水的，他认为用大瓶里的生理盐水也是一样，可以省一支注射用水。便从大瓶里抽了一针管盐水注入了红霉素小瓶中，这小瓶中的药末立即成了乳状块，这第一支药便报废了。又用注射用水稀释开第二瓶红霉素注入盐水中开始给父亲注射，但由于医生技术生疏针头老插不进血管中，要拔出针头另插，每拔出一次针头胶管中便进一次气泡，要放出气泡就放掉一胶管药液。不知反复插了多少次，一大瓶药液也放得所剩无几了，父亲的两只手臂上也不知插了多少针眼，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针头总算插入了父亲的静脉中，这时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饭已经热过好几次，这时医生才顾得上吃饭。我陪他喝了一小会酒，瓶里的药液滴完了，换第二瓶药时还要把针头从血管中拔出重插，这会医生变得聪明了，他先不兑药，只用生理盐水插入血管后再把红霉素药液注入盐水瓶中。这次没费多少事就把针头插入了血管，这第三支红霉素完整地注入了父亲的体内。等到注射完毕已是午夜以后了，我要送医生回家他执意不肯，便自己回家了。前后颇费周折给父亲注射了一支多的红霉素，这物件自然不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的产品，对父亲的病自然也无济于事了。可我对父亲这病也无计可施了，只好仍用药片维持着。转眼到了夏季，大姑母家的艳新表姐与表姐夫从莱阳回来探亲，听说舅父病了便来看望。表姐夫是莱阳县医院的好内科医生，给父亲听诊了一番，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能力也用不上。由于这病长时间拖延得不到治疗，中秋过后病情明显加重了。情急之下我跑去二十里堡医院找继民兄商议，继民兄提出请他们医院的王大夫给治疗。王大夫是中医世家出身，在潍坊地区颇有名气，不少人从数百里之外慕名而来找他看病，他诊室里的病人终日人满为患。父亲这病也找他看过多次，都是到医院里去看的，但这次父亲却去不了了。继民兄说请王大夫到家里去，让我回家等着，他与王大夫关系很好的。第二天傍晚一辆军用轿车驶来我家，继民与王大夫来了，他们是借用二十里堡军用机场的车来的。这工夫县委书记也不过坐个吉普车，他们能从纪律严格的军用机场里借出车，可见王大夫高深医术的影响力。王大夫给父亲把了脉，第二天我早起到他们医院给父亲去取药。从家到医院约二十五华里，我赶到医院时继民兄早把三服中药取出给我准备好了，药费当然是他付的。父亲服药后竟然痰中带血，我又到医院去问王大夫，他说是药中加了生石膏的缘故。他又调整了药单我取药回来，服药后仍不见效。俗话说“治着病了治不着命”，几天后父亲于农历八月三十日凌晨去世，他是戴着“地主”帽子死去的，这年虚岁七十五岁。死后的父亲到那传说中的阴曹地府中，是不是就能成为不受人歧视脱去“地主帽子”的一般鬼魂呢？能与一般贫下中农人家的鬼魂平等呢？不是的！父亲的“帽子”就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一经带上就是死后也除不去的！我何以知道那虚无缥缈的阴间事？不信你看，当初建公墓时，我村在南山西面不大长庄稼的青沙岗上同时建了两个公墓，两个公墓中间有条明显的抹不掉的分界线，那就是如今称为206国道的公路。公路西边是贫下中农的公墓，路东则是四类分子人家的公墓。如父亲等这些戴“帽子”的四类分子们，生为矮人一等的贱民，死后仍是低鬼一等的贱鬼，仍被公路这条不可逾越的分界线隔离在一边，不准进入一般鬼魂的领地，这不是死后也摘不掉“帽子”，永远是贱鬼的证明吗？我想这“贱鬼”死后也难得超生吧？不亦悲乎！写到这里我心里很凄凉。父亲一生走的路是那么艰难与辛苦，他这一生很惨淡，死后仍这等悲凉！后来我忽然醒悟父亲连张照片都没留下，他活着的时候总想给他照张像作留念，有一次我俩都在坊子时我说让他去照张像他不去，他说下一次着，我也没坚持，不想竟然没有下一次！幸好1962年祖母82岁生日时有张全家像，在这张二十多口人的黑白照片上留了父亲不到一厘米宽的身影。二十几年后我请照像人员用这全家像上的图象给父亲放大了张像片挂在屋里，效果虽说欠佳，但还能看出父亲的容貌。我就以这张照片和这段拙劣的文字来悼念父亲和超度他的低贱灵魂也能超生吧。二十七他是长辈我也骂1974年夏天雨水特别多，白浪河水库里涨满了水，威胁着潍坊的安全，听说有关部门都作好了炸坝排水的准备。在这样的多雨季节，我们挖粘土的井下水位上涨，粘土不好挖了，各生产队挖粘土的人们纷纷撤离回家，只有我们四人还在这偌大的露天矿区坚持着，我们的井浅，井下水小，还能坚持着干。傍晚离井回家的时候见四周无人，便把锨镐等工具放在了井下，省得来回带着。谁料夜里下了一夜雨，第二天我们来到挖井的地方，这里已被大水漫灌，连井口也找不到了。那几件工具葬于井底，使我们痛惜不已。这井是没法挖了，我们便在一块地势较高的崖下挖起次级粘土来。次级土虽然便宜，但容易挖，露天作业人也舒服。一天能挖两吨多，一月也能给生产队增加四五百元收入。卖粘土要自己运粘土到公司货台去过磅，运费由粘土公司付给。矿区里到处是坑洼不平的废井口，用马车向外运粘土要绕着井口修条弯弯曲曲的临时路，很难走的。这次我们向外运粘土时一个马车轮掉在路边的井里，只好把车上的土卸下把车轮抬上来。卸下的土大部分掉在井里，这样一倒捣腾一车土成了半车了。把车赶到平坦处，恰好在这里的路旁有一小堆粘土，从这堆土被踩踏的样子看，是有些年月了，光溜溜与地接合在了一起。这不知是哪年哪月谁人弃一这里的，好像给我们事先预备的一样。我们便把这土装在车上，整好凑足了一车，赶车人把土运去了粘土公司。这小堆粘土在这矿区并不少见，一吨两吨的土粘土公司是不值得收购的，当初的挖土人扔在那儿，也许他们一二年就不干这营生了，这小堆土就成了无主之财。要不是我们的车不满了，我们也不会翻动路旁这小土堆。我们的运土马车走后不久，便有二人来找我们，说路旁这一小堆土是他们的，我们偷了他们的粘土。这二人是我们村庄的四村人，那年轻的是我小学时的一个同学，那年长些的是我本家族的一个八九服上的长辈，论辈份我该叫爷爷，都很熟悉的。我们在装车时他们就看到了，等车走了他们才过来找碴，可这一小堆土是不是他们的就只有天知道了。我们四人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二人是贫下中农，并且无论在村里还是在这矿区都有些霸气，这我们是知道的。如果我们不是四类仔子，我估计他俩不会来找我们的麻烦，就是来找麻烦我们也不会听的。你说是你们的土有何证据？我还说是我们的呢。但在当前我们不敢与他们抗衡，便赶紧向他们说明情况，说认为这是无人要的半车次级土，并答应回家与队长说明情况，明天从队里拿一吨次级土的钱给他们。二人听了无话可说悻悻而去，这是上午发生的事。中午我四人在矿区里野餐，自然吃的是那黑色瓜干窝窝头。等傍晚回到家里，家里人告诉说公社干部老董下午在大队的喇叭上点了我们四个人的名字，是单个叫着我们每个人父亲的名字和“头衔”点的名，点我名时说地主某某人的儿子等等在露天煤矿偷粘土，要我们四人到大队去。那时父亲还在的。我们听到这样说，比哭着的幼儿听到来了“麻胡”（狼）还胆战心惊，我们这些牛鬼蛇神仔子听到“阎王”震怒如何不慌张？更令我不解的是四村的这二人怎么会这样呢？我们满口满应说好明天就给他们捎钱去，这同学和长辈怎么又这等地落井下石呢？在这唯阶级论乱扣帽子的年代，我们这几个“仔子”偷生产队里的粘土，怎么上纲上线分析都行，而且偏告到大名鼎鼎的董阎王手里。这还不是要致我们于死地，他们这哪里还有点亲情，哪里还有点人性，素不相识的路人也不会下此毒手的。我们不敢去见老董，他脾气暴烈粗鲁，在他面前是不准我们诉说缘由的。这时正好刘涛为这事来找我，我便约上他去找生产队长。我们把这“偷粘土”的经过向队长说明了，且有赶马车人为证。我们要队长向老董说明情况，或许他能高抬贵手的。队长告诉我们说今晚大队里开队长会，由他向老董说明这件事。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过了一夜，清晨早起去找队长询问老董还找我们不找？队长说没事了，说昨晚我一提四村二人的事，七八个队长都向老董告这二人的状，都说这二人在露天矿区不是挖粘土，是专偷粘土的，队长们说他们队挖的粘土都被这二人偷过，说得老董不吭声了，他不会再找你们了。我听了就像在法庭上被宣判无罪的被告，终于放下心来，并马上去把这消息告诉了三个伙伴。那时在这露天矿区常有粘土被盗的事，在这里费点笔墨略加说明。偷粘土当然不像偷个地瓜或玉米那样怀揣腰掖就可以拿走，这东西偷个一星半点是没有用的，至少要偷三五吨甚至十几吨才能换到钱，当然是多多益善了。这大体积大重量的东西怎么偷，偷来放在哪里呢？这要从粘土收购商说起。挖出的粘土就放在出粘土的井口旁边，但这粘土多半不是马上就可以出卖的。要卖粘土先要请收购商——昌潍地区粘土公司的专职人员来验货，这验货人对挖粘土人来说可就是权威人物了。当挖出的粘土质量介乎二级土与次级土之间时，同样一堆粘土，验货人说是二级土，，这土就是每吨18元，若说是次级土，每吨就变成7元了，这里面没有严格的标准和界线。如此差距的价格令挖土人纷纷在验货人身上作文章，尽管在这大革命的年月里口里高喊“要斗私批修”，高唱“狠斗私字一闪念”，这向验货人送礼行贿还是少不了的，这“礼”和“贿”当然是由生产队里出。粘土公司里因收进粘土的质量差，用车皮发出的货常常货到后与用户发生争执，有时甚至闹上法庭，致使验货人因徇私经常撤换。当挖出的土被验货人定为次级土时，挖土人便不出售，把土放在原地去在验货人身上打主意，不止一次地送礼。有时放置几个月，甚至等公司里换了验货人再卖。挖到质量好的粘土是不是就马上出售呢？这也不一定。公司里的验货人是经常在这矿区里转来转去的，与常挖土的人都很熟，互相间都叫出名字来，有的甚至是酒肉朋友的。当验货人看到某个井挖出好粘土时，他会催促挖土人卖到他们公司的。但挖土人会以没工夫等各种理由拒绝马上卖出，为啥？是觉得好粘土卖出太可惜，还要弄些质量差的掺合了一块当好土卖。弄质量差的粘土要有时间和机会，不是说弄立即就能办到的，因此也就长时间搁置在那里了。偷粘土的人见长时间无人看守才好下手，只要把土挪了地方，挪动的踪迹被风吹雨淋消失了，这偷盗便大功告成了。这矿区里也有不挪地方直截把别家的土卖给粘土公司的事，如果隔的时间不太长被原主家发现，这通过公司的验土人是可以查出的。这四村的二人就是趁雨季挖土人撤离后在矿区干这盗窃营生的。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时间长了俩人的勾当自然会传到各队长的耳朵里，他们向老董把这四村二人奏了一本，因为他们家庭成分好，这虽说无损二人的皮毛，却救了我们四人的驾，老董不再追究我们了，我们吃过早饭照旧去矿区那崖下挖粘土。半晌时分四村的两个同乡又来找我们，这时我四人正在崖下挖土，我用镐刨，三个伙伴在用推车向外推。他们自然不知我村队长们在老董前告他们的事，大概觉得老董准了他们的状，昨天在高音喇叭里已经听到老董点我们的名字，以为我们已被老董整治过了。我们四人如今可以任凭他们玩弄了。他二人蹲在崖上，踞高临下地看着我们，我那同学皮笑肉不笑地漫声问我们：“钱拿来了吗？”他这声调听起来很柔和，可其中充满了嘲弄，好像在问老董对你们态度“不错”吧？伙伴们在与他争论，说那路旁的小堆粘土不是他们的，这土在这里不知几年了，从来未见他们在这里挖过土等等。“在这露天矿区可选不着你们四人耍光棍，”我那同学鄙夷地说。“要不给钱，咱可是要找个地方问问了。”在三个伙伴与他争执的时候我一声没吭，仍在抡着大镐向崖头刨土，不过这镐抡得更狠了，一镐紧跟着一镐向崖上奋力劈去。这同学说的找个地方问问，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什么，还不就是他在老董那里告了状？大概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吧，我最厌恶最恨的就是仗势欺人的人。我四人与你们远无怨，近无仇，这半车路边土是你们的也好，不是也罢，我们满口说好话，答应明天就捎钱来，这也给足你们面子了，还想要怎样？可你们连明天都等不得，当天就去老董那里下了蛆，要治倒我们，今天又跑过来要钱，打了还要再罚！这一切不就是为了七块钱吗？要不是欺我四人社会地位不行，你们敢这样？最可恶的是这位爷爷，这同学年轻不懂事，你四五十岁了也没长大脑？就昧着良心作他的帮凶？当我听到这同学阴阳怪气地说“要找个地方问问了”这话，便停住了手中的镐直起腰来，冷冷地揶揄他俩道：“啊呀，你可别吓唬俺了，俺的腿肚子都吓得朝了前了。”“放屁”，一直蹲在崖头上没说话的爷爷被我嘲弄的话激怒了，他对我骂了起来。从小不骂人的我这时也忍无可忍，立即回骂道：“我操你娘来！”“你骂的是谁？”我这同学没想到我敢骂长辈，便大声训斥我。“我骂的是你这两个混蛋，”我怒不可遏地说道。“还来要钱，是躺在箔上不死，想材（财）想昏了头！你们别想得到一分钱！”二人被我骂了个狗血喷头，无言以对，只是怒视着我。他们来时大概想像猫玩捉住的老鼠一般把我们戏耍一番把钱要走，没想我们这些贱民竟敢与他们对抗起来，弄得他们骑虎难下。我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右手把手中的大镐向后一撤，侧身作出随时要劈的姿势向二人喝道：“你们下来，下来我就劈了你们！”我在刨土时光着脊梁，全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晒黑的身体上肌肉紧崩着，在太阳底下闪着光，冒着汗。我刚才狠命地抡镐为的就是向他们示威。二人看到我这震怒的样子没敢下来，无精打采地走了。当然他们下来我也不敢怎么他们，心里怕他们真的下来。他们以后再也没来找我们的麻烦。我本性懦弱，从小又在备受压抑的环境中长大，养成了委曲求全的性格。可同时也形成了疾恶如仇的心态。我忍受不了欺人太甚的作为。这位远房爷爷为了分得三块五毛钱已失去了人味，还端什么长辈架子。二十八峡山水库出夫1975年刚出正月，生产队接到去峡山出夫的通知。这出夫人员套用两句电视剧《济公传》的歌词也倒合适——“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棉衣破，……哪里有重活哪有我”。确切地说这些出夫人大部分还是我们仔子帮，八人中除了带队的副队长，几乎都是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子弟。农历二月初二清晨，我把带有体温的破被子卷起捆好拿到生产队的场院里，场院里几个人正在往马车上为出夫人装行李，搭工棚用的箔是昨天几个妇女在场院中用高粱秸打编的，又在车上装了些木棍和干草，我们的被子和推车也装在马车上，马车几乎装不下。放下被子我便回家吃早钣。家中包了掺有瓜干面的饺子，今天是“龙抬头”的日子，农家这天都包饺子，大概是为了庆贺万物复苏春天来临吧，这也恰好为我饯行。这出夫无代价地干累活不说，我走了家中吃水都没人挑，心里很不痛快。我们大队的民工从坊子火车站登上了趟东去的瓦罐车，车里空荡荡的，很脏，车箱里有条长木凳，也很脏，没法坐。这大概是运牲畜的车，今天用来运民工了。我们站着到了丈岭车站下车，步行到水库时，天已近中午了，好在大队里提前设了伙房，我们有窝窝头吃。下午太阳还有一人高的时候生产队的马车才到。卸下车我们赶紧搭工棚，这工棚就搭在水库里面。这里几里路远的水库底没有水，我们在这淤积的干枯的河泥上搭工棚。四根木棍绑成两个人字形，东西方向拉开距离，顶上和两边用长木棍子相连，两边围上秫桔箔，外面又加了层塑料膜防风雨。这爬出爬进的工棚就搭了起来，地上铺了干草便睡在里面。没等把工棚搭好天便断黑了，又摸黑好歹收拾了一番。上午来的时候天空还有太阳，下午天便阴了，傍晚昏暗的铅色天空阴沉沉、灰蒙蒙，上下浑然一体。虽说已是初春时节气温却很低。起风了，风越刮越大，强劲的西北风翻过堤坝冲向坝底，在这空旷无垠的坝底打着转，搜索着要袭击的目标，无情地向我们这刚诞生的工棚冲来。尽管我们用草堵塞了三角形的工棚出入口，但也无济于事，劲风照旧充满了工棚。这工棚摇晃着、颤抖着，哗哗作响，大有“拔宅飞升”之势。我们七八个人卷曲在被子里，堆挤在一起御寒，像酷夏时难耐炎热压在一起的羊群。每个人都在祈祷着这摇摇欲坠的工棚别被大风掀翻。在这新的栖息地，在这冷风飕飕的夜里我久久难以入睡，天有不测风云，夜里又下起雪来。劲风卷着细碎的雪粒唰唰地落在工棚的塑料膜上，也有细雪钻进工棚，落在被子上和我们的脸上。那有限的柴草挡不严工棚的出入口，雪粒在工棚内飞扬着。使我想起了杜甫那“长夜沾湿何有彻”的诗句。好容易挨到天亮，工棚外的雪足有十厘米厚，雪下到中午才停。好在有免费的窝窝头吃着，等待着雪的融化。住进工棚的第三天早晨，红彤彤的太阳分外娇艳，映照在铺天盖地的雪原上，剌得人睁不开眼。几天来沉闷的心情也消失了。早饭后闲着无事，便结伙到四五里远的村子去闲逛。村子里，三间建造中的农舍因雪停在那里，让我们大开眼界。房子墙体的四角和门窗口倒是青砖砌的砖柱，填充砖柱间墙体的却是形状各异的天然小石块，俗称叫“石头猴子”。这些石头猴子长十来厘米，直径不过三五厘米，凸凹弯曲各俱形态。大自然的奇妙之工无处不在，亿万年前在地壳形成时没有忘记在地表的黄土里埋藏下这些宝贝，大概就是为了救助这一方贫困子民的吧？当地人把这被黄土浸润成***的石头猴子从黄土里挖出来，一个个小心翼翼地排在砖柱之间，这当中并不加泥，我想这瓦工当有累卵之技了。排到上檐的高度，在上面压几层就地取材的薄石片，这就是屋檐了。把石头猴子墙两面涂上泥，这就是房子墙了。这种因陋就简的建筑在中国大概也是独树一帜了。这次踏雪出游见此建筑特色，也不枉此行，我想这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穷困生活中摸索出来的一种节省建筑费用的办法吧。往回走时雪已溶化开了，我们踏着半雪半水走回来，鞋子都湿透了。工棚上的雪已经融化，爬进里面一看，大家不禁哑然失笑。工棚上的塑料膜没盖好，溶化的雪水把几个人的被子浸湿了半截，晚上要盖湿被子了。真是俗话说的“打了春的雪犼也撵不上”，漫天的大雪说化就化了，水库工程立即开工。这次水库坝面加固工程是地区里组织的，是在坝面外层加厚一层土。所用土的土源取自水库内，就是我们所住的工棚旁。在坝内把土装在推车上，走斜坡推上二十几米高的坝面，再从坝面走斜坡下到坝堤外侧底部把土倒下，有专人把倒下的一车车土摊平，按规定的厚度一层层用链轨车压实，再把压实的土层取样测定土层的密度，够标准后再上第二层土。长长的堤坝以公社为单位分段同时加固，我们公社一个姓崔的干部在场指挥。这老崔一开始就提出了惊人的口号，要用其他公社一半的时间去完成所分到的任务，两个月的工作量他要用一个月来完成，提前率领本公社的民工打道回家。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做，只有他自己知晓，是要体现他的领导能力，好来晋级升官？，还是给各生产队节省劳动力维护农业生产？不管什么原因，此举总属不凡。当然，民公们也都不贪恋水库内这“繁华之地”，都愿早些回家，但这可要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了。地区水库指挥部分配的任务是按人数下达的，公社里是按指定人数向各生产队摊派的。我们公社提出要缩短一半工期，民工们没有三头六臂，这就是说要每个民工一天干两天的活。两邻的公社都是日出而作，日落就收工了。按说就是这样干这从坝底推土翻越整个堤坝的活也就够累了，可我们这此民工们这劳动才进行到一半呢，吃过晚饭这还要干到夜里二三点钟才能爬进那工棚去睡觉。睡不了一会就被叫醒吃早饭，这第二天又该上工了。一天晚上链轨车压好一层土，老崔立马要民工再上第二层。正巧指挥部的三个人测着土层密度一路走来，在测我们工地土层时那有年纪的说没压结实，叫再压几遍。老崔说他测着密度够了，在三人刚走出我们工段时老崔便招呼上土。他的招呼声三人听到了并回头看了一眼，便继续朝前走去。身边的一个民工向老崔问道：“他们不是说密度不够吗？”老崔没好气地说：“他们说不够，我还说够了呢。”我们又继续上土，指挥部的三人返回路过我们工段时什么也没说就走过去了，这年纪大的听说就是地区里的水利总工程师。等我们又上好一层土并用链轨车压好后，已是深夜十一点钟了。老崔被叫到指挥部去开会，临去时吩咐继续上土。没多久老崔回来了，带来了县委要我公社工段立即停工的书面命令，这是县里派通讯员骑摩托车连夜送来的。尽管老崔刚愎自用，他作为一个公社干部，对县委的命令他可不敢不听。只得要我们停止上土，按照指挥部的要求进行返工。这返工可不是件容易事，要把已上的土和刚才用链轨车压实的一层土全部刨起推出去，再用链轨车去压底下工程师测着不够密度的那层土。我们民工镐刨车推把那压得像砖块硬的几千车土推出去，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我以为这会该回工棚睡觉了，可老崔当即招集民工发表讲话：“虽说我们返了工，但返工不能影响工程进度，我们要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老崔一边吩咐链轨车司机压土层，他火剌剌地跑到指挥部去找技术员来验土的密度，要我们民工在坝上等待，等验收合格后再把推出去的土推回来。推土时身上有些热，停止干活后在这晨曦中却冷得受不了。民工们两手抱肩坐在地上，不少人就在冷风中睡着了。过了一个多小时，老崔自己回来，原来指挥部的人不像我们社员这样听他布摆，人家这睡觉时间不起来工作。他性急也白搭，奈何不了人家。这才下令让我们回工棚睡觉。这次返工近千名民工白白折腾了一整夜，受了累，遭了罪，耽误了时间，这全是公社干部老崔一人之过。当晚上总工程师提出那层土的密度不够时，只要他的态度好一点，不跟人家叫劲，答应叫链轨车再压几遍，就是人家走后你不压也不要紧。这位平日在社员面前随意发号施令惯了的公社干部，大概觉得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了吧？没想到这次把权力用在总工程师身上却不灵了。这位总工是全地区的水力权威，地区内几十座大型水库修筑的决策者，这事老崔是知道的。他不过觉得人家无权管他这公社大干部罢了，因此惹出这麻烦。我们睡了一小会又被叫起来去坝上等候，等待指挥部的人验工后立即上土。直等到十点多钟指挥部才来人测量了土层的密度，我们把推出去的那层土又推了回来，这时已超过了午饭时间。老崔那返工不能影响工程进度的豪言壮语是没法实现了。几天后我在干活中扭伤了腰部，提前回了家，又过了八九天出夫的人都回来了，说我们公社的工程的确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我知道民工们并没有少付出半点劳动。老崔带领民工提前完成了修筑水坝的任务，他自然是“戴着乌纱帽弹棉花——有功（弓）之臣”了，不知惊动了县委的返工事件对他的功劳有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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