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属于平民还是精英？
[摘要]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次改朝换代行动中，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第三世界的许多推翻执政者的政变，也都是政客与军官联手的结果。本文摘自《政治是什么？》，蔡东杰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图源网络公元前209 年，陈胜与吴广在安徽“揭竿而起”，由此引发一连串农民起义，终于在3 年后推倒由秦始皇建立的帝国江山，136 年后，人在西方的斯巴达克斯带着70 名奴隶反抗暴政，并在数月内迅速累积好几万名叛变者，差点儿也动摇了罗马的统治基础。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不满？他们如何聚集同样有着不满的人民？这些人诉诸暴力行动的原因是什么？而政府通常又如何响应他们的诉求呢？这都是一些蛮值得思考的问题。请注意以下几个名词：相对剥夺感、革命、社会变迁、政府失灵、改革革命来源：不公道、不满与社会变迁通过循序渐进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可以慢慢了解到，人类是如何通过组织自我来脱离原始蛮荒，追求更大的生存机会，同时又是如何去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以便应付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正如本书一再强调的，尽管人类未必都是聪明且拥有绝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我们仍认为相对理性（知道什么是好的）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也就是多数人都应该知道怎么样去趋吉避凶以获得较大的好处。从这个角度来看，除非有不得已的理由，否则理应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去冲撞既有体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某些人铤而走险呢？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不公道。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初出道的绿林好汉必须被群众视为值得敬佩或者是清白的，这点可说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们如果被认为是违反地方风俗的罪人，就无法享受到所希望仰赖的保护。”在这里，那些只想满足自己私欲的黑道分子首先被排除在革命者之外，尽管他们也有冲撞体制的事实；更重要的是（从《水浒传》或许可以得到些启发），革命家所以铤而走险多半是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换言之，如果有机会申冤的话，谁也不会想玩可能掉脑袋的游戏（例如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如果受到重视的话，他又何至于一定要搞革命呢？）；其次，他们（至少表面上）的目标大多都是为了“替天行道”，也就是树立起大家都能接受的正当目标。前面曾经提到，虽然在组织运作过程中，由领袖来进行少数统治是无法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也设法描述了领袖们如何企图长期维系甚至扩张权力的过程；他们手中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意识形态。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便认为，由政客所主导的意识形态首先会声称现行的规范系统是正当的，同时也会极力地避免这些规范的有效性受到大家的普遍检定（这也就是学术与媒体自由经常受压制的原因），其结果使得统治者的特殊利益被不当地以普遍利益的形象出现（例如主张家天下的君主制或现代法西斯独裁政权，都希望相关概念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真正的普遍利益却消失不见。由此形成所谓“阶级政治”的问题，也就是在人群中区分出哪些应该统治大家而哪些应该被统治的人。当然，所有这样的区分都是不公道的。由此我们可以发现“相对剥夺感”所以出现的缘故。这里指的不仅仅是遭到剥夺的感受（生活水平低或者根本没有政治自由）而已，更重要的是人们的预期（本来以为可以得到）与实际获得之间出现落差；例如在君权时代，原本认为只要按时缴税就可以了，没想到还要因为皇帝或若干个人的私欲而必须应付不合理的苛征杂税。戴维斯（James Davis）曾利用J 形曲线来解释这样的革命现象，字母“J”代表了上升中的期望突然间被中断的状态；也就是说，革命经常发生在实际付出超出原本期待，或者在期望升高但又无法被确切满足的时候。不过， 从某个角度来看， 相对剥夺感的出现其实并不常见，因为“聪明的政客”既不会乱开支票（除非地位遇到严重挑战），也不会随便明目张胆地奴役民众（最好是适度响应社会要求以交换人民的忠诚，这样比较保险）。革命更常见的原因其实来自某种“不均衡感”，也就是当政治系统连大家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没办法加以响应的时候，那么人民当然只得诉诸“自力救济”；这也是陈胜与吴广为什么要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同时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们的原因所在。例如美国学者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便认为“多重功能失灵”经常是革命爆发的主要来源，它说明了“人们为什么多少世代以来不断忍受折磨，最终还是起来反抗”的原因。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至少能提供“稳定秩序”这个公共职能的话，未必会激发出人们冒险犯难的精神。相对于政治学者所关注的“相对剥夺感”或“不均衡感”，马克思派学者更喜欢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革命现象。在他们看来，所谓革命表面上看来虽是个政治事件，但其本质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它意味着某种经济体制或生产方式被另一种模式所瓦解并取代。这派人士认为，革命一方面反映出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间的冲突，同时也只有“体制的全面性转换”才叫做革命（例如美国在1776 年后依旧大致保持殖民经济结构，他们就认为这根本不叫革命）；由此也衍生出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观点：他认为，不仅建立虚伪的民主形式根本称不上是革命成功（事实上它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行动），而且，由于社会关系与结构的变迁是不断进步的，因此用来克服内部斗争问题的革命也就没有所谓终止的问题。正当性危机：被统治者不满与革命爆发事实上，不管学者们喜欢从哪个角度来诠释革命现象，所谓“革命”根本是没有权力者对有权力者的抗议，进一步来说，革命可说是寡头铁律下不可避免的后遗症。且让我们再一次重申前面提过的部分论点。首先，我们强调人类倾向于根据“自保”原则，为解决生存竞争压力而缔造制度；但在建立制度的过程当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政治阶层现象”与“权力”依旧是设计师们没有办法去除的两个附带品，其中，前者使我们被迫筛选出（其实在多数情况下是他们自己跳出来）少数人来负责操纵制度，后者则如同病毒般不断侵蚀免疫系统，最后让制度的运作逐渐偏离原先设定的轨道。我们必须承认，人多嘴杂确实容易坏事，因此让少数秀异分子来“帮大家完成理想”是个挺不错的选项。但是，只要我们一直拿不出能够有效运作的价值测量表，以便对那些自愿参政者做真正的筛选，权力病毒便会以这些政客作为“宿主”，先是利用他们进入制度内部，接着在腐化他们的脑神经后再进一步重组（或者摧毁）制度。在历史上，政治领袖从以同意为基础到争取终身与世袭制的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至于以分权制衡概念为出发点的美国联邦制度，从最初的“双轨式联邦主义”（中央与地方各自拥有不可侵犯的权力）发展到现在的“强迫式联邦主义”（联邦政府通过立法与预算控制，使得州政府日益顺从中央的指令），也不啻是个警钟。换言之，尽管所有制度设计的重点都在于服务多数人的利益，并防止权力腐蚀制度根基，但事实上的挑战却不断接踵而至。更要紧的是，一个无法响应人民需求的制度，是既不可能让人满意也不可能稳定的。但反过来讲，要说存在过什么从不回应需求的政治制度，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统治者多半不会笨到去挑衅民众。如果是这样，那么革命又是怎么爆发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执政理性来看，人民所得愈少则统治者所得自然愈多；因此，从“获利极大化”的前提出发，统治者必然会不断试探人民忍耐程度的底限，然后尽可能不越过底限以避免触怒人民。与此同时，为降低试探底限与维持统治所须付出的“统治成本”，执政者通常也会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是创造可用来维系政权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心理层次对被统治者实施催眠动作，其次则是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创造社会阶级架构，例如西周初年的周公便在制礼作乐后，通过宗法制度来建立封建规范。一般来说，意识形态与阶级架构是互补互生的，其目的都在于迫使人民打心眼里接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多数人民当然无法脱离“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馁亡”的命运。从古今中外的大多数例证看来，被驯服的民众所以会冒险发动革命，其原因多半是“经济问题”（帝国暴政或王朝腐败经常被夸大）。特别是发生天灾（因水旱虫灾致使农产歉收）或人祸（内战、发动对外战争或遭遇外国势力入侵）之后，由于统治者无法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往往因国库破产而使政府失去应有的提供公共品的职能，在执政威望下降之余，又因为统治者也仅能不断向人民征税来弥补财政短缺，最后终于在引发普遍不满后带来“正当性危机”，革命也由此揭开序幕。不过，经济问题虽常常扮演着革命的导火线，但若想将不愿轻易牺牲生命的民众拉上抗议的前线，难免要给他们一点精神上的动力。例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党喊出所谓“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公正且和谐治理的完美社会”，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派希望能带领大家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理想”，至于南美洲的原住民活动家则始终相信一则预言：“明天，当印第安人起来要求还他们公平，还他们被抢夺的土地时，我们将看见印加人的第三度再生，……印加帝国将会重建，而在古老的秘鲁，幸福将重新普照大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革命确实有着“由下而上”的特质，但所谓“下”未必指的都是普通人民。正如部分学者所强调的，比起绝大多数缺乏意志与冒险犯难精神的民众，政治变迁其实更可能来自政治或军事精英的反叛，而非一般焦点所关注的“农民起义”或“人民革命”。这种说法确实有点儿道理。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多次改朝换代行动中，只有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第三世界的许多推翻执政者的政变，也都是政客与军官联手的结果。当然，这些军政精英所以发动革命或许也是来自“相对剥夺感”（希望增加权力的欲望未能获得满足）的缘故，但他们的行动与一般所谓人民革命是否还是有点儿不同呢？《政治是什么？》，蔡东杰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0月《政治是什么？》图书简介面对两个候选人：一个主张优先发展经济，一个主张优先保护环境。手中的那张选票，该支持谁？面对一场战争：一边是美国总统布什，一边是独裁领袖萨达姆；一边是背井离乡的美国大兵，一边是无辜被戮的伊拉克平民。其中的是是非非，该如何评断？面对一些争论：一边是民主，一边是独裁；一边是金钱政治，一边是权贵当家；一边是现代的文明病，一边是原始的野蛮生活……其中的好坏优劣，该如何分析？面对一些纠结：当生态问题突破国界，当战略资源宣告枯竭，当非政府组织指责你的祖国，当有人说，民族国家主权即将终结……你会不会感到迷惑？你是否怀疑自己被误导？你是否厌恶自己被利用？你是否想告别政治菜鸟的生涯，振翅而飞，去追逐理性的自由？台湾中兴大学政治学教授蔡东杰的《政治是什么？》一书，是一位华人政治学者专为普通中国读者准备的政治常识读本，没有艰涩的理论，没有无聊的说教，也没有预设的立场，穿透概念术语，跳脱“左右”纷争，还原被意识形态遮蔽的政治世界。（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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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出身 实干起家
日06:20 　
　　叶利钦日出生在俄罗斯联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为纪念儿子在出生后受洗时所经历的生死考验，父亲给他取名鲍里斯（意为斗志）。叶利钦贫寒的家境、艰苦的童年生活，培养了他倔强好斗的性格。1955年开始在建筑行业工作。他的实干精神和工作魄力使他步步高升，直到担任建筑局局长。1968年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建设部部长，后升为州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198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
　　政治生涯 起伏跌宕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对叶利钦十分青睐，使他很快担任了苏共中央书记、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86年2月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年10月，叶利钦因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公开批评戈尔巴乔夫和苏联的改革政策而被解职。
　　1989年3月，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
　　日，叶利钦以微弱多数险胜俄共推荐的候选人，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日，又以57．3％的得票率荣登俄罗斯联邦首任总统宝座。
　　当年12月21日，苏联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发表了《阿拉木图宣言》，宣告了苏联的彻底瓦解。圣诞节之夜，叶利钦从戈尔巴乔夫手中接过了苏联的最后一项权力——核按钮控制权，叶利钦终于登上俄罗斯政坛之巅。
　　经济政策 照搬西方
　　1992年开始，俄罗斯在叶利钦的领导下进行了政治多元化和经济私有化的市场化制度转轨。以开放价格和国企大规模私有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其初衷是以短期的经济下降为代价，换得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但“休克疗法”的实施实际上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经济，导致长期经济衰退，国力下降，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严重贫富分化，寡头实力膨胀。这样的情形直到1999年普京执政后才有所转变。
　　外交政策 两次转身
　　苏联解体使国际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叶利钦一直以亲西方的面孔出现。他宣传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念，主张实行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推行以西方模式为样板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在许多重大的历史关头，如在苏联时期的“8·19事件”和1993年的俄罗斯“十月事件”中，叶利钦都得到了西方的支持和帮助。
　　在独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叶利钦采取了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他先后出访了美、英、德、法、意、加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这种亲西方的外交并未达到他预想的结果。
　　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不满增加，叶利钦开始向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转变。调整的核心是维护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为国内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恢复和巩固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以上述思想为指导，叶利钦把发展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
　　在继续加强与西方大国伙伴关系的同时，他开始强调西方国家应重视俄罗斯的利益。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他开始表现出自主性，甚至是强硬性。如在波黑问题上，俄罗斯反对美国动武和取消对穆斯林的制裁；在安理会表决对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进一步制裁问题上投了否决票；提出解决波黑问题的四点和平计划，促使联合国通过在波黑建立安全区计划的836号决议。
　　叶利钦还坚决反对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以防止北约的防线移至俄边界。
　　叶利钦在把外交重点从西方转向全方位之后，更加重视与亚太国家特别是亚太邻国的关系，俄罗斯与韩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国保持友好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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