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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悠久,朝代众多。骑兵的编制也不尽相同。不过最多的就是十进制,也就是十人小队长,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这种编制多见于游牧民族。骑兵是世界军事史上的重要兵种。在战场上活跃3000余年,并谱写出光辉的历史篇章。这个兵种的发生、发展和衰落之过程.构成漫长而又复杂的历史轨迹,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对此.并非三五篇论文能够说情楚。拙文仅就骑兵的编制和训练进行梳理、分析。这不仅是骑兵史的重要部分,而且还是战争史、军事史不可缺少的内容。然而学术界对这两个问题之关注始终不够.至今仍无专文探讨,虽有旁及性的论著,但缺少深度和力度.而且某些提法还值得商榷。因此,笔者不避粗陋之嫌,大胆提出一些看法.望读者批评指正,以期推动对该课题的深入研究。一、骑兵编制之考索&军队的编制,主要是指它的组织系统、机构设置、分队编号和人员定额等。兵种不同,编制也不同;就是同一兵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乃至不同作战地域,其编制也可能不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在一般情况下的编制,常常具有某些稳定性。当然,骑兵的编制也是这样。该兵种的编制.据现有史料,试可分为中原农业民族区和北方游牧民族区两种情况。(一)中原农区骑兵编制不统一&中原农业民族区的骑兵编制,因史料零散而又不多,只能略做论述。成于战国末年的兵书《六韬》载:“置骑之吏数,五骑一长,十骑一吏,百骑一率.二百骑一将。”(1)长、吏、率、将四级分别领导5、10、100、200名骑兵。这是较早的骑兵编制。西汉政权建立前后组建骑兵。灌婴、傅宽、靳歙等骑兵领导人的《传》里记有左右校尉、候骑、骑将、千人将、骑长等名词,可能是骑兵的官职。虽然难以判定他们之间的隶属关系及其所辖骑兵数量(千人将除外).但多少能为我们考虑当时骑兵编制提供某些线索。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伐高丽时,其骑兵编制如下:每百人为一队,设百人长1人。10队为1团,设偏将1人,领导1000名骑兵。4团隶属于1军,置大将、亚将各1人,领导4000名骑兵和8000名步兵(2)。队、团、军三级.分别领导100、名骑兵;但军级是步兵与骑兵混合编制。唐朝前期,在北衙禁军不断发展约过程中,使用“百骑”、“千骑”、“万骆”3个专用名词(3),似可看作3个官职,可从其词义反映北衙各级骑兵约人员定额。北宋禁军的骑兵在日常操练中.有时以25人为l队.每队另设押队和旗头2人。(4).共27人。应作为是时禁军骑兵编制系列中的一级。戚继光为了抗击倭寇.于隆庆二年(1568年)创办骑6兵营。按规定.每队12人.每旗3队,每局3旗,每司4局,每部2司.每营3部.共2700人。按照队、旗、局、司、部、营六级编制而成。这是配备有原始火器的骑兵编制。明朝中晚期,在冷兵器与原始火器同时使用的情况下、孙承宗等创办车、骑、步3个兵种分队联合成营的制度。其中的骑兵分队,每伍为5人,内立一“管伍”领之,二伍为什.外立一“管什”领之;二什为队.外立一“管队”统之。另外、还配有“传督”、“背招”各1人。“管队”领导25名骑兵。这是骑兵分队的完整编制。其上,还有三级:2队为1乘.乘下所属50名骑兵。4乘为l衡,衡下所辖200名骑兵。2衡为l冲,冲下所隶400名骑兵。据此、骑兵分队为伍、什、队三级.分别管理包括自己在内的5、11、25名骑兵。其上,还有乘、衡、冲三级,依次统领50、200、400名骑兵。400名骑兵共六级领导,可独当“一面”⑤。上述7条史料中,《六韬》的记载、戚继光骑兵营、孙承宗等分队联合成营中的骑兵,均有较完整的骑兵编制。唐朝前期北衙禁军的组织系统.也可视作较完整的骑兵编制。再参照上面的零层史料,基本可以认定,中原农业民族区的骑兵编制.可能在某一朝代.某一时期有稳定的情况、但对骑兵历史长河而言,没有像步兵、车兵之编制那样基本化一的趋势,“十进位制“虽有所用.但不连贯.又没能坚持。明显地呈现出级别无定制、人员无常规的情况,形成这种情况是有原因的。军队编制,主要是根据该战斗群体如何能够更好地发挥其功能。中原农业民族区的骑兵多数情况下从事阵地战、守城战、内线作战.虽也有些运动战.但不够普遍,并且常与车兵.特别是步兵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同时,又较早地使闻火器。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也就勿需统一编制.更不必锐意坚持适合运动战的“十进位制”。从具体情况出发,根据实际需要而定骑兵的编制,成为其基本的指导思想。骑兵编制中.战土有军籍,战马需注册,人马均立档案。后勤部门向战士发粮饷、武器、盔甲等;向战马发草料和马盔甲等。战士伤病,需要医生;战马伤病.需要兽医。战士到年龄,解甲归田(各民族、各时代战士退休午龄不一);战马到年龄,退出沙场(战马一般18--20岁退役)。战士立功受奖,有时也要奖励战马。这一切,按规定均记录在案,特别是中原骑兵的上述制度更严格些(6)。(二)“十进位制”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中长久不衰&我国北方游枚民族区的骑兵编制,透过散乱的史料、似乎看到某些条理。匈奴民族中.全民军事化.全军骑兵化。在其军事编制中,“大者万余骑”.由万长统领,依次为千骑、百骑、什骑,分别由“千长、百长、什长”领之⑦。东汉末年.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的军队均为骑兵,由“千夫长、百夫长以相统顿’(8)。与乌桓同在东胡联盟中的鲜卑,“语言、习俗与乌桓同”(9)。记载鲜卑的史书中.又多次见“万骑”、“千骑”字样。大体可以判定,鲜卑与乌桓----样,也承袭了匈奴骑兵的十进位制。柔然是个典型骑兵化的民族。其社仑可汗于402年建立政权前夕,“始立军法:千人为军,军置将一人,百人置幢.幢置帅一人”(10)。这是柔然族骑兵编制中最基本的两级,虽然机构的称渭不同,但十进位制还是相同的。突厥骑兵的编制是否“十进位制”,无正面记载,但有几个现象值得深思。基数词“十’’在该民族中历史悠久,且使用率较高。传说中,一个“十岁”小儿被月足,弃之。后被母狼救养,又与母狼合.“遂生十男”。蕃衍成突厥人。这个古老的小故事中,两次使用“十”。又西突厥分为“十姓”,以“十箭部落”或“十设”称之。凑足“十’。,并非偶然。突厥汗国开国者系“土门可汗”。土门(mUhMu),可译成汉语中的“万夫长”。基此,突厥骑兵的编制.很可能也延续“十进位制”。回鹘亦是全军骑兵化的民族。骑兵编制长期以来不清楚。然而用突厥文书写的《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却多次使用“千夫长”一词;在北面第6行写道,磨延啜系“先行队的千夫长”;东面第11行写道,磨延啜“送一千夫长至炽俟”,南面第2行写道,“炽俟人被我的千夫长驱逐而来”(11)。由此可知.回鹘骑兵中有“千夫长”一级的官员.领导1000名骑兵。这是十进位制编制中最关键的一环。女真兴起时,不同级别的酋长以猛安、谋克称之。“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12)。金朝建立以后,“十人长”一词常常出现于史籍。宗室阿里刺、宗室奕、忽土、勃术鲁定方等人都担任过此职(13)。女真一满族首领努尔哈赤兴起时.骑兵占相当的比重。“凡出兵校猎.不计人之多寡.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矢,几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乱者.其长称为牛录额真。”(14)既然“十人设长一”,那么其长“牛录额真”,当与汉语中十夫长的含意同之,至少当时如此。女真和女真一满的十进位制.随着步兵比重的增长,而有所改变。这种编制,最典型的莫过于早期蒙古。军事家成吉恩汗按照这个惯例,以千人为基础,下起十人、百人,上承万人.待骑兵队伍编制起来。分别由十夫长、百夫长、千夫长、万夫长统领(13)。然而随着成吉思汗事业的发展,千夫长统领的骑兵可能多于或少于1000名.万夫长统领的骑兵也可能多于或少于10000名,但十进位制形式一直不变。同时.这种军事编制与地方行政组织合为一体.战时为兵.平时为民,各级组织领导依旧。前者.为军官与士兵的关系,后者,系领主与属民的关系。军政如此合一,进一步加强十进位制的隶属性。我国北方各游牧民族的06兵,大体都具有这种关系。由蒙古汗国----察台台汗国演变而来的帖木儿帝国(1336一l500年),其骑兵编制与蒙古早期完全相同。通过上述考索不难看出.我国北方游牧民族中,除少数外.其骑兵编制多采用“十进位制”。尽管某些北方游牧民族这种制度不够完整、系统.但其基本稍神还是流传下来。所以这是一种古老的骑兵组织形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长期以来.中原农业民族区的步兵编制是围绕“伍法”而不断改进.故有“诸家兵法,惟伍法为要”(15)的说法。车兵编制,春秋时期已定制、车上甲士3人,还有72名步卒跟随以配合作战。然而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既没有接受中原农业民族步兵编制的影响,又毅然跳出车兵编制的窜臼。前者.纵然对中原步兵适合,但对游牧民族骑兵却不方便。后者,战车和步卒很难有机结合,常常脱节,显得臃肿、累赘,从而削弱整体的机动灵活性。应当承认.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体系.在军事编制方面是一次重要的发展乃至革新。(三) 评“十进位制”编制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对“十进位制”的编制感到极大兴趣,并长用而不衰呢?至今未见具体而理想的解释。对此,应纳入北方游牧民族骑兵员善长的作战方式即运动战中,进行层层剖析。兵法言:“兵重(指编制过大)者滞而不神,兵轻者便而多利,”(17)在十人队里,十夫长对其他9人及其战马了如指掌.管理起来从容自如,至少不太复杂。这是一支易于领导的整体力量。对此.勿需过多论证。经过严格训练的、由l0名骑兵织成的队伍,足以成为一个小型的战斗集体。具有一定的进攻、防守、巡逻的能力,很多情况下可以独立行动。对敌容易产生某种牵制、威胁的作用。若超过10人,则人多马亦多,行动不便.不宜协调.准以互相呼应。如少于10人,不仅独立战斗能力不强.而且对敌人威胁也不大,甚至容易被敌方吃掉。在进攻或防御的半径上,古人未依今人那祥有着科学的计算,但经验使他们值得,以十名骑兵组成最基本的作战单位比较合适。10名十夫长中.任命一人为百夫长。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中,百夫长与其余9名十夫长.除军事关系及前文所言的行政关系外.还有一层乡里关系,从而为进一步密切、协调提供条件。干夫长、万夫长的产生及其关系也是如此。百夫长领导百名骑兵对规模不大的运动战较为适合。在袭击、闪击、迂回、包抄、穿插、分割、追击、夜战、风战等各种形式的运动战中.既可以陆续接应,又具有较强的战斗能力。同时.还不笨重冗杂.显得格外的灵活机动。在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千夫长领导的千人队,更大规模的战斗中,万夫长领导的万人队,大体均能产生这种机制。总之,北方游牧民族骑兵按“十进位制”编制,分层领导,上下统属,从而构成攻守自如、互相配合的若干层次之战斗单位。波斯史家志费尼认为,蒙古汗国“组织军队的最好方法确实莫过于此。”(18)。北方游牧民族骑兵与中原、中亚、欧洲人的战斗中,经常占据主动、乃至获得胜利.与十进位制的军事编制,直接相关。在这里,顺便对下面说法进行辨析。有人认为:“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队不列行.行无定所.……胜之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19)据此,突厥骑兵似乎没有战阵,军容无序,队伍不整.白天不设防.夜间不巡逻,进与退在于是否有财利可图.甚至失败了也不羞耻,简直是一批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中原人对匈奴、契丹等骑兵.亦有类似说法。事实上.几乎均与此相反。在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中.组织严密,各有专员。尽管具有高度的机动灵活性,但每名骑兵都知道自己在十人队里的位置.十人队在百人队里的位置,百人队在于人队里的位置……。行军时,有行军的顺序;战斗时,有战斗的队列。并非一窝蜂而上,随随便便而下!更不是知难便走的人群。公元前200年,匈奴冒顿单于率40万骑兵将汉高诅刘邦等包围在白登山(今大同东北)。值得注意的是偌多匈奴骑兵是根据战马颜色行列在4个方面;西面尽白马,东面尽青马,北面尽深黑马,南面尽红马(20)。这既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威武军阵,又是四色分明,互相映衬的雄伟、壮观的画面.反映匈奴骑兵编制的严密性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突厥骑兵作战时.“有严整队列”。据鸣沙之战的记载看,“一般组成战阵以后.以强弓锐箭为掩护,少数敢死队员率先冲锋,冲破敌阵以后.大军一齐进击.伯恩斯坦称之为传统的‘古典式对阵战’”(21)。契丹、西夏和女真的骑兵战阵还要复杂一些。包括骑兵在内的北方民族之军队.具有严格的军纪。社仑可汗、李光弼、耶律阿保机、李元昊、完颜阿骨打等,都能本着“赏以树信,罚以建威”的原则治军。将领的威与信具备,则军队必整肃坚韧。社仑可汗立军纪,战场上,“先登者赐以虏获,退懦者以石击首杀之,或临时捶挞’(22)。蒙古汗国规定:“当他们进行战争时,如果在十个人中有一个、两个、三个或数名逃走,整个十夫集团都要被处死,……如果一个人、两个人或数人都勇敢地走向战斗,而十夫集团中的其他人则没有尾追而上,后者同样也都要被处死:如果十夫集团中的一人或数人被俘,其战友不去解救、他们也要被处死。”(23)以严格的军纪保证了有序的战阵、完整的编制。这种措施可直接导向胜利。军队编制是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它关系到力量的结构、调配、使用等。如编制得法,则力量安排行序,调配、使用方便、合理,其整体功能可大大提高。否则力量可能或积压、或短缺、或内耗,致使整体功能大为减弱。编制,取决于功能的发挥,这是一条普遍性的规律。如果编制不当,致使功能不显,则这种编制就应改革。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编制热衷于“十进位制”,当是其最佳选择,井独具风格。中原农业民族骑兵编制不定制,不能视为落后。孙武、李靖、戚继光等都是中原农业民族中有名望的建军、练兵、指挥战斗的专家,他们均没有执意追求“十进位制”的骑兵编制.可见这种编制对他们并非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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