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大鳄看好宽松“未来” 黄金价格威力无限_黄金资讯_新浪财经_新浪网
金融大鳄看好宽松“未来” 黄金价格威力无限
　　从一名在二战中躲过大屠杀的犹太小男孩，到全球公认的“金融期货之父”，世界最大期货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CME)终身荣誉主席梅拉梅德的人生经历已经成为传奇。日前他宣布将在北京建立CME的办公室。前天，倾听这位金融领袖对国际经济形势和中国发展前景的真知灼见，并分享了他丰富的投资心得和对北京的真实印象。对于投资，梅拉梅德认为，只要不断印新钞票造成原有货币的贬值，黄金的价格就会上升。
　　坦诚谦逊的“金融大鳄”
　　堪称“金融大鳄”的梅拉梅德气质儒雅，坦诚而谦逊。考虑到中国记者可能有语言不通的障碍，他在整个访谈过程中都特意放慢语速。对记者提出的每个问题，他都认真地凝神听取。遇到不在自己研究领域的发问，这位纵横金融市场几十年的老专家会真诚地说：“对不起，我对这个问题没有研究。”
　　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
　　“中国应该不会有大问题，只是不会像以前增长得那么快。”尽管对世界经济前途不甚乐观，梅拉梅德对中国的未来却依然看好。讲到中国经济的问题时，他连说几次：“China will be ok!（中国会不错)”
　　梅拉梅德对中国政府的调控能力也很有信心：“在过去10年至15年，没有人想到中国能如此快速地发展，如此成功。我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应对世界经济的萧条。当然世界经济萧条对中国会有影响，但不会太严重。”他强调，中国是一个很强大的经济体，能够承受世界其他地方经济下滑带来的对出口方面的冲击。中国政府对基建的巨大投入会推动中国经济。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现在对拉动国内消费很关注，已经采取各种措施促进人们在国内消费，这对中国经济非常重要。
　　QE3延缓美国调整复苏过程
　　对于美国刚刚推出的QE3，梅拉梅德也坚持他此前的怀疑态度。梅拉梅德承认QE3的推出对当前美国经济并无负面影响，但长期来看却有害处，因为它延缓了美国经济自身调整复苏的过程，“就是让疾病自愈的过程延长了。我个人认为，市场要靠自身恢复健康。”梅拉梅德指出，目前还没有看到通胀的苗头，是因为这些资金都投入了证券市场，而不是实体经济。
　　利奥&梅拉梅德，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终身荣誉主席，被全球公认为金融期货的创始人。
　　梅拉梅德出生于波兰，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后，年幼的他与父母一起逃离纳粹魔爪，辗转经过苏联、日本，于1941年4月奇迹般地来到美国的芝加哥，他于1955年从马歇尔法学院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参加工作后，梅拉梅德先是做律师，同时坚持兼职做商业期货交易。由于更热爱期货，1965年他离开律师行业，全身心地投入到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期货交易中。1967年，梅拉梅德被选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董事会，并于1967年被选为主席。
　　作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主席，他于1972年创办了国际货币市场金融领域里第一个期货市场。在以后的几年里，梅拉梅德为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引入了许多不同种类的金融交易手段，包括外汇、短期国库券、欧元，并在1982年推出了股票指数期货。
　　在他的帮助下，美国期货市场已经成为金融风险管理中不可或缺的工具。1987年，梅拉梅德最先引入了GLOBEX，即世界第一个电子期货贸易系统，并由此确立了他作为该系统奠基人的地位。
　　最近国际金价大幅反弹，如何看待黄金和白银的投资？
　　梅拉梅德：在黄金和白银中我更倾向黄金。当然我也不是说投资白银是错误的，因为我对白银投资不太了解。我的观点是：只要是不断印新钞票造成原有货币的贬值，黄金价格就会上升。是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让我看好黄金。相关阅读您所在的位置：>>>正文林达：马歇尔大法官的远见来源：解放网(上海)字体：
核心提示：
作者：林达，旅美作家
　　卢兄：你好！
　　来信收到了。你说，我在以前的信里不止一次地提到，美国政府的司法分支有一个“司法复审权”，你很想了解得更多一些。在信里你还说，你确实很想知道，一个已经结束了的“水门事件”，怎么会仅仅成为一个大故事的“开篇”的。
　　我先谈谈你所问到的“司法复审权”吧。你的问题使我不由地想起了我第一次去美国最高法院的经历。
　　那天不仅冷，而且还刮着大风。我刚从旁边的美国国会图书馆出来。国会图书馆的主楼，是一幢非常富丽堂皇的建筑，尤其是它的中厅，可谓美伦美焕。当我们走到相邻的最高法院，它却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感觉。
　　那天，最高法院的建筑物给我的印象也非常特别，这不仅是因为这是一幢非常简洁的仿希腊神庙的建筑，还因为那天奇冷的大风刮走了所有的闲杂人等。于是，我眼前呈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清冷碧蓝的天空下，稳稳地座落着一幢巨大的神庙般的白色大理石建筑，在正中的台阶下，站着一个微微叉开双腿，穿着深色制服的黑人警卫。与建筑物的体量相比，这名警卫的尺度显得微不足道，但是你仍然可以感觉得到他的力度。就在那一瞬间，空间的冰净宁洁，尺度力度与黑白的反衬，使得这个特定场景深刻地在我的脑海里定格下来。
　　我犹豫了一下，就开始走进这个画面，我一边向那名黑人警卫走近，一边开始怀疑他是不是会马上过来请我走开。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最高法院和我刚刚出来的国会图书馆，性质上实不可等而论之。所以，越走近，我的脚步越显得迟迟疑疑缺乏自信。直到最后，我终于站在了那名黑人警卫面前，这才发现他实际上十分魁梧。
　　这时，我眼前的画面里，蓝天已经退出，魁梧警卫的背景，就是那洁白的水平伸展的无数台阶，以及垂直高耸有着典型的科林斯柱头的大柱廊，说实话，这时我几乎已经打消了要进去看一眼的念头，觉得这实在是不太可能。但是，已经站在这儿了，决定还是问问。所以，当警卫客气地问我想看什么的时候，我反而楞了一下。
　　他微笑着又补充说，你是想参观展厅呢，还是要进法庭。我说，我能进法庭法庭看一看吗？他的回答是，“当然，请进。”他没有向我问姓名，没有要求看***，什么也不需要，我就可以进去了。
　　这时我才看到柱廊上端，刻着那句著名的话“法律之下，人人平等”。我直直地就向着台阶的高处攀登，一边走我一边想，这次可以看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庭什么样了。越过那扇重达六吨半的青铜大门，我进入大厅，两边都是历任大法官的大理石半身像。匆匆穿过整个空无一人的大厅，只听得到自己的脚步在空荡荡的大厅里的回声。到了大厅的另一端，我已经站在在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外。一位衣冠楚楚的年轻人拦下我，压低声音轻轻地问，你是公众参观吗？我说是的。他轻轻拉开一扇大门，把我让了进去。
　　一进法庭，我居然顾不上按照原来的打算，好好看一看建筑内部的装潢设计，我只觉得万分惊讶。这不是我所期待的一个寂静无声，陈列着一排排空旷坐椅的法庭。这居然是坐了黑压压满满一厅旁听者，正在进行紧张法庭听证的正式工作场所。我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鼎鼎大名的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是一个四周有一圈大理石柱廊的大厅，天花板很高，足有十几公尺。在紫红色的帷幕前，大法官们身着黑色法袍，一字排开高高地坐在法官席上。首席大法官理奎斯特坐在正中，我在电视听证会上所熟悉的第一名黑人大法官托玛斯正坐在右边一侧。还有新任不久的女性大法官金斯堡。我在那里细细辨认这九名掌有美国联邦政府司法分支最高权威的大法官的时候，其他的旁听者显然更关心的是正在进行法庭辩论的案子，除了大法官和律师的问答，法庭一片肃静。
　　这时我才悟过来，以前看到过的，根据美国的“案例法”，规定法院为“公共场所”，“必须对外开放”，具有它真实的意义。后来我才知道，在天气好的时候，要求进入最高法院法庭的人是很多的，甚至包括就此接受法制教育的许多青少年，先来先进。通常大门广场上民众排成两个队伍，一队是打算从头到尾细细旁听的，另一队是只打算听三分钟见识见识的，法庭的最后两排旁听席就规定给三分钟的旁听民众。按照法律的规定，只有在法官和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才可以拒绝公众和新闻记者的旁听。最高法院的听证平时就是这样在各色人等川流不息的大厅里进行的。任何一个人，你要想听，都可以听。
　　那么，最高法院一般都是审理些什么案子呢？事实上，美国的最高法院每年要接到近七千件的请愿申请，大法官们是不可能处理完的。他们每年处理的案子一般只能在一百到一百二十件左右。因此，这些案子是事先经过挑选的。挑选的原则就是，这些案子一般都是牵涉到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产生争议的。案子并不在其大小，也不在于涉案的人地位的高低，而是在于这个案子是否有代表性。
　　实际上，美国的最高法院虽然处理的案子有限，但是，正由于这些案子都在解释法律的意义上具有代表性，而且它的判例又可以被各级法院援引，作为判决依据。因此，这些有限的判案，往往起到了疏导的作用。就是说，一个典型的案例被最高法院判决之后，在全美国范围内，诸多郁积在同一个法律疑难点上的案子，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也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作用所在。也就是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工作，与其说是在“判案子”，还不如说是在利用典型“案子”对法律本身引发的诘问，不断对现存法律作出他们的理性的解释和判断。
　　以上谈到的情况，是最高法院对现存法律所作的工作。同时，还有政府的立法分支，即国会，在建立新的法律引起争执时，也是由最高法院来判定这些新的法律能否成立。对各项法律的判定解释，在美国通常是以宪法来衡量的。因为美国宪法的本质，就是美国人民维持这个国家存在的最根本的一个契约。因此在美国，当任何现存法律或是新建法律发生疑问的时候，就是由最高法院用宪法这把“尺”上来衡量一下，顺宪法者存，逆宪法者废。这也就是司法复审。
　　在这里，你也看得出来，既然宪法成为唯一的准绳，最终自然也要引发对于宪法本身如何解释的争执。而这个宪法解释权，就在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的手中。这下，你一定理解，为什么当我看到九名大法官会那么惊讶了。他们实在是这个国家最为举足轻重的人物。
　　这样，一个政府权力的三角构架，就在根本上变得如金字塔一般沉稳了。国会是拥有立法的权力，但是，它的立法受到另外两个分支的限制，尤其是司法复审这一关键的制约。同时，国会立法之后，它也无权执法。至于以总统为首的行政分支，尽管拥有执法的“实”权，但是，它既不能任意建立对自己有利的法律，在法律的实行中又无权任意诠释和歪曲法律。至于，九名大法官，他们给所有的法律下判定，为宪法作出解释，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其它权力，他们与立法以及政府的行政操作都毫无关系。
　　这个三角构架基本上是均势力敌的。但是，在历史上，司法这一支曾经是比较弱的。你一定也意识到了，某一个分支比较弱，也就意味着另外的两个分支相对过强。因此，它的问题也就不会只是一个分支的问题，而是整个构架是否能够维持平衡，一个稳定的整体是否会遭到破坏的问题，千里之堤也有毁于蚁穴的忧虑。
　　在1789年3月，美国宪法才被各州通过正式生效，政府也渐渐正常起来。你可不要把当时的美国想象成现在的模样。那时，美国新生的政府刚刚开始试着运作，许多运作中才产生的现实问题，都在它产生之后才逐步提上如何解决的议事日程。
　　在这个“初级阶段”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务就是在那里“判案子”。一方面，他们在宪法的规定之下，成为独立的一个权力分支，行使司法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宪法制定的时候，仅仅考虑了国会是人民的代表，由他们制定法律是合理的，却没有进一步为法律本身产生问题怎么办。例如，几项法律之间有可能相互矛盾。又例如，一项具体的法律可能与宪法的精神相违背。
　　也就是说，在当时国会的力量显得过强，当它的立法有问题的时候，缺少了一个限制力量。
　　也许，正是因为这是一个刚刚建国的混乱局面，各地有许多案件有待处理，而地方法院的水平还很不整齐，最高法院的协助成了大法官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国会在立法中规定，大法官们必须花很长的时间在全国“巡回审理”。现在大家回想起来，都怀疑国会的这项立法，是否存有强化自己权力的私心，他们是不是存心想把大法官们逐出京城去。因为行政分支是执行机构，碍不了立法的大事，而最高法院那帮专职管“法”的家伙，弄不好可真的会出来“管头管脚”。
　　于是，在最初的岁月里，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是几乎一年里有多半时间奔波在路途中。那时哪里有什么高速公路和汽车，他们白天颠簸在马车的车厢里，夜晚就落脚在乡村的简陋小客栈。因此，在那个年头，美国竟然有人以身体状况不堪长途辛劳，而辞谢首席大法官职位的。在今天听来，这简直象是神话故事般不可置信，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这在今天是一个令多少人羡慕不已的职位啊。可见当时美国的整个状态，包括政府在内，都还处在一个草创的初建阶段。
　　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之间最初的不平衡关系，我想，也许和它的历史是有一定关系的。在美国独立之前，许多地方的政府建制是仿英国的。那时，与国会功能类似的“议院”也担当一部分司法的功能，尽管有法院，可是司法是不完全独立的。现在，虽然美国的建国者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在这个新的国家使司法完全地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与其它两个权力分支旗鼓相当的力量，宪法也有了这方面的内容，但是，由于没有历史先例，一开始，在具体如何实现这个设计的问题上，他们还在摸索。
　　但是，当时美国国会的强盛和最高法院的相对弱势，已经引起了一些有识之士的不安。在19世纪开始的时候，美国政府的运作才开始了十来年，当初的那批建国者们，多数还身强力壮，还在各个不同的位置上工作。但是，依据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具有一言九鼎，超越宪法的威力。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只是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或是议员，参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讨论。整个讨论中，基本上还是和当初制宪时一样，分成所谓的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两种意见。
　　这两个派别一直就有，联邦派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权力，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主张增强联邦最高法院的实力。而反联邦派，则希望各州拥有真正的权力，联邦政府不要多加干扰。因此，他们对加强联邦最高法院没有什么兴趣。例如当时已经退休的前总统华盛顿，就是持有联邦派观点的，而即将成为19世纪新上任的第一名美国总统的托玛斯.杰弗逊，就是反联邦派的。尽管美国建国初期历时多年的两派争论一直非常激烈，有时也很伤感情，但华盛顿和杰弗逊却始终维持了很好的友谊。
　　当19世纪开始的1800年，在美国也是一个大选年，联邦派的亚当斯总统在竞选中失败了。继任的将是反联邦派的托玛斯.杰弗逊。就在这个政权交替的时节，出了一个美国司法史上最著名的案例，这个案例居然还是由于政权交替而引起的。
　　现在看来，当时的这些政治家较少有个人的私欲野心，所以，并没有什么安排亲信，结党营私的权力斗争故事。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十分认真。事实也是如此，一旦卸任，他们就真正地回归田园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却是有关美国前途的大事，在任内，他们会不遗余力去竭力推行。这个故事就是这么发生的。
　　联邦派的亚当斯总统和他的国务卿马歇尔，都是对联邦政府的司法分支现状忧心忡忡的，他们几年来一直在为加强这个分支而努力。但是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就在亚当斯总统即将离任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出现了一个空缺。亚当斯总统在提名几经周折之后，终于在离任前提名了他的国务卿马歇尔出任此职。
　　亚当斯总统本人是有着哈佛大学学位的学者型律师。可是马歇尔虽然在出任他的国务卿之前，担任过国会议员和美国驻法大使，却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律教育。他不仅获得提名，而且得到了国会审查的通过。这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方面反映了北美大陆的现实，在很长时间里，这里的法律人才一直还很缺乏；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建国初期一切都还留有战争时期的遗风，人们注重真实才干甚于学历。可以说，这是一个时势造英雄的机会，可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马歇尔真的能够胜任吗？
　　马歇尔和总统亚当斯一样，对于联邦派将要接管这个国家的行政机构，他们最不放心的一点，就是他们不会重视司法分支的增强。
　　本来，随着亚当斯的落选，国务卿马歇尔也只能壮志未酬，打点回家了。现在，这个突然而来的任命使他激动不已，他一直耿耿于怀没有人担当的强化司法的重任，终于可以由他自己亲自担当起来了。他在给亚当斯总统的一封信中写到，“我迫不及待地想搬入我的办公室就任新职，使得你没有机会后悔作出这个提名。”
　　马歇尔急于迁入的那个办公室是什么样子的呢？那时候，美国最高法院可没有我们所看到的庄严雄伟的法院大厦。严格地说，大法官们甚至没有什么办公的地方。在马歇尔的再三奔走之下，首都的规划委员会才向国会协商，能否暂时借一个地方给最高法院容身。国会答应了，却挑了一个才二十二英尺的一点点大的房间，而且还是在地下室里。对此，马歇尔已经十分满意了。
　　在亚当斯总统离任前，他已经在马歇尔的建议下，向国会提出要进行司法改革。这项称之为“1801年司法法案"的改革，如果被国会通过的话，美国就将产生十六名新的巡回法官，担当起在全国巡回审理的任务。这样，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就可以从疲于奔命的状态中解脱出来，马歇尔认为，这是最高法院可能有所作为的先决条件。
　　你由此可以看到，在19世纪出的时候，美国距离真正的司法独立司法监督的理想还很远。有了宪法，还必须有后人在宪法精神之下的努力。
　　可是，亚当斯总统并没有应马歇尔的要求，让他立即搬到那个小小的地下室去上班。倒不是总统要后悔自己的提名，而是他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离任了，他还需要马歇尔在自己国务卿的岗位上再坚持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协助总统完成对于42名首都地区低一级法官的任命，这些人将有五年的任期。这也是他们对于加强司法的一个努力，因为亚当斯总统想尽量提名一些能力强的的法官。
　　于是，他们为了赶在亚当斯离任之前的最后时刻，办完了这42名法官的任命手续，几乎天天忙到深夜。以致于后来人们把这些法官戏称为"夜半法官"。到了最后一夜，马歇尔总算干完了。他已经精疲力尽，在办公桌上留下一大堆文件就离开了他的国务卿办公室。
　　这堆文件里，包括了最后十二名法官的任命书，它们都已经经过总统签字，封在信封里了。对于马歇尔来说，他觉得这些任命都已经完成了。
　　谁知，正是留在国务卿办公室的最后任命书，引发了这个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案子。
　　二天，联邦派在行政分支的官员，都随着亚当斯总统离开了首都华盛顿，只留下了这个新任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对于他，这不仅仅是换个办公室的问题，他是从行政分支跳到了司法分支，面临的完全是一场新挑战。可是他一定也没有想到，他面对的第一个大的挑战，就是由他作为国务卿的最后一夜留下的法官任命书引起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接任的杰弗逊总统的国务卿麦迪逊，在前任的桌子上拿到这些任命书之后，却并不认为这些任命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他们当权了，他不把任命书送出去，就等于还没有任命，这些法官不就可以让新总统来任命了吗？这里出现了一个谁也没有去想过的问题，就是，你说这任命是总统签完了就生效，还是送到被任命者手中才算数呢？
　　本来，这个问题是不会产生的，既然总统签了字，任命书当然就会被送出去，一直送到被任命者手里。可是偏偏这些任命书还没送走，就“改朝换代”了！于是，问题就这么出来了。
　　一开始的大半年里，问题并没有公开。因为那些失去了当官机会的法官们，既然没有拿到任命书，也就不知道自己有一个煮熟了的鸭子飞走了。所以，他们依然照常过日子，没有什么心里不平衡，更不会想到要去“讨个公道”。可是到了年底，终于有一个名叫玛勃利的人，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得知曾经有过关于他的一份法官任命书没有被送到。他可不认为总统已经签了字的任命还可以作废，就决定找个律师为他伸张正义。
　　这名律师直直地就奔向了最高法院。为什么他一告就告到最高法院呢？这算个什么司法程序呢？他有他的道理。因为在美国国会通过的“1789年的司法法案"中，有一个第十三条，该条规定，授予最高法院一个额外的权力，就是最高法院可以直接向行政官员发出强制执行令。也许，这是1789年国会对于实行"司法制约行政"所作的一个尝试吧。
　　既然这条法律明文规定，最高法院有权直接强制新的国务卿送出那张任命书。所以，玛勃利的律师当然就直接奔最高法院而来了。但是，不知你是否看出这样一个问题？这个“第十三条”只规定了最高法院有发出强制执行令的权力，却没有解决一个“怎么强制”的问题。
　　美国最高法院只有那几个大法官，既无行政分支所拥有的兵权，又没有立法分支所拥有的财权。也就是说，如果大法官真的发出强制令的话，万一行政分支不服从，那时，大法官既派不出兵去强迫它执行，也不能以切断行政分支的开支相威胁，他有什么办法去保证强制令的执行呢？
　　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一定要时时想到，这是发生在两百年之前。在美国，那还是一个颇为“蛮荒”的时代。你只要想想那些美国西部电影就可以有个大致印象了。更何况，这时连大规模的西部开发还没有开始呢。所以，这个刚刚找到一个临时小办公室的最高法院，还显得弱不禁风。它还没有多少如现代美国的法律文化资源可以利用。也就是说，最高法院在当时的美国，远没有建立起今天这样的权威性。因此，在它的权威建立之前，就一下子和政府权力的另外两个分支碰僵在十字路口上，其局面就像是一个还没成熟的少年与两个壮汉的对峙，形势十分紧张。当时的美国还没有电视，甚至连个收音机都没有，所以老百姓还不可能很关心这些事情。可是，至少在政治中心的首都华盛顿，大家的注意力很容易被这个案子吸引过来。
　　更何况，这个案子又是如此具有戏剧性：告的是新国务卿压下了老国务卿留下的任命，而老国务卿偏偏又担任了审这个案子的大法官。还有比这个更有好戏可看的吗？我却常常想，这事正巧是发生在建国初期，才给了人们一个看好戏的机会，若是发生在今天，没准法院一接这案子，马歇尔这样的“当事人”就该回避了。
　　可这是在两百年前，还没那么地道的规矩。案子就是落在马歇尔手里了。可是，他该怎么处理为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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