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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龙大炮 ==〃穿越火线

09: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孙玉莲 译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居住在瑞士蒙特勒镇的蒙特勒宫酒店。蒙特勒是日内瓦湖畔的一个度假胜地，是上世纪俄国贵族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住在一套紧密相连的宾馆房间里，就像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和公寓一样，看起来像是临时住所，是流放之地。其中有一间房子是留给他们的儿子德米特里探望时用的，另一间是储藏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土耳其语和日语版的《洛丽塔》，其他种类的图书，运动装备，还有一面美国国旗。

纳博科夫很早起来就开始工作了。他在档案卡片上写作，然后逐步誊抄、扩展、重新编排，直至变成长篇小说。在蒙特勒温暖的季节里，他喜欢晒太阳，喜欢在酒店附近花园的游泳池里游泳。他68岁的外表看上去有些笨重、迟缓，但强劲有力。他很容易开心，也很容易生气，但他更倾向于前者。他妻子明显是个忠实的合作者，对他关心备至，替他写信，料理杂事。当她觉得纳博科夫说错话的时候甚至偶尔会打断他。薇拉是一个长得格外漂亮、干净利索、目光冷峻的女士。纳博科夫依然经常外出捕捉蝴蝶，不过由于他们讨厌飞行，旅行的路程因而受到了限制。

记者事先寄去了很多问题。当纳博科夫到达蒙特勒宫酒店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封信在等着他——问题已经被打乱重组，成了一篇访谈。有几个问题和回答是后来加上去的，随后，这篇访谈便发表在《巴黎评论》1967年夏/秋季号上。按照纳博科夫的意愿，所有的回答都由他写下来。他要求写出他的回答，因为他对英语不熟练。纳博科夫用一种恒定不变的半严肃半诙谐的调侃形式，以一种夸张的剑桥口音交谈着，偶尔略带一点俄语口音。事实上，英语口语对他来说不成问题。然而被错误引用却是个危险。毫无疑问，纳博科夫觉得，那场历史阴谋是一个悲剧性的损失，正是这场阴谋，迫使他抛别自己的故国俄罗斯，迫使他人到中年却要用那种并非其最初梦想中的语言从事他毕生的工作。然而，他再三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表示歉意，就语境而言，这明显属于纳博科夫那种特有的伤心玩笑：他说的是那个意思，但又不是那个意思，他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伤。如果有人批评他的风格他会愤怒，他假装只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孤独的外国人，但他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地道。

纳博科夫眼下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探索了时间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当他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声音和眼神里充满了那种喜悦和困惑，就像一个年轻诗人急着动笔时的情形。

记者：早上好！请允许我问您40多个问题。

纳博科夫：早上好，开始吧！

记者：您对亨伯特·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那种关系有一种强烈的不道德感。然而，在好莱坞和纽约，40岁的男人和比洛丽塔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子之间这种关系是常有的事。他们结婚并没有招惹公众的愤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众的嘀嘀咕咕。

纳博科夫：不，对亨伯特·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关系深感不道德的并不是我；那是亨伯特的感觉。他在乎，我才不在乎。我从不对公共道德妄加责难，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况且，40岁的男人和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结婚的例子，与洛丽塔毫无关系。亨伯特喜欢“小姑娘”——并不只是“年轻女孩”。小仙女是指还是个孩子的小姑娘，不是小明星，也不是“性感小蜜”。亨伯特遇到洛丽塔的时候她才12岁，而不是18岁。你或许还记得，当她14岁时，亨伯特就把她称作自己的“衰老情人”了。

记者：一个评论家（普莱斯-琼斯）曾这样谈到您：“他的情感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您对这话怎么看？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您比其他人更加了解自己的情感？抑或，您在其他层面上发现了自己？或者只不过是说您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

纳博科夫：我不记得那篇文章，不过如果哪个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那肯定意味着他至少在三个国家探究过数百万人的情感世界，然后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没准真的是一只罕见的怪鸟。另一方面，如果他只是限于对自己的家庭或俱乐部的成员搞个小测验什么的，那他的话就大可不必当真了。

记者：另一个评论家曾写到您笔下的“世界是静态的。它们可能由于困扰而变得紧张，但它们不会像日常现实中的世界那样分崩离析”。您赞同吗？您的事物观中是不是有静态的特质？

纳博科夫：谁的“现实”？哪里的“日常”？恕我直言，恰恰是“日常现实”这个术语是绝对静态的，因为它预先假设了一种可以持续观察到的情境，它本质上是客观的，也是众所周知的。我怀疑你编造了那位“日常现实”方面的专家。二者都不存在。

记者：他倒是存在（点了他的名字）。还有一个评论家说您“贬低”您笔下的人物，“以至于他们都成了一出宇宙闹剧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亨伯特尽管滑稽可笑，但依然有一种感人而持久的品质——被宠坏的艺术家的品质。

纳博科夫：我倒是愿意换一种说法：亨伯特·亨伯特是个虚荣而残忍的恶棍，却想方设法让自己看上去很“感人”。“感人”这个词，就其真正的、让人泪眼婆娑的意义而言，只能适用于我那位可怜的小姑娘。此外，我怎么可能把自己塑造的人物“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以及诸如此类呢？你可以“贬低”一部传记的主人公，但贬低不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人物。

记者：E．M．福斯特曾谈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有时候会接管控制权，自行决定小说的进程。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还是说您能够完全掌控一切？

纳博科夫：我对福斯特先生作品的了解仅限于一部小说，我并不喜欢那部小说。不管怎样，关于控制不住小说人物这个老生常谈的怪念头并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它像鹅毛笔一样古老。当然，虽说当作家笔下的人物想方设法逃离那趟印度之旅（译者注：暗指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旅》）或者作家要带他们去的别的什么地方时，你还是会同情他们。我笔下的人物全都是奴隶。

记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克拉伦斯·布朗曾指出，您的作品中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您“重复到家了”，说您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本质上在说同一件事情。他谈到命运就是“纳博科夫的缪斯”。您是否在有意识地“重复自己”？或者换个说法，您是否在给您书架上的书寻求一种意识的统一？

纳博科夫：我想我没读过克拉伦斯·布朗的文章，不过他说的或许有些道理。模仿别人的作家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因为他们大量模仿别人，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而原创性的艺术只有自己可抄。

记者：您认为文学评论到底有没有目的呢？无论是一般而言，还是就你自己的书具体而论，文学评论是否有过教益？

纳博科夫：一篇评论的目的就是对一本评论家自己读过或没读过的书说点什么。评论可能有教益，不过其意义在于它可以让读者（包括书的作者）对评论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诚实与否（或兼而有之）有所了解。

记者：编辑起什么作用？有没有编辑给您提过文学建议呢？

纳博科夫：我猜你所说的“编辑”是指校对员吧。在我认识的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一些明察秋毫、既有耐心又会见机行事的精细家伙，他们会跟我讨论一个分号，仿佛它关系到荣誉——确实，它经常同艺术有关。但我也遇到过几个狂妄自大、以长者自居的蛮子，他们会试图“提点建议”，对此，我总是大吼一声：“不删！”

记者：您是一位悄悄靠近猎物的鳞翅目昆虫收集者么？如果是这样，您的笑声难道不会吓着它们吗？

纳博科夫：恰恰相反，我的笑声会使它们进入蛰伏的安全状态，昆虫在模仿一片枯叶时所体验到的就是这样的状态。尽管我并不热心于阅读那些涉及到我自己的评论文章，但我碰巧记得一位年轻女士的一篇文章，她试图在我的小说里找出昆虫的象征。假如她对鳞翅目昆虫学有所了解的话，那篇文章没准很有趣。唉，她完全一窍不通，使用的词汇乱七八糟，诘屈聱牙，荒唐可笑。

记者：您如何解释您与所谓“白俄难民”的疏远呢？

纳博科夫：好吧，从历史上讲，我自己就是一个“白俄”，因为，所有像我的家人一样在布尔什维克暴政最初那些年里因为反对它而离开俄国的俄罗斯人过去都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依然是“白俄”。但这些难民被分裂成了很多社会派系和政治派系，其数量之多，就像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前的整个俄国一样。我既不和“黑色百人团”的白俄厮混，也不交往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即“红色左派”。另一方面，我在君主立宪派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些朋友，在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中也有朋友。我父亲是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介意自己也被贴上老派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记者：您如何解释您与当今俄国的疏远呢？

纳博科夫：因为对如今大肆宣传的虚假解冻抱持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因为对不可救赎的邪恶有着始终如一的认识。因为对今天能够打动一个苏联爱国人士的任何东西都彻底无动于衷。因为早在1918年就发现列宁主义的庸俗（小资产阶级的沾沾自喜，市侩的本质）所带来的强烈满足。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诗人勃洛克和曼德尔施塔姆以及在您离开俄国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写作的其他作家？

纳博科夫：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在孩提时代就读过他们的作品。甚至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疯狂地喜欢勃洛克的抒情诗。他的长诗较弱，鼎鼎大名的《十二个》很糟糕，他故意用一种虚假的“原始”语调，结尾粘上一个红色硬纸板的耶稣基督。至于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已烂熟于心，但他带给我的愉悦没有那么强烈。今天，透过悲剧命运的棱镜来看，他的诗歌似乎比实际上更伟大。我偶然注意到，文学教授依然把这两个诗人分列不同流派。我认为只有一个流派：天才派。

记者：我知道您的作品在苏联一直都有人读，并受到攻击。您对您作品出版苏联版本有何感想？

纳博科夫：哦，欢迎他们读我的作品。事实上，维克多出版社正在再版我1935年的俄文原著《斩首之邀》。纽约一家出版商（费德拉）也在印行《洛丽塔》的俄文译本。我敢肯定，苏联政府会高兴地正式承认一本似乎预言了希特勒政权的小说和一部严厉谴责美国汽车旅馆体系的小说。

记者：您和苏联公民有过接触么？是哪一类接触？

纳博科夫：我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尽管有一次，大概是三十年代初或二十年代末，我曾经同意会晤——纯粹是出于好奇——一位来自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间谍，此人正千方百计让流亡外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回国。他有个复姓叫列别杰夫什么的，并且写过一篇题为《巧克力》的中篇小说。我想兴许可以逗弄一下这家伙，我问他是否允许我自由写作，如果我不喜欢俄国是不是可以离开那里。他说，我喜欢那里都来不及呢，哪里还有时间想着再出国。他说，我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苏联政府慷慨允许一个作家使用的主题，比如农场、工厂、法吉斯坦森林什么的——噢！引人入胜的主题多着呢。我说农场之类的劳什子让我烦透了。于是，那个想诱惑我的倒霉蛋马上就放弃了。他在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那里运气更好一些。

记者：您认为您自己是个美国人吗？

纳博科夫：是的。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地道。西部各州的植物群、动物群、空气，都是我连接俄罗斯亚洲地区和北极地区的纽带。当然，俄罗斯的语言与风景对我影响太大，使我在感情上无法从精神层面溶融入到（比方说）美国的地方文学、印第安人舞蹈及南瓜派中去。但是，当我在欧洲边境出示我的绿色美国护照时那种轻松愉快的骄傲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温暖的弥漫。对美国事务的粗暴批评让我反感和痛苦。在国内政治中，我是强烈的反种族歧视者。在对外政策上，我肯定站在政府一边。有疑问的时候，我总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办法：凡是让红色左派和罗素们最不高兴的行动路线我都支持。

记者：有没有那个共同体您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纳博科夫：几乎没有。我能在心里收集了很多我喜欢的个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在一个真实的小岛上，把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将会组成一个截然不同、互不相容的群体。然而，我还是要说，在那些读过我书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陪伴下我轻松自在。

记者：对于一个创作型的作家来说，您认为学院世界这个环境如何？您能具体说一下您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价值或损害吗？

纳博科夫：一个一流大学的图书馆，加上舒适的校园环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很不错的环境了。当然，还是有如何教育年轻人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在假期里，不是在康奈尔大学，有个学生把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带进了阅览室。他极力辩解：第一，他在听“古典”音乐；第二，声音“很轻”；第三，“暑期里周围并没有多少读者”。可我就在那儿，一个人的大众。

记者：您能描述一下您和当代文学共同体的关系么？描述一下您与爱德蒙·威尔逊、玛丽·麦卡锡、您的杂志编辑以及图书出版商的关系么？

纳博科夫：我与其他作家只有过一次合作，那是25年前我和爱德蒙·威尔逊一起为《新共和》杂志翻译普希金的《莫扎特与萨列里》。那是一段相当矛盾的记忆，由于去年他厚着脸皮质疑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理解时让自己出了洋相。然而，玛丽·麦卡锡最近在相同的杂志《新共和》里对我十分友善。尽管我确实认为她给《微暗的火》里金伯特的水果布丁上加入了相当多她自己的色彩。在这里我不愿意提到和吉罗迪亚斯的关系，不过我在《常青树》杂志上对他在奥林匹亚文集中的那篇卑鄙文章做出了答复。另外，我和我所有的出版商都相处融洽。我与《纽约客》的凯瑟琳·怀特和比尔·麦克斯维尔的深厚情谊是一些没有感恩和欣喜之情的傲慢作家所不能体会的。

记者：能谈谈您的工作习惯吗？您是按照预先计划写作的吗？有没有从一部分跳到另一部分呢？还是从开头一直写到结尾？

纳博科夫：小说的范式先于小说。像填字游戏一样，我碰巧选中了哪个点，就把那里的空给填上。我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写在索引卡上，直到小说完成。我的日程表很灵活，但对写作工具相当挑剔：优质板纸做的条格卡片，削尖的、带有橡皮帽的铅笔，而且不能太硬。

记者：有没有一幅您希望未来世界发展的特别图画呢？过去对您来说就是现在，甚至在一部关于“未来”的小说中，比如《庶出的标志》。您是一位“怀旧者”么？您更喜欢生活在什么时代？

纳博科夫：将来有无声飞机、优雅的空中自行车、无云的银色天空，还有一个遍布全世界的铺有软垫的地下公路网，卡车只允许在地下公路上行驶，就像莫洛克斯族一样（译者注：莫洛克斯族是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中一群生活地下的变形人）。至于过去，我并不介意从不同的空间角落里找回一些早已失去的舒适享受，比如灯笼裤、又长又深的大浴缸什么的。

记者：对了，您大可不必回答我问的所有金伯特式的问题。

纳博科夫：想跳过那些难对付的问题可不成。咱们继续吧!

09:35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孙玉莲 译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妻子薇拉居住在瑞士蒙特勒镇的蒙特勒宫酒店。蒙特勒是日内瓦湖畔的一个度假胜地，是上世纪俄国贵族最喜欢去的地方。他们住在一套紧密相连的宾馆房间里，就像他们在美国的房子和公寓一样，看起来像是临时住所，是流放之地。其中有一间房子是留给他们的儿子德米特里探望时用的，另一间是储藏室，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物品——土耳其语和日语版的《洛丽塔》，其他种类的图书，运动装备，还有一面美国国旗。

纳博科夫很早起来就开始工作了。他在档案卡片上写作，然后逐步誊抄、扩展、重新编排，直至变成长篇小说。在蒙特勒温暖的季节里，他喜欢晒太阳，喜欢在酒店附近花园的游泳池里游泳。他68岁的外表看上去有些笨重、迟缓，但强劲有力。他很容易开心，也很容易生气，但他更倾向于前者。他妻子明显是个忠实的合作者，对他关心备至，替他写信，料理杂事。当她觉得纳博科夫说错话的时候甚至偶尔会打断他。薇拉是一个长得格外漂亮、干净利索、目光冷峻的女士。纳博科夫依然经常外出捕捉蝴蝶，不过由于他们讨厌飞行，旅行的路程因而受到了限制。

记者事先寄去了很多问题。当纳博科夫到达蒙特勒宫酒店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封信在等着他——问题已经被打乱重组，成了一篇访谈。有几个问题和回答是后来加上去的，随后，这篇访谈便发表在《巴黎评论》1967年夏/秋季号上。按照纳博科夫的意愿，所有的回答都由他写下来。他要求写出他的回答，因为他对英语不熟练。纳博科夫用一种恒定不变的半严肃半诙谐的调侃形式，以一种夸张的剑桥口音交谈着，偶尔略带一点俄语口音。事实上，英语口语对他来说不成问题。然而被错误引用却是个危险。毫无疑问，纳博科夫觉得，那场历史阴谋是一个悲剧性的损失，正是这场阴谋，迫使他抛别自己的故国俄罗斯，迫使他人到中年却要用那种并非其最初梦想中的语言从事他毕生的工作。然而，他再三为自己的英语水平表示歉意，就语境而言，这明显属于纳博科夫那种特有的伤心玩笑：他说的是那个意思，但又不是那个意思，他为自己失去的感到悲伤。如果有人批评他的风格他会愤怒，他假装只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孤独的外国人，但他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地道。

纳博科夫眼下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探索了时间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当他谈到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声音和眼神里充满了那种喜悦和困惑，就像一个年轻诗人急着动笔时的情形。

记者：早上好！请允许我问您40多个问题。

纳博科夫：早上好，开始吧！

记者：您对亨伯特·亨伯特和洛丽塔之间那种关系有一种强烈的不道德感。然而，在好莱坞和纽约，40岁的男人和比洛丽塔大不了多少的女孩子之间这种关系是常有的事。他们结婚并没有招惹公众的愤怒，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公众的嘀嘀咕咕。

纳博科夫：不，对亨伯特·亨伯特和洛丽塔的关系深感不道德的并不是我；那是亨伯特的感觉。他在乎，我才不在乎。我从不对公共道德妄加责难，不管在美国，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况且，40岁的男人和十几岁或者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结婚的例子，与洛丽塔毫无关系。亨伯特喜欢“小姑娘”——并不只是“年轻女孩”。小仙女是指还是个孩子的小姑娘，不是小明星，也不是“性感小蜜”。亨伯特遇到洛丽塔的时候她才12岁，而不是18岁。你或许还记得，当她14岁时，亨伯特就把她称作自己的“衰老情人”了。

记者：一个评论家（普莱斯-琼斯）曾这样谈到您：“他的情感和其他任何人都不一样。”您对这话怎么看？或者说，这是否意味着您比其他人更加了解自己的情感？抑或，您在其他层面上发现了自己？或者只不过是说您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

纳博科夫：我不记得那篇文章，不过如果哪个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那肯定意味着他至少在三个国家探究过数百万人的情感世界，然后才能得出这个结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没准真的是一只罕见的怪鸟。另一方面，如果他只是限于对自己的家庭或俱乐部的成员搞个小测验什么的，那他的话就大可不必当真了。

记者：另一个评论家曾写到您笔下的“世界是静态的。它们可能由于困扰而变得紧张，但它们不会像日常现实中的世界那样分崩离析”。您赞同吗？您的事物观中是不是有静态的特质？

纳博科夫：谁的“现实”？哪里的“日常”？恕我直言，恰恰是“日常现实”这个术语是绝对静态的，因为它预先假设了一种可以持续观察到的情境，它本质上是客观的，也是众所周知的。我怀疑你编造了那位“日常现实”方面的专家。二者都不存在。

记者：他倒是存在（点了他的名字）。还有一个评论家说您“贬低”您笔下的人物，“以至于他们都成了一出宇宙闹剧中无足轻重的小人物”。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亨伯特尽管滑稽可笑，但依然有一种感人而持久的品质——被宠坏的艺术家的品质。

纳博科夫：我倒是愿意换一种说法：亨伯特·亨伯特是个虚荣而残忍的恶棍，却想方设法让自己看上去很“感人”。“感人”这个词，就其真正的、让人泪眼婆娑的意义而言，只能适用于我那位可怜的小姑娘。此外，我怎么可能把自己塑造的人物“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以及诸如此类呢？你可以“贬低”一部传记的主人公，但贬低不了一个子虚乌有的虚构人物。

记者：E．M．福斯特曾谈到，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有时候会接管控制权，自行决定小说的进程。您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还是说您能够完全掌控一切？

纳博科夫：我对福斯特先生作品的了解仅限于一部小说，我并不喜欢那部小说。不管怎样，关于控制不住小说人物这个老生常谈的怪念头并不是他第一个发明的，它像鹅毛笔一样古老。当然，虽说当作家笔下的人物想方设法逃离那趟印度之旅（译者注：暗指福斯特的小说《印度之旅》）或者作家要带他们去的别的什么地方时，你还是会同情他们。我笔下的人物全都是奴隶。

记者：普林斯顿大学的克拉伦斯·布朗曾指出，您的作品中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他说您“重复到家了”，说您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本质上在说同一件事情。他谈到命运就是“纳博科夫的缪斯”。您是否在有意识地“重复自己”？或者换个说法，您是否在给您书架上的书寻求一种意识的统一？

纳博科夫：我想我没读过克拉伦斯·布朗的文章，不过他说的或许有些道理。模仿别人的作家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因为他们大量模仿别人，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而原创性的艺术只有自己可抄。

记者：您认为文学评论到底有没有目的呢？无论是一般而言，还是就你自己的书具体而论，文学评论是否有过教益？

纳博科夫：一篇评论的目的就是对一本评论家自己读过或没读过的书说点什么。评论可能有教益，不过其意义在于它可以让读者（包括书的作者）对评论家的智力水平或者诚实与否（或兼而有之）有所了解。

记者：编辑起什么作用？有没有编辑给您提过文学建议呢？

纳博科夫：我猜你所说的“编辑”是指校对员吧。在我认识的这些人当中，的确有一些明察秋毫、既有耐心又会见机行事的精细家伙，他们会跟我讨论一个分号，仿佛它关系到荣誉——确实，它经常同艺术有关。但我也遇到过几个狂妄自大、以长者自居的蛮子，他们会试图“提点建议”，对此，我总是大吼一声：“不删！”

记者：您是一位悄悄靠近猎物的鳞翅目昆虫收集者么？如果是这样，您的笑声难道不会吓着它们吗？

纳博科夫：恰恰相反，我的笑声会使它们进入蛰伏的安全状态，昆虫在模仿一片枯叶时所体验到的就是这样的状态。尽管我并不热心于阅读那些涉及到我自己的评论文章，但我碰巧记得一位年轻女士的一篇文章，她试图在我的小说里找出昆虫的象征。假如她对鳞翅目昆虫学有所了解的话，那篇文章没准很有趣。唉，她完全一窍不通，使用的词汇乱七八糟，诘屈聱牙，荒唐可笑。

记者：您如何解释您与所谓“白俄难民”的疏远呢？

纳博科夫：好吧，从历史上讲，我自己就是一个“白俄”，因为，所有像我的家人一样在布尔什维克暴政最初那些年里因为反对它而离开俄国的俄罗斯人过去都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依然是“白俄”。但这些难民被分裂成了很多社会派系和政治派系，其数量之多，就像布尔什维克政变之前的整个俄国一样。我既不和“黑色百人团”的白俄厮混，也不交往所谓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即“红色左派”。另一方面，我在君主立宪派知识分子当中有一些朋友，在社会革命党的知识分子中也有朋友。我父亲是个老派的自由主义者，我并不介意自己也被贴上老派自由主义者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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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因为对如今大肆宣传的虚假解冻抱持一种深刻的不信任。因为对不可救赎的邪恶有着始终如一的认识。因为对今天能够打动一个苏联爱国人士的任何东西都彻底无动于衷。因为早在1918年就发现列宁主义的庸俗（小资产阶级的沾沾自喜，市侩的本质）所带来的强烈满足。

记者：您现在如何看待诗人勃洛克和曼德尔施塔姆以及在您离开俄国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写作的其他作家？

纳博科夫：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我在孩提时代就读过他们的作品。甚至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疯狂地喜欢勃洛克的抒情诗。他的长诗较弱，鼎鼎大名的《十二个》很糟糕，他故意用一种虚假的“原始”语调，结尾粘上一个红色硬纸板的耶稣基督。至于曼德尔施塔姆，我早已烂熟于心，但他带给我的愉悦没有那么强烈。今天，透过悲剧命运的棱镜来看，他的诗歌似乎比实际上更伟大。我偶然注意到，文学教授依然把这两个诗人分列不同流派。我认为只有一个流派：天才派。

记者：我知道您的作品在苏联一直都有人读，并受到攻击。您对您作品出版苏联版本有何感想？

纳博科夫：哦，欢迎他们读我的作品。事实上，维克多出版社正在再版我1935年的俄文原著《斩首之邀》。纽约一家出版商（费德拉）也在印行《洛丽塔》的俄文译本。我敢肯定，苏联政府会高兴地正式承认一本似乎预言了希特勒政权的小说和一部严厉谴责美国汽车旅馆体系的小说。

记者：您和苏联公民有过接触么？是哪一类接触？

纳博科夫：我和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接触。尽管有一次，大概是三十年代初或二十年代末，我曾经同意会晤——纯粹是出于好奇——一位来自布尔什维克俄国的间谍，此人正千方百计让流亡外国的作家和艺术家回国。他有个复姓叫列别杰夫什么的，并且写过一篇题为《巧克力》的中篇小说。我想兴许可以逗弄一下这家伙，我问他是否允许我自由写作，如果我不喜欢俄国是不是可以离开那里。他说，我喜欢那里都来不及呢，哪里还有时间想着再出国。他说，我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苏联政府慷慨允许一个作家使用的主题，比如农场、工厂、法吉斯坦森林什么的——噢！引人入胜的主题多着呢。我说农场之类的劳什子让我烦透了。于是，那个想诱惑我的倒霉蛋马上就放弃了。他在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那里运气更好一些。

记者：您认为您自己是个美国人吗？

纳博科夫：是的。我是一个地道的美国人，就像“亚利桑那州的四月”一样地道。西部各州的植物群、动物群、空气，都是我连接俄罗斯亚洲地区和北极地区的纽带。当然，俄罗斯的语言与风景对我影响太大，使我在感情上无法从精神层面溶融入到（比方说）美国的地方文学、印第安人舞蹈及南瓜派中去。但是，当我在欧洲边境出示我的绿色美国护照时那种轻松愉快的骄傲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温暖的弥漫。对美国事务的粗暴批评让我反感和痛苦。在国内政治中，我是强烈的反种族歧视者。在对外政策上，我肯定站在政府一边。有疑问的时候，我总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办法：凡是让红色左派和罗素们最不高兴的行动路线我都支持。

记者：有没有那个共同体您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纳博科夫：几乎没有。我能在心里收集了很多我喜欢的个人。如果在现实生活中，在一个真实的小岛上，把他们聚集起来，他们将会组成一个截然不同、互不相容的群体。然而，我还是要说，在那些读过我书的美国知识分子的陪伴下我轻松自在。

记者：对于一个创作型的作家来说，您认为学院世界这个环境如何？您能具体说一下您在康奈尔大学任教的价值或损害吗？

纳博科夫：一个一流大学的图书馆，加上舒适的校园环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就是很不错的环境了。当然，还是有如何教育年轻人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在假期里，不是在康奈尔大学，有个学生把一个晶体管收音机带进了阅览室。他极力辩解：第一，他在听“古典”音乐；第二，声音“很轻”；第三，“暑期里周围并没有多少读者”。可我就在那儿，一个人的大众。

记者：您能描述一下您和当代文学共同体的关系么？描述一下您与爱德蒙·威尔逊、玛丽·麦卡锡、您的杂志编辑以及图书出版商的关系么？

纳博科夫：我与其他作家只有过一次合作，那是25年前我和爱德蒙·威尔逊一起为《新共和》杂志翻译普希金的《莫扎特与萨列里》。那是一段相当矛盾的记忆，由于去年他厚着脸皮质疑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理解时让自己出了洋相。然而，玛丽·麦卡锡最近在相同的杂志《新共和》里对我十分友善。尽管我确实认为她给《微暗的火》里金伯特的水果布丁上加入了相当多她自己的色彩。在这里我不愿意提到和吉罗迪亚斯的关系，不过我在《常青树》杂志上对他在奥林匹亚文集中的那篇卑鄙文章做出了答复。另外，我和我所有的出版商都相处融洽。我与《纽约客》的凯瑟琳·怀特和比尔·麦克斯维尔的深厚情谊是一些没有感恩和欣喜之情的傲慢作家所不能体会的。

记者：能谈谈您的工作习惯吗？您是按照预先计划写作的吗？有没有从一部分跳到另一部分呢？还是从开头一直写到结尾？

纳博科夫：小说的范式先于小说。像填字游戏一样，我碰巧选中了哪个点，就把那里的空给填上。我把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写在索引卡上，直到小说完成。我的日程表很灵活，但对写作工具相当挑剔：优质板纸做的条格卡片，削尖的、带有橡皮帽的铅笔，而且不能太硬。

记者：有没有一幅您希望未来世界发展的特别图画呢？过去对您来说就是现在，甚至在一部关于“未来”的小说中，比如《庶出的标志》。您是一位“怀旧者”么？您更喜欢生活在什么时代？

纳博科夫：将来有无声飞机、优雅的空中自行车、无云的银色天空，还有一个遍布全世界的铺有软垫的地下公路网，卡车只允许在地下公路上行驶，就像莫洛克斯族一样（译者注：莫洛克斯族是威尔斯的科幻小说《时间机器》中一群生活地下的变形人）。至于过去，我并不介意从不同的空间角落里找回一些早已失去的舒适享受，比如灯笼裤、又长又深的大浴缸什么的。

记者：对了，您大可不必回答我问的所有金伯特式的问题。

纳博科夫：想跳过那些难对付的问题可不成。咱们继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