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像一块硕大无朋的海绵，将白昼的炎光，慢慢地吮吸渐尽。喧嚣的市声，也渐渐地低落下去。城市像一锅晾凉了的稠粥。房间里已经暗得不辨东西，只有墙角那盘燃着的蚊香，信号灯似地亮着红色的光。

浅色花布的窗帘，在习习的晚风中轻拂，玻璃窗在轻风的摇曳中微微作响。就是在不刮风的时候，每逢有人在地板上走过，这些窗子，也会咔啦啦地震响。这是栋老房子啦，灰***的墙壁古色古香；每条地板，中间早已磨出凹槽，却还是被路阿姨擦得一尘不染，油光锃亮；红木家具，以及家具上的棱棱角角，依旧硬得硌人；窗子也很像教堂里的格式，又窄又长，顶部还是一块拱形……
二楼朝南的那一排窗前，有一棵叶子阔大的老核桃树，一棵海棠，还有两棵老也不见长的日本松。打从卢北河第一次迈进这个院子到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它们还是那么高。不过看得出来，他们苍老了许多。人会苍老，树又何尝不会老呢？
夏天，核桃树和海棠的浓荫，不但会滤去阳光的炎热，还遮挡着窗子里的人，和窗子里发生的事。到了冬天，海棠树的叶子，核桃树的叶子虽然掉光了，可是，谁会还有那么大的瘾头，站在冷风地里，窥视别人的窗呢？
屋外四周的青砖墙上，爬满了青藤。本来就不敞亮的窗户，深深地陷进那厚密的藤叶里，像边沿铺满厚厚的青苔，极少有人来汲水的一口古井——一如左家与人极少交往的家风。而在卢北河嫁给左葳之前，左家似乎还不这么冷森。
待人接物方面，卢北河恪守着保持一定距离的原则。她在不大的年纪，便眼看着自己的家庭如何地败落，以及那些和她的家庭差不多的家庭的败落。那早年的，最初的，和旧世界完全颠倒的记忆，像年轮长进树心一样，永不再和她分离。
因此卢北河爱这老房子的幽暗。
这栋小楼，是左葳父亲名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期间，居然像世外桃园地躲过了那场劫难。这是因为左葳的父亲，不但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国宝，在国际上也是一个很有地位、很有影响的人物。所以便被当做标本似地保存下来。
他们夫妇本有资格申请一套新房子，但卢北河不肯。钱是小事，自己出去立门立户，他们就不得不被摆到第一线的位置上，纷缠到七七八八、琐琐碎碎的事情里去。他们的头上，便会添出许多事来。
卢北河从沙发上站起来，扭开一旁的落地灯。灯光透过绿色的纱罩，映出一片不大的光晕。她躲开这片光晕，重又拣了一个沙发角斜躺下去。
吃过晚饭后，卢北河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斜躺在沙发上，独自个儿地盘算着她的心思。
左葳上火车站送儿子去了。
就是左葳在，她也不会把自己没有考虑成熟的事情讲给他听。他什么时候拿出过一个果断的意见呢？想到这里，卢北河淡淡地笑了笑。
儿子什么时候才能***，顶天立地地替她撑起这个家呢？他没有一点像她的地方。真是他们左家的骨血，而且比左葳年轻的时候还糟。她和别的女人大不相同，还不至于因为对丈夫或儿子的爱，弄到睁眼瞎的地步。
她拿起一把葵扇，不紧不慢地摇着。一会儿想想丈夫，一会儿想想儿子，不知是苦还是甜的咂摸着。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和他们年轻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干什么事都显得肆无忌惮，很少考虑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会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或政治上带来什么影响。好像他们只打算活过今天，明天就不再活了。
向东在政治上很不开展，到现在连团员都不是，入团申请书都没有写过。为这件事，卢北河不知和他谈过多少次，就差没跪下来，求他写一份入团申请书。
他答应得倒挺好。“哎，妈，我写。”
过了一个月，什么动静也没有。再催他，就该发脾气了。卢北河恨不得替他写一份。可是，那也得他自己愿意交出去才行。她总不能替他去交申请书，替他去接受组织的考验，替他在团旗下宣誓吧？
他自己不肯入团倒也罢了。别人会怎么想呢？比方研究所里的同志。他们会不会说，自己的孩子都管教不好，还算什么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呢？
再说不入团，不入党将来分配工作、出国留学都会受影响。这个厉害，这小毛头什么时候才能懂呢？她又不好把这些利害大明大摆地对他说个清楚。那他准会一蹦三丈高地跟她嚷嚷：“噢，敢情您让我入团是为了这个。”那她就会失去他的尊敬。
这次暑假和同学们到云南去旅游，左葳还偏偏给他买了一张卧铺。别的同学都能坐着去，干嘛他一个人非“卧”不可。如果不能坐，就干脆别去，要摆谱，在家摆好了，爱怎么摆都行。
卢北河不是舍不得钱。在左家，钱，何时曾被提到日程上来计较过？可是，有钱也不能是这个花法，贴大布告似地。这等于告诉人家，你们家趁钱，你们家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卢北河从懂事那天起，没有一天敢忘记过自己的出身——没有一丝一毫的改变，贪图享受、腐化堕落、好逸恶劳云云。要命的是，谁敢担保不会再来个什么运动呢？“文化大革命”说是不搞了，可以变个别的名词或是花样呀，这方面的专家有的是。
唉，头脑里没有一点政治。为什么不能像她那样，在家里炖点银耳啦，野参啦，燕窝啦……人又不知，鬼又不觉，有多实惠。
卢北河选的保姆，绝对靠得住。工价虽然高了一点，可是用了多少年，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没从她嘴里漏出过一星半点，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个非常时期在内。
因为她少言寡笑，左葳的母亲老是说：“看她那面孔，真像一堵灰砖墙。”
她从不和别家的保姆来往，不像她们那样，抱着主人家的孩子，坐在树荫下或朝南的大墙下，抖落主人家的老底儿，编排主人家的不是。
不对她说的事情，她绝不打听。只要不是对她发的话，别管大家在她面前说什么，她都像没听见一样。要是偶尔来个客人，又碰巧主人全不在家，谁也别想从她那里打听出来家里人上哪儿去了，去干什么。问她什么，她全会木无表情地摇摇头，说：“不知道。”哪怕她给这位客人上过多少次茶，备过多少次饭，她也跟不认识一样。
客人们不断向卢北河告她的状，卢北河听后，只是抿嘴笑笑。
这哪儿是保姆？分明是个宝物。不像左家原来那个保姆，太爱说话，太爱串门儿，太爱管闲事。卢北河嫁过来不久，就找了个理由，让左葳把她打发走了。那保姆走的时候，还拉着卢北河的手，泪流涟涟地舍不得分手。弄得卢北河心里也很不好受，一直把她送到长途汽车站呢。
卢北河和左葳就这么一个孩子。左家两代都是单传。
偏偏这孩子来的晚，结婚好几年之后才有他。头几年，婆婆在她那瘪肚子上扫来扫去的目光，简直像一条鞭子抽打着她的神经。她恨不得自己的肚子，一夜之间就隆得像扣着的一个面盆。
她甚至在婆婆的眼睛里，看到过几许懊恼的神色。婆婆懊恼什么呢？难道懊恼左葳没有和曾令儿结婚，而终于娶了她么？
既然如此，为什么利用曾令儿对左葳的爱，去暗示她替左葳戴那顶右派的帽子？又为什么任曾令儿像流放一样，分配到新疆，左葳又不随她而去呢？在左家，好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曾令儿这个人……老太太的懊恼，就跟《雷雨》中的周朴园一样，几十年来供着鲁妈的照片、一丝不走样地保留着鲁妈的一些生产习惯……不过都是一种无比真诚的伪善。
向东是他们心头的肉，掌上的珠。可是疼孩子，不是这么个疼法。应该让他自小便练就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的硬功夫，这才是真格的。就连给儿子起名字这件事，卢北河既看得很淡，也很用心思。姓左，名向东。什么时候往深里想想这个名字，什么时候她身上便会乍起一层小小的鸡皮疙瘩。但是，在这个名字里，不管是谁，再也嗅不到左家世世代代的书倦气，和卢家的铜臭味儿了。
老头、老太太、左葳，只知道给游山玩水的向东买卧铺，却毫不在意向东说不出中国那几个副总理、国务委员的名字。他们不懂，也不愿意懂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
卢北河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目光落在对面墙壁的照片上。她调正了灯罩的角度，让那灯光投射到照片上去。那是她和左葳的结婚照。
她呆呆地望着那张十二吋的大照片，想着人们常常说的话。
人们都说他们夫妇二人非常相像。到底像在哪儿呢？可就没人说得清楚了。
他，直长的鼻，飞扬的眉，炯炯的目。瘦削而棱角分明的面庞，一副硬汉子的模样。
而她，一双弥乐佛的笑眼，遮藏起人们可以从那里窥视内心的双眸。圆鼻头，圆脸庞，一副和气生财的模样。
论脾性，秉性，也大不相同。
念大学的时候，左葳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系学生会主席。组织春游啦，秋季运动会啦，文艺汇演啦，和苏联留学生联欢啦，在全市五四青年节的纪念大会上发言啦……总之，是在一切重要场合抛头露面的人物。
讲究穿着。剪裁合体，质地精良，却并不令人觉得怪异。
玲珑剔透、天分很高，但功课只在中等水平以上。也许太多的社会活动占去了他的时间。
记得有家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以大学生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到各个大学物色演员。导演一眼便看中了左葳，希望由他饰演片中的男主角。这个被许多年轻人梦寐以求也得不到的机会，却被他一口拒绝了。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笑而不答。只有卢北河知道，左家的人，是不会干这种差事的。虽然他从未将这内中的缘由告诉过她，或是任何别的人。
那时，他们很少交谈。即使交谈，也是工作上的联系，干干巴巴，三言两语。她只是从卢家的骨子，去了解左家的骨子。虽有根本的不同，也有根本的相同。
他风流潇洒，却并不和女孩子纠缠不清。曾令儿可能是他唯一爱过的女孩子——如果那也叫***的话。倒不是他守身如玉，他只是——只是不会爱罢了。有一种人，似乎天生没有爱的这根神经。换句话说，他最后和卢北河结婚，从实质上来说，和从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女人结婚，没有什么两样。
她自己呢，一直是一个功课平平的学生。从高中开始，她就是团支部书记。到了大学，又是年级的党支部书记。那时候，学生里的党员可谓凤毛麟角，只能是一个年级成立一个支部。现在又是研究所的党委副书记和副所长。她这一辈子，恐怕要终老在这“书记”的职位上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人们大上大下，大起大落，走马灯似地让人眼花缭乱。只有她，既不大红大紫，也不大黑大白。
怪还怪在，任凭多么精细的眼睛，在她身上，再也找不出一点点出身豪门的痕迹了。
从五十年代到现在，别管女人们的头发、衣服、靴子经历过多少次新潮的疯狂冲击，她一直是一头齐耳的短发，清汤挂面似地挂在头上，还卡着一个像大号铁钉一般粗细长短的黑色发卡。衬衣的颜色，不是浅灰、浅蓝，就是白。小翻领，胸前还有两个掩护线条的大口袋。深蓝或深灰色的长裤。脚上是一双带绊的黑布鞋。在学校念书的时候，鞋底上还掌着一层厚厚的胶皮。
在公众场合，她尽量显得无声无息。坐在最后一排，或是某个犄角的椅子里。从半眯着的眼皮下，静悄悄地观察着周围的人和事。要是有人发现了她，定要把她让到显赫的位置上去坐的时候，她会谦和地笑着推辞：“这儿挺好，快开会吧，不要影响大家的发言。”说罢，仍会坚决地坐在她原来的位置上。她永远提醒自己，她不过是个副职。就是第一把手因故不在，她也会让其他的副职上去。
不论谁找她汇报思想、工作或生活中的问题，她都会全神贯注地倾听。眼睛盯住对方，绝不心不在焉地溜来溜去。不住地点头，不时发出一声又似同情、又似惊讶的短句：“是这样？”然后一再紧握谈话人的手，把他们一直送到大门口。站在那里，久久地望着人家远去的背景，至少让对方在两次回头时，都还能看到她伫立在门口的身影。对于人们登门求助的事情，除非牵涉到特别复杂的背景，她总是迅速、尽力地去做。
他们两个人，何尝有一点相似之处？可人们老是说他们像。再问他们，到底像在哪儿？他们又说不清楚。
真怪，到底像在哪儿呢？
楼梯在响。听那不知轻重的脚步声，就知道左葳回来了。
“送走了。”左葳脱去身上一件本色网眼的短袖衬衣，顺手扔在沙发背上，又拧开沙发旁的电扇和天花板上的吊灯。房间里顿时大放光明。“怎么没下楼看电视？今晚有足球赛。”
卢北河把他扔在沙发背上的衬衣，挂到墙角的衣架上去。“今天晚上娘心口有点不舒服，我怕吵了她。”她没说自己需要安安静静地想心事。
左葳是个孝子。婆婆生他的时候难产，最后是剖腹拿出来的。现在剖腹产已算不了什么大手术，但在那个时代，医疗水平那么低劣的情况下，婆婆因此落下了许多毛病。经常这儿疼、那儿疼，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逢到这种时候，左葳心里就分外地不安，好像婆婆这些病痛，全是他带来的。所以不论家里发生什么争执，只要婆婆一说哪儿不舒服，左葳立刻二话不说了。卢北河怎能不懂这个呢？
左葳果然笑眯眯地看了她一眼。他笑起来的时候，依旧迷人。嘴角咧得大大的，笑意像金色的小火花，从他黝黑的眼睛里迸射出来。卢北河像年轻的时候一样，怦然心动，再一次地被这笑容所征服。这太惨了，她想。
她从卧室拿来左葳的拖鞋给他换上。“瞧你热得那个样子，我到楼下给你拿瓶啤酒去。”
经过左葳身旁的时候，他一把握住她的手说：“我自己去吧。”
“你刚回来，歇会儿吧，我去。”她从左葳的手里，慢慢抽出自己的手。
一楼朝南的房间还亮着灯，可能老太太还没睡。卢北河轻轻地敲了敲门。
“进来。”婆婆用那懒散却不失威严的声音吩咐着。
卢北河蹑手蹑脚地开了门，只见老太太倚在床栏上闭目养神。“娘，您好些了吗？”她轻声曼语地问。
“唉，就是那么回事。冬儿走了吗？”老太太从不肯叫孙子做“向东”。反正听的人也搞不清是“冬”还是“东”。
“走了。您要不要吃一粒‘救心’。”
“救心”是卢北河去年到日本考察时，给老太太买的。据说对心绞痛有特别的疗效。为此她连一件小纪念物也没舍得买，弄得向东跟她跺脚、发脾气。“您连个袖珍录音机也不给我带。谁像您那么傻，白白地浪费了一个免税的指标。”
“你不是有个大录音机了么？”
“那个带出去玩多不方便。”
她白了向东一眼，好不懂事的孩子。
“我不要吃。没看报纸吗？‘救心’ 里的味熊胆让日本人用猪苦胆换掉了。”老太太冷冷地说。
卢北河的心往下一沉。嘴里却说：“是啊，药里掺假，真是误人。不吃也罢，您要是有事，让路阿姨叫我们。”说着，她把床头柜上叫人用的小铜铃，又往老太太手跟前挪了挪。“我下来给左葳拿点喝的，您要不要用点什么？”
“在书房里读老庄。甭管他，他想用什么自己拿。”
“是，那我上去了，您好好休息。”
老太太又闭上了眼睛，看不出地点了一下头。卢北河退了出去，轻轻地带上了房门，透了一口大气。
老太太尤其不喜欢她。虽然她不曾对卢北河说过一句重话，丢过一次脸色，卢北河却能感到从她骨头缝里，冒出来的那股冷气。
可是不管她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左葳还是做了她的丈夫。老太太眼看就要七十三岁了。都说七三、八四是两个坎儿，谁知道这话灵不灵？
路阿姨从她的小屋里走出来，询问似地瞧着卢北河。两个高高的颧骨，像两座沉默的山，压在她的脸上。
“没事儿，路阿姨，你休息吧，我自己来。”卢北河拉开酒柜的暗色玻璃门，拿出一只蓝色的磨花玻璃杯。
路阿姨像个影子一样，没有声息地消失了。
卢北河又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一盒冰块。左葳喜欢放冰。
卢北河知道，也有人议论他们夫妇不够般配，又奇怪着他们生活得那么协调——至少在外人眼里看来如此。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就连那些性情无常的动物，在人的摩挲下，还会闭上眼睛，变得驯顺、安静。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她很轻易地得到了左葳。她心里很清楚，这并不是因为她出众，而是他在那个非常的时期需要她。尽管左葳装出一副如痴如狂的钟情样子，她也姑且装出一副为他的情爱所动的样子。就这样，他们演了几十年的戏。演到现在，连他们自己也相信了，或是也习惯了：这大概就是真的。
卢北河拿着托盘，托着酒瓶、冰块、杯子，扶着楼梯的扶手，慢慢地往楼上走去。心里想着，如何把她刚才独自个儿坐盘算过的事情，向左葳说个清楚，或是根本不说？不说是不行的，他早晚会知道。到时候他任起性来，不肯与她配合如何是好？那就枉费了她的一番苦心了。只是这样才能把事情办得既妥帖，又不致让他面子上过不去呢？
研究所即将在E市召开一台新的、超微型电子计算机的研制筹备会议，在卢北河的大力保荐下，决定邀请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因为有消息说，左葳已经被定为这个微码编制组的总负责人。虽然还没有到正式公布组织机构的时候，这任命也还要经过一些必要的手续，但大体上不会再有什么变化。
再没有人能像卢北河这样地了解左葳了。恐怕就连左葳自己，也未必像她了解他那样了解自己。他是一个自信的男人。可是要是没有卢北河暗中的支持和斡旋，他又干得了什么呢？这些，又是卢北河无论如何也不肯让左葳感觉出来的。
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卢北河就看出左葳不行，可没想到他是这样地不行。她不后悔，因为她爱左葳。
她有健全的理智、神经、头脑和足够的力量，以抵挡这个世界的任何诱惑，而保全自己。然而她终不能不爱左葳。人大概总有他不能自已的例外。
让左葳负责这个微码编制组，卢北河又是担心，又是欢喜。担心的是左葳的本事，会在这个真刀真***的工作中露底儿。欢喜的是这对左葳是一个体面的结尾。躺在这个本钱上，总可以混到退休了。她早已察觉，研究所里的人觉得左葳不称职。还有人暗示，如果左葳没有一个当党委副书记和研究所副所长的老婆，他什么都不是。
非抓住这个机会不可。为了让左葳打响这唯一的、很可能是最后的一炮，卢北河不得不干这也许是不够道德的事情——坚持、甚至绞尽脑汁地要曾令儿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
在所有的大学同学中，曾令儿的学习成绩最为卓著，又一直偏好数学，这对微码编制工作的实际意义太大了。只要曾令儿肯参加这个组的工作，一切实际工作她都会承担起来，左葳只要扛牢那块负责人的牌子就行了。
但她如果知道将要和左葳合作，还肯不肯干呢？这毕竟太令她难堪了……何况有些人本来就不愿意吸收她参加这项工作，只要她自己随便找个借口推诿一下，就很可能换人。
在人事处的工作会议上，不是有人提出么？“这个……以曾令儿同志的能力来说，最合适不过。当然喽，这个人嘛……右派问题，七九年已经彻底平反，但是生活作风上……我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既要重才，又要重德。不能光提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嘿黑，不要又搞一窝蜂嘛。”
谁肯出来为曾令儿讲话呢？除了卢北河，在座的没有一个人认识她，了解她。可是对于她毕业后的情况，连卢北河也只能道听途说而已。
一个在边陲小城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普通科技人员。要不是她在学报上发表了一种计算机乘法过程的运算方法，深得同行专家的赞赏，又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谁能知道世界上，不，就是本专业里，有一个当过右派，生活作风又不正派，名字叫做曾令儿的女人呢？谁又能知道，背着这些重负，工作条件可以想见的简陋，能够坚持不懈，又能够有所建树，意味着什么呢？
她就像边陲小城一样，对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来说，它不过是地图册上的一个小黑点。至于那小黑点里，山有多么高，水有多么深，怎样的闭塞，或怎样的寂寞，人们在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谁有兴趣去探个究竟呢?
要是往常，遇到这种场合，卢北河也就不会再说什么。往往是大家沉默一阵，没人反对，也没人坚持，事情就这么告吹了。但在这种场合，只要有一个人出来讲讲话，如果这话讲得又很得体，事情没准又行了。
“说的是。我们需要的是德才兼备的技术干部。不过曾令儿同志发生的那件事，也是早年间的事了。总有二十多年了吧？那个时候她还年轻，刚刚戴上右派帽子，政治上压力很大。一个人远在异乡，周围一个亲戚朋友也没有，也许一时感情上的软弱，被人钻了空子……以后又再也没有发生过那样的事。人无完人，金元足赤。改了就好。为了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还是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为好。”
卢北河的发言，很带有一些感情。这在她是少有的。平心而论，她说这番话，并不全是为了左葳。不管曾令儿在和左葳分手之后，又做过什么，左家都是欠了曾令儿的。就连她自己，也好像欠着曾令儿什么。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卢北河离死还早，但岁月确将一切尖锐的东西磨钝，包括她自己在内。

离秋天还远，却听见小虫子在草棵里鸣叫。偶尔还有夜行的人，在水泥路面上，拍出清晰的脚步。临睡前窗帘没有拉严，一束月光，透过窗帘上的缝隙，悄悄地在房子里移动。先是照在矮凳上，后来移到左葳的床上，现在则移到卢北河的床上，照在她的脸上，弄得她越发地睡不着觉。

她不敢下去拉严那道窗帘，她知道左葳没有睡着，他在偷偷地翻第十三个身，她敢肯定，这绝不是因为怕吵醒她。既然他那么小心翼翼地翻身，可见他不愿她知道他睡不着，不愿她知道他在想心事。她也不愿左葳知道她没睡着。好像她在窥测他的心。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蹊跷？虽然卢北河告诉他的时候，是那样地泰然自若。她永远像带着一副假面，就连睡觉的时候，也不肯脱掉。
左葳久已不去回忆那些陈年旧事。他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男人。
又要和曾令儿见面了。这个世界到底是太大，还是太小呢？
“说！交待你的同谋！”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几百条嗓子，对着台上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怒吼着。好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好像不是。卢北河一个激灵从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她已分不清这是回忆，还是梦。
那时候曾令儿有多天真，站在台上受批判，还微微地笑呢。幸好那时还不时兴打人，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照她那个态度，非让人打死不可。
她带着一种超凡入圣的快乐，看着低垂着脑袋，坐在会场一角的左葳。什么批判？！什么交待？！她的心里只有这个低头坐在角落里的人，和对这个人的爱。她愿为他献出自己的一切：政治前途，功名事业，平等自由，人的尊严……
“说，那张大字报到底是谁写的？！”
不，卢北河知道，那是左葳写的，曾令儿抄的，因为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曾令儿抄那张大字报的时候，卢北河恰巧到教室里去取一本书。
含糊的落款，使曾令儿得以做出对左葳如此有利的回答。
“不要隐瞒事实的真相！”
曾令儿什么都不再说。充耳不闻那滔滔的檄文，此起彼伏的怒吼，视而不见那林立的手臂，和不断对准她的相机。
事后卢北河曾从校刊记者手里，得到过曾令儿挨斗时的一张照片。卢北河只看了一眼，就立刻把它反扣过去，不敢再看。除非小时候她在教堂里见过的那些殉教徒的画像，没有一张俗人的脸，可以和曾令儿的那张脸相比。
那个场面，在感情上给人的冲击太大了。因为当事者全在现场。知情的，代人受过的，和真正的“肇事者”。卢北河真担心左葳坚持不住，冲动之下跑上台去，推开曾令儿，把事实的真相交待出来。那就他不仅自己完蛋，可能还会牵涉到卢北河。
还好，关键的时候，他还算明白，一直垂头坐在那里，没有去干那于事无补的傻事。
曾令儿站在台上，像一株被暴雨狂风肆意揉搓的小草，却拼出全力用她几片柔嫩的细茎，为左葳遮风挡雨。
左葳的母亲来找过党支部书记卢北河。“我就这么一个孩子。你知道他不过说话随便，脾气任性而已……”
卢北河只有沉默。她必须完成党支部分配的数额。完成那定额没什么复杂，比读一本书，解一道题容易多了。可是她爱左葳，爱了他五年，坐在犄角旮旯里，冷静地等待着入手的机会，然而左葳被曾令儿夺去了……
难道她暗示过左葳的母亲去找曾令儿么？她忘记了。她当时说过些什么？左葳的母亲后来是不是去找过曾令儿？卢北河不知道，想必左葳也不知道。只有曾令儿和左葳的母亲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整个事情，像一桩未能破获的疑案，随着曾令儿当了右派，一切线索突然中断。
但曾令儿的慷慨，他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也许他们利用了曾令儿的慷慨……总得有一个人做出牺牲。难道让左葳去么？或是卢北河站出来保曾令儿和左葳……别傻了，谁也保不住，没准连卢北河都得搭进去……
她有足够的勇气去E市么？这次会议，卢北河本来不一定参加，研究所里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她留下处理。她却非去E市不可，因为她必须会见曾令儿，并且说服她参加这项工作。
见了曾令儿，又怎么说好呢？她变了么？一定变了。一个人经过这样多的事情，怎么能不变呢？要是她还像从前那样傻乎乎的样子，卢北河觉得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卢北河忽然想起曾令儿的绰号。有次运动会，曾令儿参赛的项目是“仰卧起坐”。做到二百多个的时候，其他的选手便已败下阵去，曾令儿的冠军已经稳拿。但她还是不停地做下去，从早上九点钟开始，一直做到十一点钟还没停止。每个动作，已经到了非龇牙咧嘴、面孔煞白不能完成的地步，她还不肯停止。急得老校长站在体操垫子旁边说：“好啦，好啦，别做啦！”曾令儿像没听见一样，还是继续做下去。弄得校长，体育教员，校医室的大夫，围着体操垫子团团转，怕她出事。她一直做到四百多个才算罢休，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垫子上，眼睛发直，嘴唇发紫。
男同学说：“啧啧，她那肚皮还是肚皮吗？简直是块钢板。”
“钢板”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
左葳一再问自己：“我不再欠她什么，对不对？能够做的，我全做了。”
他已经回答了自己，应该安心地睡去，可这问题还是在他心里来回的折腾。
人们说她早已堕落。分配到那小城不久，便不知和谁生了一个儿子。一个没有父亲的儿子。
左葳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感情是复杂的。她怎么那么快就忘了他？她曾经是他的。同时他又感到了彻底的解放——她的堕落，正好超度了他的罪过。
但常常是，在和卢北河温存之后，身上还残留着她的余温；在和向东嬉笑之后，耳畔还萦绕着他的笑声，左葳会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烦躁，好像他的魂飞走了。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莫名其妙地变了心绪和脸色。弄得卢北河和向东不知所措。他们会不安地问他：“你怎么了？”
这是一个永远不能对任何人说出的秘密。如果他还想过今天这种安逸的日子，受到人们这样的尊敬，他就不能说出他“怎么了”。
曾令儿那个孩子的幻影，有时像一团雾，有时又像哈姆雷特父亲的阴魂，在他的眼前聚聚散散。
左葳会冷不丁地冒出十分古怪的念头：“会不会是我的孩子？”但更多的时候，他会乞灵于一种侥幸的心理，把这令他不安的念头赶走：“不会，不过是一个夜晚，怎么那么巧？”或者“如果是我的孩子，曾令儿一定会告诉我。她不讲，正是因为她耻于说出那不是我的孩子。”
恰恰在她戴上右派帽子之后，左葳到系办公室开了去街道委员会登记结婚的介绍信。
“左葳，不要感情用事。”系主任劝诫他。
“现在正是和曾令儿划清界限的时候，你不但不就此一刀两断，还要和她结婚。你想过这样的后果吗？你会被开除团籍，和她一块被分配到远离父母的边疆，你可能就默默无闻地在那儿耗尽你的一生……”
“别说了，我求求你们别说了。”左葳大叫着捂紧自己的耳朵。他知道，他什么都知道。然而曾令儿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他要报她的恩。左葳绝不是个绝情的人。“给我这个介绍信，我求你们，求求你们。”
那封介绍信好怪啊，自从揣上了它，确知它就在上衣口袋里装着；确知它今后将把曾令儿和他紧紧地拴在一起；确知它已使他道德完美，英勇无比的时候，他却感到心里空空如也，脚步飘浮。
他以为他会就此更爱曾令儿。但那壮烈的新爱情不但没有及时地到来，连那旧日的爱情也突然地，而且是那么快地——好像就在一秒钟之间，在他接过那封介绍信的同时，飞走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不断对自己说，曾令儿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可偏偏——偏偏不再是他的情人了。想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他吓了一大跳，出了一头的冷汗。
他在校园后面一个小松林里坐了很久，前思后想。企图证明，这不过是人们的精神系统在出现故障时，而发生的一种暂时现象。不是么？有那么多人，在那么多的时候，产生过千奇百怪的幻觉，为什么他就不会产生呢？
太阳落下去了。松林里变得很暗。被松林环绕其中的、那个不知哪个朝代、哪个人物的坟墓，像一头巨兽一样，静静地卧在那里。而里面的那个人，早已化去，没入了黄土。此地留下的，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空冢。空听着那松林，在风中奏出此起彼伏的松涛，以及它那从古到今算不得新鲜的故事。
左葳豁然彻悟，那不是短暂的幻觉，他的爱情已经死去，而且是暴死。今后他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一种道德的自我完成。
他冷静下来，觉得自己还不算顶糟糕，换了别人，早已摆脱得一干二净。
曾令儿展开那封介绍信，用她细细的手指，轻轻地摩挲着那张毫无知觉的纸片，就像过去摩挲左葳的眼睛、左葳的眉毛、左葳的嘴唇……
不知怎么搞的，即使她被左葳拥在怀里的时候，她也觉得那是梦，不是真的。她总是不断地触摸他，以证实他确实存在，以证实她确实被他所爱。
她怀着同样的心情，低头不语地摩挲着那张纸，很久，很久……
接着，就是一滴滴又大又重的泪滴，打在纸面上的“噗、噗”声。左葳从她手中抽出那封介绍信，忙用手帕把上面的泪水拭干。“你怎么搞的，喏，字迹全被泪水浸花了。”
“对不起，我实在不能自已。我是——我是太高兴了。我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你对我太好了。”
那应该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日子。可是他们却相对无语。
左葳不停地忙着。说着。他怕，怕一但静下来，和曾令儿面面相对。
“你看这段料子好吗？做件连衣裙顶好。领口顶好开得低一些，露出你那长长的颈子。要是再戴上一条缀有宝石的黑色丝绒项圈就更好了。你知道吗？你的颈子很美，当你扬起下巴，从颔部一直往下到喉部的线条真是美极了，优雅得就像一位公主……”
他怎么可以这样油嘴滑舌？！
“真好，这是你亲自为我选的料子么？”
“当然，跑了好几家商店才选中的。”
“谢谢。不过我是渔人的女儿，不是什么公主。”
左葳顿觉扫兴。他再次打起精神，从柜子里拿出一双半高跟鞋，奶油色，有星状的网眼。“试试鞋子，我没有给你买全高跟的，你已经太高。试想，如果一个男人不得不踮着脚尖和自己的老婆接吻，那是什么感觉？”左葳声音很响地笑了起来。
曾令儿没有一点回应。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左葳拿起一只鞋子，走过去蹲在她的脚下，准备替她换上。“我告诉你，很多男人即使结婚多年，也不知道自己的老婆穿什么号码的鞋子。可是我知道你的，你不觉得我是一个完美而难得的丈夫吗？”
曾令儿却拦住了他正在替她脱鞋的手。轻轻地对他恳求着：“亲我一下……”
左葳好像迟疑了一会儿，只是那么一小会儿，几乎是感觉不出的。也许他当时的注意力正在那鞋子上。
他站起身来，伏身向她。曾令儿那双向上望着他的眼睛里，似乎藏着一种恐惧。他躲开了那目光，硬起心肠不去想她恐惧什么，便急急地在她的唇上吻了一下。
她的嘴里，好像有一股消化不良的味道。显然，她吃得不好，睡得不好，一切机能都处在停滞状态。
他动心了。“我去给你煮杯咖啡？”
“不，不要离开我。””
左葳从未听过曾令儿这样厉声厉气地叫过，好像这是生离死别。他只好返转回来，蹲在她的脚下，问道：“你怎么了？”
“你还爱我吗？”她目不转睛地瞧着他。
“别说傻话了。我连登记结婚的介绍信都领来了。我们就要举行婚礼。”也许他那蹲着的姿式不大舒服，他站起来，在一张和她并排的沙发上坐下。
“但婚姻并不等于爱情。”她说。这就是她的毛病。她喜欢思辨。做为一个女人，这也许是可爱的，但做为一个妻子，这却是难以忍受的。
过去她从不问他，“你爱我吗？”就在她下死命狠追他的时候，也没有这样问过他。
现在，当他用无微不至，从所未有的热心和关切来努力填补他和她之间那无法言说的空隙的时候，她却要固执地问了：“你爱我吗？”
左葳的嘴角咧得很大，然而他的眼睛并不在笑。“要是我不说，那就是我爱你，要是我不爱你，我就会告诉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叫做约翰逊的美国人说的笑话。”
“然而它对我并不合适。我要听的，是一个叫做左葳的中国人的回答。”她带着一种宽厚而苍凉的微笑说。“我也想说一个什么笑话，真的，可是我说不出。如果我能说出，那就好了。”然后便是长长的沉默。
“你怎么变得这么多疑？从前你不是这个样子。”左葳失去了耐心，突然发起火来，几乎把所有的水杯打碎。他似乎发了歇斯底里。
“从前我们都不是这个样子。”曾令儿说。她伏身地上，一片片地捡起玻璃杯的碎片。“我们别闹气了。听我说，以后也许连这样的日子也没有了。那时，也许我们会后悔——啊——”玻璃的碎片，割破了她的手指。
“你，你是有意的么？”左葳把她那血流如注的手指，放在自己的嘴里吮着。曾令儿含着眼泪，微笑地看着他。
“我真愿意再割破一个手指。”她说。
“你这个傻瓜！”他咆哮。
她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就这样，他们一动不动地坐在地板上，直到黄昏来临。
“今天晚上，我不走了。”她在黄昏的暗影里，柔声地说。那声音立刻溶入夜色。
曾令儿用一个夜晚，完成了一个妇人的一生。
左葳奇怪地端详着她。看她冷静地将发辫用发卡在脑后卡成一个发髻；看她胸有成竹地在房间里从这头走到那头；看她一言不发地将衣衫整好……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有些不同寻常。
他不能想象眼前这个冷峻的曾令儿，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曾令儿。难道他们事后真像婴儿那样抱头痛哭过吗？难道她真像要摄走他的魂儿那样目不转睛地痴望过他吗？
“把那封介绍信给我。”曾令儿用嘶哑的声音命令道。“好，让我们到阳台上去坐一坐。”她又命令道。
时间还早，树上的蝉儿还没有开始叫；太阳刚刚把树梢染红；送牛奶的老头骑着三轮板车走过，玻璃奶瓶叮叮当当地碰出一片声响；露珠儿还在花瓣、青草和树叶上滚动；远处，好像有一个汽笛在叫，清洁工人收工了……
“但愿你会记得这个早晨。”她没有说但愿他记得昨天的夜晚。然后，她古怪地瞧着他，站起身来，走开去。远远地站在阳台的另一头。迅速地把手里那封登记结婚的介绍信撕成碎片。左葳奔过去抢，曾令儿却将身子探向阳台之外，伸平了手掌。一阵轻风吹来，将她手上的纸屑，一片片地吹去。
小小的纸屑。在风中抖动着，像一片片雪花，或坠入尘土，落进树丛，或随风飘去……
“你看，像雪花一样，很快就会融化了。”她顽强地笑着。
因为一夜未睡，她的眼圈发黑，脸色苍白，简直像一具还魂的僵尸。
“我们已经结过婚了，你已经还尽了我债。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分手了。”
左葳又想痛哭，又想大笑。一种他永远不能与人言说的解脱感，渗透了他的全身。
他明白了，这就是他们昨天晚上，为什么互相抱头痛哭的原因。曾令儿知道，那就是永诀。
从那个晚上以后，到她上火车的那天，曾令儿一直拒绝见他。
左葳死死地守在女生宿舍楼前的那棵老槐树下。那里可以望见曾令儿的窗户。想必她也可以望得见他。
左葳要她知道，他在等她。但他又更多地希望她坚持下去。他像走在黄山天都峰的鲫鱼背上，向下望去，两边都是无底的深渊，不论掉进哪一边，都会要他的性命。他又像煎锅里的烤着的饼，两面都要烤得焦黄，这饼才算烤得漂亮。
他拼命地作践自己，不吃、不喝、不睡。他瘦了，委顿了，两颊和眼窝深深地陷落下去，眼睛里闪着恶狠狠的光。但他心里明白，这一切都不能和曾令儿为他付出的相抵。
她就那样地走了。没有留下片纸只字，没有留下一句谴责。当然也不会有人送她。在火车站启动的那一刹那，她往月台上张望过吗？她流泪了吗？她原谅他了吗？
他曾在抽屉里找寻，希望找到她的一件小纪念物。哪怕是一根扎过小辫的皮筋；一张照片；或是她的一张便条也好。
可是没有，什么也没有找到。
他记得，条子是有过的，然而看完之后，都让他随手扔进了纸篓。那时候他总以为，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呐。再说曾令儿的“情书”，实在不像情书，连个“亲爱的”这样的字眼也没有,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她说“亲爱的”那种字眼她感到肉麻。她表示爱慕的方式很怪，只是不停地给他解数学题，又快速，又准确。不知世界上是否还有第二个人用这种方式求爱。
至于发结啦，发卡啦，笔记本啦，她用过的手帕啦，他都随时发现，随时还给她了。他总想，人都有了，还留那些东西干什么？像外国人那样，把爱人的头发藏在胸口里的事，他才不干呢。他觉得那些剪下来的头发，不干不净的让人嫌恶。
曾令儿就这样从左葳的生活中消失了。像来来去去的时日，看不见，也摸不着啦。
如今，她又重新出现了。虽然卢北河只是简单地告诉他，曾令儿也将参加微码编制组的工作，希望他以工作为重，注意不要把个人恩怨，带进工作关系中去。要他和曾令儿很好地配合，为国家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同心协力，搞好工作。但左葳总感到，她讲的和她想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左葳到现在也不完全知道卢北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只知道，对她的话应该言听计从。因为从效果上看，她的意见无一不比他的高明，而且使他受益匪浅。
在进行这番谈话的时候，他们谁也不看着谁。他似乎觉得他们是再次摸进一栋老房子，再次准备合伙打劫。往昔的经验，向他暗示了这一点。
这很卑劣吧？他不敢再往深处想。他也不愿。而且这是卢北河的安排，与他无关。他只是把脑袋更深地往枕头底下缩去。
他忽然想起童年时做过的一个智力游戏，一斤铁和一斤棉花，哪一个沉？
他又不可抑制地抓住了那个问题：谁能告诉他，那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

曾令儿感到有些晕眩，昨天晚上她没有睡好。那原因说起来似乎好笑，因为她今天就将身处一列火车之中。

她常听见人们抱怨失眠的痛苦，一定是为着各种各样重要的原因。她懂得，因为她也曾经有过那样的夜晚。
而现在，曾令儿的夜是宁静的。宁静得如那蓝黑色的、永远也听不见这尘世上的、一切喧嚣的苍穹。
自从陶陶溺死之后，曾令儿好像也到阴曹地府里走过一遭，喝了忘川的水，把前尘往事都已遗忘净尽。
如果一定要问，她还有什么期待的话，她期待的，不过是每个夜晚，准时通过的那列火车，好像那列火车，终于会给她带来什么。
她会准时地醒来，静静地躺在自己那离铁路很近的小土屋里，怀着些许的欣喜，耐心对等待着那列火车，吭唧、吭唧地从旷野的那方驶来，又听着它吭唧、吭唧地向旷野的那方驶去。好久、好久，她还能感到，它那使大地颤抖的力量。好久好久，她的神思，还在荒野里追逐着它那连回声都没有的汽笛。
那火车究竟给她带来了什么？她也说不清楚。但在那之后，到天亮前的那一小觉，她总是睡得格外地安宁。像吮足了母亲的乳汁，尿布也没有被濡湿的一个婴儿。
今夜，她终于踏上了这列火车。
火车像一支黑箭，带着呼啸，无可阻挡地穿过黑夜，把它一撕两半。还有金属的互相撞击声，好像铁轨和车轮都怀着无比的仇恨，正不顾一切地把对方化为粉末。
这都使曾令儿感到惊心动魄。
和这种拼搏相反，车厢里却是一片平和、安逸。过道对面小桌下的脚灯，发出微弱的、柔和的光，安详地、公平地守护着每一个人的不同的睡梦。
曾令儿睁着眼睛，一动不动地躺在卧铺上，感觉着车身的晃动。车厢有节奏的、几乎是温柔地把她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颠动着。她怎么能睡呢？好惬意的享受啊。
她听见对面中铺上的新婚女子，在梦中轻笑，喃喃地说着含糊不清的梦话。曾令儿不安、害臊。好像她窃听了人家的秘密。那女人是和丈夫一同去E市度蜜月的。
上铺上的汉子，发出如雷霆万钧之势的鼾声，从低到高，周而复始，循环无穷。
下铺上的小男孩从睡梦中惊醒：“妈妈，我怕，我怕大老虎。”想必那鼾声也如虎啸。
年轻的母亲，和瞌睡挣扎着，轻一下、重一下地拍着儿子的小脊背，含含糊糊地安慰着他：“不怕，不怕。乖乖睡觉喽，嗯——，嗯——”
曾令儿可不是这样。陶陶小的时候，哪怕是轻轻地蹬一下腿，曾令儿也会从酣睡中立刻醒来。而且精神抖擞，好像一直就没合过眼。
曾令儿仍是睡不着。她有二十多年没乘过火车了，也许有些不习惯。好像一个终年不归的旧主人，突然回到阔别已久，并且经过翻修的老房子，感到又熟悉，又陌生。
她不时伸手去摸摸那光滑的隔板，米色的塑料贴面上，饰有棕色的花纹。记得她当年来这里的时候，卧车上的隔板是用条板拼接的。中铺在白天不用的时候，还要放下来，否则人们坐在下铺上，连腰也直不起来。连那过道上的小窄木桌，也不是固定的。可以撑起，也可以放下。要是谁不小心碰了桌面下的支架，桌子便会哗啦一声塌下来，把放在桌上的东西，全部打翻在地。
那蓝色的磨花玻璃杯，就是这样打碎的……
记得当时她急得脑袋大如空斗，额上渗出一粒粒豆大的汗珠。紧咬着牙齿，握着拳头，直到指甲抠痛了自己的手心，一阵揪心的痛楚，使她泪如泉涌……
对左葳，曾令儿能够留住的，只有他给她的这只蓝色玻璃杯了。唉，为什么给了她这么一个容易碎的东西？
她痛悔。为什么非要把它拿出来，在这种场合下使用？好像那些刚刚陷入初恋的小姑娘，急不可待地向人炫耀，她已经收到了情人的第一件礼物？
不，当然不是那样。她有些怕，她是那样没有准备地开始了坎坷的旅程。守着那杯子，就好像守着左葳一样。那日子，也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
那时候她还不知道，她已经有了陶陶。像一粒扣子那么大的陶陶，已经在她那修长的、黝黑的身体里沉睡着。
尔后，她是如何地欢喜若狂。原来她是那样地富有。好像发现了一个金矿。一夜之间，她从一个穷光蛋，变成了百万富翁。
夜晚，当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吃力地爬上床，她老是把双手轻轻地叠放在日益隆起的肚皮上，生怕压伤了那个暂时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陶陶。默默地祈祷着她并不相信的上帝，给她一个儿子，像左葳一模一样。
她还自谴自责，过去不该抱怨命运对她的不公正。不是么？它这样慷慨地又把左葳还给了她。
她心平气和了。以致可以毫不畏缩地回顾，那会使左葳的形象更加不堪的一切。她原谅了左葳的薄情，丢弃了一切怨恨，只留下了对他的感念。和一种比以前更博大的爱。
她甚至比从前更漂亮了。前额更加饱满，双眸更加含醉，脸色更加红润。
啊，有个儿子和她在一起呢。别管她遇见什么样的艰难困苦，遭到什么样的侮辱，她总这样地安慰自己。她认定那尙未出世的儿子已经了解她。
“你必须交待自己的错误，检查犯错误的政治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这是和谁发生的？在哪儿？是初犯，还是屡教不改？这样做的动机和目的？”
人们轮番地找她谈话，让她交待。她用双手护着自己的肚子，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政策我们已经向你交待清楚了，如果你拒不交待和检查，只会加重对你的处分，延长你的改造时间。你现在的罪行是双重的。右派分子加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你一个人就占了两项。”
曾令儿还是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她感到陶陶在她的肚子里动了一下。
你要干什么？她问儿子。你想出来保护妈妈和爸爸么？放心，妈妈永远不会出卖你的爸爸，永远不会。你这傻小子，还不够了解你的妈妈。她不是一棵小草，她是一棵树。她要尽力张开她的枝叶，遮挡你和你的爸爸——啊，愿他前程远大。
有多少人在戳她的后背，简直能把她的后背戳穿。
开会也好，听报告也好，在食堂吃饭也好，没有人愿意和她一块同行，也没有人愿意挨着她坐，更没有人愿意和她说话。
有一次听报告，她占了一个座位之后，出去上厕所了。有个后到的女同志，不知那是她的座位，便在她的座位旁边坐了下来。等到她上厕所回来，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后，那女同志竟尖叫一声跳开了，还不停地用小手帕在自己的鼻子前扇来扇去，在自己的周身掸来掸去。弄得礼堂里的人，纷纷站起来往她这边看。
就连食堂里的大师傅，也敢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调笑她，戏弄她。
有个大师傅，竟然挑摸她的下巴颏。她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将手中的一碗菜汤扣了过去，淋透了那个大师傅的头和脚。
那大师傅抡起盛汤的大勺，劈头盖脸地朝她乱打一气，还专门打她的肚子。周围的人只管看热闹，没有一个人出来劝阻，因为她是一个双料的阶级敌人，活该如此。
她弯着腰，用双手紧紧地保护着自己的肚子，一声不响地任他打。她不肯求饶，也不肯逃跑。
大师傅一面打一面骂……事后机关领导反倒把她叫去申斥了一顿，“不要忘了，你是改造对象，态度放老实一点。”
儿子不安地在曾令儿的肚子里翻转，踢脚。她安慰着尙未出世，便体味了人世惨痛的儿子。哦，你发脾气了么？你生气了么？你哭泣了么？别怕，别哭，宝贝。让他们骂去吧，妈妈是顶坚贞的女人。别着急，岁月会向他们证明。一生，够了吗？还可以再加上一生。只要没有人戳爸爸的脊背，妈妈不论受什么苦，也是值得的。
从那以后，食堂的大师傅不论卖给她菜，或是卖给她饭，从不按量给够。案板上明明放着刚蒸出来的米饭和馒头，他们却偏偏把剩的、馊的卖给她。还要一唱一和、阴阳怪气地挖苦她。
那时候，她过的是出苦力的日子。用架子车给机关里拉和煤饼的黄土，拉菜，拉书，拉纸，拉杂物……不但她需要大量的食物补充，就是陶陶，也靠她吃，才能长大。食堂不给她吃饱，她也没有钱去上街买来吃。她一个月只有十八块钱的生活费啊。她好饿,常常饿得头晕眼花。
她没有经验，直到羊水破了才往医院里走。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租汽车。又是三更半夜，连个三轮板车都叫不着。机关里有车，曾令儿没有去要。就是她要，人家也不会给。就那样，她忍着子宫收缩的阵痛，走一阵，爬一阵，总算爬到了医院。像蜗牛一样，她身后留下了一条湿痕。
入院表格是护士替她填的，因为她一进医院就上了产床。
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单位，住址，***……
那些叮叮当当的的刀子、剪子、钳子全都静了下来。
“爱人姓名？”护士提高了声音。
“曾令儿，问你爱人的姓名。”护士一字一顿，几乎是厉声地问。
“啪！”护士合上夹病历的铝皮夹子，活像掴在曾令儿脸上的一记耳光。
她忘记带洗漱用具，机关里也没有一个人来看她。她求谁也求不上。生完陶陶的第二天，她请求护士帮她到医院小卖部买一套洗漱用具。“你自己去吧，我没有功夫。”护士霜着脸说。
那医院的穿堂风可真冷啊，虽说外面已是桃红柳绿的四月天气。
妇产科主任阴沉着脸，吩咐护士给她抽血化验。
曾令儿不明白自己得了什么病。“我怎么了，护士同志？”
那护士从眼角里瞄了她一眼。“查查你有没有梅毒。”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人？”曾令儿愤怒了。
“这是你们机关的要求。”
原来机关还是有人来过。难怪医生和护士对她的态度，比她急诊入院，答不出爱人姓名的那个晚上还坏。曾令儿不再怨她们，一个双料的阶级敌人，还指望人们如何对待你呢？
病房里的其他三个产妇，格外矫情地向前来探望自己的丈夫撒着娇。
“看好了啊，是不是你的儿子。”一个产妇，推推搡搡地把孩子往丈夫的怀里塞去。
“瞧那招风耳朵，还能有错？”为了让妻子开心，丈夫讨好地嘲弄着自己。
另一个说：“跟你说了，我不要吃鸡，不要吃鸡，你偏偏弄了鸡来。”她把广口保温瓶一推，筷子一摔，扭过身去，给丈夫一个脊背。
“唉，唉。别生气，别生气。你想吃什么说嘛，我给你弄去。”
“好，好。明天就给你煮了来。”
妻子白了他一眼，噗哧一声笑了，总算端起碗来，喝了几口鸡汤。
第三个抱着婴儿靠在丈夫的肩上说：“你看，他认出你来了。喏，你看，你看，他盯着你瞧呢。”
“真的哟。嗨，小子，叫爸爸。”
“去你的，他那么小，会叫吗？我看你想当爸爸都想疯了。没出息。”
“瞧瞧你，这么厉害啊。别忘了，生儿子的功劳，有我一半呢。没有我，你生得出来吗？”
这些打情骂俏的话，让曾令儿听了害臊。她总是转过脸去，面对墙壁。
没错，在她们丈夫的眼睛里，她们都是有功之臣。
每天早上，她们还要耸动着鼻子，东嗅嗅，西嗅嗅。然后把病房的门，大大地打开，话里有话地说：“哎哟哟，咱们这个房间，怎么那么臭啊。”好像曾令儿已经是个全身溃烂的梅毒病人。
但是，只要抱起陶陶，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陶陶似铜墙铁壁，陶陶似千军万马。
陶陶长得好瘦好小。他总是吃不饱。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吃不饱。生下来之后，曾令儿的奶水又不好。她没有鸡汤，也没有鱼汤。陶陶皱着干瘪的小脸，使劲吮吸……吮得她好疼，好疼。他饿，用老气横秋的声音哭着,哭得曾令儿心都抖了。
有多少次，曾令儿望着那绿色的邮筒发呆，想写信给左葳。告诉他，他们有了儿子。告诉他陶陶吃不饱，而她无能为力……她的心，在对左葳的爱和对儿子的爱中间挣扎着。曾令儿终于没能写出一封信，她不知这是不是对不起陶陶。
只有一次，陶陶病危，她真是急得没了主意。像疯子一样，跑到邮电局，要了一个长途***。等到***接通，她却紧张得说不出话来。她听见左葳的声音，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喂——，喂——”忽而清晰，忽而模糊，还夹着电路感应的啪啪声。她感到生命正在挣脱她的身躯，感情正在挣脱她的理智，不顾一切地向左葳飞去。她的身子顺着隔音室的墙壁，向地板上滑下去。她紧紧地抓住耳机，使劲把它贴紧面颊，贴紧耳朵，恨不得把耳机插进耳朵里去。她不明白当时她为什么紧紧地咬着舌头，不让自己出声。心里却盼着左葳再喂喂几声，可是那边“咔哒”一声，把耳机放下了。
她含着痛得已经麻木的舌头，垂着酸痛的臂膀，梦游人一样走回家去，把头靠在陶陶的枕边，在陶陶的床边跪了一夜。
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陶陶退烧了。她喃喃地对陶陶说：“你看，我没有对他说。我们还是撑过来了，对么？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顶好的办法是谁也不靠，而是靠自己。”
可是陶陶没有长大。十五岁那年，他和小朋友到水塘里去游泳，一个猛子扎下去，就没再出来。等到打捞出来，才发现他的鼻子里，嘴巴里，全是塘里的淤泥。总有两、三年的时间，曾令儿都摆脱不了被淤泥堵着嘴巴和鼻子的郁闷感。
她不明白，为什么她有若干次机会，救出陶陶的爸爸,却不能有一次机会救出陶陶。她枉做了渔人的女儿，陶陶也枉做了渔人的外孙。陶陶连海还没见过呢，却在一个小池塘里丧了生。她太大意了，以为只有海才可以吞没生命。
对面座位上的新婚夫妇，在抢一个装饼干的透明纸袋。纸袋很漂亮，印着深绿色和浅棕色的图案和商标。连这个纸袋也让曾令儿感到快活，她记得过去的包装纸可没这么讲究。她好像是刚从深山野洞里走出来的喜儿，不知道生活已经进步到了这个水平。
新娘子躲闪着丈夫的撩逗，从纸袋里掏出最后一块饼干，在丈夫的鼻子前头晃动着。“就剩这一块了，我吃。”
“不，我吃。”新郎伸手去抢。
新娘娇嗔地努起嘴巴：“好，好，给你。”
新郎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跟你闹着玩儿的，当然你吃。”
“好吧，我们猜拳，谁赢了谁吃，好吗？”
他赢了。然而还是让她把饼干吃掉了。
曾令儿带着一种哀伤的向往，看着这动人的游戏。看见人们倾心相爱，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
她和左威，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时候。也许她不会，不会撒娇。对一个女人来说。这一定是一种十足有缺陷吧？
她不懂得女人在爱情中怎么可以是这样的角色，只消等着享受男人的爱抚，并不需要献出自己的什么。到现在她也不能明白。因为她只爱过一次，她的经验太少。在她看来，那似乎只能是一种倾心的，不计回报的奉献。从她第一眼看见左葳起，她就有一种被融化的感觉。像一片片六角形的，结构精巧的雪花，在阳光下静静地、慢慢地消融。你能说不该有太阳么？你又能说雪花不应该消融么？太阳照着，雪花也消融着，就是这么回事。
从车窗外吹进来的疾风，掀动着他们丢在小桌上的一本日文杂志。里面有着花花绿绿的插图和照片。曾令儿觉得无事可干，翻翻它也是一消遣。便问：“我可以看看这本书么？”
“您看吧。”新娘答道。
那是一本消遣性、趣味性的读物。正适合旅途上读。广告，世界珍闻，旅行指南，笑林，名人逸事，还有一些软性的小文章。曾令儿信手翻看下去。一直翻到《星座运程》那一章。在这前面，有一段关于诞生石的文字。文中说到，从十六世纪开始，便有人把一年十二个个月配上不同的宝石，当做人们出生的标志。这代表每个月的宝石，称做诞生石。每个人的诞生石，常被当做生日的礼物镶嵌在戒指、项链等饰物上，送给过生日的人。下面，还一一列出了代表十二个月的宝石。
曾令儿又顺着《星座运程》看下去，上面极为详尽地、又言简意赅地写着一年十二个月，三百六十五天中，每个出生人的个性和命运。
曾令儿带着一些好奇心找到了她的生辰年月，在她出生的那个日期后面写着：祖母绿。无穷思爱。
她先对这无稽之谈失声而笑。接着，她像被***弹打中，突然地垂下了头。
她放下手中的书，朝车窗外望去。
窗外，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瘠薄的荒原，好久、好久也看不到一个村落。一茬又一茬的野草在荒原上死去，一茬又一茬的野草在荒原上出生。多刺的紫蓟，开出苦涩的紫花，为这荒原装点出一些颜色。一株歪脖子的老树，树丫低低地垂向地面，像一个慈祥的老祖父，拥抱着环绕在膝下的儿孙。就在这瘠薄的荒原上，有那么多生命和希望，在生生灭灭地繁衍。
路基旁的沟洼里，一片片小树苗在风中颤抖，全向同一个方向弯着细苗苗的身杆。树叶也向一个方向偏着自己的小脸，远远看去,像一面面迎风招展的绿色小旗。
突然，荒原的尽头，和蓝天相接的地方，出现了一匹孤零零的马，谁也不知道它是打哪儿来的，好像就那么一下从地里冒了出来。它慢吞吞地走着，朝着天边，可又老也走不到似地。
“妈妈，我要拉巴巴。”
曾令儿猛然回头，恍惚中她觉得好像陶陶在叫她。
昨晚被鼾声惊吓过的小男孩，用两只胖乎乎的小手，扒着屁股后面的开裆裤说。年轻的妈妈抱着他上厕所去了。
六零年，曾令儿刚买了一个新的白瓷面盆回家，陶陶就在里头拉了一堆巴巴。他对什么新鲜的事都很好奇，还要亲自试巴试巴。曾令儿很少给家里添置新的东西，这就使陶陶更加好奇。她穷，有点钱也给陶陶换东西吃了。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斤高价点心六元钱。她买不起一斤，只能一块块地买给陶陶吃，每每看着陶陶吃完一块饼，心满意足地叹口气，又余味无穷地吮着每个手指头，她心里好难过啊。
陶陶成熟得早，完全不像曾令儿那么糊糊涂涂的好对付。曾令儿本来就不会骗人，骗他就更难了。
因为他没有爸爸，同学们常常欺侮他。老师们也略知底蕴而对他另眼看待。是么，那么小的一个小城，就是城东一个人放了屁，城西的人也会嚷嚷臭不可闻。
陶陶却从不向曾令儿诉苦，仅仅有一次，陶陶从学校回来，好像和人打过架的样子。鼻子上有血迹，衣服上的口袋撕开了线，前襟上湿了一大片，想必是淌上了鼻血，又让他偷偷地洗去了。
“陶陶，你和人打架了？”曾令儿惊慌地问。
“没有。”陶陶的眼睛看着别处。再问，他便闭紧了嘴巴，一声不响。曾令儿不好再问，她不愿强迫他。
晚上，陶陶在小布帘后头的床上躺下，好久好久没有动静，曾令儿以为他睡着了，谁知他又爬了起来，走过来坐在她的小书桌旁。说：“妈妈，你可以停止一会儿工作吗？”
他那样子真可爱，穿着一件用她的旧蓝衬衣改制的睡衣，宽宽松松，已经可以看出左葳的一些潇洒派头。
“当然可以。”曾令儿放下手中的笔，伸手去摩挲他额头上的柔发。陶陶躲开了她的手，带着和他年龄极不相称的严肃口气问：“我有爸爸吗？”
曾令儿缩回自己的手。想道，来了，这一天终于来了。她知道早晚有一天必得回答这个问题，然而没有想到这么早。因此更显得难以回答，因为陶陶还小，他还不能全部懂得。
陶陶喘了一口气，对她的回答显然满意。“他是什么样子的呢？”
这回答陶陶似乎不很相信。“那他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和你呢？”
“因为他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远得永远也走不到……”
“妈妈！”陶陶突然大叫。
“等我长大以后，不论你在多远多远的地方，我都要去看你。”
“让我看看你的眼睛。”
曾令儿几乎不能，但她还是朝他转过自己的脸：“傻儿子，妈妈从来不哭。好了，睡吧，快去睡吧，妈妈还要工作呢。”
陶陶学作文了。第一篇作文题目偏偏叫做《我的爸爸》。曾令儿记得那篇作文的每一个字
我的爸爸就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因为我的妈妈比别人的爸爸做的事情还多。她什么都会做。
冬天她挖菜窖，贮存过冬的菜。还拉着架子车，到很远很远的郊区拉煤和和煤的土。她伸着脖子弓着腰，真像生产队里那些可爱的小毛驴。我跟在车子后面跑、跑、跑，推、推、推。我累了，我不说。可是妈妈什么都知道，她把我抱起来，放在架子车上。妈妈问我：“高兴吗？“我说：“高兴。”因为我从来没有坐过车。什么车也没有坐过。妈妈说，等我长大了，她就送我坐火车，去很远很远的地方念大学。我不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我要帮妈妈拉架子车……
不，乖乖，挖菜窖的还有你呐。那时候你还没有锹把高，你笨拙而吃力地挥动着一把大铁锹，累得鼻涕都淌出来了。可是你顾不上擦，只是不停地把过了河的鼻涕，吸回鼻孔里去。我不得不时时停下来帮你把鼻涕擤干净。当我捏着你那圆圆的、潮湿的小鼻头的时候，我惋惜着这样的时日已经不多。你很快就要长成一个大孩子，再也用不着妈妈帮你擤鼻涕了。
妈妈做的弹弓好极了，不是用钢丝窝的。那种弹弓不好，射得不远，石头子儿还容易绷回来打疼自己的手。她用小树叉子给我做弹弓。她告诉我喜鹊的窝底儿是尖的，乌鸦的窝底儿是圆的，而小麻雀没有窝，它们随便钻进什么小缝里或是屋檐下都能睡着……
但是第一个弹弓没有做好，没几下就从当中劈开了。你忘了？还是不愿说出妈妈的失败？后来才做了那个枣木的，还让班主任给没收了。
她会缝很漂亮的衣服，“六一”儿童节，还给我缝制了一套水手装……
陶陶，别那么说。那会让妈妈心里难过。妈妈很少给你买新衣服。那套水手服，也是用妈妈的旧衣服改的。而且一点也不合适，你不懂。
凡是我不会的功课，她都会做。她给我讲的功课，好懂极了。她每天都演算算数题，要算到很晚、很晚的时候。我半夜起来撒尿，她还趴在桌子上算呐。
我还有点恨她那些算数题，为了那些算数，她少给我讲好多故事，少和我做许多游戏……
哦，乖乖，我真后悔。妈妈白天要劳动，只有晚上，才能做自己心爱的事情。
你小的时候，那么爱哭，我怕影响工作，总是拿个橡皮奶嘴塞在你的嘴里。后来看了书，才知道这会使你肚子里吸进很多冷空气。我不得不做个兜布，像广东人那样，把你背在背上。你不哭了，我也可以安心做我的工作。可是我的后背，常常被你尿得津湿。只有给你换尿布的时候，我才放松一下自己，逗你玩上一小会儿。你张着没牙的嘴，笑得好开心啊，我要花好大的力气，才能强迫自己回到桌子旁去。
妈妈是条好汉，不管遇见什么倒霉的事，她从来不哭……
不，妈妈哭的。宝贝，当夜深人静，当你睡熟了以后……
语文老师用红笔在作文本上批了一个大大的“优”字。还拿着陶陶的作文本进行了家访。老师到家里来访问，那还是第一次。曾令儿高兴得心慌意乱，以致忘记了炉子上还炖着一锅肉。老师走后，才发现肉已经煮糊了。曾令儿心疼了好一阵。两斤多肉，够陶陶吃好几顿了。
“你是忍辱负重，苦尽甘来啦。陶陶这孩子有出息，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大作家。”说着，语文老师自己先红了眼圈。
苦？曾令儿也不觉得怎么苦。人一有了寄托，就不觉得那么苦了。可是，这与曾令儿相依为命，这使曾令儿忘忧解愁的陶陶，半路上就没了。
没了。她像祥林嫂一样自言自语地唠叨着：“我只知道海可以淹死人，谁知道那么小的池塘也能淹死人啊。唉，我不该让他去游泳。真的，我不该……”
女人们流泪了，男人们沉默了。由于她的不幸，人们原谅了她的过去。
然而，她有什么需要原谅的么？她的不幸只是现在才开始，抑或现在已经了结?
没有了陶陶，这对她还有什么意义啊！

她需要验证。她需要弄清楚。她还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十分强大。因此，放下行李之后，曾令儿便急不可待地走了出去。几乎是一跳两级地下了楼梯。噢，她的腿脚还灵活，步子的节奏、跨度掌握得均匀自如，这使曾令儿感到高兴。上楼一步两级很容易，下楼一步两级就不简单了。

她和那对度蜜月的新婚夫妇，在宾馆的门口相遇。
“嗨，游泳去吗？”新娘子邀着曾令儿。
“不，晚上。现在游泳没有意思。”
“他也是这么说，那么我只好自己去喽？”
“实在对不起了。”曾令儿急于脱身，她想独自一人，重新到那旧梦里去走一走。
“那么晚上一块去？”新郎说。
“好的，晚上。你们住几号？“曾令儿答应了。
“我住321。打***给我好吗？再见，晚上见。”
这真是奇怪的事情，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世纪过去，那个两层楼的邮电局，却还原样不动地站在那里，鞠躬尽瘁地为人们传递着彼此的信息。曾令儿抚摩邮局门口的绿色邮筒。信手把在路边摘到的一朵小黄花，插在标着开箱时间的小铝板上。
左葳曾在这里寄出一封异常激动的信，告诉他的父母，曾令儿如何救他出险。
她重新审度自己，仅仅因为那是左葳么？换了别人。难道她不会那样做么？会的。她再次肯定，会的。父亲自小便这样教育过她。
也许左葳判断上的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他把对她的感激，当做了对她的爱。这就是问题的所在了，她总是在关键的时刻，扮演他的救命恩人的角色。他完全可以不必回报她的爱，难道她要求过、企望过这种交换么？没有。她只是愿意为一个她所爱人的做她所能做的一切。她实实在在地希望听到的是爱的回声，而不是一种交换。她也错了，把那交换，当做了回应。
过了四分之一世纪再来做这种解剖……她笑笑，她已经不怕看那把寒光闪闪的解剖刀。除了这时刻来的太晚，她没有别的遗憾。
她走进E市那间唯一的土产公司，买了一顶有绿色飘带的草帽戴上。那一年，他们在这里度夏令营的时候，也是在这家店里买的草帽。有一顶饰有绿色草帽辫的男式草帽，式样实在漂亮，曾令儿给左葳买了一顶，他因那帽子上有绿颜色，死活不肯戴。好像他真把忠贞不二、矢志不移的事情看得那么重。那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她并不在乎。
在工艺品商店，一枚戒指令她驻足。细细的指环，缕花的托子上，镶着一粒小而圆的珍珠。标价是一百五十元。曾令儿想起在火车上看到的那本杂志。这一辈子，从没有人在她生日的时候，送过一个镶着她的诞生石的饰物给她。除了已故的爹娘，恐怕也没有一个人记得她的生日。
她心血来潮。现在，她要买一件镶有她的诞生石的饰物，送给自己。
“有祖母绿的戒指吗？”曾令儿问那老售货员。
“真对不起，没有。那种宝石很少见。也许北京、上海那种城市的古董店里可以找到。”售货员很耐心地向她介绍。
哦，没有。当然没有。那本杂志上说过，它是一种比较罕见的绿宝石。
“那么，请把这只镶着珍珠的戒指给我看看。”曾令儿把它戴在左手的无名指上试了试。当然应该戴在这个手指上，她是个结过婚的女人，她不会忘记这一点。戒指的大小很合适。“好吧，我买一只。”
现在她有钱了，一个人一个月一百多元钱的工资。不必一次只给陶陶买一个饼，现在她可以买很多饼给他了。可是有什么用？在她最需要钱的时候，她却一文不名。她笑着，摩挲着手指上的戒指，走出了工艺品商店。
带着戒指的无名指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她刚刚和哪个人婚。不过那人绝不是左葳。
卖蜡烛的商店，仍在十字路口。卖蜡烛的老头，已经换成一位姑娘，她正埋头读一本又厚又旧的书。
玻璃柜里，依旧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花烛。曾令儿一一地细看过去，一对粗大的龙凤红烛，赫然映入她的眼睛。那年，和左葳定情之后，他们也来逛过这家花烛店，也看见过一双和这副一模一样的龙凤花烛。那时，她下定决心，他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买一对这样的花烛。左葳曾笑她的“土气”，她不服气，认定卧室里点上这样的蜡烛，比电灯的情调更好。可惜她这辈子再也用不上这样一对红烛了。
“喂，同志，请问这对蜡烛多少钱一副？”
“十八块。”那女孩说。
“好的，请卖给我一副。”
曾令儿把那包着蜡烛的纸包，小心翼翼地装进手提包。回去送给那对新婚夫妇，他们会喜欢吧？她一面走，一面想象着他们晚上点上这对蜡烛时的情景，心里好高兴。好像她终于实现了多年前的一个幼稚而又美好的夙愿。
曾令儿饿了。火车上供应的早餐不好。不过是瞎对付旅客。现在她不必再向路人打听，她知道，那家西餐馆子，准像那邮电局、土产公司、工艺品商店、蜡烛让一样，还在原来的地方呆着。
果然，下了斜坡就看见了那个西餐馆子。
左葳在这里请她吃过一次西餐。那是她头一次吃西餐，不知道怎么用叉子、刀子，把盘子弄得叮当乱响，怎么也切不开盘里的子鸡。最后那鸡滑出了盘子，掉在桌面上，弄污了洁白的桌布，还碰倒了桌上的酒杯。很扫左葳的面子 。而现在，她什么都不怕了，虽然她知道这一次比第一次高明不了多少。不和左葳在一起，样样事情都显得轻松，自如，自信。
西餐馆的生意很好。曾令儿拣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从这里可以看见海。
“我可以坐在这儿么？”一个男人的声音在问。
曾令儿吓了一跳。这声音太像左葳的声音了，以致她抬起头，愣愣地、视而不见地对那个男人望了许久。
“对不起，别的桌子都满了。”穿花格衬衣的年轻男人，以为她不同意，便客气地解释着。
“当然，当然可以。”曾令儿把自己的餐具，又往自己跟前挪了挪。她松了一口气。
“谢谢。”他入座了。“您是来开会的吧？”
“哦，是的。您呢？来旅游么？”
“不，我也是来开会的。”
好年轻啊，他们这一代人真走运。一从学校出来就碰上了好时候。不像他们，一生中最出成果的年华，白白地丢掉了，再也追不回来了。
“您是……早年毕业的吧？”
“啊，正是我们社会的中坚呢。”
“请问，有胡椒粉吗？”曾令儿问。
“自己拿去。”服务员冷冷地说。
“您坐着，我去拿。”穿花格衬衣的年轻人说。
“辣酱油呢？”曾令儿又问。
“自己拿去。”服务员又说。
曾令儿笑眯眯地看了对座的年轻人一眼，他也正对她顽皮地笑着，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了一句：“自己拿去！”便忍俊不住，大笑起来。
那顿饭吃得很愉快。谈话的对手虽然年轻，但他接受和储存信息的能力似乎很强。跟他谈话，似有新鲜血液，注入曾令儿的心中。
曾令儿羡慕不已地想，年轻，这有多好哇，还有许多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
吃过午饭，她到海滩上去了。新帽子上的绿色飘带，在她的脑后，随风飘舞。
她脱下鞋子，提在手中，向很远很远的海岸走去。
开始涨潮了，潮水似乎很大。她想了想，对了，今天不是阴历初一就是初二。
浪头一个接着一个向岸上扑来，溅湿了她膝盖以下的裤脚。裤脚湿漉漉地紧裹在她的小腿上，让风一吹，还有点凉嗖嗖的。
她在一片礁石旁收住了脚。这便是那一年，他们游泳时的出发点，叫做老虎头。它一如当年那样，岿然不动地伏在那里，承受着海浪的冲击……
啊，她原以为往事早已像风一般地吹过，如云一般地流散，而记忆也像被荒草覆盖的小径，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然而到了这里，才知道那些东西都没有死，全活着。就像马王堆里，和那女尸一同在暗无天日的地下，深藏了两千多年的种子，据说还能发芽。
她已明白，令她心潮激荡不已和无穷眷恋的已非左葳，而是她度过如许美好年华的大地，以及她慷慨献出自己所有的、那颗无愧的心。
她终于相信了那句老而又老的话：“时间可以医治一切创伤。”而留下的，是那最结实的东西。
这句话真好，像她，像她的一生。
赤裸的脚心，感觉到了细沙在回浪中被带向海的深处，也感觉到了几乎感觉不到的、微微的下沉。要是她当初站在这里一动不动，也许早已陷入海底。
她爬向礁石的最高处，面向大海坐下。看女人们用一枚细细的铁钎在礁石上剜海蛎子，还有一个钓鱼的老头。
他的运气似乎不好，而又过分地性急。每当他收起鱼钩，他都会失望地叹气，还要四下里望望。他好面子，不愿意别人知道，他是一个不中用的渔翁。这一定是个有趣的老头。所以每当他往回收鱼钩的时候，不等他四下张望，曾令儿就别过头去。她不愿使老头感到难堪，同时，她也不忍心眼看别人的失败。
曾令儿想起自己的父亲，那是绝对不同的一个人。他不怕把自己的错处摊给人看，好像他很为自己的错处得意，又显得理直气壮。
天阴了。南面升起了可怖的黑云，将远处的海面染黑。它们向着海岸疾驰过来。可能会有一场大雨。
剜海蛎子的女人走了，钓鱼的老头也走了。游泳的人们急急地向海边游返。躺在沙滩上观潮的人们，裹紧五颜六色的大浴巾，纷纷返回自己的住地。远远望去，像一群迁徙的阿拉伯人。
曾令儿依旧坐在礁石上，瞧那大海倾尽自己的力量，从遥远遥远的地方赶来，一次又一次奋不顾身地冲向礁石，又被礁石撞得粉碎。从海诞生的那一天起，直到现在，从未息止。而能爬上礁石的，并不是那海的巨人，却只是它的一些碎块。
曾令儿闭上眼睛，倾听着大海一次又一次被礁石粉碎的壮烈的轰鸣。一面想着，海啊，你为什么一定要到陆地上来呢？
好大的雨啊，它把沙滩上的树枝、木板、汽水瓶、罐头盒、塑料袋……一切肮脏的东西，一古脑地往海里冲去，陆地干净了，海却脏了。脏得一塌糊涂，不堪入目。
回到宾馆，她的全身已经湿透。
天色很暗，桌上的台灯亮着。是服务员给她打开的灯么？桌上有一张便条。
适才来访不遇，深感遗憾。六点半钟，我在楼下餐厅等你，我们共进晚餐。
她一屁股跌坐在桌前的沙发椅上，旋即又跳了起来，她的衣服上全是水，会把椅子弄湿。
“曾令儿同志”，这称呼让她感到有趣，也使她想起卢北河那老是一本正经、老成持重的样子。难道她还是那个样子么？
曾令儿当然要和她“共进晚餐”。她多么想知道老同学们的消息，多么想拿他们的现在，和她记忆中的做一个对比，那一定很有意思。
她在莲蓬头下，使劲冲洗自己的头发，好脏。她搓了很多洗发精，还用力地挠自己的头皮。几天几夜的火车生活，使她脏得像一只泥猴。
刚刚洗完澡，***铃就响了。
“是我们呀。”新郎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过来。
“嗨，我买了一对龙凤花烛送给你们。你喜欢吗？”
“当然喜欢，太谢谢你了。”
“真的？”曾令儿开心地哈哈大笑。
“怎么样，咱们不是说好了吗？晚上游泳去。”
“哎呀，实在对不起，晚上有个老同学邀我吃饭呢。再说——”她看看窗外的雨势，依旧是豪雨如柱。“这样的天气还是在家呆着好。”
“不对，这样的天气游泳才有意思。”
那新郎准是个喜欢冒险的家伙，像她看年轻的时候一样，曾令儿想。也许他还想在新婚的妻子面前，一展男子汉的气魄。
“你不去也罢，我们去。你明天再和我们一道去吧。”
“那地方不能去——”曾令儿大叫。
“不行，绝对不行。四千米以外，有一处涡流。”
“你放心，我不往那么远的地方游就是了。”
“好，好。谢谢你的关心，咱们明天见。”新郎挂上了***。
曾令儿下了楼，到理发室去。
“烫头发吗？”女理发师抖开一块围布，围在她的胸前。
为什么要到老虎头去？曾令儿变得不安起来。可怕的老虎头的漩涡……
那一年夏天，在E市的海滨，他们度过了大学里第一个夏令营的生活。
天天晚上，那些不屑于以晒太阳为主的游泳高手，总是结着伴儿从老虎头出发，向着月亮游去。
月亮的清辉，从天边垂落下来，在海面上铺出一条碎银般的路，从海的尽头，一直铺到人们总也踏不到的脚下——你觉得那条路，距你顶多不过五尺，游几下便可以踏上去。等游过五尺，它似乎又在离你不过五尺的地方，闪着诱你再游过去的银辉。
有一天，曾令儿忽然在自己的右侧，发现了左葳。他每挥动一下手臂，就把那笑嘻嘻的脸儿朝着她。
一刹间，同学们的呼喊听不见了，海潮掀起的涛声也听不见了，全世界只有她和左葳，还有那天边的那个月亮。
曾令儿什么都不知道了，只知道随着左葳，不停地向着月亮游去。好像那就是他们的新屋，她和左葳将住在那如水一般清纯的月亮里。
浪头压过来了，来得那么突然，曾令儿赶紧吸一口气，钻进了海底。等到轰鸣的海浪从她的头上滚过，她猛然钻出海面的时候，却不见了左葳，她顿时感到魂飞魄散。她急急地四面张望，什么也看不见了，连月亮也好像沉进了海底。
“轰——”又一个浪头，山一样地压过来了，她才知道，水下定有搅动的急流。她为左葳感到害怕，不知左葳的水性到底如何，有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付这个危险的情况。
仍旧没有回声。曾令儿哭了，她放开喉咙，大声嚎哭。像老家那些渔民的妻子，跪在海滩上，面对大海，呼天抢地地哭那出海不能回来的丈夫，直哭得死去活来，天昏地暗。
她终于看见不远的海面上，忽沉忽现地飘着一个黑乎乎的、葫芦瓢一样的东西。她潜下水去，像一条箭鱼那样快地窜了过去。她伸手往前一扑，啊，那是软软的头发，左葳的头发。
她用力地把他朝自己身边拉过来，可是有一股强大得无法与之较量的力量，把他们轻快地向深处拖下去。如果没有死亡等在下面，这种沉落，甚至给人一种无法言说的快感。
曾令儿意识到他们被卷进了涡流。
就在这时，左葳死死地抱住了她的左臂，她顿时失去了大部分的力气。她明白，她应该向他的头部猛击一拳，他才可以松开她的手臂，不然他们很快就会葬身海底。然而她下不了手，只是无谓又无望地挣扎着，白白地消耗着体力。腿和手臂很快就变得铅一样地沉重。她要死了，她想，和左葳在一起。想到左葳就会死去，她胆战心惊，猛然清醒。她不能下沉，她得活着，只有她活着，左葳才能活，他的生命就牵萦在她的身上。
她狠起心肠，在左葳头上猛击一拳，他哆嗦了一下，松开了紧紧抓住她的手指。曾令儿重又抓住他的头发，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然后她放松自己的肌肉，让身体随着那股涡流，上上下下地旋转，等到她觉得上升到那喇叭口的时候，便奋力地一跃，划出了水面。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想道，有救了。
她一只手揪着左葳，一只手臂向前划去。她的牙齿咯咯咯地磕出声响，不是因为寒冷，而是因为后怕。她左边的小腿，又因为用力过度，开始抽搐。她只好放平自己的身体，任它随着海浪飘浮。她节省着自己的每一丝力气，只在海浪把她托上浪峰的时候，她才用手臂划动。她只有一个信念，她要左葳活着。
就这样，几乎是凭着非人的意志，她终于把左葳带上了岸。
左葳复原了，曾令儿却因肌肉拉伤，一瘸一拐了很久。
“您看看，满意不满意？”女理发师问道。
曾令儿猛然一抖，从那可怕的回忆中醒来。镜子里，是一个变了模样的她。原来胡乱盘着的头发，被挽成一个油光可鉴的髻子，堆在脑后。前面露出高而宽的前额，右鬓一绺宽宽的白发，给深棕色的头发，平添了一份神彩。
“谢谢你把我打扮得这么漂亮。”曾令儿说。
“那是您本来就生得漂亮。”女理发师笑着说。
曾令儿大笑，并认真地对着镜子瞧了瞧自己。“天呐，这辈子我还是头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赞美我。”
她付了钱，步出理发室。看看表，正好六点半钟，便向餐厅走去。
窗外，雨还在下着。曾令儿又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不安。
曾令儿目光温暖地瞧着卢北河的眼睛。
卢北河却令她不觉地打量了她的全身。
她竟没有变。哦，也许说变得漂亮了才更恰当。她的那双眼睛——啊，因为有点近视，显得朦胧，她像一个温柔的梦。
墨绿色带小白点的绸衬衣，系在白色的长裤里。式样和尺寸虽然都不合适——想必是在那小城里做的。色调却是极雅致的。
卢北河怎么忘了？不论什么衣服，穿在曾令儿身上都很洒脱。记得她刚入学的那一年，还穿着渔家女儿的大裤脚呢，又短又肥。但穿在她的身上，又自有一种飘逸之感。
腰身还像做女孩子的时候那么窈窕，她甚至不愿相信档案上的结论和处分。
她注意到曾令儿手上的那枚戒指。是为了纪念某人或某事么？
只有在她那安详自若的神态里，才可以看出，她已是一个成熟的妇人。那是一个饱经忧患，或是死而复生的人才会有的安详和成熟。
面对这样一个曾令儿，卢北河忽然觉得失去了自信。
“我们又见面了。”卢北河说。语调中不觉地流露出真正的高兴，甚至还有一点对曾令儿的羡慕。她被自己这种情绪吓了一跳。曾令儿有什么可羡慕的呢？
卢北河觉得自己今天有些奇怪，有些不像她自己了。她甚至羡慕起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轻薄姑娘。她们一个个扭着细细的腰肢，旁若无人地在男人面前和餐桌之间走来走去。她看着自己身上那套灰色派力司的衣裤，觉得好生地沉闷。过去她为什么不觉呢？其实，她的一生，都是在这沉闷的灰色中度过的。
“真好。”曾令儿安静地说。
看见了卢北河，她好像重又回到了学生时代。一支她很喜欢，又久已不唱的歌子，在她的心头响了起来。
“还好。你呢？老同学们呢？告诉我他们的消息。毕业以后，我和一切人都失去了联系。”
卢北河摆弄着手里的筷子。分开，合起；分开，合起……“五八年我和左葳结了婚……”她抬起眼睛，看着曾令儿。
哦，这消息有点突然。但不论任何消息，曾令儿都会感到突然，因为她和过去的生活，脱节了那么多年。左葳当然应该结婚。总之他应该结婚，和卢北河，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女人。她早已心平气和，早已原谅了他的薄情。她的理智和对他的爱，持之以恒地拼搏，较量了二十多年，现在，她足以经受任何程度的考验。
最困难的事情已经过去，卢北河想。她继续说下去：“我们有一个儿子，刚上大学一年级。”
儿子！曾令儿想起陶陶。如果他还活着，已经二十五岁了，该是那男孩同父异母的哥哥。
“像你，还是像左葳呢？”曾令儿惊异自己说出左葳，如说出雨伞、梨子、玻璃……那样地容易。
但陶陶像左葳，整个是左葳的缩小。“也许取你们两个人的优点。”
“缺点啵！”卢北河自嘲着。好了，这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总算派司过去了。“我们点菜吧，今天晚上我请客。你爱吃什么呢？”
“我好像什么都爱吃。”
“我随你。”卢北河说。
曾令儿有好胃口。样样菜肴都令她发出惊叹。“内地的烹调技术太好了。我久已没吃过这样的东西，恨不得自己有两个胃才好。”
可曾令儿还是那么瘦，肚子瘪得像——像“钢板”。不像她，已经显得大腹便便了。她笑了起来：“你还记得你的绰号么？”
“当然记得。‘钢板’对不对？就是现在，再做二百多个‘仰卧起坐’也不成问题。你要不要我做给你看？”曾令儿推开椅子，仿佛要立刻躺到地板上去做“仰卧起坐”。
“当然，当然。”卢北河握住曾令儿的手臂。“你不会喝得太多了吧？”
曾令儿举起酒瓶看了看，“喝了不少，不过我有好酒量。小的时候，我还不会吃饭、喝水呢，我爹就用筷子沾着白酒往我嘴里抹了。说也怪，我哭闹的时候，大人们往我嘴里抹一筷子白酒，我立刻不哭了。爹希望有个儿子，可以陪他出海，可以陪他吃酒。可是娘偏偏生了一个女儿。不过等我长大以后，他对我说，他不再懊悔，我多少也顶得个男儿了”
曾令儿好像很兴奋，眼睛闪闪地以光，两颊泛起桃红，还不断笑着，话也很多……也许这是个谈话的好机会。
“叫我曾令儿，谢谢，这会给我多一点快乐。”
“好吧，曾令儿，你知道请你来做什么吗？”
“这个会不光务虚，还要务实。会议完了，就要落实任务，你将留下来担任微码编制组副组长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