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人不承认十一世班禅什么时候到后藏

护送十世班禅回藏纪实
护送十世班禅回藏纪实
牙含章()甘肃和政县人,著名藏学家。40年代初就随商队进藏在哲蚌寺学习藏文,积累藏学资料。1951年底护送十世班禅进藏后就留在西藏工作。1958年调回北京任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副所长,先后撰写和出版了《达赖喇嘛传》和《班禅额尔德尼传》。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和平解放西藏的过程中,顺利地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签订了著名的《十七条协议》;二是护送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作者有幸参加了后一项工作,愿将所见所闻忆述如下,以使读者有个比较完整的印象。
(1)开始起程
日,中央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从北京打来长途***,他告诉我(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助理代表----编者注),中央的意见是希望班禅在年内由青海起程回藏,问我有无困难?我领会中央的意图是班禅返藏越快越好,这有利于在西藏地区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我当即答复:物资准备工作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已经到了冬天,按一般惯例,不是在青藏高原上行军的季节,不知班禅方面是否同意?须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后才好决定。拉敏?益喜楚臣等人完全同意班禅大师早日启程回藏,这是他们多年的愿望,他们认为季节虽不适宜,但困难可以克服。此事需要向班禅大师请示后再作决定。次日拉敏?益喜楚臣告诉我,班禅大师完全同意在本年内启程。并说12月19日是个吉祥的日子,如中央同意,他就给十四达赖喇嘛发电报,告知起程的日期,西藏方面也好准备“乌拉”。经请示批准后,于是决定日为十世班禅从西宁起程回藏的日期。
12月15日,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从西安到达西宁,他是代表***,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和西北军政委员会专程前来欢送班禅启程返藏的。次日,我陪着习仲勋前往塔尔寺拜会班禅,堪布会议厅举行了有一千余僧俗群众参加的欢迎大会,班禅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他说:如果没有***和中国***的正确领导与中国各兄弟民族的热诚帮助,西藏和平解放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返回西藏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说中国***和***是西藏人民的大救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只有跟着***和***走,只有同祖国各兄弟民族紧密地团结起来,我们西藏民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会后,习仲勋又在班禅的住地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习仲勋劝他回西藏后不要急,要照顾全局,首先要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这样西藏各方面的工作才有希望。
日,青海各界在西宁城的西门外,搭上帐篷,按藏族的民族仪式,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十世班禅启程返藏的大会。习仲勋和青海省政府、省军区领导人,塔尔寺的喇嘛与西宁市汉、回各族各界市民共约1万余人参加了大会。按藏族礼节互换了哈达,表示送别。在香曰德班禅和堪布会议厅的全体僧俗官员与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办公室的护送人员从西宁乘汽车出发,用了七天时间,经过日月山、青海湖到了香日德。
我们在香日德停留了将近一个月,在这里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如分配骡马、骆驼、牦牛、帐篷、炊具、人粮、马料等等。因为从香日德开始,一直到西藏拉萨附近,完全是牧区,当时正值严冬,经过的沿途牧民很少,就是拿出大洋也买不到多少东西,必须带足充分的食物。全部牲畜除骡马带有一定的豆粒外,骆驼和牦牛则全靠每天自己吃草维持生存。这样我们就不能全天行军,而是半天行军,半天放牧。这是草地行军的规律,和内地行军完全不同。
我们在香日德停留期间,听到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说唐古拉山下了大雪,雪封了山。当地群众的传统说法是:“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雨淋头,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在路上要走三四个月,正是“雪封山”的季节。据说“雪封山”的情况是:大雪约深五六尺,人马根本过不去。我把这个情况如实向中央、向西藏工委作了反映。周总理和李维汉看到我的电报以后,回电说:如果雪卦山的情况属实,可考虑在香日德停留下来,等到次年夏季再走。看来中央虽然希望班禅早日返回西藏,但对班禅的安全非常重视,不要我们冒险前进。
慎重研究后,大家一致认为,大雪封山的传说不知是否属实,很难调查,因为香日德距离唐古拉山很远,即使派人前去侦察,也需时两三个月。如果等到第二年夏季再走,我们在香日德至少要住五六个月,人粮马料的消耗还是次要的问题,主要是我们在政治上贻误时机,要受很大损失的。
毕竟,藏族在青藏高原上生活了许多世纪,他们有丰富的与大自然的进行斗争的经验,据拉敏?益喜楚臣等人讲:过去唐古拉大雪封山是常有的事。如碰到这种情况可绕道三十九族(地名),多走一个多月的路,仍可到达拉萨。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去向班禅大师、大师父母和经师当面介绍了详细情况,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第二天,拉敏?益喜楚臣来找我们,他说班禅大师同意我们的意见。
于是代表办公室全体人员紧急动员起来,作了可能碰上大雪封山的最坏的精神和物资准备,同时由班禅大师直接给周总理、李维汉和西藏工委发了电报,提出了如遇到大雪封山,即准备绕道三十九族的计划,也请西藏工委向噶厦打个招呼。很快,我们接到各方回电,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
这时,集中到香日德的骆驼有3000余峰,全部是在甘肃省民勤县租雇的,同时的有当地汉族民夫300余人,是按每一个拉骆驼10峰配备的。另外由青海省蒙藏部落租雇了牦牛7000余头,同来的有蒙藏牧民700余人,也是按每人赶牦牛10头配备的。我们都付给了合理的租金。
与此同时,我们采购了2600多匹乘马,每人两匹,以便在路上轮换骑乘;又采购了骡子400多头,每两头抬“架窝子”(即驮轿)一副,这是为了在路上发生伤员与病号而准备的。“架窝子”还驮运大型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套,以保证每日与西北局和西藏工委的通讯联络畅通无阻。
(2)由香日德到黑河
在青藏高原上行军,当时根本没有固定的道路,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向前进,在有草有水的地方安全宿营,每日有时走三四十华里,有时走五六十华里,多少不一,主要由水草与地势决定。为了找寻有水有草的宿营地,按藏族的惯例,要用高价聘请一位有经验的当地牧民担任“兰巴”,即通常所说的向导。
日,我们从香日德出发,班禅行辕与代表办公室或先或后,为了避免拥挤,一般相距五六华里。骆驼与牦牛队又分为若干小队,队与队之间相距数10华里,这样就避免发生沿途的食草与饮水的困难。
班禅行辕其他人员都住藏式帐篷,唯有班禅住蒙古包。这种蒙古包是特制的,一式两顶,供班禅轮流使用。班禅很适应高原环境,从香日德到拉萨,他的健康一直很好,连小病都没有生过。班禅行辕的全体藏族僧俗官员也很健康,没有生什么大病。倒是代表办公室的汉族干部经常有人生病,主要是不适应高原环境。
第二梯队从香日德出发,计划分三个阶段到达拉萨。第一阶段的目的地是通天河畔的曲马来,大约有800余华里,沿途要经过诺门岗与巴颜喀喇两座大山,还要经过黄河源。第二阶段从曲马来到西北部重镇黑河(那曲),约1200余华晨。第三队段是从黑河到拉萨,约有700余华里。
我们行军的季节,虽是严冬,幸好下雪不多,牲畜沿途还能吃到一些干草,勉强可以充饥。河水都结了冰,牲畜全靠吃雪,人员就得化冰或雪解决饮水问题。燃料全靠在宿营地附近拣的野牛粪,用皮风袋吹火。我们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身,喝点茶,吃点干粮就卸下帐篷,立即起程。约到中午前后,找到好的宿营地休息,首先让乘马和骆驼、牦牛去吃草,人们就忙着搭帐篷,拣牛粪,背冰埋锅做饭。每天拣牛粪是重要任务,全体动员,拣的越多越好,用不完可带上走,因为有的地方拣不到。虽然过的是游牧生活,但我们也不是与世隔绝,晚上由新闻组的同志收听记录北京新闻广播,把记录下来的新闻,向全体人员传达,以便让进藏人员随时知道国内外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全国的政治形势。
我们由香日德出发,走了十八站到了曲马来,这是我们行军第一阶段的目的地。我们在此休息了10天,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我们在曲马来休整期间,打发已经完成运输任务的一批牛队返回香日德,驼队则继续前进。
日,我们从曲马来出发,经过的地方多为平坦大草原,有些山也很小,并不吃力。走了十五站,到了维活塞雄,这里是传统的青海与西藏的分界线,以东属青海管,以西属西藏管。有西藏聂荣宗(宗,相当县)所属的火热部落牧民10余户在此居住,他们见到班禅到达,也来磕头。我们即向当地牧民调查唐古拉山有无“大雪封山”的情况,因当地距唐古拉山还有数十里,他们也说不清楚。但牧民提供的情况有一点很重要,即这年入冬以来,当地及其附近并没有下过大雪。我们决定继续前进。
到唐古拉山根以后,下一步如何行动?是径直过唐古拉山还是绕道走三十九族?经研究后决定在山根休息一天,由堪厅派两名年轻力壮的藏族干部,骑快马进山实地侦察一下,看积雪究竟有多深?能否通过?当时天气晴朗,并无大风大雪,自然条件有利于我们。第二天下午,进山侦察情况的人返回报告,说遍山是雪,但只有1尺多深,人马可以通过。一般过唐古拉山,要走六天,这六要冒一定的风险,但只要大家一鼓作气,振奋精神,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于是我们就打算径直过唐古拉山。但事关班禅的安全,由拉敏?益喜楚臣向班禅汇报,听听班禅有无异议?班禅也表示同意径直过唐古拉山。因为抢时间要紧,来不及向西北和西藏工委请示,即决定次日起程。
唐古拉山本身并不高,是慢上慢下,但整个地势很高,我们经过的山口是海拔5600米,遍山是1尺多深的积雪,牲口吃不上一点草,人员也只能化雪烧点水解渴。由于高山缺氧,无法做饭,大家只吃点干粮充饥。骡马还有点豆料可以充饥,死亡不多,牦牛习惯于雪地行走,空腹几天也能支持,只有骆驼既不习惯雪地行走,更不习惯空腹行走,沿途死了将近一半,损失很大。民夫也死了10余人,全部是甘肃民勤县来的汉族农民。他们为支援班禅返藏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出山以后,我才向西北局和西藏工委发了电报,报告班禅一行已安全过了唐古拉山。习仲勋特从西安发来电报,向班禅和第二梯队的全体人员表示慰问。
过了唐古拉山向前走了两站,就到了聂荣宗,噶厦在这里派驻的有1名宗本(相当于内地县长)。我们也在这里遇到了十四达赖喇嘛和噶厦派来欢迎班禅的官员,共10余人,由1名堪穹(僧官,四品)和1名仁木细(俗官,四品)领队,向班禅献了哈达。
从聂荣宗启程,走了四站就到了黑河。至此,第二梯队完成了第二阶段的行军任务。
黑河是西藏北部最大的一个居民点,有一座黄教寺庙,有1位活佛,有400余名喇嘛,还有一座尼姑庙,有200余名尼姑,市民约有1000余人,有些卖日用品的商店。噶厦在这里设有基宗(相当于内地的专区,有基宗(相当专员)2人,一僧一俗,是四品官。还有第五代本的藏军300余人,是噶厦派来担任班禅的警卫任务的。第一梯队在这时设有办事处,有70余人,200余匹骡马。扎什伦布寺的安钦活佛100余人专程前来欢迎班禅。班禅到达黑河时,全市的僧俗军民一齐出动,在市郊搭了欢迎帐篷,先由活佛和基宗向班禅献了哈达,然后班禅向前来欢迎的僧俗群众----摸顶。气氛还是很热情友好的。次日,班禅到黑河喇嘛寺礼佛,并向全体增众讲了一次经。
我们到达黑河的时候,正赶上拉萨的亲帝分裂势力闹事,伪“人民会议”分子千余人包围了中央代表张经武的住房。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退出西藏。司曹(代理藏王)鲁康娃、罗桑扎西下令拉萨附近几个宗的藏族人民,不准给解放军出卖粮食与燃料。西藏工委为了保证班禅的安全,来电要我们暂在黑河停留,不要前进,同时要提高警惕,严防当地坏人袭击班禅及第二梯队的全体人员。接到电报后,我们研究了对策,决定以“休整”为名,暂在黑河停留,采取内紧外松的方式,对外与当地的寺庙和基宗保持正常联系,对内则严禁任何人个别外出。并决定由班禅警卫营举行一次军事演习,显示我方威力。举行军事演习时,请基宗与藏军前来参观。班禅一行,在黑河停留约一个月,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在黑河停留期间,我去看望班禅,详细介绍了拉萨伪“人民会议”的情况,以及西藏工委要我们暂勿前进,在黑河停留一段时间的原因。班禅对西藏发生的政治事件,非常关心,完全同意西藏工委提出的建议,对伪“人民会议”的反动行为非常愤慨。
1952年4月中旬,拉萨伪“人民会议”事件得到和平解决,十四世达赖解除了两个司曹鲁康娃和罗桑扎西的职务,并宣布伪“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解散。西藏政治形势趋于缓和。于是西藏工委来了电报,要我们启程前往拉萨。
在黑河地区,我们的运输队伍进行了大的调整,一方面,从黑河开始,由甘肃、青海租雇的骆驼和牦牛都要回去;另一方面,从黑河直达拉萨,由西藏地方政府支应“乌拉”,担负运输任务。到黑河时,骆驼死亡了一大半,剩余的一半也瘦弱不堪使用,必须在黑河休养几个月,等青草上来,体力恢复一些,再赶回去。牦牛虽然死亡不多,但在青海租雇时早就商定,他们只驮运到黑河,就要返回。只有骡马是我们自己采购的,可以直到拉萨再到后藏。但到黑河时,大部分也有瘦弱,需要在黑河休养一段时间。因此我们把瘦弱的骡马,全部交给第一梯队设立的办事处接收,只留较强壮的骡马继续使用。
在黑河停留期间,黑河基宗根据噶厦的命令,从黑河各宗、各部落共集中了牦牛5000余头,乘马1000余匹,足够第二梯队使用。西藏当时还是封建农奴社会,“乌拉”是一种无偿劳役。显然,人民解放军不能采用这种无偿劳役,我们决定按市场物价,给乘马与驮牛支付一定的租金。西藏的运输“乌拉”分两种,一种叫“萨崔”,是短站差,由这一站只送到下一站。一种叫“宗吉”,是长站差,可由黑河直送到拉萨。我们根据路程远近的不同,规定付给不同的运费。当时西藏还通用藏币,但我们的运费都支付银元。支差的藏族群众拿到银元非常高兴。
日,我们从黑河启程,黑河僧俗各界人民在市郊搭起了欢送帐篷,一如来时,黑河寺的活佛,基宗的官员都来给班禅送了哈达,第五代本的藏军一直送到拉萨。
从黑河向南走了七站,到迥木倾塘,就走出了牧区,进入农业区。沿途看见有了人家,是西藏农奴低小的宅院。从这里再经旁多宗,到了甘斗,这里离拉萨只有10华里,从远处可见布达拉宫辉煌的金顶。到此,第二梯队完成了第三阶段的行军任务。
第二天,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范明,西藏军区参谋长李觉,堪布会议厅札萨计晋美等从拉萨前来看望班禅,并同堪布会议厅的官员共同讨论有关班禅进入拉萨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十世班禅与十四达赖见面时的仪式程序,以及坐位的高低等问题,据说开始双方还有争论,经过中央代表张经武从中调查,最后达成了双方都能接受的安排。
日,十世班禅大师一行抵达日喀则镇。郊区聚集了6万多人欢迎,其中有许多僧侣、百姓在此守侯了一个多月之久。
(3)进入拉萨
日,为十世班禅进入拉萨市的大喜日子。按西藏的旧规旧例,班禅进城时,噶厦在拉萨市东郊搭了欢迎帐篷,由首席噶伦然巴带领全体噶伦,还有西藏地方下放的四品以上的全体僧俗官员,在欢迎帐篷内向班禅献哈达,班禅则坐在一个高床上,给每个官员都摸了顶。然后是拉萨三大寺的欢迎帐篷,由噶丹池巴带领三大寺的高级僧官,向班禅献哈达,班禅也向他们还了哈达。中央代表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范明等人,另搭了一个欢迎帐篷,也按藏族礼节向班禅献了哈达,班禅也回赠了哈达。这天西藏地方政府出动了藏军1000多人,吹打着军乐,参加欢迎。布达拉宫出动了古典仪仗队,穿戴很特别,都骑着马,出来欢迎。拉萨全体市民则按藏族的礼节,在每家门口用白灰画了图案,在香炉内煨了“桑”(松树枝),在房顶上换了新制的经幡。男女老幼穿孔机了新装,在班禅经过的道路两旁磕头,表示了最高的崇敬和虔诚。班禅则坐了由噶厦准备的八人抬的***轿子,一直到大昭寺,住在历代班禅来拉萨时居住过的门楼上面,那一天拉萨全城一片欢腾,气氛热烈隆重。
班禅在行辕内休息了一会儿,又乘八人抬的大轿子前往布达拉宫,去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举行了第一次会见。这是自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失和以后,经过了29年,才由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恢复了友好,实现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大团结。
班禅在拉萨停留期间,由噶厦和堪布会议厅各派出代表3人,举行谈判,以便明确解决恢复班禅的固有地位与职权问题。这个问题是在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北京进行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时,在原则上达成了双方都同意的协议。由下而上要具体解决恢复班禅的地位与职权,究竟有哪些内容。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先要明确九世班禅与十三世达赖和好时期的界限。双方查阅了历史档案,一致认为:以藏历第十五饶迥的火鸡年,即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为“彼此和好相处”时的界限。这个问题明确解决以后,其他的问题,就都比较容易解决。
(4)回到扎什伦布寺
自九世班禅民国十二年(公元1923年)离开扎什伦布寺,到1952年,十世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整整29年过去了,在这段历史时期,扎什伦布寺与其所属百姓,是由噶厦政府管理的,现在又归到班禅堪布会议厅接管,虽然原则上已达成协议,但具体执行过程中,估计还会碰到许多问题。为了处理好善后事宜,根据中央的指示,西藏工委决定仍由我护送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并在那里居住一段时间,等待一切遗留问题妥善处理以后,再回拉萨。
西藏军区为了班禅的安全,从进藏部队中抽出了一个连的兵力,由拉萨一直护送到扎什伦布寺。
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遣首席噶伦然巴?上登贡钦为达赖与噶厦的全权代表,陪同班禅前往扎什伦布寺,一方面是向十世班禅胜利返回扎寺表示祝贺,同时也为了处理扎寺及其所属宗?的交接问题,以及妥善安排基宗与堪布会议厅今后的关系。
日为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的吉祥日子。
由于噶厦已承担了运输任务,沿途均由当地人民支应“乌拉”,所以运输任务已经解决。剩下的问题是运费问题。我们仍决定沿途的“乌拉”均付合理的运费,不用无偿劳役。
至于路线问题,事先堪厅与噶厦已作过研究,决定走南路,即由拉萨经曲水、白地、浪卡子到江孜。在江孜休息几天,再经白朗到日喀则。这条路虽然比走北路略远一点,但经过的地区都是农业区,人口较多,供应比较充足。
6月9日,班禅一行离开了拉萨。噶厦在哲蚌寺前搭了欢送帐篷,全体噶伦与四品以上的僧俗官员都到这里送行。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政委谭冠三、西北军政委员会代表范明,以及西藏工委的全体负责干部,也在哲蚌寺前搭了帐篷表示欢送。
第一站就到了曲水宗,曲水在雅鲁藏布江边。那时雅鲁藏布江还没有桥,过渡使用皮船,每次只能过几个人,马匹则完全泅水过去。由于皮筏小,数量又不多,过江整整用了一天。
第二站过岗巴拉山,山比较陡,路也难走。下山后就到了白地宗。
第三站沿着羊卓雍湖西行,住到浪卡子宗。
1952年,十世班禅大师从青海返回西藏。
从浪卡子过了一座小山,走了两天到了江孜。噶厦在江孜派驻两名宗本,一僧一俗,由他们负责供应替换的“乌拉”。西藏军区在这里驻有一部***放军。
班禅到江孜后,住在白居寺里边,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佛事活动,向全体僧众讲经,给前来磕头的近万名僧俗群众摸顶。我也向白居寺全体僧众发了布施,向活佛送了礼品,还在江孜召开了一次军民联欢大会,由班禅宣传队演出了藏族文娱节目,气氛还很热烈。
班禅在江孜进行佛事活动约有一星期。因为周围的僧俗群众不断前来磕头,不能不多住几天。这时扎什伦布寺的僧俗官员数百人也到江孜欢迎班禅,与堪厅共同选定日为班禅返回扎寺的“吉祥”日子。班禅一行于6月20日离开江孜,21日到白朗宗,23日到了日喀则,住在离市区只有10华里的年楚河边。准备次日进驻扎什伦布寺。扎什伦布寺离日喀则只有半华里,但日喀则宗归达赖管,扎什伦布寺归班禅管,是两个系统。
为了欢迎班禅返回扎寺,扎什伦布寺所属的宗、?、牧区与属寺的僧俗群众,在日喀则集中了大约五六万人,许多人在市郊搭了帐篷,居住等候,据说有不少人已在日喀则等候了1个多月。到日喀则,有两点在当时来说是很突出的现象:一是在日喀则的民房屋顶上,在寺庙的所有僧房屋顶上,插遍了五星红旗。二是在喇嘛住的僧房里,很多人都在释迦牟尼佛像旁边,摆了***主席的像片。这充分说明了群众中自发地反映出来的爱国热忱。
日,十世班禅乘坐八抬大轿,过了年楚河,缓缓地进入扎什伦布寺。4000僧侣手执点燃的香,在扎寺大门外排队欢迎。在扎寺几所大殿的屋顶上,许多喇嘛吹大号,击锣,敲鼓,是宗教的最敬仪式。群众的场面更是热闹,五六万人身穿新衣夹道排列,腰鼓队、藏戏班子等唱着歌、跳着舞,最使人感动的是有许多老人,因为过于兴奋,痛哭流涕。说明这是他们29年最盼望的一天。
班禅返回扎什伦布寺以后,扎寺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按照格鲁派的规矩,一连10多天,是扎寺历史上少有的。我首先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也代表张经武同志,向班禅献了哈达,送了礼品,表示祝贺。并向扎寺全体喇嘛放了布施。接着是然巴首席噶伦代表达赖喇嘛,代表噶厦,向班禅献了哈达,还献了曼札等一***藏传佛教的传统礼品,表示祝贺。后边是拉萨三大寺及前后藏一切寺庙代表均向班禅献哈达、献礼品,表示祝贺。来宾中值得一提的有两人,一是萨迦法王,是藏传佛教萨迦派(俗称花教)的宗教领袖。二是楚布噶玛巴,是藏传佛教噶举派(俗称白教)的教主。楚布噶玛巴在拉萨附近的堆龙德庆宗还保存着楚布寺。
庆祝会结束后,就乘然巴噶伦在扎寺的机会,堪厅着手接管了噶厦应移交的权力,一切经过还算顺利。没有发生大的纠纷。
为了开展后藏地的区工作,不仅要做好班禅集团的工作,做好达赖集团的工作,还要做好班禅与达赖两个集团之间的工作。噶厦在日喀则仍派驻的两名基宗,从人口与土地面积来说,达赖集团在后藏地区仍占优势。因此,根据西藏工委的决定,我和梁选贤同志共同负责组成了日喀则分工委,由梁选贤任书记,苗九锐任副书记,统一领导后藏地区的工作。与此同时,在日喀则市区设立了贸易公司、银行、邮电局,在班禅医疗队的基础上建立了医院,在班禅宣传队的基础上建立文工团。还创办了汉、藏两种文字的油印“日喀则新闻”,并筹备开办日喀则小学。在进行以上各项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与堪厅和日喀则基宗充分协商,取得他们双方的支持。
以上各项善后工作基本就绪以后,我护送十世班禅返藏的任务已经顺利完成。日,我去扎寺向十世班禅辞别。班禅事先已得知我要返回拉萨,特命数十名喇嘛,手执点燃的香,在班禅寝宫的门前排队,这是藏传佛教的崇高的送别仪式。这当然并不是对我个人表示敬意,而是对党,对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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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 ,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6岁,且早拜师 8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及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相关信息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46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地方首领)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1713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平等的宗教地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姻娅,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 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等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同时还有助于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弘扬正法,避免纷争。
“金瓶掣签”制度一经颁布即得到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僧众的衷心拥护。1792年金本巴瓶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通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唯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更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在他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到在世尊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灵童)是最好的。”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
至此,“金瓶掣签”成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国家法规和宗教仪轨,它对于顺利实现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均具有重大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后,掣签大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形式或细节后来有所变通,但活佛转世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否则即视为非法已成定例。民国时期,内乱频仍,外患不绝,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仍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七世、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及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均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免于掣签确认的,但仍是经中央政府特许的。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
综上所述,班禅转世的宗教仪轨自清王朝颁行“金瓶掣签”法规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日臻完善,形成为历史定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一)成立以扎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二)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三)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四)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五)把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六)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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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班禅以其转世“灵童”作为继承人。(“灵童”,即班禅圆寂同一时刻出生的民间婴儿。圆寂,佛教对僧尼死亡的一种美称。)
在康熙帝赐“班禅额尔德尼”后,为了防止蒙藏贵族操纵转世灵童的选择,清廷特颁发金瓶,规定班禅转世是,都要将找到的几个灵童名字写在***签上,装入瓶中,由驻藏大臣主持坐床,(坐床,西藏的佛教规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需经过升座仪式,才能成为正式继承人。这种仪式...
答:西藏的相关信息规定,班禅以其转世“灵童”作为继承人。(“灵童”,即班禅圆寂同一时刻出生的民间婴儿。圆寂,佛教对僧尼死亡的一种美称。)
在康熙帝赐“班禅额尔德尼”后,为了防止蒙藏贵族操纵转世灵童的选择,清廷特颁发金瓶,规定班禅转世是,都要将找到的几个灵童名字写在***签上,装入瓶中,由驻藏大臣主持坐床,(坐床,西藏的佛教规定,达赖、班禅的转世灵童,需经过升座仪式,才能成为正式继承人。这种仪式,叫做“坐床”。)才能成为合法的继承人。
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克珠杰?格勒巴桑 ,即一世班禅,年长根敦朱巴6岁,且早拜师 8年,对创立格鲁派有杰出贡献,因此连同宗喀巴及宗喀巴的另一著名弟子甲曹杰被藏族宗教界合称为“师徒三尊”。1646年,固始汗(清王朝驻西藏地方首领)赠予罗桑曲结“班禅博克多”的尊号。这是班禅名号的正式开端。其前三世班禅是追认的。四世班禅圆寂后,后藏托布加溪卡的一位幼童被认定是他的转世灵童,这样,格鲁派又建立起一个班禅活佛系统。1713年。清康熙帝正式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并赐金册金印。从此,历世班禅额尔德尼须由中央政府册封方得以确认,也成为一项定制。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取得了与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平等的宗教地
活佛转世系统形成后,经过一系列历史演变,最终形成了以“金瓶掣签”认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制度。在历史上,大活佛转世灵童的认定存在着诸多弊端,转世活佛往往是由“吹忠”(即护法喇嘛)作法降神祷问指定。于是贿赂吹忠、假托神言、任意妄指之风盛行,转世灵童多出自王公贵族之家或出自族属姻娅,一些上层贵族或大喇嘛乘机操纵了宗教大权。更为甚者,噶举派红帽系十世活佛借故要分扎什伦布寺的财产。失败后竟勾引廓尔喀入侵后藏,危及国家、百姓安全。面对大活佛转世灵童最后认定中的这些弊端,清高宗接受西藏地方僧俗界“立定法制”、“垂之久远”的请求,在派遣官兵击退廓尔喀入侵之后,谕令进藏官员筹议善后章程。1793年乾隆帝正式颁布《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设立金瓶掣签制度。该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大皇帝为求黄教得到兴隆,特赐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邀集四大护法,将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 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祈祷七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像前正式拈定。”认定达赖、班禅灵童时,“亦须将他们的名字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在签牌上,同样进行。”至此,“金瓶掣签”制度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金瓶掣签”制度确认了班禅转世灵童的产生办法,即按宗教仪轨,由有关寺院和地方政府寻访灵童,再对访到的众灵童逐一筛选,被确定下来的灵童人选的灵异情况等禀报皇帝,请求准予“金瓶掣签”认定。皇帝恩准后方可择日在释迦牟尼像前由驻藏大臣主持掣签,认定转世灵童。而后由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任命。皇帝批准后,由中央政府派大员前往看视并主持坐床大典。“金瓶掣签”是中央政府对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王朝为“整治流弊”、“护卫黄教”使活佛转世制度得到必要的整顿而制定的“万世遵循”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制度。它符合宗教仪轨,体现了释迦牟尼的“法断”,同时还有助于杜绝营私作假的流弊,弘扬正法,避免纷争。
“金瓶掣签”制度一经颁布即得到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及各呼图克图、僧众的衷心拥护。1792年金本巴瓶制成送往拉萨后,八世达赖喇嘛表达了对清中央政府的感激之情,他说:“特颁金本巴瓶,钦差御前侍卫等赍送,护卫佛门,实已无微不至,我实感戴难名,嗣后唯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转世者)时虔诚通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正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丹白尼玛也称“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唯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对中央政府的册封,九世班禅曾写信给当时的“中华民国”总统,表达感激之情:“蒙大总统加封至忠阐化名号,谨在扎什伦布寺内,恭设香案,敬叩祗领跪谢。”十世班禅大师更是“金瓶掣签”制度的坚定拥护者。在他圆寂前四天曾言及“我想到在世尊释迦牟尼跟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灵童)是最好的。”体现了大师继承祖制、坚持“金瓶掣签”的决心。
至此,“金瓶掣签”成为一项必须遵守的国家法规和宗教仪轨,它对于顺利实现宗教权力的传承和延续,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对于保证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问题上的最高权威,均具有重大意义。
“金瓶掣签”制度形成后,掣签大权一直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其形式或细节后来有所变通,但活佛转世尤其是达赖、班禅等大活佛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批准,否则即视为非法已成定例。民国时期,内乱频仍,外患不绝,中央政府孱弱,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仍是由中央政府册封的。七世、八世班禅转世灵童及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转世灵童均由中央政府主持金瓶掣签认定。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及其它诸多因素的作用,九世班禅转世灵童是免于掣签确认的,但仍是经中央政府特许的。无论是否掣签,最后决定权在中央,其他任何人均无权决定。
综上所述,班禅转世的宗教仪轨自清王朝颁行“金瓶掣签”法规之后,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而日臻完善,形成为历史定制。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即:(一)成立以扎什伦布寺活佛、高僧为主的寻访班子;(二)按照宗教仪轨和程序进行转世灵童的寻访;(三)把参加掣签的候选儿童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四)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金瓶掣签”;(五)把认定的灵童报请中央政府正式批准继位;(六)由中央政府派员主持举行转世灵童坐床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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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释然”的答复?
期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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