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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火：新闻是文学的另一只翅膀
　　本报记者 蒋蓝/文 祥惠/图　　本期嘉宾　　王火，本名王洪溥，原籍江苏南通如东。1924年7月生于上海。曾参与筹建劳动出版社，任副总编辑；参与创办《工人》半月刊；筹办《中国工人》杂志，任主编助理兼编委。1961年后在山东做过十几年中学校长等工作。曾任山东省作协常务理事。1983年调成都任四川副总编辑，参与筹建四川文艺出版社，任第一任书记兼总编。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作品有《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霹雳三年》《东方阴影》《禅悟》以及《平鹰坟》等4个电影文学剧本。1997年，长篇三部曲《战争和人》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以及国家图书奖。近年完成《香港回忆录》。　　采访手记 日 成都　　2013年初“首届东方文豪终身成就奖”在成都举行颁奖礼，老作家王火与马识途获得“终身成就奖”。此后，王火又回到相对静谧的独居生活中。记者日前几经联系，来到王火位于成都大石西路的家中，探访这位已享米寿的文坛传奇人物。　　王火先生鹤发童颜，精神矍铄。老伴凌起凤于2011年去世，他独自生活，大女儿时常看望照顾。他告诉我：“老伴过世后，就不大写东西了，说实话，我不大容易从悲伤中转过来。”书案上摆放着妻子的照片，一尘不染。凌起凤又名凌庶华，国民党元老凌铁庵之女，曾任于右任秘书。《战争和人》的成功，不能忽略凌起风的重要作用。他将所有不同版本的著作清理出来，大约上百种，在地上摆开一个阵势。他蹲下来为我介绍《战争与人》的不同版本，这远非炫耀，而是一个作家毕生心血的结晶。先生的家朴素简单，书不算多。他说，先后捐出多批著作、藏书、手稿共38箱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用于建立“王火文库”，所以家中的书不多了。　　我早年购买过他的回忆录《在“忠字旗”下跳舞》，特意带来请他签名。他拿着这本出版于1999年的著作，端详了一会儿，似乎陷入对往事的沉思。终于他拿起笔，写上“蒋蓝兄存证留念”题款，还找来印泥盖上印章。这是老辈学人的礼节。我喜欢这本书，恰在于作者真诚地写下了自己在非常时期的全部经历、心态和反思，即使只绘出那个年代的一鳞半爪，也能窥一斑而见全豹。　　这部书，被写作界誉为“新新闻主义力作”，准确说是“非虚构写作”之书。本书的题词是：“历史已经无法把撕下的那些页还给我了！"文革"像一个逝去的充满眼泪、恐怖、冤案的悲惨故事，有拂之不去的悲凉！写完这部文稿时，正是冬季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我静听着暴风雨的呼啸……”　　王火平静地解释：“我喜欢这句话。我欣慰自己能活着记述这场红色大疯狂的经历，它也许仅仅只能作为一部粗野的野史留存人间，但它是真实的。”　　王火显然对新闻记者有一种职业化情感，提及新闻，话题就多了。他说：“严格算来，我并不是一个职业作家。我当过记者、中学校长、出版社编辑，写小说是我工作之余的事。我们今天就聊聊我的新闻生涯，还有我一生中发生过的几次出版校对大错，我从来没有对谁讲过。这些经历，也许对你们有借鉴意义……”　　实录　　八千里路云和月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生在上海，怎么到了重庆，再考上复旦大学呢？　　王火（以下简称王）：我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上海一书香门第，江南一带成为沦陷区，我不想做亡国奴，也像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迁往内地。1942年，我18岁，历经3个月独自穿越5个省区来到重庆，就读于收录流亡学生的国立九中（江津一中），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啊。　　记：在那里考上大学的吗？　　王：当时国内新闻系统有三大名校：燕京大学、中央政治大学、复旦大学，以复旦最红，刚由私立转为国立。我1944年在北碚参加考试，600多考生，复旦招收了300人，我是第七名。　　记：复旦大学当时人才荟萃……　　王：当时校长是陈望道先生，他有脾气，拼力保护进步学生。蒙他看得起，我成为他的助教，帮他做事务性工作，比如选课，批一批分数，规定学分等等。我毕业后还是为他当助教，第一是他留我，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做。第二，我想出国拿奖学金，作为助教去申请奖学金，可以去哥伦新闻学院。我面临重大选择，去深造，当一名著名记者是我的梦想，但建设一个民主繁荣的新中国更是我的向往。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我放弃了去美国的机会。我的老师里还有储安平，他最有意思的是上课点名，每个名字后要加一个“君”字，有个同学叫“王昭”，他点名“王昭……”停了一会儿，才说“君”，哄堂大笑。　　给新闻添加“防腐剂”　　记：你在大学时已经写了很多新闻报道？　　王：是的。一度是中国销数最大的报纸《新闻报》，总编恒博士晚上在报社值班，白天来大学授课，呵欠连连，但妙语如珠，他的课简直就是一场新闻发布会。当时严独鹤主持《新闻报》副刊，文章很受大学生欢迎。我写了不少文章在《新闻报》发表。战地记者、翻译家萧乾也是我的老师，讲授英文新闻写作。他曾作为随军战地记者，亲历过诺曼底登陆等重大国际事件。我从恩师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他曾说，一般的新闻生命力总是很短暂，优秀的记者要努力将原本只具有短期生命力的新闻，变成价值持久的历史记录，那就是加入大量历史、文学知识的“防腐剂”……这些都让我受益匪浅。我当年的职业理想并不是当作家，而是要像萧乾、“大兵记者”恩尼·派尔那样，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为公平正义鼓与呼。　　记：你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这样的愿望。　　王：1946年，我还在读大三，作为特派记者，同时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等报刊写稿，《匮乏之城上海近况巡礼》《我所看到的陇海线换车误点旅客饱受辛苦，沿路碉堡使人触目惊心》等长篇通讯、特写时时见诸报端。我还是第一批报道南京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新闻记者之一，率先采访报道了因抗拒被侵犯而被日军刺了37刀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等人。1946年2月，我奉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谷寿夫的审判现场。那天不少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出庭作证，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脸，在家人陪同下走进法庭，她就是李秀英。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气站出来。我在上海《大公报》和重庆《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长篇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报道了李秀英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不幸遭遇，轰动一时。几十年后，我听说李秀英仍健在，还托在南京工作的侄儿去医院探望。　　这些亲身经历被我写到了长篇小说《战争和人》当中。这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三部曲，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塑造的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宁死不屈的“庄嫂”，原型就是李秀英。　　铭记一生的“差错”　　记：新中国成立后你到上海市总工会文教部工作，开始接触出版业……　　王：那时我接受编辑一套《上海工人课本》，领导认为我复旦新闻系毕业，又写过不少文章，编辑这类初级课本，岂不是小菜一碟？我认真校对了三次清样，签字下厂印刷。那一版就是50万套！突然印刷厂来***，说出大事了！印刷工人发现第一课《东方红》以及《苏联红军进入东北》里就有错！我根本不信，跑去一看，傻眼了！伟人名字的“东”字排成了“疏”字，“东北”排成了“东西”，我签的字，天哪！当时已经印制了5万套，怎么办？好在领导没有上纲上线，叫工人用字丁贴补，修复了这5万套。这事我一生铭记。　　记：后来呢？　　王：很多出版人不愿谈自己的过失，我不妨再谈一件，我已到望九之年，觉得应该总结自己。后来由上海市总工会文教部等部门组建上海劳动出版总社，我任副总编辑。当时决定用通俗的章回小说形式，向工人宣传一个政策条例，因为疏忽，又出现了“台湾”的隶属称谓问题。这书6万多册一出来，海外电台就报道了。我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好在领导开明，叫撕掉此页，另外重印一张粘进去。这些经历洗骨伐髓，后来我从事新闻出版，考虑不犯错误比考虑作品好坏用的功夫多得多！　　在沂蒙山的22年　　记：你调到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国工人》杂志社工作，认识何家栋等同事……　　王：何家栋根据吴运铎一生写作的《把一切献给党》，我写的《英雄为国节振国和工人特务大队》，长期以来这是表现工人的两本书。我的那一批好同事，因为小说《刘志丹》事件，均受牵连。我因为忙，没有去参加“《刘志丹》座谈会”而逃过一劫，去的全部进了监狱……1961年7月，北京中直机关的干部缺少食物和营养，浮肿的很多。我所在的《中国工人》杂志社，奉命“拆庙搬神”。编辑部的人员撒向天南地北，我也来到沂蒙山区支援农业第一线。　　记：到临沂后如何？　　王：我被安排到临沂一中任副校长，凌起凤在一中图书馆工作。当时我以为只是来锻炼一阵，没想到这一呆就是22年，而且把一生最好的时光献给了沂蒙山。当然我也开始了全新的思考、写作……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短短几年时间我连续发表了《春风桃李》《爱国者》等多部作品，并完成了《战争和人》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初稿。沂蒙这片深情的土地，怎能忘记？多年来，临沂人的深情厚谊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直到现在，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还是《沂蒙山小调》。　　记：做了多年校长，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王：我自己不少钱就花在学生身上，买衣服、送医院等等。有个五里桥，一下雨我觉得太危险，就怕他们被水冲走，就叫班主任带队，陪着学生，把他们送过去，我就在河边上等着，看着送过去、看着回来才放心。多年以后，五六十岁的学生还来看望我这个老校长，我基本上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四川让我难以割舍　　记：1983年你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出任副总编辑，为何那时才来？　　王：机遇是时代造就的。那年我59岁了。你看，作为流亡学生的我，作为出版人的我，均与四川有关！四川让我难以割舍。《战争与人》第三部的内容，就多与重庆、四川有关。当时老领导李致十分支持我的工作，一是为筹建的四川文艺出版社建立了制度，并打开一定局面；二是带头处理了两三千万字的单位积压书稿。邻居发现，我家的灯总是亮着，我在拼命看稿……我对自己那段时间的工作成绩打65分。　　记：现在你并没有停止写作……　　王：在推进一个“口述实录”计划，四川选定了马识途、我、李致，五六月份开始做口述，记录一生的历史。曾写过《艾芜传》的作家廉正祥，正在写一部我的传记。另外我应香港一家杂志邀请，撰写长篇回忆文章《香港回忆录》。我的精力已经写不了长篇小说了，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停笔。除了酝酿一些篇幅较短的小说外，我还在写一些回忆性质的文章。刚刚收到的《散文选刊》上，就发表了我的近万字散文。　　记：渴望成为“战地记者”，而今成为名作家，好不好呢？　　王：对我而言，新闻就是文学的另一只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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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道串起的抗战烽火——访91岁的老记者、作家王火先生
来源：文汇报
1945年，驻沪日军向中国军队缴械投降
　　日，冈村宁次签署投降书后步出会场(本版图片均出自王火《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
　　年间，王火作为《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的特派记者，时常活动在上海、南京一带。图为那一时期的存照。
　　王火以“王公亮”之名发表在日重庆《时事新报》上的文章，讲述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的详细情况。
　　王火说，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时，“浑身冰凉而血液却沸腾燃烧”；见证公审日本战犯冈村宁次时，王火忠实记录下杀人魔或颓丧或故作平静的表情；在上海探访江湾战俘营和虹口日侨时，王火捕捉到日侨复杂微妙的心理，更觉彼时雷雨天气闷热难熬……有关抗日战争的人与事，几乎构成了王火上个世纪40年代记者生涯的重头主线，也深深影响了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与人生轨迹。
　　现居四川成都的91岁作家王火，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老人一再强调：“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尊重历史。”
　　在和记者的对话中，91岁的王火依然思路清晰。聊到当下不少抗日题材影视剧时，老人一贯平缓的语调突然变得急促，“一些‘抗日神剧’里，一颗子弹发出去、一把刀砍下去，鬼子当场毙命。现实中打仗哪有这么容易？日本军人狡猾得很，我军战士也对抗得十分辛苦。要是年轻人光看这些，根本无法了解真实的历史！”王火担心，70余年前的战火岁月会不会被一些快速消费式文化所消解，而他力所能及的，就是写出他所知道的事实真相。
　　王火笔耕不辍，佳作无数。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1993年结集出版的《战争和人》三部曲，这部基于王火亲历岁月的160万字巨著，曾摘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最近几年，由于视力退化、记忆力不如从前，老人鲜少提笔，要写文章也多口述请人代为输入到电子文档。有历史研究中心曾于2012年至2014年间录制“王火口述历史”；去年5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录制了“王火谈独特的经历和创作”，并设立“王火文库”。
　　王火感叹，时间是个可怕的杀手，它会使一个时代消失，使一个地方巨变，使记忆随着人的老化和死亡变为乌有。“无论是文字、图片或音视频，能把过往的战火记忆留存下来，总归有意义，哪怕是支离破碎的也好。”
　　率先报道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从未看过她笑”
　　1946年秋冬至1947年期间，还在复旦大学读书的王火，已经以《时事新报》《新生报》和《现实》杂志等多家报刊特派记者身份从事采访报道。“从中学时期我和同学们就被国破家亡的阴云笼罩，早已卸下稚嫩学生气。1938年底我读初二，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我们时刻关注战争动态，写了很多抗日檄文。满脑子想的都是中国何时能收复国土不被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能在自己的土地上顶天立地做人……”
　　这也就不难理解，初出茅庐当记者的王火，可以独当一面采写重要稿件。1947年初正值寒冬，23岁王火发现并采访了29岁李秀英。
　　至今王火还忘不了最初采访李秀英时的模样：语气坚定、神情严肃。“她本来肯定是位端庄俊秀的姑娘，但我看到她时，她的面部近乎《夜半歌声》中的宋丹萍，鬼子兵用刀割损了她的鼻子、眼皮、嘴唇和面颊。她用一条长长蓝灰色围巾包裹住大半张脸。”听李秀英讲述不堪回首的血腥恐怖经历时，王火记得自己“浑身冰凉而血液却在体内沸腾燃烧。她落泪了，我的心战栗，眼眶也湿润起来。”
　　王火数次对话李秀英夫妇，并实地勘查验证。夫妻俩不厌其烦地支持协助，令王火十分感动，但最触动他的是，李秀英虽被敌人毁容，却是抗战胜利后受害者中率先出面控诉指证日寇暴行的女同胞。“她不仅是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和幸存者，更是英烈奇女子，堪称代表中华女性为民族气节和正义不惜殉身的圣女。”
　　时间倒回至黑暗的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大举进攻南京。那时的李秀英因怀有7个月身孕，与父亲一起躲进南京国际安全区的美国教会学校地下室避难。19日，3个日本兵破门而入，图谋强奸李秀英，正直倔强的她与日本兵殊死搏斗，身中37刀。日本兵悻悻离开，李秀英被父亲送进医院，性命留住了，肚里胎儿不幸流产。当时在南京的好几位西方人士对此有详细记载，其中美国人约翰·马吉拍摄的李秀英受伤照片，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铁证。10年后的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主犯谷寿夫案中，李秀英出庭作证。此后，老人常参加集会控诉日军暴行。
　　此后的几十年，王火陆续在报刊、电视上看到她的形象，脸部伤疤渐渐平复了，“但从未看到她的笑容”。
　　包括李秀英在内，王火访问了一批在南京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见证人，写满了厚厚几本笔记、拍下不少照片。王火对其中3位幸存者难以忘怀，愤然提笔，1947年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通讯《被污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中的三个幸存者》，笔调春秋风格，快意恩仇。“记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是为了捍卫人类的文明和尊严。”2004年底李秀英逝世，王火听闻黯然久之。
　　新中国成立后，王火历任多家出版社、杂志总编，他放下了记者手中的“***”，重新拾起作家的笔。“文学创作是我为国家、为人民献出光和热的一条途径。”其中，王火的代表作《战争和人》三部曲里，第一部《月落乌啼霜满天》“血腥风雨南京城”一章中宁死不屈的妇女庄嫂，原型正是李秀英老人。
　　见证公审日本战犯，“对冈村宁次的公审就像演戏！”
　　刚上市的今年5月《当代》杂志，刊登了王火短篇纪实作品《公审冈村宁次》。文中，王火从亲历1945年9月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写起，直到1949年1月冈村宁次被判“无罪”遣返回国。每忆至此，老人总难掩气愤：审判如此草率，日本右翼势力太猖狂。
　　值得注意的是，从日本受降到公审冈村宁次，中间整整拖延了3年时间。日，日本裕仁天皇向全体国民广播《停战诏书》，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率领部属在南京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王火回忆，冈村宁次起立接过日军降书时表现得沮丧低沉。但此后冈村宁次曾长期被保护在南京一幢洋房里生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主持的东京审判，本来提出要将冈村解赴东京取证，但因其受偏袒未果，直到日上午冈村才首次在上海被公审。
　　当辩护律师千方百计为冈村宁次开脱罪责时，旁听席上嘘声一片。当天中午宣布休庭后，下午王火接着去参加旁听，没想到3个多钟头后，法庭宣布“由于证据不足，今天只审不判，审讯到此休庭。”这引来现场更密集的议论，王火至今还记得，人们最大的疑问便是，“包庇了这么久才公审一次，实在不光彩，这种公审实际上就是演戏！”
　　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王火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员身份提前一天去申请记者旁听证，遭拒，法庭声称只请了《中央日报》、中央社记者。到了26日当天，王火依然赶到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但被宪兵拦阻，王火事后听说，审判草率结束，66岁冈村宁次竟被判“无罪”！而且到了当年1月30日，冈村宁次与259名日本战犯一起乘美国轮船离开中国被遣送回日本。王火悉数记录下公审现场经历，以“王公亮”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报道。
　　访江湾战俘营、虹口日侨，“他们原以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1946年夏天，在上海的日俘收容于江湾。王火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身份前去采访。他在自传纪实《九十回眸：中国现当代史上那些人和事》一书中写道，当时江湾“京沪区徒手官兵管理处”是一栋灰色三层楼建筑物，看上去脏兮兮的，荷***实弹戴钢盔的士兵站岗警戒，坊间议论纷纷：何必对来中国杀人放火的鬼子兵这么好，把“俘虏”洗白成“徒手官兵”！
　　这群在江湾的日本官兵状态怎样？中方已遣返了多少日本人？王火带着一肚子疑问，找到当时出来受访的管理处长王光汉，这个矮矮胖胖少将的回答令王火心头一紧——“7年的事我们打算10个月干完，现在已经送走很多日本人了。”他描述有的日本人在遣返船离岸时竟高喊，“我们要回来的，你们等着吧！”王火意识到，低声下气的战俘只占一小部分，更多日本兵养成了以征服者自居的不可一世性格，“他们认为投降只是天皇权宜之计，是为了避免本土遭受更严重破坏，以备将来重振国威。”王火继续追问王光汉：日本宪兵个个手上沾满鲜血，竟连罪大恶极的也不惩办？但对方以“这不属于我的回答范围”来搪塞。
　　当天中午，王火赶到虹口唐山路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找到一位张姓少校翻译，请他帮忙组织一场日侨座谈会。最后，来了两位老年男人和6位中青年女子，多为在苏州经商的日本侨民。据王火回忆，好几个日侨先表示感谢中国的宽大，然后称这次战争是受了军阀之骗，“投降前，我们总以为日本海陆空军都是世界第一，没想到突然就战败了！真是受骗了！”
　　王火突然发现，原来日侨的认识只停留在这样一个程度，立即在现场反问：“世界第一就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没意识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现在的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
　　其中最为年长的佐藤让王火印象尤深，据说这个寡言少语、脾气古怪的老头曾在上海一家研究所研究黑热病。“点名让他谈谈时，老头面孔铁板，了无笑容，只是冷漠说了句他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王火追问他：“日本研究细菌战，你研究黑热病是不是与此相关？”当时佐藤惶悚不已，掏出小手帕擦汗，辩称自己主要在研究“癞”的治疗，还说“中国有几百人患癞病，我不一定想回日本。如果可能，我愿意在华继续研究。”王火心头浮起一阵愤懑，这样的“日侨”参加研究细菌战完全可能，“居然也作遣返处理，实在令人担忧！”当时天有下雷雨迹象，闷热难熬。座谈结束时，王火激动难耐，“心里最大的念头就是，希望中国赶快富强起来。”
　　王火小传　　
　　王火，本名王洪溥。1924年生于上海，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采写了南京大屠杀、审判日本战犯及汉奸的特写通讯，采访过胡适、于右任等现代史上知名人物。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上海劳动出版社副总编、北京《中国工人》杂志主编助理、四川人民出版社副总编、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等。　　
　　著有《游击队长——节振国》《战争和人》《霹雳三年》《外国八路》《禅悟》等40余部作品，共计600万余字。所写作品曾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郭沫若文学奖等奖项。
　　见证公审冈村宁次(节选)
　　我记得很清楚，拿到了记者采访证后，知道是在上海虹口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首次公审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这消息提前一天在《新闻报》和《申报》《时事新报》《中央日报》等各报登出后，引起了各界注意。所以申请参加采访和旁听的人很多。
　　那天，下着大雨，天气闷热潮湿，市参议会大礼堂前，一早就聚了许多人，停着一些轿车、三轮车。大礼堂前，有森严的宪宾和警卫，记者都凭证挂着条子进去。
　　冈村宁次，1931年就参与过“九一八”事变的谋划。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1932年“热河事变”后，他作为关东军代表签订《塘沽协定》。1938年，任日寇第十一军司令官参与指挥进攻武汉。1941年就晋升大将，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参与主持攻占广西桂林、柳州的作战，是年11月，升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冈村宁次的罪恶从他的经历就可以看出，但由于蒋介石对他倚重，认为他在维持治安协助接收在受降工作上“有功”，帮助蒋介石进行内战也“有功”。拖到日上午第一次在上海公审，是因为早已引起民愤，受到舆论和报纸不断谴责才举行的。所以我大致计算了一下，旁听的记者和各界人士竟有1000多人。市参议会大礼堂外的广场上，装上了扩音喇叭，使庭审情况可以传到外边，给无法入内旁听的市民可以在塘沽路上听到有线广播。
　　坐得满满的大礼堂内，驻沪的各国外交官也坐了不少。9点30分，穿军装的上海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军法官们都出场了。少将审判长仍是在南京审乙级、丙级战犯的那个福建人石美瑜。他宣布带冈村宁次及从犯上场。
　　冈村宁次是从高昌庙战犯监狱由宪兵押送到公审处的。不多久，冈村宁次就由翻译陪同出现了。他剃着光头，穿着整洁的草绿色军便服翻着雪白衬衫领子，脸色显得苍白，戴着玳瑁边眼镜。跟在冈村后面的是4名从犯。即第27师团长落合甚九郎、116师团长菱田元四郎、64师团长船引正之，89旅团长梨冈寿男，都像丧家之犬满脸晦气，站成一排，冈村头发刚剃过，头皮露出铁青色，脸部平静毫无表情，肃立回答军法官的询问，报了姓名、年龄、籍贯、履历……之后，让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这么优待，据说由于他正患肺结核，一直在医治、疗养。摄影记者的照相闪光灯“啪”“啪”闪个不停。
　　检察官施泳起立，宣读起诉书，控诉冈村作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参与发动侵略战争，纵容部下残害无辜中国平民，如纵容27师团长、116师团长、64师团长、89旅团长于1945年进犯江西等地时残杀平民掠夺财物无恶不作等等。日语翻译将起诉书译成日文，英语翻译又将起诉书译成英语，翻来译去，花了不少时间。
　　冈村的辩护律师出庭了！起初听说只有一个律师指定为冈村辩护，名叫钱龙生，但这时庭上宣布：辩护有三人，钱龙生外，有杨鹏，更指定上海出名的江一平大律师为冈村辩护。
　　闪光灯又“啪”“啪”地一闪一亮了！
　　江一平今天一上来就千方百计为冈村开脱罪责，最荒谬的是说冈村在华北方面军任司令官时，为供给农民棉布、打击奸商，“做了不少爱民的事”，引得旁听席上传出了愤怒的“嘘嘘”声。从犯菱田、落合、船引、梨冈出庭作证，回答质询。这四人都是在押日军战犯，垂手肃立，对军法官询问一一作答，但既为冈村涂脂抹粉，又为自己开脱。江一平对证人进行询问时，牵涉到需要冈村回答时，冈村便从扶手椅上起立回答，他老奸巨猾，对检察官起诉书和法官审讯时涉及他的犯罪事实，回答时他都不承认，但硬话软说，态度恭顺、声音细小、推诿“不知道”、或“这不是我的责任”、或“那时我不在”，再或“那时我还没有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再或反复辩解自己不是杀人放火的直接指挥者，不负屠杀中国人民之责。
　　诸如此类的回答，令我和旁听席上大多数人一样，听了愤怒，议论纷纷的声音从旁听座上和记者席上发出，在礼堂里“嗡嗡”地传开，军法官不止一次地敲击法锤：“肃静！大家肃静！”
　　三个多钟头后，法庭宣布：由于证据不足，今天只审不判，审讯到此休庭。包庇了这么久才演戏似的公审了这么一次，实在不光彩，但结果并不出人们的所料，人们都感到这种公审实际就是演戏！
　　转眼到了1949年的1月了，1月26日，军事法庭对冈村宁次进行最后一次公审，并要宣判。上午10点，仍在塘沽路市参议会大礼堂公审，我提前到达，发现外边没有像上次公审那样***扩音喇叭转播，冷冷清清，我想进去，有宪兵拦阻说：“在庭内旁听的一共才二十多人，你不能进去！”
　　听说审判十分草率，最后，66岁的冈村被判“无罪”！当然，这是从南京最高方面来的旨意！冈村后来平平安安被送回日本去了！那是1月30日上午10点，冈村宁次竟然与259名日本战犯一起在上海黄浦码头乘美国轮船约翰·W·维克斯号离开中国被遣送回日本了！而且，他的遣返是保密的！
　　——写于194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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