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卷英雄&出狱后成千万富翁来源:人民网 09:41
“白卷英雄”张铁生（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文史参考》2010年第11期 作者：张淑燕，原题：《文革时期的特殊高考：炮制“白卷英雄”始末》　　每年初夏的“高考”，它绝非某一个高中毕业生入学考试那么简单，背后牵涉的是他一生的前程和整个家族的期待。在“高考指挥棒”的挥舞下，我们现代社会的人才选拔制度本不完善，而如果把高考换成在一个非以成绩、而是靠出身的年代，它就会演绎出更多荒唐、离奇的故事。于是，出现了1973年“白卷英雄”张铁生……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回顾中国高考制度起起落落、风风雨雨中走过的六十年，它总在扮演着决定个人和时代命运的角色。　　1973年的“高考”，是“文革”十年动乱中唯一的一次。这次考试中，“白卷英雄”张铁生的出现影响了当年大学招生的路线，导致学生考分越高越是没有学校敢要，被录取者多是成绩平平甚或中下者。无数知识青年的“大学梦”在瞬间变得支离破碎，一切又跌入阶级斗争的深渊……　　“白卷英雄”诞生前　　如果没有1973年的高考，就不可能出现“白卷英雄”，张铁生也只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而他参加的“高考”，实际还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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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推荐】简版| | ----3g.ifeng.com18-08-15 08:53文革时期的名人--黄帅和张铁生今昔(昔日“白卷英雄”张铁生成“千万富翁&&)
张铁生，1950年生，辽宁兴城人。1968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曾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1973年参加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时，因解答不了试题而在空白试卷的背面写了一封
“信”，被树为“反潮流”的“英雄”。同年入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后加入中国***。1975年任***铁岭农学院核心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同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1976年10月后被撤销所担任的党内外职务，并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1年10月刑满获释，和另外三人创办了饲料公司，目前他所在的公司净资产过亿元，是拥有17家子公司的大集团。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
1973年，正在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的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时，他仅做了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尊敬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张铁生诉说了自己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的心理冲突，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
张铁生交的不是“白卷”
　　1968年10月，张铁生从兴城县初中毕业后，来到本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插队落户。凭借一向突出的表现，张铁生当上了生产队小队长，也赢得了1973年这次参加大学招生文化考试的机会。然而，在最后一场理化考试中，整张试卷题他只会做3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成绩一公布：语文38分，数学61分，理化6分。虽然成绩比较差，但足以说明他当时并未交白卷。
　　同样参加过那次考试的，还有著名历史学家沈志华。当年报考清华大学的他，在那次考试中数学拿了满分100，其它科目成绩也都相当不错，在他所属的京津唐考试片区排名第一。清华大学还专门派教师到工厂找沈志华谈话。“那会儿我就觉得这是板上钉钉的事了”，沈志华说，结果“白卷英雄”张铁生使择优录取的规则倒了个个儿，“考得最差的被录取了！”沈志华一把火把曾做过的数理化习题本全烧了，决定改学文科，想搞清楚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
　　当然不是低分，让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真正原因在于他在理化试卷背面写“给尊敬的领导的一封信”。信中，张铁生诉说了“受到自己为贫下中农事业的事业心和自己自我革命的良心的谴责”，“不忍心放弃生产”而复习，虽然考得不大好，但他“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可以“自我安慰”；他坦白说，“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我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清白如洗），自我表现胜似黄牛”，所以
“希望各级领导在这次入考学生之中，能对我这个小队长加以考虑为盼！”
　　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侄子----毛远新得知此事后，将张铁生试卷背面的信作了删改，指示《辽宁日报》发表，并在编者按中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这篇题为“一封发人深省的信”的文章，之后被收录进了云南省新增的中学《政治》（各年级用）课本第49页的附录中。
　　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
　　各地报刊纷纷转载那封给“尊敬的领导”的信，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勇于交“白卷”的反潮流英雄。
　　四人帮的“马前卒”
　　从毛远新发现他的信开始，张铁生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
　　高考结束后，张铁生顺利地被铁岭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录取，后又被学校破例发展为党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同学老师们一起奔赴农村，帮助农村进行阶级斗争。有人说下乡“下糟了”，“学不到东西，浪费了时间”，在4个月后的总结会上，张铁生和同学们用实际工作成果予以了反驳，他们不但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还为贫下中农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5年1月，第四届人大在北京召开，张铁生当选为人大常委。8月，上级党委决定调整铁岭农学院的领导，成立了老中青三结合的新班子，张铁生又被选拔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副组长、党委书记，并受到江青接见，江青称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
　　11月29日，当教育界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张铁生再一次以“反潮流精神”挥笔上阵，《辽宁青年》发表了他的文章，“（当前教育革命的）形势是喜人的又逼人，逼就逼在我们要继续澄清路线是非；逼就逼在党和工人阶级在学校的领导必须巩固和加强；逼就是逼在我们必须抓紧教育革命的薄弱环节；逼就逼在我们必须有大寨精神办教育；逼就逼在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还有成为新的精神贵族的危险。一句话，就是逼着我们汲取历史教训，总结新鲜经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这篇文章被人们称为张铁生的“新答卷”，后来又被刊登在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红得发紫的张铁生频繁参加社会活动，四处作报告、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在政治舞台上表演，为“四人帮”大造舆论。张铁生已然成为江青集团的马前卒，被绑在“四人帮”的战车上，再也无法左右自己。
从此，红得发紫的张铁生开始频繁参加社会活动，成了绑在“四人帮”战车上的一名打手……
“四人帮”被粉碎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冰消雪融。
张铁生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有意打造的一个“造反榜样”，他充当了“四人帮”冲击1973年恢复的高考制度的工具。“文革”中那唯一一次“高考”，被批为“资产阶级利用文化考查，乘机塞进旧高考的那一套，妄图破坏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白卷英雄”引发全国掀起对文化考查的批判，“招生进行文化考试”又成往事。
　　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张铁生的政治靠山消失了。《山西日报》11月18日刊登的《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了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拉开了对他揭批的序幕。
　　随后，张铁生被学院撤销党内外职务、开除学籍，还被逮捕羁押。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审张铁生反革命案件。在案件审理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他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在法庭辩论时，他说自己只是一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该宽容和谅解的“错误”。然而，法院最终以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等罪状，判处他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从1976年算起。
　　在辽宁省凌源监狱度过的15个春秋里，张铁生由兽医改为人医，曾在凌源监狱卫生所担任医生兼护士，负责全监狱犯人的医护工作，从未出过差错。在他服狱期间，有不少受他牵连的朋友还伸出援手照顾其父母。虽然“文革”资料中对张铁生的描述不如“革命闯将”黄帅、“造反领袖”蒯大富那么多，但他确是个有情有义、人缘不错的青年。
　　日，张铁生刑满获释，接他出狱的是他在铁岭农学院的老同学董礼平，此时她已是沈阳农业大学的一名讲师。不久，张铁生迎来了他41岁生日。11月4日那天，昔日好友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生日晚会，为他订做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铁生41岁生日快乐！
　　世事轮回，沧海桑田。从一个“白卷先生”、“反潮流英雄”到阶下囚，终又做回了一介平民，历经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张铁生一心想做个普通人。他本想和董礼平悄悄结婚，一如他们悄悄地相爱，可是家里人反对，说董等了他这么多年，悄无声息地娶进门可不行。于是，当年12月22日，张铁生出狱后的第78天，他和董在兴城县城举行了婚礼，出席的只有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
　　一年后，张铁生在妻子和朋友的鼓励下开始了他的经商生涯。他先在一家饲料公司当一名小职员，干一些杂活儿。在人们眼中，张铁生是个性格爽快且办事干练的人。1995年，张铁生和另外三人在沈阳成立了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饲料业前10名的大型农牧集团，净资产过亿元。现年60岁的张铁生任集团公司商政总监外，还兼任监事会主席。
　　当人们对“白卷英雄”变“千万富翁”的传奇议论纷纷时，张铁生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我太平常了，和我的同学朋友比，我没有一个方面是出色的。这些年拼命干事业，绝不是在努力向世人证明什么，我只是想过普通人的日子”。。
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原载日《人民日报》)
知青、白卷英雄张铁生文革后的遭遇恋人等他15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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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生在经历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之后，一心想默默无闻。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六日清晨，他就是抱着这种逃离尘世的心境，走出凌源监狱的大门，重返尘世的。
当他重新呼吸到大自然的空气时，他已经四十一岁了。站在监狱门口，他很想背靠电网高墙拍一张照片，可惜，由于狱方在家人来接他前一小时放他出来，他出狱后的第一个愿望便没法实现。他跨出铁门没有见到亲人，感到有点清冷，他向招待所走去，路上的行人忙着赶路、上班，没有人注意他，也没有人认识他。这一点很让他欣慰。时间过去得太久远了，他真希望人们把他忘记了，不再知道他是谁。他渴望像山野之人那样，过普通平常的日子，以让自己的心灵达到宁静致远的境界。但是既然这些很难做到，他也就明白了，已经重返尘世，他就无法逃避尘世了，面对人间纷纭，惟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正视现实，而不是躲避。
来之不易的姻缘
张铁生出狱一小时后，驱车从兴城赶到凌源的家人，在招待所里找到了他。他的身体有些发福，头发还是那样黑，皱纹刻在他的脸上，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多、多么深。
张铁生一眼就认出了董礼平，虽然十五年未见，姑娘已不再年轻，但她此刻在张铁生的眼里却美若天仙。过去，董礼平是他的同学，现在，董礼平对他来说重于生命。他站起来，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万语千言尽在不言中。他想起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一九七三年九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学水利的志愿，分配他去铁岭农学院牧医系学习。提前报到的同学听说和大名鼎鼎的张铁生一个班，异常高兴，都希望能接到他，而真正接到他的是董礼平。她热情地接过张铁生手中的提包，带他向站外走去。张铁生还记得，当时她的脸挺黑，牙齿很白，一眼便知也是从大田里走进课堂的知青，他问:「你是哪个班的？」
董礼平爽朗地说:「咱俩一个班，我昨天晚上就到了。」
「你二十几岁？属什么的？」张铁生又问。
「二十三岁。属虎。」
「我也属虎，咱俩同岁。」
这以后，他们共同学习了三年，是很要好的朋友。毕业时，全班只有董礼平一人留校工作，所以，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张铁生被押送回母校批斗后带走时，也只董礼平一人默默相送。在那个沉重的时刻，她多想上前去和昔日的老同学张铁生打个招呼，说几句宽慰的话，可是，她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她只能在心里呼唤他的名字，祈祷他平安归来。
现在，他终于归来了。他向她走来，拉住了她的手，尽管她为此等待了五千四百多个日日夜夜，她毕竟等到了。
她含着泪笑了。
张铁生说:「如果世上真有缘分的话，我们俩的缘分就在那一接一送中。」
董礼平点点头，用妻子的口吻说:「走吧，咱们回家！」
这句话张铁生听得真真切切，他也有家了！他握住董礼平的手不放，他要永远拉着这双手，一生一世永不松开。对一个心灵受过重创的男人来说，医治的良药，就是一颗女人的心和她那双温柔的手。
张铁生出狱半个月后，迎来了他的四十一岁生日，十一月四日这天，他当年的几位要好的同学（包括董礼平在内），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生日晚会，为他订做的生日蛋糕上写着:祝铁生四十一岁生日快乐！
张铁生被这深深的同学情谊感动了。半个月来，这些同学带他去登彩电塔，去卡拉ok歌舞厅，让他看一切新鲜的东西，体验所有全部的感受，为的是让他尽快适应外面的世界。面对飞速发展的社会，他觉得自己观念落后、反应迟钝，真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这些同学当年因受他牵连而饱经磨难，有的甚至几年没有给分配工作。可是，他们并没有嫉恨他，他们仍是他的挚友。十五年来，这些同学没有忘记他，他们多次去兴城看望他的母亲，替他尽一点孝心。
他举起酒杯，向大家敬一杯酒。他的胃病很重，不能喝酒，但是，这杯酒他一定要喝，这酒是和泪一起咽下去了。他说:「你们对我的情谊，我没齿难忘！」
张铁生因此懂得了一个真理:比大海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
张铁生出狱后，董礼平与他步步相随，他很快就觉得离不开她了。
他们本想悄悄地结婚，正如他们悄悄地相爱。可是，家里人坚决不同意，礼平等了你这么多年，悄没声地娶进门可不行。没有他俩插手，弟弟让出自己的一套两居室楼房诚心诚意给他们做新房，用最快速度装修，花了上万元（这笔钱是父亲留下的遗产）。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铁生的婚礼在他弟弟刘铁山（张铁山本姓刘）承包的天鹅饭店举行。只有家人、亲戚和几位同学参加。渖阳来的一位女同学问:「有没有录像？」
张铁生说:「没有。」
「那不行，现在结婚都录像。」
于是，摄像师被请来了。
凌源劳改二支队的政委、大队长一行五人，千里迢迢从凌源赶到兴城，还带来一条毛毯做贺礼。他们特意都穿了便衣，政委解释说:
「我们是作为朋友来祝贺的。」他拍着张铁生的肩膀说:「小董是个好姑娘，你千万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姻缘哪！」
张铁生说:「你放心。我永远不会辜负她。」
婚礼开始了，张铁生第一次穿着西服，系着领带，站在身穿红毛衣的新娘子身旁。他郑重地说:「我是一个坐过十五年牢的人，由于我的原因，很多亲友受到牵连，你们身心遭受的损失，我无力偿还。只能在此向所有受我牵连的人表示我深深的歉意！」说着，他向众人三鞠躬，张铁生接着说:「我的老同学董礼平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珍贵的爱情，她的高尚情操是我无法报答的，她对我情重如山，从今后，我们要相亲相爱，相依为命，手拉着手，一直走到生命的尽头。」
知青、白卷英雄张铁生文革后的遭遇 恋人等他15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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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多看那束花
张铁生出狱后，有一种自卑感，他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就自由自在，知道了，他就不自然。他更不愿意回当年插队的枣山去，似乎无面目见江东父老。而枣山的父老乡亲却没有忘记他，听说他回来了，纷纷带着东西来看他。年岁大的老爷子让儿子用自行车带着走了二十多里地，来看这位当年的知青、当年的队长。张铁生实在担当不起这份浓厚的乡情，只好带着董礼平回枣山去看乡亲们。
张铁生一进村，正碰上小程拿一把镰刀从山上下来。十五年未见，小程姑娘明显见老，不过模样一点没变。她热情地把张铁生和董礼平拉到自己家里，张铁生见她家房子高大、设备齐全，两个孩子也都长大了，很高兴。
见到小程，张铁生必然想到他当年的未婚妻小侯。她们俩当时是好朋友。小程也必然要对张铁生谈起小侯。性格刚烈的小程含着泪说:
「她没等你，当初山盟海誓的。」
张铁生慨叹道:「我不怪她，是我没让她等。」
小侯是还乡青年，比张铁生小两岁，在人品长相上，村里的姑娘没人能超过她。
张铁生上大学后，名声越来越大，小侯心里没底，便止步不前了。
但张铁生并不是在感情上见异思迁的人，他依然一片真心地爱小侯，大学三年，他写给小侯的情书不断，并公开了他们的关系，也斩断了一些姑娘对他的情意，董礼平就是通过这件事才看重他的。
张铁生入狱后，小侯家悔婚，小侯坚决不同意，甚至从家里搬了出来。可是，她不知道张铁生在哪儿，也不知道他会怎样，来找她外调的人接连不断，赤脚医生也不让她干了，走到哪里背后都有人指指点点，痛苦时时刻刻撕咬着她的心，张铁生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她不要等了:我是没有指望的人，那块表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小侯二十六岁时嫁给了城里的一位工人，丈夫对她很好。张铁生兴董礼平结婚时，她曾想前去祝贺，却终究没有鼓足勇气。一个月后，她托人给张铁生送来一束花，写了一封信。张铁生百感交集，一个人握着那封信跑到海边。冬天的海边，静无人影，面向大海，张铁生足足站了1个小时，曾经历过的情感是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他不敢多看那束花，把花锁了起来。
张铁生出狱后，几个月没有工作。当地政府把给他安排工作的事当作难题，一级一级往上交，张铁生生活无着落，妻子又怀孕，他堂堂七尺男儿不能长期靠妻子养活。
经一位校友介绍，他来到另一位老校友开办的饲料公司任职，公司为解决他们夫妻两地生活的问题，特地安排他在渖阳建办事处。
目前，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他学农出身，搞饲料也算是专业对口。他不再迷信「铁饭碗」了，来办事处工作的两个研究生就是扔掉「铁饭碗」的，他们正在努力工作，要把手中的「泥饭碗」变成「金饭碗」。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四十二岁的张铁生陪着四十二岁的妻子到渖阳医大三院妇产科检查，预产期已经到了。非常喜爱孩子的张铁生多么盼望早日见到自己的孩子啊！
由于胎儿过大，董礼平接受剖腹产，当天生下一个八斤八两的女孩。
守候在分娩室外的张铁生听到婴儿的啼哭，异常激动，那一声响亮的啼哭，就是他人生命运交响曲的一个崭新乐章。他做爸爸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今生今世还能当父亲，他太高兴了。护士送孩子去婴儿室时，对这位中年得子的父亲格外关照:「先抱抱你的女儿吧！」
张铁生伸手抱起自己的女儿，一种从未有过的柔情顿时充溢了他的心胸，他望着女儿的小鼻子小眼儿，看不够亲不够，神圣的父爱从他心头升起。他坐在那足足抱了一个小时，如果不是护士催促，他还不舍得放下。
中国人是最善良、最富于同情心的民族，张铁生赫赫有名时，老百姓可能并不买他的账，可是，当他落难后，人们就给他极大的同情和帮助，而且是完全不要求回报的援助。张铁生在兴城街头买油条时，卖油条的孩子不收他的钱，他问:「为什么？」孩子回头看看父亲说:
「他告诉我不让收你的钱。」
出狱之后，不论办户口还是办结婚登记，所到之处，人们都很热情地给他提供方便。这次在医院里，他又一次感受到了来自普通人的帮助和爱护。这让张铁生感到，生活是多么美好！他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生活、对人民的谢意。
孩子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生机，张铁生私下与董礼平合计，现在咱们得多挣点钱，为孩子，也为自己。因为我们老的时候，孩子还没有长大，我们必须依靠自己养老，我们也有责任为孩子的将来做一点储备。
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他才全力工作，不仅承包了办事处，还与同伴合伙开办了自己的饲料公司。
社会生活就像一条永不回头的河流，张铁生曾是河滩上一条搁浅的小船，现在，这条刚刚修复的小船又汇入了大河，向前航行。他不能对那块搁浅地频频回首，也没有时间去数走过的足迹。失去的时间太多了，他必须比同龄人付出更艰辛的努力，才能追赶上时代的脚步。
&黄帅简历　　
1973年，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读五年级。
　　1979年9月至1984年9月，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
　　1984年9月，到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
　　1986年，赴日本留学。
　　1993年3月，获得“学术硕士”学位，到日本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
　　1998年12月，回到，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写信寄往《北京日报》
　　1973年底，黄帅在市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班主任让全班同学都写日记，要求写出心里话。9月7日，黄帅这天的日记令她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今天，&&没有遵守课堂纪律，做了些小动作，老师把他叫到前面，说：‘我真想拿教鞭敲你的头。’这句话你说得不够确切吧，希望你对同学的错误耐心帮助，说话多注意些……”黄帅的班主任看了这篇日记后说“提意见纯粹是为了拆老师的台，降低老师的威信”。于是，接下来两个多月，老师号召同学“对黄帅的错误要批判，不要跟着她跑，要和她划清界线”。
　　黄帅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便给《》写了一封信，希望报社来人调和她和老师的矛盾。她说：“……我是红小兵，热爱党和，只不过把自己的心里话写在日记上，可是近两个月老师一直抓住不放。最近许多天，我吃不下饭，晚上做梦惊哭，但是，我没有被压服，一次又一次地提出意见。究竟我犯了啥严重错误？难道还要我们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对于黄帅来说，写这封信的目的不过是希望解决她和老师的矛盾，好安心学习。据黄帅后来讲，信寄出后，她又有些后悔，“自己原本有错，而且那位语文老师平时对我们挺不错的”。
家喻户晓成“闯将”
　　恰恰在这时，集团正好需要在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典型。黄帅这封六百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江青的亲信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他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
　　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
　　但是，风光无限的黄帅并不快乐。对于那位因她受批判的语文老师，黄帅十分内疚。“我偷偷地哭过，可只能是在没有人的地方，我这个‘英雄’可真难当啊。”黄帅后来曾托同学捎口信给老师，说对不起他。
　　时代造就了黄帅的大红大紫，而质疑“反潮流英雄”黄帅的人也被时代改变了命运。当时生产建设兵团有几位年轻人不赞成对这小学生日记的宣传，并以王亚卓的署名，合写一封信给黄帅，指出她的“矛头错了”。结果这四人在“”派遣的工作组主持下，被遣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劳动改造。
　　和当时的“白卷英雄”一样，十二岁的“反潮流英雄”黄帅不过是江青等人在教育体系树立的“造反榜样”，是政治运动的工具，也是社会畸形的产物。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黄帅那年16岁，正上初三。她也同全国人民一样，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兴高采烈地庆祝这一历史性胜利。
　　谁知，欢庆胜利的气氛还没有完全散去，人们就对她投来了异样的目光。在处抄出的组阁名单中，黄帅拟任团中央书记。有人叫她“四人帮”的“小爪牙”。很快，大字报铺天盖地，谣言四起。黄帅在上学放学的路上，经常遭欺负。正常的学习、生活、身心发育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黄帅的父亲很快就被隔离审查，不让回家……后来，她爸爸又被逮捕，投入监狱，同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妈妈精神不支，加上严重贫血，黄帅经常看到妈妈昏倒在地。很长一段时间，16岁的黄帅成了家庭的支撑，带着9岁的妹妹和病重的妈妈生活。
　　1979年1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领到了颁发的高中***书。1979年，她报考计算机科学系。当时担任中宣部领导的曾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
回母校工作
　　但父亲的问题仍压在黄帅的心头。黄帅的父亲1957年毕业于物理系。假如没有“黄帅事件”，黄帅的父亲本可以像的其他专家一样从容搞科研，过正常人的生活。而今父亲的处境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改造。黄帅总觉得对不住双亲，特别是父亲。
　　黄帅经过深思熟虑，决心为平反父亲的案子奔走呼号。日，黄帅大胆地给当时的胡耀邦写了封信。没过多久，耀邦同志就对黄帅的信作了批示，请中纪委负责查办。1981年3月，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亲自找黄帅和她父亲谈话，并派出调查组对小学生事件的始末作了调查。同年，黄帅父亲得到平反。
　　1984年9月，黄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工作。两年后，她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1993年3月，黄帅获得东京大学“学术硕士”学位，之后到三和综合研究所工作。1996年冬，她生了一个儿子，像许多日本女性一样，做了两年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1998年12月，黄帅结束了在日本的留学、工作，回到祖国。她带着对母校的深深怀恋来到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工作。
　　已步入中年的黄帅时常牵挂着年事已高的父母。她每周都要回去看望父母。有时她还会把正在编辑的书稿随身带着，在父母那儿同二老呆上一两天。她常把自己写的文章拿给父亲看。有时老人家太累了，黄帅就依偎在父亲身边，读给他听。父女俩边品味文章，边交流思想，天伦之乐，弥足珍贵。
遇罗克，是中国“文革”中为坚持真理而献身的英雄。因父母被打成“右派”而不许进入大学。1966年7月写作《出身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日被杀害。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遇罗克[1]（1942年----日），人，自幼聪明好学，父亲遇崇基曾以公费留学生身份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王秋琳家境优裕，曾自费到东京女子高等商科学校读书。因父母1957年均被打成“”，遇罗克高中毕业后，于1959年、1960年先后两次参加高考，尽管成绩优秀，但不被准许进入大学。为了了解社会，遇罗克报名到南郊农村当农民。1961年春节前，街道批准遇罗克去大兴红星公社旧宫大队菜园小队插队。但在农村，遇罗克看到，“血统论”的现象更为严重甚至也更为残酷：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斗死，这种现象用很形象的语言描述，称之为“连根拔”。1964年，神经衰弱很严重的遇罗克回到城里。他曾经在小学做过一段代课老师，又因出身问题被辞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机器厂当学徒工。从自己所受的不公，再联系到整个社会，遇罗克通过大量的阅读各种书籍，进行深入的思考[2]。1966年7月，写作《》，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日《中学文革报》第1期上刊载，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为当时的主流意识所不容，日，当时的中央文革表了态，说《出身论》是反动的。日，遇罗克被捕。日，被杀害。从逮捕到杀害，他们对遇罗克进行了八十多次的“预审”，想从他口中找到所谓“恶毒攻击”以及“组织反革命集团”的事实，以作为杀害这个无辜青年的口实。但是他们没有捞到半点证据，最后竟以“思想反动透顶”、“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等莫须有罪名判处遇罗克死刑。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遇罗克无罪。
　　根据《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徐晓、、编，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记载，遇罗克在文革中被判死刑，原因是私藏手榴弹，预谋暗杀***。1967年夏天，《中学文革报》的大部分成员到东北去看武斗的热闹，遇罗克在长春车站赶上发武器，就带了手榴弹回到北京，后来又害怕被查出来，想到香山埋了，就这样被公安局盯上了。最后死刑判决书上写的是：阴谋杀害伟大领袖***。
《出身论》
遇罗克代表作《出身论》
　　对今天大多数和我一般大的青年来说，“遇罗克”已经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了。但在三十多年前，在“血统论”甚嚣尘上的时候，他勇敢地站了出来，指出了一个在现在看来已是基本常识的道理：人人生而平等。然而他为他的自由的言说付出了代价----他的生命。如今，要想了解一下遇罗克和他的思想，就不能不对那个时代作一回顾。三十多年的时间尘封了一段惨痛的记忆，“出身”似乎已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1966年7月至9月，正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风行之际，(文革时期有人在过年时，在自家门上贴上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联是“基本如此”不久这副对联还被张扬的造反派人物加以改动，横联改成了“理应如此”。这副对联对文革时的“血统论”发展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有极坏的作用。）25岁的北京徒工遇罗克，为了向社会公开其独立思考和向血统论发起挑战，伏案写下了著名的《出身论》等文章。30年岁月并没有封尘遇罗克思想的光华。
　　遇罗克之所以能够“举世皆浊我独清”，与他被剥夺上大学机会，但仍在社会大学学习，并研读大量哲学、历史书籍有关。本书的回忆文章，再现了遇罗克在疯狂的年代中的觉醒之路、抗争之路。
　　发明家遇罗文出版纪实长篇《我家》，纪念文革殉难的胞兄遇罗克，披露胞兄舍身捍卫人权及家人遭难经过。
　　近十年来，“文化大革命”的话题不仅退出中国的主流媒体和出版物，也退出了中国人的记忆，新一代人说不清文革的来龙去脉，甚至不知道“四人帮”。但时光隧道真的能够一片白净清洁吗？不，隧道的拱顶突然透出了殷红的痕迹，这是文革冤灵的鲜血，它从来就没有乾涸过。
　　文革年代惨遭当局杀害的人权思想家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最近撰写和出版长篇纪实文学作品《我家》，以纪念其兄殉难三十周年。《我家》问世，市场反应热烈，好评如潮，打破了亲历文革那代人的内心平静，惊心动魄的回忆苏醒了。人们重新记起，中国跟荒谬而又凶暴的极左路线决裂，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一九四九年，***在***城楼上上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谁想得到神州大地出现了比西方的种族歧视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更黑暗的人权歧视现象。数以千万计的青少年从一出生就注定不能享受与其他同龄人同等的权利，因为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和右派，他们天生就没有资格和别人一样去升学、参军和就业。
　　人权歧视在文革中登峰造极，在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纵容下，先是北京郊区大兴县，再是湖南省道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各地爆发了滥杀地富分子及其子女的狂潮，受害者唯有听天由命，像弱小动物一般孤苦无告，然而在高举的屠刀下，连他们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幸免。这血淋淋的屠杀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留下永难洗刷的耻辱。
　　遇罗克品学兼优，两度报考大学都被拒于门外，就因他的父母留学过日本，回国后又经营铁工厂。遇罗克没有自怨自艾，而是刻苦研读从马克思到卢梭的大量名著，进行艰苦探索。文革初期，红卫兵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挥舞铜头皮带杀向全社会。在中国血流遍地、哭声震天的时候，遇罗克拍案而起，公开发表了长篇论文《出身论》，对反人权的血统论进行了无比猛烈的批判。文章一问世，就赢得千百万人的强烈支持，但也冒犯了文革当局。遇罗克一九六八年初被捕入狱，七零年三月五日惨遭处决，结束了宝贵的生命。
长兄为反血统论牺牲
遇罗克烈士全家福
遇罗克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也意识到自己的宿命。他进监狱后对难友说：“何为不朽？不朽在于引起后人的共鸣。”他深知为真理而献身的代价，但其中并不包括自己的尊严。他说：“假如我也挨斗，我一定要记住两件事：一、死不低头；二、开始坚强最后还坚强。”
　　牢房里有个名叫张郎郎的干部子弟，很佩服遇罗克的才学和胆识，问他：“你为一篇《出身论》去死，值得吗？”遇回答：“值得。”他对张说：“你过去一直生活优越……对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体会。而我几次高考，成绩优异，都没有考上。像我这样的并不是一两个啊。可以说，从我们能奋斗的那天起，就是被社会歧视的。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的社会地位和心情。”
　　遇罗克说，他没有想到一篇《出身论》影响这大，全国各地那多感人肺腑的来信，常使他读着流泪。“我永远忘不了，有姐妹俩哭着找到我们，一再说：『收下我们吧！哪怕整天给你们端水扫地都愿意。』为了他们，值得死。”
　　遇罗克热爱生活。他在牢房里帮助过许多人，跟难友一道回忆《中国古诗集》，从屈原的《渔父》到谭嗣同的《绝命诗》，差不多有三五百首。遇罗克还背熟了《橘中秘》、《梅花谱》等棋谱，能跟别人下盲棋。他也留恋生命，他故意说跟大名鼎鼎的反周恩来组织“五一六”有关系，让当局白费力气四处调查，为自己翻案争得了一段长时间。遇罗克在法庭上恳切提出：“希望政府能将某些材料核实一下，听听我个人的申诉。”但这个起码的要求也被拒绝了。
　　审讯当局向遇罗克宣布将被处决的消息，问他最后还有甚话要转达给家人时，他挖苦地说：“我想要一枝牙膏”，把主审气得脸色发青。在临刑前夜，遇罗克跟死囚牢里的难友们“举办”了一次特殊的“晚会”，各自在单人牢房里，唱起了自己喜爱的歌，有合唱也有独唱，唱了整整一夜，互道珍重，说了许多勉励的话。
穿着一身旧衣上刑场
　　遇罗克生前最惦念的是外婆。年近七十的外婆操劳一生把他们从小带大，遇罗克很怕她听到自己的噩耗受不了打击。在遇罗克的遗物里有件崭新的白背心，自一九五七年以来，遇家家境贫寒，罗克从没穿过好衣服。他在狱中穿的背心已破烂不堪，就写信让家里人买件新的。等母亲把买好的新背心带给他时，他已知道自己要告别人世了，决定把新背心留给弟弟穿，自己穿着一身旧衣走上刑场。拜托难友李考良，将来替他看望亲属，还说：“我最惦念的就是姥姥和弟弟。”因为那时操劳一生，把我们从小带大的姥姥已经快70了，他怕她听到噩耗经受不住刺激。
遇罗克烈士与姐弟
如今已是卓越发明家和工程师的遇罗文对亚洲周刊说：“我家两代六口人，却有四人六次跟铁窗结下不解之缘，可是我家始终是一个和睦、真诚而温情的家庭。”就在大部份子女于监牢和劳改队受苦受罪之际，遇家父母却派出身边唯一的小儿子遇罗勉，千里迢迢前去东北看望朋友孙钢的父母，孙纲原先是《出身论》的热心读者，后来跟遇家兄弟成了好友，受牵连进了监狱。
　　遇家的亲子之爱和手足之情，是多舛命运给予他们最丰厚的补偿。遇罗文在《我家》中写道，具有文学和美术天赋的姐姐遇罗锦，在六六年北京红卫兵满城抄家的时刻，因保留舍不得烧掉的哥哥日记而被当局送进劳改队。有一天，遇罗锦突然回家，问其原因，原来劳改队偶然批准她探亲。这时，母亲就要下班回家，弟弟们担心母亲的神经受不了太大的刺激，让姐姐先躲起来。母亲进了家门，孩子们东拉西扯说姐姐可能会回来，直到母亲慢慢有点思想准备了，弟弟才让姐姐露面，母女抱者一起，默默地流泪。
　　遇家小儿子罗勉探望在东北劳改队的姐姐罗锦，是《我家》一书最感动人的篇章之一。在管教干部的面前，姐弟不敢谈论长兄遇罗克，拥抱告别时，两人刷刷地流泪。可是遇罗锦万万没想到，小弟还会来看她，“第二天天还没亮，小弟已来到路边。等呀等，终于看到黑压压的人群走过来。一队队的人流在凌晨黝黑的天幕下无声地走过去，只听到踢踢踏踏连成一片的脚步声和队长们的吆喝声。突然，他在一个队伍中发现了扛着锹的姐姐，他招手，姐姐也看见了他。他哭了，她也哭了。”
　　姐姐后来跑到一个山冈上，向小弟招手。这时监工队长假装没看见，而在场的一些女劳教队员也跟着呜咽流泪。这是满天阴霾的文革岁月中，美丽人性挑战和战胜丑恶制度的辉煌时刻。可惜，中国的苦难太多了，持续的时间也太久了。
母亲没哭支撑起全家
　　遇罗文和遇罗勉后来在陕北收到家信，得知哥哥遇罗克的不幸消息，失声恸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他们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怀念的敬爱的哥哥。罗文忽然想：“我俩、父亲母亲互相还有个安慰，姐姐呢，谁能安慰她！”
　　遇罗文没想到的是，在哥哥惨遭处决后，父亲伤心得一下子跌坐在地上，而儿女心极重的母亲却没流一滴眼泪，从这一刻起，她主动担当了支撑全家精神的角色。可是强烈的悲愤仍毁坏了她的健康，这位早年曾是游泳运动员、看似没病没痛的母亲，竟在六十多岁时突然告别了人世。
遇罗克的日记
　　在与敌人笔战时，遇罗克不得不采用一种拥护***思想的态度。这是在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生存方式，既不违背自己的信仰，同时又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诬以大罪。
　　在留存至今的数千字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具有独立思考、桀骜不驯的新人物。
　　当时的舆论认为***思想是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遇罗克却说任何理论是有限的，夸大理论的无限性的人和言语都是错误的。
　　遇罗克反击姚文元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不是被编者压下来了，就是被大幅度改动。遇罗克当时就在日记中用一种嘲笑的口吻说：“一些造反派人说吴晗的死党旗帜鲜明的站出来。可是现在就有一个人旗帜鲜明的站出来，他们却又不敢将它登出来。”
　　对于当时的思想热潮，遇罗克总是保持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今日之学说似已走向神秘之途。”
　　对于当时的苏联道路，他也有一定的思考。显示了一个爱国者、忧时事者的热忱！
　　即使被抓入监狱，遇罗克依然不改变他爱读书、爱学习的习惯。搜集各方面的书籍，包括诗歌、哲学。他曾对狱友说不读哲学书，就不会思考。也正是由于他勤奋学习，勇于思考，不畏强暴，使他的这部日记成为其思想光辉的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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