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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龙门巷到九如巷 一个家族的地名变迁
日，地名文化总是伴随着人的成长和变化的文化。有关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家族历史，总绕不过两个重要的地名：合肥龙门巷、苏州九如巷。说起龙门，自然想到了“鲤鱼跃龙门”的典故，这一吉祥寓意，常常与古代的中举、升官有关，也会被拿来比喻逆流前进、奋发向上。李白曾有诗形象诠释：“黄河三尺鲤，本在孟津居，点额不成龙，归来伴凡鱼。”至今，关于龙门山在哪里，仍是众说纷纭。
龙门巷已经消失
张家四姐妹中，元和、允和、兆和出生于合肥龙门巷张公馆。这里曾是淮军将领张树声在合肥城区的公馆。龙门巷所住名门不少，合肥李家、许家都有几代人在此居住，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陆续散去。
张树声的长孙、即张家四姐妹的父亲张冀牖结婚时就在龙门巷，送嫁妆的队伍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新娘是来自扬州盐官陆静溪的千金陆英，送嫁妆的队伍从合肥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十条街。后来这个细节在不停的转述和附会中成了张家人一个遥远和盛大的家族记忆，旧日繁华烟云融化在无边的岁月，悄无声息。随着三个女儿的出生，新革命的爆发，以及家族内部的悄然变化，张冀牖选择了举家迁徙，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不久，四女充和出生，在几个月大时因为奶妈缺奶以及家族原因被叔祖母识修抱回了合肥张公馆。这位识修即李鸿章的侄女，是为张公馆当时的掌管人。她一生虔诚向佛，把家中的房子无偿供给慈善机构使用，还允许穷困的亲戚住在里面。张公馆，也无意中成为后来的才女充和的重要启蒙地，在这里她度过了最为传统的少年时期，读孔孟、习书法、闻箫声，也常常听那些老佣人们讲述过去的历史和人情世故。
1937年夏，抗战爆发，张家人从江南举家逃回了合肥张公馆，张冀牖带着儿女们再回老家，不只是什么的心情，一切物是人非。且不允许他们做更长的逗留，日军很快占据了合肥城区，他们继续往乡下张老圩子逃去。就是那次逃难，让张冀牖永远地留在了老家。1938年秋，张冀牖因病在肥西乡下去世，当时仓促下葬，至今墓地还没有找到。
再后来，张家人再回合肥，发现龙门巷已经消失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很多城市的地名和规划都发生了巨变。
龙门巷已经消失
张家四姐妹中，元和、允和、兆和出生于合肥龙门巷张公馆。这里曾是淮军将领张树声在合肥城区的公馆。龙门巷所住名门不少，合肥李家、许家都有几代人在此居住，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才陆续散去。
张树声的长孙、即张家四姐妹的父亲张冀牖结婚时就在龙门巷，送嫁妆的队伍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新娘是来自扬州盐官陆静溪的千金陆英，送嫁妆的队伍从合肥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足足排了十条街。后来这个细节在不停的转述和附会中成了张家人一个遥远和盛大的家族记忆，旧日繁华烟云融化在无边的岁月，悄无声息。随着三个女儿的出生，新革命的爆发，以及家族内部的悄然变化，张冀牖选择了举家迁徙，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不久，四女充和出生，在几个月大时因为奶妈缺奶以及家族原因被叔祖母识修抱回了合肥张公馆。这位识修即李鸿章的侄女，是为张公馆当时的掌管人。她一生虔诚向佛，把家中的房子无偿供给慈善机构使用，还允许穷困的亲戚住在里面。张公馆，也无意中成为后来的才女充和的重要启蒙地，在这里她度过了最为传统的少年时期，读孔孟、习书法、闻箫声，也常常听那些老佣人们讲述过去的历史和人情世故。
1937年夏，抗战爆发，张家人从江南举家逃回了合肥张公馆，张冀牖带着儿女们再回老家，不只是什么的心情，一切物是人非。且不允许他们做更长的逗留，日军很快占据了合肥城区，他们继续往乡下张老圩子逃去。就是那次逃难，让张冀牖永远地留在了老家。1938年秋，张冀牖因病在肥西乡下去世，当时仓促下葬，至今墓地还没有找到。
再后来，张家人再回合肥，发现龙门巷已经消失了。尤其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很多城市的地名和规划都发生了巨变。
1971年，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年的张充和女士还一再向家人打听龙门巷的情况，大弟张宗和当时回信说，“听家乡人说合肥变化最大，老城几乎全变了，现在的路都是新路，什么小书院大书院范巷口等地名早已不见了，自然更不要说什么龙门巷了。”
对于龙门巷的具体地址，合肥媒体曾有过多次追溯，一种说法是“在合肥前大街（今长江中路）街北龙门巷（又名龙眠巷，即市工商局老楼东到城改办楼），门对后大街（今安庆路）……”
还有人说是在今天的“舒城路”，有说是在老安徽日报社宿舍附近，有说是在老新安晚报社附近。
可见，地名一旦消失的太快太久，后人根本来不及记录和查找了。
欣慰的是，还有一位张家人记得，张煦和先生，著名画家，曾为合肥市政协委员，与名家黄永玉先生、韩美林先生等多有艺术交流。张煦和的父亲张成龄曾与张充和一起由识修收养，因此张充和与张煦和一见如故，亲姐弟一般，而且两人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每次见面他们都会聊到合肥，聊到龙门巷旧事。张煦和说他是最后一个从龙门巷搬出来的，后来房子都全拆了。他记忆的地址就在安徽日报宿舍附近。
曾见过张充和年轻时在龙门巷的留影，戴着时尚的宽沿大帽，坐在巷子口假山旁，留下了一个美丽的倩影，随着时光的变迁，照片已经不太清楚了。龙门巷的记忆，或许注定成为久远的记忆。
欣慰的是，还有九如巷。
沈从文先生与张冀牖先生合影
苏州九如巷东出五卅路，向西折南通十梓街，向北穿越住宅楼可抵体育场路。巷长161米，宽4米，弹石路面。
这条巷子走过了张冀牖与陆英的身影，走过了张家四姐妹的身影，也走过了顾传?、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等人的身影。
九如出自《诗经》，分别为：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山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
但是九如巷似乎与短暂的吴王张士诚有关。清朝时《苏州府志》记作狗肉巷，并注：“或作钩玉，相传淮张葬宫妃于此，仿玉钩斜也。”民国《吴县志》作钩玉巷，并注“（在）平桥北，同治《志》作狗肉巷，或作钩玉，相传淮张葬宫妃于此，仿玉钩斜也。按，俗讹九如巷。”《红兰逸乘》卷一：“钩玉巷，淮张时宫人埋玉之地也，故近王府基。”
张家办学乐益女中即在这里，早期招生简章的校址就是“皇废基”三个字。皇废基旁即是城市大操场，早年曾是处决犯人的地方，张家四姐妹的记忆文章可知，她们记得早期经过时还能见到人的骷髅头。
皇废基现在已经少人记忆，倒是旁边的锦帆路常为人记起，这里住着章太炎、叶楚伧等名家。锦帆路原本是内城边的一条河，张士诚用锦绣丝绸做船帆，泛舟游玩，于是，留下了锦帆路的地名。周有光与张允和新婚时一度就住在锦帆弄，周老先生百岁后还记得，锦帆弄以前是有水有船的，建国后都被填掉了，名不副实了。
九如巷几十亩地最早是陆英购买来准备办学及发展蚕桑丝织事业的，可惜她英年早逝，未能如愿。倒是张冀牖的女中在此办得风风火火，走出了丁景清、匡亚明、张闻天、侯绍裘、叶天底、胡山源、葛琴、黄慧珠、上官云珠、许宪民、葛琴、叶至美等师生。还成为***和国民党的地下党部。
更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沈从文来到了九如巷，1933年夏，沈从文带着特殊的“聘礼”大胆穿越现实藩篱，终于走到了张兆和家门前。这一年九如巷的夏天尤其的热，却给了沈从文无穷的热情，“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终于他迎来了人生最美的一个季节。
此后，九如巷是沈从文常来的“胜地”，政治运动、北方大地震时，他在这个略显僻静的小巷深处，为《中国服饰史》做着构思，也为他的小说一遍遍做着绣花似的修改。之余，他在小五弟张寰和陪同下逛观前街、游拙政园、淘旧书、登天平山，有时还去皇废基逛逛菜场，真是难得的“偏安”时期。当时，沈从文先生记得，张寰和夫人周孝华的精彩厨艺和计划时期“夜班抢菜”的精神，使得他在饮食起居上无忧，后来在给家人的信文中多次表达致谢。有一次，沈从文孙女沈红随祖父暂住九如巷，正好赶上了九如巷旧居要被拆了，为此小沈红在爷爷的指导下，为这座老房子留下了一幅写实画，沈从文先生也做了简短的注，很是富有纪念意义。
2015年冬，九如巷“张冀牖故居”终于被政府挂上了“保护牌”，尽管牌子上写的历史资料有些谬误，但到底是强调了保护。短短的九如巷里，乐益女中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张家小院里的老井，依旧清冽，迎接着一批批慕名前来拜访的客人。
清风水影，一切看似都在远去，但是沉淀下来的脉脉斯文，正成为两个城市的家族文化和历史见证。
在九如巷张家隔壁，就是画家、鉴赏大家王季迁先生的家，后来他去了美国，竟然与旧邻张充和“为邻”，其收藏之富，为华人魁首，这对老邻居在海外一定有着说不完的九如巷话题。
来源：北京晚报 北晚新视觉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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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备案号：京ICP备号公安机关备案号：09好多网站把篇名改成了：关于莫言和《红高粱家族》的往事
又是一年高粱红
（《经济观察报》观察家日）
&27年高粱红
一声高亢的“高粱红了”，拉开了60集电视连续剧《红高粱》的篇章。而27年前，这富有感染力的声音是响彻大江南北的“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从那以后，颠轿、野合、祭酒都变成了中国电影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经典桥段，也变成了一种既饱受争议又深入人心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格调。红高粱也变成了东方的文化图腾，象征着强悍而原始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民族气节。而27年，莫言从一个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变成了中国本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张艺谋也从一个才华横溢的摄像变成了“第五代”导演的领军人物----无论后来对张艺谋的电影有多少争议，有《红高粱》在，他的导演资质鉴定都应该是优秀。
张艺谋凭着《红高粱》在柏林拿到新中国电影第一个金熊奖之后，莫言接受报纸采访回顾《红高粱》的改编过程，他说：“我对张艺谋没有任何要求，我说我不是鲁迅，也不是茅盾，改编他们的作品要忠于原著，改编莫言的作品爱怎么改怎么改。”
饶是如此，这部最初起名《九九青杀口》的电影还是最大限度地尊重了原作，包括让莫言引以为豪的、叙述人称上的天才创造“我爷爷”“我奶奶”视角；包括流贯在小说中的高拔健迈的阳刚之气；包括“最能喝酒最能爱”的浪漫主义格调；甚至包括原作中在片段化的情节中冲击跳荡的诗意风格。仅仅五个主要人物，不多的台词，浓烈而富有冲击力的画面，紧凑的叙事节奏，就完成了一次电影和小说的完美结合。
对于由五个中篇构成的小说《红高粱家族》，电影是刀切斧削，取其精粹，而电视剧则因为长度和形制的要求，要增宽拓容，不放过每一个枝蔓：原书中，没有冲破旧家庭的新青年张俊杰，没有九儿的初恋挫折；也没有守护名节、和九儿斗智斗勇的嫂子淑贤。原书中有真实原型的高密县长曹梦九的出场也并不多，但他在电视剧里几乎变成了主要人物朱豪三，而且他的“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也颇有《让子弹飞》的冷幽默意味。如果说张艺谋的电影是一首雄浑壮阔的诗，凝练、紧凑、可堪玩味，那么现在的电视剧就像一篇散文，庞杂、疏朗、可资消闲。
电影是男人戏，充满了酒神精神。在姜文的“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中，巩俐的笑容是安稳的底子，是侵略到来之前，中国农耕社会中男人自足生活的首要构成因素，所谓的“老婆孩子热炕头”。电视剧则变成了女人戏，充满了女性主义的意味。在九儿“活着比名节”更重要的生活哲学之下，余占鳌、张俊杰等所有男性，都变成了女性个性解放的点缀。当然，二者都不能算对原作的偏离，因为小说既写到了“我爷爷”余占鳌的匪气和霸气，也写到了“我奶奶”九儿“什么事儿都敢干，只要她愿意。她老人家不仅是抗日的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他们在“生机勃勃的高粱地里相亲相爱，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心灵，比他们彼此愉悦的肉体贴得还要紧。”只是，电视剧加长并分集的形制会将所有不羁心灵掀起的风暴都稀释掉，变成一个个小风暴和小冲突。
高粱为什么这样红？
《红高粱家族》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为什么莫言有那么多的作品，最先被改编成电视剧的还是这一本呢？笔者以为，除了电影巨大的影响力是可借之势之外，它在莫言创作中所占据的地位，它所塑造的鲜明的人物性格，所采取的土匪+战争+爱情的情节模式，都是成因。而小说开放的历史观和宏阔的故乡情结也为改编提供了再创造的巨大空间。
这是一部以抗战为背景的小说，前面说过，由五个中篇构成。故事用“我爷爷”“我奶奶”的视角讲述，但随时会跳到“我父亲”和“我”。因而，故事并不是按照正常顺序讲的，而是充满了80年代作家所迷恋的技巧的探索、片段的拼接。在书中，莫言展开了他天马行空的想象，语言虎虎生风，人物自在彪悍。
坦率说，对于一般读者而言，《红高粱家族》不好进入，但一旦读进去，会立刻感受到一种读历史演义和民间传奇的乐趣----把历史传奇化，演义化，是莫言在战争文学中接续文学传统的成功尝试。他说：“《红高粱家族》好像是讲述抗日战争，实际上讲的是我的那些乡亲们讲述过的民间传奇，当然还有我对美好爱情、自由生活的渴望。在我的心中，没有什么历史，只有传奇。”
在小说里，莫言一开篇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理念：“高密东北乡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一代一代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他们杀人越货，精忠报国，他们演出过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舞剧，使我们这些活着的不肖子孙相形见绌，在进步的同时，我真切地感到种的退化。”在篇末，它借纯种高粱变成了杂种高粱，失却了“高粱的灵魂和风度”而让人失望、让人痛恨，来呼唤重新寻找家族图腾和高密东北乡传统精神象征之必要。
多年前，鲁迅先生就曾借着九斤老太太的口说，生出来的孩子体重越来越轻，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对于历史传统深厚的中国，对于文学脱胎于史学的中国而言，这样“今不如昔”“慕古好义”的感叹显然是最没有争议的“集体无意识”----文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追忆或者向往一种不存在的生命状态和价值理想，用白日梦对抗时光流逝。
而且，作为文学，除了用文字展示一种充满了原始精神强力，因而也充满着原始田园魅力的生命状态之外，《红高粱家族》还自有批判锋芒和价值底蕴。
比如，全书的情节核心墨水河伏击战，“我爷爷”的土匪部队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上了国民党杂牌部队冷支队长的当，他谎称共同作战，但关键时刻选择了自我保存。等到日本人的汽车被炸，“我爷爷”们惨胜之时，冷支队又来巧取战利品。全书的线索之一，就是“我爷爷”要重整队伍，找冷麻子报仇。而在抢夺战利品的队伍中，也出现了八路军江队长的身影。书中写，“我爷爷”“恨日本人、恨冷支队，也恨八路的胶高大队。胶高大队从他这里拐走了二十多条***，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并未听说他们与日本人去战斗，只听说他们与冷支队闹摩擦，并且，爷爷还怀疑，他和我父亲藏在枯井里后来突然不见的那十五条日本‘三八’式盖子***，也是被胶高大队偷走了。”
而且，书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时空纵横：“当一九六零年黑暗的饥馑笼罩山东大地时，我虽然年仅四岁，也隐隐约约地感觉到，高密东北乡从来就没有不是废墟过，高密东北乡人心灵里堆积着的断砖碎瓦从来就没有清理干净过，也不可能清理干净。”
此外，书里还充满隐喻地写到了日本人报复余占鳌、血洗村子之后，抢夺死尸的红狗、绿狗、黑狗之间的喋血大战。最后，他们和日本人、中国人、国军、共军、土匪的骨骸混在一起，难辨究竟。由高粱之红，有心的读者可以窥见80年代文学冲破禁区的勇气和胆识。所谓文学的黄金时代，大概就是指的这种突破束缚的精神状态，当然，莫言之独树一帜也可以由此窥见一斑。
以上所说细节和理念，都是文学独有的，影视不可能传达出来。它们只能在文学所提供的历史格局中做谨小慎微的努力。无论影像技术如何发达，文字和文学之不可取代也在这里，它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智慧，也有这种智慧保护下的批判锋芒。用莫言的话说，只有小说是充满气味的，这气味里有故乡的、有人性的、有历史的。而历史，在莫言看来，是超越了阶级的，只关乎人和人的命运。
关于莫言和《红高粱家族》的往事
在发表《红高粱家族》之前，莫言已经写了几个中短篇小说，其中的《民间音乐》曾受到孙犁的赏识。而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在1985年冯牧主编的《中国作家》上，刊物还为此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研讨会，汪曾祺在会上对这个小说所展示的朴素和原始之美赞赏有加。莫言此后也一直把《透明的红萝卜》里头那个在严冬也只穿一条短裤、不爱说话、没有名字的黑孩子当作自己的精神画像。接着，就是中篇小说《红高粱》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获得好评之后，他又写了《高粱酒》《狗道》《高粱殡》《奇死》四个中篇，然后结集成《红高粱家族》出版，就是电视剧版《红高粱》所依据的版本。
在改编成电影之前，《红高粱》在文学界早已是好评如潮，莫言也因为发明了“我爷爷”“我奶奶”的讲故事角度而被称为开创了“新历史小说”家族小说的新纪。那时候，中国刚刚经历过十年文革的动荡，文学界，乃至电影界都急于摆脱“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意识形态重负，寻求属于文学本体的审美独立性。而此时，改革开放正好为西方文学的引入提供了通道。被中国文学界广泛认可和学习借鉴的、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代表的拉美爆炸文学就是这个时候被译介进来的。同为第三世界，中国作家立刻在拉美文学中找到了方式方法和文化自信。
中国文学由此走在了先锋小说和寻根文学的探索之路上。一时间“我爷爷”和“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的叙事模式风靡大江南北，而在形式革新之上的内容根基，即被韩少功认为的传统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之“文学的根”，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如今看来，外来技巧和中国经验，尤其是历史经验和民间经验的结合，共同建构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后来，突破禁区的欣喜和收获逐渐被技巧探索和经验挖掘的偏难丑怪所取代，文学变得越来越远离现实生活，路越来越窄，读者也越来越读不懂。于是，作家们又开始慢慢拉回朝向历史的目光，向现实生活回归，所谓的“新写实小说”由此诞生，开始讲述以“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刘震云《一地鸡毛》）为开头的一地鸡毛的故事。
除了刘震云，刘恒、池莉、方方都是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他们把市井烟火带给了文学。再后来，王朔横空出世，彻底让文学“躲避崇高”，连市井都被他不屑一顾。由此，文学开始反省在情感零度的灰色调生活之上该重建精神追寻，于是又有1993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讨论的当年，陕西作家抛出当代文学的两枚炸弹----《白鹿原》和《废都》。文学史越来越证明，这两部经典作品是八十年代纯文学的绝唱。之后，全面开花的市场经济终于把文学冲击得七零八落，再难形成社会性的影响。
在最近一次关于莫言的研讨会上，贾平凹把莫言比喻为一个点火烧荒的孩子，说大人不点，乖孩子也不点，只有野孩子才会反常规，才会凭着自由浪漫的天性和天分做一些打破秩序的事情。这种画神画骨的描述确实可以切中莫言的创作神韵。1987年前后，在电影《红高粱》红遍大江南北之际，莫言正因为《红蝗》和《欢乐》两个中篇被文学界广为诟病。原因是他用不小的篇幅描述大便，把意识流的毫无章法发挥到了极致，引发了文学到底是审美的还是审丑的巨大争议。从那以后，用莫言自己的话说，“批评和辱骂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之后，莫言一方面写为底层农民呐喊的《天堂蒜薹之歌》，批判官僚体制；一方面在形式探索上走得更远，写出了让法国读者用五种颜色的笔做标记才能看懂的长篇小说《十三步》和《酒国》。接着，就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丰乳肥臀》。这个书得了云南的一本文学杂志《大家》设置的“红河文学奖”，并获得了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十万元奖金，随后，这个颇为香艳的书名和它塑造的“恋乳癖”人物、以及泥沙俱下的写作风格，都“被辱骂淹没”（莫言语）。这本书也直接促成了莫言从部队转业到地方。
关注莫言，《丰乳肥臀》是绕不过去的一个分水岭，之前和之后，莫言的创作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总结了经验教训，终于写出了能够代表他最高创作水准的长篇小说《檀香刑》，也进一步证实了，真正的天才是打不倒的，这颇像莫言在《红高粱》里说的“英雄是天生的。”
某种程度上，《丰乳肥臀》比《红高粱》更重要，更能够代表莫言的文学观和历史观，也更能够反映莫言的创作风格。当然，自古万事万物都是祸福相倚的：倘若没有《丰乳肥臀》的争议风暴，倘若莫言没有经历过毁誉参半的极大考验，他在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荣誉之后是否还如现在一样淡定得体也未可知。
因为电影《红高粱》，莫言见识了小说变成影视之后的巨大影响力，于是他短暂加盟过王朔的“海马影视创作中心”，也写出了电视剧小说《红树林》，但反响平平。此后，莫言的《师傅越来越幽默》又被张艺谋改编为《幸福时光》，但辉煌难再，莫言甚至说，电影与小说相差之大，可以不把它认定为由自己作品改编。
实际上，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大多如莫言一样，有过或长或短的“触电”经历。用张艺谋的话说，那时候的影视无法离开文学这根拐杖。二者互蒙其利，因而相互之间的联系颇为紧密。而“触电”也往往成了作家创作道路是否能够延续的分水岭，比如刘恒、朱苏进等一批优秀的作家，此后就很少写作，而莫言则很快意识到电影和电视对小说家主体性的损害，坚定地站在了文学的疆域。
难题之下的价值困惑
如今，不仅是文学、电影和电视剧，所有的艺术门类几乎都面临着一个两难，那就是既要品质，又要赚钱。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价值上的困惑----仅就影视而言，有票房无价值，有收视率无创作水准的情形就屡见不鲜。有学者把电影视为“监视社会文化的终端显示屏”，而时下的许多状况，比如《黄金时代》的票房遇冷和《心花路放》的票房高歌等等，与其说是“价值取向的问题，不如说是非价值化的问题”。（戴锦华访谈：《2014年国产电影正在面临整体坍塌》）
电视剧的情形更复杂一些，因为它本身就是商业运作的产物，在艺术性和探索性上，在对心灵的触及程度上，要求都相对较低。因而，讨论电视剧《红高粱》本身，包括它是否忠实于原著，选的演员合适不合适，和观众期待的一样不一样等等，坦率说意义都不大。至少，从创作团队看，名导演、名演员、名编剧，莫言担任顾问等，方方面面都确保了一部电视剧的较高水准。而且，中国的抗战剧已然发展到了“手撕鬼子”的可笑地步。在这样的背景下，用《红高粱》这样一部抗战剧来纪念明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显然是站得住脚的。
当然，电视剧有固定的投资模式和运作方法。尤其对于《红高粱》这样的电视剧而言，这是一场文学原型、历史原型和商业经济的博弈，是一次声名与经济的换算。因而，它在文化上的现象学意义是大于文本本身的意义的。
或许正是在民国热的大背景下，《红高粱》才会选择增加一个民国青年张俊杰；或许正是在***如火如荼、官场文学偃旗息鼓的情况下，《红高粱》才会放大一个致力于剿匪、禁烟和禁毒的励精图治的地方官，并且用民间的道义和诙谐给他增加了很多幽默色彩。又或许，在文化普遍精致化、轻浅化，乃至丧失了某种精神强力的大背景中，男人戏才变成了女人戏，快意恩仇才变成了家族内斗。
商业的急功近利和清晰换算会让文艺作品的价值内涵变得平庸，所有面向历史纵深和人性纵深的思考也都会被拉得扁平，甚至，有时候清晰的价值取向也会变得暧昧不明，乃至扭曲畸形。莫言获奖后，高密县要种3000亩红高粱的新闻仿佛还在耳边，报纸上就又出现了地方政府要借着《红高粱》电视剧的东风，斥资16亿建莫言故居文化体验区的新闻。据说，这里将把莫言小说里提到的红高粱酒坊、草鞋窨子、生死疲劳印象馆、蛙码头、会唱歌的墙、透明的红萝卜、白狗秋千架等等一一建成。不知道莫言小说里写到的众多血腥加暴力的场景，比如剥皮、凌迟、檀香刑、红烧婴儿等等，会不会也随之出现……但愿没有。
众所周知，莫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效法福克纳，把所有的故事背景都设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虚构的村庄里，并用纵横古今的历史将其塑造为一个中国缩影。可以说，他用三十年的笔耕给了山东省高密县一张享誉世界的名片，文化名片。
如果《红高粱》的热播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去阅读这个世界级作家的作品，去重视这个作家真正的写作追求和精神格局，去体会这个作家为文学和文化创造的意趣和价值，该多好。如果一个作家的获奖，能够让哺育和支撑他写作的家乡树立起真正的文化自信，该多好。应该也是有的吧，只是没有新闻效应。文学价值本身，在现在的中国，是没有关注度的。
又是一年高粱红，又是一轮莫言热。未来，也一定是高粱常红，莫言常热。据说，根据《檀香刑》改编的电视剧也列上日程了。这是莫言写得最好的长篇小说，讲的是清朝末年因为德国人在山东修铁路而引发的抗德故事，义和团、戊戌变法等晚清大事件都是它的背景。主角有首席刽子手、县太爷、县太爷的女情人，也就是刽子手的儿媳妇、刺杀袁世凯的刺客等等。还是乱世中的英雄和美人，还是快意恩仇。而且，书中随处飘荡着高亢的山东戏曲茂腔。无论如何，希望莫言的热度来得越来越醇厚、越来越真切，越来越能够带动更多的人走近莫言，走进他用天才的文学悟性和野性的表达智慧所建构起来的价值空间。
（作者介绍：付如初，原名付艳霞，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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