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山手动丶联盟盟丶家族

五、被玷污的岁月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铁N 局也成立了
造反组织,只不过规模比内地小一些,武斗也有但是很少。两派造反组织都拼命拉
人入伙。父亲由于出身不好、又有历史问题,自己一向十分谨慎。对造反派的拉拢
总是尽量搪塞、两面讨好。一次武斗,一派造反派让他也去,父亲表面上答应了,
等到卡车来了临走时,父亲谎称拉肚子躲到厕所,到底也没参加。时间长了,造反
派也就不把他放在眼里,除了贴几张大字报骂他消极,也没斗他。就这样,父亲成
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

在文革初期,由于大家都在闹革命,生产停顿下来,父亲利用这个机会和铁路


工人坐火车不花钱的条件,频频回家探亲,所以见了很多,听了很多,也想了很多。
父亲后来说,当时那些“造反派”一个个不可一世、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走马灯似
的换来换去,可当时他就想,他们不过是些可怜的木偶丑角,被那个魔术大师操纵
着,一旦角色完成、魔术大师的目的达到,这些木偶就被他永远抛进了垃圾堆――
红卫兵、造反派、“王关戚”、陈伯达,无一不是如此。

那时的火车上拥挤不堪,挤满了串联的人群。乘务员时不时地都出现在车厢门


口,“乘客同志们!现在大家掏出红宝书,我们一起背诵***的最高指示!‘我
们来自***……’预备――齐!”于是人们起立,一起背诵“我们来自五湖四
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诚、声嘶力竭者,也不乏父亲这样滥竽充数、言不由衷的
人。背诵完以后,乘务员又手握“红宝书”,“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于是人们有
节奏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有一次,他从郑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车走到石家庄,上来一些红卫兵,挨个


问出身。当时人们都很老实,挨着父亲的两个人是石家庄木材公司的干部,都报了
“地主”,被红卫兵抓走了,那两人还申辩到:“凭什么抓我们?我们是***员
啊”。红卫兵骂道:“***员算个屁?都????是地主阶级狗崽子!再不老老
实实老子就不客气了!”那两个***员面色苍白地随他们走了。接着又问到父亲,
父亲灵机一动说是“工人”。红卫兵又问“在当工人以前家里是什么成分?”父亲
说三代都是铁路工人。红卫兵听了很客气,连声说“坐!坐!”继续查别人去了,
父亲心中暗骂:“老子凭什么跟你们说实话?一群头脑简单的小丑”。列车到丰台,
父亲看到刚才在自己身边坐的报地主出身的两个***员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麻
绳牵着,头上戴着“地主阶级狗崽子”的高帽,被红卫兵押送下车,个个鼻青脸肿、

到北京后,在饭馆吃麻酱面,发现碗筷被人用过后都没洗,于是不得不自己动


手洗干净。等面条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饭时,猛一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饭店造
反派的造反宣言,是这样写的:“地主资产阶级狗崽子们!你们????过惯了衣
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腐朽生活,妄图把你们寄生虫似的寄生生活延续下去,可是你
们的阴谋破产了!伟大领袖***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不是
做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本饭店的无产阶级造反派郑
重宣布:从现在起,本饭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饭就自己????动手!…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祝我们革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
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他老人家万寿无疆!祝***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永

父亲到《解放军报》报社找大姑父,在报社门口看到两个红卫兵骑着三轮车,


押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脚老太太,估计是押回农村。三轮车上放着行李,一个红卫
兵手里牵着根麻绳,绑着老太太的双手。每当老太太跟不上三轮车时,牵绳的红卫
兵就猛拉几下绳子,于是老太太就是一个趔趄。后来从北京到大兴安岭,也遇到几
个红卫兵押送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大约80岁,满头银发被剪了个“阴阳头”,脸上
还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断地发出呻吟。路过大虎山车站时,一个女红卫兵发现老
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来。于是红卫兵们把她的尸体往车下搬,这时父亲发现老太
太双手还被反剪着绑着。经历这两件事以后,父亲对红卫兵十分反感,直到现在当
他看到有些文学作品描写“老三届”上山下乡时所受的苦时还说,这叫罪有应得,
红卫兵干过的坏事真是罄竹难书,红太阳让他们上山下乡也是活该,这就叫“兔死
狗烹”啊!因为红卫兵的主流就是“老三届”。(在今天看来这种想法有些过于偏
激,因为根据一些人的回忆,“老三届”毕竟也没有全部参加打砸抢,很多人也是

后来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父亲就去联系出租车。当时的出租车可不象现在


在街上溜达,招手就停,而是必须到个什么“管理机构”去登记、预约后才可以使
用。父亲去登记时一个一脸横肉的胖女人值班,双腿叉开站着以表示自己阶级立场
站得稳。当父亲说想用出租车时,那胖女人斜睨了父亲一眼,操着一口京片子:
“你什么成分?”父亲连声说“工人,三代铁路工人。”这才登记上――看看,如
果说是地主成分,那就对不起啦,自个儿走吧您哪!

1966年秋天,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降临到我母亲居住的小


村庄。农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天天拉外公、外婆批斗。造反派先开始要母亲与外
公外婆划清界限、“揭发”外公外婆,但是母亲年纪虽小却有骨气,无论造反派如
何恫吓与打骂也不肯屈服。于是作为地主阶级狗崽子的15岁的母亲也要去陪斗。脖
子上挂着十斤重的大木牌造反派还觉得不够刺激,于是又加挂两块砖头;一米五的
大高帽戴在头上在各个村巡回游街示众,有时要连续不断地游上三五天,连续不断
地被驱赶走上几百里路。造反派还做了个蒋介石的模拟像,让原来的地主、富农及
不肯与他们划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喊了,就往死里打。前面我
提到过的郑八,让外婆这个小脚女人站在一个破凳子上,一脚踢翻;再连打带拽放
到凳子上,再一脚踢翻……直到外婆浑身是血。每次被批斗之前全家人都要做一次
诀别,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死亡,面对红太阳丧心病狂的法西斯走狗,面对那些泯
灭人性、丧尽天良的禽兽和畜生,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亲表现出了非凡的毅力
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现出了血浓于水的亲情。

那次批斗结束后,外婆对母亲说:“孩子,这老家没法活了,我和你叔(豫北


方言管爹叫”叔“,妈叫”婶“)也活够了,不怕死,可你还小,赶快找个好人家
逃命吧!再待在家里不知道啥时候就死了!”就这样,在郑州的大姨辗转找了媒人,
遇到了我的父亲。那是1967年,母亲16岁,父亲32岁。

就这样,父亲和母亲结了婚。父亲没钱,找人借了5 块钱给母亲买了件新衣服,


父亲装行李的炸药箱(花八毛钱买的)是他们唯一的家当。

刚结婚时,父亲在北京附近修铁路。一天,他们到颐和园游玩。到了颐和园石


舫,被人拦住不让进。父亲问,上面明明有(外国)人,怎么不让进。工作人员说,
只有外宾才能进,否则这么多人,石舫早就垮了。父亲回忆起来很气愤,说这不是

的翻版么?都说毛是个“民族主义者”,可是象吗?现在,石舫也对游人开放

后来,父亲修铁路修到了陕西潼关。那一年,他在潼关目睹了一起处决。被处


决者是原潼关县公安局长,他在“砸烂公检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于是逃跑到朝
鲜(他以前参加过抗美援朝),可朝鲜又把他送回来了,犯了叛国罪,因此被判死
刑。因为怕他喊口号,他被用铁丝穿过面颊和舌头,类似处决方式在当时十分流行,
张志新死前被割了吼管。另一个被处决者是个二十岁的女青年,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在被处决前,几个医生当场摘除了她的肾,估计是哪位革委会头头要用吧。后来不
久,父亲工地所在的村庄有一个九岁的小孩因为在写有“***万岁”标语的墙上
用粉笔写了“打倒”两个字被当成现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终。

当时,父亲有一位工友(女),上厕所时,用《林副主席语录》擦屁股,被人


检举揭发了(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发现的?),于是,那个工友被抓起来审查,还
专门成立了“专案组”。

查出身,是八代贫农,根红苗正;查历史,苦大仇身,十分积极。这难为了专


案组,好在这时传来了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这才把她放了。可她受了刺激和惊吓,

当时武斗十分盛行,父亲有一次回郑州探亲时,一出火车站就被几个戴柳条盔


的人拦住问:“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当时这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
对方是二七公社的人还是对立面的,贸然回答将往往会遭到一顿暴打,甚至是杀身
之祸。幸亏父亲经历过“反右”,政治经验比较丰富,又在大兴安岭待了几年,于
是用东北话反问:“啥是二七公社?”

对方一听是外地人,也没了兴趣,于是让父亲背了几段《***语录》后放行。

后来不久,传来了“二七公社”总部被攻陷的消息。据说“二七公社”的人坚


守在大楼内,外面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车吊了一个火车轮子,硬是把大楼撞塌。
攻进去后,把没死的找出来,一个个用梭镖扎死,那些人死前还高呼“***万岁!”。
后来,死于武斗的人分别被自己一方埋葬,并立上“革命烈士XXX ”的墓碑,可在
七十年代初就被炸掉了。那个用吊车撞开大楼的吊车司机,也被找出来***毙了。

1969年冬天,姐姐出世了,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所以姐姐也是农村户口。母


亲没工作,一家人全靠父亲一个月37块7 毛5 的工资吃饭。18岁的母亲,背着姐姐,
到工地附近的农田里挖别人不要的、半腐烂的马铃薯,捡别人收割时洒下的麦子、
玉米,才得以勉强维持生活。因此也被生产队抓住游街示众,也遇到过好心人,偷
偷塞给她一把麦子……18岁的母亲,因为不堪生活的重负几次想自杀,但一想到孩

1971年,我们全家随铁三局搬到了S 省T 县。1972年,我出生了。一个月收入


37块的家庭,要养活4 张嘴,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让我也有粮食定量,父亲
的一位工友认我做了干儿子,报户口时就报是他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
王,直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

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母亲出去做临时工,给一个化工厂当搬运苦力。她是苦


力群体中唯一的女性。50斤重的麻袋,搬到几十米高的原料山上,一次一分钱。当
时母亲身高1 米65,体重75斤。山西冬天特别冷,可21岁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
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
直到今天。后来母亲回忆说,当时她背着是她体重2/3 的麻袋向山上爬时,她听到
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时,她心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一出生就是毛
泽东、***,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她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
的要活一万年?那时,母亲雇了个保姆照顾年幼的我,一天工钱3 毛,姐姐年纪稍
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天母亲上班时,姐姐隔都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
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可是不得不这样,因为,如果把姐姐
也给人看,就要另付工钱,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了。母亲后来说,每当背够30袋的
时候,她心里就很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赚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钱给我和姐
姐买一个苹果和一个鸡蛋,后来,又花5 毛钱买了一只濒死的母鸡,悉心调理,居
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六七个才歇一天。
那支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下蛋了,我们家仍然养着它,一

1974年,经好心人介绍,母亲到T 县线材厂当了临时工。工作是用猪血糊装硫


酸的篓子,一天9 毛钱。当时,没有人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可母亲如获珍宝,
她拼命干,经常是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这样,我们家的家境稍微有了些好

母亲的吃苦和能干,赢得了领导和工友的尊重。于是,1975年的一天,母亲得


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母亲高兴得一夜没合眼,真是苍天有眼啊!终于,

母亲十分好学,托人找来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


那个单位的职工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味道的菜,直到1992年,还有一位当年的工友
向我称赞母亲做菜的味道。

1976年来到了。母亲的能干和吃苦,以及我们这个家庭的不幸遭遇,在那个不


大的县城已经闻名。母亲所在工厂的党委认真研究了一下,决定给母亲转正。这时
遇到了一个难题,母亲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当时厂长找了自己的弟弟,T 县
公安局的一位股长。父亲母亲接他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吃完饭以后当晚,他就和公
安局另一位同志开着吉普车奔赴河南,三天后就把母亲户口启来了。这在T 县历史
上是破天荒头一回。启户口的情景,我还依稀记得。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T 县也受到波及。医院里转来了一些伤员。那一个


夏天,谁也不敢回屋去睡,露宿街头,成了当时北方的一大景观。

父亲由于文艺上的天分,被吸收参加了“***思想宣传队”,天天唱样板戏,


到处汇演。当时父亲单位,几乎都不生产了。马达生了锈,设备长了草,当时又在
“狠批唯生产力论”,谁会去生产。人们听着《钢琴伴唱红灯记》,“个个激动得
热泪盈眶、奔走相告”。(见当时《人民日报》)据父亲回忆,当时去汇演的那些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和我


们家一样。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
往回偷,想卖破烂挣点钱。其中有一家放了几百个“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
拆开拿出铜丝去卖。一个“电磁继电器”真正价格是多少?一团铜丝值多少?国有
企业为什么搞不好?相信从这里你会找到***。

1976年9 月,全中国大街小巷,都响起了哀乐。***死了!街上到处是白花,


到处是戴黑纱的人。母亲、父亲也戴了,因为没人敢不戴。母亲带我参加了县工会
组织的***追悼会。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哈哈
地笑,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于是我大哭起来。追悼会场的人都低着头,有几个老
年妇女“呃呃”地哭,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包括我的母亲。后来据父亲回忆,当
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他老人家……”

时,马上有一个女声“呜”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胆大


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于是那哭声也没了。

这就是1976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1976年10月的一天,我和姐姐象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


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后来
母亲说,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崴了脚。“四人帮”被打倒了!母亲说,“四人帮”
里有个江青,是***的老婆。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
一个象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是如

后来,“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挂到了我家墙上。华主席是山西交城人,离

1977年,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经济条件,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


现是三胞胎。母亲做了绝育手术,那赤脚医生实在可恶,一个小小的结扎做了8 个
小时,母亲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连肠子都被钩出来了,要是现

1978年,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到了河南农村她的老家。那是农村“包产到户”实


行前夕,“人民公社”还未解散,还在实行大锅饭,但是已经没有政治气氛了。当
年的造反派也常到我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讲故事,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批斗过我
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外公、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
那时,外公带我到地里种瓜,我就和小孩子们一起跳到机井前的水坑里洗澡。累了,
渴了,外公就给我们摘一个西瓜。外公种地的把势是一流的,种出的西瓜个个像水
桶那么大,特别甜。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的人工河,与临村的小孩对骂,
结果引起了两个村之间的械斗,好在没死人。当年的造反派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
与对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找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还目睹了生产队评
工分的情景,晚上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有时候争吵,有时嘻嘻哈哈,
民主的很。我和大人们一起上工,大家到田头,嘻嘻哈哈打闹,干五分钟休息半小

一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外公70岁了,总是被评12、14个工分(满分

我们几个小孩,到麦收时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哄抢生产队的小麦,负责看粮仓


的是“疯老爷”,以前造反派头头,后来疯了。我们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拼命跑,

1978年我上了小学,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是永远的第一名。

我还在平原上看到了一座座人工土山,大人们告诉我那叫人造梯田,是农业学

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童年时期,我永远忘不了和


孩子们玩耍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蓝天白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
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2000
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1980年,母亲接我回家,一到家,我发现一样东西,一台12英寸、日立牌的黑


白电视机。从此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的电视节

后来才知道,父亲在 年劳务输出到伊拉克做苦工,挣了点钱。怪不


得把我和姐姐送到农村!父亲后来回忆说,到伊拉克是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苏尔的
大坝。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有中国人,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劳动报酬一天
六个伊拉克第纳尔,当时约合36元人民币;可是发到工人手中只有一个第纳尔(六
元人民币),在中国工人眼中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当时父亲月薪45块5 角)。
印、巴工人每天上缴一个第纳尔,自己净挣五个。红太阳说“资本主义残酷剥削劳
动人民剩余价值”,可是,中国工人“挣六得一”与印巴工人“挣六得五”的现实,
使得所有工人的这一信念都崩溃了。伊拉克十分炎热、干旱,气温经常达到50摄氏
度,人们挥汗如雨。印巴工人下工后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中国工人房里却没空
调。每到周末,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到巴格达市去玩,中国工人则由政工干部组
织政治学习,当时华国锋还在继续实行毛的政策,宣扬“两个凡是”,所以还成天
学习***著作。有些中国工人眼红印巴人,也请求别人把自己带上,印巴工人对
中国人比较友好,就答应了。可是后来,这事被随行的“领导”和政工干部发觉了,
于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们要负政治责任!”。后来中国工人在跟车时,
人家就不让了,说“你们领导说过,要负政治责任,你们中国,政治责任太这个―
―”说完,伸出大拇指。后来,中国工人居住地围上了铁丝网,进出都要经领导同
意。中国工人也被外国人说成“围在猪圈里的矮脚猪”。

那一段,几乎天天吃粉条,都是国内空运去的。伊拉克蔬菜昂贵,“领导”们


决不愿意买蔬菜给工人吃。由于长期缺维生素,许多工人烂嘴,也有一些得了坏血
症,后来就发维生素片。

工人们吃粉条都吃怕了,于是,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宿


舍周围的垃圾堆和厕所里,寻找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过期罐头当美味吃。政工干部
和“领导”都是全脱产的,成天教育工人“防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他们
的行径,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头的不满,有一天,西德工头来到中国工人宿舍,
大声训斥“领导”们,大意说我需要狗,不需要看狗的狗之类。“领导”们个个诚
惶诚恐,赔笑脸,直到别人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一个工人因为不满一个日本监
工的污辱,和日本监工打架,打得那日本人下巴脱落,被记了处分,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去伊拉克的有许多工人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原先都准备去解放“占世
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人民”、宣传***思想的,可是,他们经历了这一切以
后,个个都消沉了,比父亲这样的“地主阶级分子”“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文化
大革命中的逍遥派”更消沉,更恨“红太阳”。

然而父亲出国的确给我们家带来了一些财富,家里买了电视机,也买了匈牙利


胶合板、木料、油漆,开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请木匠打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
用,另外两个准备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用,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
把椅子、两张双人床、一对沙发、茶几等东西。我从记事到1981年,家里第一次有

1981年的某一天,班主任老师笑眯眯地来到教室,站在讲桌上,把教室墙上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摘了下来,什么都没对我
们说。后来,我在作文中提到“***永远活在我心中”之类的套话,被语文老师
叫去说:“以后这样的句子不要写了。”于是我就不再写了。

1981年,电视里播送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系列节目。当时我正在


放假(记不清是暑假还是寒假了),所以一集没拉地看了。看到了人们痛恨的“王
张江姚”。当时因为太小,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看热闹。记得张春桥特别硬,江
青特别刁,王洪文有问必答,姚文元把什么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他们的丑恶表演,
连我这小孩子都觉得恶心。还看到王光美控诉他们时悲痛欲绝的情景。当时我很奇
怪,难道“四人帮”干这些坏事时,***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洞察一
切吗?后来我知道,他老人家不但什么都知道,而且一切都是他老人家指使干的!
最后,当法庭宣判江青死刑(人们没来得及听“缓期两年执行”)

时,我所在的家属院响起了鞭炮声和欢呼声、敲脸盆水桶声。人们啊,扬眉吐


气,尽情发泄他们对“四人帮”和他们的幕后操纵者的不满和憎恨,苦熬30年,到

当时母亲还在车间干活(调到车间是在1979年,车间收入比干炊事员高,我还

一天,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她会不会珠算?会不会会


计?原来厂里的会计调走了,厂财务室缺一个会计。母亲仅仅是初中毕业(转正时
填了高中),可她心想学珠算没什么难的,于是坚定地说:“会!”当天下午,她
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个认识的会计,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室上班了。
母亲十分好学,我记得她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薛暮桥著)、《工业会
计管理》、《英语九百句》等书回家学习。白天上班,晚上钻研,还天天练习珠算。
母亲的工作做的很好,厂里的财务安排得井井有条,那一段时间,她经常往家领奖
状,什么“新长征突击手”“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之类,可是从来不挂,
厂里还奖励她一辆自行车。

1981年,我加入了少先队,后来成了中队长、大队长,每当学校升国旗时,都


领着同学们唱国歌,我感觉很自豪。后来,学校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一栏,

当时广播里、电视上经常广播“泪痕文学”,反映“文革”中人们的受迫害、


上山下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部电视剧是《蹉跎岁月》。
当时,还经常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传劳动致富的典型“万元户”们。饱
受饥寒之苦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理直气壮地追求美好生活。

1983年,父亲平反了!当时平反的风气很浓。父亲本来早已心灰意冷,根本不


愿意去上访。但是母亲认为决不能背一辈子黑锅!于是,他们一起到了开封,找到
当年整父亲的那帮人。当时亲手把父亲打成“坏分子”的领导,在“文革”中也受
了迫害,也曾经被挂着铁丝木牌游街示众,也坐过“喷气式”,也刚刚落实政策,
他见到当年被自己亲手打倒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变成头发稀疏、花白的中年人时,忍
不住抱着父亲失声痛哭,请求父亲原谅。中国人哪,被人挑唆互相斗来斗去,斗白
了头发,斗碎了心灵,可以说人人都是受害者!父亲原谅了他,于是,这位当年整
过父亲的人,又领着父亲母亲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的平反奔走呼号,顺利地给父亲
平了反。后来这位领导于1993年去世,父亲还专门去吊唁。

1983年,谣传一种致富方法――饲养蚯蚓,据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


材,于是人们纷纷去买蚯蚓回来养,当时我们家属院,几乎家家户户养蚯蚓。母亲
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她花200 元买了幼蚓,象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蚯蚓喜湿和
高温,于是母亲不停地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
见母亲在伺候蚯蚓。我们家的蚯蚓长得特别好,一直养到象筷子那么粗,再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母亲也赔了一些钱,但最后一算,还是赚了800 多
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养蚯蚓,最后赔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后来,铁丝又紧俏了,价格直线上涨。母亲看中这一机会,从工厂里买了许多


废品锈头(由于拉丝不直导致铁丝团成一团,无法使用,工厂都把它们当废品卖给
废品收购站),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挑灯夜战,全家老少齐上阵,用手和耐心清理
乱如麻的锈头,把它理顺。

以烂铁价格买回,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物美价廉,买者若鹜。母亲害怕被


人说无证经营,就开了个小建材综合商店。这种生意做了三年,净赚六万。到后来,
母亲不敢再干了,她怕政策再变,这六万块钱经过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供我和姐姐
上学,到1991年就差不多花完了。

1984年的国庆,祖国上下一片欢腾。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看到邓主席检


阅部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没有山呼万岁,但是,人们
饱满的精神,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感受到做为中国人的自豪!国庆第二天,
父母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这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数着13层高的云山饭店,
我的眼都花了。父母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

到1984年,家里生活明显好了,天天都有肉吃,也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


吃上了白面。母亲说,该把外公、外婆接来享享福了。外公、外婆来时,我高兴极
了。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影响巨大。但是他们来后几天,母亲发现外婆肚
子出奇地大,总是疼,母亲带她到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是:肝硬化,晚期。T 县医
院已没有办法,母亲就带她到地区、省城医院去,还找了许多偏方,都没有用。外
婆在到我家后三个月时去世了。她去世当天早上,说想吃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
找遍了T 县,才买了回来。可回到家,她已经咽气了……

我可怜的外婆!您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歧


视、迫害、饥饿……什么罪都受过了,可生活刚刚过好,就去世了!我异常悲伤,
上课时眼泪不断,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都劝不住。我可怜的外婆!我悲伤,
是因为您是我见过的最慈祥的人,您从小爱护我,在农村时,您的儿女们孝敬您的
点心你一口不吃,全留给我和姐姐,以至于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您尝了一口味
道,我都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

我可怜的外婆!我小时发下的誓,要到2000年开小轿车接您,可才1985年,您


怎么就去了呢?……。外婆的去世,使我内心十分愧疚,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
我当时太小,不懂事,这是我一生的愧疚!直到1994年我上大学4 年级时,我回老
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哭了一场!这是一种深情,一种真正
的、属于人的感情!这种感情,有人说它渺小,自私,但是,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
伟大的感情!什么“***的恩情深似海”,什么“无产阶级感情”它们都算什么!
几年以后烟消云散,屁都不如!只有这种真诚是永恒的,直到现在我写这篇文章时,
我的眼泪仍然在眼中打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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