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最适合君主立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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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一片
君主立宪-----中国近现代历史错过的三次崛起机会
周围一片一
君主立宪制，或称“虚君共和”，英文
constitutional
monarchy,是在保留君主的前提下，通过立宪，树立人民主权，限制君主权力，实现事实上的共和政体的一种国家体制。英文的意思是通过宪法制约的君主制。其特点是国家元首是一位君主。与其他国家元首不同的是，君主是终身制的，并世袭。君主属于一个特别的阶层-----贵族。君主的地位从定义上就已经高于国家的其他公民（这是君主与一些其他元首如独裁者的一个区别，独裁者往往将自己定义为普通公民的一员，但他必须掌权为国家服务？为百姓服务？）。请注意括号里的内容，中国人最为热心的就是这一点。君主立宪的最大优点就是把国家主权和政府职能一分为二，类似于现代的企业管理制度。即老板并不参与具体的行政事务，政府的换届不影响主权地位，国家名义上由君主行使象征性权利，政治家行使行政权，立法权。君主不对具体的政府失误负责，政府更迭不会引起社会和国家的动荡，因为有君主的存在，权利不会出现真空。特别是不会因为君权的争夺而引发整个国家的动乱，从而产生国体的改变。
现在许多国家，包括最早实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
仍然是君主制国家。欧洲的英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安道尔、摩纳哥、列支敦士登；亚洲的日本、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尼泊尔，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美洲的加拿大（英联邦成员，元首是英王）、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巴多斯、伯利兹、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格林纳达、牙买加；大洋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图瓦卢、所罗门群岛（澳新也是英联邦成员国）这些国家的现实状况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得出君主制特别是君主立宪制是个丑恶的制度呢？当然不能。从这些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中丝毫看不出整个制度的不好。在南美的那些动荡不断的国家几乎都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法国同英国。英国实行了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而法国则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在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中，英国总是被谴责的对象，而法国总是被歌颂的对象。但是彻底革命的法国除了让很多人人头落地实行了血腥的暴力革命之外给法国带来比英国更加优越的东西么？没有。这两个在当时旗鼓相当的国家的竞争不能说明君主立宪劣于其他的资产阶级制度，相反倒说明君主立宪要更好一些。看看欧洲那些实行君主立宪的国家，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哪一个不是社会稳定和谐人民富足安逸令人羡慕的国家？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首先取消了沙皇的统治，十月革命更是彻底地从物质上消灭了沙皇，但是并没有为俄国带来光明的前途，而是更多的血腥。前苏联的诞生是今天俄罗斯这个旧时的欧洲霸主沦为一个二流的国家根本原因。加拿大仍然是英联邦的成员，但是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我们相邻的日本也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日本虽然政治相对混乱，但是国家社会和经济却相当稳定。假如中国的政府出现那样地频繁轮动其结果不难想象。再看看几个典型的国家，朝鲜，伊拉克，伊朗，古巴。哪个又不是共和制国家？二
读历史是为了现实。读中国近现代史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不要再让一个什么名词，一个所谓的民主自由的字眼等来迷惑我们的眼睛了。中国人历来注重名实的争论。但是我们常常是一叶障目，抱残守缺，不为事实所动。也就往往坐失良机，永远地失去机会。从清末以来的相关争论到今天的民主和自由的定义，我们没有在认识上得到些许进步，相反，几乎都是自说自话，为自己的理论作一个旗帜上的证明。清皇的逊位给我们带来了民主的自由还是国家的强盛？没有。是几近灭国的危地。康梁的“革命将给中国带来分裂遭遇列强干涉”的论调基本已被历史所证明。之后我们现行过各种各样的主义，也为了主义争斗了近一百年。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了？我们是应该感谢社会的进步，还是慨叹世事的无常？近代以降，中国的仁人志士几乎都把精力用在了名实的争论和实践上了，各种主义相互比拼，互不相让。这是多么巨大的浪费呀？是革命优于改良还是改良优于革命的讨论也从来都没有超出自我界定的道德范畴。一边是革命多么高尚一边是革命多么的残酷。革命者骂保皇党多么的迂腐保守，保皇党骂革命者多么的残暴。他们所坚持的不过是一个党派信仰，所行的也不过是一个党争鼓噪，根本没有对于问题本质的认识。在没有一个统一规则下的争论最后只能流于形式上的道德界定。而革命的宣传似乎更符合中国人的道德氛围，价值观，那种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似乎更容易让国人接受，革命得到了更广泛的民众支持。那么君主立宪制比共和到底有什么不好呢？唯一的“不好”就是明确了君主拥有对国家的主权，而且他们将世袭。第二点就是君权虚拟。正是这两点导致了中国人对于君主立宪的难以认同，相互难以妥协。一方面，权力者对于权利的极端贪欲，使他们难以认同虚君共和这样的制度。另一方面，中国人历来强调大公思想，象天下为公，共产思想等等都有相当的号召力。从古至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对于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一直津津乐道，孜孜以求。然而，说穿了，那不过是野心家们利用的一个口号百姓的一个梦幻而已。他们打着“天下是人民的天下”造反的时候，也不过是为自己找一个道义上的根据，得到道义的同情。而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兴其道正好为造反家们的行为找到了一个瓜分富人世界的合理的根据。造反家正是使一己之私挂上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幌子，把这个旗号顺应中国人的人性状态，从而为自己窃国而王找到合理的现实根据。这两种人性样态是中国社会的巨大的毒瘤，对我们现在的社会进步仍然是个巨大的挑战和障碍。中国人的这种所谓的“大公思想”一旦得势就变成了那种赢家通吃之类的极端自欲主义。他们在没有权益时候，说权益是每个人的，他们得到权益时候，又总是不容许别人分享任何的权益，此刻就变成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滨了。我们缺少的就是西方的“我活人也活”的和谐精神。像什么天无二日，国无二主，一山不容二虎等民谚很好地说明了历史和现实。历史上，类似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的运动，就是因为是反对政府的行为就被现行的舆论赋予了崇高的地位。其实他们无论是在道德上还是对社会的贡献上都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他们不过一种当然的破坏力量而已。像这样的人类历史的破坏者，很多都被我们赋予了革命的象征。革命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只要是革命的就是好的成为了我们的共识。因为中国阶段性的统制者们总是在现实中以革命的手段来推翻现政权而生存。他的合理性就是革命的合理性。但是历史已经逐渐显明，历史的所谓革命者，大多是现实的造反者，法制的破坏者，无论中外大多借助外力成为带有分裂国家性质的集团势力。对革命最为钟情的苏联的列宁，中国的孙中山，毛都有意无意地借助外力在动乱中渔翁得利。
西方的世俗权利的法理基础来源于君权神授。西方皇权的宗教合法性是世俗的合法性保障。所以，得到了形式上保证。西方的皇权的争斗几乎总是在贵族中进行，也就是这个道理。一个草莽英雄通过造反白手起家的皇帝在西方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而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不但不能成为皇权的保障，反而是草莽英雄的一个精神寄托。
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要发展了法制，契约，国体；而中国只发展了忠君报国。历史地看，中国人对于所谓的民主的认同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认同，只是弱者对于强者的道义上的诉求，一旦权力在握，过去所倡导的民主的大旗就只剩下一个符号。这是一百年来我们必须得到的一个教训。试想在一个连君主的位置都可能被随意丢掉的社会中人们对于自身的危机感也就成为当然的思考。既然程序法律从来都不会保证我们的现实权益，强权也就成为人们追求安全的唯一保证。毛曾带有总结性地指出“***杆子里面出政权”，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是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的总结。所以使用暴力夺取政权，用暴力和强权稳定政权成为一个被广大的中国人认同的理念。这种理念的现实基础不消除，这种理念的得胜，中国就永远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局面。任何一个优良的社会都一定是让人们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的。因为言论自由是民间智慧的直接渠道，是使政府与民间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政府与民间互动的平台。一个社会要保持健康，容许民间保持对政府的监督，保持民间智慧对政府的批评之声是至关重要的。是使政府良性运作的根本的唯一的保证和出路。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言论都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都会有自己的基本的底线。中国如此外国亦然。问题是，我们的言论到底自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是保持在一个对政府足够监督力度的，使民间的呼声得到上达的，减少政府失误对政府的错误起到有效遏制的作用，还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为自己的私利张目，甚至是带有企图性的对国家的攻击造成国家的动乱甚至分裂。美国可以批评总统，但是它的宪法不容挑战，三权分立的建国制度不容置疑；英国可以责骂首相，但是国王的尊严不容践踏。历史发展来看，西方，宗教的威严不容挑战，宗教在人们的地位至高无上，教皇的权威至高无上，世俗的国王几乎成为了他的人间的代理人，法律主要来源于宗教。宗教是社会稳定的一个基石，是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底线平台。人们在宗教禁忌中成为守法公民的意识相当强烈。在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中，无论是最早期城邦思想，苏格拉底的政治观念，还是后来的契约论，都是把法律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诉求。法律是制约世俗权利的根本。西方是由宗教而多元地发展来的。而中国在言论上的禁忌绝对少于西方，中国历史上的言论相当自由，从战国时***始，中国从来都没有发生过大面积的严厉的意识形态上类似西方的宗教迫害。但随着历史发展言论的限制越来越严格，禁忌越来越多，到了近代，文字狱成为几乎中国独有的严格管制言论的一个标本。中国是由多元而单一。作为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多民族的国家，地域辽阔文化复杂，我们没有一个有巨大号召力的统一意识。每当新的势力的崛起几乎都无一例外的打着各种神圣的旗号，把一个信仰作为他们的旗帜。一旦皇权式微，所谓的信仰几乎都成为分裂国家的一个工具。所以，皇权实际上是防止国家分裂的保证，是国家稳定防止动乱的一个象征。就是现代的普选制度完善的民主国家，政府的换届过程也是由议会作为保证的。议会的换届和政府的换届绝对不会同时进行。国家象征，政府运作和立法程序表面上看总是互为犄角之势，互相制约，但是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协调，互为保证的。
中国国家和政府同出于皇权，中国的政府与国家一体，其基本界限难以界定。这一点和西方极为不同，如前所述，西方是有宗教作保障的，在西方很少有对王权争夺的战争，就是这个道理。而中国没有。一旦对政府产生质疑，其基本的建国底线------皇权就将危机，国家即皇权将随着政权的垮台而倒台。整个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国家变迁的历史。每次的皇权倒台都带来了一个国家的灭亡和一个新国家的诞生。新的国家从来都不会继承上一届政府的遗产。国都要重新定位，货币要重新锻铸，官僚制度，军队体制整个进行彻底的改变。这是造成国弱民贫的主因。无论是元明清，还是两个中华共和，他们谁会承认他们的前任和自己是同一个国家？所以，中国的历史，不只是一个朝代更迭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消亡了问题。所以，政府，即皇家政权，总是要限制民间言论对政府的议论，民间的对于政府的批评声音总是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因为对政府的合法性的质疑就是对国家的质疑和挑战，将会导致整个国家根基的动摇。每次的社会动乱都是伴随着对于皇权的合法性的质疑。无论是当年的“黄巾军”，还是洪秀全的“基督”，抑或陈胜吴广的“陈胜王”的鼓噪，还是“十八子得天下”的说法，以及孙中山的恢复中华，现代的西方的马列思想，每次的言论宣传无不是从舆论上对于现政权----即国家、皇权基本根基的动摇，为推翻现实做出理论的铺垫。所以，言论的开放成为历代君王的一个大忌。言论也总是在国家的动乱中才更加活跃，思想也只是在国家的动荡中才最为自由，新思想也只是在此刻才更有生命力。为什么中国那么强调忠君思想？为什么有伴君如伴虎之说？说穿了，那个皇帝不好当，一个内圣外王之道的儒家思想怎么可以阻止任何人对皇帝宝座的非分之想呢？反倒是给那些有此“杂念”人的一个启发，一个道义上的根据，一个支持。那个不稳定的宝座才是中国社会动荡的总根源。这一点在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中已经淋漓尽致的给我们了一个清晰的展示。所以不是皇权的强大而扼杀民间自由和智慧，就是皇权式微社会缺少凝聚力犹如一盘散沙不成体统。这才是中国言论禁忌的根本所在。
观察中国社会之变迁，每次的皇权危机都必然是社会动乱的开始。而每次的社会动荡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灾难，给社会和人民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和损失。在王朝的更迭中有两个特点。政权的腐败是造成其统治失衡的根本，而腐败的根本原因是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皇权尾大不掉，对于政府的监督失控。这里面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皇权既是政府的总代表，又是国家的象征。皇权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对于官员的任命。政府官员只对皇帝负责。所以，一旦政权出现问题即危机到皇权的合法性。而皇权在行使政权的过程中，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使皇权对政权的忠诚度总是表示疑惑，政治忠诚度也就成为官员品格的第一要件，甚至是唯一要件。蒋介石在应对罗斯福对其政府腐败的批评时曾说：“娘西皮，我把他们都撤了谁替我打共党？”很典型地说出了其苦衷。这是使权力失去监督的主要原因。因为政治的可靠性成为最为重要的官员要素，是区分内部和外部的根本。官员的党派性即对于上级皇帝的忠诚度是他的基本素质，官员不具有国家属性，只有派别性，他只忠于某个人而不是国家。官员的道德素质被降格到第二位第三位，甚至是再堕落的官员，只要他忠于上级就可以安然无恙，稳坐钓鱼台。因为上级是他权利的维护者。所以，腐败成为一个顽疾。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对于“忠诚度高”的监督就形同虚设。国家和皇权最后总是被所谓的“最忠诚”的官员送到了断头台也就成为必然。皇权弱化给新的野心家带来了巨大的冒险机会，成为他们敢于铤而走险的机会成本。从中原逐鹿，到周朝问鼎，从三国演义，到五代十国，从南宋小朝廷到民国的群雄割据，所谓乱世英雄起四方，有***就是草头王，多少天下的豪杰在觊觎着皇帝的宝座？从街头的算卦先生到教书匠，从市井无赖到讨饭的乞丐，从王公贵胄到皇亲国戚，中国的准皇帝们秉承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可行的却始终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教义。他们从来都不讲什么出身和地位。野心家们争夺皇权的斗争就是百姓的深刻灾难的过程，造成了社会的巨大浪费。无论是文人骚客，还是草莽英雄，世俗的高人，和遁世的隐士都参与到了这场纷争之中。中国的国家是谁的？是强盗的，是强盗用***抢来的。胜王败贼的逻辑演绎了几千年而不败。历史上，中国总在皇权与政权，皇权与军权的猜疑中争斗，宋朝尤为明显。这是它先天不足的一个典型反映。一个黄袍加身的外戚怎么会对自己的地位有一个形式的保障呢？所以也就只好演绎一个杯酒释兵权的把戏。整个的宋宗室几乎在外族的干预中苟延残喘，可以说是中国的整个社会的缩影，是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什么时候皇权和政权的猜疑小，什么时候就是中国社会良性发展的时机，反之亦然。
君主立宪的最大好处就是君主与人民通过谈判使人民得到了权利，皇权通过宪政得到了制约，形式上有了宪政的大法保障。政府在运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由政府负责，政府的更迭不影响到国家主权的变更。它的基本理念是把程序作为一个根本的维系平衡的基础。在国家的运作过程中剔除暴力和强权的基素，把暴力作为国家的一个对外反抗国家侵略对内镇压分裂势力的唯一特权。
皇权象征国家，但是不干预政权的运作，不参与政治纷争。它可以在政权更迭的局面下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使国家不至于为了主权象征的争夺而产生内耗。使政治实力派可以安心于政治，努力经营政府的运作，不会再有什么非分之杂念。皇权得到了形式上的保证，也不再干预政府运作，使政府运作真正在法律框架内，得到百姓的真正监督。君主立宪是一个最适合中国的体制，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一个比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一个好制度。因为君主立宪是分权制衡的一个经典结构，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多民族，地域广，缺少统一信仰，文化素质相对偏低，参差不齐，只有强权才有号召力，很容易产生独裁统治者的国家，君主的存在可以断绝独裁者的非分之想，使天下英雄豪杰都只能为国家的富强而在政府中尽力，不产生争夺皇权的内耗。可以让人们有所寄托，有一个以一贯之的恒定价值观。可以保证对政府的足够监督，使政府的和平更替成为可能，不会出现国家的动乱。任何一个一流国家都必须具有几个基本条件。长期的社会稳定。言论自由度相对较高，使民间智慧得以强大，充分为国家利用。法律健全，可以保护人民的财产和权益不受任何非法的干预。政府由最为优秀的一批人来执掌，清廉公正。有高效的监督机制。人民的智慧可以自由转化为资本。美国的脑库对于美国的发展贡献极大。好多企业的发展就是一个思想转化为资本的完美典范。像基尼斯纪录的创造者，微软公司的Bill Gates
等等的发展都说明了这一点。中国所缺乏的就是这些最基础的东西，我们现在缺少的是一个发展的平台，人民怎么发展？在什么基础上发展？人民发展了又怎么样？怎样谁可以保证人们的发展？我们需要一个建国的理念。一个恒定的价值观。一个自由开放的思想体系。一个能够充分保障人民言论的平台，使人民可以对政府自由批评，防止政府出现重大失误。对政府的批评可以导致政府更替，而不会给国家带来动乱。要想认同这一点，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在反思历史的同时勇于承认历史的真实。这不单包括政府和执政党，也包括中国的普通百姓，自以为精英的所谓知识分子。读中国近代现代精英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暴力的津津乐道没有超出暴力可以给中国带来福祉的简单逻辑。他们用来推崇暴力的基本逻辑也无外乎流血并不可怕的奇谈怪论。他们往往宣扬现实的政权的腐败可以通过暴力的革命达到一个好的政权的更迭。然而事实并没有证明这一点。
近现代的中国，几乎和历史上的历届朝代更迭没有什么区别，仍然停留在衰落革命，再衰落再革命的循环上。如何使中国走上一个健康富强的国家，是百年来的一个严重课题，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在争论中错过了三次难得的机会。康梁的公车上书是第一个中国难得的崛起机会。历史不会假设，但可以殷鉴后人。想当初如果中国人（皇权和革命者，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都能静下心来互相妥协一步，中国就是一个崭新的未来。可惜，当时的统治者慈禧不能洞察时势，贪恋权欲，造成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不但使中国失去了一个绝处逢生的崛起机会，把中国送到了战争频仍的殖民国家，也使大清帝国的几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使爱新觉罗氏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江山。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当然作为一个以汉民为主的国家，满清的统治有着先天的不足，也许正因为此，他们才更难也应该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而不是得过且过。当然，如前所述，谁又能给满清在心理上和外在形式上一个确实的保证？没有。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对权力的贪婪也就可以理解。所以，当以汉族为主流的中国发展到今天也算是对整个民族一个报应吧。因为连皇权在一个革命的名义下都可以付之一炬的国家，普通百姓的权益又算得了什么？当我们在1950年代以来，慨叹我们的悲哀的时候，当文革别人可以随便进出我们的住宅时，当我们的财产可以随意被别人充公时，当我们动辄得咎，因言获罪时，我们都不曾想过，是我们的祖先造的孽，他们从来都是火中取栗，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从来都不曾顾及任何别人的权益，更不要说是他们的后人了。正像杜牧所说，后人之哀也。七
袁世凯称帝是中国的第二次奋起的机会。袁世凯在中学历史课本上是一个卖国贼的形象。对他的基本评价就是开历史倒车。而且对袁的称帝举动历史似乎已有铁论，毋容置疑。那么我想问的问题是，袁的称帝行为什么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行为？帝制为什么就是历史的倒退？国人为什么不能容忍他的这个行为？又都是哪些人在真正地反对他的称帝？首先我们从道义上来看看他的称帝行为。复辟和开历史倒车紧密地联系着。似乎称帝就是独裁，就是中国的一个大倒退，是反民主反自由的行为。那么袁世凯死后中国是不是就进步了呢？洪宪帝只维持了几天的光景，洪宪帝垮台之后的共和中国比之民主自由了几分？从黎元洪开始，中国总统和总理的宝座几易其主，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我们除了外患就是内忧，何曾有过太平之日？更不要说取消了帝制就走上了真正的自由和民主的道路了。而随之而来的两个中华政府又让我们看到了什么？百十年来，动乱并没有随着洪宪皇帝的死亡而远离我们，而争夺皇权的宝座斗争也从未停息。蒋毛的争夺也不过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和以前历次的争夺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除了让中华优秀儿女死伤惨重，造成了民众的空前的浪费和灾难之外又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真可谓兄弟阋墙。结论一般认为，袁为了取得皇帝登基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二十一条。我不想对整个结论作论述。我想要说明的是，918和77事变又是谁签订的卖国协定？有人会认为如果没有二十一条就不会有918和77事变，真幼稚也。反过来说，如果袁世凯实行了共和我们就没有二十一条了么？从而也没有了九一八和七七事变？历史是现实的，他并不会因为我们的一个善意的理想而为之改变。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是明确的，台湾就是典型。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真正能阻止日本的似乎不是我们今天认为的合理性的一厢情愿，恰恰相反。孟子曰，凡国之将伐必自伐也。中国真正的悲哀正是自己的动乱。袁世凯作为一个革命果实的既得利益者，满清大臣，就像当年的赵匡胤对黄袍加身的担心一样，他所惧怕正是他的结果，在环有外敌虎视眈眈，内有革命者觊觎，不依不饶的鼓噪和众多军阀的威逼利诱的形势下，袁世凯对自己的处境了如指掌。任何对中国历史有个透彻了解的人都会明白，利用外部势力，问鼎中原是历史上一个不败的样板。中国当时的形势异常危机，非常需要的是一位一呼百应的强人，一个历***国皇帝样的君主，使国家迅速走上稳定局面，然而，各路“诸侯”哪个又是希望中国迅速稳定下来的爱国者？在当时，唯一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实行帝制统一号令全国。而不是什么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所谓的轮流坐庄样的所谓的虚假的“共和”。而当时用天下归一来换取袁氏虚君共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洪宪”是什么意思？也许并非就是人们想象的那样糟糕。那些独霸一方的封疆大吏如果真的能为国家着想，就应该知道中国的急需是什么？是为了一个所谓的口号而再开征战，还是为了大局听令于中央，使国家马上趋于稳定。今天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当年的孙中山还是后来的***对于日本的入侵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感，相反他们很敏感地抓住了这个历史机会。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也不是无的放矢空穴来风。以当时国民政府每年都要拨给延安一定的饷银来看，蒋介石的担忧不是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那种只做道义抨击，不管现实的激进派才是中国真正的灾难。
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他们的江山怎么看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局面。作为一个中国的领袖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胜王败寇这样的简单的道理？面对那个宝座又有多少人虎视眈眈呢？袁世凯的悲哀就在于中国人对他的极大误解，把他等同于卖国贼。孙中山利用日本作为基地反清也罢，讨袁也好，和***会见日本的田中要感谢日本的话以及放弃所有的战争赔款，都应该作为给历史重新定位的显示。
洪宪皇帝一登基就立刻引来全国一片的讨伐之声。我们看看那些讨伐他的又都是哪些人呢？哪一个不是割据一方的大军阀？一旦得势哪个又会拒绝登上皇帝的宝座？这些割据一方的封疆大吏无不打着共和的大旗，哪个又不是封建思想依附魂魄实行着独裁统治的一方霸主？他们既没有使自己治下的臣民更加民主自由，也没有让资本主义的经济得到巨大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有什么本质的提高。他们不过借讨袁使国家走向混乱让自己多分一杯羹而已。没有一个是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而呼而泣之人。袁世凯称帝的失败是自身实力与中国现实基础和思想基础较量的一个标本。它又一次演示了中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皇权的争夺必将走向极度混乱局面的现实。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中国权力阶层贪欲权力垄断达到顶峰，导致政治极度腐朽没落的一个重演，预示着中国权力阶层对权力垄断的崩溃，社会的更大灾难的来临。它又一次证明了中国社会对于暴力的崇拜，企图用暴力维持自己权益的社会现实。列宁和尼布尔都曾经讲过的历史地反讽将得到绝对证明。极度权欲垄断的结果，导致了权力的极度分散和消解。它给中国带来了近百年的阵战征伐。而这一百年正是世界急剧变革发展的一百年。中国真正的落后正是从这一百年开始的。因为资本主义初起的年代，其圈地掠夺所发展的经济时代是很容易给追上的。美国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以头脑开放为代表的新时期的脑本时代才是使中国真正落后的根本。而中国在极度动乱，极度自由的年代终于迎来了极度的禁锢。社会由极度动荡导致了极度稳定。思想由极度开放，进入了极度封闭。中国也由人才辈出导致了万马齐谙。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当中国动荡了近百年之后，终于让又一位强人抓住了命运的咽喉，***的出现绝非偶然。在一个积弱已久的中国毛得到人们的巨大欢迎也是民心所向，顺理成章。蒋介石与***的根本区别就是毛比蒋对中国的现实更加了然。毛深刻地研究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斗争，对中国人又有更深刻的了解，他对于农民的认识和利用达到了一个顶峰。毛在很早就把自己的经历转向了农村，在农村中寻找自己的同盟。毛从来都不相信所谓的民主和自由，那不过是他斗争的一个口号和手段。毛最懂得舆论的重要性，而蒋介石相对于毛更多地带有市民特征。这和他长期在城市发展受过现代教育并改信基督与宋美龄结合都有关系。所以在蒋统治的时代，中国出现了很多的反对派的旗手，也发展了文化的多样化，并使舆论的开放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正是这些才是真正断送他的大好河山的根本，并最终使自己在大陆的统治走到了尽头。而毛通过思想统治使自己的指令得到了迅速地传达，使自己成为中国的第一号强人，
迅速地控制了中国的混乱局面。毛消除了混乱的思想，破除了旧有的杂念，使他的革命理论深入人心。“他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它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俗人，却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在中国是第一个坐上了准宗教圣坛的政治家，成为中国人心灵的支撑。毛在精神上彻底地征服了一个几乎没有真正宗教信仰的人民。毛作为中国的精神领袖，一呼百应，使一盘散沙样的国民终于走到了一起。毛的号召可以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它有着巨大的建设力量，也有着巨大的破坏力量。毛最适合的位置就是精神领袖。毛在一生中说出了许多真理性的言辞。但是作为治国的纲领就勉为其难，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最简单的“为人民服务”之类的道德说教如果作为人生的一个最高追求，那当然是非常美好的，可是要作为普通公民的生活准则其结果就可想而知。所以毛绝对不适合作为一个治国的政府首脑行使行政权力。其实毛本身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毛在五十年代提出了一线和二线。毛在当时受到了来自于党内同志和党外知识分子的强大压力。从高岗到彭德怀再到刘少奇，党内的斗争一次比一次尖锐。可惜，无论是在党外的知识分子，还是党内的高级干部都天真地以为关于革命的性质已经解决。他们甚至天真地认为中国甚至要用现代的民主思想来治理国家。他们错误地把中国等同于并高之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天真地以为马的主义真地是一个最为先进的思想理念，是使自己的国家走进天堂的圣经。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意无意地还在幻想着西方的议会宪政思路。但是没有一个人了解毛的心思。哪次的斗争不是围绕着权力核心的地位问题？哪次斗争不是毛对于自己地位稳固的猜忌？毛在延安时期就对于党内的对自己的权威有威胁的势力进行了空前的打击。在62年就曾经指着彭真对美国作家斯诺说过，中国需要权威。毛曾说，党内无党，帝王思想。为什么党内无党就是帝王思想呢？想来毛非常清楚当时***的思想状态，和国内的基本形势。毛难道希望党内有很多的派别么？显然不是。毛所希望的就是党内的制衡力量的出现，也就是说毛知道怎样的状况才是他希望的中国状态。毛最为担心的是什么几乎决定了中国的命运。当毛打出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招牌时，没有一个人提出毛的终身地位问题。毛打倒刘的原因已经昭然若揭的时候，当毛在党章中提出要让林彪成为他的接班人的时候，很多人在梦想的现实中梦想着未来的幻境。可惜刘少奇虽然亲自提出了***思想，并在行政上已经取代了***，作为党的二号人物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脑，林彪虽然把毛捧上了天被毛钦定为接班人，并在党章中加以明确，他们却都参不透毛的真实心思。难道毛会如此大公无私地大树特树他人威信贬低自己么？从毛的历史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么？当然不是。以至于最后，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也是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毛究竟对他们难以容忍些什么？从毛的二线到林彪的地位被写进党章，从庐山会议的再到庐山设立国家主席我们究竟从中可以理解的是什么？毛连万岁都可以让他的臣民喊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说明？可惜他们都被所谓的马列主义所误而不自拔。终于导致了中国的空前危机和动乱。政治间的博弈根本上说是个利益的平衡。人对于自己危险的认识，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毛的所谓的马列主义以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等的批判，归根结底不过是一个政治理论上的保证而已。而所谓的信仰在政治利益面前不过是一块道德的遮羞布。所以独裁也好，民主也好都是一个对自身利益的评估。哪个对自己更有利哪个就是一个准则。所以政治家的利益首先是要和他领导的人民趋于一致。在中国当时的现实条件下，保证毛本身的利益就是在保障全国人民的利益。读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我们最应该记取的教训就是，我们的利益是建立在保证别人的权益基础之上的，没有别人的权益的保证也就没有我们自己的权益。妥协是保证我们自身利益很重要的技巧。如果在五二年***就提出君主立宪，以毛的威望一定是众望所归。那么用一个虚君共和的形式，换得毛对于政治权力的干预权，使毛体面退出具体的行政行为，并对自己的地位问题得出具体稳定的预期，专心于他的理论建树和政治文学幻想，中国就将走上另一条道路。当时的中国的状况有目共睹。无论是共党内部的周恩来，刘少奇，***，张闻天，还是党外人士，当时中国的一大批有能力人，他们都是可以使中国走上一个富强大国的崛起之路的。因为，中国将不会因为皇权的纷争而导致国家的政治动乱
甚至分裂，而且中国的政府也将是世界上最为廉洁的政府，最有活力的政府，最得民心的政府，监督最为严格的政府，人民也是最为团结的人民。而君主立宪在政治上也给那些海外的所有愿意中国富强，和中国友好的国家在政治上找到了和解的路途。那将是国之幸甚，民之幸甚。悲乎，我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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