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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人张赞波： 中国纪录片题材库非常大比剧情片还精彩 &&
本山叔老了 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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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村民在新修的高速公路大桥下的稻田里捡拾稻穗。
▲村民挑着橘子从高速公路大桥前经过。
▲挖土机在村庄的鱼塘和稻田上作业。
是偶然，也是必然。
偶然，是一个普通电信局员工，成了小有名气的独立纪录片导演。
必然，是这更像一场命中注定的重逢。
一个不安分的灵魂，终究不甘蜷伏于“平凡的生活”，阴差阳错地走进纪录片的殿堂，似乎寻得了一件趁手的“武器”，可以自由而畅意地表达他的追寻和思考。
毫无疑问，《大路》及同题材纪录片，是这个倔强的湖南人张赞波，用三年浇铸的一把利刃，解剖出一条中国式道路的诞生历程，用镜头和笔记录下国家发展背后的景象人生。
《大路》获得台北国际书展大奖，纪录片“大路朝天”入选了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
一夜之间，人们都在追问，张赞波是谁?　撰文/本报记者赵颖慧
“我自己就是底层”
从《天降》、《有一种静叫做庄严》到《大路》，几乎所有的故事都源自家乡，所有的人物都来自身边，修路民工、KTV陪唱女孩、副乡长、农民……
“为什么你的片子里，只有那些千篇一律的小人物?”
“对不起，我自己就是底层、边缘和小人物，我所拍摄的对象，只能是和我呼吸相通、患难与共、悲喜相连的人。”张赞波说，但关注底层人物，并不意味着袒护、隐瞒甚至粉饰。
当张赞波架起机器，潜伏工地三年，全景式扫描一条道路的从无到有时，“我没有站队，而是就事论事看问题。”
于是，当一只毛发稀疏、极不耐烦的狮子，在表演中时不时朝驯兽师咆哮时，引发观众席上的民工一阵兴奋欢呼声。
这样的场景，让敏感的张赞波似曾相识，“在项目部的职工虐待黑皮和悍马两条狗的时候，他们分明也流露出了类似的欢呼喝彩。”
有人喜欢将文件的铁夹子夹在黑皮的尾巴上或脚上，看着它在办公室里痛得嗷嗷乱窜;有人甚至用大头皮鞋去踩它的脚，还有人拎着幼小悍马的脖子，将它从办公室门口抛至室外的雪地上，俨然在抛一具没有生命的物品。
“他们本身是弱者，有时候会受到，比他们力量更强大的人的侵害，但他们也会对比他们更弱小的施暴，比如那两条狗。”张赞波说。
不少人喜欢给张赞波贴一个标签，“专拍社会性题材”，关注冲突和对抗。“其实不，我不仅仅关注社会的复杂性，我对人性的复杂性也非常感兴趣，比如我也拍过《恋曲》，讲的就是一个女孩的爱情故事。”
“我从不规划我的人生”
如今，张赞波自称“无业游民”，没有单位，没有工资，对物质几乎没有过多的要求，然而“对自由二字有要求”。
靠着早年工作的积蓄，张赞波以最低能耗活着，也曾因为生活窘迫，动过接拍商业活动的脑筋，在签合同的那一刹那放弃，“干不了，野惯了，再回到圈子里很难受。”
因此，张赞波没做过任何一场商业活动，“赚钱的能力，似乎已经被摘除了……”
《大路朝天》入围第28届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电影节长片主竞赛单元，“这是制片人去投的片，我是一个创作者，只管创作，不善于做推广，也没精力做，对电影节也并不太感冒，电影节就是一个大Party而已，不能在这种环境里待太久了。”
他专注到几乎“落后”了时代，手机里没有***QQ或者微信等通讯工具，“没装过，很土吧!”他自嘲。
对于未来，有什么计划?不喜按常理出牌的张赞波说，“纪录片最吸引我的一点是，他的不可预期性，不知道生活真正会发生什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所以我从不规划我的人生。”
“我不可以这么过!”
十七年前，他是长沙电信局员工张赞波。
工资待遇不错，是上个世纪末的安稳高福利的“好生活”，几乎一眼可见那安稳舒适的后半生。
但他发现，诗人张赞波走丢了，那个湘潭大学风华文学社的社长早已“风华”不再。
放下了笔，拿起了酒瓶，“诗歌也没写了，经常大伙儿一起喝酒，醉生梦死。”
三年时间一晃而过，“我不可以这么过!”
张赞波决定考研究生，那是二十一世纪初的“稀有物种”。务农的父母反对，因为丢掉了一份“安稳”工作。
然而，“反对无效!”清瘦帅气的张赞波，却个性果断坚韧，清澈而坚定的目光，很难让人忽视其存在，“我决意要做的事，爸妈知道是拦不住我!”
然而，此时，他还并不知道，选择什么专业，考哪一个学校?读研，似乎仅仅是他逃离“平凡生活”的一根救命稻草而已。
“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
命运开始以一连串偶然的方式，安排他与纪录片的重逢。
2001年，张赞波翻开一本旧书《浮生六记》，一张北京电影学院的招生简章赫然出现，“行，干脆就考电影学院。”
如此草率?实际上，早在1998年，贾樟柯在《南方周末》发表《业余电影时代即将到来》时，“我当初看了，很有感触，以前的电影都是高高在上，极少数的人才能拍电影，但随着DV时代的来临，普通人也可以拍电影，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
然而，此时的张赞波，与普通人一样，都是从影院接受电影教育，片子看得很少，但他似乎看到时代撕开了一道裂缝，技术的革新赋予普通人表达自我的方式。
2001年，张赞波来到北京，准备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考试，如果你在此时走过北大东门，或许能看到张赞波在VCD店徘徊的身影，“电影都是用VCD刻录的，牛皮纸的信封装着，每一张都很贵，差不多45块钱，一部电影要买两张，也就是90块钱。”
舍不得买太多，于是，张赞波将《过年回家》、《梦旅人》、《红白蓝》、《巫山云雨》等花高价买回来的电影看了一遍又一遍，惊叹“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拍，与以前的电影完全不一样!”
其中，《巫山云雨》的导演章明，恰恰是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并开始招收研究生。
于是，原本计划考文学系的张赞波，果断投入了导演系的怀抱。
“惊喜地发现星光的馈赠”
大学三年，学剧情片的张赞波几乎从未曾想到，有一天他会跑到湖南湘西拍一部有关道路的纪录片，甚至内心里也不屑于只会“照搬现实”的纪录片。
研究生毕业后，他成为独立影评人，发表数十万字电影评论和研究文字后，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
直到2008年6月，他发现一个自认稀奇的故事，火箭的残骸落到了农民袁再香的农田里。
“我震惊了，一直以为，残骸只会落在大海沙漠这些地方，没想到离生活如此之近。”
他带着摄像机，来到了绥宁，第一部纪录片《天降》诞生，并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在纪录片里沉沦了。”就像他诗歌中描述的那样，“惊喜地发现星光的馈赠。”
学剧情片的他，反倒没有了表达欲望，因为剧情片是虚构的，唯余拍纪录片的紧迫感，“因为好多东西，不去拍，可能就会消失了。”
2009年，原本留校工作的他，再次辞职，他在诗歌里“怒吼”，“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有权利/在午夜的漫天虫鸣声中/去擦亮那些通往未来的孤独的道路。”
他狠心花了3万块钱，买了一台摄像机，单***匹马、头也不回地闯入了独立纪录片的圣地。
没情感的记录片，是装出来的
潇湘晨报：纪录片的标题是“大路朝天”，而书的名字为“大路”，为什么名称会不一样?
张赞波：当然，如果书和纪录片同题的话，肯定最好。当初《大路》繁体版出版时，出版社的人说，台湾不知道“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含义，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换成《大路》。我认为，“大路”这个词比较中性，每个读者有自己的解读，也挺好的。
潇湘晨报：为了拍好《大路朝天》这部纪录片，你潜伏工地三年，大家都叫你“张赞”，这个“张赞”处事灵活，会审时度势，将疾恶如仇的“张赞波”压在心底。现在，张赞波会如何评价“张赞”?
张赞波：我在项目部的三年多，无疑是分裂和纠结的一段时光。“张赞”这个家伙和他人过着集体生活，每天按部就班，除了不打卡，不领工资，跟别的职工看起来没什么不同。
只有到了晚上，“张赞波”才占了上风，他肆无忌惮地从“张赞”的躯壳里跳了出来，认真检索白天的拍摄成果，在一本牛皮纸的笔记本上，及时地思考拍摄得失，制定新的拍摄思路。有时候，我也分不清楚，究竟是“张赞”在奔跑，还是“张赞波”的灵魂在喘息。
潇湘晨报：你认为，一部好的纪录片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张赞波：我认为有三性。第一是揭示性，一个好的纪录片应该揭示出一种现实状况，不一定非要揭示一个秘密，可以是揭示一种情感状态，一种哲学道理。
第二是自我性，这跟我的纪录片观念转变有关系。以前，纪录片正统的教育要求纪录片要非常冷静，客观，趴在那里冷静地观察，不能有自己的情感介入。后来我发现，这不可能。如果非这么做那是装出来的。因为你去拍，肯定带着自己的眼光，看镜头后的世界，又经过你大脑的思考，肯定有主观性。而一个好的作品，从不忌讳体现跟自己的关联性。
第三是电影语言体现创新性，它是有创新，不是一个大家之前看到过的电影，有一些电影元素电影语言的创新。
潇湘晨报：在世界的竞技场上，中国的纪录片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阶段，发展趋势如何?
张赞波：中国的纪录片拥有非常波澜壮阔幽暗复杂的现实背景，题材库非常大，从质量上会有一个保证。许多稀奇古怪荒诞的东西，许多时候比剧情片还精彩。然而，在西方电影中，因为西方解决了基本生存和权益的问题，会变得很平和，关注的问题越来越虚，如生死，宗教等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也能解决那些问题，整个社会变得清明平和，时代发展变得有序均衡，人与人之间变得友善和谐，即使那个时候，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纪录片拍也不要紧。[转载]关于张赞波被封杀的纪录片《天降》
你们安贫乐道，他们才会荣华富贵……-----------------------爸，别睡了，要发射卫星了呢”，这是日深夜，湖南绥宁瓦屋乡金竹村37岁的袁姓村民，拍打他父亲的门。他先后叫醒了妻子及弟弟，一家人聚在一起，在昏暗的灯光下，等待即将从头顶上飞过的不速之客，其中有些还会穿过房顶，掉到头顶上来。
　　第二天人们才从广播里、电视上得知，当夜零时五十三分，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为委内瑞拉发射了第一颗通讯卫星。而位于湖南省南部偏僻乡间的这些人们，为此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从90年***始，湖南绥宁县有11个乡镇成为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火箭一级残骸主落区，先后数十次迎接过从天上掉下来的不速之客。
　　2008年，独立纪录片人张赞波听说此事之后，拿起机器直奔现场。这个地方离他湖南的家乡只有200多公里，但他从小到大没有听说过。他给这部片子取名《天降》，加了一个副标题为“谨以此片献给我魔幻现实的祖国”。
　　几乎家家户户多少都收有一些卫星残骸，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大的有一二百斤，小的螺丝钉也有。那种燃烧过后的灰白色金属装置，作为残肢断简掉入这些偏僻山村，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威力和神秘感，但是仍然拥有一些生硬的外表，如同某种非人性的怪物，无声地居住在普通村民家中。
　　即使是非常小的碎片，因为速度的原因，仍然具有极强的杀伤力。片中有一位退伍军人，他16岁的女儿被飞来的残片削去半个脑袋时，身边的人们竟然毫无知觉。迄今女孩的母亲不知道自己的骨肉葬在什么地方，也没有人敢当面与她谈起这件事。湖南电视台有一次节目中说17次发射没有一次人员伤亡，令女孩的父亲十分悲恸。
　　砸坏庄稼或房屋的赔偿并不轻松。来自发射中心观察站的人们，在村民面前，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傲慢。“赔啥呢，地都是***的。”有人打***给他的上级汇报，提及庄稼时表示出明显不屑：
“三根高压线断了。高压线下面还种了什么***庄稼。”但他本人或许也是庄稼户出身。
　　一位小学女生在她的作文中写道：“老师向我们宣布了一个消息。星期天晚上八点钟，国家要向我们这边发射卫星。但是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不知是高兴还是恐惧。我们希望祖国不要将卫星发射到我们这人口密集的地方，如果把卫星发射到人烟稀少的沙漠去，这样我们的生活会更加幸福快乐。”她在结尾处写道：“我希望祖国更加繁荣，科技更加发达。”
　　孩子的看法其实是成年人的看法。人们都知道国家的事情是大事，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国家兴旺发达，即使感到害怕，他们也不会埋怨发射卫星这件事情；他们只是希望如果国家计划长期在这里落卫星，那么最好能够给这11个乡镇的人们买上保险，哪怕每人十元钱，当然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他们也希望能够在当地修建一些防空洞，把老百姓都送到地下去。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恐惧无助地看着夜空，等待那些不长眼睛的残骸直接飞到自己的或者别人家的房顶上。更多地，他们只是叹息自己的命运如此，是“命中注定”的：“有什么好躲的，没有躲的地方。我们生在这里，躲到什么地方去。”那位赔付军人的说法则是“既然它看中你家那块宝地，就不叫麻烦。”听上去那也是一种恩赐。
　　实际上，许多卫星是商业用途。张赞波拍摄完这个片子之后，事情仍然在继续。2011年10月，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将法国制造的W3C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个足有五百多斤的钢管支架坠落在绥宁县瓦屋塘白家坊村，另有一个电机和多个残骸坠落于田间。报道说，“另外一村民家的房屋屋顶被击穿，庆幸没有人在家。”哦，数十万人的生命和生活建立在“侥幸”的基础之上，这是可怕的。
　　影片丝毫没有夸张这种魔幻的现实，没有停留在猎奇的眼光上面。实际上，比这个更加难以置信及魔幻的是，人们每天过的那样一种平淡和贫困的生活，维持那样一种除了性命其余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生活，这才是令人惊奇的。这个地方是红色老区，红军曾四次经过绥宁，当地人们给红军带路、架桥、碾米，他们的日子却一天不如一天了。
　　青年人大多出去打工了，在家乡务农实在回报太少，田里的收入连孩子上学都不够。这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受乡亲之托每天上山来回两个小时，给山上的寺庙烧香点灯，一天的报酬是1块五毛钱，她经常什么也没得吃，饿得心中发慌，连打猪草的力气也没有。这位大叔家中青葱的竹林被政府低价收购，卖给了一家开发公司，每根竹子的价格抵不上城里人吃一根冰棍。这位年轻人还有一些梦想，他养了一些兔子，希望第二年冬天能够收回成本。
　　这部片子的要义并不在天外来客，而在不速之客是降临在什么样的大地上，它所造访的是什么样的人们。不管他们如何地处偏僻，条件艰苦，但是却与这个崛起的国家一样有着紧密的联系，也许更加能够帮助了解这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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