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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不靠当官发财:不要钱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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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要】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
  作为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一年净收入可达五千四百两,带兵十二年,合法工资收入可达六万四千八百两。何况他又拥有绝对的财政权。湘军军费的发放,全靠他一支笔。从咸丰三年创建湘军到同治七年战事基本结束,曾国藩先后支出军费三千五百万两左右,由于没有正规的财政制度,曾国藩完全可以上下其手,大笔纳入自己的腰包。如果曾国藩稍有贪念,则十多年军旅生涯,积累百万资财实在是太轻松的事。  但曾国藩却没有因此而发财致富。虽然可以支配的金钱如沙如海,他寄回家里的钱,却比以前当京官时还要少了。从军之后,他每年寄回家中的银两,大率在一百两之数,低于他清苦的京官时期。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出山带兵时所发的那个“不靠当官发财”的誓言。曾国藩在家信中这样说:“余在外未付银寄家,实因初出之时,默立此誓,又于发州县信中,以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明不欲自欺之志。”  当然,发誓在军中“不要钱”,并不只是为了保持个人的清名,更重要的原因是曾国藩深知廉洁对战斗力之重要。只有立定“不要钱、不怕死”之志向,才能组织起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  那么,曾国藩自己的合法工资,都用到哪了呢?  第一是用于军队开支。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夜,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询,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  第二个方向是用于地方公益事务。家信中有多次记载,他宁肯把收入捐给战区灾民,也不送回家。咸丰八年正月十四日,他居乡期间,曾指示弟弟曾国荃,在应酬及救济绅士百姓上,要放手花钱。  宁可把大量钱财用于施舍他人,也不寄回家里,除了不靠做官发财之誓言外,曾国藩还有更深入的考虑。曾国藩有一个独特的金钱观:奢侈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子孙的发展。  他曾在家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说他决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依作恶,必且大玷家声。”  所以,他不多寄银钱回家,也是担心家风因此而坏。他在家信中说得很明白:“吾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恐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也。”  这一思想是曾国藩教育观念的一贯基础。所以他在给曾国潢、曾纪泽的家信中,对后代的生活作风反复絮言。然而曾国潢对曾国藩的这些话,执行得并不到位,曾国潢自认为作为湘乡“第一乡绅”,他生活已经十分节俭了,但在曾国藩看来,他在许多地方浪费了银财。咸丰六年三月,曾国潢因事在省城向李仲云家借银二百两,事后希望曾国藩代为偿还。曾国藩写信拒绝,要求家中卖地偿还此项:“前三月间,澄弟在长沙兑李仲云家银二百两,刻下营中实无银可拨,只得仍在家中筹还。前年所买衡阳王家洲之田可仍卖出,以田价偿李家之债可也。”  因为这件事,再加上前年衡阳买田的旧账,曾国藩对曾国潢十分不满,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致曾国潢的信中说了十分重的话:“澄弟与我湘潭一别之后,已若漠然不复相关,而前年买衡阳之田,今年兑李家之银,余皆不以为然。以后余之儿女婚嫁等事,弟尽可不必代管。千万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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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岛愚夫  
(.cn/s/blog_541b7c870100dxww.html)         
现在敢说“挣钱不当官,当官不挣钱”的肯定还有不少,但是能真正做到的少之又少。现如今,很多人还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当官和挣钱等同起来。    
不管社会上的人怎么评价这个群体,其实当官的真不挣钱!或者说,当官的只要挣到大钱就肯定有问题。平常被老百姓称作“官”的人们,现在更恰当的称谓是“***”,它只是无数社会职业中的一种。它的收入也只能在所有社会职业中排到中偏下的水平。大多数普通***都很清贫,我也是如此。    
为什么这一评价和老百姓的官员形象大相劲庭呢?可能有些人会认为我是***,所以帮***说话。其实不然,大概身为***的人或者家里有***的,都会有相同的结论:***工资太低。以我为例,作为北京区县基层***,本科毕业已经10年,还是硕士,每年所有的都算上(包括自己和单位给交的住房公积金)合计66800元。但是,由于单位不解决住宿,每个月还得花1000多元租房,一年大概有12000元以上。所以,每年除掉房租就只剩下55000元左右(含12000元左右的住房公积金)。作为年青人,还免不了同学、朋友聚会,交个女朋友什么的,如此算下来,一年辛苦到头所剩就很清楚了。然而,已经取消福利分房的当今,想靠单位混上一套房在区里几乎不可能,市里估计也是少数个几单位。我目前就是通过两限房,一直在等着***通知,和大多数人一样乐观地期待着。因为我买不起商品房,所以两限房是我唯一的盼头。尽管我不一定能申请到,毕竟人太多了,但我还是把它当成我的希望。      言归正传,既然***工资这么低,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去抢这个饭碗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大多数人的误解,误以为当官就收入高;另一个原因就是***报考条件不限,毕业生只是将其当作一条就业途径来备选,有更好的职业选择自然走了。后一原因也只能说明公开竞争的就业途径太少,但不能说明这一职业就很好,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反映了***考试的普遍参与性。正因为如此,除了上海、江苏、深圳等***待遇较好的地区,像北京等地区每年都有很多***辞职。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些地区,同等层次的***待遇不如企业,特别是司法系统的***,辞职更为普遍。所以,我们在看到***进的时候,也得看到***不停地在出,在向企业流动,因为在企业他们会获得更体面的生活。      实际上,我是最主张***流动到企业的,因为现在***待遇真的与它的精英选择模式不对称。现在选择还呆在机关的,不外乎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精神追求型,他们有着某种超物质的精神追求,或说自我实现的需求;二是乐观生活型,他们有着某种盼头的人,要么是盼能高升一点工资能涨点,要么是盼着国家将来能真正调薪;三是消极度日型,他们不知道自己辞职出来干啥的人,因为在机关已经让他坠落到推动了体制外的生存能力;四是贪婪享受型,他们时刻盼望着投机取巧,升官发大财,心中始终有一种“当官就有钱”的坚强信念。显然,精神追求型只占一小部分,其中以高知青年为代表,特别是近年通过公开招考进来的,分布区域主要在北京;乐观生活型也占一小部分,他们一直在期待着,不相信自己工资一直就这么多;消极度日型占很大一部分,这部分人大多已经人到中年,已经被体制彻底磨去了亮光;贪婪享受型也占很大一部分,这部分人已经习惯了体制内的腐败,或者说渴望着腐败,他们眼中最看中的就是钱,已经钻进了钱眼,被蒙蔽了双眼,这也是把***队伍名声搞臭、最令百姓不齿的那一撮。        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认为***都不敢信守“挣钱不当官,当官不挣钱”。实际上,在他们当中还是有一些敢信守“挣钱不当官,当官不挣钱”的,比如说精神追求型中的大多数人,乐观生活型与消极度日型中的一部分人,而贪婪享受型是绝对不敢声称“挣钱不当官,当官不挣钱”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想大家都会为当前***队伍感到深深的担忧,即我们这个国家真正需要的是精神追求型,必须通过制度改革来留住这些精英。他们其实很容易满足,给他们一个舞台,他们就能用生命去报效这个国家。如果说,能够在给他们舞台的同时,再给点实际的待遇,让他们不至于在体面中有点寒酸,那就更好了。诚然,我决不否认,精神追求型***也会因绝望、失意、打击而落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个国家就会面临重重危机了。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人家手里有绝对的权力,确看着那些大老板开名车,住豪宅,玩美女。 明明自己高于他们为啥不能和他们一样呢?
不平诞生,自然要想办法了.........
  我敢说,我能做到“当官不挣钱”,只为我的理想和报负。  可是----  没有人给我机会。  或者说有机会我也争取不上。  考过一次***,  结果当了炮灰了。  
  自古以来升官和发财是密不可分的,请楼主不要强人所难。
  一名***的名言:    当官不发财 请我都不来
  相信“挣钱不当官,当官不挣钱”,还不如继续相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香港大学生上街游行,打出“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标语,游行迅速蔓延到全社会。在巨大压力下,时任港督的麦理浩下达手令,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葛柏逃脱的原因以及检讨当时的反贪工作。              百里渠在随后的报告里,详细分析了反贪机构存在于***机构内部的弊端,并建议建立一个独立的反贪机构,“以挽回公众信心,否则政府永远是被民众质疑与声讨的对象”。              其后,《百里渠报告》公开发表,日,香港廉政公署依据《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成立,廉政专员由总督委派,并且仅对总督负责,其他任何机构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根据“调查、预防和教育”三个任务,廉署下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及小区关系处三大部门。廉署不属***系统,但所有职员及主管的薪酬全部对外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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